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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著 连 载 】虎公：《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 （连载之二十九） 第三节：疆域形势与家族地理一、晋国疆域形势经过长期的开拓，晋国的国土面积成倍扩大，已经远远超越了春秋初期。在介绍晋国内战之前，有必要对当下的晋国疆域进行一番交代，这样可以使后面的内战情况更加易于了解。 （一）本部地区：今山西省中部、南部 西周初期，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即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后来叔虞之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是晋国的由来。当时北方的狄人十分强悍，可能是迫于狄人的压力，传四世之后，晋成侯迁都于曲沃，这样，晋国从山西省中部退至西南部（一说晋国本就在山西省南部）。后来晋穆侯迁都于绛，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可见，晋国国土的核心地区是在现今的山西省西南部地区。 随着晋国国势的崛起，疆域逐步拓展，先是晋献公灭了数国，统一了山西西南部地区。随后，文公称霸，晋国人在对戎狄的战争中逐步占据优势，国土向北拓展。前628年，晋国与狄人在箕作战，还在山西南部。但随后晋国人继续向东、向北开拓，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晋国的势力逐步到达山西省中部地区。到前6世纪末，晋阳，也就是原来叔虞的始封地，重新回到晋国人手中。晋阳是赵氏的老巢和坚固堡垒，附近不应该有狄人的强劲威胁，因此，这时候，太原市附近乃至更北的部分地区已经成为晋国的领土了。 （二）河西地区：今陕西省东部 西周灭亡之后，周王畿的关中地区基本沦陷于戎人手中，周天子不可能承认这种非法占领，但又无力收复。于是，就将歧西（岐山以西）地区封给秦国，将河西地区（黄河以西岐山以东）地区封给晋国——虽然只是空头支票，但只要从戎狄手中夺回，就是合法占有。于是晋国开始经营河西土地。 晋国人开拓河西，必然与秦国人发生冲突，河西地区就成为秦晋两国恩怨纠缠的中心。在晋惠公与秦穆公的争夺中，不但河西地区尽数落在秦国人手中，河东的一些城池也被割让了过去（不久返还）。因此，在晋文公、襄公时代，秦、晋似乎一直以黄河为界（早在前614年魏寿余设计赚士会回国的时候，秦晋还以黄河为界），但后来随着晋国实力的壮大，河西的部分地区重新被晋国人占有。这方面的开拓，魏氏家族功劳最大，如前594年6月，晋国元帅荀林父出兵攻灭赤狄建立的潞国。7月，秦桓公趁机伐晋，军队驻扎在辅氏，辅氏当时是晋国领土，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被晋将魏颗击败。河西地区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控制在魏国手里，成为遏制秦国势力东进的咽喉要地。 （三）南阳地区：今河南省西北部 南阳，即太行山之南，黄河之阳（北）地区。这里原本是宗周领地，但周王难以有效控制。前635年，晋文公出兵勤王，周襄王就把南阳的阳樊、温、原、欑茅几邑赐予晋国，晋国开始合法地大力开拓南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获得对晋国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这里是战略要地，毗邻宗周与郑国，屯兵于此，可以随时控制中原局势，也可以随时渡河南下，逐鹿中原。其次，南阳是新得领土，成为晋国赏赐功臣的资本，这里的温、原、州等邑先后成为赵氏、狐氏、先氏、栾氏、韩氏的采邑，这一地区也成为大家争夺的肥肉，情势十分复杂。 （四）东阳地区：今河南省北部与河北省东部 东阳，即太行山之东、黄河之阳地区。当时的黄河穿过河南省北部与河北省中部，从天津市附近流入渤海，呈西南—东北流向。因此，黄河与太行山之间基本形成平行关系，这中间的沃土，也就逐步成为晋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阳地区的南部主要是从卫国人手里取得的。卫国都城原在朝歌，在黄河以西，后来迁都楚丘，卫成公再迁于帝丘，帝丘在黄河以东，可见黄河以西的地区逐步落入了晋国人手中。晋国的势力甚至达到了黄河东岸的一些地方。 东阳地区的北部则主要是从狄人手里取得的。这方面出力最大的是中行氏，前541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荀吴长期不懈地攻略白狄的土地，为晋国开拓了大片领土，也为自己的家族打下了牢固的根据地。 （五）陆浑地区：今河南省西部 这个地区位于宗周腹地，本来是戎人的居住地，戎人则是晋国的附属力量，但后来戎人逐渐有投靠楚国之势，晋国方面不得不出兵解决陆浑之戎，自己来控制对楚斗争的桥头堡。 前525年秋，晋国方面发动突然袭击，由荀吴领兵平定了陆浑。陆浑在今河南省嵩县、宜阳县一带，面积不大，但地势险要，极具战略意义。战国时期这里成为韩国的领土。 二、诸卿家族地望春秋时期的晋国，不仅疆域广大，而且表里山河，宜攻宜守，地理的优势也是它长期称霸的重要原因。但自战国时期分为赵魏韩三国，三国的地理形势又变为七雄竞争中的劣势，例如号称战国初期第一强国的魏国，自西北到东南，大体呈哑铃形，形状与今天的甘肃省类似。西到今天的陕北西部，东到河南省东部，过于狭长，欠缺战略纵深，疆域形状的不科学，也是三晋在战国时期吃苦头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犹是如此，分*裂之前自然更甚，各个家族领地错综复杂，不规则、不科学、不完整的状况更是严重。但为了更好地讲述内战形势，这里还是尽力对前5世纪初的晋国家族势力分布情况作一番介绍。 （一）魏氏 魏氏在晋国的始封地在晋国西南部，家族的势力范围也就主要以这里为中心而展开，总体而言，魏氏家族的势力范围在晋国西部，包括黄河以西的部分关中地区。具体有： 魏。魏原来是个诸侯国，前661年为晋所灭，外来户毕万立有战功，晋献公就任命其为大夫，并将魏赐予他作采邑。魏氏从此在晋国站稳了脚跟，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霍。霍原来也是一姬姓诸侯国，前661年与耿、魏一起为晋国所灭。《史记》记载，魏悼子时期，魏氏家族的大本营从魏迁到了霍。 安邑。《史记》记载，魏绛时期，将魏氏的治所迁到了安邑。 令狐。魏颉，魏犨之孙，这一支魏氏子孙别出为令狐氏，则令狐也纳入这个大家族的势力范围了。 吕。魏犨之子魏锜的封地。 厨。也是魏锜封地。 辅氏。前594年，秦桓公趁机伐晋，未等晋君帅主力赶到，秦军就在辅氏被魏颗击败，可见辅氏附近的河西地区也是魏氏的势力范围。 梗阳。原为祁氏采邑，前514年祁氏、羊舌氏被灭，两家的封地被分为十县，魏舒命自己的弟弟魏戊任梗阳大夫。 （二）韩氏 韩氏出自晋国公族，封地主要在晋国本部，但春秋中期之后重心逐步转入南阳地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国时期韩国的地理位置。 韩。这是韩氏家族的始封地。 州。《史记•韩世家》记载，韩起时期，韩氏的大本营从韩迁至州。但根据《左传》，韩起拿州县与乐大心的原县作了交换，似乎矛盾了。可能的解释是，韩氏在交换之后不久即又取得了州县。这合乎韩起的风格，也合乎韩氏在南阳地区的实力。 原。如上所言，从乐大心处换取。 邢。根据韩起族人名邢带，邢应为其采邑。 平阳。《史记•韩世家》载，韩起之后，韩贞子时徙居平阳。 箕。箕襄，韩氏族人，应该是封地在箕。 马首。前514年，魏舒任命韩固任马首大夫。 根据《左传》，早在前537年，韩氏家族就拥有了七个大县，后来肯定更多，但现在已经难以一一列出了。 （三）中行氏 荀氏也是晋国公族，原来家族采邑为荀，但随后中行氏、知氏从荀氏分出，后来荀吴大力开拓东阳地区，中行氏家族的中心逐步移至山西东部及河北西部地区。 瓜衍。前594年，荀林父攻灭赤狄的潞国，晋景公把瓜衍之县赏赐给他。 潞。荀林父攻灭赤狄的潞国，这里似乎也逐渐成为中行氏的地盘，前496年晋国*军队在这里与中行氏、范氏军队作战。 昔阳。昔阳原是白狄人建立的鼓国的都城，前530年和前520年，荀吴两次攻克昔阳，灭鼓国，昔阳成为中行氏的势力范围。 肥。白狄小国，前530年为荀吴所灭。 中人。前529年荀吴伐中山，在这里打败中山军队。 （四）范氏 范氏是晋国的外来户，但在晋国扎根颇早，在晋国本部有其领地，但春秋后期，其家族势力主要在山西省东部及河南省北部地区，与中行氏毗邻，两家关系也很密切。 范。士会封地，一说在今河南省范县。其地原属卫国，后来狄人侵卫，地入于狄。在后来，士会灭了几个狄人部落，这里便成为士会的封地了。 随。士会封地。 郇。《国语》记载，士燮曾经促成晋楚第一次结盟，所以国君赏赐郇、栎为其封地。 栎。士燮采邑。 朝歌。原为卫国都城，后卫国东迁，士鞅曾主持晋国东方外交，这里成为范氏的势力范围。 百泉。与朝歌地望接近，应也是范氏领地。 柏人。属于东阳地区。 陆浑。前525年并入晋国领土。负责驻守这里的大夫名士蔑，应是范氏家人。 （五）赵氏 如果说以上五家的封地还算较为成型，分别处于晋国一偏的话，赵氏在春秋后期的势力范围则尤其凌乱，分为三块，分别处于本部、南阳地区和东阳地区。 耿。耿国于前661年为晋所灭，晋献公封赵夙为大夫，并将耿赐予他作采邑。因此，耿是赵氏在晋国的初封地。 原。前635年，晋文公以赵衰为原大夫，但赵氏占有原似乎时间不长，因为先轸又称原轸，很可能是在城濮之战后，赵衰发扬自己谦让的风格，把这里让与立有大功的先轸了。原中间成为大夫乐大心的采邑，最后成为韩氏的领地。 温。似乎是赵衰的采邑，也是晋国的赵氏宗庙所在地。 邯郸。这是赵穿一支的封地，这一支别立为邯郸氏，虽与赵氏源自一家，但后来关系逐步冷漠。 晋阳。应该是在晋国扩张过程中新得的土地，后来被经营为赵氏的屏障和老巢。 平阳。前514年魏舒任命赵朝为平阳大夫。但后来这里又成为韩氏的所在地，可能是两家进行了交换。 （六）知氏 关于知氏的地望，资料最少，但这又是晋国末期最有势力的一个家族，地盘自然也是最大的，大体位于现在的山西省西南部，其势力范围似乎也主要在晋国南部。 知，荀首封地。 涂水。前514年，魏舒任命知徐吾任涂水大夫。 第二章 晋国内战第一节 邯郸公案当时间来到前497年夏天的时候，晋国的情况已经是十分糟糕了：仅仅十来年的时间，晋国周围的盟友：郑、卫、鲁，已经纷纷投到齐景公的怀抱，这年春，景公得寸进尺，联合卫灵公直接进犯晋国的河内，挑衅一番，潇洒而去。更糟糕的是，晋国方面不仅没有组织起象样的反击，反而很快陷入惨烈的内斗旋涡之中。 这次内斗来得实在太不是时候。 内斗发源于赵氏家族，进而迅速演化为全国范围的内战。 邯郸，就是引发这次大规模内战的“巴尔干”。 一、围邯郸（一）人质事件 时间：前497年暮春抑或孟夏 地点：邯郸 邯郸大夫赵午（邯郸午）接到自己的本家——晋国中军佐赵鞅的指令：移交卫国人提供的五百家人质，赵鞅将把他们安置在晋阳。赵午也没多想，当即允诺。回来后告诉自己的父兄们，大家一琢磨，感到此事大不简单。 前500年夏，赵鞅帅军围攻卫国，邯郸午也参加了那次战斗。这五百家人质，应该就是那次战役的成果，卫国人以此担保不再侵扰或者背叛晋国。但是就在不久前，齐、卫联军西渡黄河，直接进犯晋国的河内地区。邯郸作为晋国东方的战略要地，手里握有卫国的人质，却一不能主动出兵迎击敌人，二不敢对手中的人质进行果断处理，这才导致了卫国人的肆无忌惮。现在赵鞅决定亲自掌握人质，大概是想在更大程度上威慑卫国，是为了晋国的战略利益。 但在认真分析之后，大家便会觉得这更是一招一箭双雕的狠棋：赵鞅要亲自掌握人质，恐怕控制卫国只是借口，更深的用意则在于控制邯郸。上文分析过，当时的赵氏家族面临着领地分散、家族分化，难以有效掌控的麻烦。赵氏原来的老巢在温，在晋国南部；赵鞅当家后着力经营晋国北部的晋阳，家族大本营随即转移过去；另外就是邯郸，赵午与赵鞅同为赵夙的六世孙，本来是远房兄弟关系，但自从赵午的祖父赵旃开始，这一支赵家人就自立门庭，独立为邯郸氏了。因此，从血缘上说，赵氏与邯郸氏可以算是一家人，但从法律上而言，两家已经明确分开，赵鞅已经无权再以赵氏宗子的名义指令赵午了。但在赵鞅看来，无疑应坚持“血缘说”，邯郸城和邯郸氏家族还应归入赵氏家族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赵鞅看来，自己的家族正面临着严峻的分*裂危险：温是家族的前总部驻地，担任温大夫的是赵罗，其祖父为赵成的哥哥赵获，因此，从辈分上说，赵罗还是赵鞅的侄子，但两人一南一北，协调起来难免很耗成本。而邯郸的情况更为严峻：赵午是荀寅的亲外甥，与范、中行两家关系过于密切，几乎已经不受赵家的节制了。赵罗好歹还算赵家人，而赵午一脉已经独立门户，即使真跟了别人跑掉，从法律上说，赵鞅也没什么过硬的应对措施。 因此，赵鞅认为，整顿赵氏，就要从邯郸入手。齐、卫的入侵，为赵鞅提供了充足的借口，所以才有这次“人质事件”的发生。 （二）赵午之死 大家坐下来一分析，赵鞅的真实用意就昭然若揭了。 大家再一合计，都觉得赵午的允诺过于唐突了，无论从亲缘还是从地缘方面考虑，无条件地接受赵鞅的指令都是不妥当的。 亲缘方面：赵鞅、赵午虽是兄弟，但已经出了五服，血亲关系已经相当疏远，况且邯郸氏家族早已独立门户，在法律上也没有服从的义务；而荀寅则是赵午的亲娘舅，亲缘关系要近得多，感情也要深厚得多，为了赵鞅而背弃荀寅，于邯郸氏家族的利益大不相符。 地缘方面：范氏、中行氏两家的领地重心就在晋国东部，与邯郸相邻，邯郸难免要依靠两家的庇护和照应，而赵氏的势力中心远在晋阳，难以长久指望。另外，邯郸与卫国邻近，随时面临卫国的威胁，手里握有卫国人质，对方就不敢贸然对邯郸下手，而一旦交出人质，等于自动放弃了护身符；更有甚者，将来一旦晋、卫交恶，赵鞅处置了人质，卫国人难免会把怨恨转嫁到邯郸人头上，那样的话，今后的日子就太凶险了。 但是赵午已经明确地答应了赵鞅的要求，断然反悔显然更不妥当，怎么办呢？大家最后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拖，尽量晚点执行赵鞅的指令；二是补救，至于补救的方式则是相当地奇特：“侵齐而谋之”，先出兵攻击齐国！ 这个举动看起来很有点匪夷所思，所以也让历来的《左传》注家们困惑，姚鼐在《补注》中认为，邯郸方面是要通过侵犯齐国，抓一些齐国人回来做人质以代替卫国的五百家人质。这真可谓不通之论：以邯郸的兵力，不要说掳掠齐国的人质，自己能全身而退就要谢天谢地了；既然如此，何不去侵略国力弱得多的卫国呢？再说，即使能成功抓到齐国的人质，邯郸方面又如何经得起齐国人日后的惩罚呢？ 其实，所谓“侵齐而谋之”，“侵”是假的，“谋”才是真的。邯郸方面假装侵略齐国，暗地里趁着“侵”的机会把情况讲清楚，我们把卫国人质交给赵鞅是被迫的，没有别的意思。这么做有三层意思：第一，及时沟通情况，以免遭受卫国方面立竿见影的报复；第二，向齐国人、卫国人报信，赵鞅可能要对你们采取强硬措施了；第三，进攻齐国而不是卫国，可以避免贻人口实：这次“侵”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战果的，如果对手是齐国，大家都好理解，毕竟齐国强大；如果选择“侵”卫，没有任何战果，难免让人说自己是在与对方私通。而从效果上看，齐、卫关系密切，什么话只要与齐国人说到了，自然就等于对卫国人讲了。 这样一番折腾之后，赵午才命人将这五百家人质送到晋阳交差。赵鞅何等精明，当然猜得出邯郸方面的真实用意，盛怒之下，将赵午召到晋阳，命他单独进见，将他抓了起来。随后，命令随同赵午前来的从人们解剑进入晋阳城，赵午的家臣、智囊涉宾敏锐地嗅出气氛不对，严词拒绝。眼看一网打尽的目标难以实现，赵鞅也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那样只能逼反邯郸，于是正式通知涉宾一行：“我要以家法惩处赵午，随便你们回去另立新主吧！”——竟悍然处死了赵午。 赵鞅固然精明得可以，但毕竟正值壮年，难免强梁、冲动等不成熟的毛病。他或许以为，纵然处死了赵午，但慑于自己的地位与实力，邯郸人也不至于有公然反叛的胆量，邯郸氏的新主人也许会选择继续与自己合作，而自己除掉了极端不听话的赵午，或许还可以更好地控制邯郸呢。但这种想法只是他的一相情愿：第一，邯郸氏的新主人赵稷是赵午的儿子，杀父之仇不可能一笔勾销；第二，邯郸氏的家臣涉宾也不是简单的人物。我们还应该记得，早在前502年，也就是五年之前，赵鞅派涉佗、成何两位大夫到鄟泽与卫灵公结盟，二人粗暴强梁的表现激反了卫国。这件事，涉佗、成何自然是难辞其咎，而赵鞅派两名大夫与一国之君去结盟，本身就是极其无理的。到了前500年，赵鞅试图通过高压制服卫灵公，但没有成功，就追究起涉佗、成何的责任，涉佗被杀，成何只是流*亡，再次丧失了执法的公允。而涉佗与邯郸氏的家臣涉宾很可能有十分亲密的关系，甚至涉宾就是涉佗的至亲也说不定。第三，赵鞅或许忘了，实力单薄的邯郸氏自然无力与赵氏对抗，但他们身后有强力的后台——范氏、中行氏两大家族。赵鞅的举动，只能促使邯郸更加义无反顾，公开、彻底地投入范氏、中行氏的怀抱。 6月，邯郸方面的赵稷、涉宾宣布：邯郸氏正式叛离赵氏！ （三）邯郸之围 对于邯郸氏的叛赵行为，《左传》表述为：“赵稷、涉宾以邯郸叛。”但《春秋》经*文并没有这一条记载，《春秋•定公十三年》倒是有这样两条：“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并没有将赵稷、涉宾的行为定性为“叛”。 是否因为赵稷、涉宾只是大夫，地位不够，所以《春秋》未评呢？个人认为不然。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赵稷、涉宾的行为是实在难以称其为“叛”的。第一，所谓叛，指的是叛国。赵稷、涉宾反对的只是赵鞅，只是不服从赵鞅的指令，而赵氏与邯郸氏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是一家，赵鞅并没有指挥邯郸氏的特权，更没有擅自动用“家法”处死赵午这样一位晋国大夫的权力。第二，邯郸氏在晋国还有范氏、中行氏两个强大靠山，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宜公然叛国，否则范氏、中行氏就难以在朝堂为自己提供辩护和支持了。 所以，这里所谓的“叛”，应该是赵稷、涉宾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第一，正式通知赵鞅，两家断绝一切亲缘关系，并提出强烈抗议；第二，向朝廷提出控诉，请求国君惩罚赵鞅擅杀国家大臣的罪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立即向范氏、中行氏通报情况，商量对策，请求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甚至在必要时提供武力支援。 因此，在《左传》简单记事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场复杂而重大的诉讼。在晋定公看来，诉讼的双方一家是卿，一家是大夫，为国家大局考虑，他选择了支持赵鞅，理由自然是好找的：第一，赵鞅负责东方外交事务，赵午有义务服从；第二，赵氏、邯郸氏毕竟存在事实上的血缘关系，赵鞅的杀人行为也算情有可原。 于是，前497年6月，晋国政府派上军司马籍秦帅兵围剿“叛国”的邯郸。 二、翻案（一）赵鞅败诉 事实上，邯郸方面眼下并不用为国家军队前来围剿而过于担心，这次领兵前来的籍秦，正是中行家的亲信和死党，根本不会真刀真枪地进攻，派籍秦前来，这很可能是荀寅、士吉射努力争取的成果。同时，范、中行两家断然拒绝派出自家的军马参与“围剿”邯郸，他们在继续打官司，向赵鞅发起了强烈的政治攻势。 按照晋国法律，“始祸者死”，率先发动叛国行为者当死罪。现在荀寅、士吉射的斗争目标，就是将赵鞅定性为这次内乱的“始祸者”，进而名正言顺地置之于死地。打官司，荀寅、士吉射是很有理直气壮的理由的，赵鞅在没有请示国君的情况下私自*杀害赵午，无论如何是不能心安理得地解释为家族内部事务的。《春秋》称赵鞅为“叛”，重要的依据就是私自拘捕并处死了赵午，就连鲁国的孔子也这么认为，可见此事是没什么好强辩的。晋定公一开始支持赵鞅并派兵围攻邯郸，多半是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而在法律上进行了“通融”。但现在情况又有不同了：赵鞅的反对面站着范、中行两大家族，荀寅是赵午的娘舅，士吉射又是荀寅的儿女亲家，这样的亲密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不坚决。在晋定公看来，现在的力量对比，赵鞅是一比二处于下风，在法律上又明显不利，面对这种情形，定公实在难以再坚持原有的立场了。而一旦改变先前的判决，宣布赵鞅私斩赵午为反叛，就意味着要作出诛杀赵鞅的判决，这个决心，定公也是十分难下的。现在，官司也许还没有终结，定公也许还没有最后表态，但事实表明，诉讼形势在向着不利于赵鞅的方向发展。定公可能已经明示或默示地表达了支持荀寅、士吉射的态度，只是未下最后的决心而已。 赵鞅这边也分明感到了压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荀寅、士吉射两家已经在厉兵秣马，随时有对赵家发动武力进攻的可能。董安于听到风声，赶紧来找赵鞅：“范、中行两家在准备动手了，咱们还是早作准备的好。”赵鞅还很自信：“按照晋国之法，始祸者死，他们先动手就是始祸者，是死罪，到时候我们再奋起反击就行了嘛。”——很明显，赵鞅现在还在坚持，自己处死赵午完全是执行家法，合情合理合法，根本不是“始祸”，但眼下的情形已经不同了，一旦国君认定处死赵午为非法，赵鞅就成为了第一个反叛者，荀寅、士吉射再发动进攻，就是执行国法，哪里还有什么“始祸”的罪名？董安于继续劝：“一旦动起手来，必然是民众涂炭，国家遭殃。当今之计，您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吧，就说诛杀赵午全是我的主意，朝廷最多处死我一个人，这样，内战就可以避免了。”——要求赵午交出卫国的五百家人质，以及后来处死赵午，可能还真是董安于给赵鞅出的主意，这也完全是出于赵氏家族的利益，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董安于请求自己承担，一是为赵氏的安危考虑，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内疚——毕竟赵鞅是听了自己的话才弄成这样的。但要牺牲董安于，赵鞅哪里舍得，坚决不依。 （二）晋阳之围 荀寅、士吉射这边，眼看诉讼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国君似乎已经默认：赵鞅私自处死赵午为非法，为反叛，但就是下不了处置的决心。二人再不愿听定公这样含糊其辞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就绪。7月，荀寅、士吉射纠集两家人马，对赵鞅在都城的府第发起猛烈攻击，赵鞅抵挡不住，仓皇逃往自己的老巢晋阳，拼命死守。 这次攻击赵府，很快就被晋定公追认为合法，或许二人在动手前已经向定公摊牌，定公眼看处置赵鞅在所难免，也就点了头。——无论如何，荀寅、士吉射的攻击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行为，而赵鞅先是私自处死国家大臣，随后逃到封地——同样是国家的领土——负隅顽抗，他的前后两个行为都属于叛国。于是，晋国出动国家军队，围攻晋阳。围攻的军队很好物色：现在赵午已经被认定是受害人，邯郸家族自然无罪，正在围攻邯郸的籍秦的部队正好掉头去围攻晋阳，说不定邯郸氏的军马也立即与籍秦合兵一处，积极出征呢。如果说籍秦围攻邯郸是虚张声势，现在围攻晋阳自然就是真刀真枪了。“国*军”在晋阳周围筑起垒倍——防止城中突围或反击的围墙，开始攻城，晋阳形势顿时危急起来。 三、再翻案（一）范、中行败诉 忧喜、得失、祸福、存亡瞬息转换的场合，叫作戏台，现在的晋国就成了一个真实而热闹的大戏台。 现在的荀寅、士吉射可谓扬眉吐气：两人对付一个赵鞅，力量对比是二比一，而且取得了国君的支持，占尽了政治、法律、军事上的优势。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晋国还存在着知、魏、韩三个家族，眼看着这么热闹一出大戏，这三家忍不住也要上台表演一番了。 前面的一系列活动，荀寅自然是没有和执政荀跞商量过的，两个人已经是互相仇视的政敌了，而荀寅的得志，也当然让荀跞看着难受。尽管原来是一家人，但是今天，如果让荀跞选择在其他五个家族中除掉一家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行氏，第一是因为他讨厌荀寅，第二，荀跞非常喜欢一个叫梁婴父的大夫，除去中行氏，国家就能空出一个卿位，安排梁婴父上去，今后自己在晋国的执政地位就更稳固了。 看着眼前形势生气的还有韩不信。韩、赵两家是世交，眼看赵氏亡在旦夕，韩家自然有唇亡齿寒的忧虑；况且，韩不信与荀寅关系紧张，这也是先人留下的积怨，荀寅越是开心，韩不信就越是难受。 还有魏曼多，与士吉射也是分外眼红的政敌，也不愿意事情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 士吉射还有一个内部的敌人：范皋夷。这个范皋夷虽然是范氏族人，但在士吉射那里不得志，时时想着在家族造乱，然后取而代之。眼下，士吉射正忙着对付赵鞅，范皋夷不但不愿出力，还在暗地到处活动，忙着对付士吉射。 如果晋阳的战事迅速结束，赵氏迅速被灭，可能荀寅、士吉射真的会笑到最后。但赵鞅在晋阳的坚守为自己赢得了转机：时间一长（现在已经是前497年冬天了），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恶劣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吃了大亏。现在，上面所提到的五个人——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梁婴父、范皋夷，终于凑在了一起，一个改变几个家族乃至整个晋国命运的协议达成了：（1）宣布荀寅、士吉射叛国并将二人驱逐出国；（2）事过之后，晋国保持六卿体制不变，梁婴父取代荀寅职务，范皋夷取代士吉射职务。 计议已毕，大家由荀跞领衔，出面向晋定公主张：“您曾对大臣们下令：始祸者死，那令书至今还沉在黄河里（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明信于神鬼）。这次事件，赵鞅、荀寅、士吉射都是始祸者，却只驱逐赵鞅一个人，这样的刑罚不公平啊。现在请您下令，把三个人都驱逐出去！” 荀跞的话令定公惊愕不已：这样的定性是否合法、是否强词夺理还在其次，关键是，六家卿族，一下子要赶走三家，合适吗？可行吗？但定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否决了三家的意见而支持其他两家，危险系数显然更高，再说，荀跞与定公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好。 于是，最终定案，赵、范、中行三家都是叛乱分子，都在惩处之列！ （二）绛之战 前497年冬11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三人率领本族武装，簇拥着国君定公，名正言顺地讨伐范、中行两家。就在绛都，一场规模浩大的“平叛”战役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 战事一开，范、中行两家不仅没有被击溃，反而丝毫不落下风。这种情况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认真分析一下，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第一，实力方面，知、韩、魏三家的兵力或许比范、中行两家雄厚，但战斗力则不一定占优。原因很简单，范、中行两家关系本来就是铁板一块，现在又是为了活命，当然拼死力战；而知、韩、魏三家完全是为了一时的利益、一时的默契苟合起来，所谓“军合力不齐”，各怀鬼胎，生怕自家伤损过重，别个渔翁得利，这样的心态，产生不出坚强的战斗力。第二，政治方面，三家带着国君作战，看似冠冕堂皇，占据着政治高端。但定公的参加，被迫无奈的因素很明显，也就不会对军心产生多大的鼓舞作用。对于此次攻击，《左传》的说法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并没有说“晋人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可见这次作战在性质上还是三个家族的行动，并没有获得晋国人的普遍认可。反观范、中行方面，本来已经在诉讼中胜出，攻击并围剿赵鞅，也是获得国君认可并以国家军队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三家未经正式诉讼程序，霸道地推*翻原案，颠倒黑白，突然袭击，无论在道义还是感情上，两家都反而占有明显的优势，这样的心态同样可以催生出极高的战斗力。 回过神来，荀寅、士吉射的愤怒的火焰迅速指向了晋定公：作为国君，如此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原来说得好好的，现在却又公然支持三家对付自己。战事顺利带来的爆棚自信，再加上对定公的出离愤怨，导致二人准备出兵，直接讨伐定公！ 两家手下还是有明白人的。高强，原齐国执政子尾之子，子雅与子尾执政齐国十年，先后去世，高强与子雅之子栾施共同执掌齐国朝政。前532年夏，陈无宇联合鲍氏发动突然袭击，子旗、高强想挟持国君镇*压陈、鲍两家，遭到失败，二人流*亡鲁国，后来又到了晋国，辅佐中行氏。往事如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高强显然不能忘记当初自己的失误。现在，眼看自己的主公又要重蹈自己三十五年前的覆辙，高强赶紧出来劝阻：“古人云：三次折断手臂，自己也就成了个好医生。您作什么都行，惟独不能去讨伐国君啊！我就是因为当年对国君发起进攻，现在才流*亡在此。知、韩、魏三家其实并不一心，我们可以分化瓦解，一一击败他们。把他们打败了，国君不依附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而一旦攻击国君，就等于迫使他们三家团结起来，那样就危险了！”但荀寅、士吉射已经听不进去，悍然出兵，对晋定公发起猛烈攻击。 这次蠢动成了战局扭转的关键。本来，六卿火并，全是家族利益作祟，国人只是在一旁冷眼观望，一旦有人疯狂到攻击国君的地步，立即成为全国的公敌。于是，国人纷纷出来支持知、韩、魏三家共同对付范氏、中行氏，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迅速发生变化，荀寅、士吉射被打得大败，甚至连阵地也难以守住，11月18日，二人仓皇逃出国都，对方还紧追不舍。 这一战，范氏、中行氏元气大伤，直跑到朝歌才稳住阵脚。从此，在为期数年的战争中，两家就再也没有占据过优势了。 四、“平反”（一）赵鞅盟君 现在，荀寅、士吉射逃离都城，反叛的烙印已经不可磨灭。按照荀跞原先的主张，赵鞅也在驱逐之列。但这时，韩不信、魏曼多挺身而出，坚决为赵鞅求免。具体的说辞和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定公批准了。而荀跞现在已经难以继续坚持了，否则，他将面临以一敌三的危险局面。 12月12日，赵鞅由晋阳回到绛都。双方毕竟发生过不快，为屏弃前嫌，赵鞅来到国君的宫里，与定公及其他三位同僚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这样，赵鞅算是重新又成为定公的忠臣。 （二）知、赵之盟 赵氏重新归于安定，在赵鞅看来，似乎已经是万事大吉了，兴冲冲地开始封赏功臣。这次坚守晋阳，董安于功劳最大，要重赏，但董安于拒绝了，赵鞅一再坚持，董安于道：“当初臣年少时，为赵氏作文书，帮助起草文告命令，为当世人所称道，信义树于诸侯，您没有赏我；及臣壮年，操心劳体担任您的司马，为您执掌军法，军中没有发生过暴虐邪恶之事，您没有赏我；臣年老之后，穿起礼帽礼服宽袍大带担任赵氏的家宰，使百姓对您没有二心，您没有赏我。这次臣一时丧心病狂参加了内战，您却一定要赏我了。与其因为自己的丧心病狂受赏，臣还不如逃亡去呢！”说罢转身就往外跑，赵鞅赶紧挽留，赏赐的事情也只得作罢。 在董安于看来，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赵鞅归来，对于韩不信、魏曼多两人而言自然是正中下怀，但在荀跞看来则未必是好事：第一，赵鞅这个人强悍而坚韧，将来难免成为自己的对手；第二，这次是韩不信、魏曼多为赵鞅求的请，今后韩、赵、魏三家将更加和睦，而知氏将成为“孤军”，战略形势也大为不利。眼下若不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进行控制，今后难免更难收拾。 荀跞最宠信的梁婴父与赵鞅的主心骨董安于关系十分不好，这时立即抓住机会，出来提醒荀跞：“今天如果不杀*死董安于，让他在赵氏家族执政，将来整个晋国一定会落入赵氏手里的。这次赵鞅私自处死赵午，首先发难，就是董安于的主意，您何不利用这次机会，继续追究赵氏的责任，顺便除掉他呢？”前496年初，荀跞派人告知赵鞅：“这次动乱，范、中行两家确实发动了叛乱，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董安于造成的，董安于才是动乱的谋划者。晋国有命，始祸者死。现在荀寅、士吉射二人已经伏罪，只有他还在逍遥法外。谨此向您奉告！” 面对这样的胁迫，无论赵鞅是多么地强悍，此时也是绝对不敢强硬的：军事上，家族刚刚经历一番苦战，元气大伤；政治上，荀跞是国家执政，自己的顶头上司，把柄又着实抓在了人家手里。但要处置董安于，赵鞅又实在难舍。左右为难之际，还是董安于挺身而出：“我死了，晋国就能稳定，赵氏就能平安，既然如此，我怎可贪生？人谁不死，我现在死，已经算是死晚了。”最终，为了赵氏家族的利益，董安于自缢而死。赵鞅还得忍住悲痛，将安于的尸体陈于街市示众，并通知荀跞：“主公命我惩处罪人，现在安于已经伏罪而死了，谨此向您禀告。” 赵鞅这才算是过了最后一关。随后，又与荀跞单独结了一次盟，赵氏终于转危为安。 此后，董安于的灵位被安置在赵氏宗庙，世代享受祭祀。 这次邯郸事件及其所引起的长期内战，其性质依然是家族兼并，自从晋国君弱臣强的格局底定之后，家族兼并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形式而言，晋国虽大，也容不得六家臣子均分，那样的规模是难以在天下立足的，大家还是合并起来的好。从内容上说，政治较好的家族吞并政治较差的家族，也是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具体表现方式。 具体到这次事件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赵鞅，是他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从而引发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变故。而分析事情的始终，他的性格、他的谋划和行事方式的确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赵鞅的个性是鲜明的，强硬、坚韧，但也有冒失、莽撞的明显缺点。早年与执政士鞅发生冲突，最终又不得不屈身俯首与士鞅合作，已经显示出了他的上述缺点。但那次经历似乎没有引起他的认真反思，他也许认为士鞅一死，晋国再也无人可以压服自己了。这次事变，一开始他是想有效控制邯郸，但一不如意就悍然杀*死了赵午，这在性质上属于越权，在本质上得罪了范、中行两个家族，对于这些后果，他的预计显然是不足的。最后弄得诉讼失败，在军事上也以寡敌众，甚至家族的存续出现严峻的危机。赵氏得以转危为安，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赵氏向来成功的家族“外交”政策，依靠韩、魏两家的鼎立维护，这些都是赵氏几代人积累的雄厚资本。当然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树敌太多，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赵氏家族实力雄厚，赵鞅本人担任中军佐，地位和资历也有优势，最后弄到全面被动，都是赵鞅的过于强横和莽撞带来的恶果。而韩不信、魏曼多二人保持低调，关键时刻反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观整个邯郸事件，最大的赢家应该是荀跞。固然，荀跞身为国家执政，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然而知氏在国内并没有特别亲近的家族，形势相当孤立。这种情况下，荀跞居然得以在本质上掌控大局，翻云覆雨，决定国君的态度和其他家族的命运，其谋略是十分了不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他深切懂得，在大家实力相当，彼此为利益争斗的时候，“合法性”三个字往往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固然，现在的国君已经毫无左右局势的能力，但他的存在象征着晋国的存在，他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者。国君的号召力和影响面，在于那些希望晋国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延续的阶层，在于对诸卿的利益争斗采取冷眼观望的中间势力。如果家族的争斗只局限于家族之间，则相互间的实力对比自然是决定性要素。但现实情况是，六大家族力量基本相当，这时候，中间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考察荀跞的行为，他始终与国君紧紧捆绑在一起，利用国君的名义指令群臣，这在政治上、道义上无疑就占据了制高点。他懂得，所谓“国君”，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国家”的名义，代表着整个政府、整个现有的宗法体系，以及忠于晋国和国君的力量。正是因为行必联合国君，言必切合国法，荀跞才能始终掌控着事态的走向，才能迫使赵鞅不得不对自己低头，与自己合作。而这方面的反面典型自然是荀寅和士吉射，以他们两家的实力与团结程度，若非因为讨伐国君激起公愤，是大有机会笑到最后的，至少不至于这样一步走错而再无翻盘的机会。 第二节 如棋战事其实，晋国的内战从前497年6月就热热闹闹地开始了，但这半年的战事有个特点：军事斗争为辅、政治斗争为主。晋国六卿乃至国君的立场再三转变，敌友关系诡异无常。直到前496年初，阵营才最终明朗起来：范氏、中行氏被确定为叛臣，其余四家算是晋国的合法力量。政治格局一旦明确，战争敌我关系一旦分明，作战双方也就算是有了目标。但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牵扯进来的力量也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战争从此演化为一场漫长的、犬牙交错的、军事斗争与外交博弈相纠缠的立体性的争斗。 一、进剿前496年夏，晋国*军队围攻荀寅、士吉射所在的朝歌。 范氏、中行氏都是在晋国立足、发展了百年以上的大族，领地广大、实力雄厚、根深蒂固。虽然败出都城，但两家在晋国的势力错综复杂，再加上有齐国及其盟友们的支持，他们尚有反扑的决心和力量。因此，战事并没有立即转化为简单的围城战役。 （一）绛中之战 就在晋军对朝歌形成合围之后不久，范、中行两家出其不意，居然又在绛都点燃了一把战火。士鲋、小王桃甲从狄人那里借来军马，对都城新绛发动奇袭，并迅速攻入城中，双方在绛都之内展开了一场鏖战。此计虽奇，叵耐晋人兵力太强，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士鲋逃奔宗周、小王桃甲逃至朝歌，与荀寅、士吉射会合。 （二）潞之战 绛中之战让晋国人充分领略到，范、中行两家的实力绝对是不可低估的，平叛工作也远非事先预料得那么简单，仗还得踏踏实实地打下去。 潞，中行氏的地盘，位于现在的山西省东部，绛都与朝歌之间，晋国人要向东追剿，拿下朝歌、邯郸，首先必须拔除这个讨厌的战略楔子。荀寅自然也知道这里的战略意义，遂派自己的亲信高强、籍秦在这里死守。但毕竟力量悬殊，前496年12月，守军被政府军战败，潞宣告失守，更糟糕的是，高强、籍秦——荀寅的两个得力干将也作了俘虏。 （三）百泉之战 就在潞之战结束后不久，晋军继续东进，拔除范氏的重要据点百泉。为守住百泉，范氏特意邀请郑国出兵相助，但还是不敌，郑、范军队战败，百泉失守。 绛中之战的失败，标志着范、中行两家反扑的努力彻底落空，而潞、百泉的失陷，则标志着两家据守的朝歌和邯郸氏据守的邯郸直接暴露在晋国*军队的兵锋之前。 战局已经很难逆转了。 二、捭阖现在，朝歌、邯郸两座城成为晋国人直接攻击目标，也成为叛军的最后屏障。今后的战争格局虽然错综复杂，但这两座城才是整个战争最核心的地带、双方最坚决的战略目标。围绕着两座城邑的争夺战，时间竟然持续了五年之久。战事如此持久，固然因为两座城是范、邯郸两个家族经营百年的老巢，城防坚固、兵粮充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太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卷入，造成了复杂而难解的纠缠局面。 （一）战局鸟瞰 既然是平叛的战争，作战双方自然可以分为政府阵营与叛乱阵营，但我们知道，晋国内部诸卿家族的关系是何等的错综复杂，这个阵营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叛乱阵营虽然势弱，但晋国的事情向来都不是自家的事情，而是天下的事情，近年来，齐景公周围已经团结了原本属于晋国盟友的几个诸侯国，复霸的形势正好，不可能放弃对手内乱这么好的天赐良机，于是，叛乱阵营也就绝不仅仅只是范、中行两个家族这么简单了。 1.督战团 现在的晋国是荀跞操控大局。 如果说，前496年的战事他必须调动全国兵力作战的话，到了百泉战役结束，政府军方面胜局已定的情况下，荀跞的主要工作就是坐镇都城，把自己不喜欢的赵鞅推到战争的最前线。在荀跞的安排中，最前线平叛的军队最好与叛军旗鼓相当而略占优势，只有如此，双方才能拼出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到时候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稳收渔翁之利。因此，晋国虽然兵多将广，但最前线的则只是赵家的人马，使用起来往往捉襟见肘，狼狈不堪，而魏、韩两家主人地位、资历、能力均不足以让他们违背执政大人的命令而擅自襄助赵鞅。 另外，国内保持足够的兵力也是客观情况的需要，国家必须防止叛军及其支持者对晋国本土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魏、韩三家的兵力既是督战队，又是预备军，虽然与前线的赵鞅相互算计，但在大局上毕竟还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这是一种介于友与仇、爱与恨、合作与斗争、共存与互损、团结与破裂临界点的复杂、曼妙而精确的关系与感觉，在这方面，荀跞是高手中的高手，他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大可不必为他操心。 2.敢死队 不消说，就是赵鞅及其家族的武装。 今天的赵鞅对于荀跞其人自然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眼下，他赵鞅是根本没有违抗的本钱的：政治上，荀跞是执政，自己的上级；法律上，自己确实曾经是动乱的导火索，对内战的发生难辞其咎，这也是牢牢攥在人家手里的辫子；利害关系上，自家与范、中行两家已经是死敌，现实情况绝对不允许他再树敌了，尤其是与强悍的知氏，腹背受敌，只能是死路一条。不管原来的赵鞅多强硬多高傲，现在也只有乖乖俯首听命的份了。 现在的赵鞅被荀跞“塑造”成了一个死中求存的勇士：他只有奋起自己的勇气与坚韧，依靠阳虎等一帮家臣的卓越才智，整合赵氏家族在晋国积累了一百六十多年的雄厚资源，勇往直前，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3.守城者 范、中行、邯郸三个家族，现在手中还有可观的兵力，还有朝歌、邯郸两座坚城，还有东阳地区的势力范围。现在，他们也只有负隅顽抗这一条路可走了。只要坚持，坚持得久一些，说不定晋国四卿就会再出现内讧，说不定自己的支持者就会对晋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只要坚守，就有希望。 4.资助者 齐景公及其领导下的郑、卫、鲁等盟友，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样的机会。景公资助晋国的叛乱，不是希望范、中行、邯郸三家迅速战胜晋国获得政权，他愿意看到的是晋国内战出现相对平衡的局面，拼得越长久、越惨烈越好。所以，他资助叛军，只是为了战局的平衡与持久。 值得一提的是，宗周此时也站在了同情晋国叛军的立场。宗周的实权派、担任周王卿士的刘氏与晋国的范氏世代通婚，关系非常，刘氏的智囊、曾经作过孔子老师的大夫苌弘还在，自然要想尽办法帮助范氏。宗周的实力微不足道，但政治影响力却是不能忽略的。 （二）齐侯攻略 齐景公杵臼，一位精明得让人只觉其精明的人，在战事一启就迅速敏感到了自己的机会。资助晋国叛军，景公有自己的两项基本原则：第一，资助叛军，尽量不动用本国的老本，而是动员郑、卫两国大打代理人战争；第二，回避与晋军主力硬拼，尽量采取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间接手段将战局搅乱，将战事拖长。 前496年夏，也就是晋国方面刚刚包围朝歌的时候，齐景公就与鲁定公、卫灵公在牵紧急会晤，商量援救范氏、中行氏的办法。不久，绛中之战、潞之战、百泉之战爆发，其中有没有这三国的贡献、贡献究竟多大，已经不可考证，但这三场战役的确是暂时地为朝歌解了围，至少朝歌城的压力是明显减轻了。 牵之会不久，也就是晋国的绛中之战刚刚结束，齐景公又在洮与宋景公会谈，目的也是动员宋国帮助范氏。但这次会谈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 宋国未能出力，有其自身的原因：第一，一百多年来，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坚定的支持者，即使在晋国国事日非，诸侯叛离，宋国群臣也吵着要叛离晋国的情况下，宋景公本人对晋国依然存有幻想，还是不大愿意与晋国公开决裂。第二，范氏与宋国过节太深。前504年，景公满怀热情地派大臣乐祁到晋国聘问，不料得罪了当时的执政士鞅，士鞅寻衅将乐祁扣押在晋国三年，死后尸体又被扣下，而赵鞅当时倒是为乐祁说了不少好话。现在要宋国人帮助范氏对付赵鞅，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第三，当时宋国也正处在内战之中，与齐景公会晤，大概是为了请求齐国出力帮自己平叛，因而很难有余力帮助齐国做事。 现在已经是前的494年，朝歌、邯郸两座城已经苦守了三年，力量日益消磨，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间接的手段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齐景公干脆直接出兵援助。 前494年4月，齐景公、卫灵公联合出兵，援助被晋军围攻的邯郸，并围攻晋国的五鹿。五鹿位于邯郸之东，是晋国的东方桥头堡，拿下五鹿，齐军西进就可免除后顾之忧。但晋国人也知道五鹿的重要，坚决防御，景公未能得手。 秋，范氏、中行氏那边形势又复告急，齐景公、卫灵公帅军在乾侯会合，援助朝歌。随后鲁国、中山国*军队也加入了进来，联军攻击晋国本土，并顺利拿下棘蒲。 （三）赵鞅谋卫 对于赵鞅来说，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背后的荀跞是得罪不起的，对面的齐景公更是太极高手，一通拳下来打得自己眼花缭乱，战事长期没有什么进展。更烦心的，卫灵公是坚决站在齐景公那边与自己为敌。这也难怪，卫国的背叛，当初本来就是赵鞅逼的，卫灵公当然要跟你过不去。若要比起敢想敢干、无怨无悔的性格，灵公是不会逊色于赵鞅的。现在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希望灵公回头更是痴人说梦。但眼看压力越来越大，卫国人的坚定让赵鞅越加被动，形势逼人，赵鞅不得不开始寻求解决卫国问题的办法了。 在卫国，只要是灵公在位，仇晋的政策几乎是不可更改的。好在卫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卫灵公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人物，孔子称他是无道之君，但又说他的卫国贤臣辈出。灵公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夫人南子的好，这也难怪，南子本就是当时天下著名的大美人。但灵公的宠爱也实在过于出格了：南子为人十分淫荡，喜欢美男，灵公居然可以帮助她物色面首，这样的胸怀，实在足以令普天下男子们汗颜。 前496年，卫灵公派人到宋国去，招著名美男公子朝（宋朝）与南子幽会。这种事情在国都毕竟不大方便，幽会的地点就选择在了曹国的洮。这次幽会也是机缘巧合，这年秋，宋景公要与齐景公在洮会见，可能是公子朝要随同前往，于是南子也干脆赶了过去。 尽管当时的郑、卫两国以民风开放著称，尽管卫灵公本人毫不介意，但出现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国家的耻辱。当时灵公的大子蒯聩到齐国出差，回国途中经过宋国郊外，宋国的野人看见，对着蒯聩高唱：“你的娄猪（发情母猪）已满足，何不归还我艾豭（美丽公猪）”。显然，公猪就是宋朝，母猪就是南子——蒯聩的生母。唱得蒯聩又羞又脑，吩咐自己的手下戏阳速：“回去后你跟着我拜见少君，到时候我一看你，你就杀了她！”戏阳速允诺。 回国后，蒯聩果真领着戏阳速去见南子，可是连使三次眼色，戏阳速还是不出手。南子是何等样人，立即察觉情形不对，哭着跑去找灵公：“蒯聩要杀我呀！”灵公坚决站在夫人一边，拉着她的手跑上高台自卫。蒯聩眼看事情办砸，只好流*亡到宋国去了，而他在卫国的党羽也被灵公尽数驱逐。事后蒯聩见人就骂：“都是戏阳速害了我。”戏阳速听到这话，也见人就解释：“其实是大子害我呀！大子无道，居然命我去杀害自己的母亲。我要是不答应，他就会立即把我处死；我要是真的那么做了，事后他肯定又会把罪过全推到我头上。所以我一开始答应他，后来又不出手，这都是为了保命啊！谚语说得好：‘人民靠信用自保’，我这次是用‘义’代替了‘信’来自保的！” 蒯聩的流*亡与赵鞅、与晋国的战争看似没什么关联，但赵鞅手下自有高人，于是，蒯聩就从宋国来到了赵鞅身边。 前493年4月7日，卫灵公病逝，灵公六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灵公一死，赵鞅也就少了一位过于倔强的对手，更可喜的是，卫国立了灵公的大孙、蒯聩的儿子辄为国君，是为卫出公，这样一来，蒯聩的利用价值就更可观了。直接出兵无疑是愚蠢的，赵鞅决定巧取，先把卫国的要地戚邑拿下，作为蒯聩回国夺权的基地——也作为自己分*裂卫国、争取战局主动的基地。 6月17日夜，赵鞅帅人马悄悄来到黄河边，准备向戚进发。不料天黑道远，大军迷了路。进退两难之际，阳虎出来献计：“立即东渡黄河，再沿黄河一路向南，一定能走到的！”这样，大军果然顺利抵达戚邑城下。 赵鞅让八名身穿丧服的晋军士卒假扮卫国人，拥簇着蒯聩来到城门前，告诉守军：“我们是都城来的，奉命迎接大子回国即位！”一片漆黑之中，守军信以为真，城门一开，大军一涌而入。根据《史记•卫世家》的记载：赵鞅还帮助蒯聩试图骗开都城的城门，被卫国人识破，攻击蒯聩，蒯聩退入戚邑自保。 这样，卫国上下顿时紧张起来，君位的争夺是最大的政治，国君的父亲在境内虎视眈眈，这是何等沉重的政治压力，不消说，卫国人跟着齐景公战斗的激*情也就削弱了大半。 三、铁之战晋国的内战已经持续了四年，赵鞅在前线苦苦拼搏也已经三年。底定双方命运的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 （一）截援 随着战事的延续，范、中行两家的储备逐渐告罄，眼看不支。前493年8月，齐、郑两国决定合力支援：齐国出资，慷慨提供1000车粮食；郑国出力，大臣罕达、驷弘率领郑国大军负责将军粮护送到朝歌。郑军由齐国出发，已经进至卫国境内，这边士吉射也帅军出朝歌接应。 在当时，攻城是成本最高的战法，由于缺乏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为避免过度伤亡，进攻方一般是将城围住，待城内粮绝，城池方告失守，这次朝歌战事也是如此。所以，双方都深知这1000车粮食的意义。赵鞅自然不会听任，立即领兵前来堵截，遂与郑军在戚邑城下碰了头。 （二）誓师 在很大程度上，赵鞅的出击其实也是被迫无奈之举。相对于郑军，自己的部队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他还必须速胜，一旦战事僵持或者失利，士吉射的接应军从背后杀来，后果真真不堪设想。 紧要时刻，阳虎献计：“我军战车少，务必先声夺人。可以将主帅（荀跞）的旗帜插在车上，早早列阵迎敌。郑国人匆忙赶来，看见这架势，肯定会误以为晋国的中军精锐来了，必然胆怯。那时我们果断出击，与其会战，一定可以将他们杀得大败！”这样兵不厌诈的奇谋，也只有阳虎能想得出，赵鞅立即采纳。 敌众我寡，赵鞅还是难下最后的决心，又找来卜师占卜，可是龟甲烤焦了，吉凶难辩。乐丁站出来打气：“《诗》曰：‘开始时谋划计议，占卜刻龟’。我们出发前已经卜过，大吉，何须再卜？信赖先前的卜兆就是了！” 形势紧迫，再也犹豫不得了。赵鞅心一横，随即发表了决战誓言：“范氏、中行氏忤逆天命，荼毒百姓，妄图擅权于晋，攻灭其君。郑国，原本是寡君所依赖、庇护的国家，现在郑国无道，居然背弃国君，援助叛臣！大家为国作战，上顺天意，下尊君命，行德义，雪耻辱，就在此行了！克敌立功者，上大夫赏一县，下大夫赏一郡，士赏田十万，庶人、工商得以入仕，家奴、隶圉获得人身自由！我赵志父若能克敌立功，国君自会考虑升赏；如果战败获罪，甘愿受绞刑而死，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敛尸，不要多层的棺椁，只以素车（未装饰的车）朴马（未剪鬃毛的马）随葬即可，不得葬入族墓，完全按照下卿的规格处理后事。接受这样的惩罚，我赵志父心甘情愿！” （三）祈祷 决战这天是前493年8月7日。赵家军早早列队，等待着敌人的到来。这次作战，赵氏是拿出了全部的家底。 赵家军分为两部：一部是晋阳军，由赵鞅率领，邮无恤为御戎，卫大子蒯聩为车右；一部是温军，由温大夫赵罗率领，繁羽为御戎，宋勇为车右。这样的布阵，也是和郑国的两卿阵型针锋相对。 大军率先占据有利地形，列队于戚邑附近的铁丘。远远看见郑军浩浩荡荡开来，蒯聩心里一慌，从车上掉了下来。邮无恤轻蔑地将绥带递过去，让他拉着上车，顺口甩了一句：“真是个娘们！”大敌当前，气氛万分紧张，温军主将赵罗向来怯懦，现在更是抖作了一团，繁羽干脆让他坐下，拿绳子牢牢将其系在车上，军法官看见，质问是怎么回事，繁羽答：“他疟疾发作，站不直。” 赵鞅巡视部队，发表战前动员：“想想当年的毕万吧，那只是一介匹夫，可人家七次参加战斗，每次作战都有俘获，立功受赏，有马四百匹。最后呢平平安安地死在自己家里。大伙儿努力作战吧，不一定就死在敌人手里！” 最后一项仪式，是大家纷纷作战前祈祷。卫大子蒯聩的祈祷最有意思，被保留下来，成了不可多得的资料：“曾孙蒯聩大胆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郑声公胜）助乱，晋午（晋定公午）有难，不能治乱，派赵鞅讨之。蒯聩不敢袖手旁观，在军中持矛，担任车右。谨此祈求：不要让我断筋，不要让我折骨，不要让我面部受伤，不要让我跌倒车下，保佑我成就大事，不要使三祖（周文王、卫康叔、卫襄公）蒙羞。生死有命，不敢祈求；不敢爱惜佩玉，谨此献上。”赵鞅一旁听得感动，说：“志父也拜托蒯聩的列位祖先了。” ——蒯聩的祷词，《国语》与《左传》略有差异。在当时的战士看来，胜利是最可期望的，胜利而毫发无损，自然最好；胜利而光荣阵亡，也可以接受；胜利而肢体残疾、面容毁坏，还不如死了的好。 （四）决胜 铁之战，从规模来说比不得整个春秋时期的其他几次大战，但对赵氏而言，却是决定生死的一战，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一场惨烈异常的战斗。面对优势敌军的猛冲，赵鞅身先士卒，绝不言退。酣战中，赵鞅被敌人一戈击中肩部，倒于车内，帅旗也被对方夺去了。眼看对方又是一戈砍来，危急时刻，蒯聩抬戈一挡，救了赵鞅一命。 郑军此来，原是为了齐国和范氏的利益，无关自身生死，对赵家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也不愿意在这里赌命。渐渐地，郑军开始败退了。先前怯懦得从车上掉下的蒯聩这时已经成了全军之胆，主将受伤，蒯聩继续引领全军力战，对郑军发动新一轮的冲击，郑军心大乱，仓皇逃窜，齐国人的1000车军粮也到了晋军手里。这天的战斗以郑军大败而结束，只有温大夫赵罗被捆在车里，不能机动，作了郑国人的俘虏。 一天的激战下来，双方都是疲惫不堪，各自扎营休整。当晚，突然出现的五百名步兵奇袭郑军大营，郑营大乱，帅旗也被夺了。 这支生力军从哪来呢？原来，内战期间，宗周人也为范氏提供了物资支持，赠给范氏一些田地，范氏派家臣公孙尨前去征收赋税，被赵氏武装抓住献给赵鞅。有人主张把他处死，赵鞅说：“他也只是为主效劳罢了，有什么罪呢？”就下令放了公孙尨，并把这些田地赐予他。公孙尨感激不已，时时想着报恩，这次，公孙尨主动率领手下五百人奇袭郑营，居然从罕达帐下把郑军帅旗也夺了下来，随即赶来献给赵鞅：“请允许我以此报答您的恩德。” 赵鞅随即决定，乘胜追击。现在的郑营军心已经大乱，再不能坚持了，弃营而逃，晋军兀自穷追不舍。罕达、驷弘也是打仗好手，亲自断后，拔箭回射，追兵纷纷应弦倒毙，不敢再追。赵鞅感叹：“再小的国家都有好射手啊！” （五）夸功 铁之战，是此次漫长内战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战，叛军的接济被掐断了，齐、郑、卫三国的气焰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自此，战争的走向终于底定。战斗结束，赵鞅如释重负地感慨：“总算差不多了。”家臣傅傁在一旁提醒：“虽然打败了郑国，可是知某人还在，忧患依然未已啊！” 但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毕竟是胜利者的固有权利。战役终结，大家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志得意满。 赵鞅：“当时我身受重伤，俯在弓袋上吐血不止，但鼓声始终没有衰减。今日之战，我为第一功！” 蒯聩：“关键时刻，是我在车上救了主公一命，又下车击退了敌兵。我，在车右中为第一功！” 邮无恤：“当时战车两边的革带几乎就要断了，在我的努力下最终未断。我，在御戎中为第一功！” 四、冲出困境（一）继任执政 真是天道酬勤，就是在铁之战后的不久，晋国现任执政、赵鞅平生最忌惮的、几年来山一样压得赵鞅呼吸困难的荀跞去世了。赵鞅顺利继任执政，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赵鞅当上晋国执政，对于今后的战事无疑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可以调动更多的兵力投入到战争中去；更重要的，他的背后再也不用承担来自朝廷上的巨大压力了。 （二）诱杀孔丘 近些年来，孔子一直带着他的一帮弟子在南方诸国寻找机会，但始终不能如意。前493年，孔丘失望地从陈国返回卫国，经过蒲地的时候，被蒲人围攻，几乎遇难，最后答应了蒲人的要求并与之盟誓：决不前往卫国。但孔子在脱险后立即赶往卫国，力劝卫灵公伐蒲。考虑到蒲是卫国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灵公最终还是没有出兵。 看到卫灵公老迈无用的状况，孔子很是失望，发出慨叹：“要是有谁能用我，保证一个月就可以看见成效，三年后必有大成！”正在郁闷，忽然接到晋国范氏的党羽、依据中牟叛晋的佛肸的邀请，孔夫子砰然心动，打算来帮助佛肸了。这个打算立即遭到大弟子子路的质问，孔子虽然还是有前往的意向，但最终还是没有成行。 孔子也许并没有直接参与佛肸的叛乱，但这个消息似乎的确是传到了赵鞅耳朵里，于是，一个诱杀孔子的密谋开始实施。 孔子接到赵鞅的邀请函，邀请他到晋国一展宏图。孔子正急于用事，驱车就向黄河边赶。也是圣人命不该绝，原来，这次诱杀的对象共有三人，除了孔丘，还有晋国的两个能人：犊犨和铎鸣。也是赵鞅太心急了，两人刚刚赶到，立即就被杀害了。孔子的车马来到黄河边，赵鞅派出的迎接队伍已经等在这里了，准备好鲜肥的牛肉，预备好船只，准备将他诱到船上，在中流将其杀*死。也许就在上船之前的一刻，孔子得悉犊犨、铎鸣二人的死讯，仰天长叹：“多美的河水啊，浩浩荡荡；我阿丘今天却不能渡此河水，这就是命啊！”子路忙问：“怎么？您又不去了？”孔子告诉他：“犊犨、铎鸣两人都晋国的贤大夫，赵鞅未得意之时，谦恭地向他们咨询国政，及其得意之后，却立即杀*死了二人。……这二人与我可谓类物，类物之间能够相互感应，精神能够相感，如同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所以，君子一定要远离那些伤害自己类物的人。现在赵鞅已经杀*死了我的类物，我还跑过去作什么呢？”说罢，作歌一首：“秋风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 随即，掉转车辕而去。 这段故事不仅见于《史记》，《新序》、《水经注》、《孔丛子》等书籍中也有类似记载，看来应该比较可信。 （三）全线出击 上面已经介绍，周王的卿士刘家与范氏世代通婚，坚决站在范氏一边，成为晋国平叛的严重阻力。前492年6月，赵鞅派人到宗周问罪，周人不得已杀*死了刘氏的智囊苌弘。苌弘早在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就以博学之士的面目出现于《左传》的记载，他在宗周至少活跃了四十年，是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智谋的大夫，孔子访周时也曾经师事过他。现在居然落了这么个下场，也确让人感慨。 现在的赵鞅自然可以在平叛战争中调动和投入更大的力量了，于是，战局也迅速得到改观。 前492年春，齐国大臣国夏、卫国大臣石曼姑帅兵联合包围戚邑，其目的，自然是帮助卫国遏止赵鞅支持蒯聩回国夺权的图谋，同时也给赵鞅保持更大的军事压力。 10月，赵鞅亲自领兵围攻朝歌，驻扎于朝歌南面，眼看再难坚守，荀寅、士吉射决定突围。荀寅领兵从城南门杀出，攻击赵鞅营垒，这样，围城的晋军多数被调到南门堵截。同时，荀寅命令从外面赶来援助的中行氏援军趁虚从北门杀入朝歌，内外合兵一处，突围而出。10月23日，荀寅、士吉射逃入邯郸，与赵稷共守邯郸。 眼看范氏老巢被端，已经无力回天，赵鞅立即下手，处死了士皋夷。当初荀跞还打算由士皋夷作为范氏宗主继续担任晋国的卿。但赵鞅与范氏作战多年，对范氏深恶痛绝，自然不肯再与范氏并存合作。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荀跞同样准备提拔为卿的梁婴父，这个人下场如何，没有留下记载。当初赵鞅的第一助手董安于就是被这个人逼死的，可能现在已经去世，也可能因为有知氏的庇护，赵鞅难以痛下杀手，但无论如何，再想作晋国的卿已经是不可能了。 五、最后的隐忍执政之后，赵鞅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战争的胜利只是迟速的问题了。但他还是必须忍辱负重，度过最后的几道难关：首先，齐景公眼看晋国内乱要终结，势必加大干预力度，尽量阻挠晋国情况的好转；更重要的，南方的楚国已经慢慢从对吴战争的沉重创伤中恢复过来，再次以强劲的姿态开拓北方，忙于平乱的赵鞅自然是得罪不起的。 （一）对楚妥协 前506年，吴王阖庐出兵伐楚，攻克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直到第二年10月，吴军撤出楚国之后，昭王才得以返回国都。这次楚国死而复生，多亏老盟友秦国人出手相助，同时，越国在楚国人的长期培养下终于形成气候，这次从背后攻入吴都，也起了关键作用。此后的数年，吴越两国展开殊死搏斗，楚国的压力有所减弱。战后，贤臣子西担任楚国令尹，前504年将都城迁至鄀（ruò），整顿纲纪，朝政逐渐好转。 前491年夏，楚国人打败了背叛的夷虎（夷人首领名虎），开始着手经略自己的北方前沿。昭王派出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三人，将蔡国故地的居民迁到负函，将方城之外的居民迁到缯关，并侵占了梁、以及位于梁西南边的霍。又派单浮余围攻蛮氏，蛮氏溃散，蛮子逃到晋国的阴地，投奔阴地大夫士蔑。 本来，楚国人此次也只是攻城略地，蛮子投靠晋国，晋国接纳，并没什么明显的理亏，但楚国人十分清楚现在晋国的状况，反应极其强硬。左司马眅立即纠集丰、析的武装以及狄、戎部落的力量，气势汹汹，进逼上雒。楚军分为两部：左军驻扎于菟（tú）和，右军驻扎于仓野，对晋国的南部领土形成逼迫之势。随即派使者通知阴地大夫士蔑：“晋、楚结有盟约，约定同仇同好。贵国若不想废除盟约，正是寡君的愿望。不然，我们将穿越少习山，前来听取贵国的命令。”士蔑不敢作主，请示赵鞅，赵鞅的指示十分明确：“晋国内乱未平，怎能与楚国交恶？赶紧把人交给他们！” 为尽快抓捕蛮子及其部落，士蔑想出一计：通知附近的九州之戎，让大家拿出地盘并修筑城邑，提供给蛮子和他的臣民居住，但究竟提供何地，需要占卜。蛮子感激不已，带着本部所有重要人物，兴高采烈地来听卜，不料被士蔑来了个措手不及，蛮子和他的五名大夫当即就被活捉，在三户将他们交给了楚军。 （二）对齐隐忍 赵鞅当然不敢开罪于楚国，他的平叛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也是最艰难、最激烈的收关阶段。 前491年7月14日，齐国大臣陈乞、弦施联合卫国大臣宁跪，猛烈围攻晋国的五鹿，试图分散晋军兵力，减轻邯郸城的压力，但战事似乎颇不顺利。9月，赵鞅率领晋军围攻邯郸，11月，邯郸力穷，守军向赵鞅投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12月，弦施领兵赶到临接应赵稷撤退，退出前将临邑的城墙拆毁。 邯郸城坚守了五年之久，至此终于陷落。 眼看颓势还是不能扭转，齐景公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派大臣国夏攻击晋国领土，短期内，就占领了邢、任、栾、鄗（hào）、逆畤、阴人、盂、壶口。 大片领土落入齐国人之手，赵鞅又是一阵手忙脚乱。趁机，齐景公与鲜虞人一道，将荀寅（士吉射可能是邯郸破后直接来此）安置在了柏人。 面对齐国的疯狂挑衅，赵鞅的神经极为坚强，始终将目光集中在荀寅、士吉射两人身上——这才是自己最主要的敌人！ 六、内战终结（一）追穷寇 现在，荀寅、士吉射龟缩于柏人，这是叛军在晋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了，战争的形势彻底明朗化。前490年春，赵鞅振作精神，收拾剩勇，充分行使执政大臣的权力，调动自己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对柏人发起了最后的围城战。眼看大势已去，荀寅、士吉射知道再坚守下去只有被消灭的份，于是，二人突围，投奔齐国去了。至此，晋国内战的结果基本底定。 荀寅、士吉射虽然是失败者，但能顽强奋斗七年，最终全身而退，除了家族势力浑厚之外，说明二人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败家子，相反还可以算是一时之雄杰，自有其可圈可点的长处。从史料中关于二人逃亡时的记载，也可以约略看出些端倪来。 柏人是范氏的采邑。当初，范氏的两个家臣——王胜和张柳朔关系紧张，在物色柏人宰的时候，王胜推荐了张柳朔。士吉射很吃惊：“他不是你的仇人吗？”王胜答：“私仇不能妨害公事，不能因为喜欢谁而抹杀他的过错，也不能因为厌恶谁而否定他的优点，这是义的准则（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哪敢违背这样的准则？”事实证明，张柳朔果然是合格的邑宰。弃城之前，张柳朔告诉他的儿子：“你跟着主公走吧，我要留下来战死。王胜对我那样肯定，我不能让他的话落空。”于是张柳朔留下来死战，为失败的范氏家族赢得了晋国人的敬意。 《吕氏春秋》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花絮：范氏富有，流*亡之后，不少人纷纷进入府第趁火打劫。一个人得了一口大钟，想偷偷自己扛走，但这钟太大，就想把它砸碎带走，一锤下去，大钟铿然作响，害怕别人听见，这人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 荀寅流*亡途中，经过一处县邑。 从人提醒：“这里的长官是您的故交，何不在这儿打打尖，顺便等等咱们的后续部队？”荀寅说：“从前我喜欢乐，这个人就送我鸣琴；我喜欢佩，此人就送我玉环。可见，他是在不断培养我的过错以求取悦于我。现在去找他，恐怕他就会把我作为礼物去取悦别人了。”于是决定擦肩而过。果然，此人落井下石，出兵截获了荀寅的两乘战车，献给自己的新主子。 这则故事出自《韩非子》，但《说苑》的记载，结局与此不同，说的是荀寅顺便处死了这个马屁精。 （二）善后 荀寅、士吉射出逃，基本任务完成，赵鞅又立即抓住时机，处理相关的一些善后事宜。 这个时机，就是齐国方面的麻烦。 前490年是齐景公在位的第五十八年，也是最后一年，年老神衰的景公偏偏难得安闲：这年夏天，景公不得不抖擞精神，亲自帅军讨伐宋国。关于这次战役的前因后果并没有具体介绍，分析起来，大概是眼看晋国方面节节胜利，郑国吃败仗之后国力虚弱，宋景公抓住机会又向郑国发起了进攻，也可能这次进攻是出于赵鞅的联络。齐景公伐宋，是不得不援助自己的盟友。 9月24日，齐景公杵臼去世。至此，最让赵鞅头疼的三个人物：卫灵公、知文子、齐景公先后辞世，赵鞅的时代终于彻底到来了。 前490年夏，也就是齐景公刚刚出兵伐宋，无暇西顾的当口，赵鞅出兵讨伐卫国，以惩治这个国家几年来帮助晋国叛军的罪过。 中牟，原是晋国在东方的重要军事基地。内战期间，中牟似乎已经归附卫国，也站在范氏、中行氏一边与赵鞅为敌。这次伐卫之后，赵鞅随即对中牟发起围攻。 前489年春，出于同样理由，晋国出兵征讨鲜虞。 ——至此，晋国的内战终于宣告结束。 从前497年算起，这场内战整整打了八年。 第三节 赵鞅执政一、荀跞去世与赵鞅继任时间问题《左传》关于春秋后期的记载逐渐简约，许多事件相对模糊起来，例如赵鞅执政的时间，就要通过相关记载仔细推断，所以往往容易出现谬误。例如，有学者认为赵鞅执政的时间在前496年，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个人认为，赵鞅执政、也就是荀跞去世的时间应在前493年8月铁之战后，在前492年10月之前。 前496年晋国执政仍是荀跞。荀跞为卿早于赵鞅，在六卿中的排位也一直领先于赵鞅。前501年士鞅去世之后，显然是荀跞继任执政。更确切的证据是，前496年，荀跞指令赵鞅处罚他最倚重的家臣董安于，赵鞅不敢拒绝，董安于被迫自*杀。在向荀跞告知结果时，赵鞅称荀跞为“主”，根据《左传》的惯例，这是下级对上级、副将对主将、其他五卿对中军将的称呼。可见，在前496年，荀跞为中军将，赵鞅任中军佐，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前493年8月铁之战时荀跞仍在。赵鞅负责平叛，进行得如此艰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手中兵力不足，没有压倒性优势。铁之战中，晋国方面的兵力居然少于郑国，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次帅队出战的是赵鞅以及赵鞅的本家侄子赵罗，可见全是赵氏的武装。若以全晋国的力量作战，即使要分兵围攻朝歌、邯郸二城，也绝不会出现兵力少于郑国的情况。另外，当战役胜利后，赵鞅感到危机过去的时候，家臣傅傁提醒他“犹有知在”，这个“知”是指知氏家族，还是指荀跞个人呢？这里认为应该是指个人。因为一直压迫赵鞅的就是荀跞一人，赵鞅执政后，知氏家族依然还在，但这时赵鞅已经权倾晋国了，谈不上再害怕荀跞的儿子了。那么，为什么说“犹有知在”，而不说“知伯犹在”呢？因为，知伯是尊称，对外肯定要这么叫，但这句话是赵鞅与心腹家臣之间的对话，对荀跞不可能表示出尊敬的，简称其为“知”，合乎当时的话语环境。 前492年6月荀跞可能已经去世。因为在铁之战之前，宗周支持范氏的态度和活动已经很明显，但晋国方面一直没有追究。直到前492年6月，赵鞅向宗周问罪，周人被迫杀*死苌弘。这样的重大事务，应该是执政决定的，当时赵鞅很可能已经成为国家的执政。 前492年10月赵鞅已经执政。当时，赵鞅杀*死士皋夷，这与当初荀跞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荀跞的想法是驱逐士吉射但并不灭范氏，由士皋夷作为范氏宗主担任晋国的卿。但赵鞅此时悍然杀*死士皋夷，如果荀跞尚在，是不可能做到的。 赵鞅诱杀孔丘的事件发生在前493年，孔子曾说赵鞅当时已经得志，那么荀跞应该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总上，荀跞去世的时间应在前493年8月—前492年6月之间，最晚不超过前492年10月，确切时间可能是在前493年深秋，即铁之战后不久。荀跞的父亲荀盈在前533年去世，享年三十岁左右，当时的荀跞最多也就十五岁左右，到现在四十年，享年五十五岁左右，纵然比其祖、父要长寿得多，但依然显得过于短命，赵鞅与荀跞年龄大体相当，但去世时间比荀跞晚了整整二十年。知氏家族历代人才智非凡，但寿命多不长久，这在马拉松式的家族竞争中也是一个重大的劣势。 二、战后盘点八年的内战，是春秋后期晋国诸卿之间的第一次家族兼并战争，它的直接后果，自然是范、中行两个家族退出晋国政治舞台。同时，这场战争对于晋国、对于晋国今后四个家族的力量对比和竞争格局关系无不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一）四卿制：晋国政体变化 自前633年晋文公创立“三军六卿”制度以来，虽然中间也出现过“三军三行”、“四军八卿”、“五军十卿”、“六军十二卿”等变体，但三军六卿制一直是晋国的基本政体，特别是前560年晋悼公撤消新军之后，这个体制就再也没有动摇过，真正的“五十年不变”。 因此，在内战之初，按照执政荀跞的设计，驱逐荀寅、士吉射之后，六卿制度并不动摇，而是安排梁婴父、士皋夷补缺。前496年到前492年之间，梁婴父、士皋夷是否已经被任命为卿，已经不可确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前492年10月，赵鞅杀*死士皋夷之后，晋国就只剩下赵、魏、韩、知四个卿家了。 六卿减少为四卿有偶然的成分，赵鞅与范氏殊死战斗了七年，两家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不可能为自己树敌，允许范氏家人继续在晋国为卿。梁婴父是荀跞的心腹，赵家的第一心腹董安于就死在他的计下，赵鞅也不会同意他占据卿位的。 六卿减少为四卿，也是晋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自从国君失权、家族坐大的基本国情形成之后，家族替代晋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种趋势下，家族如何替代晋君，就成为晋国最大的问题。按照当时晋国的疆域、人口、兵力，如果由一家独立继承，自然也是天下第一强国，如果分成三四个独立诸侯国，各自依然足以在天下立足。究竟是一家代晋还是几家分晋，就成为今后晋国最大的政治。后来所以出现的“三家灭知”的第二次兼并，其实就是代晋与分晋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 （二）范、中行土地归属问题 根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内战之后，原来属于范、中行两家的城邑，邯郸、柏人两邑归于赵氏家族，其他地方“入于晋”，重新成为国君直辖的领域。 赵氏占有邯郸、柏人应该是可信的：第一，赵鞅平叛有功，自然可以获得封赏；第二，战国时期的赵国以邯郸、而不是以晋阳为都城，可见赵氏在这里的经营已经年深日久了。 而其他城邑全归国君，《史记》的记载似乎并不完全可靠。 《墨子》记载：“昔者，晋有六将军，而知伯（荀瑶）莫强焉……以攻中行氏而有之……又攻兹范氏而大破之，并三家为一家而不止。”《淮南子》也有类似记载：“（知伯）伐范氏、中行氏而灭之矣。”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晋出公十七年为前458年，如果范、中行之地早在前490年、也就是三十多年前已经被晋君有效控制，那么三十多年后为何依然称其为“范、中行地”？综合上述《墨子》、《韩非子》、《史记》的资料分析，或许这样的结论更为合理：荀寅、士吉射流*亡出国后，范氏、中行氏两家仍有大量人员留在国内，并没有参与反叛，甚至在平叛中立功。因此，这两个家族在晋国依然生存了下去，并且在朝廷中担任了一定职务。原来两家所有的采邑，大部分还是被范氏、中行氏两家留在国内的人员所有。只是两个家族的力量以及在晋国政坛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了。《墨子》、《淮南子》中所讲的知伯伐范氏、中行氏而兼并其地，就是知伯对留下的两家人进行的攻击和侵占，因为两家实力不足，知伯进攻相当容易得手，所以《史记》对这次战斗忽略不记，只说其夺两家之地。夺下来以后大头归自己，小头分给其他两家，所以《墨子》说“并三家为一家”，《史记》说“共分范、中行地”，其实并不矛盾。 范氏、中行氏两个实力雄厚的百年家族最终在内战中失败，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就是内部分*裂，不能集中力量。以范氏为例：士吉射是坚决抗争的代表，在家族中自然最有号召力；同时，还有一个士皋夷试图取代士吉射范氏宗子的地位，甚至获得了荀跞的支持，不用说手里还是很有些自己的党羽的；还有一个士蔑，依然稳稳当当地作着晋国的阴地大夫，老老实实地听从赵鞅指挥。这些人员，在士吉射流*亡之后是不大可能被连根拔除干净的。 那么能不能更进一步推定，到前458年，晋国依然有六卿（六将军），范氏、中行氏依然保留着国家的卿位呢？这似乎也不大可能。前492年士皋夷被赵鞅处死前可能已经担任了卿，但在赵鞅执政，独揽晋国大权的情况下，要他重立两家的人员为卿，与自己并驾齐驱，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里认为，赵鞅执政后，范、中行两家留守人员依然占有本族的大部分土地，并在朝廷担任一定职务，但已经不再是晋国的卿了。 总上，内战结束后，原先范、中行两家的土地，大部分仍由两家的人员及其家族所有，邯郸、柏人两邑为赵氏获得，另外还有部分归入国君直辖区。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三个家族也获得部分土地的可能。 （三）人才战略 在当时的晋国诸卿中，赵鞅招贤纳士是最积极的，不但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更有先进的人才观。现在，范、中行两个大族被赶出晋国，除了少数骨干成员战死或跟随主人一同流*亡，大部分则应该是不能共患难的，树倒猢狲散，大量原本服务于上述两家的人员一下子没了着落，都在忙着改换门庭，另投他处。而赵鞅从来都是爱惜人才的，看到两家门下良才济济，遂有大力收罗之意。《国语》记载了赵鞅与史黯的这样一番对话： 赵鞅：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 史黯：要他们何用？ 赵鞅：那些人并不是良臣人人想得，这个还需要问为什么吗？ 史黯：臣以为，那些人前来投靠您的并不是良臣啊。真正的良臣事奉君主，应当劝谏其过失，勉励其善行，向君主推荐人才而加以使用，朝夕向君主讲述善恶成败的道理以求君主采纳。以文辞劝导君主，以恭顺履行职责，以努力为主效劳，以死命报效君主。主张为君主采纳就出来做事，否则便引身而退。范、中行两家的家臣不能匡正、辅佐他们的君主，最终使君主遭受祸难。现在他们的君主流*亡在外，那些不能一心跟随而抛弃了旧主的家伙，怎么能算是良臣呢？而那些甘心与自己的君主一同流*亡的良臣，您又如何能够得到？士吉射、荀寅二人手下真正的良臣，一定会不辞辛劳继续为他们尽力，使他们在国外得以站稳脚跟，为此那些良臣将死而后已，哪里可能到您这儿来呢？相反，那些来的，也一定不是良臣。 赵鞅：说得好，刚才我的确说错了。 ——其实这个记载是很禁不起推敲的：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在人身依附关系强大的宗法社会，的确是主流的道德准则，例如栾氏被驱逐时，忠于这个家族的家臣辛俞宁得死罪也要追随栾盈流*亡，他为自己辩解：当时的晋国明令规定，家臣连续三代辅佐一个家族，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君；两代以下辅佐一个家族，要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辅佐君就要为他而死，辅佐主就要为他尽力。但到了春秋后期，这样的价值观已经不足以作为恒训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才流动的活跃，特别是诸侯之间以及家族之间斗争的激烈化，人才成为竞争者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唯才是举、良臣择主而事的观念和做法已经成为新的潮流，而赵鞅正是这个潮流中极其引人注目的旗手。首先，阳虎可谓典型的“应聘式”的人才，真正的乱臣贼子，但赵鞅早在前500年，也就是十年之前就大胆而诚恳地接纳了他，并为自己度过这些年中的无数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前面讲到的范氏家臣公孙尨，原先努力为范氏效劳，但在获得赵鞅的赦免并封赏之后，又积极报恩，为铁之战的胜利立下奇功。赵鞅在赦免他时明确说，他是“为其主也，何罪？”说得再明白不过。第三，赵鞅接纳范、中行两家前来归顺的旧臣，应该是大规模的行动。根据《侯马盟书》的相关出土资料证明，赵鞅的确曾广事结纳，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氏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入晋国。 那么《国语》的上述对话又如何解释呢？个人认为这倒未必是虚构的。时代在交替，新旧思潮也在相互冲击。可能是看到赵鞅大肆招降纳叛，历史知识丰富而思想保守的史黯实在看不顺眼，这才找机会提出自己的不满。赵鞅自然不会接受他的观点，但出于对老学究起码的尊重，还是打哈哈一样应付了几句。而《国语》的编纂者在思想上可能与史黯接近，也就宝贝似地收入书中了。 结语：晋国的此次内战，其中的内涵是极其复杂而丰富的，它包含了卿与卿、诸卿与国君、诸卿各自家族内部、晋国与诸侯之间的漫长竞争、合作与对决；其竞争涵盖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等领域，无论是制度方面还是技术含量都十分可观。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赵鞅。这里就以赵鞅胜利的原因分析为主线，对这场漫长的内战作简要回顾与评价。 赵鞅取得最终的胜利，最主要的是看三个条件：坚忍不拔的作风，先进的人才观，以及祖先留下的良好的家族关系。先看看家族关系，整个春秋时期，赵氏家族也曾多次犯错、经历灾难，之所以能屡次化险为夷，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就是良好的家族关系，赵韩两家的传统关系历时一百多年，始终密切而稳固，当年的“赵氏孤儿”事件，几乎灭门，全靠韩厥的坚持才得以留住希望，几十年后实现复兴。这次内战，一度面临与范、中行一起被驱逐的危机，又是韩、魏两家坚决保护，才得以免罪。在数个力量角逐的舞台，联盟关系有时候是极其关键的，甚至比家族的内政还要重要得多。最终的晋国就是给关系最好的韩赵魏三家瓜分了，可见联盟政策的决定性价值。第二，来看看人才问题。从技术上而言，赵鞅成功的几个关键步骤都是手下的人才提供的支持，这正是赵鞅先进人才观和求贤若渴的政治家风范、器量决定的。最重要的助手，一个是董安于，关键时刻可以为赵家而死；一个是阳虎，关键时刻可以提供奇谋，扭转战局。而两个人在人格、品行上又是如此的反差：董安于是典型的不事二主的忠臣，阳虎是著名的“造乱专家”，这样迥异的两种人都可以为赵鞅效力，可见他博大的心胸与高超的驭人术。第三，坚忍不拔的作风。神经坚强，不回避、不气馁、不放弃，这样的作风才是他顶住那样久、那样重的压力，最终坚持到胜利的根本。赵鞅绝不是那种谨小慎微，几乎不犯错误的人物，相反，他的强悍和冲动也多次令自己危机重重。但出众的意志品质让他度过了难关。例如与齐景公的斗争。齐景公的才智、野心以及有利地位都是不容质疑的，但他最要紧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平时算盘打得山响，刺刀见红的关键时刻犯含糊。这固然有年龄的原因，但本质还是个性问题。例如，在晋国内战中他支持范、中行两家，但自始至终尽力回避与晋军正面对决，特别是铁之战中，郑国一国的军队就几乎要了赵鞅的性命，而此时如果齐国也出动主力，毕其功于一役，赵鞅是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的。这一战的过度算计导致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自始至终，他都试图以巧妙的牵制战术消耗赵鞅的实力与精力，随后，为了挽救两家的危机，他可以出动大军，短时间内攻克晋国那么多城邑，但依然没有胆量寻找赵鞅决战。反观赵鞅，兵锋始终对准了范氏与中行氏，直扑要害，不屈不挠，最终还是给他得手了。赵鞅最可怕的对手无疑是荀跞，无论从职位、才智、策略、杀气等方面，赵鞅几乎是全方位地被荀跞压了一头，对于这个天敌，赵鞅的坚韧不拔只有体现在他的屈服与忍让上。最终荀跞去世，固然是赵鞅的幸运，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坚韧性格与作风所换来的战果呢？ 站在晋国的角度，内战时期，它的强大以一种反面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出来：尽管内部热热闹闹地打了八年，但没有人可以生出灭亡它、哪怕是重创它、欺侮它的幻想，甚至是号称“复霸”的齐景公也不敢。其实晋国还是幸运的，内战的前几年，楚国正在从低谷中恢复，吴、越两个强悍而凶猛的国家正忙着火并，等楚国人腾出手来，晋国的内战已经大局底定，只剩下最后的收关阶段，虽然可以逼迫对方在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实质性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晋国依然得以一个整体——春秋第一强国的身份——继续存在了四十年。（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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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 14:2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