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

发布者: 水西土司 | 发布时间: 2009-4-18 11:17| 查看数: 62208| 评论数: 48|帖子模式

林超民

　　林超民，男，汉族，1945年8月生于云南腾冲。 1985年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中共*党员，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分会委员会主*席；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中国汉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学会副会长等。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过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史料学、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少数民族经济史，云南地方史、白族史、彝族史等课程,两次获云南大学教学优秀奖。著有《中国民族史》（副主编）、《马可波罗行记云南史地丛考》、《云南郡县两千年》、《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的西部边疆》等学术书稿，发表《试论汉唐间西南的昆明》、《羁糜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白子国考》等论文50余篇，多次获云南省政府，省教育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奖。1990年访问米国，被米国欧柏林山西协会授予 “优秀访问学者”。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等称号和奖励。
本帖专用转载林教授新浪博客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wenlinbuluo

[ 本帖最后由水西土司于 2009-4-19 08: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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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品茶

盛世品茶

俗话说“乱世饮酒，盛世品茶”。
此话说得过于绝对，盛世何尝不饮酒，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颠沛流离，坎坷艰辛。战乱中忽然听到官兵收服河南河北的捷报，眼看动乱即将过去，盛世就在眼前，欣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有人借酒消愁，更有人纵酒庆祝胜利。北京牛栏山酒厂的广告词：“百年奥运，百年牛酒，共享盛世欢腾！”在欢庆千禧年时，人们高唱：“举杯吧朋友，在这千栽难逢的时候，先为祖国祝寿，再送世纪远走。举杯吧朋友，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候，儿女情五十年沉酿，让母亲醉在心头。这酒里世纪情一百年畅饮。干一杯祝岁月天长地久，这酒里歌与爱唱尽了风流。”
之所以说“乱世饮酒”，也许是乱世出刁民、暴民。刁民、暴民，总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与刁民、暴民结下不解之缘，由此败坏了酒的声誉。
“盛世品茶”，也有些绝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可谓乱世。但是青云街、文林街、龙翔街、凤翥街等大街小巷，茶馆林立，逃难到昆明的大学生和教授喜欢在这里泡茶馆。这在汪增祺、何炳棣、何兆武等大学者的回忆西南联大文章屡屡提及，汪增祺等人还对西南联大学生泡茶馆有精彩的描述。
不过品茶与饮茶不一样，饮茶大多为解渴，品茶就不在于止渴，在于鉴赏茶的色、香的同时，体悟清心淡泊、宁静致远的情趣与高雅。
之所以说“盛世品茶”，也许是盛世出文人、雅士。文人、雅士，喝茶大多不是为了解渴，他们不会牛饮似地喝大碗茶。而是悠然自得地泡功夫茶，小杯小杯、小口小口地品尝。“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茶与酒的确有相当不一样的精神。酒代表一种粗犷、豪放的浪漫主义风格。茶就是一种细致、清醒的现实主义情怀。
从1950年代后，品茶成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批判，茶馆迅速减少，上茶馆品茶的人越来越少。1958年，全国上下大跃进、大炼钢铁，茶馆几乎都关门大吉。1959年以后连续三年天灾人祸，饥荒在各地蔓延，饭都吃不饱，饮茶就是一中难得的奢侈。接着茶叶成为国家定量供给的紧俏商品。一个人每个月发一张茶票，可买一两茶。当时我正在读大学，每个月发给的茶票，都送给有“茶瘾”的师友，自己以喝白开水为乐。直到1970年代我被分配到勐海茶厂当工人，才在品茶师的指导下逐渐培养起饮茶的嗜好。
1978年代我重返云南大学读研究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云南大学周围，尤其是翠湖边上，茶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品茶的人也来越多。茶馆的装潢日趋时尚豪华，茶叶的种类日趋复杂繁多，茶具的花色日趋考究高贵，宣传茶叶的书籍更是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给。茶叶的价格则不断攀升，令人咋舌。
我在勐海一中教书时的一位女学生，名叫王霞，1978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勐海茶厂当工人。她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长为一位主管普洱茶生产加工的技术人员。1999年她自主创业，建立思茅古镇茶叶有限公司。她既是总经理，又是生产工艺技术员、产品质量检验师、工艺操作规程的制定人。她精于选料，熟于制茶，严于质量，在强手如林的茶叶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002年，王霞精心制作的宫廷普洱茶荣获“2002广州茶博览交易会暨第二届(秋季)优质茶评比大赛”的“普洱茶王”称号。参评的100克普洱茶在会上拍得16.8万元。创造了普洱茶的历史上的最高价位。2004年冬她独资组建“云南思茅王霞普洱茶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众多的普洱茶生产企业中，王霞是以自己姓名命名公司的第一家。
王霞于1978年进入勐海茶厂当工人，30年间她从工人成长为董事长。她创造了一两茶叶十六万八的奇迹。她的奇迹得益于改革开放。她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走过崎岖不平的道路，克服各种困难，奋力拼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不久前，应友人之邀到翠湖边一家餐馆吃饭。服务员拿来的茶水单，我一看，一杯茶最低价是20元，最高价是999元一杯。如果以王霞16万元100克拍卖的普洱茶相较，还不算贵。
我猛然想到，我所在大学的研究生津贴：硕士研究生一个月180元，博士研究生一个月224元。999元一杯的茶，喝一口就是博士研究生一天的饭钱。
我又想到，前几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云南日报》上发表几首诗，其中一句是：“春城一席红楼宴，山乡农民十年粮”。仿效他的诗句，我们也可说：春城一口普洱茶，大学博士一天粮！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8 11:26:18

春风共晓燕同舞——祝贺付春于晓燕新婚快乐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付春与于晓燕喜结良缘。
我们很高兴和他们一起分享新婚的欢乐，更乐意为他们纯真忠诚的爱情作证，为他们珠联璧合的幸福婚姻作证。
新郎付春是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的老师，新娘于晓燕是云南民族大学教师。
      2002年，付春从抚仙湖畔的江川县来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于晓燕从趵突泉所在的济南城来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他们一起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接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去年他们两位双双获得了博士学位。
      六年来，付春和于晓燕在共同的学习研修中从同窗、同桌、同道到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真是：学业与爱情齐飞，春风共晓燕同舞！
      春风温暖着晓燕，晓燕依恋着春风。
      让我们为他们美好的爱情与幸福的婚姻献上一联：
      春来学府百花香
      燕投画阁瑞云祥
      付春来滇南抚仙湖畔的农村，是一位淳朴、忠厚、诚实、聪明、刚毅、坚强、有责任心的男子汉。
      于晓燕来自山东孔孟之乡，是一位漂亮、端庄、贤淑、聪慧、朴实、温柔、有体贴情的女才子。
      他们是佳偶天成，是博士与博士、君子与淑女的美满结合！
      作为他们的老师，我看着他们从同学到朋友，从朋友到爱人，从爱人到牵手步入婚姻圣殿，结为夫妻。我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今天担任他们的证婚人倍感骄傲与荣幸。他们在六年间研修深造的历程中，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六年的爱情长跑，充满了真情、充满了大爱、充满了甜美。六年的相爱才有美今天有了热烈、喜庆、祥和、欢乐、美好的婚礼。他们的婚姻像江水东流一样合情，像旭日东升一样合理，像春花秋实一样合法，像高山屹立一样永恒！
      我们相信：付春一定会越来越体贴，晓燕一定会越来越温柔！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始终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不弃不离，永远把对方记挂在心上，永远把对方当作手心里的宝！
      我们坚信：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一定会像抚仙湖一样深，他们的天作之合的婚姻一定会像趵突泉一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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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8 11:36:54

《林超民文集》出版

《林超民文集》第一卷、第二卷于2008年12月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超民文集》的责任编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张波女士。
《林超民文集》第一卷48万字，第二卷47万字。
《林超民文集》第一二卷定价180.00元。

《林超民文集》  序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几家出版社约我编辑个人“论文集”，不少师友也鼓励我将发表于报刊的文章结集出版。当时，学者出版文集为一时之风尚，前辈，同侪，新俊的论文集层出不穷。自知学力有限，所发表论文虽有新见，但不免粗疏，需要进一步打磨、推敲、提高。更主要的是，我的业师方国瑜、江应樑两位教授于1983年、1988年先后辞世，他们留下了许多工作需要我完成。我自有心愿：导师的遗著没有整理出版，就不考虑我个人的著作的出版。婉谢了出版社与师友的好意，多年来我一直专心整理先师遗著。
1978年9月我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方国瑜教授学习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当时，方国瑜老师的大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与《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已经整理完毕，请人誊写清本。清本为繁体字，无标点，国瑜师命我认真阅读，并将这两部书的校对、标点定为我的日常功课。近一年，在国瑜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校对和标点工作，为我日后的学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部书交中华书局，于1984年、1987年先后出版刊行。倍感痛心的是，这两本凝聚国瑜师一生心血的大作，他已不及见到。
国瑜老师编定的《广韵声会》一书和《困学斋杂著》（五种）也请人誊写清本，等待出版。国瑜师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已刻印散发的文章，未刊的手稿，大多誊写就绪，约百万字。国瑜师命我协助整理，编为《滇史论丛》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李文俊先生负责出版。1982年9月《滇史论丛》第一辑问世。国瑜师殊为高兴，命我加紧工作，希望尽快将其余三辑出版。岂料，国瑜师于1983年12月23日中午突发脑溢血，24日清晨驾鹤西游。国瑜师留下的遗著是国家、民族珍贵的学术遗产，整理出版国瑜师遗著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应该毫不犹疑地勇担起这项工作，心无旁骛地完成这项工作，将方国瑜教授在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做出的创造性成果尽快出版，奉献于学术界，告慰先师的亡灵。
1981年我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国瑜师即命我整理《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笺证》，于1982年初完成。蒙方先生赞许。希望尽快出版，参加当时正在国际学术界开展的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讨论。此书先在《西南古籍研究》上分两期刊出，直到1994年1月才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距方师逝世已经十年。算是国瑜师诞辰九十寿辰，逝世十年，我献给先师的一朵小花。
国瑜师逝世后《滇史论丛》的出版成了问题。我多次与责任编辑李文俊联系，先说“正在研究”，其后杳无音讯。1990年我开始筹措经费着手国瑜师遗著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承蒙云南教育出版社何学惠社长鼎力支持，三卷本的《方国瑜文集》计划在1993年方国瑜先生诞辰90周年时出版。1994年8月《方国瑜文集》第一辑问世。由于诸多因素，第二辑、第三辑未能继续出版。直到1998年在何学惠社长的全力支持，无私帮助下，《方国瑜文集》的出版工作又开始启动，并从原来的三辑改为五辑。在众多师友的帮助下，2003年在方国瑜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五卷本《方国瑜文集》出版。2004年《方国瑜文集》获得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国瑜师于1965年开始编纂大型史料丛书《云南史料丛刊》，当年底《云南史料丛刊》第一辑的油印本问世。不料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动乱骤起，这项工作被迫停顿。1978年国瑜师与徐文德、木芹两位老师从头开始《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国瑜师拟定计划，提出方案，徐文德与木芹教授具体纂录校订。潜心工作三年后，《云南史料丛刊》油印57辑，基本完成纂录校订的工作。1983年初夏，国瑜师与徐文德、木芹、郑志惠老师一起，讨论了《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问题。以57辑的油印本为基础，重加编次、校订，依时序，按内容编为20卷，每卷约30万字，大32开本。并与云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李惠铨编审联系出版事宜。不料年底国瑜师仙逝。《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便搁置下来。在省政府和云南大学的关心支持下，1988年《云南史料丛刊》一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为《云南史料丛刊》得以出版的兴奋心情未能延续多久，由于各种原因，《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再次搁浅。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不少困难，1998年2月新版《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刊行问世。经过三年多努力，国瑜师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的《云南史料丛刊》13卷全部出齐。国瑜师生前念念不忘，费尽一生心血的《云南史料丛刊》的问世，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称道，赞誉四起，好评如潮。
江应樑教授在国瑜师逝世后担任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教授。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协助应樑师编纂《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并于199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当这部体现应樑师五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的大作问世时，他老过世已经4年了。
1983年应樑师组织同仁修订1961年由方国瑜、杨堃、江应樑、尤中诸位老师合作撰著的《中国民族史讲义》。1985年5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应樑师命我协助他编著《中国民族史》。其间，有几位教师先后退出编写工作。更不幸的是，书稿尚未完成，应樑师于1988年十一月十一日夜间心脏病猝发，抢救不及，遽返道山。作为江应樑教授的学子，我理所当然地继承先生遗志，与师友合作，完成应樑师未竟事业，在应樑师逝世两年后的1990年11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江应樑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上中下三卷。应樑师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历史学奖。
1985年我被推举为云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1988年担任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是中国历史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历史系教师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在教学与科研上做出了显著成绩，可是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十分困难。为推动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术交流，我筹集资金，在1993年，云南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云南大学史学研究丛书”和“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先后出版了赵瑞芳、熊锡元、马开樑、李英华、吴继德、黎家斌、杨兆荣等老师的论文集。
为帮助青年学者尽快成长，我募款为中国民族史专业和民族学专业的硕士编辑出版了《新松集》、《新浪集》、《新凤集》、《新叶集》、《新翼集》。争取学校与社会支持，编辑出版“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已有五种问世。
1995年3月，忽膺云南大学副校长之选。我本来是个可以做点学问的人，从未想到要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出任副校长后，我在学校的头衔颇多：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知识分子保健小组组长，残疾人协会主席，消防委员会主任，还要担任逝世的教授、副教授、处长们的治丧委员会主任。几乎每天都得为师生员工的生老病死操心费神。每天要见许多不愿意见的人，要说许多不愿说的话，要穿不习惯的礼服，要参加不自在的宴会，还要吃不见得有益健康的大餐。每天工作何止八九个小时，甫到家里，电话铃频起，不速客常来。长年如此，尽管心里难免有些嘀咕，但还是黾勉从事，不敢稍有懈怠。自己钟爱的读书写作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做上两三小时。
蹉跎岁月，忽焉十载。转瞬间年届花甲。承蒙领导关心照顾，得以退出行政工作，回到书房，重操旧业，收心补读少年书。此时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李惠铨学长再次建议我整理旧作，出版文集。孔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诗经·小雅·伐木》有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发文出书，广交学友，得到同仁、同道、同行的批评教正，借以提高进步，实为人生快事。欣然同意将旧作董理结集出版。自觉德薄言轻，才疏学浅，不足以传世，然一得之愚，一孔之见，或有可取，芟陋就文，齿录己见，冀有补学术，岂敢祸枣灾梨！
自1978年9月我从西双版纳勐海县第一中学到云南大学跟随国瑜师学习中国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开启学术生涯以来，深感自己资质笨拙，维以勤能补拙自励。与多才多艺，多能多产的学者相比，实在惭愧。数年间发表于报刊的长文短章，超过百篇，还有序言、书评，杂文、随笔又有一两百篇。经过一年多的整理，从论文中选出56篇。这些文章大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的则是在学术会议上演讲过，有几篇是从我的硕士论文中选编的，还有几篇选自我为《滇云文化史》一书写的有关章节。《滇云文化史》是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约我们写的书稿，为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的一卷。这56篇文章，是我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记录。可以分为中国民族史与地方史两大类。民族史可以分为概论、文献、唐代民族史、云南民族史诸部，地方史又分为文化、交通、社会、经济诸部。有三篇文章是纪念导师国瑜教授的。国瑜师逝世后一周写后，我即写成《方国瑜传略》,先在《民族工作》1984年第二期上发表，补充后发表于《史学论丛》1987年卷。这是最早介绍国瑜师生平与学术贡献的传记，但本文集没有收入。《名山事业继长增高》是《云南史料丛刊》的后记，介绍国瑜师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为云南史料研究与整理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巨大贡献。《博雅精深学高身正》是在纪念国瑜师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云南日报》作了转载。《文章惊天下道德著春秋》是2007年5月14日在方国瑜故居开馆庆典及方国瑜先生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与周恩来总理的指导、关心、帮助分不开。可以说，没有周总理的教诲，就没有云南大学民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此，为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我写了在《周总理的指引下——记云南大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收入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情系南滇——周恩来与云南》一书中。这篇文章也算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小史。收录在文集中供有兴趣的学人参考。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普洱茶产地之一勐海茶厂当工人，对普洱茶可谓情深意长。当时查阅资料，做过一些笔记，曾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过几篇关于普洱茶的短文。师从国瑜师研究民族史与地方史，就普洱茶历史向国瑜师请教，国瑜师以旧稿《普洱茶》赐示，我整理成《普洱茶史话》发表在《民族文化》1980年的创刊号上。当时知道普洱茶、喜欢品饮普洱茶的人还不算多。这里收录三篇关于普洱茶的文章，算是我在勐海茶厂工作的一点纪念，也是给与我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们的菲薄献礼。最后一篇《明道不计功》收入王文章和侯样祥先生编辑的三卷本《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的《人文卷》。这套书邀请114位科学家撰文纵谈“科学”、“人文”、“科学人文关系”，我有幸忝列其中。这篇文章写了自己的治学经历、治学方向、治学志趣、治学体悟，也算是自己的治学小结。
原本只想汇编为一集，不料编排下来，一集难于容纳，便分为两集，第一集为概论、文献、唐代民族史、云南史概述、先秦至明代的云南史等专题。第二集为元明清至民国的云南史，白族形成、汉族移民、交通、茶叶、纪念国瑜师等专题。由于原来是作为一集编排，所以只写了一个后记。现在也就按照原来的编排，一二集合起来写一个后记。想必不至于引起误解，贻笑大方。
在学术的道路上，自己没有做出大的成就，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业绩，值得宽慰的是，自己做了承上启下的薪传工作。师从方国瑜和江应樑教授，获闻余绪，增益新知。虽领悟不深，领会不全，但只要稍有心得便牢记于心，身体力行。忝为研究生导师，虽才疏学浅，力有不逮，但总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现在国瑜师的隔代弟子陆韧、秦树才、潘先林等已经成为21世纪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正在培养新世纪的民族史、历史地理、边疆史、地方史人才。喜看新人茁壮成长，方国瑜、江应樑等导师们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倍感心满意足，欢欣鼓舞。收入文集的文章虽然都是自己的独到新见，但也与师友们的帮助分不开：一方面来自师长们的教导启迪，一方面也来自与学棣们的切磋探讨。每念及此，总是对给与我帮助的诸位导师学长、仁兄贤棣，由衷致谢，心存感激。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深感庆幸，虽然自己愚钝笨拙，但是得到时代、社会、师友、父母、家人的眷顾。我走过泥泞、坎坷、曲折的路，我经历过挫折、冤枉、打击，我有过遗憾、委屈、悔恨，我忍受过痛苦、磨难、伤心，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面对艰难困苦、风雨雷电，我没有胆怯、犹豫、退缩，我昂首挺立，独自支持，独善自养，独立思考，独行特立，独出机杼，一往无前，百折不回。我的生命是渺小的，但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我的生命是脆弱的，但我的生活是坚强的；我的生命是伤感的，但我的生活是欢乐的；我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我献身的学术生活是永恒的。
从中学到大学，我们是毛主席所说的“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了希望与憧憬。现在，已是太阳偏西时分。敏感的诗人，既有对夕阳一往情深的赞赏，又有无可奈何的慨叹。我无暇顾影自怜，更无需惆怅哀叹，志在千里的老骥，不会伏枥不前，在无谓的感叹中虚耗有限的时光，让壮心消泯。

                                                                                                                              2007年1月18日于补拙斋

《林超民文集》后  记
这两本文集是我多年读书心得的汇编。
1962年9月从边城腾冲来到省会昆明就读云南大学，初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乾嘉学派众位大师的读书治学及其成就所折服，立志作“天地间一个读书人”。大学期间，读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要籍。
“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指派我“找出并批判”方国瑜教授论著中的“反动学术”观点，得以集中精力细读国瑜师的大部分著述。批判文章没有写一个字，却从中学到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的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更加敬仰崇拜国瑜师的学问与为人，由此奠定后来师从国瑜师学习民族史与地方史的根基。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我通读了《鲁迅全集》。读到毛主席与王海蓉的谈话，毛主席要王海蓉读《红楼梦》，并说读一遍不行，至少要读三遍。我就读了三个版本的《红楼梦》。毛主席还说要读杜甫的诗，例如《北征》等。我就反复诵读《杜甫诗选》。我还读俄文版的《苏联共（布）简史》、《列宁主义万岁》等，独立写过10几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要》，作为教育革命的成果刻写油印。
1968年10月离开大学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到解放军农场，政委就在大会上对我们说：“只有一个专业——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一个方向——为人民服务；只有一条道路——与工农兵相结合。”要求我们“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时时听毛主席的话，处处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在农场18个月多的时间里，劳作、军训之外，通读了“雄文四卷”、背熟了“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并读过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
1970年5月我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勐海茶厂当工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领导要我“辅导”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培养工人学马列的先进典型。为此，我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工作之暇，以读文史哲书籍自娱。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孔子哲学讨论集》，写过一篇《孔子哲学思想试探》得到李埏先生的肯定，推荐给哲学史大家任继愈教授。想不到任继愈教授从首都北京给远在西双版纳的我回信，送给我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有意招收我为他的研究生。尽管研究生一事，因白卷英雄张铁生的造反捣乱而未果，我还是在李埏教授、任继愈教授的鼓励下，读书不辍，不为任何功利，只为自己的兴趣与喜爱！
1975年3月，我调到勐海县第一中学任教。读书与教书成了我愉快悠然的生活方式。读书的时间比较充裕，但可读的书却比较少，只要有书就读，真有点饥不择食，不仅读文史哲的书，还读过农村医生手册、大众菜谱等；也读过知识青年们带来的手抄本。
1978年9月，我有幸师从国瑜师做研究生。国瑜师给我指引读书门径，做学问的方法，自此读书才逐渐步入学术轨道。国瑜师常引陈垣先生“读书少的人议论多”的名言告诫。自知读书不多，生性笨拙，以勤能补拙自励，在国瑜师指导下努力读书不已。
读陈寅恪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所撰碑铭，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句，此“八字箴言”为读书人的灵魂与风骨所在。我牢记于心，以为读书治学座右铭。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宜发扬。”若“受俗谛之桎梏”，即不能研究学术，追求真理。自己仰慕陈寅恪先生的精神与风骨。努力以超凡脱俗的心境，不为权位、不争职称、不图名利、不求闻达、不羁世俗，专心致志，以读书为乐。岂料不惑之年，竟惶惑无定，不得已走出书斋，身不由己地为俗务奔忙。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以重返寒窗之下，做一个随心所欲、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读书人。
读书多年，偶有所得，书写成文，发表出来，求得方家赐正。现从中选出学术论文56篇编为两集出版，结集时重读旧作，不禁为其肤浅单薄汗颜，之所以觍颜付梓，一是敝帚自珍，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指教。
如果你读到这两本集子，恳乞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赐予批评指正，无论什么意见对我都是弥足珍贵的良言！

林超民文集（第一卷）
目  录
谢词
序
生存与发展：中国民族关系50年（1950年——2000年）
民族问题本质浅论
文化的本质与民族学的发展
中国民族史史料学刍议
历史文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资料
人类学在中国
农村公社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华夏民族形成时期的民族意识浅析
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纪念孙中山逝世80周年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画册》绪论
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
突厥与隋王朝关系的几个问题
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
唐前期云南羁縻州县述略
略论唐王朝对西域的管理
云南文化研究概述
云南民族历史概述
云南郡县两千年
云南民族史研究四十年
秦汉西南夷新论
僰人的族属与迁徙
白子国考
试论汉唐间西南地区的昆明
试论唐代洱海地区的乌蛮与白蛮
《西洱河风土记》及其史料价值
天宝西洱河战事及其影响
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
西方研究南诏史的新成就
——《南诏国与唐代西南边疆》译者序
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有关的几个问题
大理高氏考略

林超民文集（第二卷）
目  录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的几个问题
《元朝征缅录》笺证
元代滇池地区地主经济的确立
统一的必要
——明王朝统一云南的经验与教训
明代云南边疆问题述论
睦邻为美  友好为上
——明清滇越界务述论
醉醒之间
——高奣映的学问人生
云南傣族土司制度的终结
白族形成问题新探
唐代云南的汉文化
汉族移民与云南的统一
汉文化在白族形成中的作用
元明清云南志书概述
集修志大成  开纂史新篇
——《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弁言
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纪念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场胜利六十周年
实事求是深入研究正确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蜀身毒道浅探
汉晋云南交通概论
元代入缅三道考
普洱茶史话
普洱茶与少数民族
普洱茶散论
文章惊天下  道德谱春秋——一代宗师方国瑜教授
博雅精深学高身正——纪念先师方国瑜教授诞辰100周年
名山事业  薪尽火传——《云南史料丛刊》后记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引下——云南大学民族学发展历程
明道不计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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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8 11:38:17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

第一部章节体中国通史（吴怀祺）
――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
经学入门之书（杨燕起）
――皮锡瑞的《经学通论。》／5
自觉而精熟的研究方法（耿云志）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0
中外史料互补互证（王东平）
――柯劭惠的《新元史》／14
论列纵横辨析入微（陈其泰张爱芳）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
近代最早的史学理论专著（陈其泰张爱芳）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23
二重证据与古史成就（罗琨）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27
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瞿林东）
――李守常的《史学要论》／31
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唐仕春）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35
考辨真伪的科学精神（顾潮）
――顾颉刚的《古史辨》／40
撰写民史的先驱（赵梅春）
――王桐龄的《中国史》／45
中国敦煌学的滥觞（荣新江余欣）
――王重民的《巴黎藏敦煌残卷叙录》／103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总结（张剑平），
――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07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张传玺）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11
以点带线勾勒轮廓（马金科）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14
亦“文”亦“武" 独树一帜（王敦书）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19，
多方面成就的甲骨文考释（王同策）
――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123
对历史的敬意（郭齐勇）
――钱穆的《国史大纲》／126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撰写历史（蔡美彪）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30
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综合考察（郑坤芳史革新）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34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卢钟锋）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38
融简牍学与历史学为一体（谢桂华）
――劳鞣的《居延汉简考释》／143
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阐发（卢钟锋）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47
隋唐制度源流考论（徐梓）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50
周遍求证的甲骨学与殷商史（胡振宇）
――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154
草创时期的中国史学史代表作（瞿林东）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159
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张传玺）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63
构建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谢保成（钟作英）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167
一部出色的列国争霸史（詹子庆）
――童书业的《春秋史》／171
清史研究中的“一家之言” （南炳文）
――郑天挺的《清史探微》／175§
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张剑平）
――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179
回答了一个外国学者提出的问题（郑学檬）
――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83
考古学研究的范例张忠培（郭大顺）
――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88
探索先秦思想史发展的规律（刘固盛）
――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1
历史人物传记的力作（苏双碧）
――吴晗的《朱元璋传》／195
“历史完形论"的创造性表述（姜义华）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198
历史转折的解说(马宝珠)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201
简明畅晓的中国通史(毛佩琦)
――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205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序幕(范红霞)
――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208
揭示远古历史的奥秘(王世民)
――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212
明清史研究的新体系(李世愉)
――李洵的《明清史》／215
唐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力作(荣新江)
――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218
材料丰富分析缜密(李根蟠)
――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222
史料完整以诗证史(李根蟠)
――李剑农的《宋元明经济史稿》／225
古代史料学研究的典范(王世民)
――陈梦家的《尚书通论》／227
专题与通达的结合(施建中)
――岑仲勉的《隋唐史》／230
一部目录学名著及其启示(刘家和)
――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233
记住这段历史(安莉)
――丁名楠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236
精深全面环环相扣 (李根蟠)
――李剑农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240
捕捉问题与综合分析(苏双碧)
――邓拓的《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242
会通典制与勾勒全貌(施建中)
――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246
阐述革命的历程（刘宝东）
――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250
怎样认识中国国情（刘宝东）
――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253
注释与辨证的杰作（周天游）
――陈直的《汉书新证》／257
篇篇精练宇字珠玑(王钟翰)
――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260
考古资料与科学论证的结合(王世民)
――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264
内容完备、体例严整的断代史(李凭)
――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268
一生情结在河山(朱士光)
――史念海的《河山集》／／273，
高屋建瓴看历史(范红霞)
――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诸问题》／277
考古·心智·人格 (李光谟)
――李济的《安阳》／281
从传统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王世民)
――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284
放眼上下五千年(李根蟠)
――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87
贯通中西的文学观念史(李洪岩)
――钱钟书的《管锥编》／291
提纲举要面向世界(瞿林东)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295
视野恢弘的中国史研究(文颖)
――齐思和的《中国史探研》／299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深刻思考(马宝珠)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302
民族史研究的范例(王东平)
一韩儒林的《穹庐集》／307
推进文献学的理论探讨(熊铁基刘筱红)
――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312
经济史研究者的坚实步履(张佐良)
――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316
中国历代疆域的展现(蔡美彪)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320
云南历史研究的坚强基石(林超民)
――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324
历史地理与民族关系研究的杰作 (林超民)
――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327
现代考古学的实践和理论 (张忠培郭大顺)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330
从传说中发现历史(黄石林)
――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334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邹逸麟)
――谭其骧的《长水集》／338
古西域风貌的精彩展示(周伟洲)
――马雍的《西域史地文物丛考》／342
传统与科学结合的诠释(马宝珠)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345
极高明而道中庸(李尚英)
――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349
民族·宗教·理论 (陈连开)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353
现代化研究的开拓之作（林被甸）
――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360
揭示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变化（牟发松）
――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364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历程（张忠培郭大顺）
――苏秉琦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368
阐说中国近代历史的新陈代谢（潘正平）
――《陈旭麓文集》／372
潜心十年著鸿篇（陈梧桐）
――顾诚的《南明史》／376
史家学术生涯的结晶（晁福林）
――《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380
考古学研究与文明起源新探索（张忠培郭大顺）
――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382
皇皇巨制继往开来（赵梅春）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386

作者简介：

马宝珠，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摘报》总编辑。中国文摘报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委，北京历史学会理事。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8 11:44:37

我的大跃进民歌

1958年9月，14岁的我成为腾冲第一中学最年龄最小的高中生。入学的第一天我带着红领巾走进教室。一位从从农村的第三中学考来的同学对我说，小同学你走错了教室，这里是高中部。我初中同班的一位学姐笑着说，他就是我们的同学，别看人家年纪小，学习可是顶呱呱！这位学姐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处处帮我说话。

我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年龄相差较大，初小时同学间一般差三四岁，高小时同学间年龄相差五六岁。我高小的一位男同学已经订了婚，一位女同学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初中时同学大多来自城镇，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高中有来自农村的同学，年龄相差七八岁。说我走错教室的同学已经二十出头，据说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保送到高中深造。他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他的手臂比我的大腿粗，大腿比我的腰还壮。

1950年代，中学教育尚不普及。初中生就是小知识分子，毕业就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如公务员、财务员、会计师、小学教师等。高中毕业生就是“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颇有地位。我们中学的好几位老师都是高中毕业生。我高中的班主任就是高中毕业教高中，十分自负，相当自得。

才进高中，全校师生就投入到大跃进中，先是到机械厂劳动。机械厂生产矿山运矿的小铁轨。我们的任务是把铁轨从车间搬到仓库。一到车间，农村来的土改积极分子一人搬运两根铁轨，一般同学搬运一根铁轨，我一个人抬不动一根铁轨。只好与一位女生合抬一根。劳动一天，腰酸背疼，可是老师在总结时，在点名表扬劳动积极的同学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的同时，还不指名地说，有的同学两个人抬一根还慢腾腾地“磨洋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老师的批评。对于读书一帆风顺，时常得到老师夸奖的我来说，真是奇耻大辱！满身的疲劳被一肚子的委屈所替代，回到家大哭一场。第二天还得早早到工厂劳动。

不久我们被派到矿山搬运铁矿。这是距城约20公里的一座大山，山上发现铁矿，这是毫无开采价值的“鸡窝矿”。但是，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代，为了保证年产钢铁10700万吨钢，我们就被派去开矿、运矿。我们住在矿山下的小山村。天不亮就起床爬上山，到接近山顶的矿区，把矿石搬运到公路边，等待汽车来运。我和几个女同学才爬到半山腰，那位土改积极分子已经挑着一大担矿石下山了。我们刚把矿石挑起来准备下山，土改积极分子已经又到了矿区。我对他油然起敬，佩服得五体投地。班主任总结时，在表扬土改积极分子的同时又把我奚落一顿。不过这时的我已经有些“油条”了。乡间有句俗话：“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批评多了也就不当回事。还会自我安慰：只要我尽力了就问心无愧！

大炼钢铁、大跃进，时时开展评比、竞赛。我们的土改积极分子很快成了名噪一时的劳动积极分子。我总是落在最后，多次被班主任点名批评，幸亏有学兄学姐们的袒护，没有被打为“懒汉”、“懒虫”、“懒鬼”，也没有被“插白旗”推出来批斗示众。

11月中旬，我们高中班被调到远离县城约百公里的滇滩铁矿敲矿石。把大块的矿石敲成鸡蛋大小的矿料，投入高炉冶炼。一次矿山大爆破，铁矿石满天飞撒，十几个工人遇难，我险些被飞来的矿石砸死。12月初，我们又被调到灰窑铜矿厂参加炼铜。在灰窑铜矿，我的工作是为高炉拉风箱，有时到山里挑碳到高炉边，为冶炼铜矿提供燃料。经过几个月的锻炼，我的体力有所增强，劳动能力也随之提高。但是我总摆脱不了落后的窘境，落后的帽子如影随形。

这时，县委突然提出要大唱民歌，用民歌鼓舞士气，用民谣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矿山指挥部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写民歌、唱民歌，开战民歌大比赛。我响应号召，写了一首“拉风箱”：

汗流浃背拉风箱

为国富强大炼钢

辛劳艰难何所惧

壮丽青春放红光

想不到这首民歌被语文老师“发现”，推荐到指挥部参赛，受到领导好评，在广播中播出，在油印的《灰窑战报》上刊登。接着我又写了一首“挑碳”：

我的篮子荆竹编

挑碳送到高炉边

但见铁水滚滚流

一身疲劳飞云天

这首歌被县委宣传部长兼我们中学校长杨侃老师推荐到《腾冲报》上发表，据说德宏州（当时腾冲县隶属德宏州）的《团结报》也刊登了这首歌。

这两首民歌突然改变了我几个月来的艰难处境。我从一个劳动落后的小东西，变成歌颂大跃进、歌颂大炼钢铁铜的“歌手”。有几天，我可以脱离劳动到指挥部写民歌、朗诵民歌，向工人、农民歌手学习民歌。

12月底我们回到县城，没有休息接着到学校菜地劳动，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要在菜地里“大放卫星”：“小麦亩产千斤”，“青菜亩产万斤”。在菜地劳动几天后，我被校长叫到县里参加迎新年民歌会。在1958年的最后几天我写了好几首民歌，其中一首《迎新》被领导看中，发表在1959年元旦的《腾冲报》上：

丰收锣鼓响云天

高歌猛进迎新年

飞天不羡神仙乐

更舒长袖下人间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8 11:46:28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序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今，地方性知识日益受到重视，这并非是抱残守缺，也不是乡土自恋，而是没有地方性知识，何来全球文化的丰富多彩？何来新文化的创造与发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正是来源于无数地方性知识的涓涓细流。全球文化文化的异彩纷呈、琳琅满目，也是因为有各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离开特定地域和特定时代的地方性知识，我们就不可能对全球的的知识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因此，石林彝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编纂的《云南石林史志丛书》就显得格外重要。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民国石林社会研究文集》是《云南石林史志丛书》的一种，收入五位学术大家年轻时的五篇著作。五位学者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做出举世瞩目的杰出成就。他们的成就各有不同，但他们对乡土文化的重视则是相同的。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他们重视乡土文化、与他们的地方性知识的深厚当不无关系。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方面要树立宏伟远大的志向，一方面要从当下做起，从认识乡土、热爱乡土做起。
      早在70年前，大师们就说：“在一般学校里，不论教师与学生，大多数都犯了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中国史地与世界史地的常识导师认识的很多，而对于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史地反而一无所知，或所知十分有限……这种‘舍近求远’的错误，我认为是有纠正必要的。”学习、研究乡土史地，不是“为了强调乡土观念，乃是为了理解我们的环境，好去适应和利用它，为了理解我们祖先创业与奋斗的经过，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好去发扬光大”。（杨一波）“研究乡土历史，就是要由认识本乡的过去，而明瞭本乡的现状，推知本乡的未来，从而知道如何改进本乡。”（李埏）。今天重温大师们的著作，倍感亲切，深受启发。在建设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乡土的历史与文化，如果我们不从乡土的实际出发，就很难创造新的生活，开拓新的天地，实现新的目标。
   大师们对乡土的热爱，对民情的关注，体现在他们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们既重视历史文献，又重视田野研究。体现中国学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优秀传统。现在，有所谓学者，研究历史不阅读文献档，研究地理不登临山水，研究社会不实地调查，他们擅长的是利用电脑迅速克隆出各种各样的煌煌巨著。他们的论著虽多，他们的名词虽新，他们的调门虽高，他们的气势虽大，但他们的底气不足，他们的功力不够，他们的品格不高，所以他们的作品就缺乏生命力。相比之下，大师们在几十年前的旧作，现在读起来依旧亲切感人，予人新知、予人教益、予人明智。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大师的魅力！
   云南大学历史系的资料室里保存有不少社会调查的资料，从中发现几乎被人遗忘的《汉夷杂区经济》，由陈国保、金学丽两位硕士研究生整理录入电脑，打印成册，此前，刘世生主任已在石林县档案馆发现本书油印本上半部，又在《旅行杂志》上发现李有义先生的作品。现经刘世生主任认真校勘，收入本书。上世纪四十年代，因昆明时常遭到日本战机的狂轰乱炸，云南大学 ——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被迫疏散到呈贡县古城村的魁星阁，五六年间，十来个学者，在费孝通教授的带领下，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著作。其影响至今仍巨。当时还是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李有义，选择路南县尾则村，对撒尼人的社区进行了史地调查，写成《汉夷杂区经济》。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汉夷杂区社会经济具有重大价值，堪称研究汉夷杂区社会经济的典范，可与当时费孝通先生等撰著的“云南三村”相提并论。
      李有义先生在该书的导言中说：他克服了三个困难。就是语言、偏见，工作便利的难得。他用一个多月的功夫，学会了撒尼人的语言，可以和撒尼人作简单交谈。他既防止了自己的偏见，也随时鉴察被访者的偏见。在谈及克服工作便利的困难时，李先生说“在一个非汉民族社区中做实地调查，工作便利十分难得。但这种困难也并非不是不能克服的，不过比较需要较长的时间。从这个经验作者主张调查一个边地社区非得有充的时间不可。若走马看花式的旅行一次，决难得到有理论价值的材料。”“任何有结果的调查，十二个月是最低限度的时间。目前中国边疆研究的风气似很风起云涌，但十九均系作旅行式的考察。这种考察我们认为不容易有很好的成绩，如果要确实发展中国的边疆研究，我们主张应提倡长时间的精密考查。”克服语言障碍、抛弃偏见、长时间的精密考查，是李先生取得成绩的主要经验，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没有吃苦的精神，没有踏实的作风，没有严谨的态度，何来经典？
      今天，呈贡魁星阁已经“整旧如新”，从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成为观光景点；有人已决定在新的魁星阁中建立新的“魁阁研究室”，要干出一番超迈前人的丰功伟业，这实在是值得称赞的好事。当年，天上炸弹飞，地上物价涨，满目疮痍，遍地饿殍，烽火不断，薪水无着。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三十出头的费孝通带领十几个青年人做出震古烁今的成就，树立起巍峨的学术丰碑。今天我们身处和谐盛世，大学的任何一个办公室都比呈贡“魁星阁”讲究，窗明几净，沙发软椅，设备先进，经费充裕，当做出比费孝通和他的同仁们更大的成就。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学问，而不是在媒体面前出风头，讲大话，摆样子，即便不能够超越前人，至少不会给前人丢脸，也不会给后人讥笑。
      石林彝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编辑出版《汉夷杂区社会研究》，让我们有机会重温大师们的旧作，从中领悟新的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新的境界。汇集在这里的五本著作，在提供我们认识有价值的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为我们展现了学术前辈们的高尚人格、高远志向、高贵气质。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与他们立足乡土，从小处着眼，在实处用力，向高处迈进的自信、执着、坚韧的品格分不开。我们看到做学问与做人是如此通！编辑出版这部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提供地方性知识，而是在弘扬一种不为时空限制的为学术进步，为国家富强，为民族昌盛，不计功利、不求闻达，甘于清贫，孜孜不倦，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的高尚精神。因此，我对本书的主编刘世生和他的同事们，由衷感佩，深表敬意。
      杨一波先生在《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中说：“在全省一百一十二县十五设治局当中，以前为四大穷州之一，现在却为三等县了。以本县的农产物和矿产物蕴藏量来说，将来是很有希望的一个地方，只须把社会条件提高后，他的发展一定是无限量的。”现在，石林不仅在云南省名列前茅，而且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列入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汉夷杂区社会研究》的出版再次证明：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发展的确是无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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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9 08:20:34

民族身份的识别与认同

林超民

      2008年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6时左右，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此前被权威机构看好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与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分享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
      国内各大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纷纷在钱永健的名字前冠以“钱学森的堂侄”这一称谓，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是钱学森的堂侄，而不是钱永健。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的电话记者招待会上，来自新华社等中国媒体的采访接连不断。
      “您是中国人吗？您会说中文吗？”钱教授用英语答说：“不是、不太会说”。再进一步被问到“先生的成就对于一个中国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时，钱教授说“因为我是美国生美国长，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但是，如果中国人能为我的获奖感到高兴与自豪，并且能使更多的年轻人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的话，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说到与中国著名学者钱学森先生的亲属关系时，他说“其实连面也不曾见过，当然，我知道他是一名著名科学家。”
      此事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民族识别与民族身份。
      “民族”的概念有多种，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客观文化特征”，一是“主观认同”。
      “客观文化特征”论认为，民族是以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文化等历史上形成的客观特质来界定的。尽管也强调，表现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共同文化，注意到主观的“心理素质”，但这个心理素质是由客观的物质文化所决定的。
      “主观认同”论认为，民族是以主观认同来界定的。一个民族的确定，无论是外人（他者）还是自我的认同，都是主观的。不过，主观认同也并非没有客观依据。
      中国古代确定“族类”主要是依据“文化”和“心理”。春秋时，蛮、夷、戎、狄与诸夏有明显的分别。但是这种分别，不是血缘、种族上的差异，也不是族类的界线。在古代文献中，分别四夷和诸夏的差异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看来，古人在区分族类时，大体上采用“主观分类”。属于何种族类，不看其血缘、不看其家谱、看其种族、甚至不看其地域，主要依据其主观认同的文化，看其心中的价值。
      民族分类就有“他人分类”与“自我分类”。他人分类又有行政分类（亦称政治分类）、学者分类、民众分类等。自我分类则可因本人的身份不同，比如知识分子、当权派、富商、普通百姓而有不同，也会因为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族类的界定与认同，无论是“外人”还是“自我”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而其文化特征，无论是有形的文化，还是无形的深层次的价值判断、宇宙观等等，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连续地逐渐地积累起来的。
      钱永健教授说他不是中国科学家，而是美国人。这不仅是一种主观的认同，而且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客观依据。他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学习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他有一个美国名字Roger Yonchien Tsien，他受的教育、他的语言、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价值判断、他的宇宙观都是已经彻底美国化了。
      钱永健自己说：“我当然和中国有很多联系，我的所有DNA来自那里。我们家是一个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混合体。在中国我还有很多亲戚，包括我们钱氏家族的一些科学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和血缘背景，我也不例外，所以我不会忘记中国。”可是这些并不能说明他有中国心。尽管他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但他坚定不移地说我不是中国人。他的“自我认同”中，不完全是“主观”选择，更有地域、语言、生活、经济、政治等客观因素蕴涵在其中。
      历年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还有：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丁肇中：1936年出生于美国，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出生于台湾，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0岁。
      朱棣文：1948年出生于美国，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9岁。
      崔  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59岁。
      他们无一例外自称是美国人，这与他们所受教育，与他们接受的美国文化，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顺便说一句，我们通常将这些诺贝尔获奖者说成是“美籍华人”，其实，他们在已经不是华人（中国人），他们也不自认为是华人，而是道地的美国人。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说他们是“华裔美国人”。
      从钱永健坦言自己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科学家，我们是否应该检讨我们的民族概念呢？
      在界定民族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超越“客观文化特征”论和“主观认同”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界定民族，既不死守“客观特征”，也不固执“自我认同”，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本帖最后由水西土司于 2009-4-19 08:23 编辑 ]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9 08:27:36

闲话“一稿多投”

林超民

      应中国人大学李文海教授的邀请，2007年7月7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组织召开的“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后，我将发言稿做了修改与补充，写成《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学科——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的文章，收入黄兴涛、夏明方教授主编的《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一书。
      当本书正式出版发行时，主编黄兴涛教授即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大作已收入刚出版的《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扩大大作与本书的影响，发挥其学术功用，先生可以在其他刊物或出版社发表、刊载这篇文章。”
      这使我想起，最近有的刊物公开申明：“本刊不反对一稿多投”，与几年前许多刊物严正申明“请勿一稿多投”形成鲜明对比，令我感到时代的变换实在是太快了。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明、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进步。
      “一稿多投”是多年来报刊、媒体、出版业、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有人反对、有人支持，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我自己做学问始终坚守国瑜师的十字箴言：“不湮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对于自己则努力做到：不妄自菲薄，要超越自我。要求自己写文章，没有新意不动笔。没有新见不发表。自己从不“一稿多投”，也不“一稿多发”，更不“一稿多用”。当然，自己的文章发表了，有的刊物需要转载，我也十分乐意。
      我从来不反对“一稿多投”，也反对拿“一稿多投”说事做文章。在我看来，稿子的著作权属于作者，虽然发表权也属于著作人，但是否能发表决定权还属于刊物、传媒、出版社。作者创作好的作品，刊物、传媒、出版社发表好的作品，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一篇（部）好的作品（文学、艺术、学术的成果），只要对社会进步、学术繁荣、人才培养、精神文明有利，广为传播有何不好？一稿多投又有何不好？
      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发表权和使用权。发表权，使用权属于著作人，一稿多投正是著作权人行使其发表权与使用权的正当行为。同时，著作权法规定：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合同，合同有效期不超过十年，期满可以续订等等，其中并没有不许作者“一稿多投”的文字。
      新《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凡是著作权人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也就是说，对于好的作品，即使作品一稿一投，同样有多家报刊发表的可能。
      有的刊物或出版社为维护自身利益，要求著作人不得一稿多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著作人理应尊重刊物或出版社的权益。作者与刊物、出版社应该事先有合同、契约、规定，若果有白纸黑字的契约，那么作者和刊物、出版社都应共同遵守，不能违反。如果事先没有约定，那么作者行使自己的发表权与使用权，既不违背法律的规定，也不违背学术的规范，也不违背著作人的道德操守。一篇文章、一部著作能够多加刊物或出版社采用，不仅不必要指责，反而应该大加赞扬！
      一稿多投已经是文学界、艺术界、新闻界、学术界的普遍现象。许多著名的作家、学者一稿多投已经是家常便饭，有的作家、学者更利用所谓“一稿多投”来自我炒作，扩大影响。有的无名之辈，则利用“一稿多投”来制造“知名度”。可见，“一稿多投”实在是一个故弄玄虚的假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人拿“一稿多投”来说事，实在是“无事生非”！这种做法不仅无损于“一稿多投者”，反而是在为“一稿多投者”制造知名度。当然也反映某些人心理的不平衡。

[ 本帖最后由水西土司于 2009-4-19 08:30 编辑 ]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9 08:36:18

《云南史话》序
      云南的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具有悠久、连续、丰富、翔实的特点。考古发掘证明，云南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文献的记载。例如元谋猿人，这是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他们在距今170万年前就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在云南还发现丽江人、西畴人、昆明人等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众多有特色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遗址，古老的崖画、灿烂的青铜文化。数千年来，虽有朝代的变更，但是，云南历史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从来没有丝毫改变，连续一贯，从未间断。
      “历史的传承”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血脉。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就在精神上认同了这个历史系统，而自信这一历史系统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历史传承、历史认同是云南各族人民与祖国各民族凝聚为同一个整体的精神基础。
      “历史传承”一旦中断，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其道理正在于此。中国历代史家，一贯认为历史之用在于以古鉴今。司马迁作《史记》，标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更直接表明史为世鉴的宗旨。如果脱离这一点，即不得谓之良史。这可说是史家的一脉心传。研究历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完美的规划，帮助人们创造更为光明的前程。
      中国共第十七届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即把一个民族凝结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不断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可以说，文化力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
      文化因历史而得以传承和发展。历史是培育和提升民族精神的教科书。只有通过历史教学，才能了解我们民族发展中艰苦奋斗的历程、文化创新上光辉灿烂的成就，在内忧外患中遭受过的创伤，以及充满机遇和挑战之当今应有的努力。民族精神只有在历史演进中才能落到创造辉煌未来的实处。
      历史又是文化陶冶的诗篇。作为一个现代的国民，除了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以外，更要具有中华文化的气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良好品德、优秀文化都需要透过学习历史的诗篇加以陶冶，使历史知识内化成人格的特质。
      历史教学具有公民教育的性质。培养健全的公民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我们常说教育为百年大计，那么健全的公民教育不啻是实现此百年大计的总目标。各国的公民教育具有历史背景与文化差异，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传统、民族文化和立国精神的基础上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不仅需要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学习我们国家的历史，也要学习乡土的历史。云南是我们生活、学习、工作的美丽乡土。只有了解云南的历史，才能热爱云南、建设云南、也才能更加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为人类的和平、友好、进步、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述云南历史的著作从古代的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到当今的《云南省志》、《云南简史》、《当代云南简史》已经不下千种。但是，普及云南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尚不多见。与提高云南文化实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加强各族人民的凝聚，维护国家统一的要求远不能适应。云南文史研究馆张勇副馆长编写的《云南史话》适应当今文化强国、文化育人、文化兴滇的需求，弥补了久缺的不足。对于普及云南历史，提高云南人民历史意识、增强云南人民创造历史的自觉性，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云南史话》在汲取诸多云南文史著作优长的基础上以明白如话的流畅语言，娓娓讲述了云南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950年云南人民政府成立的历史。全书史实有据，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兼具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
      长期在大学从事历史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我，读了张勇副馆长的《云南史话》之后，得到许多教益和启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从这本《云南史话》中认识云南的古往今来，了解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学习为云南、为祖国、为民族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必定能够更加充满信心，怀着满盏希望，更具创新理想，立足云南乡土，创造出超越前人的新事业。
      一部好作品，对于学者而言常常具有启迪思维之功，对一般读者而言，却又具有鼓舞向上的意义。张勇副馆长的这本《云南史话》，正是二者兼具的一本好书。

                                                                                                            林超民

                                                                                 2008年8月18日于补拙斋

[ 本帖最后由水西土司于 2009-4-19 08:37 编辑 ]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9 08:53:53

价值观：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林超民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与价值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不是事物存在本身，而是事物对人的意义；价值是指人与事物的关系状态。价值观是人们对人与事物价值关系的主观认识和表达。价值是客观的，价值观则是主观的。只有当价值观念客观、真实地反映价值关系时，才可能成为合理、有效、正确的观念。如果脱离了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的价值观念就不是正确的观念，不仅不能引导人们积极、有效、合理地推进社会前进，相反会将人们引向歧途，束缚人的创造。
      价值观通过信念、信仰、信义等形式来表达。每一个民族内部的价值观可能是多元的。正由于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对于同一事物，就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毫不足为奇的常态。但是每一个民族的多元价值观又必须相互协调，共同相处，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统一的、主导的、核心的价值观，这个民族就会因不同价值观的差异、分歧、以致对立、纷争而导致民族的分裂。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使整个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共同富强。
      中华民族与西方众多民族的基本差异，就在于中华文明是的延续不断的发展，而西方则是断裂性的发展。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体现在生产工具、人际关系、文字运用、城乡关系、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诸方面。中华文明的延续性赖以存在和发展，就在于“融于一体”，“多元”是其表象，“一体”才是其本质。没有“融于一体”，就没有延续不断。西方多元文化各自发展，没有融于一体，所以西方文化出现“断裂”。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融为一体，就在于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寻求自己内在的物质与精神与周围人际之间的和谐，进而与自然界之间的均衡。《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说，“致中和”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就是“致中和”的价值观。中华民族视个人与天下、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强调包容不同的成分。由于强调和谐与均衡，视个人与天下、宇宙相互协调一致为最高理想境界。所以中华民族尊奉“致中和”与“大一统”为文化的主旋律，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然而，“致中和”与“大一统”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和延续，又依赖于对“多元”成分的尊重，这就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对不同的文化不仅要包容、学习、吸收，而且还要尊重、欣赏、保护。这就是中华民族得以千百年来连续不断地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战和更替，分合交错，治乱变动，始终延续不断，就是共同的民族价值观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艰辛，“融于一体”的大一统价值观越是增强。“致中和”、“大一统”、“和而不同”的观念，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道德情感、社会责任。在贯彻民族核心价值观时，不是急于求成，而是“用中适时”，“随时以行”，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一方面对大一统具有坚定的信心，又对暂时的分裂、动乱具有理性的思考和沉稳的应对，坚信“分久必合”，“否极泰来”，推动天下一统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致中和”、“大一统”、“和而不同”的观念，在现代有依然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不同的族类组成，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要在一起交融、统合，形成一个整体，就必须在“致中和”、“融于一体”、“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下进行，这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现代的普世价值。
      一个民族的凝聚、发展、富强、繁荣，必须要在“致中和”价值观指导下处理好的个人、社会、自然三者间的关系。讲究人际关系的尊重、理解、诚实、信任、谦让、恭敬，而不是个人利益至上、利己欲望过分膨胀，讲究不同群体之间的宽恕、包容、共处、友好、互助；讲究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敬畏自然、保育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只有个人、社会、自然诸方面关系处理得当的民族才可能延续不断地发展。
      “致中和”、“融于一体”，“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赖以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核心，对于在全民族中形成共同理想、一致信念、基本道德，优秀传统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感染力、吸引力、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认真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更具有现实意义。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19 09:04:03

尊重“他者”：民族间和谐相处的方式

林超民
      人类创造文化原本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准，使人类生活的更美好，结果人们却时时刻刻受制于自己创造的文化。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受到文化的约束与规范。由于人们生活的环境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历史传承不同，生活与生产方式也随之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浸润下的人们的行为、思想也就有诸多差异。例如，不同族类的饮食文化就有许多差异。中国人吃米饭、馒头，使用筷子；西方人吃面包、蛋糕，使用刀叉；中国人喝茶品茗，西方人饮咖啡喝可可。本来，饥餐渴饮是人类的本能，但是有了文化后，人们在吃饭饮水就有许多的规矩和讲究。不同文化的族类，其食衣住行都有所不同，其礼仪伦理也有差异。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称之为“文化的塑造力”。文化塑造力相当强大，不仅可以改变人的本能，而且可以造就人的品格，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与进程。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机缘，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同一个文化体系的族类对自己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而对其他族类的文化往往会视为奇特、怪异。例如，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中国人鞠躬、作揖、拱手；西方人则握手、拥抱、亲吻；爱斯基摩人是互相摩擦鼻子。又如，古代中原的人们深受儒家礼教的洗礼、约束，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清，特别注重妇女的贞操，尤其重视所谓“处女”。可是周边的“蛮夷”，则有不同的观念，男女之间没有儒家所谓“礼节”，少男少女相处自由浪漫，不重视“处女”，不讲究“贞操”。还有，在西南地区的某些族类，流行一种非常奇异的习俗，就是当妻子产下婴儿“三日之后，以子授其夫，耕织自若。”由其丈夫“卧床褥”，“坐月子”。一般称之为“产翁”。这种风俗在《马可波罗游记》、《百夷传》等文献中皆有记录。从华夏的眼光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当地族类中则是天经地义。这种“产翁”风俗自有其道理所在，甚至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未必就比华夏的妇女坐月子的方式差，认真考察，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文化设计。
      由此看来，文化并无好坏、高低的差异。文化的好坏、高低不能以其他族类的眼光来衡量，应该从每一个族类的内在文化去评估。简单说来，吃面包与吃米饭、喝咖啡与饮茶水，用刀叉与使筷子之间就没有好坏、高低、美丑的差异，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文化选择。人类的丧葬习俗有火葬、树葬、水葬、土葬、天葬，在印度的一些部落中还有把父母遗体吃掉的习俗，不同族类对遗体处理的方式的不同，自有其文化意义，因此不能简单做出好坏的判断。同样的在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中，你不能说某个宗教好、某个宗教不好，这些宗教之间的确无好坏的差异。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选择，不是因为好坏，而是生态环境、社会条件、历史传承诸多因素造成的，也就是文化的塑造力导致的。
      文化内在的法则的作用是相当微妙奇特的，一般人要从风俗习惯的外表去判断别人的文化、习俗的好坏，实在是不能轻易用好坏、高低、是非随意加以断定的。这就是文化相对性。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文化的相对性提出了“他者”的概念。“他者”概念的意义在于，我们对于异族的文化要持特别谨慎态度，不能随意做出好坏、高低、是非的判断，应该深入理解其内在的原理，等到你理解其内在道理之后，你才不至于误解其间深蕴的原则和道理，当你发现其中的奥妙，也许你不但不会对其他族类的文化特征表示歧视、否定、责难，相反，你会为其中的奥妙而击节赞赏。
      在开发西部地区的热潮中，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指责西部少数民族“愚昧”、“落后”、“保守”、“懒惰”之类的批评和指责。其实，许多批评是对当地民族文化内涵与特点不了解的误判。二三十年前，我们错误地把泸沽湖摩梭的“拜访制”婚姻当作不符合《婚姻法》的落后风俗加以批判、打击、甚至取缔。这就是我们对泸沽湖摩梭婚俗的误解。现在，经过许多人类学家的认真研究后，对摩梭“拜访制”婚俗做出新的解释，我们看到其内在法则对摩梭社会的作用是何等的巧妙！我们不仅不会错误地否定它，相反可以欣赏它。
      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不应该以自身的标准来衡量。用自身的好恶、是非标准去品评“他者”的文化特质，就难免产生误差、偏见、谬论，不少民族与民之间的误解与纠纷，不能说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误解、误判有关。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尊重“他者”，尊重“他者”的文化，尊重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个人所选择的生存方式，而不是用自认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去指责“他者”的风俗，用自认正确的文化观念强加于“他者”的行为，用自认是高尚的文化去解放“他者”的思想，用自认是合理的标准去统一“他者”的选择方式，那么民族的偏见就可大为减少，种族的冲突就可以避免；人类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时代就将到来。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0 21:06:55

春节忆教改

每逢春节，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毛主席1964年的“春节谈话”。
1964年2月底，我的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学校传达了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所谓“春节谈话”是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公、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十六人参加。
   传达“春节谈话”，没有下发书面文件，也没有原文照宣，仅只是口头传达了四点精神：
1.“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
2. “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
3.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4. “学制可以缩短”。
   春节讲话给我感受最深，至今不忘的是，毛主席说，大学生的伙食需要改善，每月要吃12元5角。为此国家要多花4千万元。将大学生的伙食标准提高2至4元。
   毛主席春节讲话的精神落实最快的就是改善伙食。大约在1964年的5月，我们的伙食费从每月9元增加到12元，所增加的3元钱，全部由国家财政下拨。当我们的伙食明显改善的时候，当我们的早点花样有所变化、吃肉次数有所增加的时候，我们真正感受到毛主席的关怀，党中央的温暖。在学习讨论毛主席春节讲话精神时，有的同学激动得声泪俱下。
   贯彻毛主席“春节讲话”的精神后，老师讲课大多改变了“满堂灌”的方式，注重启发式。老师念讲义，学生记笔记的教学方式遭到学生的公开批评与抵制，因为有毛主席的“春节谈话”为学生撑腰。“突然袭击”的考试方式悄然消失，“开卷考试”骤然兴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前所未有地“高涨”。
   大约是1964年的9月，又一个新学年开始后不久，又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身体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这是继“春节讲话”后，毛主席又一次要求大学、中学减轻学生负担的“重要批示”。我们深感毛主席对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影响身体健康，学了也无用”这句话我铭记不忘，终生受益。
   1965年，是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年头，毛主席的“春节讲话”成了大学必须改革的“动员令”。教育改革急剧升温。但是对于毛主席要求加快教育改革的“命令”，负责教育的高层领导还是有所保留。记得传达“春节讲话”，开展教育革命的时候，高层领导同时提出“思想积极，行动稳妥”、“决心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要求大家要正面理解毛主席的讲话。当时我想什么是“反面理解”？也许是毛主席在讲话中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上课时允许打瞌睡。教员教课教不好，就睡觉，何必听他滔滔不绝的废话。”毛主席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反对和对抗现行教育制度。
   当我们刚刚开始享受伙食改善、学习轻松的“幸福日子”之时，毛主席对教育部门的“稳妥”方针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他怒气冲冲地大声疾呼：“大学教育应当改造”！毛主席毫不掩饰他对大学文科教育的鄙夷、歧视和憎恨。他敲响改造大学文科的鼙鼓。提出“阶级斗争是青年人的一门主课”、大学教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突出政治”、要学习“解放军”，大学生要“下连当兵”，文科学生要参加“四清运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要求每一个大学生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64年12月，云南大学的文科师生全部被派到大理县参加“四清运动”。在运动期间不能学外语，不能读古文，不能看专业书籍，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四清运动”.生活上则严令不准吃鸡鸭鱼肉蛋。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在运动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直到1965年8月底我们才回到学校。学校党委肯定我们到大理参加四清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四清八个月，胜读十年书”。
   1965年9月新学期开始。不久，戚本禹《“忠王”不忠》的论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历史系师生都要学习这篇文章。不久戚本禹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又成为历史修师生必读的“教材”。年底，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长文发表，“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历史系的教学工作就被学习戚本禹、姚文元的文章，所取代。
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1966年5月7日，毛在审阅解放军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亲密战友林彪。信中说：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政治、经济、文化，从事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要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简称“五七指示”。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毛这封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研究，积极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十条“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一个国家政令，其中的语言完全是毛的谈话语言。
   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效力。整个教育体系被摧毁，几乎所有的教师都遭受批判，尤其是“从旧社会来的”老教师，无一例外地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予以打倒。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文化革命中轰然崩溃，学校教育嘎然中断，教师尊严扫地以尽。出现了人类教育史上的空前绝后的“奇迹”。这个千古“奇迹”导源于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的“春节谈话”。
   经历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大学生被称为“红卫兵大学生”。我们则自嘲是“教育革命的试验品”、“文化革命的牺牲品”、“大学教育的残次品”。
   从1964年2月3日“春节谈话”为开端，到1977年7月恢复高等学校招生与考试制度为止，毛领导的中国教育革命以失败告终。
   从1950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就处于不断的改革与革命之中。从1950年到1966年的持续不断的教育革命以仿效苏联、突出政治、精英教育、学习英雄、服务生产为基本内容，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革命则以摧毁教育体制、打击知识分子、反对传统文化、培养造反人士为宗旨。
   从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教育革命尽管形式不同，但与原则大体一致：就是：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实现全民义务教育，推进教育平等。
   历史无情地证明30年的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尽管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的。是否可以说，抹杀教育的独立价值、忽视教育的基本规律、否认知识分子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就是30年来教育革命与教育改革尚未成功的主要根源？
   现在，毛的“春节谈话”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尽管毛的教育革命并非完全成功，但是毛主席一生对教育公平的理想，对人格独立的呼唤，对权威的蔑视，对传统的挑战，对真理的追求，也许就是我们应该承继和弘扬的大学精神！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0 21:09:51

《教改风行循环往复》之一西风(2007-03-08 11:32:09)

西风：大学制度的建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康有为向皇上呈奏《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认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始能胜我也。”此论开“教育救国”之先河。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孔子是万世师表，科举是千年学制，书院成就卓著，私塾功不可没，治国安邦的人材辈出，忠君爱民的士人众多，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足令国人骄傲自豪。但是，面对列强东来，连年战败，割地赔款，数千的传统的教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教育不变革，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要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从教育变革开始！
      我们时常批评“全盘西化”，但是大学正是“西化”的产物，大学也是“西化”最甚的场所。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以达“富国强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革命的主旨。开学堂，从小学到大学无不以西方为榜样，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设中国的新教育制度。
      清王朝为建立大学先后出台了三个文件：《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钦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俗称“壬寅学制”）、《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年俗称“癸卯学制”）。这三个章程，尤其是“癸卯学制”，开启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门。这就是清王朝“改革开放”的重要步骤。清王朝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中国特色”。朝廷明确宣布：“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当时的大学教育，以三代学校之德行道艺四者并重，对应外国学堂的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强调“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必须“恪守学规，专精学业，此学生之本分也。”
      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不准学生“妄干国政”，是晚清教育的一大特色。
      清王朝学习西方，建立大学，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但为时已晚。大清王朝最终无法逃脱覆灭的下场。
      民国政府，继续推行教育西化的政策。民国政府（北京）教育部提出：“大学以传播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再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专心专意读书做学问。他坚持向西方学习，明确表示必须“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谓深得西方大学教育的真谛。
      云南大学在1922年筹建时，明确宣示：“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并传播正谊真理为宗旨”。其后改为：“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汇贯通，造就专才为宗旨”。云南大学的办学宗旨，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强调发扬东亚文化；在研究高深学术的同时，强调对真理的追求和传播。体现了创办者的独到见解和高瞻远瞩。
      1937年6月，云南省政府聘请在清华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已达十年的熊庆来教授担任云南大学校长。8月1日熊校长到校视事。熊校长以清华大学为蓝本，从云南实际出发，规划云南大学的发展。熊庆来是民国时期，云南大学任职最长、贡献最大、声望最高的校长。众所周知，清华大学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创建的“留美预备班”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他以清华为蓝本将云南大学建设成“小清华”，就是按照西方模式建设云南大学。熊庆来教授在接受省主席龙云聘任他担任云大校长的前提条件是：省政府不干预学校行政、人事，增加经费。熊庆来的要求就是来源于西方大学的独立精神。
      西南联合大学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学校。西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谱写的辉煌篇章，至今尚无出其右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称西南联大可纪念者有四，其中“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蔡元培先生倡导的优秀传统。
      近读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教授的《上学记》，他在书中写道：“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的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1]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撰文，高度评价梅贻琦校长之建立教授会制度，称其：“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2]
               “教授治校”也是舶来品。教授治校是西南联大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没有民主与自由，教授治校只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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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兆武《上学记》96页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8月版

[2] 陈岱孙：《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载《梅贻琦与清华大学》14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1995年版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0 21:12:29

《教改风行循环往复》之二北风

北风：大学全盘“苏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何办大学？如何办好大学？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就是倒向苏联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从1950年开始，大学的开始了以学习苏联教育制度为中心的教育革命与教学改革。
      1951年8月10日，政务院第97次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提出“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诸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教改方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工作，以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并于10月1日颁布实施。
      在院系调整时，国家从苏联请来教育专家到各地大学教师作报告，介绍苏联高校情况与改革经验。院系调整就是把原来向西方学习的一套大学体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改造为苏联的大学体制（社会主义体制）。
      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雷厉风行，整个体制的转变，在一两年间迅速完成。当时对于学习苏联、实行院系调整的“正确性”几乎无人公开怀疑。今天，就像当初没有人会否定其合理性一样，没有人再肯定院系调整的合理性。每一所大学都在院系调整中遭受难以估量的创伤和损失。
      “1948年的北大，乃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共有文学、理学、法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六大学院。此后便每况愈下，日渐萎缩。1949年6月农学院独立，1950年9月医学院割去，1952年的院系调整又切掉了工学院和法学院，只保留了原先的文理学院，加上一个经济学系。这一局面，严重制约着此后几十年北大的发展。”[1]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基本完成。云南大学的院系调整主要是在1953年进行，但从1950年到1958年每年都有部分调整，前后延续八年。1952年云南大学有五个学院20个系。1954年8月，云大学院一级机构撤销，各系直属学校。9月云大有中文、外语、经济、历史、生物、化学、物理、数学、农学、林学等10个系。外语系、经济系则三年未招生，1955年暑假后停办。1958——1959学年云大仅设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六个系。1958年西南俄语专科学校33个学生转入云大，恢复外语系（俄语专业）。外语系停止招生是不再学习英语（西方），外语系恢复招生是为了学习俄语（苏联）。外语系的变迁，正是从西风到北风大转变的标本。1961年云南政治学院并入云南大学成立政治系。
      现在再来讨论院系调整给云南大学造成的损失已经毫无意义。1940年代，云南大学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无所中国大学之一。1946年，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曾与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并肩出席联合国科教文会议。1946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15所世界著名大学。值得自豪的光辉历史已经远去，成为鼓励我们努力奋进的珍贵遗产。
      从1950年到1965年被称为“中国的苏联时期”。在北风劲吹，“全盘苏化”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移植苏联高度集权、国家包揽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使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为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支持，在实践中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价值。在具体的动作中，不切实际的中国传统加上苏式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学校教育处于唯理性、唯智育的传统氛围中，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大学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
      今天，云南大学庄重、古朴的物理和生物馆大楼，如同高雅、宏丽的会泽院大楼一样，记载着云南大学发展的历史。如果说会泽院是西风东来，大学建立之初的象征；物理馆大楼就是北风南来，学习苏联的标志。至公堂则是土生土长的千百年科举制度的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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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0 21:16:59

《教改风行循环往复》之三东风

东风：毛的教育革命
      1950年6月6日，毛在中国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有步骤地进行旧有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国家制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58年毛对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他把教育革命当作“大跃进”的一部分，开始直接干预大学的改革。毛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所说的：“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毛主席在天津大学的讲话迅速传达到每一所高校。各个高等院校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三个层面上展开教育革命与教学改革。一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权威“兴无灭资”、“拔白旗，树红旗”的批判斗争，以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二是对移植苏联的正规化教育制度的不满，强调扩大教育机会，为工农子弟开门，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三是改革学校教育，以克服其脱离实际的弊端。教育革命的方式，则都是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为此，实行“全党办学”、“全民办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对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发展与全日制普通教育并行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在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学生和教师大量参加生产劳动；缩短中小学学制；大学组成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的委员会改造系科和专业，编写教材、讲义，集体著书，联系实际工程开展“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和毕业设计，等等。
      1958年的教育革命颇具浪漫色彩。一些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建立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这场浪漫的革命席卷全国。当时比较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下放教育权力，中小学教育基本下放由地方管理的领导；原由中央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多数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给地方领导。同时，改变高校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这种今天各高校求之不得的招生办法，毛主席一声令下就变成活生生的实现，可惜仅实行了一年就寿终正寝了。）
      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与大跃进经过三年实践，出现了不少问题。党中央高层领导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调动教师积极性的修正意见。此时，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高治国同志于1961年4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一个星期后，4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8月2日高治国书记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这两篇文章成为当时中央高层领导整顿高等教育的先声。云南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面。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的指示中指出，目前高等学校应该着重解决的五个主要问题：1.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2.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学术水平；3.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4.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5.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据说非直属高校的领导仅只有云南大学的高治国书记参加了“高校六十条”的起草工作，因为高治国书记的两篇文章符合中央领导的意图。
      邓公后来说，毛主席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等学校六十条的[1]。
      高校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以教学为中心，调动教师积极性，培养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公、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十六人参加。
      毛主席说：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谈话在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中进行。殊不知，这次看似随意的春节谈话，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动员令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主席的春节谈话迅速下达各级教育部门和各高等院校。讲话要点是：
1.    “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
2.    “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
3.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4.    “学制可以缩短”。
      毛主席还决定国家拿出四千万元来改善大学生的伙食，大学的伙食费每个月增加2—4元（云南大学增加3元）。
      毛主席的春节讲话似乎与政治没有关系，也不谈路线斗争。他强调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讲的是学生负担过重，考试方式不好，学制要缩短。没有革命的火药味。听起来真是新春闲谈，充满对学生的健康的关心爱护，对接班人的体贴期望。十分温馨感人。但是熟知内情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方法不对”暗含对高校六十条“走回头路”的不满。
      春节谈话在教育界引起极大震撼。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高层在传达毛主席春节讲话时有所保留，他们说：贯彻毛主席的讲话，要做到“思想积极，行动稳妥”，“决心要大，步子要稳”。一个“稳”字，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境。他们还想坚持贯彻初见成效的“高校六十条”。
      1964年3月10日，毛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2]这个批示成为著名的“三一〇”指示。
1964年7月5日，毛与毛远新谈话，说：“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全班里水平最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3]
1965年7月3日，毛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身体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4]这个批示成为著名的“七三”指示。
      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该改造，上大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5]
            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促使当时的教育改革急剧的升温化。教育改革基本上纳入为政治服务的框架。“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学习解放军”的宣传，学习毛著、下连当兵、参加“四清运动”之类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高校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已经十分困难。
      1966年5月7日，毛在审阅解放军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林彪。信中说：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政治、经济、文化，从事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要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简称“五七指示”。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毛这封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研究，积极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执行。”[6]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十条“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7]《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一个国家政令，这个文件将毛主席在各种场合关于教育革命的意见作为最高指示与无上法令在全国贯彻执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主席对1950年以来17年的教育做出两个“估计”：17年来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路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砸烂旧的教育体制，批判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7年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印发《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毛主席论革命教育》一书是陈伯达等人摘编的，包括毛有关教育问题的书信、语录等共51条。当时的通知说：这本书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各地要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伟大纲领的群众运动。此后，各级学校再次掀起“教育革命”的热潮。
      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于批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效力。“高校六十条”被当作修正主义文件严加批判。整个教育体系被摧毁，几乎所有的教师都遭受批判，尤其是“从旧社会来的”老教师，无一例外地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予以打倒。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轰然崩溃，学校教育嘎然中断，教师尊严扫地以尽。出现了人类教育史上的空前绝后的“奇迹”。
      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恢复中小学秩序，1971年起大学恢复招生。开始了教育革命的“建设性”实践：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将学校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校教育极度政治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革命大批判”、学习毛思想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各级学校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从12年减为9年；从小学至大学毕业，由17年减为12年；改革学校教育。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和基础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学生花大量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参加生产劳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中小学下放至城市的区或街道，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1969年起，原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大都下放给地方领导；强调教育要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1972年提出农村要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学免试推荐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上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七二一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培养“赤脚医生”之类实用的初级专业人才；1973年后，大学大量举办各种形式的短训班，为工厂、农村、部队培训技术骨干、理论骨干和各种实用人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购，开门办学”改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实行结合生产和科研任务，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边干边学。大学要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达到教师会做工、种田，工人能教学、搞科研”。课程设置方面则是：文科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外语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学”，适应国际阶级斗争需要；理科教材要不断总结我国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批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毛主席以横扫环宇的气魄，在中国大地刮起的教育革命东风，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垮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变革，也给中国教育造成空前灾难。直到四人帮被无情粉碎，浩劫才得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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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公文选》第二卷4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10月第二版
[2]《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海口）1998.
[4]《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海口）1998.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6]《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海口）1998.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海口）1998.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0 21:19:58

《教改风行循环往复》之四春风

春风：邓公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后，邓公就致力于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
      首先，邓公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两个估计”。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
            邓公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他一再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对知识分子除了在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它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3]
            邓公在谈到教育和科研的体制、机构问题。他说科研部门、教育部门都有一个调整问题。调整当中，具体问题很多，第一位的是配备好领导班子。“一个单位有三个人要选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不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的，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有了这样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较好办了。”[4]要保证科学研究时间，使科学研究工作者能把最大精力放到科研上去。
      邓公十分关注教育制度与教育质量问题。他提出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恢复了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制度。198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久，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于培养人才，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给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至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邓公强调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要求认真做好科研与教学单位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自己表示，甘当教育与科研工作的“后勤部长”。
      邓公特别强调要培养好的学风。他说，科学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形成生动活泼的的局面，是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起来。[5]
            高等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邓公主政后，面对浩劫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积重难返的困难局面，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领导教育战线上的师生员工，义无反顾地拨乱反正，为今天教育战线的繁荣兴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5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公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6]《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虽然教育事业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认为教育体制的弊端主要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够，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因而，《决定》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有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决定》既如实反映了中国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是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最好的文本。对教育形势和问题的认识、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诸如改革政府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等问题，切中肯綮。
      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高等教育的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巨大成就。但是，20多年过去了，“决定”中的不少精神尚未得到落实。
      在《决定》颁布后，邓公再次呼吁全党“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敦促各级领导为学校、为师生做好服务。“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比如说，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哪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样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工作怎样改进？等等”[7]今天我们重温小平只得讲话，是在倍感亲切、温暖、动人。
      1986年12月针对一些地区学生闹事，邓公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3月邓公严肃地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台地，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8]1989年9月16日邓公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有一次说：“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的多”[9]。
      邓公的名言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提出在“姓资”与“姓社”问题上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出过“不争论”的指示。在教育方面，他老人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他在1991年8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老祖宗不能丢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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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公文选》第二卷48—4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10月第二版
[2] 《邓公文选》第二卷41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10月第二版
[3] 《邓公文选》第二卷51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10月第二版
[4] 《邓公文选》第二卷5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10月第二版
[5] 《邓公文选》第二卷5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10月第二版
[6]  邓公：《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公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90。
[7] 《邓公文选》第三卷12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11月第1版
[8] 《邓公文选》第三卷28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11月第1版
[9] 《邓公文选》第三卷32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11月第1版
[10] 《邓公文选》第三卷36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11月第1版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0 21:23:54

《教改风行循环往复》之五旋风

旋风：大学改革掀高潮
      20世纪末叶，中国大学的改革掀起了新高潮。一改以往稳妥渐进的节奏，各大学无不迅猛发展，大刀阔斧地改革。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提出“211工程”。就是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重点大学。后来改为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进入“211工程”的大学，必须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重点学科，有一定规模，有经费保证，在师资、教学、科研、管理诸方面达到一定水平，并具有特色，尤其是在改革上有所突破或创新，等等。“211工程”的一个硬性规定是，要通过“合并学校”扩大规模，使进入“211工程”的大学成为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舰”。
      教育部曾多次要求云南大学与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医学院合并，但是，云南大学一直没有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实行合并。今天看来，没有尾随“大并校”的潮流，无疑是正确的。
      与并校同时进行的是把学习苏联的校系两级管理体制，恢复到“院系调整”前的校院系三级管理。1950年以前，中国的大学一般只有五六个学院。国外的大学也只是五六个学院，很少有超过10个学院的。现在我们大学的学院名目纷繁，数量众多。竟有多达三四十个学院的。
      “211工程”是国家高等学校重点建设工程。以前中国高校没有所谓“排名”之说，随着“211工程”的进展，教育部已经对高校“重新洗牌”，进入“211工程”的大学已经有了或隐或现的排名，教育部正式颁布了一级学科排名。民间的高校排名榜，每年都在网站或报纸上公布。尽管这些排名虚虚实实，争议颇多，但还是引起各大学的师生和领导的关注。排名促使各高校领导在提高“名次”上作文章。教育部随时下达各种表格要求各大学填表。教育部依据各大学的报表做出排名。于是“填表”成为一门学问。学校要填表、院系要填表，专业要填表，学位点要填表，每个教师都要填表，上上下下都在填表上狠下功夫。
      在“211工程”建设的推动下，重点学科建设、教学基地建设、科研基地建设、精品课程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等等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从“211工程”建设开始，大学就开始了名目繁多的评估。进入“211工程”的大学要进行部门预审，立项评估，中期评估，验收评估等。重点学科、教学基地、科研基地、精品课程、重点实验室等无一例外都要通过花样繁多的审查与评估。学位点，尤其是博士学位点的申报、评估成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教育部为了加强本科教学，对各大学实行分期分批、定期不定期的本科教学评估。
      与并校高潮相呼应的是大学升级的高潮。学院升格为大学，专科升格为本科，中专升格为大专。
      20世纪末，私立大学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所有私立大学都变为公立，过了半世纪，私立大学在政府的倡导下发展起来。许多公立大学都建设了“民办公助”的“二级学院”。
      兴建大学城是这一时期的新潮流。全国各地，大学城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与20世纪不注重大学建设相比，真是大学发展的难得机遇。
      教育产业化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公然宣称高等教育是一种“消费”。他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此论，成为2006年大学改革的争议不休的话题。
      “扩招”是21世纪大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据教育部的高官说：1998年高等学校的在校生718万，2005年是2000万。7年间大学扩招3倍，每年递增50万人左右，可谓“史无前例”的跃进。
      从2003年5月底6月初开始，围绕《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在北大上下、学界内外，无不激烈论争，唇枪舌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典型话题”。“一个大学的内部改革成了全社会的公共话题”、“一个校园事件发展为轰动海内外的公共事件”、甚至“已经成了中国国际互联网学术论坛的第一大事”。这是21世纪初中国大学改革的轰动事件，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个时期，大学教师的地位、大学教师的收入已经不成为“问题”。国家甚至把大学教师列为中高收入人群。不料2006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个人的月收入和支出，收支两抵，竟是一个负数。于是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大学教师的薪酬问题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网络上有人认为高校薪酬的特点是“穷教师入不敷出，富教授年入百万”。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特点。
      以往大学的改革经费，都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21世纪的改革经费国家从财政支出一部份，大部分则有学校自筹解决。学校大多通过贷款支撑改革。结果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负债经营”。过去大学领导的责任就是做到收支平衡，消灭赤字。现在没有“债务”的大学领导被视为无能，能够借到大量的贷款，学校才能够发展。
      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有很大不同的不仅是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速度快，更大的不同在于，以前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声音，即便有不同意见只能在私下议论。过去，公开反对改革就面临牢狱之灾，21世纪大学改革出现了公开批评的声音。敢于批评的人，被民众誉为“好汉”。批评者有官员、院士、教授、学生，也有公务员、工人、市民、农夫。有的批评见诸报端，有的发布在网络上，有的则出现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的提案上。
      “改革”不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分水岭”。因为“改革”有好的，进步的、建设性的；也有不好的、逆向的、破坏性的。
人们对21世纪初高等教育改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尊重教育规律，采用行政手段管教育。
不尊重学术规律，用管理物质生产者的方式管教师。
教育产业化与盲目扩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导致教育、学校的性质、目的改变。不是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而是与公司、企业发生混同。教育机构被混同于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必然导致教育质量低下。盲目扩招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教育公平失落。
高校评估：劳命伤财、弄虚作假、败坏学风、搞乱秩序、折腾师生、贻笑后人。
大学教学的预科化、中学化；研究生教学本科化。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8:55:49

大学生与大白菜

报载，今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官方的数字称，2007年涌入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总量在600万人以上。按照去年3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例推算，今年如果仍有类似比例的“待业率”，那就会有18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大学毕业生求职的预期工资，已经从过去的每月三四千元降至一千元以下。
      从人才市场铩羽而归的大学生自叹：我们已经沦为按堆儿论价的贱卖“大白菜”。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短短30年，中国大学生便从“天之骄子”跌为街头“大白菜”，究竟是什么样的妖魔使中国大学生在一代人期间就完成了这一惨烈的跌落？
      能够想到的原因至少包括：

      1. 大学扩招：30年前，中国只招了27万名大学生，去年，中国却招了500多万大学生。难怪有人说，你要是非要把大学生当成“大白菜”来生产，你也不应该抱怨“大白菜”卖不出大龙虾的价钱。
      2. 就业市场不景气：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今年中国城镇新增的求职人员将有2400万人，但最多仅有一半人（1200万人）的就业需求能够通过新增职位和自然减员得到满足。虽然田成平谈的是总体就业状况，但“僧多粥少”的总体供需状况，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喝粥”的机会。
      3.  农民工大军在薪酬方面的“拖后腿”能力：不要以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没有可比性，因为新增的白领职位远远低于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所以，不少大学生退而求其次，转而争抢蓝领职位。香港凤凰卫视最近一期有关内地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节目，就采访到了不少为富人当保姆、当家佣的大学毕业生。也许有的大学生不服气：大米粥喝不上，咱还喝不上稠点儿的小米粥吗？但排队等小米粥的不仅有城市的蓝领工人，还有阵容庞大的进城农民工，难怪大学生们即使等到了小米粥，也会发现其实是汤多米少。
      4. 大学生质量下降：目前大学教育正在“预科化”，在一系列出台的给各措施中，看似要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实际上把教师“小工化”、“数字化”。教师沦为“钟点工”，为各种量化考核逼得粗制滥造，照本宣科，滥竽充数。学科建设、师资建设、资料建设、教材建设远远落后扩招的步伐。大学生缴纳岸归的学费后，在大学四年，很难学到真本事。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阶段学会自我完善的方法形成独立的人格和世界观，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四年时间真正用到学习的时间不到三年，一转眼四年过去，一个知识结构不合理、没有独立思想、缺乏独立人格、不会独立解决问题、不能独立应对挑战的大学，要找到合适的工作实在是难。
      中国财经评论家袁剑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不是“竞优”，而是“竞次”，并指出了造成这一“竞次现象”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
      袁剑还提供了几个数据：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 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大学生就业难，直接受害者是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近年来大学学费上涨了十数倍，即便找到工作，大学生的平均工资不仅没有明显的增长，还有下降的趋势。找不到工作，读大学的“投入”“血本无归”。事实上，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整个社会！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8:59:23

熊校长的“面子”

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在他的回忆录《边缘人》（台北南天书局发行 1997年）中谈到传统的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时说：“全世界无论何处人们都会有圈内（in-groups）、圈外（out-group）之分，无形中就影响了行为，圈内人内部关系密切与否，决定与圈外人交往态度的异同”。“当圈内人与外人接触时，他自然会心向圈内。”他举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对内与对外清楚的界限。”其中一个就与我们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教授有关。他说：
      “1943年我任教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时，英国上院有一友好访问团来华访问，他们的访问行程包括参观大学及与学生、教授举行座谈演讲的节目。其中一个访问团团员戴维尔爵士（Lord Teviott）是被派来云南大学的演讲人。在他未来之前，有三件事对他不利。第一，这位爵士所谈题目有限，只能报道英国如何防治盲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中国人并不关心。第二，他只会说英文，当时云大教授中只有费孝通和我懂英文，其他无人能了解。第三，他的演讲通知是几个钟头之前才决定的，时间太过匆促。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是留法学者，不懂英文，为了使场面热闹，他发动所有职员找学生到礼堂（估计是至公堂）集合，熊校长本人也亲自到教职员宿舍要求大家去听讲，熊校长并在戴爵士由英国驻昆明领事陪同来校前几分钟时间特别到礼堂查看，发现听众稀稀落落，约只有五成左右。他于是叫大家散开坐，使看起来比较满一些，我至今仍清楚记得熊校长挥动双臂大声命令大家不要挤在一堆的情形。听众还没有完全坐好，戴爵士一行已经来到现场，这时仍有学生陆续从讲台两旁大门走进来，熊校长用手势教学生赶快坐到后面，然后叫大家热烈鼓掌欢迎。熊校长先用中文介绍戴爵士简历，随即开始演讲。戴爵士的演讲枯燥无味，讲完后表示愿意回答听众发问，但听众并不知道演讲已结束。幸好我带头鼓掌，大家跟进才掩饰过去。后来无人提出问题，戴爵士一行就顺利离去。稍后我问熊校长问什么不请一位教授充当翻译？熊校长说，如果这样做会让英国人觉得没有面子，并知道我们学生不懂英文。他说：‘这是对外事件’”。（许烺光教授说，“在中国不同地方，不同外国语身价也不同，比如说东北一直到1917年俄文最吃香，但在南部却是日文流行，云南则是法文”。）
      这是关于我们敬爱的熊校长的一个另类的小故事，被许烺光教授用来说明中国人的“内外观念”。“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人信奉的传统古训。“圈内”什么事都可谈，甚至“无话不讲”，圈外就要有所保留，只能言好不言坏，报喜不报忧。
      我们的外事工作有一条原则是：“内外有别”。这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国家化”。看来，熊校长对运用“内外有别”十分娴熟。一场演讲，既保住了英国人的面子，也保住了云南大学学生不懂英语的面子。（据说当时云大学生大多学习法语。李埏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来在浙江大学做研究生。他掌握英语。到云大任教后，熊校长要派他到法国进修，要他学习法语。李先生学了一年多的法语，还没有通过考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李先生的法国访学就无法成行。）
      我们很理解熊校长处理“对外事件”的良苦用心，对他的处理“对外事件”的做法心领神会。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地秉承了熊校长的优良传统。对外，对上都坚持“家丑不可外扬”。这不仅是校长的面子，也是全体师生员工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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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22:54

不该忘却的学者：范义田

在大学读到范义田先生的《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对云南古代民族的族系分类、地理分布、源流演变方有初步认识，激发了学习民族历史的兴趣。从老师的介绍中得知他是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位研究人员。当我读研究生重温《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时，国瑜师告诉我，这本书虽有不足，但值得研读，并告诉我范先生是一位来自山乡石鼓的纳西族学者，才华横溢的他在历史、哲学、文学、教育诸方面都有成就，不幸在1967年盛年早逝。
      转瞬间，范义田先生逝世已40年。40年来，石鼓镇和长江第一湾已成为云南著名的风景旅游名胜，可是发明“长江第一湾”这个名称的范义田先生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
      范义田先生是不该忘却的学者，也决不会被历史忘却。
      范义田先生之所以被人们淡忘，不仅仅是时间风蚀，更因为人为的刻意抹煞。是金子总会闪光！真金不怕岁月尘封，也不畏众口纷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在范义田先生的乡友、学生多年坚持不懈地努力下，由余嘉华教授主编的《范义田文集》上下两大册，金光灿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云南各族人民的幸事，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幸事。
      范义田先生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的学术成就是永恒的。他在云南学术史上创造了四个第一：撰写第一本云南古代民族史，撰写第一本云南民族教育要览；他是用现代白话诗的形式翻译《离骚》，表现屈原思想和人格的云南第一人，他还是20世纪系统论述先秦诸子思想的云南第一人。
      范义田先生在教育、哲学、文学诸方面的贡献，已有学者论述，仅就范义田先生的《云南古代民知识的分析》一书，谈谈范义田先生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
   《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观。范义田先生在阐述“研究应取之态度”时特别强调：“云南之政治史即中国政治史之一页，而云南之民族史，亦同样为中国民族史之一环。研究云南民族，如不知那系于中国民族之历史上之整部活动，而使之孤立为一区域，以与外缘隔绝，自不能得其条贯矣。” “云南自秦以来即为中国之一部，其政治、文化，不能离开中国而孤立；自战国时庄蹻王滇，秦汉时通道置吏以来，一切政治之设施，战争之活动，皆不能离开我国历代政治之关系，实际为中国之一环。虽唐之南诏，宋之大理，俨然独立，与唐宋相始终，然其民族、制度、文化、信仰等，则已与中国联为一体。其国家之形式，不过暂时离立于中国政治统治之外，而由母体分出之一个体而已。”过去讨论云南民族“大都就云南而言云南”，脱离中国整体，没有将云南民族置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之中，使得对云南民族的研究难于得到正确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范义田先生注意并强调了华夏与蛮、夷、戎、狄、越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无论蛮、夷、戎、氐、越，“其文化与中华为一系”。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证明四夷与华夏是一个整体。
      对白族历史研究的创新，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范义田先生在书中对白族（明家）的历史文化作了系统、深入地论述，对白族的源流、白语白文、白国传说的历史、南诏与明家之关系、哀牢传说与蒙段的关系、南诏的授田法与成汉国推行的“均田制”之间关系等作了考究与论证，将白族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堪称20世纪40年代白族研究的里程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义田先生对“诏”字的考证。范义田先生从《晋书》的《前秦苻坚载记》和《恒玄传》中查出“诏”为“氐人语之‘帝王’也。”这个字的发现，确定南诏文化属于中华文化中的西北高原系统。所以，范义田说：“则‘诏’之渊源，可以一语破的矣”。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给予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个字的考证，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南诏为泰族建立的国家”的荒谬论调。
      今天，我们重读范义田先生的民族史论著，或许会发现有所不足，有所不确，有所不当，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今日的眼光苛求前人，不应该掩没范义田先生在云南民族史研究的莽原上筚路蓝缕的拓荒之功。
      正当范义田先生意气风发地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时候，突遭巨大变故，1951年他被诬陷为所谓“托派”，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罪名强加倒他的头上。一个清白正直的耿介书生，被无情地批斗，甚至被绑缚刑场“陪杀”，幸得上级发现，及时纠正，才大难不死。1953年，在有关领导的关照下，范义田先生被安排到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特约研究员，参加民族历史资料的摘抄，民族简史的编写，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的修订工作等。1956年，范义田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社会》，参与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可惜，这是他的一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后来他撰写了30余万字的《周代封建社会的发展》,北京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因当时云南省民委个别负责人的“冷处理”而未能面世。送交出版社的书稿也不知踪影。
      尽管范义田先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的疾风暴雨中没有出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因其为人正直，性格坦率，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己见，不随声附和，不趋炎附势，被视为“孤高自傲”、“狂妄自大”，遭歧视，受冷落，挨批判，下放到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百花山（长坡）农场劳动。在农场劳动期间，他反思早期的著作，如《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自觉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要依据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从头改写。体现了范义田先生严肃、严谨、严格的治学态度，求实、求真、求是的进取精神。然而，时代再也没有为这位优秀的学者提供更上层楼的机会。
      令人倍感痛心的是，农场的艰苦生活、繁重劳动，使范义田先生积劳成疾，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967年10月惨然病故。一个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造诣的英才，未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为国家民族做出更大贡献，就过早地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他钟爱的事业。对于处于威权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的范义田先生，在文化革命急风暴雨来临之际离开纷乱的人世、躲过残酷无情的浩劫或许并非不幸，但是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于云南学术的进步，却是极大的不幸！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各级人民政府和父老乡亲没有忘记范义田先生，组织学者，筹集资金，经过三四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范义田文集》。这是高瞻远瞩的英明举措！这不仅是为一位早已逝去的哲人传播学术薪火，更是为未来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
      丽江在20世纪涌现出方国瑜、李群杰、周霖、赵银棠、范义田等杰出的学者，《范义田文集》的出版，预示着丽江将在21世纪涌现出更多、更杰出的学者。人杰地灵的丽江将为国家、民族、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25:21

“孔明兴茶”别解

随着普洱茶热的兴起，“孔明兴茶”之说也在各种媒体和论著中广泛传播。
      “孔明兴茶”见于清代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其书卷十一《志草木》说：“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有普洱茶专家据此宣扬：诸葛亮（孔明）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到了现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了普洱茶史话的第一页。”
      稍微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大军进入南中征讨“大姓”和“夷帅”。诸葛亮率领的大军兵分三路在春天从成都出发，秋天三路大军会师滇池，接着就凯旋班师，取道汉阳返回成都。其作战的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大理、楚雄、曲靖、昆明、昭通。诸葛亮根本没有到过现今勐海县的南糯山。所谓“武侯遗种”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后人的攀附之说。
      檀萃著《滇海虞衡志》的时间在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据此推测，“武侯遗种”的传说和当地夷民祭祀茶王树的风俗当在18世纪中叶以后。在此之前，普洱茶还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到18世纪普洱茶开始在茶叶市场中脱颖而出，普洱茶逐渐“名重于天下”。名声大振的普洱茶，自然售价渐高，利润渐大，成为云南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成为当地茶农和外来茶客赖以致富的重要源泉。道光《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说，当地民众“衣食仰给茶山。”茶叶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衣食之源，民生之本。檀萃说：“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清人刘慰三在他编纂的《滇南志略》中写到：“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普洱茶既然带来“大钱粮”，必然引起当地茶农、茶客（商）的重视。为保证茶叶生产兴盛，茶叶贸易繁荣，便逐渐产生了茶、茶树的崇拜。祭祀茶树的风俗随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祭祀茶树的风俗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见于记录的缘故。
      对茶树的崇拜祭祀看来十分神圣，但是在庄严肃穆的神秘氛围后面，我们不难发现世俗的物质利益。没有对世俗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没有世人对神灵虔诚的祷告与膜拜。当普洱茶没有带来“资利”，没有带来“大钱粮”的时候，对茶树的崇拜就不可能兴盛起来。
      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创始者”。把茶树的来源归之于诸葛武侯的传播，不仅是给当地茶树的来源找到国家认同的依据，而且提高了远在边陲的茶叶在中原的地位，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无疑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滇缅边境被称为“小诸葛”、“小孔明”的明末大西军将领李定国。
      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后，清军入关，南明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大西军进入云南。大西军在云南革故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社会秩序安定，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大西军将领李定国率兵进军湖广，围全州，捣桂林，毙投降清军的汉奸定南王孔有德。又会战衡州大破清军，毙主帅亲王尼堪，收复湘、粤。天下为之震动。公元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护送到昆明。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离“滇都”昆明西奔。李定国率部殿后，退至怒江西岸磨盘山设伏以待清军，意图一鼓歼敌，不料因奸细告密失败，全军溃散。李定国率军走腾越，过南甸，至勐定，从三宣六慰，转战勐腊等地，联络诸土司，聚集力量，待机而起。
      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永历帝被吴三桂自缅甸引渡回滇，次年四月被杀。李定国得知永历帝死讯，愤郁成疾，卒于勐腊。
      李定国转战勐腊等地，与当地土司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结下深厚情谊。当地人称他为“汉王”、“诸葛亮”、“孔明”。他病逝后，土司和民众在勐腊为他建立坟茔，在坟茔旁建盖“汉王庙”，纪念他在当地关爱民众，发展生产的功德。
      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六大茶山都在西双版纳，其中五座茶山在勐腊。享誉世界的“茶王树”就在勐海的南糯山、巴达山。这里正是李定国率领大西军余部转战的地方。由此推测， “孔明兴茶”故事中所谓的“孔明”，也许就是被称为“小诸葛”的汉王李定国将军。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28:06

潘光旦猛批熊校长

1944年7月7日，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联合召开“七七”时事座谈会。据报道，“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景况的热闹，真是得未曾有，就昆明一地说，竟不妨说是空前的”。
      座谈会的主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的罗隆基谈了敏感的民主政治问题。他说完后，会场有些沉闷。
      这时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校长站起来，他谈了三点：一是这次会议是寓纪念于学术的讨论会，所以他才来参加，二是中国的积弱是由于学术的不昌明；三是要救中国的积弱，要昌明学术，我辈做师生的人就应该守住讲求学术的岗位，而不应该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例如政治商业之类事情。
      熊校长的讲话激怒了在场的诗人闻一多。据报载“闻一多教授枯坐良久，脸上的神色有点像暴风雨前夕的天空。果然一站起来就是万马奔腾，情绪澎湃已极”。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熊校长的观点。他认为师生不应该躲在自己的学术里，不管国家已经遭到什么田地，知识分子只考虑自己的地位和前程，那是可耻的自私”。
      潘光旦教授对熊校长的观点颇为反感。会后，他立即写了一篇题为《论学人论政》，发表在8月1日的《自由论坛》周刊上。潘光旦教授开门见山地说，他对熊庆来校长的观点“大惑不解”。他认为，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孔孟以降的先哲所以值得敬仰，绝不仅仅在他们是学术家，而在他们是政论家，不议论则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
      潘光旦说，他尤其欣赏顾亭林对外甥的教导：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临山水；有济世安民之志，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任何人都有做人、做国民、做一种专业的权责，在所有这些职责之中，做人与做国民要比做专业来得更先决，更根本。“没有做一个完整人的意识的专家，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而无害其为专门人才，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把”。（参看吕文浩著《潘光旦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9月）
   潘光旦是一位相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醉心于西方的民主政治，鼓吹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把西方自由、民主一套政治体制搬到中国来。他一方面主张把大学办成超脱各党派、各种政治主义纷争的一块“净土”。把学生培养成对政治采取超然态度的“士人”。另一方面，又主张学生要关心政治。他说“学生应当注意政治、研究政治，密切地观察政治，以至于对当前的政治措施作公开讨论，郑重的批评，和严正的主张”。
      潘光旦不仅鼓动学生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他自己就是一个活跃于社会的政治家。1941年他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后来的“民盟”）并担任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常委，在云南先后担任过民盟昆明支部的财务委员和主任委员，是民盟在云南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闻一多也跟随潘光旦加入了民盟。
      民盟的活动之所以在昆明蓬勃发展，其外部原因之一是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实际支持。龙云秘密加入了民盟，还与中国共取得联系。龙云为民盟的活动不仅给以政治上的支持，还提供经费保障。龙云与中国共的联络，、由潘光旦和罗隆基居间介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解除职务，由蒋介石委派他信得过的人直接控制云南。昆明的民主运动顿时遭到极大挫折。蒋介石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了“一二·一”大血案。1946年7月为民主奔走呼喊的民盟中坚李公朴、闻一多先后惨遭枪杀。潘光旦被列入反动政府的“黑名单”。处境危险的他不仅没有能够在公开场合呼喊做人、做国民、要民主、争自由的可能，连生命都危在旦夕。他在开明商人伍集成先生的帮助下躲入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
      1946年10月，潘光旦回到北京清华园，但是他没有能继续担任教务长的职务，转任图书馆馆长。由于在政治上受到国民政府的压迫，回到清华园后，潘光旦没有再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也很少发表要求民主、自由的言论，而是专心致志地做从事学术研究，发表和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著。到1957年潘光旦和他那些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大谈民主政治的同仁罗隆基、费孝通等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当了右派后，潘光旦连做人、做国民的资格都丧失殆尽，做专业、做学术也无就从谈起！
      熊庆来1944年7月7日在时事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他“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中国的积弱是由于学术的不昌明。要使中国强大、昌盛，就要发展科学、大兴教育。
      熊庆来一生都以“学术救国”为宗旨。他留洋求学是为了救国，他执教清华是为了救国，他到云南大学担任校长也是为了救国。和政治家不同的是，他自始至终坚守在学术岗位上，以昌明学术来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他把西方近代数学引进中国，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筹建算学系时筚路蓝缕，勇敢开拓，为清华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参与创立编辑了我国第一份数学刊物——《中国数学学报》，培养了一批成就卓著，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数学家。
      熊庆来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云南大学，以无私的心、忠贞的情、深厚的爱为云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使云南大学跻身于中国著名15所大学之列，享誉世界。一步一步履践了他“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景愿。
      熊校长在1944年7月7日云南大学至公堂上的讲话，使我想到蔡元培先生1919年7月23日的《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蔡校长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与救国运动。……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至此矣，无可复加。如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意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蔡元培全集》第三卷312~313页）
      蔡校长的话与熊校长的话，异曲同工。在他们看来，学术是最神圣的事业，大学是文化的中心。大学师生应该坚守学术岗位，专心于神圣的学术事业，这才是大学师生的本分，也是昌明学术、振兴中国的长远之计。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造就高官大吏的场所，也不是赚钱发财的公司，所以熊校长强调：“大学师生应该守住学术的岗位，专心致志地做学问，而不应该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例如政治商业之类事情。”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37:14

庄蹻入滇的几个误说

庄蹻是见于文字记录第一个由官方组织进入云南的外地历史人物。《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桥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关于庄蹻入滇的问题，在1975年曾在刚创刊的《思想战线》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庄蹻是穿草鞋的农民领农民”，“庄蹻起义是农民反封建领主复辟的斗争”。“庄蹻率领楚国农民军入滇”，“庄蹻创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平等联合的范例”。有的学者则认为“庄蹻是楚国的将领”，“庄蹻率兵来滇是秦楚争霸于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开滇的庄蹻是楚将，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是否有过庄蹻王滇一事值得怀疑。这次为时一年左右的学术研讨，各方的观点都言之有据，能够自圆其说；不同见解，有待深入研讨，不必强求一致，也不宜匆忙判定其是非。但是在关于庄蹻入滇的论说，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不得不指出来，免得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误说一：“庄蹻开滇”。滇是世居今滇池地区的土著族类。他们在庄蹻来滇之前，已经在滇池地区生息发展，他们早已开创并发展了滇的经济文化。他们是滇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庄蹻来滇，只是促进了滇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抹煞滇人在庄蹻来电之前开发与创造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功绩，更不能将滇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功绩统统挂到庄蹻一个人的头上。
      误说二：“庄蹻来自中原”。庄蹻是楚国人，楚国在今湖北湖南一带。中原是黄河下游的河南地区。河南省向有“中州”、“中原”之称。说“庄蹻来自中原”，是缺乏中国地理和历史普通常识的表现！
      误说三：“庄蹻将中原文化带到云南来”。如上所说，中原为黄河下游，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异彩纷呈。庄蹻是楚国人，他率领的是楚国的军队。作为楚国的将军，他应该懂得兵法；作为军人，他们的文化修养应该说不如一般的文化人。他们对楚国的文化应该有所了解，但不能说很熟悉。从文字记录与考古资料，我们很难看到楚国文化对滇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不要说中原文化了。
      误说三：“庄蹻统帅的楚国大军是云南最早的汉族移民”。庄蹻率领的楚国大军是楚国人，当时还没有汉族，黄河中下游的居民称为华夏。对于汉族形成的时间尽管尚有不同意见，但是，对秦帝国建立促进汉族形成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至此，秦国的居民逐渐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经过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入主中夏，加速了华夏民族的大融合，才开始有“汉人”的称谓。庄蹻入滇之时距离汉民族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把庄蹻率领的楚国军人说成是汉族。
      误说四：“云南人是庄蹻的后裔”。庄蹻率领的楚国军队主要在滇池地区落户。庄蹻在滇池地区称王（“王滇”），说后来的滇王是庄蹻的后裔，似无大谬。但是，把云南人都说成庄蹻的后裔，则大谬不然！庄蹻率领的军队，在滇池地区“变服从俗”，融合到滇人中，说滇人中有楚国军队的后裔不无道理，但是相对于世代居住在滇池地区的土著的滇人，楚国军队还是少数。不能把滇人的后裔全部都说成是庄蹻及其军队的后裔，更不能将所有的云南人都说成是滇人的后裔。庄蹻及其率领的军队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滇国的境界，与昆明、哀牢、僰等族类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岂可将他们都说成是庄蹻的后裔？
      庄蹻是先秦时期，云南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但是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毫无根据地加以夸大。历史研究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正如学术大家方国瑜教授所说：研究历史，“事事要问拿完全无缺的证据来”！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39:31

研究壮泰族群历史与文化的创新之作-------《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序

兴球的博士论文《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在顺利通过同行专家严格的匿名评审和近乎苛刻的论文答辩，经过认真修改后即将付梓问世。本书对居住于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上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北部，直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广大区域内，操壮泰语的27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概括的叙述，认为他们是“同源异流”的族群。在确定他们是“同根生”的族群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他们分化的时间，是近年来研究壮泰族群历史与文化的创新之作。
      本书所使用“壮泰族群”概念，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学者们用过“壮泰语族”、“泰掸系民族”、“掸泰族系”、“壮泰各族”等称谓。将这些称谓统一起来，尚需时日，但是无论用何种概念都必须将其内涵界定清楚，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歧义和误会。兴球对于族群的理解和运用有其独到之处，他不赞同有的学者用“族群”取代“民族”的做法，认为民族一词已经在中国使用多年，以族群代替民族将会引起混乱。民族之下的族类应该称为“支系”对应于英语的“sup-group”。兴球认为“族群”是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多个民族的集合体，亦即族群不能与民族划等号，族群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包括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体。于是，兴球提出“族群——民族——支系（人），由大到小的结构等级，认为这样“更便于认识民族学上的人群分类”。族群理论是近年从外国引入的新概念，是民族学/人类学界聚讼纷纭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更具国家政治的意义，而族群则以文化认同为特征。民族是国家民族，国家之下的文化与心理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应该称之为“族群”。这些学者认为人们共同的结构等级应当是“民族（政治）——族群（文化与心理）”。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论见。即便你不赞同“族群——民族——支系”这样的结构等级，但是你一定会从兴球的论述中得到助益，也一定能通过这样的分析使我们争论数十年的民族理论问题有所深化，进而有所突破。
      至于“语族”，也不一定就是“语言学家专用的概念”。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总是把共同语言当作共同经济、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操同一种语言的人不一定属于同一个民族，但是没有共同语言，何来共同的经济、文化、心理？共同的语言当是我们确定民族的主要依据。兴球在本书中运用语言资料来分析壮泰族群的“同源异流”及其分化的时间，就证明语言在民族形成与分化中的重要作用。
      公元前2世纪前后，从交趾到会稽七八千里的广阔区域居住着众多族类，他们被统称为“百越”。秦朝以后，百越的居住地南移至五岭以南；同时，百越逐步向南移动到马来半岛；向西部移动到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区域，这一格局延续至今，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壮泰诸族混杂居住的地区。兴球将这个称之为“壮泰文化区”。他对“文化区”的内涵作了界定：一定的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居住的族类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化有共同的根源与历史轨迹。以此考察，“壮泰文化区”的概念无疑是可以确定的。
      兴球从空间与时间、历史和现实，根源和流变，文化与社会、生活与风俗诸方面对“壮泰文化区”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证。兴球通过与当代人类学理论的对话，在壮泰历史文化研究中，运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语言材料、地名变迁等传统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将风俗习惯作为探究民族族源、分化的方法，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为壮泰族群的历史文化研究注入了一些独创的新观点。
      兴球通过“数词语音”的时代特征、语言同源的实证、外来植物转播的途径和时间、使用桌椅的时序、瓦陶作为房屋建筑材料的线索、“勐”“板”行政单位的历史等“历史事件”与“文化要素”，确定状态族群分化的时间在公元六七世纪之间。这是作者的重要发明之一。资料可靠、论证合理、分析允当、方法科学，故结论可信，颇具说服力。这是兴球兄对壮泰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贡献。
      壮族语言是兴球的母语，他在熟练掌握汉语、英语的基础上，还掌握了越南语、老挝语和泰国语。兴球在掌握多种语言的基础上，对语言学亦有专业的训练，他用国际音标分析记录壮泰族群的语言方法科学、见解独到。正因为兴球能熟练地运用多种语言工具，通过语言比较确定壮泰族群分化的时间，在壮泰族群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实在是别开生面，不仅令人耳目一新，更令人对其观点确信不疑。
      兴球的资料除来自文献外，更多来自亲历其境的田野研究、实地考察。他到越南访学一年，不仅在课堂学习越南的语言、历史、文化，而且亲履越南穷乡僻壤，山村野寨，身临其境，参与观察，积累了许多第一手人类学田野资料。其后，他又在福特基金会的“亚洲学者基金”资助下到老挝作了为期一年的深入研究，他单枪匹马，不畏孤单寂寞，不惧烟瘴虫蛇，不怕山高路远，不惮艰难辛劳，几乎走遍了老挝不同族类的重要村寨。正是这样扎扎实实，孜孜不倦，深入细致的田野研究，为作者的论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熟练流利的英语技能，使兴球能够在东南亚诸国毫无障碍的与当地学者交流、切磋并阅读了大量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英语著作，他因此得以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加深理解，提高信念，在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中避免“自说自话”或“人云亦云”。
      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泰族群分化的原因和时间提出了新的思考与论证，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与既有学术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对话与创新。民族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各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分化、融合的过程，探寻各民族形成、演变、分化、融合的外部合力和内在原因，以便更好地把握当今，创造未来。然而，我们在认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时常受到传统知识和理论建构的影响，更受到研究者所处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我们的知识在积累与建构的过程中总会出现难于避免的缺陷和偏差。研究者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择善而从并进而突破以前人的知识范式和理论经典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缺少独立思考，鹦鹉学舌成风的学术氛围中，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独出心裁，并以自己翔实的文献资料和扎实的田野研究来论证自己的独到见解，需要有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对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突破陈说的智慧与勇气。兴球在学习、教学、研究中，始终如一地把我们导师方国瑜教授的“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十字箴言”贯彻到底，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有益启示。
      兴球即将问世的博士论文，是他自己学术生涯的里程碑，是一段学习的结束更是新学术征程的开端；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在中国民族史学科又增加了一位后来居上的博士，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又多了坚实的梁柱，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教学又增加了几多光彩。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40:52

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何撒娜《聚散之间——滇西北纳人丧葬仪式研究》序

位于中国滇西北康藏高原边的纳（摩梭）因为其实行世所罕见的“男不娶，女不嫁”的“走访制”，人们终身居住在自己的母亲家中的“原居制”，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关注的族类，每一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人类学者、观光客到这里从事相关课题的研究或探访。有人说，每一个纳（摩梭）的家屋都会有一个从事纳（摩梭）研究的人类学工作者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永宁盆地，研究纳（摩梭）的人类学者络绎不绝；在世界各地，研究纳（摩梭）的论著和影像层出不穷。

在众多的研究纳（摩梭）的论著中，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何撒娜君的《聚散之间——滇西北纳人丧葬仪式研究》以其新颖独到的见解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为这部著作的大陆最早读者，我感到这是近年来研究纳（摩梭）人文化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

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民族学工作者，遵照社会进化学说，在预设的理论框架中，把纳（摩梭）实行的“走访制”和“原居型”家庭，生拉活扯地看成是“早期母系氏族的缩影”，将纳（摩梭）的社会归类为母系社会。生机勃勃的纳（摩梭）社会变成了历史上“母系社会”的“活化石”。有的学者，甚至将母系制与母权制等同起来，将纳（摩梭）社会直接称为“母权制”社会。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从新审视纳（摩梭）的走访制与原居制，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理论与方法的改进，“母系氏族”的“活化石”的观点因其谬误而不再具有争议。但是，有的学者故作惊人地将纳（摩梭）说成是“无父无夫的社会”不仅引起学术界新的争议，也激起纳（摩梭）的反感。

撒娜君在深入研究纳（摩梭）的亲属称谓结构后指出，纳（摩梭）存在母系亲属称谓和父系亲属称谓。母系亲属称谓“呈现出简单、平等的对称性结构，主要区分年龄、性别与世代”；父系亲属称谓“因为加入了婚姻因素的考量而产生变化，在称谓分类上大致符合Dravidian kinship的类型”。“这套加入婚姻的亲属称谓，在永宁这个中心区主要实行与土司与总管家庭”，“除了土司和总管家以外，其他阶级的富有家庭，往往为了显示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结婚’……很显然，婚姻是一种作为阶级认同与社会声望产生的工具”。不仅如此，撒娜君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父系亲属称谓在中心区最严格实行的比例非常低，在边缘区反而实行的比例高之甚多。也就是说，在强调父亲统治力量最强的永宁盆地，一般摩梭人的亲属逻辑反而倾向于排除婚姻。”撒娜君由此证实了Elisabeath Hue用“家社会”（house society）诠释纳（摩梭）亲属实践与内在亲属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由此得出“在永宁盆地最占优势的亲属称谓系统可以说完全反映了以‘家屋’作为亲属范畴的亲属逻辑，不但以家屋亲属为范畴，还彻底排除了婚姻所扮演的角色。撒娜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纳（摩梭）亲属制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撒娜君还从丧葬仪式于相关仪礼中的象征、及人际关系的实践行为及认知，说明“纳人是以‘家屋’为主体，以‘记忆’为方法进行其亲属关系的认定与实践”。尽管“家屋社会”的概念不是撒娜君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对纳（摩梭）家屋社会的研究撒娜君是最深入、最细致、最独到的。她揭示了纳（摩梭）家屋的空间与重要象征，对亲缘形成的关键性。她独辟蹊径，透过丧葬仪式，发现家屋的象征。“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强调的是房屋的生殖力，而否定个人的生殖力。”纳人亲缘建立，主要以家庭为重点。纳人的亲属实践以母屋中的两颗心为主要象征，家屋的重要性高于祖先继嗣与现居者；对纳人而言，死亡是生命的转换，对亡者是，对生者亦然，“家屋是所有生者与死者间最关键的延续点。”“只有家屋是亘古存在的”。尤其是对“一根根骨”与“死路一条”的亲缘的论述，真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

由于以往学者对纳（摩梭）社会的“误读”，将永宁纳（摩梭）社会说成是“母系社会”。“女儿国”。何撒娜指出，纳（摩梭）是“母系”与“父系”二元对立的亲属制度分法之外的第三种类型——“家社会”。不是“母系社会”更不是“女儿国“。在“家社会”中，性别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纳（摩梭）最重要的的性别象征原则在于“女/生”vs“男/死”。纳（摩梭）的性别象征结构与家屋是息息相关的。“‘家’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而两性必须在其间担负一样重要的责任，缺一不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家里成员共同的决议商讨之下，才能出决定。”这是何撒娜研究纳（摩梭）社会文化给我们的有益启迪。

1996年夏，我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访问，认识何撒娜，她来听我的演讲，对云南民族的历史文化显示出极浓厚的兴趣。第二年春，我有幸再次到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给研究生讲授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撒娜君以勤奋、善思、聪慧见重于师友，作为研究生的撒娜君担任导师助理，协助导师们作了许多事务性的繁琐工作。她认真、踏实、负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学习云南永宁纳（摩梭）的社会文化时，善于独立思考的她产生了许多疑问。1997年夏季，何撒娜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到云南永宁地区做田野调查，1999年冬至2000年春，她又一次到永宁来做长时段的深入研究。在他的论文通过评审与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她又几次三番到永宁做进一步的研究，使论文更加充实，更臻完善。她的足迹遍于纳（摩梭）居住的地区，她与当地纳（摩梭）人生活在一起，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纳（摩梭）人，也把她当做“家屋”的一员。长期的田野生活，与纳（摩梭）家庭朝夕相处，对相关文献的深入研读，撒娜君以独特的视角，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关于纳（摩梭）社会文化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我不仅赞赏撒娜君的创新之论，更赞赏她孤身一人到偏僻的摩梭山乡，不畏艰难险阻，扎扎实实做田野研究的精神；尤其钦佩她尊重前人，又不盲目崇信前人，敢于超迈前人的治学态度和进取品格。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执著追求，孜孜不倦的勤奋学习，不囿陈说的独立思考，才使得她在永宁纳（摩梭）文化研究上有新的创获，做出新的贡献。这是撒娜君给我们的更重要的启迪。

撒娜君说，在纳（摩梭）的文化里，“我感受到了人们的自信，人们可以大大方方、和和气气地彼此相处往来，小孩子很有自信地赖在大人身上撒娇，不管是不是自己家的长辈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接纳与尊重的。人与人的连接、家与家的联系紧密，整个摩梭社会被连接成一个紧密而相依的社群。提供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强大而令人安心的社会支援体系。我想，这就是摩梭人吸引我，吸引很多研究者之处，也是摩梭人最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地方。”这也是我乐意为撒娜著作作序的根本缘由。我怀着极大的热忱向大家推荐这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的著作。在“开发西部”的强劲东风扑面而来时，西部的文化是否也有值得世人尊重、保护、学习、传扬的因素？西部边远山乡的纳（摩梭）文化是否具有长远的普世价值？这是何撒娜著作给我们大家最大的启迪。

林超民

2007年8月9日于补拙斋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41:41

中医应包括少数民族医药学

林超民

近百年来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不断，近来又波澜迭起。中医存废争论的核心是中医是否科学。是否科学，不能以西医的观点来确定，而要通过实践证明是否能够治病。

中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华夏医药；在使用石器、骨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华夏医药在千百年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医药理论和临床治疗体系。华夏医学不仅为中国人民的防病、治病、健康、养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也为世界医药学做出了贡献。只要能够防病、治病，扬省、保健就是科学的。把中医说成是“不科学”，其实是从西方医药学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尚不能理解的华夏医学，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自从西方现代医药学传到中国以后，华夏医学逐步失去了昔日一统天下的优势。西医是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医药学；中医是华夏传统的医药学。因此，以华夏医药学为基本内容的传统医药，又称为“东医”，与“西医”相对应。朝鲜医家许浚将明代以前的中华名家的学说、医案、医术、药物诸方面众多的著述分类辑编成书，以《东医宝鉴》为书目，于公元1611年刊印。该书辑录了明代以前的中医名家的学说、医案、医术、药物诸方面众多的著述分类辑编而成。全书用汉文编就。书中所引医药典籍，上自我国的《黄帝内经》，下迄金元四大家以及明代著名中医学者王纶、龚信、龚廷贤等人的著作。《东医宝鉴》约在明末清初传入我国，后在日本等国刊行，并译成欧洲一些国家语言出版，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流行和影响。

“东医”的名称反映了西方现代医学，与东方传统医学的差异。“东”、“西”不仅是世界地域的差异，更是现代与传统的不同。由于日本等东方国家逐步“西化”以后，“东医”的名称似乎就比较少用了。国际上一般都把“东医”直接称为“中医”。这也不奇怪，因为“东医”就是以“中医”为核心和基础的。差不多可以把“东医”和“中医”等同起来。

在我国，大多数情况下，中医仅仅是指汉族的传统医学，而不包括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所以有的“红头文件”就把“中医”和“少数民族医药”区分开来。在不少人看来，藏族医药、傣族医药、维吾尔族医、彝族医药、壮族医药、瑶族医药、蒙古医药、回回医药、苗族医药等少数民族医药，并不是“中医”而是“民族医药”。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

我们说的中医，就是“中国的医药”或“中华医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现有56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还有1亿多人口的少数民族。“中国人”不仅是汉族，而且包括壮、蒙、藏、回、满、彝、傣、维、苗、瑶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共同创造了中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中国医药，应该包括汉族医药和蒙古、藏、维、彝、回、傣、苗、瑶等医药学在内，而不应该将少数民族医药排斥在中医药之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死亡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同样创造了值得珍视和传扬的医药学。例如，藏族的《四部医典》，蒙古族的《蒙药正典》，回族的《回回药方》、《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等，维吾尔族的“艾尔康”学说、“米扎吉”学说、“合力提”学说、“艾扎”学说等，苗族的“两病两纲”理论，傣族 “四塔”和“五蕴”的医学理论体系，壮族的《中国壮药原色图谱》、《中国壮药志》，彝族的《献药经》、《医算书》、《双柏彝医书》等。

少数民族医药是中国医药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将少数民族医药排斥在中医之外，中医，也就是中华医药，理应包括我国56个民族的医药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在内。把少数民族医药学置于中医之外，是与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相背离的！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42:22

水傣还是纯傣？

林超民

傣族是我国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傣族在历史上有“黑齿”、“金齿”、“白衣”、“百夷”、“摆夷”等称谓。近代有“旱傣”、“水傣”之分。20世纪40年代，姚荷生先生写的《水摆夷风土记》风靡一时，至今仍是研究西双版纳傣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概览·傣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中，曾提到汉族民间有“旱傣”、“水傣”之说。但是为何有“旱傣”、“水傣”之分，“旱傣”、“水傣”的含义如何，作者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汉族民间”对“旱傣”、“水傣”的区分，一般解释为，“旱傣”居住在旱地，“水傣”居住在水边。也有人说，“旱傣”居住在山地，以种植“旱谷”为生；“水傣”是居住在水边，以种植水稻为生。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云南少数民族概览·傣族》说，“傣族傍水而居。澜沧江、怒江、红河、金沙江四大江河流域皆有傣族居住。”无论“旱傣”、“水傣”都是依山傍水而居，可见把“旱傣”与“水傣”的区别说成“旱地”与“水田”，“旱谷”与“水稻”的区别实在牵强。

长期生活在西双版纳，熟悉傣族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李拂一在其《十二版纳志》中对“旱傣”与“水傣”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旱傣”应作“汉傣”，就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傣族；“水傣”当是“纯傣”，就是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保存傣族传统文化的傣族。

可惜，李拂一先生的这个解释，并未得到广泛的传布，以致许多学者还是沿袭将傣族分为“旱傣”、“水傣”的说法，现在的一些导游手册和导游词，也是不断重复这个并不见得正确的概念。

将傣族分为“汉”、“纯”两部分，大约是在清代鄂尔泰在云南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鄂尔泰在云南改土归流，设置普洱府并委派流官管辖原来的长官司、御夷州诸地。在普洱府以北的傣族居住的景谷、景东地区，早在明代已经设置景东府、威远州统辖。在改土归流设置郡县的地区，汉族移民急剧增长，华夏文化迅速推广，学校普遍建立，科举成为定制；原来傣族的酋长首领，很快演化为汉文化修养相当高的士绅。在普洱府、景东府、元江府等地的傣族普遍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这一地区的城镇其文化已经和中夏文化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他们被称为“汉傣”，也就是已经接受汉文化的傣族。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44:00

取经东洋传习云岭——周立英整理《乙巳东游日记》读后

周立英博士是研究云南省与域外学术交流史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她以研究《晚清留日学生与云南社会》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她的论文以资料翔实、观点正确、论证严谨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研究云南与日本教育文化交流的开拓性、创造性成果。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立英博士着手整理陈荣昌先生的《乙巳东游日记》。陈荣昌是晚清民国时期，云南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云南大学会泽院内的《会泽唐公创建东陆大学记》的铜牌就是他书写的。

“教育救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一面大旗。“教育救国”所说的教育，不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国的科举制、书院制在晚清被当作害民亡国的恶瘤遭到严厉的痛斥并被无情割弃。当时朝野上下，无不认为西方的兴盛强大在于有好的教育体制。向西方学习办教育，是危急存亡之际，复兴国家的良策之一。日本因向西方学习，改革教育体制，发展科学技术，而迅速成为东方强国。学习日本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捷径。

请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陈荣昌受命于六月十五日赴日本考察学务，于九月十八日搭轮船返沪。陈荣昌到日本正值各学校暑假休业，考察学校不便，乃先考察实业，他“寻足尾，越青森，渡轻津峡，历北海道、经扎幌，详考农、矿、森林、畜牧诸事业。”返回东京时，各学校次第开学修业。陈荣昌先生遂逐日参观考察不倦，“凡政治、教育、实业、军事诸规制”，皆注意察访、认真学习，详细记录。陈荣昌的访问日本的考察日记，在留学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以《乙巳东游日记》为名，付梓刊行。

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对于我们研究晚清云南与日本的学术、文化、教育交流，对了解当时朝廷、官员、士绅、学人的思想与策略，对认识当时日本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对于把我当时云南社会诸方面，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立英博士不辞烦劳，认真标点、校勘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实在是有益于研究晚清云南社会和云南与域外交流的贡献。

派官员、学者到国外实地考察，是向国外学习以提高我们的管理技巧、教育水平、科学创新、技术改良的良好途径。陈荣昌到日本时，留学生赵伸给他写信说：“先生此来，关系极重，若考查不善，归后无补于地方，何以对桑梓？”陈荣昌读信后深感“言甚切直，使我心悸。”所以他到日本三个月间，认认真真考察，兢兢业业学习，扎扎实实求教，仔仔细细纪录，夙兴夜寐，孜孜不倦，不敢稍有懈怠。他真是不虚此行，不辱使命，不负众望。陈荣昌在一首诗中说：“岂关山水耽游玩，颇念乾坤待转旋。”他不留恋山水之乐，而是把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强大记挂于心。相比之下，当今出国考察的官员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在大把花费纳税人的“公帑”游山玩水之后，归来有几人能够像陈荣昌一样向国人做认真而不是敷衍的交待？这也许是今日整理出版《乙巳东游日记》的附带价值。

立英博士是云南省在新世纪研究中日教育、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学人之一。我与她有师生之谊，我看着她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探索前进，一直到现在学术上日渐成熟，心里觉得十分欣慰。现在立英博士将陈荣昌先生在100多年前书写《乙巳东游日记》整理出版，将自己付出心血的研究成果回报抚养自己的父老乡亲，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立英博士学术生涯一个新的起点，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云南与域外交流的史料整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增添几许光彩。

林超民

2007年国庆与补拙斋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45:12

杨守其与“普洱茶新路”

林超民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饮乳食肉，缺少蔬菜，不仅不易消化，且易积热；而茶之功用，能释滞消壅，泣喉止渴。所以西北少数民族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没有茶就无以为生活的地步。有“倚中国茶为命”之说。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采取利用“茶马交易”的方式与西北民族联系。随着茶马交易的兴盛，勤劳的各族人民，从西南边陲到遥远的西北赶着马，开拓了漫长、崎岖、艰险的“茶马古道”。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运送茶叶的马帮之路。

“茶马古道”是用马帮将普洱茶运送到康藏地区的道路。茶叶传入吐蕃的时间，至迟在公元八世纪初。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所著藏文《汉藏史集》的第十三章题为“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记述了公元679－704年都松莽布支在位之时茶叶和碗传入西藏的情况。

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内质细嫩，味纯回甘，香高耐泡，非常适合藏胞口味，藏胞长期饮用，形成对普洱茶的偏爱。因此有“藏人非车沸茶不过瘾”之说。“车”是车里（景洪）、“佛”是佛海（勐海），“车佛茶”就是普洱茶。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派间谍入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因不合口味，藏胞拒绝购买。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到拒绝。为适合藏民口味，就盗窃普洱茶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无耻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噶伦堡混销，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藏胞还是没有受骗。

运送茶叶到西藏的马帮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大约3100多公里。另一条就是从普洱茶原产地六大茶山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察隅或昌都、罗隆、工布江达、到拉萨。全长约3800多公里。

20世纪20年代，丽江纳西族商人杨守其先生，开创了一条运送普洱茶至西藏的新道路。杨守其先生的岳祖父是云南省腾冲县人，对缅甸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带领杨守其从印度经过缅甸进入腾冲。杨守其到双江县的勐库乡创办茶厂，制造适合西藏人口味的“原山沱茶”。他把“原山沱茶”从双江勐库运到腾冲，从腾冲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曼德勒。在曼德勒装上火车运至仰光港口上轮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再上火车运到西里古里，再用缆车运至葛伦堡。葛伦堡是云南普洱茶的交货地点。西藏的马帮到葛伦堡来接货。由葛伦堡进入锡金，往北到甘托克，翻过回惹嘎拉山口进入西藏的亚东关口，经帕里、江孜最后到达拉萨。这条路，被称之为“新茶路”。后来，缅甸的汽车路修筑到景栋，于是用马帮约6日程将茶叶从西双版纳的勐海运至景栋，从景栋用汽车2日程运至海河，又装上火车用3日程运至仰光，再装上轮船3日程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再用火车2日程运至西里古里，又用缆车1日程运至葛伦堡。再用马帮18日程到拉萨。从勐海到拉萨全长约7642华里。比传统的马帮路6705华里增加了937华里，但是其中有6257华里是利用现代的交通工具，费时仅11日。全程历时35日。而传统的马帮路从勐海县到拉萨，100日左右的时间。这样，新茶路就减少人马60多天的艰苦跋涉。传统的“茶马古道”沿途皆崇山峻岭，夏天苦雨，冬季大雪，道路十分艰险。到了冬季，藏区的道路基本不能通行。这条“新普洱茶路”由于可资汽车、火车、轮船，运输时间缩短而成本降低。成本降低，使普洱茶在西藏的竞争力加强，扩大了销路，推动了生产。

今天我们在宣传“茶马古道”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爱国商人杨守其先生开创的“普洱茶新路”。这是普洱茶用现代运输工具进入西藏的开端。“普洱茶新路”对于加强祖国与西藏的联系有极其重大的作用。这条路对于云南省建设国际大通道，开拓海外贸易不无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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