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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著 连 载 】虎公：《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 （连载之三十） 第六编：强国时代自前489年内战结束，至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合灭知氏，中间还有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但《左传》对于这段历史的描写十分粗略，《春秋》终结于前479年孔子逝世，《左传》终结于前464年知伯伐郑。相关的信息，无论是晋国内政还是天下局势，都要借助于《史记》、《国语》、《吴越春秋》、《韩非子》等著作的零星记载。但各个著作的记载既凌乱又矛盾重重，特别是《史记》，简直到了粗制滥造的程度。而这三十六年的晋国史与春秋史，我们也只好就在这些凌乱而分散的记载中艰难地展开了。 这三十六年的春秋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晋吴争霸（前489—前482年）。第二阶段，齐晋争锋（前481—前472年）。黄池之会是吴王夫差最后的辉煌表演，随后，在卧薪尝胆的越王句践的连续攻击下，吴国终于在前473年亡国。齐国方面，随着陈氏控制局势，国家逐步显示出重振之势。晋齐双方对于卫、郑等国展开拉拢与争夺，赵鞅多次努力，但终于不占优势。赵鞅于前475年去世，荀瑶成为晋国执政。第三阶段，四强并立（前472—前453年）。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开始北上争霸，影响力一度到达北方，成为天下最强劲的国家，但由于地理位置局限，越国始终难以有效操控北方局势。这时的天下，进入了晋、齐、楚、越四大强国并立的时代。在整个春秋末期，所谓号令天下诸侯的霸主已经不存在了，诸强并立的战国色彩日益浓厚了起来。 第一章 末世晋国确切地说，自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知氏起算，晋国已经没有了一个统一而有机的中央政府，国君只剩下一个虚名。因此，这里称前489—453年为晋国的末期。这段时期，晋国是两个强力人物先后执政：赵鞅和荀瑶。 第一节 赵鞅专晋自前492年成为晋国执政，一直到前475年去世，这十七年的晋国史是属于赵鞅的时代。在稳固并加强赵氏家族地位与利益的同时，赵鞅也开始收拾雄心，重新为整个晋国谋求霸权。本节专门介绍赵鞅对于赵氏家族以及晋国内政的治理工作。 前497年被围晋阳之后，赵鞅改名志父，似乎是要重新走向新生的意思。几年的磨难与奋斗之后，赵鞅的确是认真反思了自己的前身。执政之后，在继续保持自己最突出的优点——广纳人才的基础上，他确实还是有了很大的转变：变得更渴望人才、更善于识人、用人，更愿意纳谏、更善于反思自我了。现在，让我们通过散见于各种文献的零星故事，来重新认识这个崭新的赵鞅。 一、用人 （一）用尹铎 回首往事，最令赵鞅魂悸魄动的，还是前497年7月到11月的那段日子，自己被荀寅、士吉射赶出都城，匆匆逃至老巢晋阳，又在晋阳苦苦坚守，随时可能城陷命陨。事过之后，荀寅、士吉射的军队为攻城而修筑的垒培依然耸立在晋阳城的外围。而最令他感激的，是经过自己心腹董安于治理的晋阳城是那么地固若金汤，成为自己身家性命最坚固的堡垒。解围之后不久，董安于就被荀跞逼死了。赵鞅深知晋阳对自己、对赵氏的意义，更知道了任命一个好的晋阳宰的重大意义。 经过慎重思索，赵鞅决定派尹铎为董安于的后任，前去治理晋阳。尹铎临行前，赵鞅特别嘱咐：“一定要把敌人留下的那些垒培给拆除干净，我近期就要去趟晋阳，如果再看见那些垒培，就如同看见了荀寅、士吉射一样！” 不久，赵鞅果然前往晋阳，走到城外，远远看见那些垒培依然赫然地耸立在那儿。赵鞅大怒，一定要先处死尹铎才肯进城，众人纷纷解劝，毫无效果。最后还是邮无正站出来说话了：“当年，先主文子（赵武）幼年便遭遇祸难，跟着姬氏（赵庄姬）在公宫长大，后来因为有孝德，被任命为公族大夫；因为有恭德，又被提拔为卿；因为有武德，最终成为国家的正卿；因为有温德，所以声名显赫于诸侯。因为早年遭难，他并没有继承赵氏家族常位，从小也没有师保的呵护教诲，但他还是依靠着自己的努力，最终恢复了家族的地位。后来的景子（赵成）从小也是长在公宫，还没来得及接受教育就继承了文子的卿位。但他同样能加强自身的修养，继续先人的业绩，在国内没人说他的坏话；他还能遵循古德来培养你，选择善言来教导你，选拔师保来辅佐你。到主公您即位的时候，您既有文子的职位可以继承，又有景子的教诲可以学习，再加上师保的辅佐、父兄的扶持。可是您又如何呢？偏偏疏远了这些好东西，这才有了此次灾难。尹铎认为：‘想到乐事就开心，想起祸事就畏惧，这是人之常理。敌人留下的这些围墙就可以充当主公的师保，我何不把它加固起来呢？’所以，他不但没有拆除，反而增修了垒培，希望以此作为镜子，安定赵氏的宗族。您如果处罚尹铎，岂不是在惩罚善行吗？惩罚善行的人就一定会赏赐恶行，这样一来，臣对您、对赵氏还能有什么指望？！” 赵鞅心悦诚服：“若非您的提醒，我几乎要做出非人之事了！”于是重赏了尹铎。尹铎万没想到，邮无正——一向与自己最为不和的人，居然是他出面为自己求情。于是带着赵鞅的赏赐送到邮无正那里：“是您救了我一命啊，这赏赐应该是您的。”邮无正答：“我那是为主公着想，并不是为了您。我们之间的仇怨还是仇怨啊！” 事实证明，尹铎真的是一位优秀的晋阳宰，他请示赵鞅：“您是想把晋阳作为财富的来源呢，还是作为赵氏的堡垒？！”赵鞅：“堡垒，堡垒！”于是，尹铎下令，减少晋阳的户数——当时以户数纳赋税，减少户数就等于减轻晋阳人的赋税。因此晋阳人心向赵。赵鞅晚年嘱咐儿子赵无恤：“一旦晋国发生动乱，你不要嫌尹铎年轻，不要嫌晋阳遥远，一定要依靠晋阳城自保！” （二）问羊殖 赵鞅向家臣成抟（tuán）咨询：“我听说羊殖是一位贤大夫，这个人做事究竟怎么样？” 成抟：“臣不清楚。” 赵鞅：“听说您和他是亲密的好友，怎么能说不清楚？” 成抟：“羊殖这个人是经常变化的。十五岁的羊殖廉洁而不隐匿自己的过错；二十岁的他仁爱而好义；三十岁时，他担任晋国的中军尉，作战勇敢而喜好仁德；他五十岁的时候担任边城守将，原本疏远于晋国的势力重又与晋相亲。到现在臣已经又有五年没看见羊殖，不知道他又变得如何了”。 赵鞅：“果然是位贤大夫啊，每次变化都是更上一层楼。” （三）养门客 一天，赵鞅泛舟于黄河，面对满目山川，不禁慨叹：“安得贤士与我游处啊！”船夫古乘听见，跪下来祝贺：“珠玉无足，却可以从数千里之外而来，这是因为人们喜欢它。贤士们有足却不来，这恐怕是因为主公不喜欢贤士吧。” 赵鞅听了很不满意：“我有门客千人，饮食供应都觉紧张。他们早饭不足，当天傍晚我就向民间去征；晚饭不足，第二天早上我就向民间去征。都做到这个份上了，还能说我不好士吗？” 古乘：“鸿鹄之所以能高飞远翔，靠的是六翮。它背上和腹下的毛是不顶用的，多上一把也无益，少上一把也无害。不知道您的上千门客，是能当六翮用呢，还是那些没用的腹背之毛呢？” ——通过以上对话可知：第一，赵鞅广纳人才的热情几乎已经到了满负荷的程度，但门下的人士还是良莠不齐的；第二，战国时期诸侯、大臣们竞相养士的风气，从春秋末期就开始了，赵鞅则是一个突出的先驱者。 二、识人 （一）沉栾激 还是赵鞅泛舟于黄河，一旁陪同的是栾激大夫。 赵鞅突然下令：把栾激丢进黄河！从前我喜欢声色，这个栾激就立即送来；我喜欢宫室台榭，栾激就立即去修；我喜欢良马和好车手，栾激就拼命去找。现在我求贤已经五六年了，可栾激一个贤人也没有引荐——所以说，栾激这个人只能培养我的过错而败坏我的善行啊！” （二）迎杨因 杨因是个朝三暮四而又不得志的家伙：在故乡，三次被人驱逐；事君主，五次遭到贬弃——现在又来投靠赵鞅了。赵鞅正在用餐，一听说杨因来了，竟然如获至宝，绝食而慨叹，跪行而前，就要出去迎接。 左右进言：“三次被乡人驱逐，可见这个杨因不容于众；五次背离国君，说明他不是个忠臣。主公何以对他如此敬重呢？”赵鞅解释：“你们不知道啊。凡是美*女，一定会为丑妇所仇视；盛德之士，一定会为乱世所疏远；正直之人，一定会为那些奸邪之徒所憎恶。”说罢，出门迎进杨因，命其为赵家的相，而赵国（赵家的领地）大治。 三、纳言 （一）论国宝 晋国内乱一平，也就没有必要再对楚国那样屈心忍让了，虽说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赵鞅的内心总还是憋着一口气。正好，楚国派大夫王孙圉来晋国聘问，晋定公设宴招待，晋国执政大臣赵鞅担任相礼，现在的赵鞅一副典型的成功人士的行头——周身环佩叮当作响。 席间，赵鞅问王孙圉：“楚国的白珩还在吗？” 王孙圉：“在。” 赵鞅：“它作为贵国的国宝，传世有几代了？” 王孙圉：“它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国宝。被我们楚人当作国宝的，是观射父，这个人擅长外交辞令，能代表楚国结交侯国，使寡君不会在天下诸侯那里落下口实。还有左史倚相，他能熟诵先王的训导和典章，以此来安排各种事务，早晚向寡君禀陈前代兴亡的道理，使寡君不堕先王的基业；还能上说神下说鬼，顺应、引导它们的好恶，使神不会对楚国产生怨怼。还有一块叫作云的湿地，它连接徒洲，是金属、木材、竹子、箭杆所生产的地方，那里出产的乌龟、珍珠、犀角、象牙、皮革、箭羽、皮毛，可以用于军备，来戒备不测，这些出产还可以换成钱财货物，在接待诸侯时用来贡献、馈赠。如此，供赠送各诸侯的钱财货物准备齐全了，如果有诸侯过于贪婪，我们就用得体的外交辞令说服他，同时我们还有充足的军备，有皇天神灵的保佑。所以，寡君就可以避免得罪于诸侯，国家和人民也就得到了庇佑。至于您说的白珩，只是先王的玩物而已，哪称得上什么国宝啊？ “我听说，所谓国宝，只有下面六件而已：圣贤能够制定礼仪，分析各种事务，辅佐国家的治理，所以圣贤是国宝；玉璧能够庇佑赐福，使五谷丰登，使国家没有水旱之灾，所以玉璧是国宝；龟甲能够显示吉凶，所以龟甲是国宝；珍珠能够抵御火灾，所以珍珠是国宝；金属能够用来防御兵乱，所以金属是国宝；山林湿地沼泽足以供给国家的财政用度，所以山林湿地沼泽是国宝。至于只会喧哗吵闹的美玉，我楚国虽是蛮夷之邦，也是不会拿来当成国宝的。” （二）哭周舍 一个叫周舍的人来到赵鞅门下自荐，一连站了三天三夜。赵鞅派人问他：“求见寡人何事？”周舍答：“我愿成为您身边的谔谔之臣，随时拿着笔和牍，检察您的过错，每日记录，保证让您在一月之内有所收获，一年之内看到实效。”赵鞅欣然采纳，从此，起居都让周舍跟在身边。但周舍不久就去世了，赵鞅如丧爱子。 一天，与诸大夫在洪波之台饮酒，酒兴正酣，赵鞅忽然悲从中来，涕泣皆下。众人慌忙站起来请罪：“臣等有罪而不自知，请您明示。” 赵鞅：“诸位都没有罪。寡人只是忽然想起了周舍大夫。周舍说过：‘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众人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从前商纣跟前都是一些唯唯诺诺之臣，最终亡国；武王重用谔谔之臣，周国因而昌盛。’自从周舍死后，寡人还未尝听人指出过自己的过错，看来寡人是快要亡了，所以才痛苦起来”。 （三）罢推车 赵鞅出行，车子在一条狭窄而漫长的坡路上艰难爬行，群臣纷纷上前，半袒上身，卖力为他推车，只有一个叫虎会的家伙没有加入到推车的队伍，依然扛着戟，边走边唱，若无其事。 赵鞅：“寡人上坡，群臣无不积极推车，只有你象没看见似的，还唱起歌来了！这就是典型的人臣欺侮主公的行为，作为人臣而欺侮其主，该当何罪！” 虎会：“身为人臣而欺侮其主，是死罪加死罪。” 赵鞅：“何谓死罪加死罪？” 虎会：“不但本人是死罪，其妻子也是死罪，所以说是死罪加死罪——不过，您知道作为人君而欺侮臣子会怎样吗？” 赵鞅：“怎样？” 虎会：身人君而欺侮自己的臣子，则智者不为其出谋，辩者不为其出使，勇者不为其战斗。智者不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出使，则使节不通；勇者不为战斗，他的边境就要受到侵犯了。” 赵鞅：“善！” ——随即让群臣停止为自己推车，设酒与大家同饮，并将虎会当作自己的上客。 （四）射野人 赵鞅出门打猎，远远看见一个野人，随即吩咐自己的车右郑龙：“下车去射死他，免得惊了我的马。”连说三遍，郑龙一动不动。直到赵鞅怒不可遏，郑龙才解释：“从前我们的先君晋文公伐卫、克曹，退而组织践土之盟，没有屠戮一人。现在主公仅仅因为打猎，就命令臣：必须为我杀人！这犹如是虎狼要杀人啊，所以臣冒死救之。” 赵鞅听罢，愀然而叹：“对于一个不爱惜自己生命去救人的人，怎么可以不听从呢？”随即下令停止田猎，掉转车辕回去，高兴地说：“别人打猎得兽，寡人打猎竟得一士！” （五）论放生 赵鞅好田猎，有杀生的爱好，然而不时也要做一下“放生”秀，显示自己的好生之德。 有年正月初一，邯郸人进献了一批斑鸠，以供赵鞅放生之用，赵鞅很高兴，重赏来人。有门客问其故，赵鞅回答：“寡人正月放生，可以向天下人展示我的恩德。”门客不以为然：“正因为百姓知道主公喜欢放生，才竞相去捕捉这些小生命，捕捉过程中一定也杀*死了很多。主公若真有好生之德，不如干脆禁止百姓捕捉。这样抓了再放，恩德还弥补不了罪过呢。” 赵鞅：“然。” （六）罢筑台 一年春天，赵鞅在邯郸修筑一座高台。春雨连绵不休，施工也就十分艰难。赵鞅问左右：“播种的事情拖一拖没关系吧？”尹铎回答：“主公的公事紧急，虽然大家急着要播种，也只能把种子悬挂在台上，想去播种也没有工夫啊！”赵鞅惕然，赶紧停止了工程：“我只急着筑台，而不懂得农事更加刻不容缓。现在就停止工程，让百姓知道我对他们的关爱。” （七）论中饱 一次，税官来请示税率的轻重，赵鞅指示：“不要太轻也不要太重。重一点，则财利集中于政府；轻一点，则财利归于民间——只要做官的不从中牟利就可以了。” 旁边的薄疑插话：“现在主公的国中是‘中饱’的状态。” 赵鞅还没有听过“中饱”这个词，以为是褒义，高兴地问：“中饱是什么状态呢？” 薄疑：“上面是空虚的府库，下面是贫饿的百姓，中间是富足的奸官！” 赵鞅：…… （八）论翟妖 翟封荼——一个叫封荼而新近投奔赵鞅的翟人。赵鞅找他询问翟地的状况。 赵鞅：“听说翟地连下了三天谷子，真的吗？” 封荼：“是真的。” 赵鞅：“还听说那里连下了三天血，这是真的吗？” 封荼：“真的。” 赵鞅：“我还听说那里有马生了牛，牛生了马，真有这事？” 封荼：“真的。” 赵鞅：“哎呀，太厉害了。看来妖足以亡国啊！” 封荼：“连下了三天谷子，是因为虻风把谷子刮到天上去了；下了三天血，是因为有鸷鸟在天上搏斗；马生牛、牛生马，是因为牛马杂交了——这些都算不上是翟国的妖孽。” 赵鞅：“那什么才是翟国的妖孽？” 封荼：“翟的国都数次离散，它的国君幼弱，它的诸卿接受大夫们的贿赂，群臣结党以追求禄爵，它的百官蛮横擅断而没人投诉，它的政令朝令夕改，它的士取巧、贪婪而抱怨不止，这些才是它的妖孽啊！” ——这位叫封荼的翟人见识实在是令人钦佩。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政令的好坏，在于吏治的清浊，在于人心的向背，这些固然是周代以来统治者的主流观点。但对于怪异现象，中原的知识界一般还是很敬畏的，孔子就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此后历代的统治者，对于自然界的怪异现象，要么看作上天的警告，要么认为是天赐的祥瑞——总之都要手忙脚乱一阵子。而封荼对如此怪异的自然现象能作出比较科学客观的解释，实在是中国古代思想界所极端缺乏的。 四、自省 历经了一番生死考验、艰苦拼搏，原来那个雄心勃勃、过于自信而又有些强梁的赵鞅开始修炼别一门功夫——慎独。他会常常地自省其身，甚至时常对下属坦承自己的过错，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政治家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论美席 一天，上车之前，赵鞅对左右说：“车席过于华美了。帽子再旧总要戴在头上，鞋子再贵总要穿在脚上。现在席子这么名贵，我该穿什么样的鞋子踩上去呢？有了华美鞋子，必然还要有更华美的帽子，如此下美而耗上，这就是道义被妨害的根源啊！” （二）敝车马 也许是在上面一番言语之后，赵鞅出行，改用破车和瘦马，穿的也是羊皮衣、羊皮裘。家宰觉得寒酸，劝道：“新车子坐着才舒服，肥马才跑得快，狐裘才又轻又暖啊。” 赵鞅：“这些我自然知道。我听说，君子用上好的车马衣服就会更加谦恭，小人一旦用上这些就顿时倨傲起来。我故意不用好的，就是为了防止自己产生小人的心态啊。” 第二节 荀瑶上台一、赵鞅之死 关于赵鞅的卒年，《左传》记载得相当清楚：鲁哀公二十年，即前475年，这年11月，赵鞅之子赵无恤正在为父亲守丧，则赵鞅当就是死于这一年。 但司马迁的《史记》闹出个不小的笑话，我们来看看《史记•赵世家》的有关记载： 晋定公三十年（前482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於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 定公三十七年（前475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 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大子毋恤将而围郑…… 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简子卒，大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 ——这样一来，赵鞅居然一直活到了前458年。这个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前472—前464年之间，晋国的执政大臣已经是荀瑶了，《左传》的记述清晰而确定。如果赵鞅健在，他显然是不会如此谦让大权的。退一步，如果他是提前告老将执政席位让与荀瑶，荀瑶也不会那样欺侮赵无恤的。这个错误前人早已指出，这样的错误说来有些可笑：司马迁似乎和赵国有着某种十分亲密的关系——至少有着十分亲切的感情，这从他对赵国的描写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但到了连人的寿命都要一厢情愿地延长的地步，也未免过于感情用事了。 因此，赵鞅约于前525年为卿，前492年左右成为晋国执政，前475年去世，在晋国政坛活跃了约五十年。 赵鞅去世两千多年之后的1988年，今人在山西太原金胜村发现了一座春秋墓葬，研究者认定，它就是赵鞅之墓。赵鞅墓规模宏大、葬品华美，随葬品据初步统计就有３１３４件，其中青铜器1402件，玉石器297件，墓主周身几乎遍置佩玉、水晶和玛瑙制品，绝大多数都是上乘之品。棺椁之制为一椁三棺，随葬车马坑总面积约110平方米，发现殉马44匹，殉车至少16辆。赵鞅墓的宏伟富丽，可谓春秋末期赵氏家族势力强盛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体现。 二、荀瑶执政 春秋末期的历史本应更加精彩，可惜的是，《左传》对此段历史的描述过于简略，我们不但难以了解晋国的确切情况，四卿席位的更迭时间及过程更是无法弄清楚。前492年—453年，晋国四卿家族发展的大体轮廓为： （一）知氏 荀申（知申、知宣子） 前493年9月份前后，荀跞去世，其子荀申为卿，当时的晋国四卿依次应为： 上军将：赵鞅 上军佐：韩不信 下军将：魏曼多 下军佐：荀申 荀申的卒年不详，但根据其子荀瑶在赵鞅之后执政，按照晋国诸卿依次升迁的习惯，他应卒于韩不信与魏曼多之前。 荀瑶（知瑶、知襄子） 荀瑶，荀申之子。前472年即率领晋军伐齐，应该已经成为了晋国执政。因此，推定荀瑶是赵鞅的继任，大致不会有错。 荀瑶是晋国最后二十年最重要的人物，后文将有介绍。 （二）赵氏 赵无恤（赵襄子），赵鞅之子，前575年为卿。 （三）魏氏 魏曼多 关于魏曼多的卒年，《左传》也没有明确记载，只知道他在前482年秋还曾经帅军攻打卫国。 魏曼多之子 这一代当家人更是可怜，连名字、谥号也没留下来。 魏驹（魏桓子） 魏曼多之孙，前453年之前已经为卿。但根据《世本》，魏桓子名驹，是曼多之子。 （三）韩氏 韩不信（韩简子） 卒年不详。前496年之后即无记载，似乎应卒于魏曼多之前。 韩庚（韩庄子） 韩不信之子，无事迹留存。 韩虎（韩康子） 韩庄子之子，前453年之前已经为卿。 ——总之，其间的卿位更迭不必再去推算，我们只需记得，到了前453年，晋国的四卿为：荀瑶、赵无恤、韩虎、魏驹。 荀瑶是赵鞅之后的又一任强力执政，除了骄横的毛病，他的雄心、才略和手段都不在赵鞅以下。荀瑶执政的二十多年间，对外依然为晋国谋求着更高的国际地位。 第二章 晋吴争强前490年，齐景公去世，齐国随之陷入长时间的动荡之中，主旋律是陈氏一步步地在清除独霸齐国的障碍，最终完全掌控了政权。晋国方面本有趁机恢复霸业的雄心和势头，但正遇上吴国*军队在夫差的率领下强势北上，风头压过了晋国，双方并没有发生直接对抗，而是表现为对齐国的夹击。前482年双方在黄池会盟，算是平分了霸权。 第一节 B.C.489对于晋国而言，前489年这个年份可以说是灾难结束和新时代到来的一年。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一年前后，几个大国的情势也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因此，就天下大势来说，这个年份也是争霸新格局的序幕。本节就以这个年份为题，介绍前489年前后天下几大强国的基本状况。 一、齐国动乱 （一）景公之死 前490年，荀寅、士吉射流*亡齐国，晋国长达八年的内战基本宣告结束。老谋深算的齐景公把晚年的绝大部分心思都投入了这场战争，谁料最后竟是如此结局。这一年是齐景公在位的第五十八年，战局的失利，无疑令老迈的景公心志颓丧，他就要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了。 然而令人担忧的还不止于此。直到现在，景公依然未立大子，眼看老主即将归天，嗣君的问题悬而未觉，齐国人心也动荡不安起来。 景公的嫡夫人是燕姬——燕国的女儿，前535年嫁到齐国，也曾为景公生下一子，可还没成人就夭折了。景公在位日久，姬妾又多，庶子倒是生了一大帮，而且很多已经成年。景公最宠爱的，是鬻姒所生的荼。荼现在还是个孩童，为了哄孩子开心，年迈的景公爬在地上让荼当牛骑，一不小心，老牙都摔掉了。群臣看见这种情况，很担心景公立荼为大子，纷纷劝他早定嗣位，景公就是不听。 前490年夏，眼看将不久于人世，景公还是坚决立了荼，把幼主托付给上卿国夏、高张。不久，景公病重不起，国夏、高张拥立荼为君，并将景公的一帮成年庶子安置在边境的莱。9月24日，齐景公杵臼与世长辞。眼看性命堪忧，10月，公子们纷纷流*亡，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鉏、公子阳生奔鲁。 （二）陈乞阴谋 前490年的最后两个月倒是平稳过去了，转眼来到了前489年。 国、高两家世代为齐国上卿，地位显赫而实力雄厚，国夏、高张又掌握着年幼的新君，权势自然更加煊赫，作风也难免有些强梁。但实践证明，未来操控齐国命运的不该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家族。 陈氏，又称田氏，是齐国的外来户。前672年春，陈国发生动乱，公子完流*亡齐国，投靠齐桓公并深得赏识，被任命为齐国的工正，这个家族从此就在齐国扎下根来。从公子完到现在的陈乞，这个家族在齐国已历五代，发展了近二百年。陈氏家族历代都能励精图治，争取民心，早在前539年，也就是四十年前，晏婴就预言齐国最终要落入陈氏手中，而陈家的历代掌门人对此更是孜孜以求。诸如挑拨离间等阴谋活动早在陈乞之父陈无宇时代就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齐国出了个寿命长、脑子好的齐景公，一切只得暂时搁浅。现在，齐景公死了，陈氏的夺权活动再次展开。 陈乞的手法还是离间：当初群臣大多反对立荼为君，现在荼和他的母亲鬻姒怀恨在心。而国夏、高张操纵着幼主，难免趾高气扬，欺压群臣，双方陷入了一种难以沟通的对峙状态。陈乞就是趁此机会捭阖其间，大耍其“两面派”手法。 陈乞假装效忠于高、国，每次上朝一定要和国夏、高张同车，一路煽火，说着群臣的坏话：“那帮家伙狂得很呢，打算合伙抗拒您的命令。他们说：‘高、国两家与国君同一战线，一定会来逼迫我们的，何不把他们赶跑呢？’这些人真的已经在打您的主意了，您还是早点准备对付他们吧！对付这样一帮家伙，最好是斩尽杀绝！迟疑不决是最危险的。”上了朝堂，陈乞又向国夏、高张请示：“对面那些人是一群虎狼啊，看见我和你们站在一边，我离死就不远了，请允许我站到他们那边去吧。” 来到群臣行列，陈乞还是煽火：“那两位要发难了！他们依仗国君的支持，准备对付你们大伙。他们说：‘国家多难，全是那些贵宠之臣造成的，只有把他们斩尽杀绝，国君的宝座才能安稳。’现在他们已经谋划好了。大家何不趁他们动手之前先下手为强？一旦他们出手，悔之晚矣！”看来，高、国二人*大权在握，并不怎么相信和害怕群臣动手，倒是群臣对高、国的愤恨和忌惮让他们不得不相信陈乞的谎言。结果是，群臣在陈乞、鲍牧率领下率先发难了。 6月23日，陈乞、鲍牧及大夫们领兵直入公宫，力图控制国君，占领政治制高点。高张得到消息，迅速通知国夏，二人立刻赶往公宫抵抗。双方在都城的大街上激战起来，毕竟是仓皇应战，高、国不敌，对方紧追不舍。国夏仓皇逃往莒国，不久，又与高张、晏圉、弦施一起流*亡到了鲁国。晏圉是晏婴之子，这个家族一向忠于公室，这次也站在高、国一边。晏氏在齐国政坛的淡出，国内忠于国君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了。 齐国暂时进入了陈、鲍共同执政的时期。 （三）阳生即位 既然顺利扳倒了高、国，陈乞当然不会允许荼继续坐在君位上的。8月，陈乞背着鲍牧，派密使前往鲁国，迎接公子阳生回国即位。自去年10月奔鲁，阳生已经在鲁国安了家，日子过得倒也不错，鲁国执政季康子还把妹妹嫁给了阳生。但这一切哪里抵得过君位的诱*惑？思量再三，阳生还是决心回去。他秘密将一起流*亡过来的兄弟公子鉏约出来，一同回国。阳生的家臣阚止是个机灵鬼，看破了阳生的秘密，就事先在郊外等着，要和主公一起回去。阳生告诉他：“此行能否成功还未可知，你先留下，好好照看我的孩子阿壬吧。” 为了保密，阳生连夜进入齐国都城，藏在陈乞家中。但情况表明，还是透漏出了风声。夜长梦多，陈乞当即安排阳生扮作送饭的仆人混入公宫，迅速控制了现任国君荼。10月24日，陈乞立阳生为君，随即通知群臣来公宫议事。群臣赶来之后才被告知：国家已经另立了新君，现在新君要与大家盟誓。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回应。 这当口，唯一有资格说话的也只有鲍牧了，但鲍牧在赶来之前恰巧又喝醉了，一时也难以反应过来。幸好，鲍牧的心腹鲍点站出来质问：“另立新君，这是谁的命令？”陈乞看见鲍牧醉得一塌糊涂，随即回答：“是鲍子的命令。”又转过来冲着鲍牧耍无赖：“这不是您让我这么做的嘛？！”紧急时刻，鲍牧终于清醒了一些：“你忘了吗？先君曾经让孺子（小孩子，指公子荼）把自己当牛骑，把牙都磕断了！现在你居然背弃先君的遗嘱！”这样一明确表态，陈乞的阴谋彻底败露，霸王硬上弓的图谋彻底破产了。全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没有人知道这场戏该如何收场、将如何收场。 关键时刻，还是阳生把握了自己的命运。阳生来到鲍牧跟前，叩首言道：“大家都知道，您是躬行道义的君子。如果您觉得我可以作国君，没有必要杀*死一个大夫（治陈乞私自拥立之罪）；如果我不配，也不必杀*死一个公子（指自己）。凡事合乎义则进，不合则退，今日之事，我怎敢不唯您之命是从？无论是废还是立，只求不要引起国家的动乱，这就是我的愿望。” 这样的一番说辞，对鲍牧是满含着诚恳与敬意，对陈乞则饱含着感激与维护，对齐国又是那么地顾大局、识大体。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若还要坚决拥护幼主，必然引起新一轮的激战，你就是国家的罪人了。鲍牧沉吟良久，一声长叹：“哎！哪个不是先君之子！”终于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盟誓之后，阳生正式成为国君，是为齐悼公。 （四）悼公出手 一旦上台，悼公立即下令，让胡姬（景公妾）“照料”着荼到赖居住，将鬻姒赶出国都：幼子离开了母亲，不可能再掀起什么波澜了。 同时，原来景公的宠臣、荼母子的忠实拥趸也被一一处理：王甲被处死、江说被拘捕、王豹被关押在句窦之丘。 不久，悼公还是不放心，命心腹朱毛再把荼迁往骀（tái），中途在野外宿营，可怜的阿荼被杀*死于帐内。 荼被埋葬于一个叫殳冒淳的地方。尽管也算一任君主，但是没有谥号，齐国人称其为“安孺子”。对于此事，《春秋•哀公六年》记载为：“齐陈乞弑其君荼”，的确，陈乞才是安孺子被害的真凶。 就在处置完安孺子母子及其党羽之后、杀害安孺子之前，悼公派朱毛找陈乞传话：“没有您，也就没有寡人的今天（微子则不及此）。可话还得说回来，国君毕竟不同于器物，器物有两件，可以保证足用；国君有两个，一个国家就必然多难了。特此向您告白！” 陈乞自然知道什么意思，赶紧泣诉：“国君连臣都不信任了吗？因为齐国既有饥荒之困，又有兵戈之忧，考虑到幼君难以决断国家大事，臣这才为国家寻求成年君主。当初臣这么做的时候，还以为新君或许能容得下群臣呢，不然，孺子有什么罪？我何必要行废立之事为自己招祸？”朱毛回来转述，悼公又觉得不忍了。朱毛也劝：“以后国家大事征求陈子的意见，小事您自己拿主意就行了。”悼公觉得有理，看来这个陈乞还是可以共事的，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但他马上就行使了所谓的“小事决定权”，派朱毛去杀*死了安孺子。 当年晋惠公被权臣里克迎接回国，即位之后立即逼死了里克，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微子则不及此”，现在的齐悼公无疑是想学晋惠公，可惜厚黑功力还是欠了一筹。这一犹豫，也就为自己埋下了祸根。齐悼公或许以为，只要杀*死安孺子这个前任国君，群臣没有了拥立对象，自己的君位也就不足忧虑了。 二、晋国重振 前490年，荀寅、士吉射逃奔齐国，晋国内战基本结束，而执政赵鞅也已经牢固掌握了国家大权，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的扫尾工作：一是肃清荀寅、士吉射的残余势力，二是为迅速走出国门、重夺诸侯霸权扫清道路。 前490年夏，赵鞅帅军讨伐卫国。 这次出兵有三层用意：一是进一步肃清范氏、中行氏在东方的参与、支持势力，如在伐卫战事一结束，赵鞅随即围攻曾帮助荀寅、士吉射叛乱的晋国东部重镇中牟；二是惩罚卫国几年来依附齐国并资助晋国叛军的所作所为；三是争取送蒯聩回国夺取君位。蒯聩是卫灵公的大子，而现在坐在国君位置上的是蒯聩的儿子辄。尽管是亲父子，但在君位争夺斗争中还是要“公事公办”，辄对父亲一直充满了警惕，而赵鞅的图谋又迫使他不得不更加铁心地靠向齐国。因此，赵鞅这次出兵并未取得什么显著的成效。 前489年春，赵鞅再次出兵讨伐鲜虞，这场战争是纯粹意义上的内战扫尾工程。 三、夫差北上 前506年冬，吴王阖庐挥师攻入楚国腹地，在柏举击溃楚军主力，随即攻入郢都，这场战役史称柏举之战或入郢之役。此战之后，吴国便以一个一流强国的姿态加进了争霸天下的行列，在晋、楚两个传统超级大国日见衰落、齐国内乱不已、秦国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吴国的崛起，使得原本有些沉闷的争霸局面重新热闹了起来。 这里简要介绍柏举之战后吴国的动态。 （一）降越 越国与吴国一样，原来都是东南地区相对落后、蛮夷色彩浓厚的国家，也都附属于楚国阵营。后来晋国扶植吴国与楚对抗，从侧面牵制楚国力量，楚国人也就依葫芦画瓢，扶植越国从背后牵制吴国（越国能臣范蠡、文种均是楚国才俊）。久而久之，吴、越双方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国，战国人形容某两国的交恶关系，就经常说它们势同吴越。前505年夏，越王允常趁吴军在楚国腹地作战，出兵攻入吴国。前497年，允常去世，其子句践即位。吴王阖庐抓住机会，于前496年5月出兵伐越，双方在檇（zuì）李摆开战阵。 吴军向以战法野蛮、不按常规出牌而著称，不料越国人更胜一筹。眼看吴军军容整肃，句践将一群犯人组织起来，列成三排走上战场，一起横剑自刎，这下吴国人真的看呆了，越军趁机一拥而上，将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阖庐被越国的灵姑浮一戈击伤了脚大趾，一只鞋子也成了人家的战利品。退到一个叫陉——距离檇李只有七里的地方，阖庐就不行了。 阖庐死后，其子夫差即位，时刻想着报仇，命专人站在自己的庭院，一见夫差出入就提醒：“夫差！你忘了是越王杀*死了你父吗？！”夫差每次都郑重回答：“唯，不敢忘！” 前494年春，夫差终于挥师南下，找句践复仇。双方在夫椒一场激战，越军大败。吴军随即攻入越国都城会稽，句践带领五千军士退守会稽山，眼看要支撑不住了，只得派大夫文种，托了吴国大宰伯嚭的门路去求和。尽管伍员坚决主张除恶务尽，但夫差还是接受了越国君臣的归降。3月，两国缔结和平条约。伍员断言：“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后，吴必为越所灭！” 仗打到这个程度，灭亡越国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战后，句践被作为战俘带到吴国，处死他更是举手之劳，但夫差还是一再错过了机会，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夫差其人，残暴起来杀人不眨眼，优柔起来又是如此的宽容。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一个“奢”字。在他看来，处死句践的荣耀，远远没有让句践对自己俯首贴耳、以仆役自居、并且主动献来越国美*女、甚至为自己尝矢来得受用。当年子产曾经婉言规劝过楚灵王：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务必懂得自己阵营中每个成员的利益追求，在此基础上组成庞大的战略联盟，为大家共同的欲望而奋斗；如果仅仅沉醉于其他成员对自己屈服顺从的态度，是万难成功的。楚灵王和夫差人格上最本质的缺陷是一致的：都在“求逞于人”四个字上。不同的是，灵王更侧重于通过炫耀自己的富有奢华而让他人钦羡，夫差则更喜欢他人在自己的强劲武力面前瑟瑟发抖。当然，灵王自可以自己高标准的生活质量、高层次的审美观而自得，夫差也可以把自己看作强劲而胸襟宽阔的英雄——但这些都无碍于他们“不可”的宿命。 （二）迁蔡 柏举之战，蔡、唐两国都是积极主动地为吴军效劳，前505年7月，楚灭唐，蔡国顺理成章地成为楚昭王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前494年春，楚昭王联合陈、随、许三国国君围蔡，蔡国人出城请降，昭王将蔡国迁到了长江、汝水之间。但蔡昭侯早已铁了心要与楚决裂，前493年11月，在吴国*军队帮助下，蔡国再迁到州来，重新归附吴国。 前491年春，蔡昭侯还想迁得离楚国更近一些，遭到群臣抱怨，自己也被刺死。但无论如何，现在的蔡国还是站在吴国人一边的。 （三）伐陈 柏举之战，吴军深入楚国之后，吴国派人来到陈国，邀请一起出兵灭楚。陈国向来是楚的盟国，现在眼看楚国亡在旦夕了，该坚守立场还是该及时换船，陈怀公难以决断，干脆将国人召集在一起，准备来个原始的全民公决：“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但是大臣逢滑出来阻止，认为楚国不会灭亡，必将复振，劝说怀公拒绝吴国的邀请，借口是晋国人不同意。 长远看来，逢滑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眼下吴国国势正盛，陈国人也就注定要为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了。前494年8月，也就是征服越国之后不久，夫差立即帅军讨伐陈国，以报当年的旧怨。面对气势汹汹的吴军，楚国方面吓得不敢出兵来救。 前489年春，夫差再次出兵伐陈。这次楚昭王终于忍无可忍了，坚决出兵救陈，但不幸的是，正要开战，昭王突然生病，并于这年7月间去世。 （四）联鲁 越、蔡、陈三国的问题基本解决，吴国南、西两面的阵线基本稳固之后，夫差立刻开始实施北上争霸的计划：这才是他最深切的渴望。 前489年夏，鲁国大夫叔还来到柤（zhā）与吴国代表会晤。不消说，会谈的主题是如何欢迎吴国人北上——虽然现在的夫差还在陈国作战呢。 四、楚昭之死 楚昭王可谓一代苦命之君，灵王、平王肆无忌惮地将楚国挥霍了几十年，留下来的恶果都给他一人来吞了。柏举之战，楚国几乎灭亡，昭王逃出国都，遁入云梦泽，几乎为强盗所劫，后来到随国避难，又差点被献给吴军。战后，楚国长期挣扎于衰落与危难之间，但昭王以其不折不挠的斗志奋斗不息，国家一点点地恢复着元气。这些努力，在前面已经简要提及，这里介绍一下他的最后一年。 （一）城父故事 前489年春，夫差再次出兵伐陈，名义上是报复陈国当年不肯相助，主要目的还在于迫使陈国象蔡国一样脱离楚国阵营而归附于自己，以进一步压制楚国，巩固本国的西方阵线。现在的楚国上下依然笼罩在“谈吴色变”的心理阴影之下，但楚昭王终于还是决定出兵救陈：“我们的先君与陈结有盟约，不可不救！”楚昭王亲自帅军救陈，大军驻扎于城父。 城父距离陈国颇有一段距离，但直到这年7月，楚军依然逡逡未出，毕竟，真要再与吴军决战，楚国人还很难鼓起足够的勇气。大概也就是昭王在城父迟疑之际，城父上空出现了一次气象奇观：人们看见天上的云彩象一群红色的飞鸟，夹着太阳在飘飞，一连三天都是如此。这里离宗周不远，昭王就派使者到洛阳向周大史咨询。周大史说：“这种怪异恐怕要应验在楚王身上，但如果禳祭一下，灾祸就能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昭王听后说道：“消除腹心之疾，而转移到股肱上，有什么益处？不谷平生并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恐怕是上天要我夭亡吧？如果是因为有罪必须受罚，又怎么能转移得了？” 但军事行动还是难以决断，昭王只得通过占卜的方法求助于天命，占卜结果更让人困惑：战不吉，退也不吉！昭王最后把心一横：“那就只有一死了：再次让楚军战败，不如死；背弃盟约、逃避仇敌，也不如死。横竖都是一死，干脆就死在仇家手里吧！”昭王决意赴死，所以在出战前事先安排接班人，自己的兄弟子西、子期、子闾都在身边，但都不愿受命，最后看昭王如此坚决，子闾只得暂时允诺。 一切安排就绪，但就在出战之前，昭王发病了。7月16日，昭王挥师攻击驻扎于大冥的吴军，但随即病重，只得回到城父，当天就死去了。楚昭王原名壬，即位后改名轸——楚王有登基后更名的习惯，在位共二十七年。 子闾与子西、子期三人商量之后，下令严密封锁昭王死讯，派人到国内接来昭王的儿子章，在军中立章为楚王——楚惠王，然后大军才退回国内。这位楚惠王的母亲，就是越王句践的女儿。 （二）孔子之叹 楚昭王幼年即位，去世时也就三十多岁，典型的英年早逝。关于昭王的病逝，还有一则故事。昭王生病，占卜，卜师说：“是河（黄河）神在作祟。”但昭王拒绝下令祭祀河神：“按照三代以来的祭祀制度，祭祀对象不超越本国的望（山川）。江、汉、雎、漳，这些才是楚之望。我虽无德，也不至得罪于河神。”这番话传到孔子那里，孔子大发感慨：“楚昭王真可谓深知大道了！他没有失掉自己的国家，宜哉！《夏书》上说：‘古代圣君陶唐，遵循上天纲常，拥有冀州一方。后人胡行乱闯，毁坏原有纪纲，国家由此灭亡’；又说：‘拿出什么就得到什么’。作为国君，只要听凭自己去遵循天常，也就够了！” 昭王得到这样的肯定，固然是由于他的态度符合孔子为政以德、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同时，他与孔子之间不久前发生过的一段机缘，也使孔子对他充满了好感。 约于前493年，赵鞅约请孔子前往晋国一展宏图，不料是一个陷阱，多亏孔子机灵，虎口脱险，回到卫国。不久，因与卫君不投机，南下陈国寻找机会，又于前491年前往蔡国，刚好碰上吴楚双方争夺蔡国的归附，蔡国动荡不堪，孔子也曾经一度前往楚国的叶地寻求机会，不久返回。 这次吴王夫差伐陈，楚昭王救陈，驻扎于城父，听说孔子正在陈蔡之间游荡，就派人前来聘请。孔子喜出望外，随即准备前往。为此，陈、蔡两国大臣特意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孔丘这么有本事，三年来我们对他又这么差，一旦他到了楚国，再得到重用，咱们可就危险了！于是两国联手发兵，将孔子围困于半路荒郊。孔子一行去路既断，粮食也吃完了，追随者们饿得爬不起来。孔子一面与弟子们个别谈话，灌输“君子固穷”的精神食粮以稳定队伍，一面派子贡到城父找楚昭王求救。终于，昭王派兵前来接应，陈、蔡军队不敢再抗，孔子一行这才度过了危机。 现在的昭王一心想着复兴楚国，打算赐给孔子七百里封地，留下来委以重任。而孔子是带着一个“流动政府”的班底前来的，楚国的群臣不免忌惮。令尹子西问昭王：“大王手下的使臣有比得上子贡的吗？”昭王：“没有。”“大王身边的辅相有比得上颜回的吗？“没有。”“大王的将帅有比得上子路的吗？”“没有。” “大王的官尹有比得上宰予的吗？”“没有。” “那么”，子西接着劝，“我楚国先君当初被周王封为诸侯，爵位仅为子男，封地仅有五十里。现在孔子祖述三王五帝的成法，宣扬周公、召公的事业，大王如若用他，他必然要求楚王去王号、削国土，恢复到西周时期的状态，那样的话，我们楚国还如何能够世世代代、堂堂正正地坐拥数千里的国土？况且，当年周文王在丰，武王在镐，都只有百里方圆的土地，最终却成为了天下的王。现在如果赐给孔丘封地，孔丘身边又有这样一大批贤弟子辅佐，其发展将不可限量，恐怕也并非我楚国之福啊！” 子西的说辞一半可笑而一半精到。可笑的是：孔子再怎么祖述西周，也不至于迂腐到让楚国自削国土的程度，这完全是对孔子的歪曲。精到的是：孔子之所以仆仆于道路而不得诸侯重用，大半是因为人家不敢用。孔子身边团结着一大帮能干的弟子，孔子既用，这些弟子自然也要重任，这么个流动政府一旦扎下根来，是不难架空任何一国国君的。这样，不但别国的臣子们丢了饭碗，国君也很难有好下场，即使昭王再想兴国，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诸侯还是有同感的，再加上子西既是国家令尹，又是自己的亲哥哥，子西明确反对，昭公也只得作罢。 昭王去世的当年，孔子就满怀惆怅地离开楚国，再次回到了卫国。 第二节 吴晋争强通过上节的介绍我们知道：现在的晋国内战结束，颇有重振之势；而吴王夫差正是锋芒最盛的关头，急于北上争取霸权；只有齐国在景公死后动荡不安，处于晋吴双方的夹击之下，形势窘迫不堪。 一、南去北来 （一）泡影宏图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赵鞅看来，前488年的春天将是一个灿烂的开端，八年的内战使晋国内部混乱不堪，连卫、郑这些在晋国人眼里的当然附属国也都倒向齐国一边。现在，内乱平息，自己作为执政，也是该为晋国争取荣光的时候了。 宋国有着深厚的亲晋传统，十几年前的乐祁事件却让宋国人心灰意冷，他们这才寻求与齐国合作。前496年夏，齐景公在洮与宋景公会谈。但这次会谈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最根本的原因，是宋郑两国历来关系紧张，而郑国又是齐国阵营中最卖力也最得力的成员，齐国不会为了团结宋国而放弃郑国人的效忠。前495年夏，郑国的罕达领兵讨伐宋国并获胜，两国矛盾迅速激化。随即，齐景公与卫灵公在渠蒢（chú）相会，试图援救宋国，调和郑宋关系，但似乎没有成功。这样，宋郑两国也就很难同时立于齐景公的阵营之内了。 现在，晋国内乱已平，大有重振之势，反观齐国方面，在景公死后动荡不安，眼看已经不足依恃了。不知道是晋国人的邀请还是宋国人的投怀，晋、宋两国多年以后重新携手合作。前488年春，宋国右师皇瑗帅军侵郑，其原因，《左传》的解释，是“郑叛晋故也”。宋国人出兵，名目就是在替晋国人惩罚郑国的叛逆。 几乎在宋军出兵郑国的同时，晋国方面，由魏曼多帅军侵伐卫国，试图一举而令郑、卫两国重新投于晋国门下。如此，则晋、宋、郑、卫就可形成战略联盟，晋国人的霸业就可一举而恢复大半了。 赵鞅的打算不可谓不妙，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十长八*九，他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设计的美好蓝图竟是这样的弱不禁风。 先说卫国，自卫灵公叛晋以来，联齐抗晋就一直作为卫国的基本国策在执行着，尤其是现在，赵鞅时刻想着护送蒯聩回国夺权，而蒯聩的儿子、现任卫君出公更是万分警惧。两年前赵鞅亲自伐卫尚且无功而返，现在对于魏曼多寄予太高的期望值，显然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宋军那边也没见什么成效。出兵侵郑，本来就是出于宋国人自己的利益，而就在出兵不久，宋景公就获悉，吴王夫差正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北开来。现在的吴国风头正劲，距离自己本土又如此之近，景公赶紧放下郑国的事情，打起精神应对夫差。吴军过境时，宋国人拿出“百牢”的礼仪好生款待，夫差这才继续北上去了。眼看天下争霸大局要变，宋国人赶紧卷起“助晋伐郑”的旗子，静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赵鞅精心策划并寄予厚望的两招妙棋，就这样不了了之地收场了。正应了后人的两句诗：准拟今春乐事浓，无端又负一东风。 （二）宋灭曹 事实证明，宋景公及时转舵的选择是明智的。 前488年夏，吴王夫差继续北进，与鲁国在鄫结盟，鲁现在正式成为吴的盟国，而晋国人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时间，天下霸权大有归于吴国的气象。 很快宋国人也从自己及时向吴王示好的明智选择中得到利益。前488年秋，宋景公转换主攻方向，出兵围攻曹国。 至于宋国此次攻曹的来由，还要从曹国现任国君说起。 曹国，姬姓，始封君振铎是周武王的弟弟。这个国家在春秋时期只是个三流小国，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迹，倒是出了两任狂悖荒谬而最终自食恶果的国君。第一位是曹共公，当年晋文公流*亡，途经曹国，共公不但不加礼遇，还偷看人家洗澡——因为他听说文公的肋骨是连在一块的，很想看个清楚。后来他的国家也受到晋文公的沉重报复，不但国都陷落，曹共公自己受到凌*辱，国土也沦丧了不少。 当今的曹君名阳，其狂谬程度更在共公以上。曹阳酷爱围猎射鸟，也就格外青睐精通此道之人。曹国边鄙有一个叫公孙强的，和阳是真正的同好。公孙强射得一只羽毛纯白的大雁，献给阳，并大谈自己的射猎真经，曹阳被说得连连称赞，又向他咨问国政，再次被侃得五体投地。这个公孙强从此大得宠幸，阳甚至封其为司城，主持国政。 一个乡下的普通猎手有什么政治高见，何以得到国君的如此青睐呢？其实，能够深得人主欢心的见解可以分为两种：特别正确的和特别荒谬的。很不幸，公孙强的政治见解属于后者。他告诉阳：当今天下纷纷，诸侯无伯，是我们曹国雄起而称霸天下的时候了！阳立即采纳，正式照会晋国，从此不再承认你们的霸权；对邻居宋国更是桀骜不驯起来，俨然已经将宋看作自己附属国了。 自从被晋文公狠狠教训一顿之后，一百多年来，曹国一直是顺服地听从晋国的。同时，由于地缘关系，曹国对旁边的宋国也存在很强的依附关系，如宋国因为先君武公名司空，为了避讳，国家的司空一职就改为司城，曹国也设司城，可见其与宋的关系。现在阳悍然以霸主自居，当然要受到沉重的打击。 前488年秋，宋军围曹，并在曹都郊外构筑五座城邑，逼迫威胁。晋国人厌恶曹阳，拒绝相救，但郑国大臣驷弘向郑声公建议：“宋国人占有了曹，对郑来说就是灾患了，一定要援救！”于是，郑国方面就由驷弘帅军救曹，并对宋国本土发动袭击。此时宋景公或许还没有灭曹的打算，何况现在曹国又来了外援。前487年正月，景公下令：撤围收兵。 现在，宋军主力已经撤离，城前只剩下由褚师子肥率领的殿后部队，按说曹国已经基本转危为安了，但曹国人还是凭着自己独有的丧心病狂把国家引向了毁灭。看到宋军撤退，曹国人立马来了精神，纷纷站在城头诟骂起来。子肥被骂得火起，立即下令：部队停止后撤！前面的宋景公和宋军主力已撤出好远，看见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只得停下来等候并派人询问情况。一听汇报，宋景公也出离愤怒了，大军立刻掉头返回。这样一，曹国人也就再没有活路了。当月，宋军就攻陷了曹都，姬阳和他的宝贝执政公孙强双双成为战俘并被押回宋国。 曹终于亡了，因而姬阳并没有获得谥号，《左传》只称其为“曹伯阳。” 二、鲁国窘境 （一）鄫之会 让我们翻回头来，再从前488年的夏季说起。 吴王夫差此次率领精锐北上，得到宋国人的承认与积极合作后继续前进，来到鲁国境内。根据吴国方面的通知，鲁哀公要前往鄫与吴王举行会盟；同时告知，吴王作为最尊贵的客人，鲁国方面要以百牢——破天荒的高规格接待。 根据周制，一牛、一羊、一猪为一牢，周王会合诸侯用十二牢，接待上公才用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百牢，是谙熟礼仪的鲁国人听都没听说过的，觉得实在是太离谱了。子服何回复吴使：“百牢？历代先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礼数啊！”吴使反问：“宋国人就是以百牢之礼对我们的，鲁国的标准不得低于宋。况且，你们接待晋国大夫就曾超过了十一牢，吴王接受百牢有何不可？”子服何说：“晋国的范鞅贪婪而弃礼，依靠他的国家强大而威吓敝邑，所以才以敝邑十一牢待之。君若想以礼号令诸侯，那么该用几牢，礼有定数。即使要学别人背弃周礼，这样的要求也是太出格了呀！周王天下，制定礼节，上等物品，其数不过十二，因为这是天之大数。现在贵国舍弃周礼，一定要求用百牢，我们也只得从命了。”子服何回去汇报：“吴将要亡了！他们弃天而背本。但若不给，它一定会祸害我们的。”最终，鲁国人还是满足了吴王的要求。 喊来了鲁君，夫差还是觉得不够——谁都知道现在的鲁国是“三桓”说了算，又派人招执政季康子来鄫，康子觉得实在过分，就派子贡前往拒绝。子贡赶来，遭到吴大宰伯嚭的质问：“国君都可以长途跋涉赶来，而大夫拒不出门，这是哪家的礼数？”子贡对：“我们岂敢以此为礼，只是畏惧大国罢了。大国并不以礼来号令于诸侯，既然不讲礼数，哪里还有什么规矩？寡君既已奉命前来，他的执政大臣岂敢再离开国都？当年吴大伯初到吴地，身穿玄端衣、头戴委貌冠，以周礼来治理吴国；后来仲雍继位，开始断发文身，裸露身体而加以装饰，这难道就合礼了？一切都是事出有因的啊！” 说起礼来，就没有谁是鲁国人的对手，何况子贡又是孔子的高徒。最终，季康子还是没有前往。 （二）吴伐鲁 从鄫回来，鲁国人普遍认为：吴国人野蛮无礼，必定不能成事，也就不足畏惧了。季康子准备讨伐邾国。 出兵之前，设宴款待群臣，征求意见。子服何明确表示反对：“小国以信来事奉大国，大国以仁来庇护小国。背叛大国，就是不信；征伐小国，就是不仁。人民靠城来保护，城靠德来保护，丧失了‘信’、‘仁’二德，一旦鲁国危难，我们将如何自保呢？”孟懿子是主张伐邾的，一听子服何反对，便说：“大家是什么意见，都说说，谁说得好就听谁的！”——显然，这是在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子服何。子服何继续发言：“当初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执玉帛往会的达万国之多。到现在，天下已经只剩下不足数十国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国不能爱护小国，小国不能事奉大国啊。明知道你们这样搞必然给国家带来危难，我当然要把话说清楚！现在的鲁和邾一样无德，却要靠人多势众去欺负人家，行吗？！”说罢，沉着脸径自退了席，整个宴会也不欢而散。 舆论的尴尬当然不妨碍权力者的意志。前488秋，鲁国*军队还是行进在伐邾的路上了。现任邾国国君是隐公，更是个世纪末情结浓厚的家伙，鲁军一路前进，通畅无阻，进至邾国都城的范门，依然听见邾隐公在城里作乐的钟声。邾国群臣纷纷劝谏他们的国君暂停音乐会，隐公一概视若罔闻，大臣茅夷鸿建议立即派人前往吴国求救，隐公还是摇头：“鲁国人击柝的声音都能传到邾国，吴国离此却是两千里之遥，没有三个月到不了这儿，哪里来得及援救我们？况且，咱们自家的兵力难道不足以御敌吗？”一番话说得国内更加离心。大军压境，茅夷鸿跑到自己的封地茅，公然叛离国君。这样一来，形势顿时不可收拾，鲁军顺利攻入都城，入驻公宫，随后，各路人马在白昼大肆抢掠，邾君领人退保于绎。当晚，鲁军再次袭击，隐公及其一帮臣民作了俘虏。隐公被押解回鲁国，在亳社进行献俘仪式后，被囚禁于负瑕。 茅夷鸿虽然憎恶隐公并希望他倒掉，但并不想让邾亡国。带着五匹帛、四张熟牛皮，茅夷鸿赶来吴国，以自己——而不是国君的名义向夫差求救。礼物虽然微不足道，但说辞精妙之极：“鲁人觉得晋国衰弱、吴国辽远，依仗他们人多势众，公然背叛与您的盟约，藐视您的执事，侵凌我们小国。（前来求救）并非我们邾国敢于自爱，只是害怕您的威严不能树立。您的威严不能树立，这是天下所有小国的忧患啊！鲁国人夏天刚刚与您结盟，秋天就敢悍然背弃，志得意满却没人出来阻止，这样下去，四方的诸侯还怎么来事奉您呢？再说，鲁国虽有战车八百乘，毕竟只是您的帮手；邾国也有战车六百乘，可以说完全是您的私属。如果听之任之，您就等于把自己的私属奉双手送给自己的帮手——这里面的利害，还望您认真考虑考虑！” 话不在多，但在夫差听来，每句都是挠在了自己最最瘙痒的部位。夫差随即允诺：“一定出兵！” 邾隐公有一点倒是说得不错，夫差接到茅夷鸿的求救并答应出兵是在前488年秋，等吴军兵临鲁国国境，已经是第二年春了，确实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次伐鲁，夫差让鲁国的亡臣公山不狃引路，公山不狃原是鲁国费邑宰，于前498年伙同叔孙辄袭击鲁都，事败后流*亡齐国，后又来到吴国。吴王有理由相信，出于对鲁国当权者的报复心理，不狃当然会全力以赴。但公山不狃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认定了是个人都应当“不以所恶废乡”——不因厌恶故乡的某个人而荼毒故乡），所以，故意引导吴军在崎岖坎坷的山路间行进。但人算不如天算，在鄫国人的引领下，吴军还是迅速拿下了武城。 这下鲁国当权者慌了神，原本因为力主伐邾而与子服何闹得颇不愉快的孟懿子现在又赶紧找来问计：“这可怎么办呀？！”子服何冷冷道：“吴军既然来了，打就是了，有什么好怕的？再说，这都是自招的，你招了，人家也来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吴军又迅速攻克了东阳，一路向鲁都进逼，鲁国方面倒也在夷地组织了一次阻击战，结果，主将公宾庚以及与其同车的公甲叔子、析朱鉏一同战死。这个析朱鉏原是卫国勇士，前522年的卫国内乱中曾冒险追随卫灵公出走，事后深得灵公褒赞，却不知何故在36年之后又为鲁国而死。三人一同战死，倒是让吴王夫差很有些震撼：看来鲁国还是有人的。次日，吴王亲率大军进驻于泗水边上，鲁国的微虎准备组织敢死队深夜袭杀吴王，虽然这支三百人的敢死队出城前被季康子阻止了，消息传到吴军，夫差还是惊得一夕三迁，生怕遭到不测。 吴王派代表来谈判了，给出了非常苛刻的停战条件，鲁国上下已经彻底害怕了，一口答应下来，准备出城与吴结盟。子服何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当年楚人围宋，宋国城内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地步，犹然不肯签定城下之盟。如今我们还远没到那个地步，却要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这是弃国啊。吴军历来轻俏，又是远道而来，势必难以持久，很快就要撤兵了，我看还是稍稍等等再说吧。” 哪里有人肯听？而且，出城结盟的任务又落到子服何身上。 子服何身背盟书文本，来到莱门结盟，鲁国方面又提出一个建议：为了加强信任，希望双方互相提供人质，鲁国愿意提供子服何到吴当人质，希望吴国人也把王子姑曹留在鲁国。 这不知道又是谁的主意，实在是够阴损的。这几次事件，子服何屡屡站出来说话，表达与当权者不同意见，而且，尤其不可容忍的是，他的意见又屡屡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还了得？!孔子评价鲁国现今的当权者时，说他们是：“斗筲之人”，与这样的当权者相处，你让他们难看，本身就是罪过，你的正确就更是最大的罪过了！回想起当初子服何与季、孟两大实权派人物的争论，他被隆重推出充当人质也就不足为怪了。只要当权者高兴，他们日后可以随时激怒吴国，要了子服何的性命。 好在吴王觉得用王子换人质不上算，子服何才侥幸躲过了此劫。 （三）齐伐鲁 吴军刚撤，鲁国人就又遭到来自北方的齐国的打击。如果说与吴王的城下之盟是鲁国人咎由自取，那么齐国的打击就来得有点冤了。 齐悼公阳生流*亡鲁国期间，季康子表示出十分的友好，把自己的妹子季姬嫁给了他。现在阳生已经成为齐君，就派人前来迎接季姬，不料季姬在这期间已经与季康子的叔叔季鲂侯勾搭成奸。季姬一说出实情，康子生怕丑事透漏出去惹阳生震怒，也就没敢把人交出去。这下反倒是真惹恼了齐悼公。5月，悼公派大臣鲍牧领兵伐鲁，攻占了讙、阐两座城。 季康子还是不敢交出妹妹，他或许以为，一旦阳生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不但妹妹性命难全，鲁国受到的惩罚肯定要比现在猛烈得多吧。这边齐悼公更加愤怒了，就派使者到吴国，约请夫差共同伐鲁。季康子再不敢倔强，赶紧应付两边的刁难。不久前的吴鲁之盟，应该有责成鲁国放还被俘的邾隐公的条款，而鲁国似乎一直怠于履行，现在才赶紧将其放回，这算是缓和了吴国方面的不满。不料，这个邾子益回去后依然胡作非为，夫差又派大宰伯嚭出面将其拘捕，让群臣辅佐大子革执政——但这些便与鲁国无干了。 前487年秋，鲁国又同齐国签定了和平条约，9月，鲁大夫臧宾如到齐国莅盟，齐国也派大夫闾丘明来鲁国莅盟，顺便将季姬接了回去。季康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妹妹此次入齐，不但没什么麻烦，反而大受宠幸。为此，这年12月，齐悼公又将讙、阐两城归还了过来。现在的康子在庆幸之余也一定在懊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这样，一年之中，鲁国人遭受了来自南北两边的连续打击，并分别屈辱地与吴、齐缔结停战条约。说起来也真够窝囊的，因此，孔子在《春秋•哀公八年》的编写中，对于这两次结盟是只字未提，只是含蓄地写下了如下三条：“吴伐我”、“夏，齐人取讙及阐”、“齐人归讙及阐”。 三、齐国窘境 （一）悼公之死 近两年，齐悼公对自己的君位开始惴惴不安起来。 他听到传言，原来自己安排照料安孺子的胡姬其实是安孺子的死党，于是，前487年6月，杀胡姬。其实这个流言不一定可靠，况且安孺子已死，一个胡姬是很难翻起什么大浪的。 下一个目标是鲍牧。当年陈乞迎接悼公回国即位，鲍牧出来质疑，使得悼公又是扣首又是哀告。现在鲍牧越来越感到，那样的“荣耀”其实是很危险的。这年5月，鲍牧帅军攻打鲁国获胜，信心更加充足，到处煽动景公的公子——悼公的兄弟们：“你们谁想有马千乘吗？”当年的景公有千乘战马（4000匹），说这个话显然就是要另立国君了。不料人多心杂，有公子向悼公检举了。悼公马上采取行动，派人通知鲍牧：“现在有人诬陷您，请您暂且到潞（在齐都郊外）待一段时间，等着把事情调查清楚。如果确有其事，允许您带着一半家产出国；如果没有，再把您接回来。”这样人性化的处置让鲍牧很轻松，谁知刚出家门，就接到第二道命令：只允许带走三分之一的家产；走到半路，第三道命令传来：只允许带两辆车前往；刚到潞，就被悼公的人绑起来送回国都，立即处死。这件事办得漂亮，延续了悼公一贯的鬼精明。 悼公的杀戮虽然有过重之嫌，但为了君位稳固，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倒是他当年一时不忍杀陈乞的表现，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妇人之仁。 悼公的致命失误，在于为了一个红杏出墙的季姬而出兵伐鲁，齐强鲁弱，倒也不至于有什么危害；但他不该约请吴国一起行动，给了吴国人口实。更荒谬的是，得到季姬之后，随即将讙、阐两座城归还给鲁国，让鲁国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跟着吴军与自己作战。前486年春，悼公再派使者到吴国收回邀约：就不麻烦贵国出兵了。这下吴王夫差不干了：“去年已经接到了您的命令，现在却又取消了。寡人不知道究竟应该服从哪一个，现决定提兵前往，听听您到底什么意思！” 很明显，吴王绝不能容忍自己辛苦得到的盟国——鲁国——一朝又成为齐国人的小弟。但吴国这次出兵还是很拖延了一段时间。这是因为：第一，前486年夏，楚国出兵伐陈，夫差要承担起庇护的责任，不免牵扯了相当的精力。第二，更重要的，一项浩大的工程正在吴国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这年秋，吴王在长江、淮河之间修筑一座邗城，并以此为据点，发动民力，开掘出一条沟通江、淮的运河。后世的隋炀帝开挖大运河，这段运河叫邗沟，其实就是在夫差工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开拓而已。当然，夫差开挖邗沟，目的就在于方便自己向北出兵。 一切准备就绪，前486年冬，鲁国接到夫差的指令：合兵伐齐。前485年初，被吴国拘禁的邾隐公逃脱看管，来到鲁国，因为他是齐国的外甥，随即又投奔齐国寻求支持。这下更惹恼了吴王，战争不可避免了。 前485年春，吴王夫差率领大军北上，与鲁、邾、郯三国国君会合，四国联军浩浩荡荡向齐境杀来。对于这次战争，吴国人的准备是充分而坚实的，而齐国方面似乎并没有给予什么重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夫差很快接到齐国人的卜告，齐悼公已于3月14日去世了。这样，一切责任自然都被推到了死人身上。夫差还要摆出一副霸主的姿态，在军门外痛哭了三天，以示哀悼。 示哀的同时，夫差派大臣徐承率领水军，从海路袭击齐国后方，但很快被齐人击败了。 眼看政治、军事攻略双双落空，夫差悻悻退兵。但他自然不会甘心，前485年秋，鲁国人又接到通知：准备再次配合吴军伐齐！ 一场战争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但其中淹没着一个极大的迷团：齐悼公阳生的死。 关于齐悼公的死，《春秋》的记载十分含混：“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左传》倒是说明了原因：“齐人弑悼公”，但对于谁是行凶者没有作出交代。关于弑杀悼公的凶手，后来产生了两种说法：一个是鲍牧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这样认为，而且各篇章口气一致。在《齐世家》、《卫世家》、《年表》中称凶手是“鲍子”，《伍子胥传》称是“鲍氏”，而在《田齐世家》中则直书“鲍牧”。一个是田（陈)氏说。《晏子春秋•谏上篇》里说：“田氏杀阳生”。 鲍牧弑杀悼公的可能性是基本可以排除的。首先，《左传》明确记载，鲍牧已于去年被悼公处死，何能死而复起去杀悼公？即使退一步，认为这个“鲍子”为鲍牧的后人，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鲍氏在此后获得过什么政治利益。因此，鲍牧的后人最多只是这次弑君事件的参与者或支持者，而不会是主导力量。 “田氏说”也不尽可靠，最直观的，是陈氏也没有从这次事件中获得利益，反而，此后是陈氏的对头：国、高两家再次执政，而陈氏则出现了一个小的发展低潮。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几年前挫败的国、高两家身上。前489年，联合执政的国夏、高张遭到陈、鲍联手攻击而流*亡，但两家作为齐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世卿家族，是不会因为一代人的出亡而彻底灭亡的。事实上，面对陈乞、鲍牧的突然袭击，国夏、高张并没有来得及集合本家族的武装去抵抗，而是直接赶到公宫，指挥国君的卫队作战。这点，《左传》和《史记》的记载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左传》称：“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高张）闻之，与惠子（国夏）乘如公，战于庄，败。” ——两人同乘一车赶来，可见并没有来得及集合人马。 《史记•齐世家》也称：“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 ——可见战败的只是国君的部队而已。 因此，国夏、高张出亡后，国、高两家不但没有沦亡，而且实力也未曾遭受沉重打击，两家又分别立了两人的儿子国书、高无file:///C:/Users/wxy/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为继承人。由于两家原来支持的是安孺子，自然要承受悼公在政治上的严厉压制，后来悼公威胁陈乞，得罪了陈氏；杀*死鲍牧，得罪了鲍氏，现在又以自己荒谬的举措引得吴军压境。很可能是国书、高无file:///C:/Users/wxy/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3.png果断出手，杀*死了悼公，也可能是在二人的引领下，一个反对悼公的政治联盟迅速形成，大家一起将悼公除掉。由于悼公受到了国内几乎所有大家族的反对，也就没有人出来宣扬轼君的家丑，更没人要求惩治真凶了。这样，在送往鲁国史官的通告上，也就不但没有明讲是谁杀了悼公，甚至悼公的死因都没有被提及。而《春秋》也就将这样含混的消息照抄了下来。 给鲁国送来含混的消息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随即，齐国人就从这里接走了悼公的儿子壬，对于阿壬来说，父亲被弑虽然是个问题，但父亲的死毕竟让自己获得了君位。因此，“齐侯阳生卒”，这个来自祖国的官方通告无疑就成了一个完美无暇的喜讯。 回国后，壬被拥立为新一任的国君，是为简公。 由于国书、高无file:///C:/Users/wxy/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png出力最多，齐国也就再次进入了一个国、高联手执政的时期。 （二）赵鞅伐齐 眼看夫差连连北上耀武，晋国执政赵鞅不禁技痒起来，琢磨着自己也应该有所动作，才对得起晋国的大国地位，对得起自己这样一位大国正卿的身份。他初步将打击目标对准了宋国。 前486年春，郑国大臣罕达要赏赐城邑给自己的亲信许瑕，但国内各邑都已名花有主，就授权许瑕去攻击宋国的雍丘，谁知被宋军围住，罕达亲自来救，又被打得大败。最终，许瑕率领的郑军遭到全歼。这年秋，宋景公又亲自帅军伐郑。 现在赵鞅算是看清楚了，当年宋国人积极为自己伐郑，不过是为了借助晋国之威实现对郑国人的报复，一旦吴军北上，他们又马上示好，根本没有维护晋国霸权的诚意。现在又凭着与吴国的关系连续打击郑国，这一切全是为着自己打算！赵鞅随即打算出兵救郑，教训一下“自私”的宋国人。出兵前，赵鞅让史赵、史墨、史龟一同占卜，他的得力干将阳虎也用《周易》卜了一卦。结果三人的结论一致：第一，子姓的宋国正得天时，敌之不吉；第二，郑国有罪，不可援救；第三，姜姓的齐国可伐。赵鞅只得作罢。 其实更值得分析的是这次占卜活动背后的攻略选择。天下情势已经很清楚了：眼下，实现晋国复霸事业的最大对手已经不是东方的齐，而是南方的吴了。帮助郑国打击宋国，不但可以获得郑国人的感激甚至重新归附，更可以间接打击吴国人的气焰，让他们知道，这边还站着一个大国呢！但同时，这样的进路选择也有着明显的弱点：宋国距吴较近，一旦与吴在宋国附近直接对抗，晋国反而成了远程作战，吴国人现在风头正劲，宋国人也一贯以坚韧顽强著称，晋国不可能容易得手。赵鞅如此郑重其事地请这么多人来占卜，正说明他对救郑是否可行、是否有利，也深感缺乏把握。而占卜者的说辞，则为赵鞅提供了另一个战略进路：与吴国人形成夹击齐国的战略格局，这样就避免了与吴的直接对抗。打击齐国，更有利于将长期依附于齐的卫国重新争取过来。那样，齐国人因为遭受双重打击而难以还手，吴国人再与晋争夺卫国，场合则必须在齐、卫附近，需要长途跋涉，而赵鞅只须在家门口作战就可以了。 但齐国岂是那么好惹呢？所以赵鞅明智地坐山观虎斗，等着吴、齐之间战事的发展。 前485夏，也就是吴国人刚刚伐齐回国，齐国内部正在迎立新君，处在最脆弱的时候，赵鞅果断地亲自帅师伐齐顺利攻取了犁、辕，并拆毁了高唐的城墙，一直打到赖，才班师回去。 这次胜利来得容易，主要是因为赵鞅准确把握了最佳战机，颇有“打死老虎”的味道，平心而论，的确有些胜之不武，而且，这次伐齐也并未使卫国人发生弃齐归晋的动向。 （三）吴鲁伐齐 鲁国人很快就为自己助吴伐齐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前484年春，在齐国新近掌权的国书、高无file:///C:/Users/wxy/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5.png帅师伐鲁，军队很快抵达了清。大军压境，鲁国内部人心涣散。季康子掌权，叔、孟两家不愿出力。大家相互委蛇观望，直到齐军攻至都城郊外。 形势紧急，在季孙氏家宰、孔门弟子冉求的极力组织下，鲁国这才组军御敌：孟孺子（孟懿子之子）帅右军，冉求帅左军，而季康子、孟懿子、叔孙武叔——当今的鲁国三巨头并无一人冲锋陷阵。战事就在鲁都郊外展开，一开始，冉求组织的长矛队冲入齐军阵营，斩获齐军甲士首级八十，大有胜利之望；无奈孟孺子的右军一触即溃，齐军掩杀过来，导致了整个战役的失败。但齐军也被冲击得难以整顿，当夜撤退，冉求建议追杀，根本没人理会。 这时，吴王夫差也正率领大军向北开拔，准备第二次伐齐。鲁哀公自然是积极配合，双方组成联军，杀入齐国境内。5月初，攻克博，25日，进至嬴。齐国人也不示弱，国书很快率领大军赶来，5月27日，双方在艾陵展开决战。 齐军方面是中原传统的三军阵型：国书将中军，高无file:///C:/Users/wxy/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png将上军，宗楼将下军。而吴军则分为四部：精锐的中军由夫差亲自率领，此外还有胥门巢带领的上军、王子姑曹带领的下军、展如带领的右军。夫差先以本方的上、下、右三军与齐国的中、上、下三军作战，自己则帅中军静观。一开始，吴右军战败了齐上军，国书的中军又战败了吴上军。夫差一声令下，吴中军精锐向国书杀来，齐军不支，最终惨败：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将帅均战死疆场，被吴军缴获的革车就有八百乘，此外，三千名甲士的首级也成了对方的战利品。战后，夫差慷慨地把上述缴获赠送给鲁国：一方面酬谢他们的协助，同时更是为了使鲁国彻底与齐结仇，成为自己的忠实盟国。鲁国人也很精明，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盒子，将国书的首级送还齐国，在盒子上还附了封短信：“若非上天明鉴你们的行为不正，怎么会令下国得胜？”这年秋，季康子又动员鲁国整修守备：“小胜大，是祸啊。齐军不日就要来报复了！” 艾陵之战是春秋后期一次规模浩大的战役，其国际背景十分复杂。 吴国出兵之前，为了打消吴王的顾虑，越王句践亲自率领大臣及人众前来朝见，从夫差直到吴国的士一级干部，无不得到馈赠。大家兴高采烈，只有伍子胥依然忧心忡忡，再次劝告夫差：越人才是我们的心腹之疾，吴越两国是不可能共存的。夫差还是不听。 艾陵战后，夫差命伍子胥出使齐国，子胥认定吴国将亡，就把儿子留在齐国，托付给鲍氏（子胥的这脉后人，后来称为王孙氏）。回国之后，被夫差得知消息，赐子胥一柄属镂剑，命其自裁，子胥在临死前断言：“在我的墓旁种上槚树，槚树成材之日，大概也就是吴亡国的时候了。 艾陵之战最终能打响，孔子的高足子贡也穿插于其中，居功至伟。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齐国的田（陈）常图谋作乱，又惮于高、国、鲍、晏各族的势力，就鼓动他们出兵伐鲁，希望借刀杀人。鲁国有难，孔子号召弟子们为国出力，子贡承担了这一重任。子贡先到齐国劝田常：鲁国弱小，不足以折损齐国各旧族的力量，讨伐吴国效果更佳；再跑到吴国劝夫差：只有击败齐国，才能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并成就霸业；为打消夫差的后顾之忧，又跑到越国劝句践：一定要主动去吴朝见，争取其信任，你才有机会灭吴；最后跑到晋国劝晋定公：最好按兵不动，静观吴齐两国两败俱伤。经过子贡的辛勤奔走，这场战争才算策划成功了。 司马迁对子贡的这番杰作给出了赞歌一样的评价：“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墨子•非儒篇》也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但评价则与司马迁大不相同：孔子曾经在齐国寻求发展，但由于晏婴的反对而未得齐景公重用，于是怀恨在心，暗自联络陈氏准备泄愤。“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亿术数，孔丘之谋也。” ——事实大体相似，但在墨家看来，孔子几乎成了乱臣贼子的完美典型了。其实孔子与阳虎在本质上都是由下层而力图掌控一国大权，两个人长相接近，甚至知识面也相似（例如阳虎也精通《周易》），不同的是，阳虎是大张旗鼓地夺权，孔子则是高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高调。其实，不行篡夺之事，一个下层士人如何得以掌握大权并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呢？事实上，孔子也曾多次动过帮助叛乱者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努力向上进取的士人，阳虎倒是要比孔子来得直爽多了。 四、夫差谋霸 艾陵之战的胜利使夫差相信，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了。于是，前483年，他开始试图纠集中原地区的中等国家的会盟，为周天子正式册命其为天下霸主而造势。 （一）温盟未果 这年夏天，夫差通知鲁哀公到橐皋与自己会面。橐皋，即今安徽省巢县西北60里之拓皋镇。经过几年的争夺，鲁国已经比较稳定地归服于吴了，夫差为什么又要哀公长途跋涉到南方与自己相会呢？《国语•吴语》中的一段记载或许能给我们以提示：为了进一步便利北上争霸，以及在明年与晋国人的会见中占据优势，艾陵之战后不满一年，夫差便启动了一项继邗沟之后的更为浩大的军事水利工程：“便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这项开掘工程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向西开渠，沟通淮水与济水，便于大军直达宋国附近；二是向北开渠，沟通淮水与泗水，便于大军直达鲁国。如此，吴国因为地理位置偏颇而难于随时逐鹿中原的劣势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了。所以，这次吴、鲁国君的会见，其实质内容，应该是哀公带领鲁国民工为夫差的开掘工程出力。开工的同时再组织一次会见，以巩固鲁国的归附关系。春秋群雄争起霸来何以如此兴奋？因为霸主名分的背后是丰厚的利润。 会见之前，吴王派大宰嚭前来向鲁哀公传达新的意向：希望双方能组织一次寻盟仪式，重温旧盟——此前吴鲁双方曾结盟两次，一是前488年的鄫之盟，一是前487年的城下之盟。关于此次要重温的盟约版本，杜预注为“寻鄫盟”，但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似乎还应该是令鲁国人感到羞辱的城下之盟——这个版本无疑对鲁国提出了更高的忠诚度要求。所以，鲁哀公颇不情愿，便派能说会道的子贡回复：“盟是用以巩固信义的。所以要拿出真心来恪守它，拿出玉帛来供奉它，许下誓言来缔结它，请出神明来约束结盟者。寡君认为，盟约一旦缔结就不可更改了；如果可以随意更改，即使每天结盟又有何益？现在您却说‘一定要寻盟’，如果说盟约可以温，那就等于说它也可以凉了。”吴国人无话可对，寻盟仪式也便未能举行。 （二）盟卫失败 现在鲁国已经成为固定的盟国，早在前488年，宋国人就以百牢的重礼款待夫差，不消说也早已知趣地与吴国搞好了团结。放眼当今数得上号的中等诸侯，就只剩下郑、卫两国了。夫差再次派使者到卫，邀请卫出公来吴会见。 之所以说是“再次”，是因为此前夫差曾经派过一个叫且姚的使者来卫做说服工作，但卫国人是典型的一根筋，一心结好齐国，干脆杀*死了且姚。现在齐已经被夫差打得惨败，吴国使者再次前来，卫国人这次不敢再倔强了，赶紧商量对策。负责外交工作的行人子羽主张：“眼下正是吴国横行无道的时候，去了，恐怕会羞辱我们的国君，我看还是算了吧。”大夫子木提出异议：“正因为吴国无道，国君才必须前往。国家无道，一定会加害于他人。吴虽无道，可眼下还足以给卫国带来灾患。大树倒下的瞬间，是扫着谁谁倒；疯狗在街上狂奔，是看见谁咬谁——何况是这样一个大国呢？” 前483年秋，卫出公终于赶到鲁国的郧与夫差会见。这次前来，很可能还要带着本国劳工帮助吴国开渠，宋国方面也派右师皇瑗来了，不消说，作为东道主的鲁哀公也是不得缺席的。 除了水利工程建设，夫差还打算与三国，缔结一个盟约，向天下宣告吴、宋、鲁、卫四国联盟的正式形成，为自己最终压服晋国、真正称霸诸侯积累资本。但不料，鲁哀公、卫出公、皇瑗居然凑在一起，擅自缔结了一个三国盟约，真正的组织者吴国反而被凉在了一边！夫差的愤怒可以想见，但若同时谴责和处罚三国，不仅让天下人笑话，自己几年来为拉来几个与国而付出的无数心力也将彻底虚抛了。夫差只得退而求其次，着重惩处卫国而放过了鲁、宋，于是，卫出公的宿营地被吴军包围。 眼看事情要办砸——而且在本国的领土上，客不走主难安，鲁国的子服何十分焦急，当今吴国的事情没有大宰嚭办不成的，而对付大宰嚭，没有子贡是办不成的。子服何告诉子贡：“按理，诸侯聚会，各项仪式结束后，应由盟主向来宾致礼、东道国向大家馈赠食物，然后大家就散了。现在吴国不但拒绝向卫致礼，还包围了卫君的住处以刁难人家，您何不找大宰去说说？”子贡义不容辞，向公家支取了五匹锦作见面礼，动身来找伯嚭。 先是闲谈，不经意间提到这次的卫国问题，伯嚭说：“寡君极希望能事奉卫君，可卫君却翩翩来迟。寡君很担心，所以要把他留下。”子贡劝：“卫君这次前来，一定是先与他的群臣商议过了。因为群臣有的赞成他来，有的反对，所以他才来迟了。可以说，那些表示支持的卫人都是您的同党，那些反对的都是您的仇敌。如果真的拘捕了卫君，您就等于是在打击同党而帮助了自己的仇敌。那样，您的仇敌们该多得意啊！况且，吴国在召集诸侯的时候拘捕卫君，这事传出去谁不害怕？打击同党、支持仇敌、恐吓诸侯，这样下去，或许是难以称霸的吧？” 大宰嚭心悦诚服，卫出公顺利获释。 第三节 黄池之会旨在产生新一任霸主的诸侯大会终于隆重开幕了。 参加会盟的有吴、晋两国国君，以及周天子派来的代表单平公，不消说，吴王夫差是最热心的组织者了；会盟地点选在黄池，基本位于郑、宋、卫三国之间，距吴、晋两国的路程大体相当。此前的近十年间，吴晋双方以齐国为共同敌人，形成战略夹击之势。现在双方终于要直接见面，论个你短我长了。对于这次盟会，夫差还是觉得把握颇大的：首先，这几年，若比起谁的战功更显赫，谁的拥护者更多，本方明显压倒了晋国；第二，万一双方争将起来，诉诸武力，夫差相信吴军是天下最能战的军队，况且，由姑苏联结黄池的水道已经全线通航，兵力运输和补给都不成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颇让人尴尬，除了吴、晋两强，赶来捧场的居然只有一个鲁哀公——两个大哥一个小弟，即使争上了霸主*席位，这样的霸主也真是够寒酸了。但夫差不这么认为，艰苦奋斗了数年，他为的就是今天，今天的他兴奋而幸福，斗志十足，今天的他生活在幻梦之中。为此，他一定要压倒晋国，成为天下的新一任霸主！而晋国方面则是很难容忍承认别国为霸主的，现任执政赵鞅又是个十足的强硬派。 于是，前482年的夏天，吴晋双方在黄池共同主演了一出激烈而微妙的争霸游戏，微妙到人们至今弄不清楚争霸的结果，于是，两个情节迥异的“黄池之会”的精彩版本共同流传到今天，让千百年之后的人们也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从。 一、《左传》版 （一）噩耗 7月初的某天，正为即将举行的会盟而忙碌和兴奋的夫差收到一个来自后方的、足以让他手脚冰凉的消息：都城姑苏失陷了！ 当然是越国人干的。就在夫差率领吴军主力北上的时候，句践摘下了自己长达十二年忍辱负重的面具，领着越国主力突入吴国境内。6月11日，前锋越军就已迅速进至姑苏城郊。其实，夫差对此也不是没有防范，他留下大子友坐镇姑苏，一同负责防御的还有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等人；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固守的能力与资本，只是太过勇敢，根本不屑于固守待援，轻率地拉开阵势与越军主力展开决战。21日，吴军在决战中大败，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三人被越军擒获。22日，句践顺利进占姑苏，焚烧一空。 都城陷落，大子遇难，对夫差而言无疑是最糟糕的消息了，震惊、悲痛、愤怒、悔恨，所有这些强烈而复杂的情绪纠缠而来，夫差心境可想而知。但眼下更艰难的，是夫差必须迅速压制上述情绪的冲击，迅速作出调整。首先，在这样极端关键的时刻，消息是万万不能泄露的，于是夫差亲手杀*死了前来报信的七名吴军。第二，立即退却只能是死路一条，等自己返回，越军很可能已经安然撤退。这还是最好的，万一与自己争霸的晋国人趁火打劫，与句践来个前后夹击，夫差和他的吴国立即就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第三，继续争霸，或许还有一线曙光，况且，称霸中原是自己梦想中的梦想，他不可能甘心错失这个自己奋斗数年才争取来的机会。 夫差迅速打起精神，继续准备着即将召开的会盟。 （二）争先 7月6日，会盟如期举行。 与六十四年前的晋楚弭兵之盟一样，虽然盟约的主要内容事先已经拟订，但最关键的问题——谁作为盟主先歃血，同样被遗留到会盟当天去解决，原因也是一样的：不如此，这次会盟也许根本无法顺利召开。 不出大家所料，吴、晋双方果然为歃血的顺序闹得不可开交。吴国人强调：“于周室，我为长。”晋国人坚持：“于姬姓，我为伯。” 双方的争论一直进行了大半天，口舌自然费了不少，但《左传》的作者只用极简洁的十二个字，就把这场争论的核心十分准确地勾勒了出来。我们先看看吴国方面的理由：于周室，我为长。这里的“周室”，应该指的是周王室。周是从武王之后才灭商而王天下的。当年的周太王生下大伯、仲雍、季历，大伯、仲雍主动放弃部落继承权南奔，季历继位，后面依次是文王、武王。吴王自称大伯之后，相对于季历—文王——武王一脉，即周王室一脉，自然是兄长了。吴国人拿出这样的理由是有针对性的，因为现在周天子的代表单平公就在现场，宗周对于晋国的依附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旦晋国人提出由天子的代表评判先后，吴人很可能要吃亏，所以一定要强调吴国是王室的兄长，王室自然也要尊重这个兄长，也就无权处断兄长的位次了。吴国人要先歃血，这个理由无疑是最有力、最值得记载的，其他观点恐怕都要围绕这个王牌理由来展开。再看晋国方面的理由：于姬姓，我为伯。这里的“姬姓”，应该指的是姬姓各诸侯，如鲁、郑、卫等国，的确，春秋以来至今，姬姓诸侯只有晋国称得上是超级大国，其他姬姓国都要排在晋国后面歃血。但现在又冒出这样一个强悍的吴，这一理由自然不能服吴国人之口。 这样分析下来，晋国人在争论中似乎很难占到优势，赵鞅准备干脆武力解决算了，他喊来司马寅：“天这么晚了，大事还没完成，这都是两国臣子的罪啊！去！擂鼓整军，两边的臣子死战一番之后，先后顺序就定下来了！”还是司马寅精细：“您先稍候，让我再观察一下。”然后回来建议：“肉食者的气色不应该晦暗，现在吴王面带晦暗，莫不是他的国家被人战败了？或者他的大子死掉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况且，夷人生性轻率浮躁，不能长期坚韧，我们最好还是先等等看吧。”于是，晋国方面干脆终止交涉，与吴人对峙下去…… 时间一长，夫差这边沉不住气了，把先歃血的尊荣让给了晋人。 （三）面子 如同晋国人当年让楚国先歃血却一样自视为霸主一样，吴王也不可能因此而承认晋国的霸权。看到夫差感到脸上无光，有人出了个挽回颜面的主意：带着鲁哀公去见晋君，让他看看，唯一作为陪衬前来与盟的诸侯国是依附于我们的，所以吴国才是真正的霸主！ 但鲁国人也不愿意充当喽罗的角色，一是自己脸面不好看，二是不想因此而开罪晋国。子服何回复夫差使者：“根据周礼，王集合诸侯，则由盟主率领诸侯拜见王；霸主集合诸侯，则由侯率领子、男拜见霸主。自王以下，朝聘时所进献的玉帛数量也各有不同。敝邑对吴进献的职贡只有比对晋重，从来没有轻于晋的，这是因为我们把吴当成霸主了啊。现在诸侯相会，君却要带着寡君去见晋君，那样就等于成全晋国的霸主地位了，敝邑也将不得不改变原先对吴晋两国的职贡数量。我们原来是按照八百乘之国的标准对吴纳贡的，如果改依子、男的标准，今后就只能按照半个邾国的标准对吴纳贡，同时按照一个邾国的标准对晋纳贡了。再说，贵国以霸主的名义召集诸侯，最终却以侯的身份自居，这有什么好处呢？” ——哦，原来那样就会名利双损啊！吴国人赶紧撤销了原计划。 （四）泄愤 但吴国人很快就有点明白过来了：子服何这是在戏弄我啊！打算把他抓起来带回吴国。子服何很坦然：“我在国内已经立好家族继承人了，随时准备带着两辆车、六个随从跟您回去。”跟着吴国人刚走到户牖，子服何又告诉大宰嚭：“鲁国每年都要在十月的上辛日（第一个辛日）开始祭祀上帝、先王，一直延续到季辛日（最后一个辛日）才结束。我的家族世代承担这项工作，从襄以来从未改变过。如果我今年不主持继嗣，祝宗将会告诉上天：‘这都是吴国人造成的。’况且，你们如果真觉得鲁国对贵国不恭，只拘捕七个地位卑贱的下人（子服何及6名随从），对鲁国能有什么损害？”这又是典型的忽悠：既然已经立好了继承人，继嗣工作自然还可以由子服氏的新当家来主持了。但鲁国人在礼仪方面一贯模糊，大宰嚭被说服了，劝夫差：“这么做无损于鲁，只能为自己带来恶名，不如放回去算了。”夫差照例采纳。 路过宋国的时候，也许是想起宋国人胆敢缺席这次会盟，也许是为了弥补本国被越王洗劫的损失，夫差又动了杀机，打算大肆讨伐，将他们的男人全杀光，女人全掳走。但被大宰嚭劝住了：“即使能够战胜，我们毕竟不能住在这儿啊！” 二、《国语》版 关于句践袭击吴国后方的战争，《国语》、《左传》大体吻合，下面从夫差得到消息时开始介绍。 （一）决议 会盟的前一天，噩耗传来，吴王夫差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吴王：“越国人违背道义，撕毁盟约。现在我们远离本土，要么取销会盟立即回去，要么在盟会上让晋人先歃血，怎么做更有利些？” 王孙雒：“事态紧急，就不必按年齿发言了，我先说说吧：二者都很不利。一旦逃离会盟而撤军，越国人顿时就会威名大振，吴国人民就会惊惧而流走，等我们长途返回，吴国将再不是我们的安身之地了。齐、宋、徐、夷诸国将会奔走相告：‘吴已经败了！’很可能趁火打劫，一旦集结在运河（吴军来往走水路）两岸夹击，我们简直就没有活路了。继续会盟，让晋国人占先，晋国人一旦职掌霸主大权，必然号令诸侯胁迫我们，必然率领诸侯去朝见天子。到那时，我们既没有耽搁时间的资本，又不甘心半途而废。越国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必然更加疯狂，我们的人民也会因为恐惧而背叛。所以，出路只有一条：继续会盟，并且必须压倒晋国！” 吴王：“怎样才能压倒晋国呢？” 王孙雒：“大王千万不要再疑惑了，我们归途辽远，处境危急，一定要坚决果断，才有机会转危为安。” 王孙雒站起来，环顾群臣，向大家作了一揖，继续发言：“若不能转危局为安局，化死境为生境，便称不上有高超的智谋。人都是厌恶死而希望富贵长寿，我也是一样。但现在的情况是，晋国人路近，且有后方可退；我们不但路远，且根本没有退路，晋国人怎么会愿意象我们一样铤而走险呢？事奉国君就要拿出勇气与智谋，现在正是时候了。今晚我们一定要出兵向晋国人挑战，以此来稳定人心。请大王立即勉励士卒，激发大家同仇敌忾的斗志，以高官重赏去鼓励将士，用严刑峻罚去惩戒那些胆小鬼，使全军上下视死如归。到时候晋国人必定不敢应战，只能让我们先歃血。我们执掌号令诸侯的大权后，便以年景不好为由，宣布免除诸侯的贡赋，让大家各自回国，诸侯自然高兴。等到诸侯回国，大王再徐徐撤军，沿途将江、淮之间的土地赏赐给那些有功的将士，这样大家才能跟着您回到吴国（面对那座已经成为废墟的都城）。” 至此，吴王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二）逼营 吴军由三个万人方阵组成：每个方阵列为一百行，每行一百人。每行由一名官师排头，每名官师都是抱着金铎，手执长戟，身旁树一面肥胡旗，放一面犀皮盾；每十行由一名下大夫统领，每名下大夫身边树一面旌旗，挎着战鼓，腋下夹着令箭，手里紧握鼓槌。 中军方阵，一律是白裳、白旗、白甲、白箭羽，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盛开的白茅；左军方阵：一律红裳、红旗、红甲、红箭羽，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燃烧的火海；右军方阵：一律黑裳、黑旗、黑甲、黑箭羽，远远望去仿佛一片墨汁。吴王夫差手执大钺，身旁树一面交绘着熊虎的白旗，坐拥中军方镇的中央。 当夜，这支三万人组成的庞大敢死队秘密进至晋营附近。鸡鸣时分，在离晋营一里处列好阵型；黎明时分，吴王亲自敲响军中的钟、鼓、丁宁、錞于、金铎等军乐器；随之，全体吴军将士，无论勇怯，一起高声呐喊，全部军乐一同响起，声势惊天动地。 乍然面对如此声势，晋军大骇，不敢出战，赶紧整饬军营四周的工事，密切防范。 （三）交涉 晋国方面派董褐前来交涉。 董褐：“两国国君停止战争，会盟结好，约定今天中午为会盟的时间。现在贵国私自违反约定，在弊邑军垒之前摆出战阵，敢问这是为何？” 吴王答复：“周室衰微，诸侯不肯纳贡，以至于天子无力祭祀上帝鬼神，也没有一家姬姓诸侯站出来拯救，所以，天子的使者纷纷来吴下达命令。孤这才日以继夜，不辞辛劳赶来与君（晋定公）相会。君今不忧虑王室的不安，徒拥晋国的众庶而不去征伐诸戎、狄、楚、秦这些不尊王室的国家；也不顾念同姓的亲情，用武力去征伐同为姬姓的兄弟之国。孤这样做，只想守住吴国先君大伯的位次，不敢超越先君，但更不能后退。眼看会盟日益临近，惟恐大事不成，让诸侯笑话。孤得以事奉君、抑或不能事奉君，就在今天做个决断吧！孤不想再让使者劳苦奔走，就亲自来贵国的军营之外听候命令了！” 董褐刚要返回，吴王命令左军军吏：“去把代理少司马兹和孤的五名侍卫喊来，让他们来这里坐坐。”一会儿，六人来了，二话不说，一起自刎于董褐面前。吴王解释：这，就是我们吴国酬宾的礼节。 董褐回来向晋君复命，然后告诉赵鞅：“臣观吴王的气色，似乎心怀很大的忧愁，小而言之，可能是他的宠妾、嫡子死了，或者国家发生了大的灾难；大而言之，可能是越军攻陷了吴都。所以他是拼命来了，不可与战。您不如就答应让他先歃，不要承担这样的凶险，然而也要提出交换条件，不能平白就答应了他。”赵鞅采纳。 董褐再次来到吴王面前：“寡君不敢观看贵国兵威，所以没有亲来，派褐前来传话：‘诚如君先前所说，周室衰微之后，诸侯们开始对天子失礼，贵国决心再次召集文王、武王的诸侯一起勤王。晋国的位置靠近天子，自然罪责难逃。天子多次派人责备：当初吴伯父不失礼仪，一年四季都要率领诸侯前来朝见，而今伯父有蛮、荆的后顾之忧，朝聘的礼仪无法继续完成，因此命孤依礼辅佐周大宰，团结兄弟之国，以消除君的忧患。现在君居然称王于东海，谮越的名声传到了天子那里；君自己设立了短墙，又自己跨越了这界限。这样一来，还如何要求蛮、荆去尊重周室？当年周天子册封的时候在命圭上写得清楚，吴国君主就叫吴伯，而不是吴王。现在贵国悍然称王，所以诸侯都不愿意事奉贵国。诸侯不能有第二个君主，大周也不能有第二个王。君要是不想这样鄙视天子以招惹天灾，改王而称公，孤怎敢不顺从君的命令和长幼顺序？！’希望您能给出明确的答复。” 吴王当然清楚，要求自己改称吴公，完全是晋国人为自己设置的一个台阶，吴王当即许诺，下令退兵，随后来到会盟地点。 （四）先歃 按照《国语》的说法，这次黄池之会，最终是吴王先于晋侯歃血，不过还是与晋国折中了一下，自称吴公。 会盟之后，越王突入吴都的消息也慢慢传扬开来。惟恐齐、宋等国趁火打劫，吴王命王孙雒先与大夫勇获率领步兵，假称借道回国，乘机焚烧了宋都北面的外城扬长而去。 退回国内，吴王才派王孙苟赶往洛阳向天子汇报：为维护宗周权威，吴王阖庐打击楚国，夫差战败齐国，现又成功地会诸侯于宋、鲁之间，事情已经办妥。周定王自然给予了一番褒奖、勉励和祝福。 这样，吴国好歹也算统领了一次诸侯。 三、评析 （一）会盟真*相 关于黄池之会的真*相，《左传》认为是晋国占先，《国语》则明言吴国占先。司马迁则在《史记》的不同篇章兼采两种说法，更有意思的是：《吴大伯世家》基本照搬《左传》的叙述，而《晋世家》则采《国语》的说法——让两个兄弟之国相互“谦让”一下了事。可见，在太史公时代，这件事已是众说纷纭的迷团了。在没有新材料的前提下，今人自然难以确定两个版本的真伪，但根据现有资料，个人认为，如果两者必取其一，似乎《左传》的记载更为可靠。 第一，双方底线。 黄池之会，无论谁先歃盟，晋吴双方大体还是一个均势。为一个表面上的尊荣而进行一场决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问题是，在大体均势的情况下，两国谁更有作战的资本？无疑，夫差与赵鞅都是强力人物，都不缺乏决战的勇气。对于赵鞅而言，晋国现在基本稳定，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并无后顾之忧，一旦战败，自可安然退回。而对于夫差来说，一旦战败，后面又有越国人的威胁，几乎就等同于亡国；即使战胜，对比晋吴双方的实力，也只能是惨胜，必然元气大伤。同时，战胜之后真能获得号令天下诸侯的大权吗？显然是笑话，这次会盟只有一个可怜的鲁国捧场，实质意义是很有限的。因此，赵鞅有决战的资本而夫差根本没有。夫差固然强横好战，但从他后来困守姑苏，最后成为越国战俘的事迹看来，他并不是一个不顾生死与没有理性的人，亡国亡身，这样的大险他是不会去冒的。而一个大体均势的结局，夫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样吴晋就算友好盟国了，对方也不会再刁难自己。 双方应该都很清楚这次争端的实际意义是相当有限的，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什么时候可以妥协，双方自然各有底线，而夫差的底线自然要更脆弱些，他先让步，更合乎情理。 第二，行文分析。 考察两种不同记载，《左传》朴质而简洁，《国语》则详实而绚丽，生动体现了北人质胜于文、南人文胜于质的地域特色，应该分别是来自晋、吴两国的原始史料。然而，《国语》的行文虽然华丽，其中也显露出一些漏洞：第一，关于吴军建制的描写，《国语》认为吴军分为中、左、右三军。但《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在与齐国的艾陵之战中，吴军的建制是四军制，分为中军、上军、下军、右军。短短三年的时间，恐怕不至于有如此大的变革。第二，《国语》中王孙雒所说的一旦让晋国先歃的危险，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无论谁先歃盟，也根本不意味着就获得了指挥诸侯甚至指令对方服从的实权。《国语》里认定吴国先歃，但先歃之后还是要仓皇退却；《左传》认定是晋国先歃，随后也没有对吴采取什么刁难措施，可见所谓号令诸侯的霸主，根本不是这次黄池会盟所能产生的。对此，双方都很清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谬论。 而相比之下，《左传》的叙述虽然简约，但很合情理，《国语•吴语》关于黄池之会的记载，大约是夫差回国后组织史官和御用文人*大肆渲染的成果，其中的水分应该更值得重视。 第三，相关史实。 如果《国语》的记载是真，吴王靠突然袭击的欺诈手段压了晋国人一头，那么在晋国人、特别是赵鞅看来，这无疑是国家和个人的耻辱，对夫差自然也绝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根据《左传》，前475年，赵鞅刚刚去世，听说夫差被围，赵鞅的儿子赵无恤还派专人前往慰问，看来双方的交情还是不错的。因此，黄池之会上，应该不至于发生过这么大的不愉快。晋国方面派人慰问，也很有盟主的风范。 因此，认定晋国人在黄池之会上占先，似乎更可接受一些。 （二）霸主时代的远去 其实无论哪方占有了这个“盟主”的头衔，说出来都没什么好炫耀的，简直还有些寒酸。除了鲁国人乖乖地赶来捧场，宋、郑、卫这些有一定实力的中等国家，甚至邾、杞、徐这样的典型小国也懒得过来了，更不用说齐、楚、秦、越几个大国。这样的盟会规模，与齐桓、晋文时代的辉煌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不是吴王不够真诚和努力，而是这个时代，天下人已经不需要一个共同的霸主了。 首先，霸主时代的远去，是各个大国内部凝聚力下降的结果。随着中原各国进入世卿掌权的时代，大国的卿家们已经不愿再为国家的荣耀而过于损伤自身的羽毛。最典型的是晋国和齐国，这两个老牌霸主的国君，现在已经根本失去了统辖世卿的权威。国家成为盟主，诸侯们对国家纳贡，去朝见霸主，这是盟主国权威的体现，客观上于国君有利，与世卿坐大乃至篡权的历史潮流相逆背。齐、晋既不能全力争霸，楚国又复中衰，则中原各国便难以产生出公认的霸主。吴、越两国虽然不曾出现君权下移的现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北上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夫差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霸主时代的远去，是中等国家抵制的结果。在霸主政治下，霸主获得诸侯们的贡赋，就要承担起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其中最紧要的一条，就是制止兼并。这样，那些真正的小国就可以获得生存的空间而不必担心被攻灭。因此，霸主政治，霸主自然是最大的获益方，那些典型的小国通常也会拥护。但是，宋、鲁、郑、卫这些中等国家则成了纯粹的付出者，既要向霸主纳贡，又不能从周边小国索取，更不能通过兼并战争扩充实力。这些中等国家与霸主之间最大的矛盾，也就在于兼并问题。实际上，兼并与侵伐是难以完全制止的，如鲁国，虽然因为侵伐邾、莒等小国数次受到晋国的制裁，但最终还是不愿收手，而且霸主国自身也不会停止兼并战争。经过长期的兼并活动，天下留存下来的小国日益减少，小国在霸主政治的框架内失去了集体规模，一群中等国家自然不再希望一个霸主来对大家统一进行剥削，而是更希望大国之间出现对峙与平衡的局面，他们捭阖于其间，同样可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利益。 事实上，这些中等国家也正在寻求着这样的国际关系类型。去年，吴国人召集宋、鲁、卫与自己会晤和结盟，这三国居然私下结盟，而共同抵制与吴结盟。可见，中等国家更愿意由自己来主宰和处理相互关系，而不再需要一个霸主来维持秩序了。 这方面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宋、郑两国之间有六片隙地，双方约定都不得进行开发。前483年，为了安置宋国流*亡过来的人员，郑国方面擅自在其中的三块隙地筑城。宋军前来攻伐，最终于前482年春——也就是黄池之会前夕，被郑军全歼。但郑国方面并没有得寸进尺，而是主动毁弃了原来所筑的城邑，以遵守原来的条约。这一事件表明，中等国家之间不但在有意识地相互团结，也已经在有意识地主动解决纠纷，可见他们已经不指望、也不需要一个霸主出来指手划脚了。 第三，霸主时代的远去，是中国本土一体化进程的需要。霸主禁止兼并，有利于维持商周以来小国林立的局势，而春秋战国时期恰恰是中国本土一体化的时期，只有兼并，才能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只有兼并，新制度才能代替旧制度；只有兼并，中国本土在三百年后才能实现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兼并小国比保护小国更体现时代发展的潮流。 在这样的大势所趋之下，吴王夫差求霸的热情与努力便有些违背时代的洪流了。为了北上争霸，他不惜损耗国力开掘河道，不惜连续奋战争取盟国，不惜忽视越国这个天大的隐患而最终自食苦果。他付出的努力是可敬的，但获得的成果却是可怜的。或许是出于对中原文化由衷的景仰，夫差还屡次被子服何、子贡们以充满文化色彩的花言巧语哄得团团转，这些更加证明了夫差的梦想是多么地真诚与朴素。 四、夫差败亡 黄池之会，成为吴国最后的辉煌，从此，这个国家便一蹶不振，直到亡国。 （一）吴越和约 前482冬，吴、越两国达成了一次和平协议。越王句践清楚，虽然一举攻入吴都，对方元气大伤，但吴军主力还在，自己还没有决战决胜的把握；而对于夫差来说，尽管句践悍然撕毁盟约，但现在的吴国需要休整，首都需要重建，自然也没有立即南下寻仇的力量。 现在的吴、越两国，可以说又重新走到了均势，不同的是，吴国走的是下坡路，而越国的形势则蒸蒸日上。今后的情形将越加不利于夫差，更糟糕的是，他还必须同时面对来自西部的楚国人的严厉打击。 （二）两面夹击 前480年夏，楚国的子西、子期帅军伐吴，一直打到桐汭（桐水边）。让夫差稍感欣慰的是，陈国人还记着自己这个盟友，陈闵公派公孙贞前来慰问。但公孙贞走到姑苏附近就去世了，随从只能抬着他的尸体进城，完成使命。 前479年，夫差出兵伐慎，报复楚国人去年的攻击，但被楚国的白公击败。好在白公随即在国内发动政*变，这才避免遭受楚国人的猛烈反击。 前478年3月，越王句践再次统兵伐吴，夫差亲自应敌，但还是被打得大败。 为了惩罚陈国人跟随吴国，以及在白公之乱中出兵侵楚的行为，楚国出兵伐陈。这年7月8日，楚灭陈。 前476年春，为了迷惑夫差，句践出兵伐楚。这次计谋十分秘密，连楚国人也蒙在鼓里，楚军居然追出老远才班师回去。 （三）继续沉沦 吴国的节节失利与逐渐衰落，并非一时的疏忽导致的恶果，本质上还是夫差统治之下的吴国，在政治上已经越来越堕落和失败了。首先，夫差好奢华，这是一个足以带来一切政治弊病的恶习，而且几乎没有改良的可能。这样的恶习之下必然是暴政横行，吴国民众的负担很难减轻，而国家也就丧失了恢复元气的机会。其次是用人。伍子胥死后，吴国便没有了敢于对吴王说真话、提反对意见的大臣。在某种程度上说，夫差已经被大宰嚭这样的谗巧之臣包围甚至控制了。从前面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伯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足以左右夫差的意志。夫差本人也已经进入了暮气沉重的年龄，这样的政治环境自然是极难扭转的。 吴国的公子庆忌就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多次劝谏夫差：再不改良政治，吴国必亡。但夫差已经不想也无力改弦更张了，庆忌伤心绝望，出居楚国。前575年秋，听说越国即将再次伐吴，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庆忌于这年初冬返回故国，试图杀*死那些不忠的臣子，而后与越国缔结和约。但最终，被杀的竟然是庆忌公子。 （四）围城 前475年11月，越军包围了吴都。夫差十分清楚，告诉前来慰问的赵无恤的使者：“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夫差还是又坚持了整整两年。前473年11月27日，越军攻克姑苏，吴国灭亡。生擒夫差后，越王准备将他安置到甬东——今浙江省定海县的翁山——度过残生。此时的夫差已经是一个心死的人了，心已死，哪里能有越王当年卧薪尝胆的意志和梦想？夫差拒绝：“寡人老了，哪能再事奉君啊？！”遂自缢而死。 越国人还是把他带上——让他的尸体到越国作仆役去了。 % h1 ^- V% L% ~# l `9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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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0 10: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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