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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周易》之制作时代

2014-1-20 23:09| 发布者: 国学复兴网| 查看: 4810| 评论: 0|原作者: 王宁|来自: 国学复兴网

摘要: 《周易》爻辞中的“中行”应当作人名解,确为中行桓子,即荀林父。郭沫若说《周易》不作于春秋中叶以前是正确的。《左传》中的那些“以《周易》筮之”或“其在《周易》”云云的话大多是刘歆割裂改造《师春》而窜入的 ...

申论《周易》之制作时代


王宁


郭沫若于19353月发表了《〈周易〉之制作时代》[1]一文后,立刻成了众学者、尤其是易学家们攻讦的对象。就笔者所见到的,凡是提及郭氏此文的,基本上持的都是否定态度,如陈梦家、李镜池、高亨、金景芳等诸先生皆是。其批评的主要部分,就是郭氏对《周易》爻辞中“中行”的解释和“《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的结论。但窃以为诸家批评的根据却不太令人信服,要推*翻郭氏的说法似乎尚缺乏力证。兹不揣浅陋,想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谈谈关于“中行”的解释问题。

《周易》爻辞中有五处提到了“中行”,即:

《益》六三:“中行告公,用圭。”

又ls:“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泰》九二:“包荒,用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复》ls:“中行独复。”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郭沫若以为此“中行”即荀林父,也就是中行桓子。为使读者看得明白,兹录其原文如下:

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

“中行”之名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左传》宣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

《益》ls的“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卫与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如夏”,高注云:“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盖狄人围卫时,晋人曾出师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与当通。我相信就是《左传》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尽送其及其器用财贿于秦的故事。

》九五的“中行无咎”,《复》ls的“中行独复”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时的故事。“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据这些故事看来,我们又可以断定,《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2]

诸家批评的文字甚多,兹不能一一尽录,总概诸家之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中行”应当作“中道”或“中途”解,即半路上,而非人名。

(二)《周易》中之“朋”皆为朋贝之“朋”,而非朋友之“朋”,“朋亡”乃丢失了钱财之意,则其事非先蔑奔秦。

(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中即有以《周易》筮卦的记载,早于荀林父80年,因此《周易》当成于荀林父之前,则其中之“中行”非荀林父可知。

以上三点,基本上概括了诸家批评的主要论据,但仔细推求,这些说法是甚靠不住的。

我们先撇开《周易》看看先秦其它典籍中所见的“中行”的含义,只有以下四个解释:

(一)中正之道,中正之行。《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集解》:“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荀子·子道》:“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汉书·杨胡朱梅云传赞》:“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师古注:“中行,中庸也。”

(二)军制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杜预注:“晋置上中下三军,今复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军之名也。”

(三)复姓。《通志·氏族略·以官为氏》曰:“中行氏,晋公族隰叔之后也。荀林父将中行,故曰中行氏。”《左传》中称荀林父为“中行桓子”,其后还有中行偃等人。

(四)中列。《吴子·励士》云:“武侯设坐庙,延为三行,餮士大夫:上功坐前行,……次功坐中行,……无功坐后行。”

可见先秦古籍中,绝无以“中行”为半路之义者,《周易》亦是先秦的作品,故解《周易》中之“中行”为中道或中途,殊乏依据。先秦典籍中称半路只曰“中道”,如《庄子·人间世》:“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楚辞·离骚》:“羌中道而改路”;《礼记·表记》:“乡道而行,中道而废”;《论语·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废”。如此等等皆是,但绝无用“中行”者。

古之解《易》者,基本上是把“中行”解释为“中行之道”,如《泰》九二《集解》引荀爽曰:“中谓五,坤为朋,朋亡而下,则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王弼注:“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得尚于中行,尚于中行,尚犹配也。中行谓五。”孔颖达《疏》曰:“得尚于中行者,中行谓六五也。处中而行以九二所为,如此尚配也,得配六五之中也。”这些解释与《论语》中“中行”之义相通。但这样解释或言爻位象数,或附会《传》义,以释爻辞根本讲不通,故今之易学家多不用此说。

把“中行”解为中军在爻辞里是不通的,因为这样“中行告公”就解释不通。

把“中行”解释为中列亦不妥,因为这样“中行独复”就解释不通了。

所以,最为妥帖的解释就是以“中行”为人名,以释爻辞便前后圆通。高亨在写《周易古经今注》时云“中行谓中道”[3],但后来也发现释为“中道”不通,在写《周易大传今注》时便改认为“中行当为人名,疑即仲衍”[4],而认为“行”乃“衍”字之误。可是,如果《周易》中只有一处“中行”,说“行”乃“衍”字之误尚有可能,但《周易》中却出现了五处“中行”,无一处作“中衍”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周易》亦皆作“中行”,故云“行”乃“衍”字之讹亦难令人信服,确当为“中行”。再证之《左传》中的记载,此“中行”也必是中行桓子,即荀林父无疑。

关于《泰》九二中的“朋亡”,诸家认为郭氏解释为“朋友逃亡”的意思甚不确当,认为“朋”应当是朋贝之朋,也就是古代的货币,“朋亡”就是货币丢失的意思,并想以此来否定郭对“中行”的解释。的确,此处的“朋”应当释为货币,但这仍然不能推*翻郭沫若的说法,因为这条爻辞以“朋亡”断句是错误的。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的断句是:

“包荒,用憑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这才是正确得断句方法。“不遐遗朋”是说先蔑奔秦时太匆忙,顾不得送钱财到远方的秦国去打点;“亡,得尚于中行”是说先蔑逃亡后,得宜于中行桓子(荀林父)的帮助。这样解释前后圆通,于文意于史实皆无阻滞,所以第二条指责亦不能成立。

下面说说第三条《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中以《周易》筮卦的问题。

这一条看起来是证据确凿,的确是可以否定郭沫若之说了。但不幸的是《左传》这本书是大有问题的,一般认为是汉代刘歆割裂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或名《春秋国语》、《国语》)并增以己意作的伪经(请注意,《左氏春秋》是真正的史书,而《春秋左氏传》则是一部地道的伪经),里面有大量刘歆窜入的不可靠的内容(此事《古史辨》第五册中的文章辨之甚详),尤其是其中的“以《周易》筮之”和“其在《周易》”云云的话,更是假之又假,那都是刘歆为了张扬他“发现”的“中古文《易》”而做的铺垫。

我们知道,今天《周易》的通行本就是汉代刘歆所标榜推崇的“中古文《易》”,实际上,在汉代诸家易学中,异文异字特别多,因为古人用字很宽,通假字的现象十分普遍,只要是读音相同或相似、相近的文字都可以互用通借,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写白字”,这在古代是允许的,这看看《经典释文》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周易》的经传即可明白,帛书《周易》中的许多卦名用字都与今本不同(如以键为乾、以巛为坤等)。但《左传》中凡引《周易》的文字全和今通行本《周易》即刘歆的“中古文《易》”相同,这本来就很可疑,而且《左传》中解释《周易》爻辞的内容很明显地带有汉学的色彩,这并非是我的发现,因为崔适早就说过了。就以《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那段文字为例,原文是: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成,成子得政。

崔适在《史记探源·序证·变象互体》中对这段记载分析说:

《左》庄二十二年年《传》筮得《观》之《否》曰:“《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姜,大岳之后也。”注:“《坤》下《巽》上,《观》;《坤》下《乾》上,《否》。《观》ls爻变为《否》,《巽》变为《乾》,故曰风为天。”适案:《观》三互五为《艮》,《否》二互四亦为《艮》,《艮》为山,故曰山、曰岳也。是此年之《传》,于《易》之变象互体实兼之矣,岂周太史已通汉学乎?此必刘歆窜入,又窜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陈》、《晋》、《魏》、《田齐世家》也[5]

崔说甚是。如果把这些窜入的文字剔除,《左传》的原文当是: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成,成子得政。

此则全言陈事,前后贯通,并无阻滞,则以《周易》筮卦之事为窜入之徵益为明显。

请再试举一例,《左传·昭公元年》有医和视疾一段文字:

赵孟曰:“何谓蛊?”(医和)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这段文字明显地有毛病,其中“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可以说是“物”,而“女惑男、风落山”却是“事”,并不是“物”,而言“皆同物也”显然不通。在《国语·晋语八》中也记载了这段故事,医和的这段话却是:

“蛊之慝,谷之飞实生之。物莫伏于蛊,莫嘉于谷,谷兴蛊伏而章明者也。故食谷者,昼选男德以象谷明,宵静女德以伏蛊慝。今君一人,是不飨谷而食蛊也,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

这里看出医和是把蛊和谷对举来说理,简明透彻,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而他的话中正无“在《周易》”云云的话,可见那是刘歆窜入《左传》的,根本不是原文。

但据《晋书·束皙传》载,汲冢出土的古书中“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也就是说以此可以证明《左传》中以《周易》卜筮之事并非刘歆的伪窜。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文中辨之云:

《师春》虽被认为是《左传》的卜筮事之辑录,但在我看来,宁可认为是在刘歆编制《左传》时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因为《师春》是关于卜筮之书,不会受到秦始皇的焚书之厄,同时也就可以想到,在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有所藏。……《左传》的卜筮事都是的中了的预言,明明是事后所假托。其最后的事件是哀公十一年,可以知道《师春》的原本一定是哀公十一年以后的成品。[6]

我认为此说很有道理。《师春》本属假托之作,已不可信,后又经过刘歆的改篡利用,愈发伪之又伪,《束皙传》只说《师春》之卜筮事与《左传》“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相同,而不言文字相同,那便是因为刘歆在把《师春》的资料窜入《左传》之前已作了篡改,加入一些他自认为对他的学说有利的文字,特别是一些汉代的易学理论,其目的就是为他所标榜的“中古文《易》”提供口实,但也恰恰是这些文字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左传》中那些涉及《周易》的文字不但不能证明《周易》的早出,甚至拿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的解《易》方法和卜筮方法都是不适当的。

因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剖析,但由上所述,已足证余之说不误。尤其是崔适已指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那节文字不可信,已足使第三条指摘不能成立。所以,我认为郭沫若言《周易》中之“中行”为荀林父是准确的,那么他所言《周易》不能作于春秋中叶以前也是确凿无可移易的。

李镜池在对《周易》的卦爻辞进行了一番研究后,发现其内容具有西周时代的色彩,他在《周易筮辞考》中云:“从《易》辞中所表现的时代性及所叙的历史故事,可以看出《周易》的编纂年代,在西周初叶。”[7]后来他又在《周易筮辞续考》中认为:“无论从内容思想,或从文字形式看,都可以推断《周易》的编著是在西周末年。[8]从卦爻辞本身的性质和特色上来推断其时代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是难以服人的。因为西周时代的人不可能引用春秋时代的东西去作诗歌和占辞,而春秋时代的人完全可能引用西周时代的诗歌和占辞去作《周易》。这就好像殷商时代的巫史不可能用今天的楷体字去刻他们的卜辞,而今天的书法家却完全可以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字去写他们的书法作品一样。如果一看见满纸上都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就断定这书法作品是殷商人写的,自然难令人信服。

我认为,在《周易》形成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用作占筮参考的《易》书,这是肯定的,但极不完备。从理论上讲,这些《易》书应当是都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都有卦辞和爻辞,但绝没有《周易》那么丰富完备,大多的卦爻辞只是标注个“吉凶悔吝厉咎”之类的结果而已,为的是给后来的占卜者占断提供参考。这样的情况,即使在《周易》中仍然保存了一些,如:

《大壮》九二:“贞吉。”

《萃》九四:“大吉,无咎。”

《解》初六:“无咎。”

这些都没有其它筮辞,只有结果,这样只能粗略地知道一下吉凶,却无法占断细节。有的《易》书恐怕连这也不具备,筮遇某卦某爻时,占辞还要占卜者自己来作,如《穆天子传》卷五:

(穆)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口口,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畋猎则获。

这里面的“《讼》之繇”显然是占筮者逢公自己作的爻辞。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

此处所记之占筮不言“以《周易》筮之”,且文字简略质朴,当时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有人认为“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乃据别种筮书,其实不然,这是卜徒父针对于“侯车败”而自作的筮辞,故曰“千乘三去”(《周易》的《蛊》卦里没有这样的爻辞)。他所据的筮书大概只有“吉”或“大吉”这个结果而已。这种情况的《易》书是颇不便于使用的。所以到了春秋中叶之后,有一个人出来,综合各家的《易》书,又吸收了一些前人的故事、诗歌、谚语、占辞等,充实了卦爻辞,作成了一本完整的《易》书,就是《周易》。《周易》之“周”应该是周备、周全之意,正因为此《易》完备,便于使用,所以很快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影响很大。这由秦以后其它《易》书皆亡,唯《周易》独存即可得到证明。

最后想谈谈孔子是否读过《周易》这个问题。

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认为孔子是没读过《周易》的[9]。这一点我认为却有可商榷之处。的确,在先秦的典籍里我们几乎找不到可靠的孔子与《周易》有关的记载,但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要》以及《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儒林传》等古籍都明确地记载了孔子“晚而好(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彖》、《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说明孔子曾经读过《易》这种说法的确是很早就有的,所以我认为孔子应当读过《周易》,但没有作过什么《易传》(《十翼》)。

有人会问,既然《周易》作于春秋中叶以后,孔子能来得及看到吗?我们不妨粗略推算一下,“中行独复”和“中行无咎”的故事发生于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7年,孔子约生于公元前551年,古书说他“晚而好《易》”,则至少应在五十岁以后(《易纬乾凿度》即说孔子“五十究《易》”),孔子五十岁时大约为公元前500年左右,乃在“中行无咎”之后97年,二者之间隔了约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时间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周易》的。我认为孔子老年之时正是《周易》刚在社会上流传的时候,因为以前的《易》书众多且不完备,并没在社会上产生多少影响,所以没有引起孔子的重视,《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以诗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至少在司马迁的时候还知道孔子在教授学生的课程中是没有《易》这一项

及《周易》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新生的《易》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便引得孔子也要拿来很用功地研究了一番,证据就是《论语·子路》里有关于孔子说到《周易》爻辞的内容: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而且孔子明确地说“不占而已矣”,说明这两句话是他从占书看来的正因为孔子读过《周易》,可能也的确说过一些关于《周易》的话,所以其后的儒生们才敢大胆地借孔子之口大放厥词写成了洋洋洒洒的《十翼》(实际上汉代流传的《易传》不止现在通行本里面的那几篇,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易传》中就有好几篇是传本中没有的)。自司马迁以来普遍认为《十翼》是孔子写的,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其实孔子何尝作过什么东西?就连孔子都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只讲解传授而自己不创作),哪里能自己创作《十翼》呢?由此也可推断,《周易》之作应当是在孔子诞生之后,即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距孔子好《易》之时不远。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几点:

(一)《周易》爻辞中的“中行”应当作人名解,确为中行桓子,即荀林父。郭沫若说《周易》不作于春秋中叶以前是正确的。

(二)《左传》中的那些“以《周易》筮之”或“其在《周易》”云云的话大多是刘歆割裂改造《师春》而窜入的,不可信。

(三)孔子读过《周易》,但没作《易传》(《十翼》)。

(四)《周易》之确切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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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1]《〈周易〉之制作时代》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829月版。

[2][6][9]见《〈周易〉之制作时代》第383-384页、第388-389页、第387页。

[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 中华书局19843 193页。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 齐鲁书社19976 367

[5]崔适《史记探源》 中华书局19869 7页。

[7][8]李镜池《周易探源》 中华书局19783 70页、第150页。


----原刊于《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2 3035页。发布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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