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间古文与中秘古文
既然孔壁古文已献河间,河间古文的去向又如何?我们又怎么看《汉书》中关于孔壁古文献于中央之说?这既是困绕学界,使得很多学术问题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本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河间古文的去向,传统都认为是河间献王所献。然细考此说,实为可疑。考之《汉书》,《艺文志》:“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河间献王传》:“献王来朝,献雅乐”。《礼乐志》:“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据此,献王所献仅仅雅乐、八佾之舞,并无献书之事。后人遂从献王献雅乐事,衍生出献王献书之说。此说最早见于孔颖达《毛诗注疏》:“《谱》云:‘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11]P2因孔颖达征引《诗谱》多称郑玄,一般认为此处亦当指郑玄《诗谱》。但据孔氏所引《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12]P2郑玄时尚未分大小毛公之说。据《隋书·经籍志》除“《毛诗》郑氏笺本”中存今本郑玄《诗谱》,时并无别本。此处孔氏所征引当为他书中《诗谱》佚文,或为后世假托郑氏亦未可知。又《隋书·经籍志》有“《毛诗谱》三卷,吴太常卿徐整撰。《毛诗谱》二卷,太叔求及刘炫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吴太常卿“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此处文字与前引《谱》云者非常接近,盖大、小毛公之说起于徐整,而徐整此处尚未言“河间献王得而献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此说可能出自魏晋时徐整以下之儒者,其引徐《谱》误称为郑《谱》,孔颖达遂相延以误。
综上所述,河间献王献书一说,或自魏晋据《汉书》献雅乐事臆测,为无根之谈。然唐儒深信其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其后《隋书·经籍志》、孔颖达附和之,于是献王献书之事,遂为后儒采为信史,以至今天学者言献王必言其献书,此乃不审之故。既然河间之书未献于中央,河间古文到哪去了呢?上文已经讨论,孔安国与河间儒学源渊很深,在后来武帝对河间儒学进行镇*压的时候 ,很可能献王死前将一些重要的古籍真本托付给了孔安国,由安国收藏之。这就出现了汉代文献中河间古文与孔壁(氏)古文几乎相同的情况。我们可从下表比照《汉书》等汉世文献关于河间古文与孔壁(氏)古文的记载:
从上表中可见,孔壁(氏)古文与河间古文已基本相同,河间一些重要的经典都在孔壁(氏)书中出现。在郑玄《六艺论》中,甚至已将二者混同起来:“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13]P96对此,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流传的过程中,各种说法逐渐模糊遂混为一谈,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认为也不免会犯机械静止地割裂历史的错误。河间既与孔氏有着很深的关系,所以就存在极大的可能,河间献王将其重要文献正本,包括原孔壁古文又托付给了孔安国。而孔安国遂又秘藏在其家中,而王充《论衡·佚文篇》:“惧,复封涂”,可能正是安国藏书之传闻,在流传过程中误为恭王。《汉书·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荀悦《汉纪》为“孔安国家人。”前文指出安国应卒于元鼎年间,离天汉之后已三十多年,阎若璩、朱彝尊认为此处应安国家人,当为确论。而此时所献的这批古文准确地说应是孔氏古文了,因其已包括部分河间古文。这也可能是造成了后来的“武帝末”与“景帝末”之混,实一是恭王破壁,孔壁古文之发现,一是安国家献书,孔氏古文之发取,两个事件辨之不清遂至时间混淆。孔安国家所献这批古文因是中秘古文的最重要的部分,对汉后期学术影响至深,遂作为中秘古文的代表。
另据《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又:“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汉书·艺文志》:献王与诸生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由这些记载可知,河间之学的大部分文献,是在民间继续流传的。又《河间献王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河间每书必留其真,其对正本之珍视,除上文的少部分珍贵古文正本流入孔门外,大部分原始正本可能仍保留在河间。流传民间多是复本,既有复本其数必不止一,这就造成了后来同一经典有数个传本的缘故。如《春秋左氏传》,民间就有桓公本、贯公本、庸生本,都可能为河间当初好写的复本。
《文选》卷三十八,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曰:“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此处的“丞相公孙弘”可能是“丞相公孙贺”所误。《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公孙贺为丞相在武帝太初二年(101B.C.)至征和二年(91 B.C.),这正与天汉以后,孔安国家献书事合。经历数十年后,原河间所整理的典籍和兴修的礼乐,至武帝末已残坏。这个时候,武帝或为抢救文献,更可能是借此机会对民间学术进行一次大的整肃,“大收篇籍”,班固或在此透露玄机,而王充《论衡·佚文》篇所述武帝“遣吏发取”可能正是这次“大收篇籍”史事描述。所谓“献”者,只是史家笔法,为尊者讳而已。建秘府,将大量的古文典籍充入秘府,这些古文遂称为中秘古文。与其说是保存这些古文,不如说是禁抑这些古文和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考见汉代古文诸经流传线路:景帝初年,河间献王聘求幽隐,收拾余烬,遂在河间聚集了大量的古文经籍。景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到一批古文,由孔安国献致河间。河间在最后十年文献数量达到了最高峰,与“汉朝等”,其仅言礼乐古事就达五百多篇。但进入武帝朝后河间来自中央帝国的压力亦是巨大的,聪明睿智的河间王当然能深知道这一点,他一方面向中央献雅乐,一方面将大量的文献或以复本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而包括孔壁古文在内的部分珍贵古籍简编的真本,交托给了孔安国,由安国密藏之。至武帝天汉之后,大收篇籍,民间和孔安国家古文皆达于朝廷,充入秘府,构成了中秘古文。我们可用这样图表来表示:
参考文献:
[1]陈直《汉书新证》[M].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钱穆《国史大纲》[M]. 商务印书馆,1996.
[4]清戴震《戴震全集》第三册[M].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5]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M]. 商务印书馆,1936.
[6]清杜甲《河间府志》[M]. 乾隆年间刻本.
[7]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M]. 中华书局,1962.
[8]洪业《洪业论学集》[M]. 中华书局,1981.
[9]陈梦家《尚书通论》[M]. 中华书局,1985.
[10]刘起釪《尚书学史》[M]. 中华书局,1989.
[11]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正》[M]. 中华书局,1984.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