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拾零[原创非首发]

一、坤亦为金

       朱彧的《萍洲可谈》卷一记载这样一件故事：

       “姚佑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佑买着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这个闹笑话的考官姚佑，在宋哲宗赵煦元符年间为杭州学教授，因为依据福建建阳麻沙本的《周易》出了这道“乾为金，坤亦为金”的考题，成为笑谈，他是把“坤为釜”误作“坤为金”了。毛病出在麻沙本在刻时，将“釜”字的上面两点漏刻，以至于误人误己。好在这个姚佑知错能改，自罚一直，直，曲尺。自己打了自己一戒尺。姚佑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转任礼部尚书，最后以提举上清宝箫官在任上去世，朝廷赐特进，谥曰文禧，也算得以善终。

      宋刻书历来为人所推崇，在明末即以叶论价，到了清嘉、道年间，价格扶摇直上。黄荛圃在《书跋》里说：“闻无锡浦姓书估，持残宋本《孟东野集》，索值，每页原银二两。”可见其价值不菲。

      一般区分宋刻本，按地方分类，杭刻最精，蜀刻次之，建科最下。按归属分类，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故事里所说的官本，就是国子监本，官刻书以国子监本为最高，绝大多数是杭州刻的。宋代刻书，校勘、刻书的责任属国子监。其于校雠之事极为重视，所以质量得以保证。

      这里所说的福建本是指福建建阳县的麻沙书坊所刻之书。又有麻纱、崇化之分，宋代坊刻以此两地最盛。麻沙本虽字多讹谬，但是在今天也已经是不多见的宝贝了。麻沙本书特征明显，其字画起笔、转笔、止笔，都带棱角，纸多用竹纸、黄粗皮纸，与他刻不同。

二、金根

        宋代黄朝英所著《靖康缃素杂记》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刘公嘉话》云：“昌黎生，名父之子，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庸。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

        这段话记载了韩愈之子韩昶的一段故事，语出《刘公嘉话》。《刘公嘉话》，刘公就是唐朝的刘禹锡，韦绚听了刘禹锡给他讲的这些故事后，编了一本书，命名为《刘公嘉话》，现在叫《刘宾客嘉话录》。故事是说韩昶虽然有一个有名的老爹，但他本人却十分的晦暗平庸。在做集贤院集贤校理时，看见史传中有“金根”一词的，妄加臆断，说：难道不是错了吗？必定是金银车，所以把金根一律改成金银。弄了个大笑话，还连累了他老爹的一世英名。

       其实，这里金根，是车名，天子车名金根，以金为饰。按《后汉书.舆服志》记载：“金根，车名，殷名乘根，秦改为金根。”韩昶不懂古代名物制度，才有此乱改古书之举。

       清人顾千里说过：“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是说读书人，一知半解，易犯轻改古书之病。所以《苏黄题跋》里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并，深可忿疾。《庄子》云：“用志不纷，乃疑于神。”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皆作望南山。”

       校书的最大法则就是不要轻改古书。而明人刻书，最喜欢擅改古书，多被人所诟病，其实这是从朱元璋改《孟子》开始留下的坏毛病。所以后代校雠古书，多以宋刻善本为据。

三、《盐铁论》版本公案

      《盐铁论》的版本，向以明弘治14年（纪元1501年）新淦人涂祯所翻刻的宋嘉泰本为最善；以明万历中新安程氏《汉魏丛书》本流布最广；明代华氏活字版本最为珍贵；民国《诸子集成》本最通行。

      明涂桢刻本《盐铁论》非常有名，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关于真本涂刻本的认定是近代图书界的一大公案，民国大藏书家傅增湘在其《藏园群书题记》中记录了这件事的始末缘由：

     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图书馆影印《四部丛刊》，由张元济（字菊生）主持这项工作。这时，傅增湘向张菊生推荐江阴缪艺风所藏涂刻《盐铁论》，并说缪氏所藏是真涂刻，海内没有第二本，其它号称涂刻的，都是正嘉本冒充的。

     缪艺风，即缪荃孙，生于一八四四年，卒于-一九一九年，字炎之、筱珊、小山，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工诗词，为陈散原之友；清末著名学者、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著作颇多。老人在晚年侨居上海，经常卖掉收藏的一些古书，以做刊印书籍的经费。其收藏的宋元善本，多数都归了刘翰怡、张石铭两家。傅增湘也曾去老人处卖书，就曾经商量着想买这本涂刻《盐铁论》，但由于缪氏不舍而未成。老人死后，所藏书籍流散。其遗书被陈立炎以三万块买去。其中这本《盐铁论》被吴江沈无梦所得。不久，沈无梦迁官参幕黑龙江，家无余资。遂以三百金将此书转让给了傅增湘。这样这本让傅氏萦神系梦十数年的涂刻《盐铁论》，终于被其收入箧中，并爰详书始末于册，以见古本之难遇，良友之多情，希望他的子孙其善保之。

     就是这样一本书，在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时却被认为是伪书。令傅增湘大为光火，每每想起辄为腹痛，看来真上火了。原来傅氏向张菊生推荐这本书时，叶德辉却不干了，起来抗争终于把这事给搅黄了。

     叶德辉，字奂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长沙人湘潭人。他是前清御史，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与傅增湘有“北傅南叶”之称。有藏书楼曰“观古堂”，藏书已达四千馀部、二十万卷之多。这些书除少部分流散外，大部分被其子叶启倬、叶启慕1938年卖与日本，诸多古籍善本，流散彼邦，至今念起不禁令人心痛。


     这个叶德辉虽治学有成，其人品却多为他人所诟病。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说他为皇帝选秀女，往往捷足先登，所辱秀女不乏其人。丘良任编《竹枝纪事诗》中讥笑他和王先谦是麻子，记录了当年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叶、王两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事实。《黄裳书话》中说叶昌炽以藏书家和金石学家而知名，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叶德辉的下场不幸被叶昌炽言中了,1927年，他辱骂毛领导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被农民协会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

     叶德辉手中所持的《盐铁论》版本，其实是正嘉间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单阑，字体方板。可他却大肆诋毁张古余、顾涧薲、缪艺风诸人都是误认，且说这些人都受了书商的骗，世间真涂本只有他家所藏孤帙。涂氏版本是覆刊宋嘉泰本，都元敬为之序，遂为世宝贵。自涂本出后，正、嘉、万以来刊本皆从之出，故行款迭有改易，真体变为拘板，或略加校正刊行，然皆有涂、都两序冠首，以明所出之源。

     叶氏之所以力主此书涂刻，最大的证据是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和及莫郘亭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的宋本与其相同。《传本书目》称“丁禹生有宋刊《盐铁论》十卷，九行十八字…..”时皆以此本“真惊人秘笈矣”，叶德辉也认同他的说法。丁氏所藏《盐铁论》，后为保古斋殷氏所收，傅增湘急忙去看，只见卷尾“淳熙改元锦谿张监税宅善本”木记二行乃是别刻粘附。卷首冯武题识字迹亦凡俗，气息晚近，决非窦伯所为，使人爽然失望。其后贬价百元售之。

     这桩公案最终以认定叶藏为正嘉刻本而告终。但《四库丛刊》毕竟是收录了叶藏明刻本，所以傅增湘心气难平。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对相关的几个人都有评价：他说丁日昌“两目如漆，固不足责。”就是说他俩眼一抹黑，看不出真假。而莫郘亭先生“号为精鉴，亦复随声附和，不敢讼言其非，则真足诧矣。”是说莫先生随波逐流，有亏精鉴之名。而叶德辉“阅肆未久，闻见颇隘，其持论倒置，宜哉！”说叶阅历浅近，见识狭隘，他所坚持的论调本末倒置，也就不稀奇了。看来这件事对傅增湘的伤害太大了。

四、蹲鸱与羊

       《颜氏家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

        是说江南一权贵，看《蜀都赋》，其中有“蹲鸱，芋也”，其中的“芋”误作“羊”字。正好有人给他送羊肉，于是他就回书谢道：“损惠蹲鸱”，此语一出，满朝惊骇，不知是何义，查来查去，原来是《蜀都赋注》惹得祸，传为笑谈。

       这个权贵是谁呢？据梁萧绎《金楼子》杂记篇述王翼向谢超宗借看凤毛事云：“翼即是于孝武坐呼羊肉为蹲鸱者，乃其人也。”这个王翼看《蜀都赋》注曰蹲鸱为羊，便以讹传讹，闹出笑话。为什么“芋”字变成了“羊”呢？原来羊字篆文和芋字及其相近，印书者误写，贻误不学之人。

      关于蹲鸱的笑话还很多，太平广记二五九引谭宾录：“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也。’萧令（案：即萧嵩）闻之，拊掌大笑。”

五、巾箱本

      南宋戴埴《鼠璞》中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今巾箱刻本无所不备。”这是“巾箱本”第一次见诸书录。关于巾箱本的用途，《纳兰诗》巾箱本序说的很好：

     “巾箱本者，始于南齊，盛于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謂巾箱，舊時隨身小篋以巾帕之類雜件者。古人行旅坐臥，不時而誦，書必隨身，故小其規制，以儲巾箱；行則便攜，臥則便覽，閒暇間便把玩。故巾箱本雖爲書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學而時習之”之義，居功亦偉。”

      如此小的袖珍本，除了便于随身携带，方便阅读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就是便于考场夹带作弊。在徐珂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几则考场夹带的故事。

      道光、咸丰前，大小科场搜检夹带很严，有的甚至要解衣脱鞋来检查。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就不是那么严，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携带石印小本书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甚至有藏在帽顶或靴底夹层之中的。

      不过也有例外，清代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在作学政时，搜出学生的夹带，必亲自仔细查阅，如果是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准予入学。如果是请人抄录，而且内容都是旧时文章的，则照例斥退。阮文达倒是颇近情理。

      另外还有一个人专治夹带者，此人就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彭元瑞。他在作学政时，因为学生多有夹带，考前头一天就贴出告示说：“明日不考文。”到了第二天，诸童生都夹带诗赋进场，彭元瑞装作不知。过了很久，考题还没发下来，学官请发题，元瑞说：“昨天已经命题了，首题《明日》，次题《不考文》。”众人大哗。这个彭元瑞曾将千字文打乱，重新编排，一字不差，乾隆称之敏慧，看来不是浪得虚名。

      不过考场上也有好样的。康熙庚子年，顺天府乡试，康熙特命十二贝子监场，搜检甚严。朱竹垞的孙子朱稻孙参加预试，敞开衣襟向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夹带，何不搜搜呢？”只见其人体貌瑰伟，意气磊落，众皆瞩目，贝子也被他逗笑了。

六、十三经字数

         十三经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渊薮，卷帙浩繁，十三经一共多少字呢？古有好事者，还真数了一下，姑录于此，待今人查证。

      宋代郑耕老在《劝学》一文中记载九经数字为：

          《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书》二万五千八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 《左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

         《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 《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

     清人孙聚仁据武英殿乾隆石经给出的十三经字数为：

   《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

   《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周礼》四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字，《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四万二千八十九字，

   《孝经》二千一百十三字，《论语》一万六千五百九字，《尔雅》一万七百九十一字，

    《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十三经共六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

     两人数的不一样，原因不详。但不到六十五万字的内容，折腾了中国的读书人几千年，是为可叹。

七、唐德宗改《月令》

       在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记载一段故事：

       说有一年的深秋，唐德宗李适在上苑打猎，天气已经微微有点寒意，李适便对身边的大臣说：“九月还穿单衣，二月还穿袍子，与时令不相称嘛，我想往前递迁一个月，怎么样？”左右大臣们连连称谢，表示赞同。第二天，就命令翰林讨论这件事，而后下诏施行。丞相李吉甫当时还是翰林学士，以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为说，表请德宗宣示天下，编之于令。当时李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另外上了一道奏疏说：“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德宗这才作罢。由此李程与李吉甫不和。

        李程，字表臣，敬宗时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所以称相。《新唐书》说他“艺学优深，然性放荡，不修仪检，滑稽好戏，而居师长之地，物议轻之。”就是说这个人很滑稽，放荡无拘。另外他还有个绰号“八砖学士”，缘由是当年翰林学士上班时间以看日影为准。当日光将照及厅前八砖时，就应该上班了，可李程赋性疏懒，生活散漫，总是要等日光过了八砖才到位。于是人们便戏称他为“八砖学士”。可李程在德宗修改《月令》的问题上却超严肃，可见其在放荡的外表之下，对于国家政治制度，有着很强的原则性。

        李吉甫说起来也是一位好宰相，著有《元和郡县图志》，为其地理名著，深为后世学者所称道。他还是大唐名相李德裕的老爸。可在这件事情上，却有拍马屁之嫌。要是听了他的主意，恐怕我们今天看到的《月令》，就要“九月衣裘”了。

       《礼记.月令》可谓中国古代生活规范的百科全书，上到天文物候，中及国家法令政事，小到日常起居，行动坐卧，饮食衣饰，无所不包，都作了周密、细致的规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意义和政治理念，违反以至篡改，都被视为异端。《月令》可谓是典型儒家所倡导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附原文：   
       德宗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天下，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别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王谠 《唐语林》卷二 文学）

弘毅阁主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中提到“興衰治？之源”，彭叔夏認為應該是“亂”字，後來看建本才知道不是“亂”而是“忽”字，《尚書》中就有“在治忽”之語。可見亦有諸本皆誤而建本反不誤者，建本亦有勝過他本處！
建安余氏家族世代刻書，從北宋開始，經南宋、元，至明仍在刻書。前後數百年，歷久不衰，不是沒有原因的

弘毅阁主

另外，“乾為金坤亦為金”的故事幾乎所有講版本的人都舉這個例子，就像所有講校勘的人都會舉三豕己亥和魚魯虛虎一樣，難道所有的人都讀了同一本書，都發現了同一則材料？我看也不過是各家互相稱引罷了。現代人都喜歡省事，老是引用別人已經發現的材料，卻不肯自己去發現新的材料。其實材料本不少，也可說有無量之多，只是人們不願去發現。現代人不讀書之甚，已經到了讓人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弘毅阁主

以上只是胡亂感慨一下，並不針對任何個人。

9# 弘毅阁主
这个例子说的人确实很多，天下文章一大抄哈！见笑。{:soso_e113:}

八、牡丹与西施

      万历间所刻之书，多有改窜古书的现象，顾亭林在其《日知录》指斥道：“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关于万历本的笑话有以下两则。

      一是万历本《金石录》后序的最后一句话原文是：“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这里的壮月语出《尔雅》，八月为壮月，刻书者不知壮月为何物？多改刻成“牡丹”，受到了顾炎武的大加挞伐。

      二是苏东坡的《跋和靖诗集》有“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一句，这里东野指的是孟郊，唐代诗人。字东野。西台则是指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曾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之职。被人称为“李西台”。师法颜真卿及魏晋书风。其书笔致丰腴肥厚，结体端庄稳健，风格丰肌秀骨，气宇轩朗。而刻书人不知“西台”为李而改为“西施”，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