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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吉”性质再判西周金文“初吉”有时与月相并用，如，静方鼎“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有时单独使用，如，十六年克钟、镈、十八年克盨。学界大多认为，克器的年代属西周宣王。但是十八年克盨的历日因其与朔望月概念冲突，所以不被认可。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初吉”在弦日的观点，来探讨一下克器的历日。查《许历》能够看到，十六年克钟、镈：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在前812年9月14日。之前9天，9月5日(辛巳)为下弦前1日。再往前14天，8月22日(丁卯)是上弦日。《十二纪》云：孟秋之月“昏斗中”。仲秋之月“旦觜巂中”。根据《Stellarium》的反演可以看到，8月22日(丁卯) 黄昏时分，月球与斗宿四(σSgr)在中天附近(见图廿三)。9月5日(辛巳)清晨之时，月球与觜宿一(λOri)在中天附近(见图廿四)。天象表明，8月22日，季节在孟秋之月。9月5日后，季节进入仲秋之月。“九月初吉”在下弦日前后。“庚寅”在“初干吉日”时段之内。这一年历月超前《十二纪》一个月。 图廿三 图廿四 根据《许历》可知，十八年克盨：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为前810年11月3日。之前4天，10月30日(丙戌)在上弦后1日。再往前16天，10月14日(庚午)是下弦日。《十二纪》曰：“孟冬之月，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东壁中”。由《Stellarium》的反演可知，10月14日(庚午) 清晨时分，月球与星宿一(αHya)在中天附近(见图廿五)。10月30日(丙戌)黄昏之时，月球与壁宿二 (αAnd)在中天附近(见图廿六)。天象表明，10月14日，季节在孟冬之月。10月30日后，季节将进入仲冬之月。“十二月初吉”在上弦日。 “庚寅” 在“初干吉日”时段之内。这一年历月同样超前《十二纪》一个月。 图廿五 图廿六 由上述可知，西周时期，“初吉”一词已经具备“初干吉日”的属性，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古人对自然节律的观察密切相关。在那个时代，农业生产是社会经济的基石，而月相变化作为自然界最直观的时间标志之一，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安排农事活动、举行祭祀仪式的重要依据。因此，“初吉”作为月初吉日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更蕴含了对吉祥、顺利的美好祈愿。
然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诸侯国势力的崛起，历法的制定逐渐从王权手中分散至各诸侯国，形成了多元化的历法体系。这一时期的“初吉”概念，在术数思想的影响下，不再仅仅局限于月初的吉日，而是进一步发展成为在月初吉日中择日进行重要活动的习俗。蔡侯申器上的“正五月初吉孟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明确指出了在五月初五这一月中的第一个吉日（孟庚日）进行某项活动，这既是对传统“初吉”概念的继承，也是对术数择日习俗的反映。 历法的制定与实施，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春秋》经传中记载有37次日食，根据前贤们的考证，其中的33次是可靠的。从这33次日食及前后的历日记载中能够看到，当时鲁国的正月很有可能是不固定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游移。如：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借用月建的说法，这一年鲁历建丑。文公十五年(前612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该年鲁历建子。襄公十四年(前559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此时鲁历建亥。这似乎表明当时鲁国的历法仍然处于推步历的初期阶段，而这一点却少有人关注。 历法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政治权力的体现。周王室的影响力逐渐衰微，诸侯争霸，历法成为诸侯国彰显自身权威、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方面，王权象征在历法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子犯编钟和吴王光鉴上的“隹王某月”（即“唯王某月”）铭文，不仅是对周王纪年的沿用，更是诸侯国在形式上尊周、维护周天子权威的象征。这种历法上的表述，既是对传统礼制的继承，也是诸侯国在复杂政治格局中寻求合法性的策略。如晋公盆、盘，子犯编钟中的历日，都与鲁国历法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地方实践则暴露了周历与地方历法之间的实质冲突。晋公盆上的“正月初吉”与栾书缶上的“正月季春”，便是这种冲突的生动写照。前者遵循的是周历正月为岁首的传统，而后者则显然采用了地方性的历法体系，将春季的最后一个月（季春）视为正月。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诸侯国在历法制定上的自主性，也揭示了周王室权威衰落后，各地历法体系混乱、难以统一的现实。如晋公戈、叔夷镈、钟、庚壶、栾书缶、王子午鼎都与鲁国历法有显著差异。 在春秋时期的历法体系中，干支纪日以其独特的稳定性和周期性，成为了诸侯国共同遵循的时间标准。干支纪日法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形成六十个组合，循环往复，无论历法如何调整，这一周期始终不变。 庚壶和晋公盆上的“丁亥”铭文，便是干支纪日在实际应用中的例证。这些铭文不仅记录了特定的日期，更揭示了当时社会在选择吉日时，对干支组合的重视和依赖。干支纪日的稳定性优势，使得诸侯国在历法调整中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统一的时间观念，这对于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干支纪日还深受数术思想的影响。丁亥日在金文中的高频出现，与《日书》所载“丁亥利祠”的记载相契合，表明“初吉”的选择不仅关乎时间本身，更承载了深厚的数术文化内涵。数术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神秘学体系，通过对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等符号的运算和解读，预测吉凶祸福，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重大决策。因此，“初吉”作为数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选择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的敬畏和尊重，更蕴含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和追求。 综上所述，西周至春秋时期“初吉”概念的演变、历法政治化的表现以及干支纪日的核心地位，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时空观念与文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春秋经》中的历日为标杆，对其与上述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能够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更能从中汲取智慧，为现代社会的时间管理和文化传承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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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10 14:2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