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易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


于光远认为《周易》作为哲学，只能给科学研究以某种启发，不可能运用它直接取得科学成果。不仅《周易》,而且世界上任何古籍，都不能对现代科学发展起直接的作用。


而徐道一则认为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是《周易》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周易》的科学思维、宇宙观和微观世界在许多基本点方面是相通的，甚至少数情况下吻合得相当好。对《周易》的研究可以对现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因此，他将所谓“科学易”改称为“周易科学”,其内容概括为二方面：一方面以现代自然科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周易》中内涵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论述；另一方面把《周易》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应用于现代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取得实际效果，推动现代科技进一步发展。






董光璧认为当将“科学易”与“易科学”区分开来。所谓“科学易”,是“以科学治易学”,是易学家的工作，属于解释学的范畴。所谓“易科学”,是“以易学治科学”,是科学家的工作，属于科学的范畴。两者的差别是“理解”与“创造”之别。“以科学治易学”作为易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创新对《易》的理解而使易学得以发展，是保存和发展易学的一种好方式。而“以易学治科学”的目的是借易学中某种观念或方法的启迪进而达到新知识的创造，难度要大得多。


我赞同于光远的观点，也不否定“以科学治易学”的工作，但对“以易学治科学”则实在缺乏信心，也以为大可不必。用王弼的话来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周易略例·明象》)“治科学”者，又何必一定要拘泥于易学呢?


事实上，将易学直接运用于科学研究，迄今尚无成功之例。




20世纪30年代，旅法华人刘子华(1899—1992)将八卦的逻辑结构用于分析太阳系，以八卦配星球，得出了存在一颗尚未被认证的行星的预言。1940年11月18日巴黎大学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其论文，并被授予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据传中国天文学家张钰哲对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持否定态度。至今中国天文学界对此未发表任何书面肯定的意见。也就是未把刘子华的这一工作，作为科学工作接受下来。……八卦宇宙论至今仍不是科学”


从德国学者M.申伯格(M.Schōnberger)开始，许多学者都投入了生物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对应关系的研究，言“易科学”者，几乎都津津乐道于此。但科学史家比较了申伯格与秦新华、萧景林、徐宏达、顾明、潘雨廷、王贲胜的工作后指出，“各种密码卦模型之间的巨大差别表明，这类研究尚未达到确定的科学结果”。


至于“太极是科学的灯塔”、“化学元素周期性变化与古代八卦排列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规律性。因此，可以应用八卦的原理，去探讨原子的秘密”、“提出八卦定灾指示图，改进现代水文预测方法，并取得较好效果”等等，要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公认则更为困难。


总之，善《易》者可以“以科学治易学”,开出一片易学的新天地，也可以易学的理论思维为人类科学新思维的形式提供某种养料或借鉴。但切不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以易学代替科学。这是我们在肯定易学对于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时万万不可忘记的。


象辞一体，以象数为义理服务


《周易》的象辞是否有相应之理，是有争议的。读《易》以义理为主，还是以象数为主，也是有争议的。


我们认为《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义，也就是说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关联，也存在着实质上的内在的逻辑联系。承认这一前提，就可知道读《易》既不可舍象数而言义理，也不可不顾义理来谈象数。


《易》生于筮，筮源于数。“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象辞一体，这是《周易》有别于其他典籍的特征。


如果只谈义理，不谈象数，那《周易》与其他典籍就没有区别了，《周易》就不成其为《周易》了。


反过来，只谈象数，不顾义理，即使能靠上科技史，但也必然会“行之不远”。因为研究数学，研究物理，研究化学，甚至研究天文历法，就是不学《周易》,也能照样进行；学了《周易》,也不一定比别人研究得好。中国科技的落后，我们不能归诸于学《易》;但也不能说中国人学《易》,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由此可知，《周易》的义理是本，象数只是手段，是为义理服务的。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孔子学《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虽然强调要“幽赞”、“明数”,但其目的是“求其德义”。孔子开创的这一传统，应是学《易》的正道。几千年来，人们认可并选择了孔子的《易》教，而没有选择“赞而不达于数”、“数而不达于德”的“史巫之筮”,是明智而有理性的，当属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