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

发布者: 招讨 | 发布时间: 2010-1-4 19:38| 查看数: 23092|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
叶平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4）
　　内容提要：北宋中期，发生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古文运动的后果是催生了新的儒学流派，其中有王安石的新学、三苏的蜀学、司马光的朔学以及二程的洛学等。虽然新兴儒学的产生与古文运动有关，但各派的代表人物却对传统的文史之学有着不同的好恶态度。其后各派之间发生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党争也凸显出新、旧党在文、史学之上的巨大分歧。文史之争体现了宋代儒学的时代特点，揭示出北宋政治与学术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党争；史学；文辞之学
　　作者介绍：叶平，男，河南南阳人。1972年出生，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河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北宋中期，儒学借古文运动而得以复兴，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上分为两派：即旧党和新党。但他们在对待史学和文学的态度上却划分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反倒彼此有重合之处。其中新党反对史学和文辞之学，旧党中则有尊史而反文的，如朔学司马光一派，尚文史的如蜀学三苏一派，以及反对文史之学的，如洛学一派。洛学之反文史，朔学之反对文辞之学，与政治上敌对的新党持相近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文学和史学的态度成为区分各新兴儒学学派的重要特征。而从这种重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中期学术争斗的真实情况远较其表面层次复杂。

一、史学之尊贬

　　北宋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诸儒从文史入手，而上溯先秦诸子以至于古代经学。史学历来是儒学中重要的领域。在古文运动诸大家中，欧阳修是以史学著称的。其他如古文运动早期人物孙复曾作《春秋尊王发微》，石介作《春秋说》，于五经中独重《春秋》一经，应该说他们都是尊重史学的。
　　同样作为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王安石则不喜史学，甚至反对史学。王安石《答韶州张殿丞书》说：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邪？[1]
从书中可知，王安石于三代以后之史，根本持怀疑态度。《春秋》开后世史学之端，因此他于六经中最不喜《春秋》，曾经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对史学的态度如何，正是元祐学术（旧党的学术）与王安石新学的一大歧异之处，重史学则多尊传统，倾向保守；否定历史则多变法，走向激进。司马光之朔学可算作当时的史学一派，陈襄《熙宁经筵论荐三十三人品目》论司马光云：“以道自任，博通书史之学”[2]，司马光组织编写了《资治通鉴》，他在当时是以名臣兼史家闻名于世的。司马光不满王安石贬低、黜落《春秋》之学。批评王安石说：“……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字，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3]司马光的弟子晁说之也说：“六艺之志在《春秋》。纷然杂于释老、申、韩而不知其弊者，不学春秋之过也。”[4]按此处说杂于申韩、不学《春秋》者实指王安石。熙宁时钱景谌也批评王安石立学使“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5]
　　王安石一派被称为“新学”，在政治上是所谓“新党”。新党人物鄙弃史学是因为他们要托古改制，这托的“古”却只是他扪所理想的三代之古，不包括汉、唐。王安石对三代以后之政治殊不以为然，以为无足取者。史载：
　　神宗序温公资治通鉴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者。”神宗可谓无愧于太宗矣。至召见王荆公，首建每事当法尧、舜之论，神宗信之。荆公与其党始务为高大之说，至厌薄祖宗以为不足法，况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6]
这段话记载了神宗在接见王安石前后其政治理想的变化，说明其深深地受到了王安石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透漏了一个消息：即神宗是“弃旧而迎新”，在给司马光的《通鉴》作序时的思想还是接近元祐党、尊尚史学的，后来就转为偏向新党。
　　史学也是欧阳修一派的传统，他们虽然有时也讲三代之治，但对秦汉以后的历史并不很轻视。欧阳修主持和编写《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史学巨著，对宋代的史学有开辟之功。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史学也属欧阳修一派，三苏都擅长史学，苏洵有《史论》三篇，为一种史学的理论著作。其上篇云：“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三苏的学术被称为蜀学，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一派。苏洵拔高史学，将之与经同等看待：
　　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7]
他又说“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与史“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苏洵很重视《春秋》，认为《春秋》是圣人以经的“道”、“法”来改造的史书。他说：“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
　　苏洵认为，经史同源而异体，二者并无尊卑、高下之分。这大大地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南宋叶适提出：“《春秋》名经而实史也。”[8]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苏洵可谓先倡此言者。虽然叶氏、章氏不见得是受了老苏的启发，但老苏这一先见之智也是不可抹杀的。苏洵还总结了司马迁、班固史学的笔法之妙：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这样的概括也非善读史者不能言的。老苏还说：“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则善矣！”老苏以为王通其论嚣嚣，言之无物，这与宋初以来诸儒对王的推崇意见不一。朱熹说：“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9]嘉祐时期的孙复也说：“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10]孙复以孟、荀、扬雄、王通，韩愈为儒者中得古人之道者，而石介在《士建中秀才书》中，也以孟子、杨雄、王通、韩愈为四贤，对王通评价甚高。[11]但苏氏之学不喜空谈，于学者中宁取史学笃实之人而不取奢言道德者,所以苏洵不喜欢王通。这也是苏氏蜀学的传统。
　　苏轼对秦汉以后历史的看法也和欧阳修接近，司马光门人晁以道指王、苏之异说：“王荆公著书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则。而东坡所言，但较量汉唐而已。”[12]按晁氏所说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苏轼确实不像王安石那样鄙弃汉唐以后的政治，但他在熙宁以前也喜欢说恢复三代之治，只是到了变法以后才说得较少了（其中原因在本文第三章中会提到）。三苏之中以苏辙史学成就为最大，苏辙曾作《春秋集解》12卷，又作《古史》65卷。
　　苏轼兄弟都喜欢写史论的文章，苏轼的史论偏重人物，从伊尹写起，直写到唐代的韩愈。苏辙写史论则人物、朝代并重。二人的史论文章都有针对时政而发的意味，苏轼之《韩非论》、《论商鞅》，苏辙之论王衍，都有讥刺王安石之意。苏轼《论商鞅》直接引用司马光与王安石争青苗等法的言论：
　　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患。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13]
新党反对史学，除了因为它有碍于新党复三代之古的政治主张以外，另一原因就是元祐诸公（也就是旧党）往往以史事指陈时政，攻击新学。元祐党人多擅长史学，如司马光、范镇、范祖禹、刘邠等，所以他们也喜欢以史论今，把论史用作攻击新学的利器。如熙宁三年四月，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借机发挥说：“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史载当时新党吕惠卿在坐，光所论的就是专指吕惠卿。[14]
　　正因为新、旧党对史学的态度不同，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了许多争执。绍圣年间新党遂正式禁止史学。《续资治通鉴长编》绍圣四年乙未条载：
　　（陈）瓘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推尊安石而挤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瓘闻之，用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瓘曰：“此岂神考亲制耶？”瓘曰：“谁言其非也？”又曰：“神考少年之文尔。”瓘曰：“圣人之学，根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林自辞屈愧歉，遽以告卞。乃密令学中置板高阁，不复敢议毁矣。瓘又尝为别试主文，林自复谓，蔡卞曰：“闻陈瓘欲尽取史学，而黜通经之士，意欲沮坏国事而动摇吾荆公之学。”卞既积怒，谋将因此害瓘而遂禁史学。[15]
此处所谓“通经”当是指王安石立于科场的《三经新义》。蔡汴说陈瓘取史学欲“沮坏国事”，实际上说出了新旧二党争执于此的根本原因。
　　但在旧党中程颐一派也不喜史学，因为他们和王安石一样，政治理想非常高远，又不像苏氏那样看重实际，因此看不起三代以后的历史，对于世人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也颇不以为然，程颐说：
　　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16]
　　或问：“贞观之治，不几三代之盛乎？”曰：“关雎、麟趾之意安在？
　　唐之有天下数百年，自是无纲纪。太宗、肃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17]
在洛学看来，三代以后的政治根本无可取者，尤其他们对世人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更不屑一顾，以为毫无纲常伦理，是人欲横流之世。此外，洛学喜欢谈形而上学的东西，想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这是他们不重视史学的又一个原因。程颐曾经说：“欧阳氏策，为三代井田礼乐而发者五，似叹先王之道不得行于后世者。然其意则不以汉、唐为非。岂特不以为非，而直谓唐太宗之治几乎三王，则不必论矣”[18]。宋太宗时，君臣尚以唐太宗为帝王之楷模，使皇帝有自惭形秽之叹，《邵氏闻见后录》记载：
　　太宗一日谓宰辅曰：“朕何如唐太宗？众人皆曰：“陛下尧、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独无言，徐诵白乐天诗云：“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太宗俯躬曰：“朕不如也。”[19]
而到了神宗时，君臣多有鄙薄后世，回复三代，致君尧舜之意，短短百年，从上到下的风气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不得不归于新兴儒学的影响。新兴儒学中，洛学与新学是这种思潮的积极推动者，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这种思潮发展下去，最终，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

二、文章之兴废

　　绍圣年间新党蔡京执政后下令禁止“元祐学术”。元祐学术包括史学和诗赋，在史学方面主要以司马光为代表，而诗赋方面，主要指的是苏轼。宣和五年七月，宋徽宗下诏“毁苏轼、司马光文集版，已后举人习元祐学术者，以违诏论。”[20]周密《齐东野语》云：“诗为元祐学术”[21]。《宋赠苏文忠公太师制》也说：“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22]。可见苏轼的诗赋文章是当时元祐学术的重要部分。
　　新党禁诗赋甚严，周密说政和中御史中丞李彦章上章“论渊明、李、杜以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禁科。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23]此处当注意者：黄等四人都是苏轼的门生，被世人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因此，这条禁令也可说主要是针对苏学的。史载蔡京“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为邪说而禁之。”[24]葛立方《韵语阳秋》说：“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25]
　　本文认为，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在对文学的态度上实际上可分为两派：一派前期以石介为代表，后期以王安石为代表。他们激烈地反对文章辞赋之学，比较轻文重道。石介论文曰：“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26]，主张文章完全为儒道服务。石介之门人何群则更为极端，曾上书请罢诗赋之试。《宋元学案》记载：
　　（何群）又上书言：三代取士，皆举于乡里而先行义。后世专以文辞就。文辞中害道者，莫甚于赋，请罢去。“徂徕赞美其说。会谏官御史亦言以赋取士，无益治道，下两制议，皆以为：进士科始隋历唐，数百年将相多出此，不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废也。先生闻其说不行，乃恸哭，取平生所为赋八百余篇焚之。讲官视先生赋既多且工，以为不请，绌出太学。先生径归，遂不复举进士。[27]
何群此次与当朝大臣争罢诗赋举，与熙宁时苏轼与王安石争恢复诗赋举恰好是一对比，时变势易，石、何的想法被王安石实现了，而那时的主流意见倒成了非主流的。这一派虽然是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但他们心目中的“文”与“文章辞赋”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派以欧阳修为代表，其论点为“文与道俱”。此观点虽然强调道，但也不忽视文，与石介等完全以道代替文相比，是比较保守、温和的；又加上他平日惯以文士自居，故被后来的道学家所批评。这一派既支持“通经”的古文，也不排斥文章诗歌辞赋，甚至还对此多加赞赏。古文运动诸家都讲道统，但各自心目中的道统有异，孙复、石介以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为道统，而苏轼认为孔、孟、韩、欧才是真正的圣人道统：
　　……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欧阳子没十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28]
苏轼以欧阳修为继承孔孟道统者，而他又是欧氏的传人，这就是说，苏轼把自己也当作接续斯文的人了。我们从苏轼的“道统”谱系里看到，其中的韩愈、欧阳修都擅长文辞。蜀学这一派心中的“古文”是包含文章辞赋之学的。
　　王安石之学主于经术，他虽然也善文，但却从内心深处看不起文章辞赋。他曾经后悔自己早年用功于诗赋，说：“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29]。其《上人书》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30]
这两段话表明了王安石对文学的看法，他认为文章只是礼乐的载体，不当过于注重形式，而要能有用于世教。《尘史》中记载他与宋祁等论诗：
　　庆历间，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之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其余不尽记也。然长吉才力奔放，不惊众绝俗，不下笔。有《雁门太守诗》，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鳞开。”王安石曰：“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31]
宋祁也是典型的文士，善文章、史学，学术与欧阳修相似。王安石论李贺诗，以为其不合理，这是没有从文学的角度去看。此事与程颐斥秦观词一事非常相似。《二程外书》记载：
　　一日，见秦少游，问：“天若也知和天也瘦”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骍然[32]
欧阳修与王安石的两首唱和之诗也说明了两人对诗赋之学的看法有异。欧阳修《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33]
王安石酬曰：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34]
　　欧阳修在诗里将王安石许为韩愈，这是极高的评价，并且其中有希望王安石继承自己衣钵的意思。但王安石却有些不领情，他欣赏的是孟子的义理之学，而看低了韩愈那种不彻底的因文见道。
　　而苏轼却认为王安石废除诗赋取士，独尊经术，是背离了传统。他的《和陶先诗》一首斥责王安石云：
　　申韩本自圣，陋古不复稽。巨君纵独欲，借经作平崖。遂令青矜子，珠璧人人怀。凿齿井蛙耳，信谓天可弥？我如终不言，谁悟角与羁。[35]
此诗俨然以孔孟道统的真正继承者自居，摆出一种要攻异端的姿态。苏轼所要捍卫的是一种文士心目中的道统，这种道统是主张文与道合一的，应该是古文运动的主流和本质精神。
　　正因为王安石主张经术造士，看低诗赋之学，遂有熙宁二年罢诗赋科之举，但遭到了蜀党的极力反对，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诗赋明经诸科悉罢，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时议者多欲变旧法，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独以为不然。”[36]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云：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若杨忆，使杨忆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若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决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37]
身为蜀党的孔文仲也上疏反对此事。《宋史》说孔文仲“尝论科举之弊，诋王氏学，请复诗赋取士，又欲罢大义，而益以诸经策，御试仍用三题。[38]但对文章辞赋的态度，旧党中也有很大分歧，程颐、司马光反对辞赋之学、主张废除辞赋取士，这一点与王安石相同。最后诸儒采取了折中的做法，元祐四年，进士改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程颐以为，文章辞赋中没有可以用世、治天下的“道”，以此取士、录为官吏，于国家无利。他说：
　　国家取士，虽以数科，然而贤良方正，岁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过博闻强记之士尔；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者也。最贵盛者，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之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居其位，责其事业，则未尝学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为御，求其善也，不亦难乎？往者丁建度言，“祖宗以来，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议者至今切齿。使墨论墨，固以墨为善矣。[39]
至于司马光也如此，他在嘉祐六年的《论选举状》中说：“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40]司马光以德行、经术为先，把文章辞赋排在末位，这种观点近于石介一派。英宗治平二年司马光又曾经上《选人试经义札子》请罢诗赋、试经义。[41]
　　司马光尽反王安石诸法，惟独不反其罢诗赋、试经义，当元祐党人欲废除经义考试，恢复诗赋时，他又表示反对。司马光不提这是王安石的新法，却以此本为神宗之意而饰其说：“神宗皇帝深鉴其失，于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42]在这个问题上，朔、新之学是惺惺相惜的，而与苏氏迥异。
　　程颐、司马光对一切文章之学均采取十分排斥的态度。尤其是程颐，他曾经说：“学以养心，奚用文为？”，他的弟子问他说：“游、夏以文学称，何也？”他说：“汝谓其执简秉笔，从事于词章之技乎？”[43]可见，程颐所反对的是一切文章之学，不仅是诗赋而已。至于苏轼，则以韩、欧学派的继承人自居，一生以古文立世，是古文大家。苏轼反对经术取士，对于诗赋之学也大力维护，这和程颐、王安石等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古文运动诸贤，除了孙复、石介一派以外，对诗赋都并不一昧排斥、攻击，这也是传统儒家的本色。在这一点上程颐等人反而是可以看作异端的。
　　文章之学，本自有源，不可谓之仅仅雕刻文辞而已。早在南朝时刘勰就说过，文章是经学的枝叶。[44]清人章学诚认为，宋代的古文的渊源是先秦诸子学。他论唐宋八大家之文说：“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45]章学诚在唐宋古文家的文章中梳理他们的思想脉络，从而寻找出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这一点很有启发性。尤其可注意的是，所谓唐宋八大家，正是古文运动的八大家。由此可见古文、古文运动与先秦经学、诸子学的关系。近人刘师培也详论唐宋文学家，溯源以诸子之学。他说：
　　且古人学术，各有专门，故发为文章，亦复旨无旁出，成一家言，与诸子同。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李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欧、曾继之，以文载道，儒家之文也。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覆刻深，名家之文也。明允（苏洵）之文，最喜谈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子瞻（苏轼）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舒卷,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立言不朽，此之谓与？[46]
刘师培论北宋诸公之文各出于先秦诸子之学，此言可谓精当。宋人议苏、王之学术，正与其人各自之文相符。如苏洵就自认其学有取于纵横，他曾经说过：“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47]苏、王相攻，苏视王为申、韩，王目苏为纵横，也与此看法一致。邵伯温云：“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48]至于苏轼，则在文章中屡攻王安石为法家，此处就不一一举例了。章氏、刘氏的观点是，北宋诸公各与先秦经学、诸子学有渊源。而所谓古文，正是诸子学的后裔。刘师培因此在文章中得出结论说：“是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艺、诸子也。”
　　文章之学与经学、诸子学之间的学术关系，随着世事的变易而有离即分合，但其最初的时候是一体的，所以后人想要上寻古道，多从前代的文章入手。唐代的韩愈、宋初的柳开等都是走的因文见道这一路径。文章如果过于注重辞采，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就失去了实用性，也背离了古道。古文运动诸贤正是看到了这一弊端，才极力地反对浮艳之文，提倡学习古文。其中由于诗赋比较讲究形式、技巧，就更多地被指责和攻击。庆历时候的石介以及后来的司马光、程颐等推崇经学，对文章之学采取了一昧排斥、反对的态度，这也是与古代学术不太一样的。而三苏则始终文、道并重，这是蜀学与各家学派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明人崔廷槐说：“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谊者师周孔。鸿名伟绩，后先相望。至其发轫之始，文艺之场，无弗蹑李、杜、韩、欧、苏而进焉。则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愿见者。[49]这句话点明了古文运动的意义。后人欲知古道，非古文而莫能入，这在宋亡以后的几百年依然如此。

结束语

　　中国古代的学术本是文史不分的，文以传道，史以证道，但是秦汉以后，文史逐渐有区分的势头。北宋儒学复兴，新兴儒学学派如新学、洛学、朔学和苏氏蜀学等不同学派对文、史学的态度不一，这成为诸家学术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学、洛学的共同点是排斥文辞之学，轻视史学。其中王安石虽然是古文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但他对“文”的定义和欧苏不同，他所欣赏的文是“通经”之文，而非文章辞赋。各个学派对文、史之学的不同态度与他们的政治理想与哲学观有关。新学与洛学企图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或有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因此比较轻视史学，同时也看不起作为科举入仕、取得出身途径的文章辞赋之学。传统的儒学则重视史学，对文学也比较能够宽容。王、程等人对文、史的态度已经和传统儒学有所偏离。而比较温和的欧、苏一派则尊尚文史、希望把文史与“道”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还有司马光那样的传统经史派，既尊史学，同时又反对文学，其态度在两者之间。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与分化。同时，也可看出本来同源的文、史之学与儒学在后世流变中的离、合，以及其中显示出的一种张力。
参考文献：
[1]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司马光.传家集.[M]，四库全书.
[4]晁以道.景迂生集.[M]四库全书.
[5]邵溥.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邵溥.邵氏闻见后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苏洵.嘉祐集.[M].四库全书
[8]叶适.水心文集.[M].四库全书.
[9]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孙复.孙明复小集.[M].《上孔给事书》，问经精舍本.
[11]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晁以道.晁氏客语.[M].四库全书.
[13]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四库全书.
[1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黄以周.长编拾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7]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佚名.靖康要录.[M].清刻本.
[19]葛立方.韵语阳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1]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王安石.临川文集.[M].四库全书.
[2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25]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6]王得臣.尘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8]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M].四库全书.
[29]刘勰.文心雕龙.[M].四库全书本.
[30]章学诚.校雠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1]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2]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注释：
[1]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引，中华书局1986年版。
[3]司马光：《传家集》卷五四，《起请科场札子》。
[4]晁以道：《景迂生集》卷十三，《儒言》，四库全书本。
[5]邵溥：《邵氏闻见录》卷十二，引钱景谌《答兖守赵度支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6]邵溥：《邵氏闻见后録》卷六。
[7]苏洵：《嘉祐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8]叶适：《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四库全书本。
[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孙复：《孙明复小集》卷二，《上孔给事书》，问经精舍本。
[11]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晁以道：《晁氏客语》，四库全书本。
[13]苏轼：《苏东坡全集·续集》卷八，中国书店1986年版。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四库全书本。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
[16]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
[17]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十。
[18]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19]《邵氏闻见后录》卷六。
[20]黄以周：《长编拾补》卷四七，宣和五年七月已未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
[22]苏轼：《苏东坡全集》卷首。
[23]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佚名：《靖康要录》卷五，清刻本。
[25]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26]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上蔡副枢密书》。
[27]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
[28]苏轼：《苏轼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四，《唐百家诗选序》，四库全书。
[30]《王安石全集》卷三。
[31]《尘史》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2]《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
[33]《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七，《赠王介甫》，中国书店1986年版。
[34]《王安石全集》卷五五，《奉酬永叔见赠》。
[35]《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三，《和陶诗》。
[36]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六，中华书局，2004年2版。
[37]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一。
[38]脱脱：《宋史》卷三四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
[39]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
[40]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41]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五。
[42]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五，《选人试经义札子》。
[43]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
[44]参见《文心雕龙·宗经》，四库全书本。
[45]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6]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7]苏洵：《嘉祐集》卷九，《谏论上》。
[48]《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
[49]苏辙：《栾城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