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三重奏 文/王冠 此文通过符号与觉悟、制度与情志、创新与传统三个关系范畴，浅涉古今东西学术文艺诸内容以求贯通，受限处因仍是知性的办法，遂仅为个人思想视角下的文明导图…… 1. 符号体系和觉悟的人 人不同别物，全在感知力。先经感官通道，再由思维整理。感官，人与死物之别。思维，人与动物之别。言及“心灵”或“精神”，其一指理性觉醒，倚仗归纳演绎技巧，形成普遍认识规律，得到务须变化的理念；其二，在理性之外的浩瀚宇宙中，深藏着思维不及的灵性真谛。 直至人创造语言，始成地球之主。语言组织起繁杂的社会现象，显现人脑思维特性。谈话，好似思维交配，打趣到快感，结出符号编排的果实。观察幼儿可以看出，人类早期不应察觉语言乃作为“符号”工具而存在，分不清椅子“一词”和椅子“一物”，亦不觉头脑中椅子“概念”和椅子“语词”的微妙差别。婴孩伸手抓大人脸，乃不觉我他之别，以为浑然一体。“语音符号”的创造及迟来的“文字符号”，是智力对体力的抑制，人脑思维以加速度发挥。 数学是天才的发现，人脑思维于单向度演进的结果，天才都是偏激的跛子，数学的偏颇亦如梵高的疯癫。算术，产生于人脑对时间的单向度模拟。几何，源于人脑对空间的单向度提炼。其并非时空本身，起初物我两忘，到后来才被意识到，如语言似的。通过数字及点、线、面等“数学符号”的驭控，抽象思维切割经验时空，理性解放后狂奔。 “符号”变通后可疏通日常生活。人之成熟在于了解人性的形貌，情感的最广边界和最小变化方式，如小姑娘熟悉怀中布娃娃的每处样子，知其是假又知如何与其打闹自娱，世故是成年后还能与娃娃一起撒娇来勾引心仪的男人。伦理学源于七情六欲的人性*交集，东方圣贤制作“身体符号”，配合“音乐”“服饰”“建筑”等“艺术符号”创造“礼乐”文明，从此世世和睦。这是人之理性向人之不确定领域的成功延伸。即，当人脑思维遇到情感、人欲、好恶等嬗变的非理性世界，如何配置出最优符号系统使之合乎目的。 谦虚萌发于人与自然界的博弈，遂在挫败感中坚起心念，摸索万物运转规律。“图案符号”在巫术中被使用，人心暂且得到“伪规律”的安抚，偶尔得逞只因自然律与巫术行为恰好撞上。科学真理在历史前进中脱开羞赧的“象征符号”逐渐浮出水面。先是苏美尔人、古埃及人、中国祖先等东方式的技术性应对，以经验方法用“临时符号”处理问题。起自古希腊人的西学发挥抽象思维，创建“确定符号”探究事物背后的一般原理。中世纪为证明上帝存在，西人得到形式逻辑的推论训练。到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以逻辑思维做底，注重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实验。物质，在古希腊之后又一次全面的被“物理符号”切割，分成体积、质量、速度等概念，并以立方米（m³）、千克(kg)、米/秒(m/s) 等概念计量，从而为变化的物质世界找出稳定的运动法则。将经验到的自然当做重要的认识对象，物理学的发现配合数学的表达，诞生出各种定律。“符号”的创造就是“认识工具”的创造，人类思维从此向宇宙万物延伸。 现代学术体系，将古今学问归纳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是为人类文明的集中营。当一个现代人在享用受赐的智力天赋和累积的知识资源时，是否会浮现如康德般对理性边界的质疑？我们的确是擅用符号的高手！对各学问科目都认定为“符号”不免牵强，但若了解它由严禁至松散的各式形态，就会发现同质性。征服，是符号的野心，实为人的野心。文明，也是暴力的展演。从马其顿、古罗马、波斯、秦、阿拉伯、蒙古等古代帝国对国土疆界的扩张，到几次航海大发现对地球的地理空间的扩张，再到资本主义以金融手段于世界人心的扩张，乃至现代知识爆炸于宇宙时空无止境的扩张。文明与暴力是不分的，是一尊实体的阴阳两面，近观彼此叛逆，远观和好如初…… 人在符号的运用中，易将它与实体混同。所谓“客观”，不过人之主观思维的“一般性”，创造各式符号对不同性质之物加以操控的“共识”，人脑可共同理解的“重叠区域”，并非真的存于外部世间。这种能力指向人类生活，社会秩序就会形成。这种能力指向思维自己，理性真相便会出现！思维的伟大处，在能反转，扮作客观视角看自身的模样，理清结构后暴露局限。思维力之强盛，则我与“我”亦不能同在一处。我们始终身处物的外面，以人之先验思维运作，终究隔岸观火，物我两分。 因感官欲望的贪得无厌与感性认识的顷刻即变，智者创造符号，编排学问体系并使其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学、欧几里得的公理、经院哲学与犹太人的戒律、儒家的三纲五常规矩、写实绘画的透视法、牛顿与爱因斯坦的定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度、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法则……感性能量的上升通道，与理性模型决然不同。从动物的感官刺激升华为心灵的觉醒通达，若此皆为人类漫长进化中由经验点滴汇聚的能力记忆，人与宇宙的究竟觉悟是否亦由造物深植心灵之中？理性为人类通往终极真理默默建立渠道，最后的一跃是超越性的，顺带丢弃符号。于是，佛教的轮回修行说才成为天才顿悟者的合理解释，也与人类基因的遗传天赋观在形式上吻合。 传统东方以心境修行替代思维认识。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哲学缺少认识论，其实是因对待宇宙本体层面，西人以“有”为宗，东方则以“无”为本。以“有”为基础，万事万物皆可剖析到最小单位的组成，寻找运动的机械原理，从而生产一套稳定的符号进行控制，此为西人的认识能力。古希腊如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巴门尼德“没有什么是变化的”、芝诺“飞矢不动”、毕达哥拉斯“数是万物的本质”、柏拉图“理念说”，现代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牛顿“机械运动规律”、马克思“科学唯物主义”，皆是“有”之思想的充分发挥。近代西方经验派所谓的注重感觉，也不会导向东方式的内心觉悟，只是为最后科学实验的认定开辟出经验的战场。中国、印度之学术，与西人发挥部位天然不同，表面上缺少认识能力，根本上为本体论不同使然。“无”与“空”是东方哲学的两个范畴，于道家、佛家可见。此处有一层语言文字之障，当“有”“无”二字被语言文字共同造就时，性质大不相同，超过所有其他词性之别。我们所知的一切物质与意识皆在“有”之维度中，可由语言统归一部。“无”字一出，并非语义上“有”的简单对立，是以“有”之维的感官与思维不可触及的另一维，如何指涉？“无”之无奈！“空”之再一维，贯穿于“有”“无”两种决然差异的存在之中，由印度智慧最先达到，实体、实相、本体、本性、本质、如其本来……此一维亦不能以西人认识论方法进入，因这是“有”界的办法，会落进“符号”之中。非现象、非思维，既不执着由感官得到的现象，也不用思维去分别概念。若取刻意回避，又是思想意识的更深一层分别与执着，于是并不能离开现象界而求“空”。《心经》言“色即是空”，“色”与“空”原是同一实体的不同显现，能得到哪一面全在观者的境界。西方直到黑格尔才将逻辑学与认识论相结合，成为辩证法，不及印度因明学更聪明。西人以感官与思维认识外物与人身，其实与身无关，因不涉及身后心。东方人于心境处下手，提高境界才能不受障于“色”与“识”的感知局限，具有认识世界真面目的能力。“境界论”与“认识论”实为不同层级的感知活动。 “符号”指向“概念”，“概念”是“实体”经由肉眼与头脑加工后的反应。必然的，实体>概念>符号。图案符号、文字符号、数学符号、身体符号等，都是人从“实体”处形成片面“概念”所用的各种工具。例如，没有人能真正懂得历史本身，但能感知局部历史形成认识概念，再用语言符号表达出来；没有人能懂得月亮本身，但可以通过勘察与实验，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述。“实体”与“符号”之间隔着几层至此自明。人与人在概念认知与符号表达之间的错位产生交流障碍，人作为一个本体与另一个本体之隔就是宇宙永恒的孤独。于是，才有对友谊与爱情，哲学与艺术，直至终极觉悟的锲而不舍的层层追求！ 人类文明起始之初，有着早期的和谐昌平，世间纯洁生动，未加符号束缚的情意流淌，源是审美世界的雏形。逝者如斯，通达无碍。智慧如野兽凶猛、处子清明之徒，直接觉醒悟道，不再受轮回之苦。后来人世奸险败坏，经轴心时代来救，现出圣贤规矩，自此文明全胜。至现代，笛卡尔《谈谈方法》为科学定下思想基调，智力倾泻，资本扩张，知识与经济阻断了觉悟的通道。再后来，符号在移动中互联，织出恢恢“天网”，终于渐积到虚拟的极致，抽象模拟了肉感，符号与人同心同德，只等一齐创出未来文明新纪元。
2. 制度建设和情志造形 人的灵性较动物越高，问题与罪恶就越多，须合理建立制度。符号的抽象与牢固，为社会走向稳定担负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基于人与人权利的平等，私有财产的受保障，个人生活方式的自主，形成“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西方引领世界寻找大一统的制度建设。印度人的“缘起性空”使其无意于历史进化，甚至传承与记录亦没有，还要向唐朝人寻他们的古代史。中国道家哲学的“无”之境界，使社会生活重变化而轻进化。儒家重人际亲和，轻思维逻辑。墨家之“墨辩”被儒家之“礼乐”遏制，伦理道德之学昌盛。权位大小、悟性高低，于政治、学问两方面组建人治等级社会。宋明理学追求确定之“理”，其不过人际伦理之“道德符号”的更严密制定，再企图将其统摄进自然法则之中。自然科学既不能因之而生，又因太过苛刻造成人性束缚。法家虽依法治国，但其制度乃基于对君主权力的绝对维护，因而在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启蒙思想的观念。 动物生而感受当下，有发达意识的人，才会追究过往、担忧未来。理性人通过对记忆的反思与间接经验的吸收，对未来做出预估。即，将所有可能在时空中出现的问题统一汇总，编定一整套秩序法规，应对不安的社会人心。实际状况超出预估，制度亦将随之补充与完善。一张“法网”就这样在时代观念的进化与资源分配的变化中走向绝对精密…… 文化是社会性的产物，无法规避发展中的制度立场。制度与情志，是文化这一实体的两面，在发展中二者比例亦会发生改变。新制度的建立，产生新的文化形态。新文化形态呼之欲出，就是社会变革的前奏。相应的，当一种制度被认定为落后的，其所代表的文化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时过境迁，我们重新审视一种过去式的文化，心情难免复杂。一方面，它所基于或代表的制度衰败了，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此处正义者是“进化论”；另一方面，在文化的“情志”与“造形”处，古今人性相融，见其精彩如昔，此处正义者是“变化论”。这是制度之“符号性”与情志之“融通性”的天然差别。例如，我们一面摒弃儒家治国的旧学说、旧方法；一面又对儒家君子世界的精神道德心向往之；一面又切实活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虚伪、愚昧的诸多现实之中。如此，“不可要”“很想要”“不得不要”三种心态同时出现在一种过去式的“文化产品”中，如何“买单”使国人基于“无”的变通智慧必须发挥作用。“要不要？”于是变成了“怎样要？” 割断一种有着漫长亲缘的文化是不易的，也是愚蠢的，有这样几种理由：1.它深植于血脉的绵延之中，虽显老态却总会在现实不利时被重新提及，感染力很强；2.西人自觉从其传统中发展，至今已成创新文化主力军，暂处劣势的我们须紧跟时代向前，同时续接传统寻求灵感，并依此获得国际话语权；3.大众对悠久文明的崇尚及生活习俗，使传统文化具有黏合社会人心的有效性与正当性；4.祛除掉传统文化落后的制度性部分，如儒家的重农抑商、君臣父子，道家的小国寡民、愚民使其不争等，其余珍贵的文化精神对现代社会之问题或有补益。未来发展趋势，将从现代制度的建设导向自然、人伦、生命归宿等新问题，传统经典或将提供现成经验；5.东方文本重实际体验，须在传承中见分晓。文化血脉与姿态的延续，为世界文明保存多样性。 古典精神与前卫精神，都是对当下的冲击与矫正。前卫之破坏力，激发人性久被压抑的力量，对主流进行打击以期重构。传统的古典文化，其中不能被进化论轻易取代的隐秘部分，补给着主流文化缺失的深邃。破坏与觉悟，是精神修行的两个永恒主题，作为情志造形的文学艺术最大程度上摆脱符号束缚，对两种精神进行表达。 万物皆具其“形”，并以其“式”承接。精神之中亦有形式存在。知性的形式是“逻辑”，感性的形式是“表演”，悟性的形式是“记忆觉醒力”。知性+悟性=理性，感性+悟性=直觉。内容均来自生活中变动不居的素材，并在此基础上组成更多具体形式。理性反思自身，找到逻辑运作的规律。感性观其自身，由感官经验升入空灵体验，所有表象与观念如镜像般浮现。逻辑与数理虽有抽象之形式，但无具象之“形”——逻辑、算术虽为线性，但算术没有节奏维度与声音张力，因而不同于在时间中造形的音乐，逻辑为文学与戏剧的线性发展提供合理性，造形部分还须交给修辞和表演；几何学亦是一种抽象的计策，只有比例和关系，没有具体大小、位置、形体的空间塑造，因而只能成为视觉艺术的骨架，活跃在肉身消失的纯粹思维之中——因而，知性是枯燥的，知性的美感全在具有知性的人身之上，因人是具体有形的。知性女子具有逻辑之清明，以温婉的声音举止来承接，还可以很性感。 艺术是感性形式的提炼与创造，是为一场高端表演。艺术从感官起始，升华进入心灵。视觉、听觉为艺术造形的主要通道，嗅觉、味觉、肤觉亦独有其情志之力，但因通往心灵的层次局限，才被排斥出艺术的格局。生活情志的造形，嗅觉是香水，味觉是美食，肤觉是性*爱。人在记忆上往往导向嗅觉气味，在对视觉、听觉艺术的品鉴活动中，也常以“有味”形容。现代主义艺术专为“扭曲”“愤怒”造形，反映偏激的情志，产生个性化的另类美学，民主自由社会和知识精英阶层乐享此道。 艺术回应着孤独宇宙，于根本上“无用”。下滑至“有用”处，是作为政治制度上的感性代言和经济制度下的感性产品。前者，如文艺复兴被资产阶级推举的《蒙娜丽莎》，美国民主价值观倡导个性解放的“抽象表现主义”；后者，大至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小至高低品位不同的生活装修。政治代言和商业价值将文艺缪斯从天国拉进现实，在艺术灵感之外，凸显出权力的推动作用、信息的传递功能、美感的消费意义等内涵。 文艺在情志中为世间造形。精于艺术的古代中国人使儒家政治有了形式美感，成为礼仪之邦。欧洲写实绘画的解剖透视虽建立在智力分析的认识习惯中，米开朗基罗的天才让这种思维活跃起来，成为一种情志造形。于是，中国人是先礼后兵，西人是理于情先。中国人是这样一类女人，自信于情感之动容。西人也是女人，害怕情感被伤害，出于自我保护先拒绝了你再缓缓说爱。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的抽象绘画阶段，注重画面背后的理念传达，是西人抽象思维侵入艺术中的表现，既是叛逆也是拓展。而中国人自古的“写意”直至吴冠中的“抽象美”，乃从复杂形体中提炼出简单形体，无涉抽象思维的理论建设，与西方的抽象艺术运动迥然差异。中国古代艺术的理论深度，是生命体验式的，源自东方哲学的境界，超越了思维力。 五四以降，因改造制度的需要，捆绑上了文艺。古代中国文官阶层集官僚与文艺创作群体于一身，改造制度从人之思维开始，文人们含混的思想习气必须要转变为科学精确的。于是，写意的水墨，造境的诗词，一齐被素描和白话文取代。中国人天赋精于艺术，其造形以感性为基础，加入少许知性作用。诗词的意境、山水画的悠远、古琴的飘逸、昆曲的唯美……西人天赋在认识论，其造形以认知为基础，再释放情感。写实绘画的素描基础、交响乐的复杂曲式、戏剧文学的思想结构、芭蕾舞的好似排兵布阵……西人直到现代出现了柏格森、叔本华、尼采才走到所谓生命哲学的路上来。西人不知我们的情谊绵长、慷慨义气，也自然不懂中国式的圆滑、虚伪、假仗义。此天赋自五四以来被改造，大刀阔斧的深入到距抽象思维与制度建设最远的文学艺术之中，成为全盘西化的陪葬。 基于“有”的分析，在“行为人”不变化的基础上，以知识为自己建立安全通道，此处是全景式的，可知论的；基于“无”的创造，以“整体人”直接作为，根据环境情况的转换随机变化，在一个接一个的行动中走出一条预期不可知的现实道路。因而，西方是制度性的文明，东方是情志性的文明。 西人对绝对理性的追求，遂产生完备的科学与制度，这是抽象思维在经验世界中的胜利，解决知识能解决的问题。然而，在关乎“终极真理”和“生活直觉”问题时，并非单纯依靠科学和制度可以解决——物理学揭示出物质运动的规律，但为何是这套规律主导世界，又何为存在的第一推动力（造物主）等问题几乎没有实质性建树，基督教的解释自近代科学发展以来也几乎被摧毁殆尽；而制度的高度完善，对人生意义、归宿并未有直接贡献——同时还要认识到，当历史发展出人性的各种劣根性，单纯依靠“德治”就是滋养虚伪的温床。因此，在多重文明共同作用的当代中国，才使制度建设与情志造形成为双向发展的必然。即，在制度上沿全球规范行进，同时使文化依其本性为情志进行多元造形，在古典与后现代诸景观的融通变化中，对单向度的制度演进做出情志上的呼应，绝非简单的宣传迎合。制度、科学、技术等知识范畴的创造是进化的，因而“新”可取代“旧”，“旧”最多作为参照存在。而于情志生活中，变化天然大于进化，其中艺术作为情感的形式化表达，古今东西融通，前卫的当代艺术和古典的传统文艺在情志造形之处组成别具张力的完整构图。 制度之未来，在充分发展之后，将被情志取代。艺术家的天然觉悟，为下一个文明全面的情志生活做出先导。 3. 网络技术和文化遗产 可将西人之学视为一条由理论迈向现实的漫长道路。古希腊学术以抽象的形而上学为根基，政治、科学、艺术是其分支。近代科学从哲学体系中解放，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还要为科学思想找到哲学支撑。科学本是纯粹理论，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对上帝创造的世界做解，但在方法上是经验实证的。政治与经济在制度上的进步，亦有理论参与建设，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到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再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直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均先由理论技术解决社会建设的基础问题。现代数理逻辑摧毁形而上学的宝塔，解决了西人思想上的负担。工业革命促进物质大繁荣，加速了科学成果向实用技术的转化。西人之“拙”厚积薄发，从理论基础导向社会实践，先慢而后速。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是西方学术的登峰造极，其层层递进的发展，渐渐推导出东方哲学的形貌，其实是人性的统一。 互联网的“祛中心主义”与“蝴蝶效应”是以“无”为本体的文明展现，网络的虚拟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表象既是真的又全不是真的，于是究竟“空”。互联网产生出世界范围的智慧，千年之后暗合了中国之“士”的“天下”观，并将其从个人精神层面纳入到群体现实层面。互联网的伦理特征与东方的人际关系相似，人与人相亲、联结，模拟着高级生物的情志，为非理性的秩序建设搭建世界性的平台。 未来政治的组织形式要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步，商业要在互联网中运作才有希望，文学艺术扩充到网络人间，都已成不争的事实。生活方式随处模拟着网络。高智能人按照自身结构创造网络世界，反过来控制人类命脉，左右后来人类的思维与情志发展。人，成为传统人与机器人的合二为一。天下，成为人类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合二为一。文明在此过程中进入到一个更加高级的层次，或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全看精神如何作为。如果工业时代的危机是战争和环境污染，后工业信息时代的危机就是人类精神的离失。不应忘记的是，即使我们如何拟人化的对待机器，它们仍只是在对人之行为的模拟性创造中“仿佛”具有“情志”而已，精神与物质的不同维度决定着人与机器的永隔。人类智力在征服了又一片疆域后，给自己挖出了更大陷阱。如阴阳循环，成为古人觉悟后应验的新模型。 当代人在互联网时代所选择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人的精神走向。文化于时代，有相合、超越、背反三种。即，主流、前卫、传统。当时代所标榜的价值观为“创新”，则主流跟随前卫成为与时代相合的文化，传统成为腐朽的同义词；当时代所标榜的价值观是“复古”，则主流跟随传统成为与时代相合的文化，前卫是大逆不道的。事实上，除意识形态极端专权的时代，如文化大革命，大多数时期三种文化时态同时存在，被持不同政治、人生、审美观念者信奉。民国时期，王国维们坚守传统文化的保守立场，胡适们引进美国实用主义的主流思想，鲁迅们展开对民族性的前卫批判，各执一词。上个时代的前卫，可在下个时代成为主流，如鲁迅文学在民国与建国后的不同处境；过去的主流在当下成为传统更为常见，政治伦理上如儒家文化，艺术上如欧洲古典主义绘画、交响乐、中国戏曲等；过去失落的传统，于今日再成前卫亦有之，意大利“文艺复兴”、唐宋“古文运动”，甚至孔子恢复“周礼”也被康有为装扮成于时代有革命精神。一个时代越多元，三者交错就越繁复，三种文化时态在精神与审美立场上的相互转化越难明确边界，反应出“人文学”不同于直线式发展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特征。互联网时代唯以“创新”作为主流！一般而言，“前卫”须在内涵上比“主流”更激进，形式上会令“主流”不舒服，但亦可统归于“创新”一部。于是，在“主流”与“前卫”于中国八十年代出现过的短暂对抗之后，因网络技术、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等时代转向，两股力量相合。在时代创新需求的驱动下，共同与传统精神对峙。 自21世纪以来前卫性弱化，逐渐趋同于主流审美，且仍以创新为基本准则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语言发展的框架下保持着概念的纯粹性，并不时与社会发生关系。作为文艺前沿类型，对其大约有如下几种理解方式：1.以艺术史为标准进行的语言创新工作，此为网络时代仍不被大众视觉习惯所理解的根源；2.当代艺术从西方文化发展而来，遂以个性化艺术表达自觉担当传播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责任；3.当代艺术的精神和语言已扩展进日常生活，以其为名进行跨行业、跨学科的交流；4.续接中国传统或直面中国现实问题，以期为当代艺术找到本土化出路的探索；5.当代艺术的产业化，即向大众生活渗透。其一是进入创意产业的消费文化领域，其二是引领生活美学实践，基本可等同于设计专业；6.政府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甚至有成为最重要工具的趋势。 无论是微电影、网络剧、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等娱乐消费文化，还是曾以前卫姿态出现，至今仍在创新之路上挣扎的当代艺术，都可将其内涵归纳在网络技术的整体时代精神范畴中。古代传统文化经典，作为这种创新突进能量的反力，矫正着时代偏颇。官方语境中，在深化改革等发展意识下渐渐产生出的对传统文化的依赖，更多出自政治高度的考量；另一面，于相对滞后的底层民间生活中，传统亦有趋向蒙昧化、浅薄化的危险。对经典文化遗产的回溯与早期前卫精神一道，同将是少数派精英分子的孤独行程。 创造往往先由罪恶开篇，文明的气概视天下为草芥。“战争”打开新天地，“欺骗”为资本完成原始积累，纷纷开辟后世的繁华与新秩序。每次创造，之所以人性未泯，因为还有另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力在同等作用。野蛮战争有人心的太平祈愿，精致欺骗有执拗的坚守。文化遗产是网络技术时代的“不合作”者，在暗处保全着人性能动的完整。传统文化在剔除掉制度性干预后，留下的是生命体验的觉悟，成为灵光闪闪的珍珠。网络技术及其创新价值观在思想理论、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之处的延伸，与古代传统文化经典的启发一道，共谋时代文明新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