（五）“后楚”人熊绎为什么到潜江的黄罗岗
（五）“后楚”人熊绎为什么到潜江的黄罗岗这第（五），有推理故事的成分，但芈姓楚人隐居在现今的潜江张金镇黄罗岗遗址，并在龙湾镇放鹰台修筑了章华台遗址也是历史事实。
当时到潜江的芈姓楚后人，以熊绎为首，是一支胸怀大志，有雄图大略，且极具战略眼光的楚后人。据史载，他们可能迁都在枝江附近停留，但时日很短，便突然去向不明。为什么？
我认为后楚人在枝江的停留只是虚晃一枪，因为此后的楚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便不知所踪了。他们到当时潜江地域的黄罗岗，史上竟然会没有明确的地点记载，历史存在着一大段空白。古今中外都有人通过考古、史籍记载，企图找寻这楚人段时间的踪迹，反复猜测，多地求证，就是没有想到当时的楚人会潜伏在现今的潜江。这种“没有想到”，是否为当初楚人神秘失踪所希望得到的效果呢？！
因此我怀疑，楚人迁入当时的潜江，是秘密地行动，是在危急背景下采取先抑后扬的有意之为。
据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第一章：楚文化的渊源》（12页）载：
夏代末期，殷人由东向西推进。他们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祝融部落集团既受到殷人的文化熏陶，也遭到殷人的武力打击。他们的社会在缓慢地进步着，他们的部落则逐渐地离散了。
自有祝融之号以来，这个部落集团就受着强邻的胁制。到了夏、商两代，他们已陷在四围都有强邻的境遇之中，分崩离析已成为他们无计规避的命运。祝融八姓分布呈星散之势，就是他们这个部落集团在上古民族流徙的民族冲突的旋涡中解体的表现。《国语·郑语》说：在祝融八姓中，“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
可见，商末周初，这一支楚人也在风雨中飘摇，随时随地有覆灭的可能性。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与楚人同宗的“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司马迁在写《楚世家》时就明言，他们一会儿“在中国”，一会儿“在蛮夷”，已经流离失所，或者是在开始“玩失踪”。
又据《竹书纪年》记载:“(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这里的“荆”应当是指当地的荆人，因为在此之前商讨伐了楚人的盟邦昆吾、豕韦、大彭等,同样,作为夏盟邦的荆人也必然受到讨伐。荆蛮位于江汉区域,故“商汤”（实际上是殷商在盘庚迁到武汉的盘龙城后）在江汉区域也会毫不留情地翦灭夏的羽翼，包括这一支芈姓的楚后人。
鉴于上述背景，我猜测，因这一支楚人有同宗昆吾氏、彭祖氏，被仿冒“商汤”的“殷商”之“汤”亡国的前车之鉴，而本系的季连族人又逢“中微”的没落，流离失所，可谓是危机重重，亡族之险会随时发生。他们既要求生存，又胸怀复楚族而重兴的强烈梦想与憧憬。同时，他们首先应该有如何保护自己族群安全这样的头等大事，包括首脑人员安全，不被“斩首”，更要防止本楚族被强邻或劲敌追杀、乃至灭族的高度警惕性。
这是先楚人的背景。西周时期的后楚人，他们的背景又如何呢？也是危机四伏，且形势更加严峻。
周成王赐芈姓封楚国后，到周昭王时，曾两次遭遇王朝性的南征楚国，楚国成了西周王朝的敌人。第一次周昭王南征，有金文的印证，行军路线，大军出师和回朝的时间都比较明确，大约在公元前980年，且是大胜而归，掠去楚国大堆财宝。不久，周昭王又第二次讨伐楚国，且声势浩大，军威更甚，但却惨遭失败。历史上有关周昭王的第二次南征史料奇缺，只有周昭王死掉的记载。一个国君死于伐楚，外加上周王朝的主力，或许还有诸侯的兵将，也在这一次伐楚中损失惨重，作为草创初期的楚国，面临着周王朝、诸侯的巨大压力，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西周举国所指，诸侯窥视，处于人人得而诛之的险境，芈姓楚人担心报复，甚至于灭国亡族的可能性随时都有，形势可谓前所未有的严峻。未雨绸缪，任何人或族群面对这样的形势，都必然会制定应对策略。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且这种“走”，第一，要走得无影无踪，让你找不到，猜不出，那才算是“上策”；第二，所到之地要安全、可靠，无后顾之忧；第三，所到之地要有发展壮大的人脉，有战略的出路和拓展的前景，这样才能达到走的目的。
从其险恶的环境猜测当时芈姓楚人的心理之故，我认为，熊绎这一支后楚人迁徙到当时的潜江地域，可能是一次极隐秘、有预谋的落脚安全地，而后韬光养晦，采取先抑后扬之谋略的行动。
据由中国考古权威邹衡先生撰写的《潜江龙湾：1987——2001年龙湾遗址发掘报告·序》载：“初步判断，自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始，至楚灵王建章华宫，即自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特别是自春秋早期后，该遗址就成为楚国的中心居址，是楚国王室成员活动的中心区域，是楚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可见，熊绎所隐藏的地点，就在当时的潜江地域之黄罗岗。
据《楚国历史大事记》记载，周昭王讨伐楚国在约前10世纪的周昭王至周孝王前期。楚王熊渠到当时的潜江地域，在约前10世纪末至前9世纪中，是周孝王至周厉王时期。这支芈姓楚人到潜江后，经过一个多世纪隐姓埋名，不露锋芒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便开始初现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
熊绎领导的芈楚人是如何秘密迁徙到当时潜江地域的？有多种可能性。
我猜测，有几种可能性：可能是楚人早就派人“打前站”，到当时的潜江地域，找有兄弟般情意的荆人联系避难；也可能是当时潜江的荆人主动去接洽，邀请这一支楚后人到潜江避险，且落脚的地方都早已安排妥当。只是如何掩人耳目，不被发现的问题要解决。于是，就有迁都“枝江”的背景。从枝江到当时潜江的黄罗岗，距离不远，但也不近，大约九百公里的路程，极适于秘密迁徙。如果利用南方水网密布，湖泊珠连的地理优势，采用当时水路交通工具舟和桴潜行，水陆兼程，更是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我有这种猜测，是因为“荆、楚”经常联称，且他们也隐居于当时的潜江之“荆地”，说明他们应该是关系密切到不一般的族群，这是其一。
其二，荆人和楚人，都是炎帝的部属、队伍，炎帝以“火”为官名，而祝融就是“火正”。荆人以水稻种植为生，信仰太阳与“火”，是炎帝的老部下，而祝融就是“火神”。他们志同道合，可能先楚人常常与荆人联军作战，早已有悠久的战友之情。
其三是，这支楚人是祝融的弟弟吴回的后人。祝融是帝喾的司徒，主管南方，犹如南方文化的“宣传部长”。他们的分工合作是，南方荆人通过“顺阴阳”，紧密结合自然规律进行水稻种植，祝融以“明教化”为职责，详细介绍南方的顺阴阳之种植经验。
祝融被帝喾杀后，启用祝融的弟弟接替祝融的职务，仍然叫“祝融”、“重黎”。所谓“重黎”，据《国语·楚语下》说：“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重和黎，他们都是火神，不过一个管天界之火，一个管人间之火。名字可以合称重黎，二而一，一而二均可。重黎也可以理解是《周易·离卦》的“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也有“明两作”的意蕴。左丘明的《国语》载“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所谓“昭显天地之光明”，就是将几千年来荆人在水稻种植中形成的经验，以及太阳恩、大地德的自然精神，转化成天理人情的人文道德理念，进而对天下人进行教化的行为。这就是儒家文化“顺阴阳，明教化”的产生过程。
这种“顺阴阳，明教化”的理念，综合了南方荆人水稻种植文化和楚人祖先祝融的功绩，构成后来《周易·离卦》的内涵，这就是所谓“光融天下”的“祝融”文化。而《周易·离卦》的主题，就是要学习离卦，使人的道德纯正，并以道德之光连续不断地普照天下，教化人民，走向文明大治。或者说，作为司徒的祝融，彰显、行使的职能，是荆楚人的文化结晶——《周易·离卦》构成的综合成果。
祝融能够将太阳与天地的光明之自然现象，引入人文道德领域，通过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彰显，说明万物与阴阳的“生柔”关系，并进行“天人合一”的教化。从这一点来说，祝融很有可能是儒家文化理论体系形成的最早祖先，是南方荆人文化最好的“宣传部长”。
更重要的是祝融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对南方荆人精神的肯定和高度赞扬。这无疑会获得荆人的好感与心理认同。
再者，祝融要说明太阳与天下万物生长的关系，进行风俗性教化，“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而这个“乐”没有比“鸡鸣歌”更合适的了。而潜江就是“鸡鸣歌”的发源地，这是南方的“纲纪”性音乐。所以祝融为帝喾的司徒，很可能是以当时的潜江为根据地。《山海经》中，每逢谈及音乐，必称鸾凤。鸾凤与公鸡都是“知时鸟”，而鸾凤又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载：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所谓“离”，指《周易》的“离卦”。而“鸾”，就是“凤”，又称“鸾凤”。证明楚人的祖先祝融，是以“鸡鸣歌”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导，在进行“明教化”的普及宣传教育。
由此可见，当时的潜江，可能是先楚人祝融任司徒的根据地，最少是潜江地域荆人的常客，关系非同寻常。荆人对祝融也视如神人，敬奉有加。所以，当祝融的后人落难时，潜江的荆人重情有义，及时伸出援手，是情理之中的事。
总之，荆人和后楚人的关系，有深远的历史友谊渊源。但是，无论是什么情况或背景，这批楚人终归是在险象环生的时刻到潜江落脚了。至于是后楚人来投靠潜江的荆人，还是潜江的荆人去与这一支楚人接头，邀请他们来潜江的，都不得而知。总之他们是神不知鬼不觉，秘密地从枝江附近迁到了潜江的黄罗岗，并安顿下来，且一住就坚定不移近五百年。
我是龙湾放鹰台遗址和楚人居住的黄罗岗遗址发现人之一，当时是荆州地区博物馆的阎频老师负责整个文物普查队的指导工作。黄罗岗遗址给我的印象，四周都是一片茫茫的田野，地面泥土黝黑，有缓缓的起伏，几乎没有可以指出其确切地点的坐标，可谓偏僻、隐密之极。但在春秋时期，黄罗岗可能是一片水陆相间的地貌，其东可能是一望无际的沧浪水，更加隐秘而宜于生存或遇险转移。古今的人们探寻春秋时的楚郢都有了几千年，直到1984年，才出人意料地在潜江浮出水面。我想，这大概就是当初的荆人和芈姓楚人所要的效果吧！
据《子囊城郢》典故载，《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初中作文，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即公元前559年，楚国令尹子囊临死时，嘱咐继任者子庚一定要修筑好新都郢的城墙。后人以此典故，称颂子囊是至死不忘保卫国家的忠臣。这个故事说明，楚人迁都潜江后，没有修筑城墙，子囊要求：必须修筑，以保安全。
据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第127页）载，“郢都真正筑起城来，是在平王十年，怕吴师来袭才筑的。”作者根据史料认为“筑城无益”，例如“司马沈尹戊认为筑城无益，理由是‘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无亦监乎若敖、昐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这还是出于外线作战的指导思想。”
但是，根据《左传》、《水经注》、《括地志》等史书记载推算，楚“方城”修建于公元前688年冬伐申之后，公元前679年伐邓以前距今2680多年。与齐、韩、魏、赵、秦、燕等国长城比较，齐长城修于公元前408年，韩长城修筑于公元前355年，魏长城修筑于公元前361年，赵长城修筑于公元前333年，都比楚“方城”晚修了300年以上。至于秦、赵、燕所筑拒胡“万里长城”皆比楚“方城”晚修380多年以上。如果说楚人不愿修郢都城，外线作战的指导思想就是为什么要那么早就修“方城”的原因。
但到公元前540年到535年，时过19年后，楚灵王便举全楚国之力，用六年时间营造了天下第一台——章华台。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开创了我国帝王园林化宫殿建筑的先河，代表着当时土木建筑的最高水平，号称“中国园林建筑的鼻祖”，但前后却没有听说郢都城墙、建筑如何如何的说法或记载，估计楚灵王把先王留下的钱都堆到了章华台，把《子囊城郢》的忠言早已忘记到九霄云外了。
在楚灵王时，潜江的郢都仍然没有修筑城墙，只有一种叫“棘围”的寨墙和寨门。楚灵王末年发生政变，左右逃遁一空，他独自向在张金的黄罗岗之郢都走去，累了，就匍匐而行，到了郢都。据《国语·吴语》说：“将入于棘闱，而棘闱不纳”，说明楚灵王回到郢都，想通过“棘围”入城，而守将不开棘围之门。证明当时的郢都，还只是一种“棘围”的栅栏性寨墙和寨门。
在春秋史上，芈姓楚都在潜江是安全的。唯一一次楚国郢都沦陷，是公元前506年冬天，吴王阖卢在伍子胥、孙武的辅佐下，率领三万徒兵偷袭楚国郢都，五战之后，终于攻入郢都。且伍子胥为了攻入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利用冬季进行偷袭，我猜测其意图，主要是利用枯水季节，专门疏浚了一条离他家乡最近的河流，史上载称“子胥渎”，而后沿着古涌水的自然堤，向西疾行约数公里，突然偷袭章华台，而后又沿着章华台通往黄罗岗的“楚灵王渎”攻进了楚郢都。要不是有伍子胥，吴国人根本就不会知道楚郢都在什么地方。可见，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没有伍子胥，也不会有楚国春秋史上唯一一次在当时潜江地域的楚国郢都沦陷。
潜江荆人对芈姓楚人的隐藏之深，荆楚互相关照的情之切，也体现出一种愿同生共死的族群友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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