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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的比较

2019-12-22 10:08| 责编: 国学在线| 查看: 699| 评论: 0|作者: 李开金|来自: 作者投稿

摘要: 关于《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的比较   —与宗福邦先生商榷由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以下简称《汇纂》),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家媒体对它赞誉不断。《经籍籑诂》(以下简称《籑诂》)是清朝乾 ...

关于《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的比较

—与宗福邦先生商榷

         

   由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以下简称《汇纂》),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家媒体对它赞誉不断。《经籍籑诂》(以下简称《籑诂》)是清朝乾隆、嘉庆之际,阮元主编的集训诂学大成的巨著,当时的国学大师王引之、钱大昕等都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宗福邦在    《汇纂》出版后,写了《精品意识、团队精神、严谨学风》(《武汉大学报》2004年10月29日)一文,该文略加修改后,又刊于2005年第5期《武汉大学学报》上,对《汇纂》宣传的调门很高,甚至连“涵盖……训诂史的全部成果”这样的话都用上了。长期以来,宗氏从不孤立地谈《汇纂》的成就,而总是运用数据,通过与《籑诂》作比较来说话。然而由于他依赖的数据并不确切 ,又贬低了《籑诂》的成就,因此关于《汇纂》的种种夸耀之词,是严重不实的。

    一,数据比较与《汇纂》的所谓巨大成就                                                            

宗氏比较工作的基点,是《汇纂》与《籑诂》两书引书的列目数。这个问题有专门说说的必要。

他在96年文章中说:《汇纂》主要列目书共260多种,“除已网罗的《籑诂》列目的80多种典籍”外,又新增约“180”种。该文还特地说明《汇纂》与《籑诂》两书收录的资料条数分别为50万与16万。他还说, 《汇纂》总字数原估计为1000万,是《籑 诂》的3倍;最后是1300万,增为《籑诂》的四倍。我们以×代《籑诂》,列成公式是这样的:

260:80=50万:16万=1000万:3×=1300万:4×=《汇纂》的伟大成就。

天下竟有这样巧合的事。260与80这两个数是基石,《汇纂》伟大成就的宫殿建筑在它上面。

《汇纂》出版了,后附列的引用书不是260种,而是227种。而且它将《经典释文》一书算作14种,《汉书》与《汉书音义》分别算作2种……。如果用《汇纂》计算引用书的相同方法,那么《籑诂》列目书就不是80种,起码有90多种。可见宗氏所说两书260与80这两个数的对比,本身就不能成立。

更主要的是,依《汇纂》引书列目原则,如《籑 诂》[戎]下:《通鉴》注引《风俗通》;[宫]下:“《广韻》引《白虎通》。其中,《风俗通》等二书不该列目,而《通鉴》注二书则该列目。像这样该列目而未列目的书依本人初步调查,《籑诂》中多达180种以上,事情也真巧,《籑诂》的实际引书近260种,而《汇纂》则差一大截。

宗氏抓住80这个数字,乱给《籑诂》扣帽子,其中两桩是惊人的。第一桩是关于超过大小徐的。他的文章宣称,《籑诂》“抹杀”了徐铉、徐锴的成就。小徐的《说文系传》见于《籑诂》“私”等字所引,《籑诂》所引《说文解字》只能是大徐本。逐字征引9000多条,将全书按字归位搬进了《籑诂》,成为《籑诂》大殿的大梁!第二桩是关于《广韻》、《集韻》的,他的文章说,《汇纂》新增了这两部书还有其它的书,即《籑诂》未收这两书。实则这两部是《籑诂》所收的最重点的书。按严格的体例征引,从头至尾,一丝不乱。正文部分收《广韻》、《集韻》共有1000多条。

可见宗氏没有通读《籑诂》正文,而且连目录他都没看,在目录字中,163字下引了《广韻》,398字下引了《集韻》;他甚至连《籑诂》凡例都未瞄过一眼。“凡例”专门有这样一条:“《佩文韻府》未载之字。据《广韻》补录,《广韻》所无,据《集韻》补录。凡一字数体通作或作之类,皆据《集韻》附归《韻府》中。”

综上可见,宗氏关于《汇纂》超《籑诂》的种种说法都是从260与80这样两个数字的对比中,按小学生列等式的方法变算出来的(他据此舖写成两书比较的长文,刊于《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五期)。由此可知,宗氏对于《汇纂》的宣传,实为夸大之词。所以,所谓三套说法是严重不实的,有专门评说的必要。

 二,凸现《汇纂》成就的三类不实之辞 

(一)“网罗”说   

宗氏 96年文章说:“《汇纂》网罗《籑诂》列目的80多种典籍并重新辑录制卡”。所谓“网罗”,就是一条不漏。真是这样吗?那么请问:《纂诂》中那未列目的180余种著作,像《广韻》《集韻》等名著怎么都未发现呢?怎么在《《籑诂》中有些列目书,如《隶释·隶续》《翻译名义集》等十多种重要的典籍,在《汇纂》书目中找不见呢?再查具体条目,如《籑诂》“疲,或作罢”,收《汉书》集注66条,《汇纂》收入“罢”字注项{60}只有26条,那40条呢?由此可见“网罗”云云,纯属欺人之谈!而所谓“网罗”之说,又是其余两类不实之辞的前提。

(二)内容“四倍”说

 宗氏说,“就内容而言,《汇纂》篇幅约为《籑诂》的四倍,内容更为丰富全面。”内容与篇幅本不是一回事,宗氏却混成一团。《籑诂》与《汇纂》所引用书目少部分相重,大部分相异。书异内容亦异。因此,宗氏的“内容更为丰富全面”之说不能成立。

 就收录资料实际所引用的典籍而言,在数量上《籑诂》还略高于《汇纂》,而篇幅 仅只《汇纂》的四分之一。这表明两者本不是完全相类的书,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篇幅上作全面的比较。             

 首先,就辑录对象而言,《籑诂》以收单字的资料为主,兼及微量复音词资料;《汇纂》不同,因为宗氏早在96年文章中向世人宣告了它宏大的规模,因而 不得不大收复音词以充数。如{三}字,503注项中 复音词多达462个,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不少材料见于《中文大辞典》,辑录无定则,不见统纪,问题多多(参见《附录》),这不叫“丰富” ,而只能叫驳杂。从宏观上看,体现宋元以来近代汉语成就的代表作基本未收,《汇纂》并未突破经藉的藩篱高墙,多呼吸些新的学术空气,篇幅再厚,也不能叫 “全面” 。                                                                     其次,就收录原则而言,《籑诂》讲究资料的典型性与功用性相统一。资料按其性用分类,突出重点,照顾全面,疏而不漏。以字书韻书为例,《说文》资料按字全收,以定《籑诂》根基;《玉篇》为一般性著作,收其资料不足百条;《广韻》、《集韻》为解决通假异体字的重点书,各收600条以上;《类篇》只收了几条。因为这类著作,像滚雪球似的,由前代滚到后代,越滚越大。《玉篇》与 《说文》相同的,《籑诂》一律不收只收其相异的。因为这些常用书,学者手里都有,又好查,这样处理不但经济,而且对学者把准其内在发展演变脉络大有帮助。《汇纂》于这类著作资料的收录大大超过了《籑诂》,对使用者未必有多大好处。   第三,就资料引用格式而言,《籑诂》是详略互补,详中又省而多变。如《汉书》系学者手头有的书, 颜师古注亦好查,引用它便采用略式 ,引用66条计284字;而《汇纂》一律用详式,引《汉书》仅26条,就有384 字。两者的功用一致,于篇幅的处理上精粗大异,可见篇幅与内容不是一回事。

第四,《籑诂》不少地方是以义项统率资料的,如“罢”,收入“疲”字下,而曰“或作罢”,这是义项而不是注项;《汇纂》收入本字“罢”下,按注语立项曰“读曰疲”。《籑诂》以义项率资料,不仅大大节省了篇幅,更主要是使它的性质起了变化 ,而与《汇纂》不同,不是单纯的资料纂辑之作,而兼有辞典的功能,是具有资料纂辑与辞典双重功能的杰作。《汇纂》与《籑诂》两部书既不无完全同类,就无法作篇幅的全面比较。《籑诂》之“籑”,义同“撰”,而不是同“纂”。宗氏一向以为他主编的《汇纂》与《籑诂》是性能全同的书,可见他是视“籑”、“纂”为同义词。实在错了。宗氏既未通读《籑诂》,甚至连《籑诂》的目录、凡例都未好好看看,又错认了《籑诂》是何等样的书,那么他的《汇纂》超《籑诂》的种种大话,实在是自夸之词。

(三)“全部”说

 宗氏的最新文章说:“《汇纂》涵盖了自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训诂史的全部成果。” 《汇纂》连《籑诂》列目的八十余部典籍都没有“网罗”尽,这等“涵盖……全部成果”的大话,真亏他能说得出口来。

我们要明白,注疏是训诂,训诂专书、训诂性的笔记之类是训诂资料,而一般著作本文训诂也是训诂资料,而且中国训诂史是从本文训诂开始的。举例来讲,如《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徐彦疏·陆德明释文是训诂,但《公羊传》正文,如《隐公元年》“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与《尔雅·释诂》相类,当然是训诂。《籑诂》就收了大量的本文训诂资料。如正史除了列目的就收了《宋书》《南齐书》《北史》《魏书》《隋书》《归唐书》《新唐书》上的资料。因此,训诂史的全部成果,必须不能脱离晚清前的中国全部典籍。只《丛书综录》所载加上晚清之前全国编的所有方志还不行,全部典籍是个什么数谁也说不准。

宗氏参编过的《汉语大字典》主要引用书为1822部,也只能算中国典籍沧海之一粟。《汇纂》引用227部书能算什么呢?宗氏的“全部”说,可谓之坐井观天。

 三,《汇纂》与《籑诂》 资料引用上错讹率比较(据抽查结果)      

宗氏文章说,《籑诂》有不少错误。这是真的。《籑诂》编起是进呈给皇帝看的,所以态度极为严谨,重点书资料纂辑为两次,先辑一次,换人补辑一次。编纂分三级:“编韵”,“分韵”,“总纂”。校对也分三层:分校,总校,覆校,共为八步。(以上见《籑诂》姓氏)。即使这样,老先生们还承认,此书讹舛之处在所不免,并叮嘱“凡取用之,宜检原书。”宗氏在《汇纂》与《籑诂》比较的文章中向我们披露了他们抽查过《籑诂》中“传”、“代”等六个字目所引资料,“平均错讹率在5%以上。”并强调说“比率的确过高”。

《汇纂》编纂过程据宗氏文章的叙述是这样四步:资料辑录——对手抄笔录资料核查一次——审稿——通读一遍。《籑诂》尚有“讹舛”,——《汇纂》能无错吗?不管此书编了多少年,这样的重头书,用此简单的四步法编成,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汇纂》在资料引用上的错讹能比《籑诂》少吗?我抽查它的[三]字目部分所引资料,其错讹率高达20%(参“附录”),为《籑诂》的四倍。这是相当惊人的错讹。

 

 

附录:       《汇纂》 [三]注项读校记

 

一、通读

 

《汇纂》“凡例”开头向我们宣传:本书“力求使读者寻检一字而历代训释一览无遗,查阅一训而诸书用例历历在目”。[三]字部分我认真地通读一过,怎幺就得不到这种感受?反而觉得查此书不如去查《中文大辞典》这类辞书的好,因为此书上有的,《大辞典》上基本上都有,且较此书丰富全面,讲得明白,不会叫人胡涂,步入岐途。

   《籑诂》[三]部主要是“三”字本身注项,也收了少量含三字的复音词注项,共立注项36;《汇纂》立注项503,其中“三”字本身注项41,而复音词注项多达462,因而份量大超《籑诂》。可惜的是《中文大辞典》[三]部篇幅更多达100页以上,《汇纂》还不足5页折合《大辞典》,不过10来页。收录编辑不妥之

处也还不少。这里略举几例:

1.有的注项,明白的不用查,不明白的查了还是不明白,如(210)“三秅 ,则三十稯也。”一 秅等于十稯 。明白此,何必查这一条,不明此,查了还是不明白。

2.《汇纂》注项本身就叫人不明白,如[11]“三者,数之极。《后汉书·黄琼传》:‘无恨三泉’李贤注”;[16]“三者,数之小终,言深也。《后汉书·袁绍传》:‘结恨三泉’李贤注”。这两个“三”的含义本来完全一样,李贤也是这样注的;由于注语较长,《汇纂》编者各取所需,变成两条,两条又不相连,叫人胡涂。

3.多义词查《汇纂》,要当心,以免步入岐途。如[109]“三世,自祖至孙”。只此一条。然“三世”是多义词。《大辞典》6义项,《辞源》三义项。像公羊派解释《春秋》分三世,佛教的三世说,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4.关乎历史沿革的词,查《汇纂》会陷入茫然。如[79]“三公”即是诸侯,[80]“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关于“三公”的注项多达15条,但我们读典籍碰到“三公”一词不明所指查《汇纂》如何对号入座呢?必陷入茫然,而《大辞典》从沿革史的角度,将“三公”的义项排列得井然有序,一查即明。

5.即使意义比较单纯的词,查《汇纂》,也要防止失之片面。如[492]“三足乌,即日也。”根据杜诗仇注引黄生注。《辞源》于“三足乌”释道:“古代神话中太阳内的神鸟。”引《淮南子》高诱注、《春秋元命苞》,接着释道:“故太阳也叫三足乌。”《大辞典》同,并引了杜诗。两辞书的解释才是全面源流兼顾的。杜诗之“三足乌”杨伦注曰“言金榜照耀日乌为之迥光也。”《淮南子》《杜诗镜铨》都见于《汇纂》所列的书目,还有《史记》上也有“三足乌”。这三书资料的辑录者都不收此词,证明《汇纂》于资料的辑录随意性是很大的。这样的资料《汇纂》有多大价值,是应该多打几个问号的。

6.特殊领域较生疏的词,查《汇纂》心踏实不下来。如[503]“三千大千世界,即释迦牟尼佛化境。”王维《游悟真寺》赵注引《释氏要览》。赵氏所引《释氏要览》一段话相当长,这是第一句,首先肯定是释氏化境,下面从“此山有八山绕外——故名三千大千世界。”才是具体解释此化境名为三千大千世界,这也才是对三千大千世界的真正解释,《大辞典》《辞源》编者都是这样看的。《汇纂》取例一味求短,有时连基本义都不顾。

7.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范畴,看《汇纂》要百倍警惕,不要跟着所立的错误注项走向错误。如关于“三纲”“三从”的收了7条建6注项。“三纲”之说肇端于秦(见《韩非子·忠孝》,由汉代董仲舒正式提出来,然有人解释《论语》)“殷因于夏礼”之“礼”“为”“三纲”,这就将三纲变成从古就有的东西,《汇纂》[420]收了这一条,铸成大错,又女子“三从”,核心是要女子讲贞操。我们知道“有子而嫁,倍夫不贞。”是秦始皇时的东西,先秦不但不讲“节烈”,而且强令民间年青寡妇改嫁,(见《周礼·地官·媒氏》)。《仪礼·丧服·经传》是记述天子以下,人死后相互哀丧的礼节、服饰,与“三纲”毫无关系。《汇纂》注项[419]收胡培翬正义,[502]将《丧服传》本文紧接《白虎通》“三从之义”下,错误之极。中国“五四”以前的所谓学问是以经学为主,不少名家是通过注释典籍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注疏中的复音词所反映的东西不是宗氏所驾驭得了的。《汇纂》全书收了多少像[420] [419]这样的东西,将会造成何等样的恶果,谁说得清呢? 

二、核  校

 

用本人手头的能与《汇纂》对得上号的著作,即《十三经注疏》、 《四书五经》、 《楚辞》注:《文选》六臣注及江淹、王维、李、杜、温庭筠、黄庭坚等人集注,核对《汇纂》[三]部所引书例计277条(约占总量的1/2),发现各式各样错误50条以上,占20%这里拣其较要紧者披露如下:

1、错综字:[24]“终朝三拕之”,“拕”当为“褫”;[44]为春秋穀梁传作注的范甯                                    不作“寕 ”(人名用字不能改);[151]“隋王”本为“随王”;[226]“集注”当为“集传”;[266] “号饕餮” 之“号”本作“盖”;[376]“三材”本为“三才”;[470]“徹”五臣本当为“撤”

2、篇章错:[79]《周礼·天官·掌次》当为《天官·幕人》[333]《周礼·秋官·司刑》,当为《秋官·司刺》[497]《上书谏吴王》当为《上书重谏吴王》(两篇均见《文选》)。

3、所注释的对象错位:[160]“天子事三老”陆德明释文,按此本为“天子兄弟五更”释文;[306]“虽日用三牲之养”邢昺疏,按当为唐玄宗注“三牲,太牢也”邢昺疏。

4、注释者错位:[175]《楚辞·大招》蒋之翘注,当为蒋骥注;[123]李善注,当为李善引《汉书》曰。类似这样的错误达10条之多。

5、句读误(不影响文意者一律不计):[227]《周礼·秋官·行人》“三享王礼”,按全句为:“庙中将币,三享。王礼,…。”(见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230]《周礼·春官·大司乐》“桑之琴瑟。”应为“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同上);[273]《礼记·王藻》:“特牲三俎”,当为“特牲,三俎……”(同上)。[496]《礼记·祭义》 “三夫人缫三盆手”当为“三夫人缫,三盆手”(同上)。[391]“淮以北沛·陈·……”“彭城以东东海·吴,……”“淮以北”“彭城以东”当施逗号。

6、衍,脱:[193]三秀,谓芝草也,“谓”字衍;[429]任渊集注,“集”字衍。(56)《王巾<头陀寺碑文>》“…”吕向注,“王巾”前应补“文选”二字;[194]《次韵文潜同游王舍》本为《游王舍人园》末脱“人园”二字;[258]“三品者,三色也”,按孔疏原文为“郑注以为金·银·铜三品者,三色也。”脱“金银铜”三字,[450]注引《通典》曰…应为任渊注引,[475]“三牺,祭天地宗庙之牺也”本为“三牺,祭天地宗庙三者之牺也”。

7、按汇纂》规定的“引书格式”行事者,终成大错:[135]曾益笺注当为顾予咸补辑《晋天文志》。[365]曾益笺注当为顾予咸补辑《寰宇记》。《汇纂》用的上古80年版《温飞卿诗集笺注》,标明[清]曾益等笺注,有个“等”字;且王国安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明白告诉我们:本书“是明末曾益编集作注,顾予咸加以补辑,其子顾嗣立补注重订的。”注中凡加“补”的为补辑,出自顾予咸;出自顾嗣立的加“嗣立案”。《汇纂》的负责人根本不看“前言”,所定温集引书格式单纯一条为:“温庭筠《夜宴谣》”“ ……”曾益笺注。还有[13][233][234][300]都依“格式”标马瑞辰传笺通释,也是大错特错。马氏书名为《毛诗传笺通释》“传”指毛传,“笺”指郑笺。此书是为《诗》毛传郑 笺 作释。正文是先列《诗》本文,接着是传,再接着是笺,最后是“瑞辰按”,“按”中本人的话就是“释”。正确的标法就是马瑞辰通释,“传”“笺”怎能置于马氏名下!

宗氏主持《汇纂》编纂,“引书格式”一错,全书通体都错,仅[三]字不到5页篇幅,就发现《温飞卿诗集笺注》等书六例之错。

  

  (作者:李开金,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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