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国学复兴网在线阅读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2:02:56

第二十四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要把握住盛唐社会情态，最好亦从当时几项制度方面去看。

一、唐代之贡举制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学馆。【此沿汉代博士弟子制。】二乡贡，由州、县。【此沿汉代郡国察举孝廉制。】三制举。【此沿汉代贤良方正制，标目求才，由天子亲临试。】州、县贡举又分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经、进士。【外有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诸种。】贡举每年一次，为求出身者所集中。【制举无定期，不常有。学馆往往有名无实，其生徒亦参加贡举。而尤以“进士”科为盛。】
“秀才”须高才博学杰出始可应。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此科遂绝。“明经”只试帖经记诵，士人不贵。

贡士得怀牒自列於州、县。
贡举自北魏已推行，齐、隋选置多由请讬，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吏部。

集试於中央。
初属吏部考功员外郎，后以员外郎望轻，遂移礼部，以侍郎主之。事在开元二十四年。

这一个制度，亦像上举尚书六部制以及州、县划分制度一般，同为后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变。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竟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
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政治权解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
　
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全国除王室有较永久之地位以外，国家政权全部公开於民众。】
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於一个中央之统治。【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於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融铸一体，更为有力。】
这一个制度的根本精神，还是沿著两汉的察举制推进，并无差别，【这是中国史意味浓厚处。汉、唐繁盛的花朵，从同一根本上壅培出来。】不过是更活泼、更深广的透进了社会的内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势力之复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实为先秦、西汉以来士人地位之继续增强。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贡举制度之产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门第下出头而更展扩。故隋、唐之中央集权，可以谓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进程论，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势力，在浮面则为一波折，在底层则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滚进也。

二、唐代之租庸调制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变成唐代之“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内八十亩为口分，年老还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亩为永业。【树榆、枣、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当于汉之租】
丁随乡所出，岁输绫、绢、絁（shī－古代的一种粗绸子。）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此古布帛之征。“调”本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之“赋”。汉有口赋，唐有户调，其实一也。】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当于汉之役。】

这一个有名的租庸调制，所以为后世称道勿衰者，厥有数端。
第一在其轻徭薄赋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战国时，以什一之税为王者之政；而汉制则什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此见汉代的实际政治，已较战国学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进一步的宽大。】若以亩收一石计，【除去永业田不论。】唐制只是四十而税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较之汉制更轻更宽大。【以西晋开国百亩课田六十亩相比，减轻二十余倍。】
以庸而言，汉制更役一岁一月，唐制则只二十天，只有汉制的三分之二。【汉尚须为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唐因行府兵制，农民不须卫戍，比汉负担更轻。】
调输布帛，与汉口赋骤难相比。惟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绫、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调法轻于魏、晋。】

唐制庸、调并得视田登耗为蠲免。
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在这一个制度下，农民自可安居乐业。
唐初不榷监，开元以下始课监；【以左拾遗刘彤表。然天宝、至德间，监每斗尚仅十钱。其后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赋，监利居半。】则唐兴逾百年矣矣。唐初无茶税，建中以下始税茶。唐初无酒禁，广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谓“关呵而不税”，则唐初待工商又甚优。【隋亦所仰惟赋调，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国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汉货殖传中人物，其在当时社会上之势力，勿论矣。即如东汉初，樊重家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光武资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之助。而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进妹于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则其实商人势力，犹可想见。降及两晋，多以朝廷大僚而兼营货殖，如王戎、【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夺。】是也。
宋元徽中，张兴世为雍州刺史，还家，拥资三千万。【而为苍梧王所劫。】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梁武陵王纪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殖其财用。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又得贾胡为主金帛。【见北史何妥传。】同时梁武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是三十余间，计见钱已三亿余万。
北齐富商大贾以货贿得仕宦，屡见史册。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常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见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冶以后而始变。一则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钱”【亦名“料钱”。】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富当司令史番官迵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贞观时，褚遂良极论之，然其制终不革。开元六年，祕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开元十六年诏：“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见当时社会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为一时诟病，亦由其时社会一般利润自低也。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获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以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弛。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厚盛于前也。】
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二则贵族特权日削，官方则例日严，故宋、明权臣大僚，多务于厚拥田租而止。田租之视商利，故瞠乎后矣。
偶有以货殖坚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如明初吴贾陆某，富甲江右，谓“积而不散，适以酿祸”，尽以与其徒沈万三，身为道士以终。沈富敌国，明太祖因而罪之，谪戍云南。】
盖社会贫富之悬殊，与贵族特权之存废，亦相为比例而进退也。【比如海上贸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则利入政府，官僚与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获后里。】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亦无殊富，则力量渐趋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如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却军队叛变以外，大抵皆饥民之骚动。求如古社会之所谓豪杰起义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会升降转变一大节目也。欲知盛唐社会盛况，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论及之。

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调制破坏以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亩，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汉租虽轻，然有无田者，亦须出口赋，应更役，不得已出卖为奴，亡命为盗。唐制无田丁户，则无不能应庸、调之人民矣。】
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宽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盛唐社会之写照也。安史之乱，李萼说颜鲁公，谓：“平时江、淮、河南钱帛聚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糧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颜遂据以拒贼。
许远于睢阳，积粮六万石，张巡因之以障江、淮。乌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五万人。当时州、郡犹富实如此。
此后虽益衰，然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有远非后世可冀及者。宪宗时，韩弘在汴为宣武节度使，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万五千匹。藩镇财力殷盛，正见唐代积富于民之厚，故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顾亭林日知录谓：“今日所以百事皆废，正缘国家取洲、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即如唐代之驿舍，有沼、有鱼、有舟、【孙樵书褒城驿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杂诗。】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又曰：“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之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三、唐代之府兵制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于贞观十年，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数各说不同。陆贽谓：“诸府八百余所，关中殆五百焉。”杜牧谓：“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万人。”皆与唐志不合。盖自有增减变动耳。汉唐事笺谓：“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数计之，仅与杜牧同，其说当可据。”所以关中置府独多者，固为有强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袭周、隋，因其遗基，故独以关内为特盛也。

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民年二十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体农兵言。】六十而免。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之习战。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一百二十八员，以养武臣，其所部兵则散于诸府。】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汉卫卒以岁代，较唐为优，唐太纷扰矣。【唐制亦有简留直卫者，则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围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优点，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卫，乃是内任官。汉郡国都尉不隶卫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权较汉更进之一例。】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并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的全农皆兵制，一则教练不易精熟，二则事实上无需发动整个农民来充当兵役。唐制在整个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充当府兵，既不需国家特别的俸给，【因其附农于兵。】而一般农民从此可以脱去充兵的义务。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说来是兵、农合一，【如南朝募兵与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农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说则为兵、农分离。【汉以来农民，自历史上之传统观念言之，皆有充当兵役之义务。自唐以下，则农民除纳税外，并无必充兵役之责任。此在一个社会和平文化进展之过程中，实为应有之阶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与役离。兵与役离，故兵精。宋之“厢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贫弱户在六等以下这，例不能应府选。】有聪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种余闲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腾出读书应科举。】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

古代社会中武力与智识两项，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预。现在则武力与智识，即从平民阶级中培养，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护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较西汉全农皆兵制为优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唐代的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系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唐人之伟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开元时刘秩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分门撰书，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中觇之。自北方儒统中产生苏绰，卢辩，继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时。房玄龄友之。其书不传。】王通，【隋文时献太平十二策，归而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拟论语。困学纪闻谓：“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宏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陈龙川谓：“文中子没于隋大业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冀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于河汾矣。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今按：中说所传唐初名臣多受业通之门下，此乃通后人妄为之。然通自是一时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当时北方儒风已达此境。则生气染习，唐初诸臣，固不必定得之通也。】
再继而有唐人对政治、社会上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等，乃自唐代盛况下所孕育，非由此产生唐代之盛况。若或专从唐太宗等几个人物身上着眼去窥测，亦难得其真际。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从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进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围中长养成熟，在和平的阶级下达其顶点。至于社会不是的动*乱，只是黑暗与盲目势力给历史进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当时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苏，应在此等处着眼。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2:03:38

第二十五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
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当时上下意识，已全不在轻徭薄赋与为民制产上着想。徒借法令求得隐漏，与民争财，如何得恢复往年创建租庸调制度时之精神！】

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
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移换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

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于追征诛求。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hù）宠，不以死申，其贯籍之名不除。天宝中，王鉷（hóng）为户口使，遂案旧籍，除六年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肃宗末，租庸使元载又按江、淮籍，【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择豪吏为县令督之。民蓄榖十斛则重足待命，或聚山林为盗。

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而强欲以法令快上意，终不能有效。
其时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炽行。【此实一事之两面。】
据天宝十四年统计，户数共八*九十万有奇，【按：此数即多隐漏不可靠，说见下篇。】而课者五百三十四万有奇，不课者三百五十六万有奇。口数共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课者八百二十万有奇，不课者四千四百七十万有奇。不课者户占三之二，口占六之五。【唐制：鳏、寡、孤、独、废疾，不课；九品以上官，不课；部曲、客女、奴婢，不课。岂有此等得占三二、六五之理！】故杜佑谓：“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废弛，并兼之弊，有踰汉成、哀之间也。”【据开元十一年诏，其时王公、百官、豪富，或招农民垦闢荒地，熟则擅为私有；或非法收买口分、永业田；或私改簿籍，隐漏户口，占为已有；或以自典贴及收夺以为兼并。租庸调制之破坏，盖至此已达极点。】

及安、史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
肃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万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较之天宝十四年之数，户激减七百万，【五去其四。】口激减三千六百万，【三去其二。】战乱耗折，亦不至如此之钜。此亦以吏治废弛，兼并炽行，为其一重要原因也。

于是租庸调制乃不得不废弃而以“两税”制代之。【代宗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以国用急不待秋，方青苗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此即以亩征税也。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此夏、秋分征也。是皆“两税”制之先声。一制度之创建，必有其开先，无突然出现之理。】

“两税”制始于德宗建中元年，为宰相杨炎所创。
史称：“肃宗至德后，天下兵起，人户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讬，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

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税夏、秋两征。【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租、庸、杂徭悉省。

其制简捷明白，可以止吏奸；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称两税制行，“人不土断而地著，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然当时识者如陆贽等极非之。惟以救时弊，竟不能革也。马端临谓：“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见两税制在当时亦自有其所以为补救之意。盖既已不能为民制产，则视民财力而课税，亦不失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与租庸调制比，租庸调制税目分明，此则并归一项。授田征租之制，遂变为仅征租不授田。“为民制产”之精意全失，而社会贫富兼并，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莊园之成立即由此。陆贽奏议谓：“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託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卢。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奏。】按：当时私租额比租庸调旧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税亦比租庸调制增高。
两种税制下之社会经济及其一般景况，自必激变，可想而知。又按：两税制户不问主、客，惟以见居为簿，此后所谓主户、客户者，乃全为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新名词。【其先则是土著与流移寄居之别。】
南宋胡宏【五峰集与刘信叔书。】论主、客户之关系，云：“蜂屯蚁聚，亦有君臣之义。自都甸至于州，而县，而都保，而主户，自主户至于客户，递相听从，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废。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客户或禀性狼悖；或习学末作；或肆饮博；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此见客户亦自有独*立之私产与储蓄，并有转变其身分之可能，如史言北宋氾（fàn）县李诚莊客，“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是也。客户可免国家之徭役，故有献产巨室以规免役者。然唐代有户税，宋代有丁钱，彼等盖仍为国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此等特以经济上之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初所谓部曲户者不同。若认客户为农奴，则失之。又莊园主亦自向国家纳税。大历四年有“诸道将士荘田，缘防御勤劳，一切从九等输税”之诏。其取利亦不过在私租重而关税轻之间。此所谓“兼并”与“封建”之异。若以古代封建贵族目唐中叶以下之莊园田主，亦误。】
此可见两税制行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若与口分、永业之制相比，自可想见世运隆污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余万，而客户则达二百六十余万，已几及主户之半数。仁宗宝元元年，主户六百四十余万，而客户则三百七十余万，逾主户之半数矣。佃农几常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则世运之惨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
农产有常额，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备非常；水旱荒歉，则减免田租。今量出为入，则有不顾田收，随意加征之弊。此后租税日重，颓势不可复返矣。

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此制行，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农人将日困。杨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为农民计也。【穆宗时，用尚书杨于陵言，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kuàng－丝绵絮。）。五代时，吴徐知诰用宋齐邱言，税收悉以榖、帛、紬、绢。于时皆称惠益。宋代复输钱，折变之制，大为民病。为绢者倍折而为钱，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而民生无苏息之日矣。】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灭。【换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坏，全在时人对此制度所与的精神以及意识上之转变。】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遊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励。数年间，悉为精锐。

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贫羸受雇而来。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马周云：“折冲、果毅先入为中郎将，次始补郡守。】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为。
旧制，府兵征役得授勋级；死事，勅使弔祭，追赠官职。后则勋官、督役与白丁无别，死事更不借问。赏既不行，并多伪勋舞弊。【高宗时，刘仁轨、魏元忠等均已极论其事。魏云：“苏定方定辽东，李勣（jì）破平壤，赏绝不行。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狗马，所求惟财物。”刘疏比论贞观、显庆异同尤详切。】

旧制，府兵皆富室强丁，始得为之。其后则渐成贫弱，【府兵出征不赏，则较农民更苦瘁，自必贫弱。】无力上番宿卫，遂至逃亡。
唐关内府兵已远及朔方边陲，武后时，番上者即已因贫不能自致。

旧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不失田业。其后则征镇不息。【先天二年诏：“往昔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

旧制，府兵戍边三岁而代。其后则增至六年。【以劳于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召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事始玄宗时。】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
杜甫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时戍者，多赍（jī）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府库。既拥兵自重，又杂使宫私。昼则苦役，夜絷（zhí）地牢，利其死而没其财。【其虐如此，而不敢怨叛，以府兵自有家业，恐累亲族也。】李泌谓：“山东之人，惩天宝之苦，故甘心为贼【藩镇。】用。”

旧制，府士缺额，须随时补足。以后则无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怛（dá）。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

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武装，不再有忧勤惕厉之感。非漫不关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于是遂有所谓“彍（guō）骑”制。
　
“彍骑”制始于玄宗时张说之建策。【彍骑之兴，在开元十一年，初名“长从宿卫”，至开元十三年始有“彍骑”名。】
以当番卫士因贫弱逃亡略尽，请一切召募强壮，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争来应募，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此即以后所谓彍骑。
　
其实彍骑与府兵还是大同小异。一样的于农家中挑募富强。【既以强壮募，又优为条例，则富强仍兼有之。】一面授田耕种，一面轮番宿卫，惟与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国，彍骑则只在京师。府兵兼负征戍，彍骑则专于宿卫。
　
彍骑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正因其精神不够推行之故。
　
因为彍骑还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故至天宝以后，连彍骑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贯注，则经历相当时期，折冲府依然无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现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谓“方镇”的边兵，【开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壮，长充边军。】与中央的禁兵。
　
边兵统于番将，禁兵统于宦官。他们既坐食优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却并不能对国家社会有丝毫贡献，只促进唐室之乱亡，使中国史再钻入黑暗的地狱中去。
刘贲（bēn）对策谓：“首一戴武弁（biàn），疾文吏如仇讐（chóu）；足一蹈军门，视农民如草芥。”唐末军人意态如此。
　
唐代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是两个古代社会蜕变未尽的制度，大体精神颇与汉制为近。自唐以下，租税与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汉、唐绝然不同。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不可几及，这是重大的一种因素。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2:04:25

第二十六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高宗时刘祥道疏：“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时杨瑒言：“唐兴，二监【指两京之国子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通明经、进士十倍。”按：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于是“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语。】
刘祥道奏谓：“今内外文武宫，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已有剩无少。”而当时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武后时纳言魏玄同上疏：“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羣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东汉以二十万人举一孝廉，即最盛时亦不逾三百人。】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其时则“官倍于古，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玄宗时刘秩语。】
通典云：“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
开元时选人渐多，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裴光庭为吏部尚书，乃定循资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蹑级。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按：此制崔亮已行之于后魏，裴光庭以后，遂莫能革。

然而禄位仍有限，资格仍无穷。在政海角逐中，渐渐分成朋党，而使在上者亦束缚困制，无可展布。
唐宰相犹得不次用人。代宗时，崔佑甫为相，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员。或谤其所除多涉亲故，佑甫曰：“进拟庶官，必量能补任，若素不知闻，何由察其言行？”识者是之。宪宗时，李吉甫为相，谓学士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君多精鉴，幸闻今之才杰。”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有“得人”称。自文宗以下，朋党议兴，由是进用一官，迁除一吏，各相顾瞻，恐涉讥议。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德宗时沈既济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此即申说当时政局之此种病象也。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髙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
范祖禹谓：“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观六礼，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亦颇以为悔。”

六部与九寺，职权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鸿胪可入礼部，光禄、卫尉、太仆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农入户部，少府入工部。大体均可消并。
北周书：“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通典谓：“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
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遗骸，为王室之仆佣。南北朝中央势微，王室衰替，则九寺职权日失其绪。西魏王室最为单孤，故北周君臣独有意于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袭北齐，而六尚之制，实则仍蹈北周六卿之体貌，则无怪与九寺为复沓，有如杜氏之讥矣。
唐兴诸儒，亦未能穷究治要，遂使九寺骈拇，依然存在。玄宗时制唐六典，虽亦意准周礼，不知九寺固非周礼所有，仍不能荡涤更新，是则北周君臣一番创作之精神，实未为隋、唐所接纳也。故隋、唐而后，中国史上虽不复有古昔封建时代之贵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遗蜕之王室。【其详见论汉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岂独官职之重叠而已！是亦读史者所宜大与惋惜之事也。

新机关产生，旧机关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仅有损国帑，同时还妨碍整个政治效能之推进。
唐官有流内、【官置九品，品各有正、从，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阶，谓之“流内”。】视流内、流外【九品以外别置九级，自勋品以至九品，无正、从。谓之“流外”。“视流内”亦自勋品至九品。】之别。
又有职事官与散官、【散官不带职事，给律禄，与朝会，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如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膘骑三司，是也。】
勋官【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之别。
又有正官、【阶高*官卑称“行”，阶卑官高称“守”。官、阶同，无“行”、“守”字。】试官、【未为正命，始于武后时，藉以收买人心。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其滥可想。】
员外郎【俸禄减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时。李峤为尚书，员外郎至二不余员。卢怀慎神龙中疏：“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员”，禄俸赐与正官同，惟无职田。】之别。【中宗时，韦后、太平公主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亦数千员。李朝隐为吏部员外郎，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然。】

贵族门第特权阶级逐步取消，政权官爵逐步公开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胀的臃肿病。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此據百官志。新书曹确传则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计唐文武官及诸色胥吏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汉及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

历代官数
汉  ——130，285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在内。】
后汉——7，567员。
晋  ——6，836员。
宋  ——6，172员。
齐  ——2，063员。
后魏——7，764员。
北齐——2，322。
后周——3，989员。
随  ——12，576员。【内官2，581，外郡县官9，995员。】
唐  ——18，805。【内官2，620，外郡县官16，185。】

与官员日增相因并起的现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宝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元载为相，【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厚增外官外官俸，刺史月给或至千缗。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一下料钱，使上下有叙。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左右卫上将军以下，有六项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将军增以鞋。州、县官有手力杂给钱。】至会昌，三师至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两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上州刺史至八万。【建中时，沈既济言：“天下财赋耗数之大者惟二：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这一个趋势，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发财分赃，而不是办事服务。
一方面又因用人进退之权，完全集中于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汉有辟除，故选部不劳。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归于吏部，唐承而不革。【唐代仕宦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时有之。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如张建封辟许孟容、李徳裕辟郑畋、白敏中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如董晋辟韩愈是也。有强起隐逸，如乌重允之于石洪、温造，张搏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如裴度于柏耆、杜慆于辛谠是也。所谓隐逸智略之士，亦多起于白衣。故刘攽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却。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未历任者不可辟；对辟者复拘以资格，埘限举主，去古法愈远。而倜傥俊驰之士，少得自远矣。】其法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来，秋往而春归。归装未卸，选期又至。是以远者、贫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羣天下之士，决于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书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请托纵横。奸伪百出。然唐之考课，尚为后世称美。其法有四善、【以著其德行。】二十七最，【以著其术数。】相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阶，次进禄，下夺禄，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于有司，故唐贤每言选举之弊，而于考课无异议。【卢承庆考内外官，一官督运漕，风失米，卢考之曰：“监不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无喜容，亦无媿词。又改注曰，“宠屛不惊，考中上。”此尤唐代考课中之嘉话也。】

而授官任贤之事，渐变为挨资得官
刘秩云：“古者封建诸侯，自卿以降，各自举任。汉室佐史，皆牧守选辟。近则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

中央政府规模扩大，政权集中，官僚充塞，阶资增多；地方官权位日落，希求上进的自然羣趋中央，遂连带引起重内轻外之习。
此弊贞观时即甚显。【若推溯言之，则远始晋代。晋李重杂奏议（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引）：“秦、汉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及至东京，尚书位渐优显，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卢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此亦古入‘苟善其事，没世不徙官’之义。内官之贵，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群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今皆数等而后至。百事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为万治之大弊。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马周上疏：“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张九龄玄宗时疏云：“京辅近处州刺史，犹择人，县令或备员。其余【江、淮、陇、蜀、三河等处。】但于京官中为闲散者，或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守，以为斥逐。”【武夫流外，积资得官，书为刺史。县令以下固不胜言。】

中央政府固易趋腐化，而地方政权更难整顿。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与西汉相比。
西汉选用分于地方；唐则专于吏部，因此选择不精，并不负责。西汉官少，阶位疏阔，故能久于任职而专责成；唐则官多阶位密，故速于迁调，而又多掣肘。【卢怀慎中宗时疏：“比来州牧上左，及两畿县令，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迁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异国降人边陲之地悉为下州，论者谓：“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顽懦者困边民、开边衅。后世南荒、北鄙寇乱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
唐制州、县有畿、赤、望、紧、上、中、下、雄之别；明则有边、腹、冲、疲繁简调除之法。然边重于腹，瘠重于饶；而任官者腹、饶为上，边、瘠为下，何以劝能吏而贱贪风？此等皆多为阶级，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职之病也。汉县令有迁郡守者（王遵、魏相），有迁刺史者（朱博），有迁谏大夫者（刘辅），有迁京辅都尉者（赵广汉），有迁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爱，增秩复留者（焦延寿）。地方下级官吏之地位，乃为后世不可想望。】

在这一种繁委业胜的政治情况之下，很容易叫人放弃了宏纲阔节，而注意到簿书案牍上去。
牛弘问刘炫：“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则此种景象，自隋巳有之也。张九龄云：“始造簿书，备人遗忘，今反求精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别流品，看不起吏胥；【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却把实际的政务，都推放在吏胥手里，【薄书案牍，皆其所掌。】这一个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扩大现象中，更可诧骇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属乐人有数万员。
唐书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按：李峤疏：“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特鼗（táo）鼓者已二万余员。”此在中宗时。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汉太官司令宰士二百人。】
齿簿用二万二千二二百二十一人。【详唐书礼乐志。】
宦官、宫女之盛，遂为唐政腐*败一要端。【详另述。】

种种病痛，自贞观以后，经过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历中宗韦后之乱，到玄宗时陆续呈露。然苟有大有为的政府，尽可革新，并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气运之下，始则肆意开边，继则溺于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厉，遂致终于激起安、史的大变。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2:05:12

第二十七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一、安史之乱以前

中国在其统一盛运之下，对外理可有相当之发展。
唐初强敌，厥为北方之突厥。

突厥【即汉之“丁零”，世居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南。】初臣于柔然，【蠕蠕。】后渐强。【击灭柔然。】周、齐争结姻好，倾府库事之。其汗佗钵益骄，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傅奕日曰：“自刘、石至后周，皆北狄种类，相与婚姻。高氏聘蠕蠕女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为后。北齐供突厥岁十万匹，周氏倾国事之，锦衣玉食长安者恒数千人。周、齐使于突厥，遇其丧，剺面如其国臣。”

隋代突厥内侵，【突厥汗沙钵略妻宇文氏女，曰千金公主。】为隋所破。嗣突厥内乱，沙钵略归附。【千金公主赐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此在平陈前。】
后突厥汗染干【沙钵略之子，據通典则为沙钵略弟处罗侯之子。】来求婚，隋使杀斤金公主而妻以宗室女安义公主。【后拜为启民可汗。安义公主死，又妻以义成公主。】

大抵突厥其势骤盛，而政治组织，不能坚凝，自分东西，时生内乱。而中国已趋统一，突厥遂终于屈服。
突厥政治组织远不逮匈奴。匈奴“单于”一统，突厥则分据一方者皆称“可汗”，其尊卑与“大可汗”不甚殊。杨忠与突厥伐齐还，言于周武帝，曰：“突厥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頡利入寇，唐太宗谓.‘“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甚易。”阵百药云：“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此乃突厥在隋、唐初年所以虽盛而遽摧之故。

炀帝大业三年，幸榆林，启民来朝。帝亲巡云中，幸启民所居。【在今马邑。】启民躬为帝削帐外草。
隋末，中国乱离，中国人多往归突厥，始可汗【启民子。】遂复盛。
史称其“控弦百万，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盖北方几于混一。

唐高袓起太原，请兵于突厥。曰：“若人长安，土地民众归唐，金玉缯帛归突厥。”突厥遣二千骑助师。【时群雄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悉臣尊之。】
唐初，突厥遂屡为边患。
武德七年，突厥又入寇。或劝太祖烧长安避之，以太宗谏而止。九年，突厥十万骑至渭水上，太宗与房玄龄等六骑诣水滨，与其頡利【启民弟。】隔水语，卒盟而归。

然突厥势虽张，其内政未臻凝固。贞观元年，铁勒、薛延陀、回纥诸部皆叛。【薛遣突利讨之，败归，颉利拘之十余日。】颉利又与突利【启民子。】失和。并逢大雪，羊、马皆死。【华人逃北者亦屯聚山险。】二年，突利请入朝。【西汉南匈奴内附，尚在武帝时卫、霍绝漠大胜之后六十余年。此在堂、突厥交兵之前，形势大不同。】三年，命李靖出讨。【时突厥北部诸姓多叛颉利，归薛延陀，唐乘楼拜其酋夷男为真珠可汗。薛延陀既疆、突厥自弱，请和亲，唐因而讨之。六总管师十余万，皆受靖节度。靖骁骑三千，先出马邑以逼之。】四年，进击定襄，【以精骑一万夜袭。】颉利被俘。【先后仅半年。】
男女来降者十万口。其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突厥既破，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四夷君长，遂诣阙请帝为“天可汗”。【唐至此即威震塞外。】贞观十五年，李绩【以精兵三千。】讨破薛延陀。二十年，灭之。【薛延陀之盛，始贞观二年，立国既促，灭之自易。】薛延陀既灭，回纥徙居突厥故地而未强，时中国得暂安。

十四年，灭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破焉耆。二十二年，破龟兹。唐之声威，达于葱岭。

高宗时灭西突厥，唐之威力遂踰葱岭，西及波斯。【高丽亦于高宗时内服。】
时蛮夷多内属，即其部落为羁縻府州，多至八百五十有六。又于沿边设六都护分统之。
唐对外极盛世代之六都护府：
安北都护府属关内道  治金山，【阿尔泰山境，开元二年移治中受降城。】领碛北诸州府。【龙朔中，分燕然都护府之碛北，领回纥者更号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更名。】
单于都护府属关内道  治云中。【今绥远归绥县城南。】领碛南诸府州。【阴山之阳，黄河之北。贞观二十一年设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名云中都护府，麟德初改。】
安西都护府属陇右道  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先治西州，今吐鲁番。】领西域诸州。【自天山南路至波斯以东。设于贞观中，为最先。】
北庭都护府属陇右道  治庭州，【今新疆孚远县北。】领天山以北诸府州。【金山以西。长安二年设。】
安东都护府属河北道  治平壤，【朝鲜境。开元二年徙平洲，天宝二年又移于辽西故郡城。】领高丽诸州府。【设于总章初。】
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  治交州，【安南境。】领交趾府州及海南诸国。【设于调露初。】

其余则统于营州、【契丹、奚、室韦、靺鞨部落隶属之。】松洲、【西羌别种党项等隶之。】戎州、【南中诸蛮。】等都督府。
唐地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9511）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16918）里为极盛。南、北皆如前汉盛时，东不及而西过之。

唐代武功之盛，其关于国内政治之修明，民力之富厚，已详前述。别有一事当附论者，则为当时马匹之繁殖。马盛无如后魏。太武太延二年，于云中置野马苑。平朔方、陇右，以河西水草善，以为牧地。马三百余万匹，橐驼半之。
孝文迁洛，宇文福为都牧给事，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据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岁自河西徙牧渐南，欲其习水土。【高欢说尔朱荣，谓：“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时江、淮有马不过数十万，强弱之形即此而见。【宋周朗上书谠言，谓：“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易。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
唐马政殆承北朝遗风，故亦称盛。唐初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羣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此據张说群牧颂。旧唐书卷一四一云：“四十万匹在河、陇间。】置八使，设四十八监，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
玄宗开元初，惟得二十四万匹，至十九年复成四十四万匹。【东封，取牧马数万匹，每色一队，相间如锦彇。】
魏元忠云：“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时即“步军皆有私马”。【旧唐书高仙芝传。】杜牧谓：“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罪言。】郭子仪谓：“吐蕃之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马不当贼百之二。”
唐自失河陇，失冀北，而惟恃岁市回鹘之羸马，则国力亦遂不竞。盐铁论：“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宋代产马地皆归随、厦，中原畜马费不赀，而气不高肃，地不宽旷，水草不丰，马不肥健。唐、宋国力进退，此亦一因。

然国运展扩，亦有其相当的限度。中国以农立国，地兼寒、温、热三带，国内贸易足可自给，国外通商非必需。往往以我日用品易彼奇珍异玩，徒足引起国内之贫富不均，以及风俗之奢华。而于整个国民生计，无大补益。故对外战争，除防止侵略外，常无所利。【殖民、通商皆非当时所急需。】时惟因国力丰盈，往往易于激起君主之好大喜功，而流于穷兵黩武。【炀帝即因此失败。太宗之伐高丽，亦因超过国防战争之外，魏征、李大亮等均有谏诤。】弊中国以事四夷，已为高宗、武后以来一辈人所不满。【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请捐疏勒等四镇以肥中国，又请罢安东以实辽西；停江南之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事并不行。】

至玄宗时，国内益臻安富，而朝廷之对外经营，亦益趋积极，于四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
1 安西节度使【今新疆库车。】抚宁西域，统制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兵二万四千人。
2 北庭节度使【今新疆孚远。】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防制突骑施、【西突厥别部。】坚昆、默啜。兵二万人。
3 河西节度使【今甘肃武威。】隔断羌、胡之交通。兵七万三千。
4 朔方节度使【今宁夏灵武。】捍御北狄。兵六万四千七百。
5 河东节度使【今山西太原。】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北狄。兵五万五千。
6 范阳节度使【今北平。】    临制奚、契丹。兵九万一千四百。
7 平卢节度使【今热河朝阳。】镇抚室韦、靺鞨。兵三万七千五百。
8 陇右节度使【今青海乐都。】备御吐蕃。兵七万五千。
9 剑南节度使【今四川成都。】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兵三万九百。
10 岭南节度使【今广东广州。】绥靖夷獠，以镇南海诸国。兵万五千四百。

上列十节度经略使，共兵额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
开边太广，则边兵不得不增。而府兵制既坏，此等边兵多出招募。一面形成外强中弱之势、一面又因坐养巨额军队，而影响及于全国之经济。
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及末年，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时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栗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至天宝末无不罄。

唐制，州、【郡。】县以上有十道按察使，【本为都督，以权重改。】督察地方行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名目；此皆理民事。至边疆，有事出征，则有大总管；无事镇守，则布大都督，主兵事。【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皆有使。总之者曰“道”，有大将一人，即大都督。】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犹全权印信。】谓“节度使”。【时犹未以名官。及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始有“节度使”官名。】然亦止统兵，不侵及民事。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唐初如李靖、李绩、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以来如薛汭、郭右振、张嘉贞、王晙（jùn）、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
开元以来，边将久任，十余年不易。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兼统此数州，而州刺史尽属之。故节度使多兼按察、安抚、度支诸使，土地、人民、甲兵、财富皆有之。此为地方政制上一大变化。
又玄宗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战功进，尊宠间己，乃请专用蕃将，于是诸道节度多用胡人，【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其所带镇兵，间亦杂有大量之胡卒。其先本用兵防胡，其后乃变为豢胡为兵，全失本意。

近人有主李唐为蕃姓者，其事信否无确据。然唐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袓母宇文氐，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皆胡族也。则李唐世系之深染胡化，不容诤论。【如太宗子承乾行径可证。即唐初女祸频仍，如武、韦、太平公主等，亦北朝家庭女权伸张之遗风。】唐人对种族观念，亦颇不重视。【太宗贞观十八年，突厥俟利苾（bì）可汗来降，有众十万，自请处胜、夏之间，太宗许之，曰：“夷狄亦人耳，与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则可使如一家。”唐室之夷、夏一视，自始既然。】
即據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據丁文江中国系列人物之地理分布统计，前汉外族比数为?九六，后汉?二一，唐三?九，北宋?六一，南宋〇，明?九七。】时人遂有“华戎阀阅”之语。【旧唐书七十二李守素传。柳冲论人物，亦分山东、江左、关中、代北四部。】崔慎猷【宣、懿时。】至谓：“近日中书，尽是蕃人。”【指白敏中，毕诚。】又唐初已多用蕃将，【见陔余业考。】甚至禁军亦杂用蕃卒。【建成募幽州突厥兵三百，纳宫中。贞观百骑亦为蕃口，见旧书王毛仲传，开元八年敕：“于两京及诸州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男，不须限以蕃、汉】唐人既不严种姓之防，又不能注意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而徒养诸胡为爪牙，欲藉以为噬搏之用，【唐武宗尚命李德裕为异域归忠传。】则宜酿成此旷古未有之大祸矣。

安禄山本营州杂胡，而玄宗授以大权。
开元二十九年为营州都督，天宝元年兼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兼范阳节度使，九年赐封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始此。】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十年兼河东节度使，几乎今辽宁、热河、河北、山西诸省尽入其掌握。

拥兵至十八万。【内杂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禄山养诸族“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其军号“父子军”。】又以蕃将三十二人尽代去其部下之汉将。【禄山事迹，“禄山专*制河朔，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权，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所谓安、史之乱，终于天宝十四年的十一月爆发。

安、史之乱，蔓延大河南北，破两京，延及九年。讨平安、史乱的诸将，亦几乎尽是胡人。
惟郭子仪乃汉人。其它如李光弼，契丹人。仆固怀恩，铁勒之仆骨族。浑释之，浑族。王思礼，高丽族。贺兰进明，鲜卑人，荔非元礼，羌人。安抱玉，安息人。白孝德，龟兹人。

安、史余孽以及讨安、史有功的将领，全部拥兵割地，造成此后藩镇之祸。而藩镇的籍贯，亦几乎大部分是胡人。【详下章。】

唐代的中叶，一面好大喜功，无限止的开边；一面又宽大为怀，全泯种姓之防，宜乎食此恶果。

二、安史之乱以后

唐人以过分的开边，激起内乱。及中国内部发生动摇以后，而其对外情势，遂突然大变。最为中国患者为回纥。
回纥其先本匈奴，元魏时号高车，或曰敕勒，居薛延陀北。突厥亡，惟回纥与薜延陀最强。及攻残薛延陀，并有其地。遂南踰贺兰山境。

安禄山反，肃宗乞兵于回纥，东京惨遭焚掠。
唐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此等条约，唐高祖入长安，借突厥兵，已先有之。】大军入西凉，叶护【回纥太子。】欲如约。广平王俶【肃宗长子，时为天溪兵马元帅，后改名豫，即位为代宗。】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愿至东京如约。”后入东京，回纥遂纵兵大掠。【广平王欲止，耆老以缯锦万匹赂之，始止。】

自此唐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
宝应元年，【肃宗死，代宗立。】又征回纥兵讨史朝义，太子见辱。
雍王适，【代宗太子，即位为德宗，时为天下兵马元帅。】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回纥可汗于河北，可汗责王不拜舞。【藥（yuè姓）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鞭其从臣至死。【藥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琚、少华均一夕而卒。】

回纥再入东京，又肆行杀掠。
士女皆遁保圣善、白马二寺塔避之，回纥烧塔，伤死者万计，火焰累旬不止。时中国*军亦因回纥为暴而掠汝、郑间，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更虐于回纥。

自此回纥至横于长安，唐不能禁。
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货产，开第舍，市肆善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
广德元年，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舻寺，门司不敢遏。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人寇，郭子仪说回纥共攻吐蕃。是岁，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
大历七年正月，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攻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代宗遣中使谕之，乃止。七月，回纥又擅出鸿胪寺，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夺其马。说乘他马去，弗敢争。

每岁和市，无异于行赂。
自乾元以来，回纥岁求和市，一马易四十缣，马动至数万匹，皆驽瘠无用。唐不能尽市，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寺。大历八年，代宗命尽市之。七月，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用车千余乘。八月，复遣使者以马万匹来，有司请只市千匹，郭子仪以为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终于十一月命市六千匹。

直到德宗时，回纥始稍衰。
回纥本来风俗朴厚，及得唐赂，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文化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他。

然而唐代还是不得不与回纥和亲。
李泌请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凡十五余对，德宗始允。【不忘宝应之耻，然知耻无勇，亦徒然也。】以咸安公主妻其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匹。回纥上书，“昔为兄弟，今婿乃半子，愿为唐捍西戎。”【吐蕃。】

至文宗开成后，回纥内乱，遂不振。
唐中叶以后的外患，回纥以外，尚有吐蕃。
吐蕃，今西*藏地。贞观时，其君弃宗弄赞英略有大志，太宗妻以文成公主。时唐破吐谷浑、高昌，徙安西都护于龟兹，【初治西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高宗显庆三年，徙置龟兹。】统于阗、焉耆、疏勒，号“安西四缜”。
高宗时吐蕃连西突厥余众，逼安西都护府，天山南路尽没。
玄宗时，收黄河积石，置神策军于临洮西，置浇河郡于积石西，置宛秀军实河曲地，置朔方、陇右、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御吐蕃。极轮台、伊吾，所在屯田积粟，【军城戍逻，万里相望。】中国无斥候警，几四十年。【是时中国盛强，自长安安远门（西面北来之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

安禄山反，潼关失守。尽征河、陇、朔方镇兵入国靖难，【谓之行营。】行边州无备，吐蕃乘间侵蹙。数年之后，凤翔以西，邠州以北，尽为蕃戎之地，湮没者数十州。
自此屡为边寇。
肃宗时岁入寇。
代宗康德元年，陇右地尽亡。又进围泾州，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陕。吐蕃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留京师十五日，大掠乃去。【长安中肃然一空。】
是年，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之入寇。

唐以藩镇未靖，乃与吐蕃和，盟于清水。【甘肃。】约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今甘肃平凉县西百里。】陇州右极清水，【甘肃清水县西。】凤州西尽同谷，【甘肃成县。】剑南尽西山，【蜀西之山。】大度水。【四川西部，上流即四川大、小金川，下流于乐山（即嘉定）入江。】然其后仍数寇，泾、陇、邠、宁，民物荡然。

武宗后，吐蕃始衰。
宣宗时，始复秦陇、河湟之地。然自此唐亦垂亡。
唐中叶以后的外患，大要在西北，而东北有契丹、奚、室韦、靺鞨诸族，其势亦渐盛。惟因藩镇擅地，务自安，障戍斥候甚谨，不生事于边，【俾可专力内向。】力故诸族亦鲜入寇。然休养生息，日以繁滋。
尤著者为渤海，本粟末靺鞨，宝应元年诏为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其国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遂为海东盛国。

唐以后中国的外患，遂自西北渐渐转移到东北来。
就文物气象而言，西北已耗竭不振，而东北精华未泄，元气犹存。此因西北经吐蕃长期蹂躏，兵燹之余，自不如东北之完固。而此后所谓东北之外患，其内里乃无不挟有中国社象自身力量之一部分。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2:05:59

第二十八章大时代之没落【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盛唐的光辉，终于因安、史之乱而没落。自此以往，唐室政治，常在黑暗与混乱的状态下敷衍或挣扎。

一、唐中叶以后之藩镇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互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自国门以外，几乎尽是方镇的势力。而此等武人中，多半又是归化的胡人。
开元前，胡人为节度使者二人。天宝间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时九人，德宗时十七人，宪宗时七人，穆、敬、文、宣时共十二人，懿、僖时十二人，昭宗时九人，先后共八十四人。

此等胡人，大抵全未受到国家好好的教育，而骤付以极大的权任。他们中间好一点的，是傲慢不受命令，坏的便生心反叛。
著者如李光弼，【本营州契丹，其父始仕中国，在武后时。】与郭子仪齐名，封临淮王，知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吐蕃寇京师，不赴援。拜东都留守，不就任。晚节不终。【因与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嫌隙。】又如仆固怀恩，【铁勒人，其祖始仕中国，在贞观时，世袭都督。】，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封大宁郡王，官至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节度使。【又进拜太保。】恐贼平宠衰，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安、史余孽，遂成后患，而怀恩自身亦终于一反。

在戡平安、史的功臣，尚且如此，至于安、史余孽得授节镇者，更不堪问。
唐平安、史，本未能捣其巢穴。
至德元年李泌语肃宗：“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以两军絷其四将。又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然后以所征兵军于扶风，与郭、李互出击之，使贼往来疲于奔命。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然后命师并塞北出，与李师南北掎角，取范阳，覆其巢穴。”时肃宗以太子受禅位，急欲收复两京，自见功，遂不用。

又以封其降将，遂成河北之藩镇。
一、成德――有恒、赵、深、定、易诸州。
始封张全忠，赐名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人。】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宗【契丹。】入朝。明年，王廷凑【回纥。】反，传六世。
二、卢龙――有幽、莫、妫、檀、平、蓟诸州。
始封李怀仙，【柳城胡。】更三姓，传五世，至刘总入朝。六月，朱克融反，下历八姓，多以牙将偏裨杀主自代。
三、魏博――有魏、博、德、沧、瀛诸州。
始封田承嗣，【卢龙人。】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传十世。
此即所谓“河北三缜”。彼辈皆拥劲卒，自署吏，【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权。】不贡赋，结婚姻，相联结。

四、淄青――在河南道东部，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诸州。
始封李怀玉，赐名正己，【高丽人。】传五世而灭。

又其次有沧景、宣武、彰义、泽潞等，各传三、四世不等。
田承嗣在魏博，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惟使老弱耕稼，数年间有众十万。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其它诸镇率类此。

至德宗时而第一次事变起。
初，田承嗣卒，【代宗末。】由李宝臣请以其侄田悦继。及是李宝臣卒，子惟岳谋袭位，自为留后，田悦为代请，不许。田悦、李惟岳、李正己联合叛命。李正己卒，子纳袭位。惟岳将王武俊【契丹人。】杀惟岳降，嗣又叛。又加入卢龙朱滔，举滔为盟主，各自称王。【滔、冀王。悦，魏王。俊，赵王。纳，齐王。】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辽西。】讨之，而希烈亦拥众反。【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贼株连半天下。朝廷又发泾原兵讨之，以未得厚赐，不满，亦反。拥朱泚入长安，德宗奔奉天，下诏罪己，大赦王武俊、李纳、田悦、朱滔，专讨朱泚。

自此朝廷遂行姑息之政。
李纳卒，子师古立；法武俊卒，子士真立。诸镇惟去王号，专擅益骄，而朝廷益弱。【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志大才小，心褊意忌，姑息藩镇，聚敛货财，委任宦官，皆其弊政也。】

至宪宗时而朝廷与藩镇之冲突又起。
初，宪宗深矫德宗姑息之弊，始用兵讨蜀，【刘辟元年。】又诛李锜。【自浙西观察使为镇海节度使，广兵自保，选有材力善射者，谓之“挽硬随身”；胡、奚杂类，谓之“藩落健儿”；给赐十倍他卒。见诛在二年。】时魏博田季安卒，其裨将田興，【后改名田弘正。】举六州归命。【在七年。】而彰义军【在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子元济自称知军事，宪宗下诏讨之。【在九年。徐州自王智興典召募凶豪之卒二千，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后渐骄。田牟镇徐州，与之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饫以酒食。祁寒暑雨，巵酒盈前。然犹喧噪，动媒逐帅。】
事历五年半。【宰相武元衡，为淄青帅李师道所遣刺客杀于道。裴度伤首，然朝意计伐勿辍，度自出督师。】

于是诸镇相率归命。【成德王承宗卒，弟承元归命，在十五年。前年，专讨李师道，其部将刘悟斩之以降。】元和号唐室中兴。然宪宗在位十五年，十四年始平李师道，翌年为宦官所弑。宪宗卒未三年，诸镇又乱。

朱克融【朱滔孙。】据卢龙。
王延凑据成德。【田弘正既归命，朝命移镇成德，廷凑杀之。山东、河南之轻重，常悬在魏，地形使然。田興忠诚归命，为唐室收河北最好机会，命其移镇，实为失策。】
史宪诚【奚人。】据魏博。

自此迄于唐亡，不能复取。藩镇擅权，先后约一百四十年。始于河朔三缜，及其末，则国门以外，皆为强敌。
其先是镇将挟兵以抗朝命，渐次镇将亦为骄兵所制。

其第一个最大的影响，厥为藩镇政权下之社会经济的破产。
田弘正最为忠诚，厚于骨肉，其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昭宣帝时，罗绍威召朱全忠至魏，留半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全忠返大梁，绍威馈运，自魏至长芦五百里不绝。所过驿亭，供酒馔、帷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无一不备。蓄积一空。】昭义【泽潞。】土瘠赋重，人皆困匮，无以赡军。
李抱真为节度，乃籍户，丁男三，选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农隙分曹角射，岁终会校，示以赏罚。比三年，得成卒二万，雄视山东。时称“昭义步兵冠天下”。然武人私厨，日费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数十斛，以为常。【卢从史日具三百人膳饷牙兵。】潞人苦之。
汴军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屈。举数隅可以推其全。又按：唐武臣豪侈，不仅在外之节镇为然。史称：“安、史之乱，法度堕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马璘经始中堂，费钱二千万贯。马璲资货甲天下。白乐天诗， “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园乃璲子畅所献旧第也。王锷家财富于公藏。李晟子湛，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恣为豪侈，积债数千万。其子贷回鹘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湛为定州司法参军。
而郭子仪尤以豪侈闻。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计。其宅在亲仁里，居里中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大历二年，子仪入朝，代宗诏赐软脚局。
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等各出钱三十万宴于子仪第。时田神功亦朝觐在京，并请置宴。于是鱼朝恩及子仪、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据此以推踞地自雄、不服朝命之藩镇，更可想也。

其第二个更大的影响，则为藩镇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平之降低。
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云：“秀才卢生，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射马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杜佑建中时上省用议亦云：“田悦之徒，并是庸琐，暴刑暴赋，惟恤军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虏。”田弘正上表则曰：“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驰驱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坏，悉化戎墟。官封代袭，刑赏自专”云云。据此诸条，可以想象当时河北之状况。
在上则藩镇擅权，拥兵自全，既与中央隔绝。在下则故家大族均随仕宦而不返，其留者则威胁利怵，习焉忘故，遂自视犹羌狄。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弘靖欲变其俗，乃发墓败棺，众滋不悦，终以复乱。此在穆宗长庆初，距安、史之乱已六、七十载，其土俗犹如此，则此后更可想。故史孝章谏其父宪诚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其与整个中国文化隔阂，至于如此，其影响至五代、宋时而大显。此诚中国古史上至要一大关键也。

五胡乱华之际，胡酋尚受中国教育，尚知爱中国文化，尚想造出一象样的政府，自己做一个象样的帝王。彼等尚能用一辈中国留在北方的故家大族，相与合作。
唐代的藩镇，其出身全多是行伍小卒，本无教育，亦无野心，【此指文化上的野心。】并不懂如何创建象样的政治规模，只是割据自雄。有地位、有志气的士人，全离开了他们的故土，走向中央去。
彼等亦不知道任用士人，只在农民中挑精壮的训练成军，再从军队中挑更精壮的充牙兵，更在牙兵中挑尤精壮的做养子。【李希烈有养子千余人。】如是朘削农村来供养军队，层层驾御。黑暗的势力，亦足维持到百年以外。除非农村经济彻底破坏，这一个武装统治的势力，还可存在。【唐天祐三年，梁攻沧州，刘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士人则文其腕或臂，得二十万人。此为河北藩缜势力最后之一慕。待社会上壮丁已尽，则武力统洽不得所凭依，亦只有崩倒也。（五代史补谓：“健儿文面自朱温始。”盖梁、燕略同时）】
因其辖地小，【并不像中央政府之广土众民。】故不感觉要政治人才，更不感觉要文化势力。如是，则大河北岸从急性的反抗中央病，变而为慢性的低抑文化病。从此以下的北方中国，遂急激倒退，直退到在中国史上【尤其是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不关重要的地位。这全是一百五十年武人与胡人兵权统治之所赐。【后人尚一位藩镇可为唐室捍御外患，却忘了他的代价。】

藩镇跋扈，另一个影响，使朝廷亦不得不竭财养兵。
唐代钱谷之政，其初专属户部。中叶以后，始令他官主判，遂各立使名。如转运使、水陆运使、【专司转漕。】铸钱使【专掌鼓铸。】等。而度支使、盐铁使、判户部，当时谓之“三司”。专主财用出纳，皆命重臣领使，后遂以宰相兼之。唐代理财名臣如刘晏、【肃、代时。】第五琦、【代宗时。】杨炎【代、德时。】皆出于其时。【其他尚有青苗使、税地钱物使、租庸使、常平使、两税使等诸名。】而德宗之苛税，至括富商钱、【建中三年。】税间架、【建中四年：每屋两架为间。】除陌钱【公私给与资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屡见叠出。

宪宗元和时，供赋税者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凡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开元四之一。】而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至穆宗长庆时，户三百三十五万，兵九十九万，通以三户奉一兵。
孙樵云：“度率中五户，仅能活一兵”，则唐室财政之窘可知。于是有盐铁、和籴、铸钱、括田、榷利、借商、进奉、献助，靡所不至。

其方镇兵奉命征讨，出境即仰度支供馈。
德宗时，出境又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才踰境即止，月费至钱百三十余万缗。

每小捷，辄张其数以邀赏，实欲困朝廷而缓贼。
穆宗长庆二年，白居易疏：“闻魏博一军，累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近二十八万缗！”今按：田弘正归命，即赏钱百五十万缗。

朝廷财力竭，则以官爵赏功。
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将，听临事注名。【唐会要五十七：“天宝以来，每年以军功授官者十万数，皆有司写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写官告官六员。无何，吏部司封、司勋，兵部各置十员。大历以后，诸道多自写官告，写书官无事，遂罢。】诸将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资高下。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朝士僮仆，多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张巡在雍邱，一县千兵，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德宗避难奉天，浑瑊童奴黄岑力战，封渤海郡王。僖、昭时，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

至于动议裁兵，则相聚山泽为盗，利未见而祸已成。
穆宗时，两河底定，宰相萧俯与段文昌谓武不可黩，劝帝偃革尚文，乃密诏天下镇兵，岁限十之一为逃死不补，谓之“销兵”。既而籍卒逋亡无生业，啸聚山林为盗贼。会朱克融、王延凑乱燕、赵，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调兵不充，乃召募市人，乌合，战辄北，乃复失河朔。府兵制非吏治上轨道不能行，即裁兵亦非政治有整个办法，则往往害转胜于利也。

禁军粮乏，至脱巾呼于道。
贞元二年，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我于军而不给粮，我罪人耶？”会韩滉三万斛至陕，德宗喜，遽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而廪赐既优，则遂以营籍为利薮。
长安贵家高赀子弟，乃至行贿赂，窜名军籍，世袭罔替。既避赋役，又侈服怒马以诧于市里。一旦寇来，则哭于家，出资雇贩区病坊代行。

这全是唐代黩武政策所招的惩罚。

唐藩镇兴灭简表：
时代/镇名    卢龙成德魏博昭义平卢、淄青彰义义武沧景宣武
   治幽州。后改曰幽州，兼称范阳。    治恒州。  治魏州，一名天雄军。始治相州。后治潞州。改名泽潞。治青州。后治郓州。治蔡州，即淮西，一名淮宁。治定州。  治沧州，一名横海。治汴州。
肃  　  　  　  　  侯希逸    　  　  　  　
代  李怀仙、李希彩、朱泚、朱滔（泚弟） 1李宝臣  田承嗣    薛嵩、薛萼（嵩弟）并于田承嗣。  侯希逸、李正己李忠臣、李希烈　  　  1刘玄佐
德  朱滔、1刘怦    2李惟岳、1王武俊田悦（承嗣侄）、田绪（悦从弟）　  李正己、李纳、李师古李希烈、陈仙奇、吴少诚 1张孝忠（李惟岳牙将） 1程日华（张孝忠牙将）、2程怀直、1程怀信（日华侄）    2刘士宁、2李万荣、2李乃
宪  2刘济、3刘总 2王士贞、3王承忠田季安、田弘正（承嗣侄）    　  李师道（灭亡）    吴少诚、1吴少阳（少诚养弟）、2吴元济（灭亡）    2张贸昭  　  　
穆  刘总、张弘靖、朱克融（滔族孙）    田弘正、王延凑（武俊养子）田布、史宪诚    刘悟（李师道将）    　  　  　  　
敬文武宣懿僖昭朱克融、李载义、杨志诚、史元忠、陈行泰、张绛、张仲武、（子）直方、张允伸、张公素、李茂勋、（子）可举、李全忠、（子）匡威、匡筹。并于李克用、使刘仁恭为帅。  （子）王元达、（子）绍鼎、绍懿、（子）景崇、（子）镕。一姓相袭、凡百年，并于李存勖。    何进滔、（子）重顺（弘敬）、（子）全皡、韩君雄、（子）简、乐彦祯、罗弘信、（子）绍威、并于朱全忠。（子）刘从谏、（从子）稹，三传而灭。（在武宗时。）孟方立，并于李克用、朱全忠。王敬武、王师范、并于朱全忠。其地归朱全忠。王处存、（弟）处直，并于李克用。    　  　

唐各道节度使表：
【唐贞元十四年，贾耽十道录，凡三十节度，十一观察，与防御、经略、以守捉称使者凡五十。元和六年，李吉甫上郡县图，自京兆至陇右道，凡四十七缜。王彦威说，则谓自至德迄元和，天下观察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四，经略三。其后纷纭变更无常制。今据元和志列其四十七缜如下：】
关内道    河南道    河东道    河北道    山南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剑南道    岭南道    陇右道
凤翔【治凤翔府】陕虢【治陕州。】    河中【治河中府。】河阳【治怀州。】    荆南【治荆州。】淮南【治扬州。】    浙西（镇海）【治润州。】西川【治成都府。】岭南【治广州。】  陇右【鄯州。】
泾原【治泾州。】    汴宋（宣武）【治汴州。】河东【治太原府。】魏博（天雄）【治魏州。】    金商【治金州。】          浙东（义胜）【治越州。】东川【治梓州。】    容管【治容州。】    河西【治凉州。】
邠宁【治邠州。】    郑滑（义成）【治滑州。】泽潞（昭义）【治潞州。】恒冀（成德）【治恒州。】山南东【治襄州。】    鄂岳（武昌）【治鄂州。】       桂管【治桂州。】    安西【治龟兹。】
鄜坊【治鄜州。】    陈许（忠武）【治许州。】       易定（义武）【治定州。】山南西【治兴元府。】          江西【治洪州。】          邕管【治邕州。】    北庭【治庭州。】
灵武（朔方）【治灵州。】徐泗（武宁）【治徐州。】       沧景（横海）【治沧州。】             宣歙（宁国）【治宣州。】       安南（静海）【治交州。】
夏绥银（定难）【治夏州。】    蔡州（淮西、彰义）【治蔡州。】       幽州（卢龙）【治幽州。】                湖南（钦化、武安）【治潭州。】
振武【治单于都护府。】    淄青（平卢）【治郓州。】                      福建（威武）【治福州。】
丰州（天德军）【治丰州或天德。】                               黔州（武泰）【治黔州。】
8 7 3 6 4 1 8 1 5 4
（安、史乱后，陇右四节度陷席吐蕃，而凤翔节度常带陇右之名，故称四十七镇。）

唐藩镇胡籍表：
   朝代姓名民族辖地姓名民族辖地
1 睿宗景云时贺拔延嗣  鲜卑河西
2 玄宗开元时阿史那献  突厥碛西
3 玄宗天宝六年后【因李林甫言，多用胡人。】安禄山    母突厥，父胡，本姓康，盖出西域康国。平卢、范阳、河东。    夫蒙灵詧  羌  安西
         李献忠    回纥朔方哥舒翰    突厥哥舒部陇右
         安思顺    突厥朔方、河西高仙芝    高丽安西四镇
         鲜于仲通  未详，或非胡人。剑南赵国珍    牂柯夷    黔中
4 肃宗时【以平乱功封者。】史思明    突厥范阳李光弼    契丹河东【代宗时为河南、淮南等节度使。】
         王思礼    高丽关内、泽潞。    贺兰进明  鲜卑河南
         荔非元礼  羌（见姓纂）    镇西、北庭安抱玉    安息郑东
         仆固怀恩  回鹘仆骨部朔方【代宗时判。】白孝德    龟兹镇西、北庭
5 代宗时    仆固瑒    回鹘仆骨部朔方、行营李宝臣    奚  成德
         李怀仙    柳城胡    幽州、卢龙李正己    高丽淄青【至德宗时抗命。】
         李光进    契丹滑濮、渭北鲜于叔明  未详，或非胡人。东川
         李抱玉    安息泽潞、凤翔
6 德宗时    李惟岳【宝臣子。】奚  成德李纳【正己子。】    高丽淄青
         李怀光    靺鞨朔方王武俊    契丹成德
         张孝忠    奚  义武李抱贞    安息昭义
         哥舒曜    突厥哥舒部东都、汝州浑瑊回鹘浑部  京畿、渭北
         尚可孤    鲜卑商州骆元光    安息镇国*军
         论惟明    吐蕃廊坊裴玢疏勒山南西道
         万纽于頔  鲜卑山南、东道李师古    高丽淄青
         王士真【武俊子。】契丹成德张茂昭    奚  义武
7 宪宗时    李光进    回鹘阿跌部振武李师道【纳子。】    高丽淄青
         王承宗【士真子。】契丹成德李惟简    奚  凤翔、陇右
         李光颜    回鹘阿跌部忠武、义成。    浑镐回鹘浑部  义武
         浑鐡回鹘浑部  天德军
8 穆、敬、文、武、宣时王承元    契丹义成王延凑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史宪诚    奚  魏博张茂宗    奚  兖海沂
         史孝章    奚  相卫澶    王元达【延凑子。】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元稹鲜卑武昌苻澈氐  河东
         王绍鼎【元达子。】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王绍懿【元达子。】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李承勋    契丹泾原米暨西域米国  夏州
9 懿、僖时  王景崇【绍鼎子。】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李国昌    沙陀大同、振武。
         于琄汉、鲜混种。    平卢李茂勋    回鹘幽州、卢龙。
         李可举    回鹘幽州、卢龙拓跋思恭  党项羌    夏绥
         契苾璋    回鹘契苾羽部    振武赫连铎    胡、鲜杂种。    云中
         支详月氏感化李克用    沙陀雁门、河东。
         王镕【景崇子。】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李克修    沙陀昭义
10 昭宗以迄唐亡    李存孝    胡  邢洛刘崇龟    匈奴清海
         李思孝    党项羌    保大李思敬    党项羌    保大
         李思谏    党项羌    定难雷满武陵蛮    武贞
         贺德伦    河西胡    魏博雷彦威    武陵蛮    武贞
         雷彦恭    武凌涧蛮  武贞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2:06:51

第二十九章大时代之没落（续）

二、唐中叶以后之宦官

唐室在统一盛运之下，一方面穷兵黩武，既招徕四夷，又以宽大为夸张，荡除中外之防，遂召武人胡人之祸，已如上述。而唐室在统一盛运下，又有一不良习气，则为王室生活之骄奢。因此连带引起宦官之跋扈。
历史上宦官擅权，与王室骄奢成正比。东汉、唐、明三代皆是。西汉与宋代之王室，皆能制节谨度。东晋、南朝王室不象样，故均无宦寺擅权。

唐宦官之盛，兆自武后，而极于玄宗。
太宗时，内侍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又定制无得踰百员。【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唐制流外官服黄。】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惟衣朱紫者尚少。【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绯，五品服浅绯。】玄宗时，则宫嫔至四万。【此见新唐书。白乐天长恨歌：“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宦官黄衣以上三千，衣朱紫者千余。【袁绍尽诛宦官，无少长皆死，仅二千余人。】
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中人所名半京畿。时诸王、公主群呼高力士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箸”；肃宗在东宫，亦呼之“二兄”。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成，宴公卿，一扣纳礼钱十万。有至二十扣者，少亦十扣。

肃、代以后，宦官寖横用事。
李辅国在肃宗时称“尚父”、矫诏迁上皇。【玄宗。】于西内，以忧郁崩。肃宗崩，杀王后，进爵为王。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用事，谮罢郭子仪兵柄，又谮来瑱赐死。【李光弼几乎判朝。】

及德宗时，宦官遂握兵柄。
德宗以泾师【朱泚。】之变，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于是禁军遂归宦寺。

其后又有枢密之职，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始德宗末、宪宗初。】
宦寺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遂操其手。

宪宗被弑后，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世，宦官立者七君。【除敬宗。而敬宗亦为宦官所弑。】文宗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成，自叹：“周赧、汉献尚受制强臣，今受制家奴，更为不如。”【唐自肃宗后，未尝有正式皇后。史所载诸后，皆由所生子为帝，奉上尊号。文宗崩，仇士良等废太子，立武宗。武宗崩，诸宦官废皇子，立宣宗。宣宗崩，遗命立夔王，王宗实等废之，立懿宗。宰辅隔在外廷，皇子素无威宠，亦唐代宦官得肆行无忌之一因。】

唐室诸帝在其盛运中所表现者，则为女祸。
太宗纳元吉妃杨氏。长孙皇后薨，太宗欲立杨氏为后，以魏征谏而止。高袓从父兄子庐江王瑗反诛，其姬亦入侍太宗。武后为太宗才人，而高宗纳之。韦后私通武三思。玄宗年六十而纳其子寿王妃杨氏。当时朝臣亦不甚论列，盖伦理观念似非唐人所重。

衰象渐临，唐之诸帝乃醉心于服丹药，求长生。【宪宗即其一人。】其在其骄纵的生活下，宦寺自应占重要的地位。
武宗时，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疎斥矣。”其党拜谢而去。今按：唐代王室奢荡，直至晚运匆替。懿宗时，好音乐，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至十余万人。

三、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

唐代士人，一面在北朝吏治与南朝文学的两种风气转换之下徘徊，【此以略论于前。】一面则在贵族门第与白衣庶族的两种势力消长之下鼓荡。
南北朝门第势力，在唐初依然有其相当的力量。只在他们历次编撰氏族谱志的一事上可以看出。

太宗至以朝廷官爵与社会门第争崇卑。
贞观中，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进上。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
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书成一百卷，诏颁于天下。然当时朝中名臣如房玄龄、瑰征等，皆自与山东望族攀姻。旧门第之名望，终不为减。

其后又屡经修动。
高士廉氏族志颁下，时称允当。李义府耻其家世无名，乃奏改此书。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后本望，赞成之。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缙绅士大夫耻被甄叙，号其书为“勋格”。先天二年，萧至忠为中书令，又与柳況等撰姓氏系录二百卷。此后韦述又别撰开元谱二十卷。其后有元和姓纂。

当时门第仕进，亦较进士等科第为易。
高宗时魏幺同琉：“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书奏不纳。
玄宗时，源乾曜上疏：“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艾之士，多仕外官。王道乎分，不克如是。”

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得至将相。故塘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
山堂肆考云：“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间裴氏五房，崔氏十房，张氏、赵郡李氏皆得宰相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王氏三房十三人。刘氏七房十二人。陇西李氏四房，唐宗室三十七房，以及杨氏、杜氏皆得十一人。萧氏二房得十人。郑氏二房九人。卢氏八人。窦氏二房及魏氏、陆氏皆六人。武氏、苏氏五人。高、韩、赵、郭皆四人。三人而下者不与。”

可见唐代政权，尚与门阀有至深之关系。
按：唐初如英、卫之类，其子尚袭封。中叶以后，此制尽废。门阀世袭，在政洽上之客观地位已取消。【又永徽元年，尚书左仆射褚遂良，表请千牛不简嫡庶：谓：“主祭祀之裔，必贵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正庶。求贤之务，有异承家。河北风俗顿乖，嫡待庶若奴，妻御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普禁庶子不得入侍。圣朝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今简千牛舍人，方为此制，于理未安。母以子贵，子不缘母。唯才是用，人自甘心。”云云。
既主专简贤才，不问嫡庶，则门荫世袭之制终必替，公开考选之法终必盛。两种制度之转换，其后面必有与之相应符之思想及理论也。
又按：唐初争论封建极烈。封德彝渭：“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李百药谓：“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贤之路斯广。”马周谓：“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童孩嗣职，万一骄愚，则兆庶被其殃，国家受其败，爱之适以伤之。”太宗卒听诸臣言不封建。
又欲割地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力辞乃止。就当时民治意识言，已知封建与门第皆无复兴之望矣。】惟历史变化以渐不以骤，故门阀势力尚而延蝉。玄宗屡欲相崔琳、卢从愿，以其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门族上为帝王所忌，下亦不为寒士所护，则其渐趋衰微，亦必然之势也。

此等门第，以累世仕宦，又逢盛世，其生活豪华，亦可想见。
韦氏世为关中诸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韦安石子陟，始十岁，拜温王府东阁祭酒，加朝散大夫。陟门第豪华，早践清列，侍儿阉阍，列侍左右昔十数。衣书药食，咸有典掌。舆马僮奴，势侔于王家主第。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犹不减万钱。然家法修整，勅子允就学，夜分视之。其子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虽家僮数十，然应门宾客，必允主之。此乃门第与王室、宦寺、武人不同之处也；甚可注意。

至于进士们的身分，本不甚高。考试的仪式，已与他们以许多近于侮辱的喑示。
舒元舆宪宗元和中上论贡士书，谓：“臣得备下土贡士之数，到阙下月余，侍命有司，始见贡院悬版样，立束缚检约之目，勘磨状书，剧责与吏胥等伦。臣幸状书备，不被驳放，得引到尚书试。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

而且唐代科举，本备仕途之一格，故一切规程并不甚严。其时有所谓“公卷”与“通榜”之制。
“公卷”者，进士得先投所为文于京师达者，采名誉，观素学。及临试，可以不问试艺高下，专取知名士，谓之“通榜”。其榜帖可托人为之。如郑灏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帖。又杜黄门主文第三场，由举子袁枢为榜帖，枢自列为状元。榜帖犹言名录。

故进士乃称“觅举”，
薛登天授中上疏：“方今举士，明诏方下，固已驰驱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

所以求延誉。
陆贽知贡举，梁肃、崔元翰所荐皆取。韩愈负文名，延誉举子，往往得售。

而其卑躬屈节之态，亦已可怜。
文献通考引宋江陵项氏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按：韩愈一代名臣，其三上宰相书、拜北平王于马前之类，皆是当时风气也。

甚至有走门路，通关节，求必得，而既得则肆意轻薄者。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文、武时宦官。】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诚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易紫服，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书，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 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即是。”锴不得已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曰：“银釭斜背解明璫，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挂枝香。”

惟进士因公开考试得官，被视为正路，到底在政治上占到他应有的地位。【此如东汉“孝廉”一样。中国史自向合理的路进展，此是一证。至于文学之风日盛，以及门第势力日衰，则为进士科日益得势后应有之现象也。】中唐以后，进七科遂最为荣重。于是进士科举与门第任子之两途，在政治上自然发生冲突。此即形成穆宗以后的一段朋党之争。

朋党启端，即由于考试舞弊。
长庆初，钱徽典贡举，李宗闵托所亲于徽。时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共白徽取士不实，宗闵亦坐贬。由是结嫌怨，植党相磨轧凡四十年。【是年四月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辟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即为此事发。】

门生、座主，遂为朋党标目。
唐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会昌三年中书覆奏：“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树党背公，靡不由此。”按：明代亦有“座师、门生”之称，其党祸亦不减于唐时。

李德裕恶进士，他的言论，却代表了门第势力最后的呼声。
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德裕以父为备身千牛，或劝应举，德裕言：‘好牛马不入行。’盖世家子弟可不科目而显，至是犹然。】然臣袓【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他以文选不足为取士标准，固有理由。然当从此推进一层，为国家建立教育人才之至计。【时应进士试者，仅知工诗赋谋进取而已。独一韩愈唱为古文，曰“文以载道”，“为古之文，将以学古之道也”；又以师道自届，当世怪笑之。人有请师柳宗元者，宗元谢不迭，谓：“世人之诧师道，犹如蜀犬之吠日也。”稍知事学问，则入寺访释子论佛理，或访道士求长生耳。世家子弟犹知循礼法，又熟闻朝廷典制掌故，宜乎德裕之以此自傲矣。直到北宋，始将韩愈一番意思发挥光大。】又次当谋考试制度之整顿与改进。【此亦至北宋而始有。如考试之糊名，改进士诗赋为经义等。】不应倒退转来只想任用公卿子弟，为门第苟延残喘。
郑覃以经术位宰相，亦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今按：郑覃、李德裕皆不喜进士，为李宗闵、牛僧孺所排抑。

当时政治上最患者是有资格做官的人太多，因此而朝廷不尊，宰相权不重，政事不易推行。故主张排抑进士者，同时常是主张裁减官吏，而亦带有主张贵族政治的意味，李德裕即其代表。
德裕大意欲尊朝廷，肃臣下，而使政出宰相。深嫉明党，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请罢郡、县吏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德裕父李吉甫，亦疾吏员广，谓：“置吏不精，流品厖（máng）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众。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奏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德裕政见，正承其家教而来。所惜者不能从一更高的理论上出发，则不免为一种代表门第势力之政论也。

李德裕的见解，虽不免褊狭。
文献通考引李德裕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一节，评云：“德裕之论偏异如此。”今按：德裕时代与马端临时代绝不同，故德裕议论，在端临视之，觉可诧异。此是历史进展。若自东晋、南北朝人看德裕议论，便全不感其可异矣。

然当时进士浮薄，则实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晚唐以“轻薄”、“浮薄”为诟厉朝臣之口头禅，故朱全忠斥御史大夫赵崇，谓为“轻薄之魁”；李振劝朱全忠杀朝士，亦以“浮薄”为罪名。马端临谓：“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

郑綮以“歇后”为相，可以整个看出唐末的政局。
郑綮为相，省史走其家上谒，綮笑曰：“诸君误矣，人皆不识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闻制诏下，观曰：“寓一然，笑杀天下人！”既视事，宗戚诣庆，搔首曰：“歇后郑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按：綮每以诗谣托讽时政，本善诗，其语多俳谐，故使落调，世共号“郑五歇后体”。中人有诵之昭宗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蕴未尽，故超用之。史称綮“立朝侃然，无复故态，而不为人所瞻望，才三月，以疾乞骸”。或问郑綮：“相国近有诗否？”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那得之？”太原兵至渭北，朝廷震恐，急于攘却之谋，綮请于文宣王字号中加一“哲”字。其为卢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唐末文人轻薄，綮已为其中之卓者。要之亦不足担当国家重任。黄巢兵逼潼关，士子方流连曲中待试，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他陵谷一时迁。”黄宗羲行朝录序谓：“其时中土文人无心肝如此！”尤可为轻薄作例。较之郑綮，抑天壤矣。

至于黄巢、李振等，皆是屡举进士不第的人物，结果进士清流，遂受极祸。
巢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李振亦屡举进士不中第。朱全忠入汴，振劝尽诛缙绅，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网纪。”全忠然之，于是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辱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又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聚裴枢、独狐损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但晚唐进士的轻薄，只是一时事象，推不翻以公开考选来代替门荫世袭的理论。宋以后，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严华、夷之防，【民族观念之提醒。】重文、武之别，【中唐以迄五代的武人，代表了不受教育，不讲道理。宋代下的重文浓武，只是要人人读书，受教育、懂道理，并不是绝对的认为可以去兵废战。】裁抑王室贵族之奢淫，【太监自然无地位。】让受敎育、讲道理的读书人【徒事词章者不算。】为社会之中坚，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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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选用分于地方；唐则专于吏部，因此选择不精，并不负责。西汉官少，阶位疏阔，故能久于任职而专责成；唐则官多阶位密，故速于迁调，而又多掣肘。【卢怀慎中宗时疏：“比来州牧上左，及两畿县令，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迁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异国降人边陲之地悉为下州，论者谓：“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顽懦者困边民、开边衅。后世南荒、北鄙寇乱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
唐制州、县有畿、赤、望、紧、上、中、下、雄之别；明则有边、腹、冲、疲繁简调除之法。然边重于腹，瘠重于饶；而任官者腹、饶为上，边、瘠为下，何以劝能吏而贱贪风？此等皆多为阶级，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职之病也。汉县令有迁郡守者（王遵、魏相），有迁刺史者（朱博），有迁谏大夫者（刘辅），有迁京辅都尉者（赵广汉），有迁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爱，增秩复留者（焦延寿）。地方下级官吏之地位，乃为后世不可想望。】

在这一种繁委业胜的政治情况之下，很容易叫人放弃了宏纲阔节，而注意到簿书案牍上去。
牛弘问刘炫：“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则此种景象，自隋巳有之也。张九龄云：“始造簿书，备人遗忘，今反求精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别流品，看不起吏胥；【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却把实际的政务，都推放在吏胥手里，【薄书案牍，皆其所掌。】这一个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扩大现象中，更可诧骇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属乐人有数万员。
唐书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按：李峤疏：“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特鼗（táo）鼓者已二万余员。”此在中宗时。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汉太官司令宰士二百人。】
齿簿用二万二千二二百二十一人。【详唐书礼乐志。】
宦官、宫女之盛，遂为唐政腐*败一要端。【详另述。】

种种病痛，自贞观以后，经过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历中宗韦后之乱，到玄宗时陆续呈露。然苟有大有为的政府，尽可革新，并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气运之下，始则肆意开边，继则溺于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厉，遂致终于激起安、史的大变。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2:07:30

第三十章黑暗时代之大动摇【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

一、流寇与唐室之倾覆

唐末的中国，用横剖面来说，大体可分为三部：一是大河以北的藩镇所辖地。二是大河以南唐两京及其迤东一带。三是长江以南。

藩镇所辖地，虽则文化、经济逐步破毁，然以极单纯的武力来压制较小的区域，一时不致摇动。中部两京及其迤东一带，经安、史乱后，残破最甚。
代宗听程元振谋迁洛京，郭子仪谏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噑。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刘宴与元载书：“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江南为财赋所出。
肃、代中兴，即靠东南之财赋，自此唐政府始仰东南财赋维持。至元和，东南财赋始重。韩愈谓：“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也。至咸通又加甚，故陆龟蒙言：“元和中国家用兵，江南之赋已重，逮今盈六十年，赋又数倍于前也。”

大时代没落之大骚乱，即在中部发动而蔓延遍及于南部。
其先已有裘甫起浙东，庞勋以徐泗兵戍桂林作乱，自湘浮江下掠淮南至徐州，皆不久即平。

王仙芝先发。
聚盗起濮阳，陷曹、濮、郓诸州，历陈、许、襄、邓，陷江凌、洪州，王铎斩之于亳州。先后历五年。【僖宗乾符元年至五年。】

次之为黄巢。
巢，曹州冤句人，王仙芝同里，以贩盐为生。王仙芝既死，巢即继统其众。攻亳州不下，袭沂州，过淮南，掠襄邑、雍丘，寇叶、阳翟。军败乞降，又叛去。从宣州【安徽宣城。】寇浙东，踰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趋建州，陷桂管，进寇广州。会大疫北还。自桂编大筏沿湘下衡、永，破潭州。【长沙。】渡江，攻鄂州，【武昌。】转掠江西。再入饶、信，陷婺、睦、宣州。由采石渡江，又渡淮攻汝州，陷东都，攻潼关，陷京师。群臣迎谒灞上，巢从骑士数十万，【安禄山陷东都，兵五万。黄巢攻关，兵六十万。】国号大齐。嗣败而东，众犹十五万，略邓、许、孟、洛，东入徐、兖。【数十州人*大饥，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以巨碓糜骨皮，并啖之。】先后凡七年。【巢中和四年死，连王仙芝共十一年。】

又次之为秦宗权。
宗权师行未尝转饷。每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迫蹑，获盐尸数十车。其师亦遍扰南中各地，【寇荆南，攻襄州，破东都，寇淮、肥，略江南，乱岳、鄂，自关中薄青、齐，南缭荆、郢，北恒卫、滑，千里无舍烟。】先后五年。【连前共十六年。时江、淮之间，广陵富甲天下，亦经乱四、五年不息，雄富扫地。】

经此十几年的大骚乱，唐代三百年的统一政府，终于倾覆，世袭的节镇，遍及东南，而有所谓五代十国。

二、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之国都及據地：
   国号国都據地
1 梁  汴  河南、关内、河东一部、河北一部、山南等地。有州七十八。
2 唐  洛阳河东、河南、关内、河北、陇右、山南、剑南等地。有州百二十三。
3 晋  汴  同唐。除幽、蓟十六州，有州百有九。
4 汉  汴  同晋。有州百有六。
5 周  汴  河东、河南、关内、河北、陇右、山南、江北等地。有州一百一十八。
6 吴  广陵【后徙金陵。】淮南、江南两道。有州二十八。
7 南唐金陵同吴。后失江北。有州二十一。
8 前蜀成都剑南、山南两道。有州四十六。
9 后蜀成都同前。
10 南汉番禺岭南六管。有州四十七。
11 楚  长沙湖南、岭北地。有州十五。
12 吴越杭  浙东、浙西。十三州。
13 闽  侯官全闽。有州五。
14 荆南江陵荆南及归峡。有州三。
15 北汉太原太原以北。十州。

五代十国分合表：

五代帝系表

（1）后梁
（一）太祖（朱全忠）——（二）末帝
后梁凡二主，十七年。

（2）后唐

后唐凡四主，十四年。

（3）后晋

后晋凡二主，十一年。

（4）后汉
（一）高祖（刘知远）——（三）隐帝
后汉凡二主，四年。

（5）后周
（一）太祖（郭威）——（二）世宗——（三）恭帝
后周凡三主，十年。

此所谓五代十国，其实只是唐室藩镇之延缜，惟其间有极可注意者数事。

一、关中自李茂贞【昭宗时，镇凤翔，再犯阙，封岐王，为朱全忠所败，遂不振。】以外，别无割据之雄，此足证西北一带之残破，至是已不够割据建国之资力。长安代表周、秦、汉、唐极盛时期之首脑部分，常为中国文化之最高结集点。自此以后，遂激急堕落，永不能再恢复其已往之地位。

二、不仅恢西如此，即甘陇一带文物亦臻破灭。河西自武帝始置郡、县。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晋代自张轨以后，吕光、秃发、沮渠迭据建国，经制文物，俱能仿效中华。亦因其地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故能五凉相继，与五胡角立。而中州人士，多往避难，见其风土之可乐。唐天宝以后，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大中、咸通虽复河湟，而名存实亡。五代以及于宋，河陇为西夏所据。元昊虽倔强横逆，其土地亦过于五凉，【五凉止有河西五郡，无灵、夏，元昊有夏、宁、绥、宥、静、灵、盐、媵、会、甘、凉、肃、瓜、沙等州。庆历初，复陷丰州。其地东据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然苟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北事辽，南事宋，仅足自存。盖河西自唐中叶以后，沦于异域，渐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繁华。【甘、凉之间以诸河为灌溉。兴灵有古渠曰“唐梁”，曰“汉源”，皆支引黄河，仍是汉、唐人遗烈也。】自长安既毁灭，中原之风声气习，文物礼乐，益与甘、凉隔绝，遂若有夷、夏之分，伧荒复数百年。中国西北部文物骤衰，实为唐中叶以后一极要之转变。

三、五代中只后唐都洛阳，尚是东周、东汉、西晋、北魏之旧都。【亦是隋、唐之陪都。】其他四代皆都汴，【开封。】直到宋代不能迁都。此证黄河流域之气运，不仅关中以西不复兴，即中部洛阳一带亦不够再做文化、政治的中心点。中国社会的力量，渐渐退缩到东边来。

四、五代均在黄河流域，十国【除北汉。】均在长江以南。五代名义上虽上承唐，下启宋，号为王室递禅之正统，其实前后五代，共止五十四年，而已有八姓、十三君。就其开国之君而言，三位是胡人，【唐、晋、汉。北汉亦是胡人。】一位是流寇，【梁。】一位是募兵，【周。】正可说明那时的北方中国，已到了最不象样的时代。而南方九国，【十国，除北汉，只九国。】比较气运长，【其中过半数以上，每一国之年代，皆超过五代之全时期；其少数亦超过五代全时期之一半。】文物隆，还有一个样子。自此以后，南方社会，遂渐渐跨驾到北方社会的上面去。【此和南北朝又不同，尤著者，如吴徐知诰之轻赋恤民，越钱镠之大兴水利，江、浙一带，至宋遂为乐土。又如南汉刘岩所用刺史无武人，皆北方所万不能及也。而南唐文物，尤为一时之冠，宋太祖建隆元年，有户九十六万余，嗣平荆南、湖南、蜀、广南、江南，得户一百六十万。蜀五十余万，江南六十余万，即两地户数己超过中原矣。此亦与三国、南北朝相异也。】

五、是晋石敬瑭称臣契丹，【事以父礼。】割赠幽、蓟十六州。自此下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四百二十四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的统治。【虽此诸族均受汉化，然要之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若严格言之，则此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将及六百年之久。

十六州州名如下：
1 2 3 4 5 6 7 8
幽  蓟  瀛  莫  涿  檀  顺  新
今北平    河北蓟县  河北河间县北    河北任丘县北    河北涿县  河北密云县北    河北顺义县  察哈尔涿鹿县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妫  儒  武  云  应  寰  朔  蔚
察哈尔怀来县    察哈尔延庆县    察哈尔宣化县    山西大同县山西应县  山西朔县东山西朔县    察哈尔蔚县

幽、蓟、瀛、莫、涿、檀、平、顺为山前八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山后八州。
（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
平州先没，【刘仁恭以营、平二州遗契丹，在石晋前。山前八州增营为九州。】寰州并于应。【后唐明宗时。】故十六州或数平，或数寰。又应、朔、寰、云、蔚，亦称代北。瀛、莫，周世宗已复取之；为宋河间、文安郡地。【全祖望燕云失地考，谓石晋所赂不止十六州。】

此十六州既为外族所踞，从此中国北方迤东一带之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大河北岸几无屏障。【惟山西尚有雁门内险，故宋征北汉，辽不能救；太原尚能为中国所有。然宋都汴京，地偏东，仍非山西所能掩护。】中国遂不得不陷于天然的压逼形势下挣扎。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湖人。【其于耶律德光自称“儿皇帝”，为之假子，亦自安禄山以来相沿遗风。】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唐人政制，均沿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六、是中国东北部契丹族之骤盛。

三、契丹之兴起

中国的东北，在历史上很早便有其地位。殷商箕子即避地朝鲜半岛。战国时，辽河两岸全属燕国版图。【燕并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见汉书地理志。战国策己谓“燕东有朝鲜、辽东”。）真番即此后汉武所置四郡之一，地跨今鸭绿江。朝鲜乃平壤故名。则燕辽东边界，较今中、韩国界为远。】
秦长城东端，直至乐浪。【此见晋书地理志。乐浪亦汉武置四郡之一，今黄海、平安二道地也。汉初，辽东与朝鲜以浿水（今大同江）为界；秦界则更在浿水来。】秦乱，中国人卫满自王其地。【此如尉佗之王南粤。】汉武既灭卫氏，以其地置真番、玄菟、【今咸镜南道。】乐浪、临屯【地在今汉江北。】四郡。
三国时，公孙度王于辽东。【比乃中国内部之割据分*裂，惟因地远，故独*立以后，乃与内地交涉较疏。公孙氏传四世，晋初仍属中国为郡县，自战国以来五百年矣。】五胡慕容氏亦起辽东，而其汉化之程度，较之刘渊匈奴五部久居山西者有过之无不及。可见其时辽河东、西地带之文化，较之内地河北、山西一带，无多逊色。
唐安东都护府设治在平壌。【亦朝鲜境。】其后经安、史之乱，中央与东北的关系永为隔絶。然东北汉族文化根基已深，故渤海建国十余世，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规模。可证其国全是城郭耕稼，用其部族的武力，与汉人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而凝成一个较进步的国家。【其事略如五胡与北魏。又按：渤海自唐武氏圣历二年，迄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前后十二世，二百三十年；而契丹自天赞四年闰十二月丁巳兴兵，至翌年正月辛未，渤海王即降，前后仅半阅月。渤海臣门艺之言曰：“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今我众比高丽不过三之一。”盖渤海种人不繁，又建国既久，不尚武事，故其亡忽焉。（渤海故都在今吉林宁安南，牡丹江畔之东京城。其城不依川险，而位于四面开朗之原地，亦渤海以和平立国之一证也。）
其后辽灭于金，亦数年事。此皆由其立国本多赖汉人，汉人不为效死，故易灭也。其后刘豫向金乞师，金调渤海汉儿军五万应之。金亮南侵，先计女贞、契丹、奚三部众，又起中原汉儿与渤海军共一七七路。而渤海一军卒叛归会宁。大金国志引许亢宗奉使行程录，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贞、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鹘、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此可证渤海建国本仗汉人，及汉族在东北方面文化势力之盛。】
契丹建国亦和渤海情形略相仿。

契丹【其先出白鲜卑，为宇文氏别种，递属于突厥、回鹘。】很早即为一种耕牧兼营的民族。【辽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又云：“太袓仲父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

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建国，自始即依仗汉人之归附。
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为建汉城，在炭山东南泺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遂基之以并八部。契丹始建国。

及其立皇都，【地在临潢。今热河东北，西辽河上流，巴林旗境。事在神册三年，即梁末帝贞明四年，距宋兴尚四十二年。】灭渤海，【史称“得城邑之居百有三”，事在明宗天成元年。是岁辽太祖阿保机卒，距宋兴尚四十三年。】已经是一个规模很象样的国家。【其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伐代北，兵四十万。后事在唐天祐二年，距宋兴五十五年。】其后耶律德光【阿保机子，辽太宗。】又得幽、蓟十六州。【并得后晋岁输金、帛三十万。距宋兴亦二十六年。】其官制分南、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袭用唐制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藉以招徕中国人。【然共国任事，则惟宗室耶律、外戚萧氏二族。】

以耶律德光与石敬瑭、刘知远相较，一样是胡人，一样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耶律德光的政治成绩要比石敬瑭、刘知远好得多。此因耶律德光诚心想模仿中国，而石敬瑭、刘知远还只是想用兵力霸住地位。此正是唐藩镇与五胡、北朝之相异点。因一面有理想求上进，一面无理想只求霸占。所以想上进者，因其为一部族中之优秀领袖，能知为远大永长之计。所以只想霸占者，因其本来出身行伍，徒藉兵强马大，非有远志。

辽廷多用汉人，【如太祖于韩廷徽，太宗之于张砺。范仲淹疏：“契丹得山后诸州，皆令汉人为官守。”】诸帝皆通汉学，辽族亦多好文学。【参看甘二史劄记。】
以辽与北朝比，则辽之文化尚远逊北朝。此因北朝时中国门第势力未衰，故虽在部族统治下，而汉族文化仍得发荣滋长。契丹建国时，中国社会已无门第势力，故契丹虽亦酌取汉化，而汉人则并不能自保其文化之传统，以与异部族之统治势力相抗衡。盖北朝大体上犹是汉人为主，而辽则汉人为属矣。

其后辽国遂备五京之制。【宋统一前，辽已有上京、南京、东京三京。】
上京。【梁贞明四年，阿保机始城临潢，谓之“黄都”。晋天福初，德光称为“上京”】在临潢。【今热河林西县东南。】
中京。【宋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自上京徙都。】在大定。【今热河省东南部喀喇沁旗境，平泉县东北大宁城。】
东京。【后唐天成三年，德光称辽阳城为“南京”。晋天福初，改曰“东京”。】在辽阳。【即辽阳县治。】
南京。【晋天福初，升幽州为“南京”，又谓之“燕京”，常为行都。】在析津。【今北平。】
西京。【宋庆历四年，宗真（兴宗）以云州为“西京”。】在云州。【今山西大同。】

境内有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东至海，西至金山，既流沙，北至胪朐，南至白沟，方万余里。】有兵一百六十四万，【胜甲胄者尽籍为兵，皮室、属珊二军尤重，各隶精兵数十万。属珊则择蕃、汉精骑兵为之也。】部族属国之兵不与焉。

要之，辽之立国，与汉初匈奴、唐初突厥均不同。辽国直是一个汉族分化的国家。
胡峤陷北记：“上京所谓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觗、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又按：辽史仪卫志，记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与法驾，同归于辽。又德光入汴，收法物。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此即太宗纪所载“太同元年三月，晋诸司僚吏、傧御、宦寺、方伎、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是也。】

中国的东北方，为安、史以来长期的藩镇割据所隔绝，久不与中国中央相通。此一部分人遂渐与异部族武力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国家。【故云与北朝相似。】这一个国家，遂还为中国本部之强敌。这又是此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端。

四、中原民众之疾苦

七、是当时中国黄河流域民众疾苦之加深。
黄河流域的民众，经黄巢、秦宗权大乱之后，继续还是经受武人、胡人的不断争夺，横征暴敛，火热水深，几乎难于想象，难于形容。

在政事极端无望之下，有一个张全义。
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唐僖宗光启三年，张全义为河南尹，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乃于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来者抚绥之，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五年之后，诸县桑麻蔚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为政明察而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见声伎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在政事极端无望之下，还有一个冯道。
张全义媚事朱温，妻妾子女为其所乱，不以为愧。及唐灭梁，又贿赂唐庄宗、刘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禄位。然时称名臣元老，以其犹能以救时拯物为念也。杨凝式赠全义诗曰：“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是一堆灰。”冯道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当时羣尊为长者。死年七十三，谈者美之，谓与孔子同寿，【当时能寿，当真不易。】亦以道能周旋有所存济也。其对耶律德光曰：“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论者谓随一言免中国人于夷灭。世运至此，何可更以节义廉耻责当时之人物！其他如郑韬光事十一君，寿七十。马胤孙号“三不开”，一不开口议论，二不开印行事，三不开门延士大夫。

民生其间，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境。

五、中国之南北分*裂

至于北方的辽国，政治比较上轨道，其田制有“公田”、有“私田”、有“在官闲田”之别。
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jiǔ）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戌兵，易田积谷以给军粮。太平七年诏：“诸屯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又统和七年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十五年，募民耕泺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

辽自初年即称农谷充羡，有振饥恤难之政。【景宗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使耕种之外有盐。
太袓汉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之滑盐县。其后得十六州地，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

有铁冶。
太袓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朮部多铁。“曷朮”，契丹语“铁”也。后平渤海，有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又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

有金银矿。
圣宗太平间，于黄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

因有银币。
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沿而用之。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铸。其后景宗铸乾亨新钱。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

又有牧畜之饶。
辽盛牧事，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道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

冀北宜马，海滨宜盐，自古艳称。铁冶之富，至今尤为全世界所重枧。
故其国“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得尽习汉风，自谓昔时元魏所不如”。【韩琦语。】
而其“法令简易，科役不烦，遂使一时民众绝其南顾之念”。【余靖语。】
如此一传再传，待宋室起来，再把中国整顿得成一个样子，而那隔绝沦陷在东北方面的民众，早已忘却他们的祖国了。
我们该从地理的横剖面上，来认取当时中国史上一种空前未有之大摇动。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1:16

第六编两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2
一、北宋帝系及年历    2
二、宋初中央新政权之再建    3
三、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 4
四、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6
（一）宋代之冗兵 6
（二）宋代之冗吏 8
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 13
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16
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16
二、庆历变政    19
三、熙宁新法    21
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28
一、熙宁新党与南人    28
二、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见之异同 34
三、道德观念与邪正之分 39
第三十四章南北再分*裂【宋辽金之和战】 41
一、金起灭辽    41
二、辽帝系及年历 42
三、金灭北宋    42
四、南宋与金之和战    43
五、南宋之财政 51
六、南宋金帝系及年历 53
（一）南宋 53
（二）金  54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2:24

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特殊的新姿态。

一、北宋帝系及年历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而亡。

二、宋初中央新政权之再建

自唐代镇兵拥立留后，积习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这是五代兵士拥立皇帝的第四次。【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从珂、周太祖郭威，皆由军士拥立。】
由不断的兵变产生出来的王室，终于觉悟军人操政之危险，遂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此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即建隆二年。】
自此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之弊遂革。
太祖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号“知州军事”。【自此诸节度使并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带都督名衔者，实不行都督事。诸路观察、采访、防御、团练、刺史皆遥领，不亲本州务。】

而地方长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时不仅诸镇节度使皆用勋臣武将，即不隶藩镇之州郡刺史，亦多以军功为之。至是始革。

继之置诸州通判。
凡地方军民政务，均须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吏钧礼。【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

县令亦分由朝官兼摄，称为知县。
知州、知县，论名义皆属临时差遣，非本职。故宋代州县守令，皆带中朝职事官衔。

从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其时地方政治，惟有刻剥诛求，猥迹万状。优诨至多以令长为笑资。宋祖以朝官出知县事，犹北齐武成时以世胄子弟为县令，亦一时救弊，非必全出于私天下之心。

各州又置转运使，处理各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悉输京，毋占留。【唐代地方财政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别。】从此地方财富亦归中央。【严惩赃吏，亦宋开国政治要政之一。】
又命诸州县各选所部兵士，才力武艺殊绝者送都下，【有“兵样”，为挑选标准。先以人，后以木梃（tǐng）为之。】补禁旅之阙。【称“禁兵”，为天子之卫军。】其老弱者始留州。【此为“厢兵”，属地方兵，罕教阅，多以给役。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既不能一时复兵于农，则此亦不失为权道。】

从此地方兵力亦移归中央。
吏治、兵权、财赋三项，脱离了地方军权【藩镇。】之分割，而统一到中央来，中国始渐渐有一个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府。

三、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

宋太祖凭借那一个比较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治机构，便可先来平复南方。【先荆南，次蜀，次南汉，（时贬号“江南”。）渐次敉（mǐ）平。】
太祖虽以杯酒释侍卫诸将兵柄，然其时在外郡以节度掌兵者犹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迁徒，或因致仕，渐以文臣代之。然守将之控制西北者类多久任。郭进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守关南凡十七年，董遵诲守通远凡十四年。其余十许年、八*九年不可悉数。所部筦（guǎn）榷（què）之利悉与之，军中事许从便宜。边臣皆富于财，得养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镇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纔踰（yú）一岁。】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

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
东晋、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为北方所宗。五代时，南方诸国，仅得唐末进士诗赋遗风，政治上并无传统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头绪，便能将南方诸国逐次收拾。
至太宗时，【吴越降附。】江南统一，再平北汉，而终于不能打倒契丹，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征。
太宗两次亲征，均败归，其死传系箭疮发。石晋开运阳城之战，耶律德光几不免，周世宗一举而下三关，契丹非不可胜。但太宗才弱，又无贤辅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则吴蜀不足平。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国本与汉唐不同。宋由兵士拥戴，而其建国后第一要务，【亦即宋室政权惟一生路。】即须裁抑兵权。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础，宋人亦一些没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zhá）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北方的强敌，【契丹。】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庇。这一层，宋人未尝不知。然而客观的条件，使他们无法改计。
张方平曾论其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六十九。】谓：“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张语止此。】
张洎（jì）亦论汴漕。谓：“汉兵甲在外，惟有南北军、期门、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张语止此。】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阳，曰：“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而晋王【即太宗。】力请还汴。太祖终不以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范仲淹又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为迁都计，而吕夷简目为迂阔。其先则畏难因循，其后又偷安苟且，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

大河北岸的敌骑，长驱南下，更没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黄河边上，而开封则是豁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平坦而低洼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时，边事偶一紧张，便发生根本动摇。【其时王钦若主迁南京，陈尧主迁四川，而并无主迁洛阳、长安者。正见此两地文化经济之衰落，至是仍一无恢复也。】幸而寇准亲征，始得有澶渊之盟。然而到底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险计。
此后宋辽遂为兄弟国，【宋兄辽弟，辽萧太后为叔母。】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是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是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以外复有西夏。
唐僖宗时，夏州裨（pí）将拓拔思敬，【本党项族。】预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三传军乱，拥立李仁福，不知于思敬亲疏；其后即西夏。然则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真宗时，西夏已陷灵州。【其时李继迁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骤强，【德明卒，子元昊立。】边患遂盛。范仲淹、韩绮以中朝名臣到陕西主持兵事，结果还是以和议了事。【陕西用兵只五、六年。】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
从对夏的示弱，又引起辽人的欺凌。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十万。【契丹主欲于誓书用“献”字，宋以“纳”字许之。辽史云用“贡”字，不可信。】

四、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
以中国已往历史而论，只要国家走上统一的路，以广土众民供养一个中央政府，除非穷奢级欲，绝不至于患贫。宋室之患贫，则因有几个特殊原因：
第一还是由于养兵。

（一）宋代之冗兵

无论秦、汉、晋、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创建，在天下平一之后，必随着有一个兵队的复员。只有宋代因事态特殊，唐末藩镇的积重难返，外寇的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开国时二十万（200，000）
太祖开保时三十七万八千（378，000）  内禁兵十九万三千（193，000）
太宗至道时六十六万六千（666，000）  内禁兵三十五万八千（358，000）
真宗天禧时九十一万二千（912，000）  内禁兵四十三万一千（431，000）
仁宗庆历时一百二十五万九千（1，259，000）    内禁兵八十二万六千（826，000）
英宗治平时一百十六万二千（1，162，000）内禁兵六十六万三千（663，000）
以上只是一个约略的计数。

陈襄云：“艺祖时有兵十二万。【张方平则云：不足十五万。】真宗时，三十余万。【曾公亮云：三十八万。张方平云：咸平中五十余万。挥尘录：咸平后增至六十万。】乾兴中【真宗末年。】始及八十余万。庆历时，一百余万。”【挥尘录：皇祐初兵一百四十万。】

要之可以见宋代兵额之递增。直到仁宗时，先后百年，而全国兵额增至七、八倍以上。
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并有营伍子弟听从本军，及有罪配隶等，然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其他尚有乡兵，由土人在所团立。】应募者非游手无籍，即负罪亡命。
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
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孙洙（zhū）谓：“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如此的军队，最易流于骄惰。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扉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骄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县。然三岁一迁，即无异一出征。故虽在平时，而军费时时等于征讨。
那时的军队，沿着五代积习，月廪岁给外，还有各项额外的赏赐。尤著者为三年一次的郊赉（lài）。
郊祀竭府库犒赏军卒，其事起于唐。肃、代以后，国用不给，乃不得不废祀。旧五代史梁太祖开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显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颁赏之记载。宋承积弊，不能荡涤，遂以三年一次为定例。【南郊执仗兵士一万七千四百余人。】

宋室的郊费，亦逐步增涨。
太宗至道时五百余万缗。以金、银、绫、绮、絁、紬平直赐给。
真宗景德时七百余万缗。又东封八百余万。
仁宗皇祐时一千二百万缗。
英宗治平时一千三百万缗。

其他复杂易稠叠。
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边，每季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cuàn）给者，有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袴。戍领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

据英宗时【治平二年。】统计，禁兵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厢禁军共费五千万，而此时天下所入财用，大约只有缗钱六千余万。养兵费占了全部岁入之六分五。【神宗时陈襄上疏。又孙洙云：“总户口岁入，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至于戍卒，则岁费一卒达二万。】
尹洙息戍【在神宗时。】云：“西北涇原、邠宁、秦凤、鄜（fū）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平骑卒与冗卒，较其中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

所以王安石要大声疾呼的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也。
神宗君臣虽力主省兵，然熙宁禁军籍尚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568，688），元丰又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612，243）。蔡京用事，兵弊益滋。军士逃窜死亡，阙而不补，悉取阙额封椿（chūn）为上供之需。又阙额不以实，上下共为姦利。靖康之难，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京师卫士，亦仅三万。宋竭国力养兵，而结果未得一兵之用。

（二）宋代之冗吏

为宋代财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则是冗吏。
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
太祖始平僭（jiàn）乱，收其府库，别藏之封椿库，国用之余悉入焉。尝曰：“俟满五百余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又曰：“北人若敢犯边，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过十万，我用绢二百万匹，其人尽矣。”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归来。真宗以下用岁币买和，与太祖设封椿库意义相差过远，自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让军人操握政权，亦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另一个家训。
宋室既不能荡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故宋王室的第三个历世相传的家训，厥为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压在武人的头上。
宋祖谓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虏于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进士一登第即释褐，待遇远较唐代为优。
唐进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须再试于吏部。【进士由礼部主试。】有屡试屡黜者。其中格人，仅补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选曹之集，或应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转入仕途。宋则一登第即释褐。

而登科名额，亦远较唐代为多。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以外，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不次。太平兴国二年时以郡县缺官。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或授京朝官，或倅（cuì）大郡，或即授直馆。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后遂为例。

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10260）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17300）人。【见曾鞏文集。】
进士应试已遍及全国，遂定三年一试之制。
唐虽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然其时贵族门第势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长官亦得自辟署，仕进路广，不专以科第。又闽岭黔峡，士人殊鲜。两河之外，复为寇境。故礼闱可以岁开。宋则贵族门第已灭，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权集于中央。社会文教之风更普遍，踰剑度岭者，往返需时，故礼部试不能岁开。

以后进士御试，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试皆有黜落，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斥于殿试者。相传张元以落第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宋室始囚张之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仁宗嘉祐二年，遂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

状元及第，更为士人无上光荣。
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职。此后状元及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胪（lú）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注视。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

竟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qiáng）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儒林公议引尹洙语，不知确否。然即非尹洙语，必其时有人作此语、存此想也。】仁宗朝进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辅者仅五人。
宋代如此优奖进士，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世界，渐渐再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

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处处要礼貌文官，使他不致对武职相形见绌。
五代以来，藩镇节度使诸武臣，非重禄厚赐不足餍其欲。宋既积重难返，又深惩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奖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禄夺武臣之权，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禄慰文吏之心。

宋室优待官员的第一见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杨亿上疏，极论当时吏俸之薄。谓：“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豈稽古之意？”其后乃逐有增益。兹举宰相、枢密使言之，有正俸，【钱月三百千。使相、节度使月四百千。】有禄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职钱，有从人衣粮，【七十人。使相、节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绫二十疋、绢三十疋、冬棉一百斤。
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hāo）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此等尽是陋规，盖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钱，【自二万贯以下。】有职田，【四十顷以下。】有茶汤钱，【无职田者如使臣之属，给之。】又有添给。【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贍家。】

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朝优待官吏之情态。
官吏俸禄既厚，而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其后日渐增多。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又时有额外恩赏。
此盖亦始于武臣。如雷有终平蜀，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hàng）、宋湜（shí）、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易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摶【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而宰执大臣更不得不优渥。故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辞赏，不许。

复有恩荫。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赉，自然文臣不应向隅，于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荫。【文臣仍得郊赐。故事宰臣枢密使银帛四千疋两，执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递减有差。庆历二年，节冗费，执政以上各减一千，三司使减三百，余亦递减，遂为定制。】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则加荫亦从武臣始。

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性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鬻卖朝恩，把异姓门客来充数。【金安节疏：“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
甚至甫莅位即得荫。【故范仲淹请在职满三年始得荫。】甫荫即给俸，【故阎日新疏，请自二十以上始给。】甫荫即服章。【故李会奏云：“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孙沔亦云：未离襁褓，已结搢绅。”】甚至未应娶妻，已得任子。【亦李会语。】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赵思诚疏。】
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范仲淹疏。】
此种优待条件，亦是逐步成立。
诞节之恩，起于至道。郊禋之恩，起于祥符。致仕之恩，滥于明道。遗表之恩，繁于真宗。又嘉祐推恩数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宁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补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便迁官秩，宋亦因之。真宗后以有谏者而罢，遂定三年磨勘法，则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给日繁。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张方平奏乐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见本院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五十余员。近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先领三班院，见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余员。”此奏约在仁宗庆历七年。】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内并幕职州县县官三千三百余员。】

以吏员冗禄言，
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97，850，000）。
仁宗时……一万二千万（120，000，000）。
英宗时……视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时一倍皇祐，四倍景德。】

文武两班，均如此受朝廷优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应向隅。故宗室吏员受禄者，
真宗天禧时……九千七百八十五员（9，785）。
仁宗宝元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员（15，443）。

所以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庙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
太宗至道末岁入22，245，800缗    岁出余大半。
真宗天禧末 150，850，100缗    126，775，200缗。  余24，074，900缗。
仁宗皇祐元 126，251，964缗          无余。
英宗治平二 116，138，405缗    120，343，174缗。又非常（临时费）11，521，278缗    不足15，726，047缗
将仁、英两朝与太宗时相比，岁入加了六倍。太宗时犹余大半，而仁、英时反闹不够。财政趋势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据宋史。朝野杂记所记有异，【盖本郑湜劄子。】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晁（cháo）说之元符三年应诏上疏，谓：“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政本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兹再举景德与庆历两朝几种商税之比数以见一斑。【此据张方平乐全集。又见朝野杂记。】
时代／税项商税酒课盐课和买紬绢  茶盐酒税总计
景德 450余万贯 428 355 景祐中诸路所买不及200万疋    1500余万缗
庆历 1，975 1，710 715 300万疋 3倍

兹再将景德、庆历全部税收作1个简比如下表。【据包拯奏议。】
   天下财赋  在京
景德岁入47、211、000匹、贯、石、两    岁入18、392、000匹、贯、石、两
   岁支49、748、900匹、贯、石、两    岁支15、404、900匹、贯、石、两
庆历8年岁入103、596、400匹、贯、石、两  岁入18、996、500匹、贯、石、两
   岁支　89、382、700匹、贯、石、两  岁支22、400、900匹、贯、石、两
包拯云：“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纳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
宋朝之所以积贫难疗，大体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juān）吸国家的精血。
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内部情形。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面逼桚，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

宋代政制，大体上沿袭唐规，而亦另自有他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级，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曰“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曰“县”。
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初，为十八路。下府、州、军、监三百二十二，县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宁二年，又析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二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

外官分“亲民”与“釐务”两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釐务官则专治一事，直属中央。如此则全部官吏几乎在性质或名义上，尽是为中央服务，而没有正式特设的地方官。【叶适谓：“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义若不久者，以轻其权。”】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有缺一二不并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务者。】
帅——安抚使……掌一路之兵民，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漕——转运使……掌一路之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宪——提弄按察使……掌一路之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覆。
仓——提举常平使……掌一路之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此谓之“部使”。唐之州、县，其上临之者不过一使；【汉之州牧，则并不预事，仅司考察。唐贞观时，亦专任刺史、县令，数年一遣大臣，以六条巡行，而吏治日蒸。开元末，始增置按察诸司，而官吏转失职。】宋有四监司，则州县更难奉承展布。【然宋代如寇准知巴东县、苏颂知江宁县、范纯仁为襄邑令、周敦颐知南昌县、王安石为鄞令、程颐为晋城令，地方亲民官尚多大贤，亦得跻高位，与后世尚不同。】而四司中尤要者为转运使，务令地方金榖财货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质，似乎只在为中央聚敛。
汉刺史以六条察郡国，不主金榖财货事。唐中叶乱后，亟于兵食，计臣始兼转运诸筦榷之名，而诸路置巡院官，掌赋调之式，委输之藏，然并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则有按察、採访、黜陟之使。宋则外权之重惟转运，一道百城，号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财赋之弛敛、恩泽之流壅、民政之惨舒，郡县观听其风棱，国朝倚办乎外务。提众职之纲辖，实方面之师表。顾名思义，以转运司为一路长官，豈非专于为中央务聚敛乎？

宋代的政制，既已尽取之于民，不使社会有藏富；又监输之于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财；而中央尚以厚积闹穷。宜乎靖康蒙难，心脏受病，而四肢便如瘫痪不可复起。
此层可与唐安史乱时相比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于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荆公不知先务也。

第二是宋代的谏官制度，又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
谏官始秦汉。
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

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
【按：此意犹稍存汉代宰相得兼统内朝之遗风。太宗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谏官得随入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则唐之崇谏官可知。】
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寮。
唐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huì）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

至宋代三省制废，
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与朝廷议论。【咸平四年杨亿疏：“尚书但吏部铨选，秩曹详覆，自余租庸筦榷由别使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于是废矣。”是尚书之权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于唐。】

谏议、司谏等官在门下、中书者亦废，遂有谏院。【别置谏院在天禧时。】乃脱离宰相而独*立。【仁宗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当时称“台谏”，几于并为一职。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
时称任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又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世讥仁宗世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见苏轼上神宗书。】
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已转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南宋后台谏遂不振，缘向来太恶习也。】

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即以财政一端论之，后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其三尤要者，为宋代相权之低落。宋代政制，虽存唐人三省体制，而实际绝不同。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枢密一职，起唐代宗后，仅如汉之中书谒者令。虽时称其权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职。五代更用士人，权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六召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宰相之失职可知。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来，兵寇频仍，经费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盐、铁。宋初犹袭其遗制，其后则三司骎骎脱离相权而独*立。宋史职官志谓：“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是也。其后王荆公为相，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整顿全国之财政，司马温公议其非，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得使两府侵其事。”

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宋史苏绅奏：“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涑水纪闻亦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置审官院、审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后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则议，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由禁中印画，降出奉行。自唐历五代不改。宋初，范质、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执政皆立而奏事。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故宋代虽称中央集权，而其权实不在宰相。人主虽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废相臣，集大权于一身。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3:19

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xū）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此即是范仲淹之伟大处。】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据史，戚长子维，为随州书*记，戚就养而卒，年七十三。书院复建于曹诚。宋史、宋元学案谓范依同文学，误也。】
惟仲淹之在睢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偕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唐为栖真观，周朴居之，后为普照寺。】
相传胡瑗接家信，【胡，江苏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内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是者三年。】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胡。】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二、庆历变政

由于当时士阶层之觉醒，而促起了在朝的变法运动。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

仁宗正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韩琦所荐，在陕与韩共事。】迨（dài）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末敢轻举。】一日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此于宋为殊礼矣。】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王室主动，不仅神宗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于范仲淹亦然。（时韩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是有名的所谓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兴学校，黜词赋，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择官长。五、均公田。【此条注重州县职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尽其职责。】六、厚农桑。七、修戎备。【此条主于近畿召募壮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减徭役。【此条侧重在并省县邑，则公人可归农，徭役可省。特举京西言之，次及大名，与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tán）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前一、二项从消极方面说，三、四、五三项就积极方面说。】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第六项主求富，第七项主求强，第八项则为消极的减政主义。】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韩琦陈八事在前。一、选将帅，二、明按察，三、丰财利，四、抑侥幸，五、进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谨入官之路。大体主张与范相似。】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陈十事前有一冒头，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将此与下陈十事，先后次序比观，其意显然。

要澄清吏治，治标的先务是明黜陟，抑侥幸，让贤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针对当时“磨勘”的制度而发。
仲淹说：“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众皆指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按：磨勘始祥符后。】

“抑侥幸”是针对当时“任荫”的制度而发。
仲淹云：“真宗皇帝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精贡举”，最为根本之事，一时难见成效。
仲淹主罢“糊名”，参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场规制日趋严密。然其弊则在仅凭一日文字之短长，而无从稽考其人平日之行义。】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而尤要在兴学校。时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择官长”，则从选各路监司官【按察使，由转运使兼。】下手，让每路的按察使来甄别各该路的官吏。
仲淹选监司，取班薄，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悉罢。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独仲淹主复府兵（第七项），以朝臣不赞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庆历三年七月，仲淹为参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挽不过举国汹涌的声势，终于许他卸责。【史称：“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

三、熙宁新法

宋朝事实上变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虽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反对王安石。

仁宗比较温和，因朝臣反对即不坚持。神宗则乾纲独断，尽人反对，依然任用。遂使后人对范、王两人评判迥异。
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就熙宁新政与庆历变法对照，其间亦有差别。
熙宁新政之荦荦大者，如青苗，
以常平籴（dí）本散与人户，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均输，
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便宜蓄买。
市易，
出公帑为市易本，市贱鬻贵，以平物价，而收其余息，并听人赊贷县官财货，出息二分，过期不输加罚钱。
方田，
以东西南北若干步为一方，量地，验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五等定税数。【此法始于郭谘、孙琳，欧阳修、王洙皆推称之。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即古万亩之田。百步为一小方，即古百亩之田。名“千步开方法”。】
免役，
五代以来，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负偿逋之责。以耆长、弓手、壮了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给官使奔走。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各以乡户等第差充。民不胜其苦，而衙前为尤甚。今听免役，据家赀高下出钱，由官雇役。单丁、女户原无役者，概输钱，谓之“助役”。
保甲，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战阵。
保马，
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直使自市，岁阅肥瘠，死病补偿。

大抵相当于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诸项。似乎王安石并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几项。似乎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至王之自负，则为盂子。】因范之政见，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治法；王则似乎单重法不问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神宗亦谓：“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而为之废法。”】

那时的官僚们，情形还是和范仲淹时代差不多。他们既不免为做官的立场来反对范仲淹，自亦不免要为做官的立场来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清吏治，只可反对。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则谓范仲淹“结游士，坏风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陆佃受经于安石，其告安石，亦谓：“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还为扰民。”】其时招受反对最烈者如青苗，反对派的理论多就实际人事言。【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则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尝谓：“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要当计利害多少。”】此为当时两派相争一要端。

即论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当时反对处。
如司马光论保甲：“籍乡村民二丁取一，是农民半为兵。又无问四时，五日一教，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又按：王安石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适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时，章惇、蔡卞皆乞复行保甲，而布独不欲。盖知其事繁扰，不欲轻举。
又荊公废弓箭社行保甲，正犹废常平行青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则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时人之同意。【韩琦主乡兵，司马光亦反对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当时曾布即不谓然。荊公则谓：“行市易劳费精神，正以不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

尤其是安石对财政的意见，似乎偏重开源；而当时一辈意见，则注重先为节流。
如青苗官放钱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则为一面抑富民之兼并，而一面可增国家之收入。在一辈反对者，则谓朝廷与民争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钱增岁收。论者则谓其聚敛，于庸外又征庸。

而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
刘挚上疏，谓：“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又陈次升谠论集谓：“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体德意，务求役钱增羡，元祐大臣，得以为辞。”
又按：熙宁青苗取息二分，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既取二分宽剩，复征头子钱，民间输钱日多，遂至宽剩积压。至绍圣复行新法，则青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额，不加抑配，助役宽剩钱亦不得过一分，而蠲（捐）减先于下五等人户。聚敛之意反不如熙、丰之甚。此亦可见荆公之刚愎，当时未能斟酌尽善，并为群小所误矣。【熙宁七年七月，吕惠卿以免役出钱未均，五等丁产簿多隐漏不实，由官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称“手实法”，则较之汉武算缗更为烦琐扰民矣。】
故陈傅良谓：“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之十数倍。以理财之名而务聚敛之实，其端实自荆公启之也。”

而且宋朝那时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修订财政法令之新机关。
司马光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可使两府侵其事。”又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司马光非之曰：“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扰乱其间。”又曰：“自置将以来，每将下又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诸州又自有总管、钤（qián）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虚破廪禄。”
神宗亦谓增置官司费财，而安石则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又增吏禄岁至缗钱百一十万有奇，主新法者皆谓吏禄厚则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赇（qiú）取如故。曾巩于元丰时中书议经费，谓：“臣待罪三班，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初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今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
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东西审官，【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掌铨文臣。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掌铨武臣。】与天下他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曾巩与王安石为文学挚友，而政治意见不同。神宗谓：“曾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可见安石新政诸人，少有以此等言进者。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谓：“以宗室言，皇祐节度使三，今则九。【三倍。】皇祐两使留后一，今则八。【八倍。】观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御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时为诸曹郎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陪。】景德朝奉郎以上【时为员外郎。】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议郎【时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议郎【时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势，有增无已。”
若依范仲淹所谕，岂得至是。南宋宝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赋税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盖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也。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谓：“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崇侈无度，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月支亦不过八十万。淳熙末，朝廷无事，乃月支百二十万，拟于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银绵绢不与焉。”官冗则费不节，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

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群书考索续编：“嘉祐推恩裁数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宁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远，求田问舍之不暇，何暇谋国家事哉!”元丰三年行新官制，仍无救于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
朝廷文移下尚书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监，又下所领库务。自下达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禄勋。户部之有司农，主客之有鸿胪，驾部之有太仆，库部之有卫尉，工部之有将作军器，水部之有都水监，皆重叠置官，例可减省。”按：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汉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于宋而令长过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费，而安石不主节省。
熙宁元年【时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勿赐金帛。司马光谓：“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主听之。安石谓：“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只缘无善理财之人。善理财则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夺民，害甚于加赋。”
今按：南郊赐赉，本属陋规。大臣辞赏，其意甚是，与辞禄不同。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量亦不能急激增进。依宋室当时实况，颇多可撙（zǔn）节处。安石只谓“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患在治财无其道”，【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语。】不知治财之道。亦有一部分必从撙节入手。否则徒求开源，而浪费日增，如与影竞走，终无及理。

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岁入，已两倍于唐，至熙宁时当不啻二、三十倍。韩琦论青苗，谓：“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随亩有农具、牛皮、盐钱、面钱、鞋钱之类，凡十余名件，谓之杂钱。每遇夏秋起纳，官中更将绸绢斛斗低估价例，令民将此杂钱折纳。又每岁将官盐散与人户，谓之蚕盐，令民折纳绢帛。更有预买，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今按：宋代租额，已七倍于唐。【见林动政本书。又谓：“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今复于两税外增免役、助役钱，【役即庸也，两税中已兼租庸调。】反对者谓“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语非无理。又于额用已足外，复增取二分谓之“宽剩”，则下户、单丁、女户更困。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农民何以堪？

而熙宁、元丰的财计，居然一时称富，则掊克聚敛，自然难免。
苏辙谓：“善为国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毕仲游与司马光书谓：“以诸路所积钱粟，一扫地官，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焘亦谓：“熙宁、元丰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据此不仅中央多积，虽州县亦有盈，惟民力为难继耳。】陈次仲谠论集上徽宗论中都费用状亦谓：“臣闻元丰库昔年所积财帛甚多，近岁开边，支遣殆尽。”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几许重要事件。
程颢本赞成新法，其后亦转入反封派方面。尝谓：“众心暌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

而且还带有急刻的心理。
范纯仁告神宗：“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功急就，必为憸（xiān）佞所乘。”程、范所言，实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巩亦曾致书安石细论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熙宁二年为相，至熙宁六年，先后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王安石参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庐秉、王汝翼、鲁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五月，翰林学士郑獬、知制诰钱公辅罢。六月，御史中丞吕诲罢。】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觊贬。知谏院范纯仁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罢。】
　九月行青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罢。】
　十一月  颁农田水利约束。
　闰月置诸路提举官。
三年十二月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罢。十月，翰林学士范镇致仕。】
四年二月更定科举法。【四月，出直使馆苏轼。七月，监察御吏里行刘挚罢。又贬御史中丞杨绘。】
　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
　五月  行保甲养马法。
　八月  颁方田均税法。
　六年九月  收免行钱。【四月，枢密文彦博罢。】

此等新法，即谓用意全是，大体上非长时间慎密推行，不易见效。
如方田均税法，亦先有行者，而不胜其弊。欧阳修初亦主均田，【见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谓其不便。【祥长编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渐，又必有善体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实际吏治的情况。
熙宁六年张商英上五事札子谓：“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议论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缓图之，则为大利；不然则为大害。愿陛下与大臣安静休息，择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复兴，终莫见其成矣。”张氏此言，可与上引范纯仁说同看。新法利弊，尽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无论立法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可复缓。安石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进，至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为竭力奖进王安石之前辈，司马光为安石同时好友，程颢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实为安石失败之最大原因。苏轼奏论新法，谓：“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时反对新法者大体皆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唐介言安石“好学泥古”，孙固言安石“狷狭少容”，皆中其病。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此韩琦语。】
　

熙宁七年四月，权罢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后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丰八年神宗卒，先后一共不过十七年。即使举朝一致，尽力推行，此等各项新制，均牵涉全国经济民生，未必即可有稳固之基础与确定之成效。何论其常在议论喧豗（huī）、意见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废。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安石未免自视过高。
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安石初相，争新法，议论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说他们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卜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顾群情矣。】又固执不受人言。【当时谓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之狂论。】

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当时批评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于如吕诲等遽（jù）骂安石为大奸大诈，时新法尚未行，即司马光等亦觉吕诲弹之太过，宜乎不足以动神宗之信托。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觊开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处。】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熙宁元年，富弼入觐（jìn），神宗问边事，弼曰：“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时神宗年二十，方锐意有为，闻弼语，为之默然。安石相，始务拓境。神宗问王韶边费，安石喻韶不必尽对。然自王韶开熙河，种谔开绥州，而徐熙卒有永乐之败。事在元丰五年。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对辽则割让河东地七百里。事在熙宁八年。惟先有意于边功，遂不期而亟亟于聚敛耳。

南宋时，陈亮评安石新政，从宋代建国的本原立论，可谓中其症结。
亮谓：“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兴，藩镇拱手以趋约束，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juān xuē）之。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其实欲藉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专；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本末，真不足以谋国也。”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俱足的社会。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别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

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
安石新法，虽为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盖就大体言，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4:08

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一、熙宁新党与南人

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
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
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则系事实。】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传：“真宗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论也。’真宗乃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时有宓（mì）谶，云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贤无方之义”云云。见曲洧（wěi）旧闻。真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荐，与进士并试，赐同进士出身。寇准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又陆游谓：“天圣以前多用北人，寇准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
晁以道尝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锴、铉（xuàn）】以儒学，二杨叔侄【紘（hóng）、亿。】以词章，刁衍、杜镐（gǎo）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

在野学校之提倡，【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及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在朝风节之振厉，【范仲淹为祕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此始。】文章之盛，【尤著者为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鞏、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皆以布衣，修游其声誉。宋之文学，莫盛于是。】朋党之起，【晏殊平居好贤，当世之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仲淹以殊荐为祕阁校理，承殊风益进。学者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推俸以食四方之遊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罢知饶州，尹洙、欧阳修、余靖皆坐贬，朋党之论自是兴。】皆由南士。

司马光与欧阳修为贡院逐路取士起争议，这里便已十分表见出当时南方文学风气已超驾北方之上远甚。
司马光谓：“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欧阳修非之，谓：“国家取士，惟才是择。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东南州军进士取解，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比之东南，十倍优假。东南千人解十人，初选已精。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优假，初选已滥。广南东西路进士，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一就省试即归，冀作摄官。朝廷以岭外烟瘴，亦许其如此。”
据司马、欧阳两人主张，可见当时北方文风已远逊南方。不仅取解人数不能相比，且北方多考明经，南方多考进士。自唐以来科第，即以进士为美，非进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不得及第。后世遂谓文学诗赋盛于南方，不知中唐以前，殊不尔也。【进士、明经，难易荣辱绝不同。唐人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则曰：“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欧阳修诗句）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人故事。）有司具茶汤饮浆。试经生，悉撤帐幕、毡席之属，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黔其吻。又曰：“焚香取进士，瞋目待明经。”设棘监守，惟恐其传义。盖明经试先帖文，掩其两端，中间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得四、五、六即为通。帖文后口试大义。后停口试，改墨义十条。宋吕夷简应本州乡试卷：“‘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又：“‘见有礼于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鸇（zhān）之逐鸟雀也’谨对。”又题：“请以注疏对。”则对：“注疏曰云云。”如有不能对，则曰：“未审。”明经仅于记诵，故为人贱视。史称：“五代干戈抢攘，而贡举未尝废，惟每年所取进士，其多仅及唐盛时之半。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唐时所取甚少，而晋、汉后明经诸科，中者动以百计。”然则北方士人多考明经，盖自五代丧乱，文章坠废。而南土较安，故诗赋文学日盛也。】

熙宁间，王安石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科，而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极少。哲宗以后，遂许齐、鲁、河朔五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诸老即北人为多。】时谓“北人质厚，不能为文辞”，其实中唐以前擅文辞者，多北人也。【中唐以下，则诗人以江南为多矣。】陆佃（tián）在元丰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劄子，谓：“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则在南人意见中，尚觉南士机会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制，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诚使公开竞选，北人到底争不过南人，不得不以此为调节也。【又按：唐韩愈欧阳詹哀辞言：“闽人举进士自詹始。”则当时闽人举进士者必甚少。此后三百年，至宋中叶，闽进士常六、七百人，居天下五之一。流寓他处，及占名数京师入太学者，尚不在内。新党人亦以闽人为盛。当时称吴、楚、闽、蜀。】

南北两方文风盛衰之比较，后面即反映出南北两方经济状况之荣枯。
司马光谓：“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盖文学、政事必待于师友风尚之观摩，社会声气之染习。大抵当时北方社会，经济日趋枯竭，故士人不能游学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游学者盛。当时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欧阳修辈，皆以南人居京朝，为名士之领袖，风气之前导也。

因此当时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之感。
李觏（gòu）长江赋谓：“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惟恐不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此乃一种极激昂之不平鸣也。

而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
宋人笔记谓：“治平【英宗。】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说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却充分表现出北人讨厌南人当权用事之心理。

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侯、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陈旭，【升之。】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陈旭。】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说不知确否，然必当时北人有以此论南人者。】又司马光与吕惠卿在讲筵，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挐（rú）。上曰：“相与论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光。】气貌愈温粹，而吉甫【惠卿。】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刘挚谓：“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盛，汉、唐党祸必成。”挚对神宗，自言：“臣东北人，不识安石。”其言正足代表当时两派之态度也。】除却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旧党争，实在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在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之转动上，为一种应有之现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见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见为有害的。
罗从彦遵尧录谓司马光所改法，无不当人心，惟罢免役失之。王安石免役，正犹杨炎之均税，东南人实利之。今按：罗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则役重，当时东南之役，谅必较重于北方也。【治平四年九月，司马光论衙前有云：“臣见国家以民间苦里正之役，改置乡户衙前，又以乡贫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数，选物力最高为一户补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向差里正，例有更番，借使乡有上等十户，一户应役，则九户休息，可以专意营生。今衙前乃一概差遣。其有力人户常充重役。自非家计沦落，则永无休息之期。以为抑强扶弱，宽假平民，殊不知富者既尽，贫者亦必不免。臣尝行村落中，见农民生具甚微，问之，曰：‘不敢为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据此，则北方苦役亦甚矣。盖当时官户不役，客户不役，官户既北多于南，客户亦以江、浙为独少。北方社会既贫困，而又免官户、客户，赀力高者不多，则被差更密，（如富乡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三百万；贫乡一等户五户，计赀五十万。富乡十五年一周，贫乡五年一周。富乡犹有休息，贫乡败亡相继。）故轮役者更见其苦。然则北方之反对免役者，必为盛拥客户之官户可知，文彦博告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正在此等处也。”】
推而言之，如均输法当亦于南方特利；而保甲、保马诸政皆推行于黄河以北，民间觉其骚扰，南方则不知也。【王岩叟谓：“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汤火。”又韩魏公家传卷九有云：“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抑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他大姓固不愿请领苗钱”云云。则反对青苗者又必为盛拥客户之大姓，而客户固以江、浙三路为独少。此又新法南人便之、北人恶之之一例。】
田赋宋代最不均，景祐时谏官王素及欧阳修等皆主均赋，至嘉祐时复遣官分行诸路均田，然俱无成功而止。欧阳修初主均田，后遂言其不便。元丰间，天下垦田凡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马端临谓：“前代混一时，汉元始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余顷，隋开皇时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千余顷，唐天宝时，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余顷。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四倍有余。虽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半为边障屯戌之地，垦田未必倍蓰（xǐ）于中州。”
治平会计录谓：“田数特计其赋租以知其顷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宋制官户占田多得免赋。如宋史高觌（dí）传：“王蒙正恃章献太后势，多占田嘉州。诏勿收租赋，觌极言其不可。”又食货志：“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未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无过三十顷。”又柳约传：“绍兴元年，约以军兴科需百出，请官户名田过制者，与编户一同科赋，从之。”然则仁宗限田，亦限其不科赋之额耳。此亦宋田赋不均一要端。然则此所谓‘扰民’者，官户亦其主矣。】
又食货志言：“天下荒田未垦者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间，相继开垦。然凡百亩之内，起税止四亩。欲增至二十亩，则言者以为民间苦赋重，遂不增。”以是观之，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于十之七而已。此等脱逃租赋之田，惠泽岂真下及于贫民？朝廷一行均田，豪强必多方阻挠，结果则所谓均者，依然不均。
史称：“元丰八年，神宗知官吏奉行方田多致骚扰，诏罢之。”则均田之难行可想。【哲宗时，毕仲游上疏：“田制未均，患在迫于富家大室而恤之甚。名田不行，则在上之人贵者。”徽宗时，蔡京等又言方田，臣僚言：“方量官惮于跋履，一任之胥吏，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十七亩者，虔之瑞金县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而增至一贯四五十者，虔之会昌县是也。望诏常平使者检察。”遂诏罢之。南渡后，林勋政本书论此甚详。朱子知漳州，条奏经界状，细民鼓舞，而贵家豪右，胥为异端以摇之。卒格不行，迄于贾似道而有买公田之举。是方田实宋代一要政，而其行之难见效而易滋弊亦可知。】
初，欧阳修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
王安石行均田自京东路始。疑当时田租不均，亦北方为甚。【以其沿五代而来。】则反对均田者，恐亦北人为多矣。【宋代逃田之外，又多逃丁。西汉户口，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十户为五十二口。唐盛时十户至五十八口。宋元丰至绍兴户口，率十户二十一口，一家仅两口。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在上赋税之轻重，与在下私弊之多少，亦相比例。政府不先务轻赋，则此等弊亦难革。王明清挥尘录谓：“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三亩之地，止收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政和间，尽行根刷，人不堪命，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河北蜂起。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钟相、李成之徒皆是也。”然则借为法治之名，而图括削之实者，其为祸又可见矣。】

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党尽斥，而所斥的即是南人。
元祐元年，王严叟入对，言；“祖宗遗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确、章惇（dūn）、张璪（zǎo）皆南人，恐害于国。”

其后蔡京擅权，南人又得势。
陈瓘（guàn）弹蔡京云：“重南轻北，分*裂有萌。”按：陈乃南剑州人，其论盖就当时实情为持平也。又按；元祐朝首主“绍述”之论者为李清臣，乃大名人，韩琦之婿。当时讥其“趋时，嗜权利，意规宰相”。此所论新旧南北之分，特就大体言，未能一一吻合也。

所以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
蔡确，泉州晋江人。【附吴处厚，邵武人。】吕惠卿，泉州晋江人。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苏州。曾布，江西南丰人。安惇，广安军人。【在四川。】蔡京，兴化仙游人。弟卞，安石婿。此皆与新法有关。此下如黄潜善邵武，汪伯彦祁门，秦桧江宁，丁大全镇江，贾似道台州，亦皆南人。故陆游谓：“班列之间，北人鲜少。”而陈亮谓：“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也。”【苏天爵滋溪集谓：“故老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士，起居服食，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

而元祐诸君子，则大多是北方人。他们中间却又分洛、蜀、朔三派。这三派里面，便无闽、楚南方的分。【当时所指楚人，乃江西以东耳。湖北荆襄不在其列。春秋楚人亦南方文化一大结集。自战国经秦白起之兵祸，流*亡窜闃（qù）焉无一人物出于二百年间也。
光武起于南阳，迄于东汉之季，而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材智勇力之士，又森然出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至宋皆为下州小县，乃至无一士生其间。
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独为东南之望。一地人文之兴衰，大抵观其所受兵祸洗荡之程度也。蜀人自荆襄转中原，其风气乃与大江下游转不接。】

二、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见之异同

熙宁、元祐新旧党争后面带有南北地域关系，而元祐北方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洛，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以刘挚、王严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至绍圣初，同以元祐党窜领海外。】后面也带有政治意见之不同。
其中洛派【中原派。】所抱政见，大体上颇有与王安石相近处。他们都有主张将当时朝政徹底改*革。
程颢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即力劝神宗勿因一时反对而灰其改*革之气。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论帝王必立师傅，及井田、学校、兵归于农，及吏胥用士人等，皆与王安石议论相合。

他们对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论，是有名的所谓“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汉、隋、唐是“霸道”。他们主张将唐、虞、三代来换却秦、汉、隋、唐。
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问为治所先，曰：“先择术。”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至要、至易，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其实所谓唐、虞、三代，只是他们理想的寄託。他们的政治见解，可以称之为“经术派”，或“理想派”。他们主张将理想来徹底改造现实，而古代经籍，则为他们理想辩护之根据。
同时关中张载与洛阳二程相呼应，其政治理想，亦大体相似。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chī）一人而定。”尝欲买田一方，尽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未就而卒。又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此即安石所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之意。】以吕公著荐得召见，问治道，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神宗大悦。然张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当较安石更为迂阔。

其先程颢本助安石。【熙宁二年，安石遣刘彝等八人察农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颢。】
安石因廷臣反对乞退，程颢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宁三年二月。安石复视事，颢等乃私相贺，见长编记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后程颢终与安石分手，则因安石偏执，不惜与举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论已见前引。】
程颢尝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此乃洛学与安石根本相异处。【二程尝谓：“介甫拒绝言路，进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则是他已去，不知却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众心既定，风俗已成，其何可遽（jù）改？”又曰：“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至于论及识见，尚谓安石“高于世俗”。【程颢云：“介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故洛派于元祐排斥新政，并不完全赞成。
上蔡语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祸，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青苗，且放过，又是何妨。’伊川十八岁上仁宗书，谓应时而出，自比诸葛；及后应聘为哲宗讲官，则自讲读之外无他说；可见程氏在元祐时，并不能大张其学。当时谓：“伊川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与语，直是道得下。”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气较和易温粹耳。

朔派是正统的北方派。他们与洛阳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经验。【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则主逐步改良。【朔。司马光谓：“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故一为“经术派”，而一则为“史学派”。
新学者以通鑑为元祐学术。政和时，诏士毋得习史学，即以斥元祐。陈了翁则云：“变故无常，惟稽考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王氏乃欲废绝史学，而咀嚼虚无之言，其事与晋人无异。”又了翁弹蔡京云：“灭绝史学似王衍。”此皆以元祐为史学也。新党则奉王安石为经学，与洛学路径较似。南渡以下，洛学渐盛，遂与新学兴争端。秦桧、赵鼎迭相，鼎主程颐，桧主王安石。桧死，高宗乃诏：“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谢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朱陆意见不同，亦尚隐有一袒伊川、一护荆公之迹。盖新学与洛学自为近也。

故洛学、新学同主“王霸之辨”，【程颢上神宗皇帝书，有一篇专论“王霸”。】而司马光则不信此说，可为他们中间最显著的区别。
洛、蜀、朔分党，司马光已死，光不在党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马光弟子。光谓：“合天下而君为王。分天下而治为伯。方伯，渎也。天子，海也。小大虽殊，水之性奚以异？”又曰：“后世学者以皇帝王霸为德业之差，谓其所行各异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与秦、汉、隋、唐绝异。因此他们不肯为复古之高论。他们政术似乎只主就汉、唐相沿法制，在实际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复兵农合一之古制，此为洛学所赞同。司马光则谓：“太祖定天下，曷（hé）尝用民兵？”此等议论，颇近于蜀派矣。后朱子谓：“京畿保甲，荆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时温公废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学，政见亦与荆公近也。
又洛学与新学皆推尊孟子，而司马光著疑孟。孟子论政偏于理想，王霸之辨即从孟子来。熙宁初，王安石欲复经筵坐讲之制，元祐间程颐亦争坐讲。陆佃【陶山集卷十一。】谓：“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輙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臣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
陆象山荆公祠堂记即发挥此义。程颢上神宗书极论帝王必立师傅，新学、洛学皆欲以师傅之尊严，驾汉、唐君臣形迹之上。此义亦本孟子。而蜀、朔两派则毋宁谓其态度乃偏于尊君。此亦经史、王霸之大辨也。【洛党、新党主尊师，即主尊相，总之求以学术超驾于君权之上也。此等理论接近儒家，偏于理想而为趋新。
朔党、蜀党则主尊王，仅就汉、唐以下历史事态立说，偏于现实而为守旧，又近似于法家也。南宋时朱子尚极论之，谓：“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才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间如可得同心理会事？”（语类一二八。）
朱子此等议论，正与陆象山荆公祠堂记抱同一态度。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语类一三四。）若照当时洛党、新党理论，所谓王霸之辨，政治必须有一番徹底改*革。张浚之报苗傅，亦谓：“废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专之”，此等皆所谓宋儒议论也。此后元、明、清三朝，正向此项理论加以迎头之挫压。元、清两代以狭义的部族政权为骨干，自不乐此项理论。明太祖虽驱逐元人，却见解不能到此。其后张居正乃大呼尊君卑臣，谓是祖法，深仇讲学之士，遍毁天下书院，则真是中国传统之所谓法家，即朔党、蜀党亦不致出此耳。】

这一种态度，其好处，在于平稳不偏激，切于事情。而其弊病则在无鲜明之理想，因应事实不徹底，结果陷于空洞与懈弛。
神宗初议并营，文彦博、苏轼等皆以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卒从王安石议。时又议拣汰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马光、吕公弼、陈荐、李常先后论奏以为非宜，帝手诏拣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冗兵大省。【自熙宁至元丰，兵饷岁有销并。】此等处见新党之锐气敢为。旧党论节财省用，固为胜于新党。然节财省用之大者，莫如去冗卒，而旧党顾又因循持重，此正襮（bó）露旧党之弱点。

元祐力反熙宁，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过激。
元祐初，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即范纯仁、苏轼亦皆争之。】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可见绍圣之政，亦元祐诸老有以激成之矣。蔡确新州之贬，遂造循环报复之端，【范纯仁、苏轼亦力争之。】此皆其已甚也。

他们除罢免熙、丰设施外，自己却并无积极的建树。
后人谓：“元祐诸君子，若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遊卒岁。”此正道著元祐病痛。至拥载高后，谓以母革子，借母后临朝之力，置哲宗于不顾，更为失策。无论理论不圆满，而幼主年事渐长，高后一崩，反动遂起，亦元祐诸臣自有以召之。【在尊王理论之下，亦惟有如此。】

财政无办法，更不足以关折主持新政者之口。
元祐年四月，王安石卒。八月，范纯仁即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榖敛散出息之法，此即“青苗”也。以台谏交争而罢。然可以见元祐不可久矣。曾布谓：“神宗时，府库存充积，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为臣坏三十年之大计，恐未公。”【通鉴长编。】毕仲游【洛派。】与司马光书谓：“当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元祐诸老徒责王安石用言利臣，然政府不能常在无财乏用中度日。元祐能废新法，而不能足财用，则宜乎新法之终将复起。

大程似乎颇见司马光才不足负当时之艰难。
二程语录：“伯淳道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

而温公于伊川经筵进讲，亦有不满。
刘元成言：“哲宗尝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今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乐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

这两派在政见上本不相近，只为反对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论人品的一点上，两派却绾合起来了。
司马光尝谓：“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见遵尧录。此处确又是儒家正统也。】又仁宗时，光上疏论理财三事，乞置总计使，云：“宽恤民力，在于择人，不在于立法。”又曰：“为今之术，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则光非不主理财，惟其意见自与安石大异。【惟此等意见，在安石未相，政局未动摇前，尚有济效。在安石相后，政局已变，则仅此不足救时。大抵温公之人与学，俱是人参、甘草也。】

又一为蜀派。【西南派。】蜀派的主张和态度，又和洛、朔两派不同。他们的议论，可以苏氏兄弟【轼、辙。】为代表。上层则为黄老，下层则为纵横。尚权术，主机变，其意见常在转动中，不易捉摸。他们又多讲文学，不似洛、朔两派之严肃做人。
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此事在洛派极端赞成，而蜀派则认为“多事”。【苏轼反对兴学校之理论云：“治人在于知人，知人在于南实。治宫室，养游士，置官立师，不帅教者屏之远方，是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诗赋为经义，此层洛学自所赞成，朔派亦不反对。
治平元年，光有定夺贡院科场不用诗赋，已开王氏先声。又治平二年，乞令选人试经义，则光对此事，见解与安石一致。故谓：“神宗皇帝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诚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

而苏轼仍生异议。
谓：“兴德行在于修身格物。设科立名，是教天下以伪。策论、诗赋，自政事言之，均为无益。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毕仲游【西台集。】则谓：“汉、唐诸儒，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应举，经术但为利禄之具，尊经术而反卑之。举子止问得失，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经义欲合司马光。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诗赋虽欲取合而无由。习诗赋，必须涉猎九经，泛观子史。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涉猎泛观，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聪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见于大。至于经义，则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知一经而四经不知。诗赋声律易见，经义散文难考。诗赋出题无穷，经义问目有尽。诗赋必自作，经义可用他人。诗赋惟校工拙，经义多用偏见。”【刘挚立论亦略似。】似较苏辨更为就实。
王安石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自为正论。苏氏轻为立异，殊若无谓。至毕、刘所争，则事后流弊实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此亦唐宋人才转变一大关键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举时文之弊，请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求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全用苏氏议论，舒议遂寝。文人一时标新立异，其见解乃足贻误六、七百年后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苏氏兄弟初亦反对。【苏辙谓：“役人必用乡户，如衣之必用丝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换。”】其后司马光复差役，苏氏却又不赞成。【苏轼云：“役可雇，不可差，虽圣人复起，不能使农民应差。王安石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马光亦曾极论衙前之害，至是乃排众议而复役，亦可惜也。】
他们的学术，因为先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此层所以与洛学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此层所以与朔学异。】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词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此层却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词也。欧阳修、张方平等较前辈的南方文人，亦颇有近于蜀学者。】

后人说他们【苏氏兄弟。】“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转手之间而两论立。”【陈龙川语。】但就其对新学之反对而言，则蜀、朔两派早就志同道合。【最先反对荆公者为吕诲、苏洵、张方平。张方平南人，其学却与蜀派相似。三苏自蜀来，张方平、欧阳修为之延誉。荆公独不许老泉，由其学术路径不同。相传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可见荆、蜀路脉早别矣。】
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却又有些处似与洛派的意见较近。【此便是蜀派态度始终一贯处，并非先后有变。】但就学术意味言，则洛、蜀两派的裂痕，毕竟最难弥缝。【以后朱子承洛学，极抵蜀学，谓：“东坡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又谓：“荆公、东坡门人，宁取吕吉甫，不取秦少游辈。以吉甫犹看经书，少游翰墨而已。”（此刘后邨转述，见文献通考。）】

先秦诸子，虽则异说争鸣，但他们都没有实际把握到政权，因此在学术上愈推衍，愈深细、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为秦相，便弄出焚书坑儒的事来。西汉窦太后在朝，赵绾、王臧亦见杀。】北宋诸儒，不幸同时全在朝廷，他们的学术意见，没有好好发展到深细博大处，而在实际政治上，便发生起冲突。既为群小所乘，正人见锄，学术不兴，而国运遂中斩。

三、道德观念与邪正之分

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因此每每以学术思想态度上的不同，而排斥异己者为奸邪。这又足以助成他们党争意见之激昂。
温公论张方平为奸邪，而苏氏父子则推之为巨人长德。程颐，洛学奉为圣人，而苏轼谓：“臣素疾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其人亦极论新法之非。】劾伊川疏谓：“其人品纤污，天资憸（xiān）巧。”刘安世至目程颐、毕仲游诸人为“五鬼”。谓：“搢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齿。”【刘挚则谓颐“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

刘彝、【胡瑗弟子。】程颢明明是君子，但他们亦赞成新法。【刘彝因赞成新法，宋史与沈括同傅。然沈括辈亦未必是小人。】
王安石主新政，至多亦只能说他学术差了，不能说他人品奸邪。【此层朔党人亦言之。刘安世元城语录谓：“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卢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进言之过。”】

尽目熙宁新党诸人为奸邪，其事在当时洛学一派即所反对。
温公在朝，欲尽去元丰间人。伊川曰：“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今诸人才皆可用，且人岂肯甘为小人？若宰相用之为君子，孰不为君子？此等事教他们自做，未必不胜如吾曹。”侯仲良曰：“若然，则无绍圣间事。”

范纯仁亦主消合党类，兼收并用。【曾子开谓：“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无绍圣大臣报复之祸。”按：纯仁乃仲淹子，亦反对新法，元祐时为相。然其政见实与朔党不尽同，曾向温公争差役不得，叹曰：“若欲媚公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元祐元年四月，再散青苗钱，议出范纯仁。时议贬故相蔡确，范持国体欲营救，刘安世等力弹之。】

惜乎当时朔派诸人，“忠直有余，疾恶已甚，遂贻后日缙绅之祸”。【此邵伯温语，见宋史本传。】
且过重道德，转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致官场皆重小节，忽大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李清臣著明责篇【宋文鉴一〇四。】谓：“古者用人，视成不视始，责大不责细。今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气折。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谨洁无过，将任以天下之责。今罢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尝指天下之不治为之罪。纠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尝指郡邑之不治为之罪。迁谪将帅，以庖厨宴馈之间，微文细故之末，未尝以蛮夷骄横兵气弗强为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朝廷大计，生民实惠，卒无有任者。天下之大，万官之富，常若无人。英绩伟烈，寂寂于十数载，抱才负志不得有为而老死沉没者，相望于下，可不惜哉！”

南方一种奋发激进之气，暂时为北方的持重守旧所压倒。但是不久即起反动，于是有所谓“绍述”之说。【哲宗亲政，遂反元祐之政。改元“绍圣”。】元祐诸君子尽见黜逐，嗣是遂有所谓“建中靖国”。【哲宗崩，徽宗立，又尽罢新党，复元祐旧臣。嗣改元“建中靖国”，欲立中道，消朋党。】蔡京用事，【司马光尽罢熙、丰之政，惟罢雇役，复差役，最于人情未协，又为期五日，同列皆病其太迫。时蔡京主开封府，独如约。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及绍圣时，章惇相，议复免役法，讲议久而不决，蔡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新旧相争的结果，终于为投机的官僚政客们造机会。相激相荡，愈推愈远。贫弱的宋代，卒于在政潮的屡次震憾中覆灭。【徽宗时，陆佃言：“今天下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饵辅养，须其平安。苟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宋室即在新旧两派更互改作中断送。新派亦非无贤者，而终不胜意气私利之洶涌。两党皆可责，亦皆可恕也。】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5:37

第三十四章南北再分*裂【宋辽金之和战】

一、金起灭辽

宋、辽在长期和平过程中，两国内政乃至国防趋懈弛而腐化。金人突起乘其隙，两国乃继踵覆没。
金起于混同江、长白山之间。【初为靺鞨（Mò hé）氏，元魏时分七部，唐初有黑水（黑龙江）、粟末（松花江）两靺鞨。粟末建渤海国，黑水为役属。契丹灭渤海国，黑水之附属契丹者为熟女真，不在契丹籍都为生女真。金则生女真也。】

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丽、东瀛。
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辽圣宗开泰八年，女真曾以巨舰五十艘由图们江口泛海南航。其船长九十余丈，或六、七十丈不等；一船之楫三、四十，载人五、六十。越高丽东岸，抵东瀛对马岛、壹岐岛，并攻入福罔湾，虏杀甚大。事见东瀛记载。并类此者不止一次。据史载，远自宋太祖建隆年间，即曾泛海至宋卖马。盖女真与渤海同族，据日史记载，渤海盛时，与日交通见记录者不下五十余次。渤海覆亡不久，女真崛起，遂变和平之商路为征伐之航程。及其海上之活跃渐歇，乃转而为陆地之侵扰。

其始抗辽，兵不满万。
辽天祚帝荒淫，常市名鹰海东青，道出女真境，女真苦之。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女真叛辽，诸部皆会，得兵二千五百人。十一月再胜辽，兵始满万。时辽人已大震惧，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制”之谚。

及其吞辽取五京，前后不出九年。
政和五年，女真始称帝，国号金。辽使议和不成，辽主亲征，又内乱，中途归，金蹑败之，取辽黄龙府。（黄龙府位于农安古城。）【时金兵有二万。】政和六年金取辽东京。重和元年，宋遣使浮海约金夹攻辽。宣和二年，金取辽上京。三年，侵辽中京。四年，取之，又取西京。宋童贯袭辽败绩，金又克辽燕京。至是辽五京全为金有。金自始起至是，前后九年，侵地及吉、辽、热、冀、察、晋六省。

自金始起至辽灭，前后不出十二年。
宣和七年二月，金获辽主延禧，辽亡。自阿骨打称帝至是，凡十一年。【自始起至是十二年。】

二、辽帝系及年历

辽凡九主，二百十九年。【辽亡后，建西辽国，复延八十八年。然西辽立国，亦多仗汉人。】

三、金灭北宋

辽亡，金氛队及宋。
宣和五年，宋金始构兵。【是年，金阿骨打死，弟吴乞买立。】
七年十月，金分两道入寇，【一路自西京（今大同）入太原，一路自南京入燕山。】徽宗传位太子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于是有靖康难。
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河。【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步兵犹未渡。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围京师，议和条件如下：
宋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表段百万匹，牛马万头。
尊金主为伯父。
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以宰相、亲王为质。
时金兵号六万，宋勤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金兵不待金银足，二月即退师。【宋括汴京金银及倡优家，仅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
宋悔约，诏三镇固守。十一月，金兵复渡河围京师。【九月陷太原，十月陷真定，斡离不自真定趋汴，仅二十日。宋勤王兵已撤，至是无一至者。】要钦宗至金营议和。【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疋。钦宗自金营还，士庶及太学生迎谒，钦宗掩面大哭，曰：“宰相误我父子。”观者皆流涕。归即大括金银。】
二年正月，金人重邀帝去。【云：“侯解金足乃放。”搜八日得金三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表段一百万疋。复搜十五日，又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表段四万疋，纳金营。】
二月，金劫上皇、后妃、太子、宗戚前后凡得三千人。【金檄开封尹徐秉哲，秉哲令坊巷五家为保，毋得藏匿。京城巡检范琼，送上皇、太后御犊車出宫，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百官军吏奔随号哭，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声震天。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四月，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遂亡。金人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車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祕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其所失殆尤过辽人之入汴。】
金自灭辽至灭宋，前后不出二年。自始起至灭宋，前后不出十四年。
　
四、南宋与金之和战

金骤灭北宋，其惟一政策，厥为在黄河南岸建立一个非赵姓的政权，而黄河北岸则归自己统治。于是有张邦昌之拥立。
金人灭辽之速，已出自己意外。吞并了偌大一个国家，须得慢慢消化。【若使宋人应付得宜，不示弱，不召侮。】金人本不想急速南侵。及金人渡河，亦并无意灭宋，故得割让三镇之约即北去。第二次回师南犯，自觉与宋结下深仇，防宋报复，故尽虏宋二帝、后妃、太子、宗戚，而立张邦昌为楚帝。只因黄河南岸，金人实在无暇顾及，惟求不与他为难，他便可慢慢地整顿黄河以北。这是金人当时的政策。

逮南宋高宗既立，金人徹底消灭赵姓政权之计划失败，他们一面仍想在黄河南岸留一非赵姓的政权做缓冲，故张邦昌之后，继之以刘豫。
自四月金人北去后，五月康王构即皇帝位于南京，【归德。（商丘。）】是为南宋高宗。【改称建炎元年。】九月，张邦昌伏诛。十月，高宗如扬州。十二月，金又分道入寇。一面是高宗怕金兵，故愈避愈南。另一面是金兵也不放心高宗，故愈逼愈紧。
建炎二年，金兵犯东京，宗泽败之。七月，宗泽卒。河南遂失屏障。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奔镇江，如杭州。六月，金兀术【宗弼。】大举入寇。十一月，渡江入建康（今南京。），高宗奔明州。金兵陷临安，高宗航入海。四年正月，金兵陷明州，袭高宗于海，高宗走温州。二月，金人引兵北还。九月，立刘豫为齐帝。
金兵此次大举渡江南下，本想捉住高宗，永绝南顾之忧。及高宗入海，目的难达。其时黄河南岸，金人依然无法统治，更何论长江之南。金人只有引兵北返，而在黄河南岸另立一个刘豫。如是则好让他做一个缓冲，阻住宋人北来报复，而金人则乘此躲回黄河北岸，好好休息整顿。这依然是四年前建立张邦昌时的政策。

金人一面拥立刘豫，让他做缓冲，一面却还试探与南宋进行和议。【如是则可让金人缓缓消化他十余年急遽获得的疆土和民众。】因此九月刘豫立为齐帝，而十月秦桧自金放归。
桧以靖康二年反对金人议立异姓【张邦昌。】被执，【其实主持反对之议乃马伸，非秦桧，后桧乃攘为己功。马伸门人何兑发其事，桧窜之真阳。挥尘录余话作“何珫”。】在金太宗弟挞懒（完颜昌）所，主立刘豫者即挞懒。与桧同拘者尚有孙傅、张叔夜、何栗、司马朴，独桧回南。自言杀监己者夺舟而来，然与妻王氏及婢仆一家同逃，以此为当时所疑。金人固不必其时即一意欲和，要之不失为一著远远的闲棋，而终于在这一著闲棋上得了胜算。建炎二年六月，桧在金曾为徽宗草书与粘罕（完颜宗翰）【宗维。】议和，金人必夙知其能任此事，故特放归。【金宣宗议迁汴，其臣孙大鼎上疏，亦谓：“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粘罕谥）所料。”则金臣固不讳而明言之也。】

同时高宗亦畏金，久想乞和。
初立时不信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从归德退避到扬州。渡江后，金兵北去。又不肯到建康，而居临安。皆是畏金的表示。建炎元年，即遣祈请使赴金，名为请还二帝，实则意在乞和休兵。

而刘豫则与宋势不两立。【宋政权存在，刘豫即难安全，其处境不啻张邦昌。】又不能独力对宋，豫为宋败，自然只有乞援于金。如是则刘豫并不能为宋、金交兵之缓冲，而实做了宋、金言和之障碍。【绍兴三年，宋使王伦自金还，金粘没喝（宗翰）已对伦吐露许和意。惟以宋廷方谋讨刘豫，其议遂格。绍兴四年，赵鼎相，金、齐分道入寇，鼎决议亲征，捷于大仪（今扬州西北郊），金、齐俱退。五年，杨么平，东南无盗患。六年，伪齐入寇，又有藕塘之捷。】这一层不久便为金人所了解，于是便毅然废弃刘豫，【在绍兴七年。】而直接与宋言和。【主立豫者为挞懒，而主废豫者亦为挞懒。王伦再自金还，挞懒送之，曰：“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成。”则金之态度，居可见矣。】
和约大体如次：
一、许宋称臣。
建炎二年，高宗已使祈请使宇文虚中称臣奉表于金。故称臣为宋高宗自己请求之条件。
二、以河南、陕西地予宋。
黄河南岸，金既无法顾及，则已废刘豫后，自然直接归还宋室，只要宋室不向黄河北岸启衅。
三、并归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
金人所虏，徽宗及郑后为高宗父母。韦贤妃是高宗生母。钦宗及朱后为高宗兄嫂。邢夫人为高宗妻。朱后于北虏时道殂，徽宗、郑后于绍兴五年崩。金废刘豫，即扬言欲送回渊圣，【即钦宗。】拥立之于南京，【归德。】盖隐以此为对高宗之一种要挟。故秦桧云：不和则太后【韦贤妃。】不归，而金且拥立钦宗。【金使北还，王伦偕行，赵鼎告以：“上登极既久，四见上帝，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足见当时金使必以归渊圣复辟相要挟也。时秦桧力劝屈己议和，鼎持不可，鼎卒罢相。】及后和议定，金人许归徽宗、郑后、邢后之丧，【邢后卒于绍兴九年。】与帝母韦后，而朱后之丧及钦宗独留不遣。【绍兴九年正月，王伦充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行赴金，并不及渊圣，以后屡次通使，均无奉迎渊圣语。可见非金不许，乃宋自不请。建炎三年苗、刘之变，已谓：“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太后诏：“敌人以皇帝不当即位，兵祸连年，今宜称皇太弟。”高宗正以乞和易得自己皇位之承许，与钦宗之长拘也。】
韦后南旋，将发，钦宗赴车前泣曰：“归语九哥【高宗。】与丞相，【秦桧。】我得为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后许之，且誓而别。及归，始知朝议不欲钦宗南归，遂不敢言。张邵与秦桧书，言金人有归钦宗意，斥为外祠。金使来取赵彬辈三十人家属，洪皓请俟渊圣及皇族乃遣，遂谪外。是皆桧之所以独得高宗之眷顾也。

当时宋臣对和议一致反对。最要者在第一款。【金为宋之大仇，向之屈膝称臣，道议上万万讲不过。高宗只得专以韦太后为口实。时反对和议最烈者为胡铨，上书极论，都人喧腾，数日不定。高宗谓秦桧曰：“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有养母耳。”铨遂远谪。】只有秦桧，一方知道金国之内情，【若金国不渴欲议和，或秦桧不深知金人欲和之真情，则桧在南方，亦不敢独排众议，力主和局。因和乃双方事，万一一方肯和，一方不肯，和局即破。桧无把握，不肯冒昧肩此重担。魏矼（kòng）为桧力陈敌情难保，桧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矼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不以诚待公。”夫桧岂以诚待人者？桧自以智料敌，而魏矼辈特为桧所蒙耳。】一面窥破高宗之隐私，【绍兴八年之和议，高宗态度极坚决。以前高宗欲和，由畏惧金兵，故不听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现在是深恐金人拥立钦宗，于己不利，故又重用秦桧。】遂出来力主和议，因此再登相位。
秦桧第一次相在绍兴元年八月，其时桧主“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与金人“还俘画江”之义吻合。故知桧之与金，当先有默契。惟其时南宋国势渐稳定，高宗畏金心理渐淡，故每每游移于和战两途间。帝谓：“桧议南自南、北自北，朕北人，将安归？”然终谓桧朴忠过人。盖桧之敢于出负和议重任之一点，已为高宗所赏识矣。
桧于绍兴二年六月罢相，及金人废刘豫，扬言“请汝旧主人少帝【钦宗。】来此坐位。”高宗乃又一意求和。七年十一月豫废，而八年三月，秦桧复为右仆射。高宗与桧君臣互为狼狈，朱子谓：“桧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盖实语也。【靖康时，金人攻汴，求三镇，桧上兵机四事，力辟和议，遂以知名。后相高宗，力持和议，谓曾开曰：“公自取大名以去，如桧但知济国事耳。”自前言之何其激，自后言之何其平。桧之为人，先后不符，诚大奸哉！”】

南方一致反对和议的空气，好容易为秦桧所压下，而北方对和局的政策忽然变了。
蒲卢虎、【宗磐。】讹鲁观【宗雋（juàn）】以谋叛被诛，挞懒亦以与宋交通罪见杀。缓进派失败，急进派【兀术等。】得势。他们反对和议的主要点在第二条，放弃河南刘豫故地。

绍兴九年，金兀术毁成约，执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陕西州郡，宋亦出兵。【因对方主战，而这一面的主战派重见抬头。】

宋兵在这一次战事中，得到好几回胜利。如：
刘锜（qí）顺昌之捷。【此捷最著，在十年六月，宋汝为上丞相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系年要录引顺昌破敌录：“兀术未败，秦桧已奏俾（bǐ）锜择利班师。”】
吴璘（lín）扶风之捷。【事在绍兴十年六月，璘屡败金人，亦以有诏班师而止。】
岳飞郾城之捷。【郾城之捷在十年七月。六月，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军前计事，若虚见飞于德安府，谕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飞不听，若虚曰：“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遂进兵。是役金史阿鲁颍传，亦言飞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惟相传飞军至朱仙镇，始见于岳飞孙珂之金陀粹编，而李心传系年要录、徐梦莘北盟会编皆不载，又系年要录谓：“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乡，旂（qí）靡辙乱。飞望之口呿（qū）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惟飞军之得利，要为事实。系年要录又载飞将梁兴渡河趋绛州事，金史宗弼传亦谓：“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则飞兵势远及河北，亦事实也。】
刘锜等柘臯（gāo）之捷。【事在绍兴十一年二月。】

金人主战派锐气已挫，于是重伸和议。【在绍兴十一年。若金兵得利，则和局不能再成。】条约大要如次：
一、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金曰“下诏”，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来廷，皇帝起立，问金主起居，降坐受诏。馆伴之属，皆拜金使。宋使至金，同于陪臣。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二、宋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
三、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就当时国力言，宋兵并非不能抗金。两国情势，不能以靖康为例。
一、因将帅人材不同靖康时
中国太平已久，人生不见兵革，庙堂之相，方镇之将，皆出童贯、蔡京、王黼、梁师成之门，无一可倚仗者。至南渡诸将帅，皆自营伍战阵建功自显。陈亮所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又曰：“东西驰骋而人才出。”韩、岳诸将皆一时良选也。而金则老帅宿将，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尽如开国时之盛。
二、因南北地理不同
金以骑兵胜，在大河南北，平原旷野，东西驰突，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间，骑兵失所便。王庶谓：“淮上虚荒，地无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兵势不同曩（nǎng）时”，是也。【吕颐浩疏：“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衄（nǜ）如今日之甚者。盖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也。金人起燕、蓟，历赵、魏，至汴宋，皆平原旷野，骑兵驰突，步人不能抗。”今按玠（jiè）和尚原、仙人关诸捷是也。】
三、因兵甲便习不同
北族以骑胜，宋非不知，故北宋防辽，常开塘泺（pō）植榆柳以限马足，【唐书地理志：“渔阳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海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则此制已远始唐代。】又有拒马车、陷马枪等兵器。
惟承平久则渐弛。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兵械精利，称于一时。然至徽、钦宗时又滥恶。吕颐浩疏：“臣尝观夷人之军，兵器便利，衣甲坚密，所以多胜；中国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坚密，所以多败。夷人皆是民兵，平时赋敛至薄，而缓急以丁点军，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平时家居，日逐擐（huàn）甲胄而习弓矢，所以器甲各适用。中国之军莫非黥（qíng）卒，器甲从官给，身躯短小者或得长甲，修长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胜两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适用，反与短兵同。寒饥之卒，无力自办器甲。”今按：此为宋、金初交兵时强弱胜负一大原因。不仅器甲弓弩不适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库器甲率皆朽钝，虽有若无，宜不能与塞外以战斗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较。然积之十数年，各军自谋生存，此等弊病渐渐革除。韩、岳有“背嵬（wéi）军”，皆别置亲随，精选军中勇健者充之，屡建战功。
顺昌之战，兀术责诸将丧师，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阵自见。”兀术用“铁浮屠军”，皆重铠（kǎi）甲，戴铁兜鍪（móu），锜军以枪标去其兜鍪，大斧断其臂，碎其首。又兀术用“拐子马”，而岳飞以麻扎刀入阵破之。以长刀、长斧破骑兵，郭子仪败安禄山已然。军事必渐习而强，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后盛。而金人多用签军，亦不如其初起部族军之强悍。
四、因心理气势不同
系年要录卷三十七谓：“金人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率以虚声喝降，如探囊得之。积胜之威，直至兀术渡江，南兵皆望风披靡。”汪藻论诸将，【时在建炎四年。】谓：“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敌未退数里间，遽狼狈引去，使明州无噍（jiào）类。韩世忠八、九月间【兀术渡江在十一月。】已扫镇江所储，尽装海舶，焚城郭为逃遁计。”此皆金兵先声夺人，使诸军无斗志。其后兀术在江南，形势穷蹙，自引北去，韩世忠遂横截之于江中。纵谓因金人饱掠，韩之兵卒利其财物，然其时韩军胆量，毕竟与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与金兵十万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复再有渡江之志。
世忠一人，前后勇怯迥异，正为当时诸将于积败之后，渐渐神志苏醒、勇气复生之一好例。后世读史者专据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态，一概抹杀绍兴之抗战、实为不明当时心理气势转变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处战功无黄天荡，盖是役虽相持近五十日，而韩军终败。然其先已有张俊明州城下之捷，为十三处战功之第一处。又有陈思恭太湖之捷，继之遂有黄天荡之拒战。要之宋军不复如以前之望风奔溃，确然为事实也。】
五、因地方财力不同
宋削方镇太过，然太祖时，如环州董遵晦、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尚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张方平语。】而其时如江淮诸郡，皆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王禹称语。】
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渐隳祖法。故时臣谓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hù）落大瓠（hù），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叶清臣语。】欲兵之强，莫如多榖（gǔ）与财。【宋祁语。】而熙宁以来，财务益集中，州郡厢兵亦籍归中央，为置将领。地方无财无力，何以应急？
南渡以来，诸擅兵于外，稍自揽权，财力渐充，兵势自壮。高宗、秦桧，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权中央为务，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对诸帅稍假借，犹足勉自树立也！【胡寅论当时军队，（轮对劄子，见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临政，九年于此”，则在绍兴五年也。）谓：“不屯田积粟，开口待哺。功状皆言不令斫（zhuó）级，行赏至于全队转授，以官命队。煮海榷酤（gū）之入，奄而有之。阛（huán）阓（huì）什一之利，半为所取。衣粮仰给大农，器械取于武库。总兵者以兵为家，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独将帅不可进退。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军籍何自而无缺？”此皆所谓文吏之见，乃为秦桧所借口。叶正则论四屯，亦极斥当时军队纪律之坏，而曰“秦桧虑不及远”，则出事后持平之论也。】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奋兴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求必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无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事始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事在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县南方。】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弃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迁都汴，遂大举南伐，幸为虞允败于采石矶，金兵杀亮北还。又按：绍兴十七年，兀术死，尚言：“南军势强，宜加好和，十数年后，南宋衰老，然后图之。”】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适金亦方盛。
时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称文治，一时有“小尧舜”之誉，文物远胜辽、元。然大定中乱民独多。【时金上下已渐染华风，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即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金主对于种族之见，深挚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则宜乎乱民四起矣。】是金人统治中原，始终未臻稳定之地位。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就实际言，则当时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仅得稍改和约。
宋主称金主为“叔父”。【宋得称“皇帝”，改诏表为“国书”，易“岁贡”为“岁币”，余礼不能尽改。】
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
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愿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禅位于光宗。光宗又禅宁宗，乃闹出韩侂（tuō）胄的北伐。【侂胄乃宋后韩氏之季父，排赵汝愚得政，因此遂极为当时士大夫清议所鄙厌。宋人杂说小记有云：“许及之对之屈膝，遂命同知枢密院事。值侂胄生辰，及之后至，阍（hūn）者拒之，俯由门中闸偻而入。时称‘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侂胄与众宾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草舍，曰：‘此真由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俄闻犬嘷（háo）业薄间，视之乃侍郎赵师泽也。程松市一妾献侂胄，名曰‘松寿’。侂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时松为谏议大夫。）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亦得同知枢密院。’”此等事未知尽可信否。要之，此一大臣集团，在其国内未能得多数之拥戴与信任，则断可知。宋本积弱，侂胄初得政，即鲁莽用兵，其惟有误国则亦宜矣。】

结果宋兵败求和，杀韩侂胄自解。【自孝宗和定以来，又四十余年。和约如次：】
宋金为“伯侄”。如靖康故事。
银、绢各增十万两、匹。【宋别犒军三百万两。】
余如旧。

然侂胄兵败议和之年，即蒙古铁木真称帝斡难河之岁。此后宋、金皆衰，只坐待著蒙古铁骑之来临。【史弥远继侂胄后，相宁宗十七年；立理宗，又独相九年。贾似道继之，襄阳围已急，尚坐葛岭，与群妾斗蟋蟀。私与蒙古议和而称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元人来申好，县城征岁币，则密令拘之。以利啖太学生，厚其馈给，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亦莫敢言者。南宋自秦桧以下，相臣皆非，遂以不振。至成吉思汗之伐鑫，距海陵南迁，不过五十八年，而女真已衰。则金、宋之存，正因其互不振作而已。】

五、南宋之财政

宋之南渡，对金既不能伸其挞伐，屈膝求和，则惟有敲脂剥髓，以奉岁币；而其国内又仍不得不养军以自守；于是财用遂陷绝境。
南宋疆域，较之全宋时仅及其半，而其国用赋入，乃超出于全宋之最高额。【陈止斋云：“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是也。】

当时学者至谓“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叶水心语。】
叶水心外稿应诏条奏财总论有云：“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征敛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论宋代丁钱本末，谓：“唐初之庸，杨炎已均入两税，而后世复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qí）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是取其三。又有丁钱，是取其四。一有边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征，取其五矣。若论调，则有折税，有和预买，川路有激赏，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亦三矣。论租，则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dí），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是榖粟之征亦三矣。通而论之，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犹曰正供也。其他杂取无艺，更不堪言。举其尤著有曰“诗、总制钱”者。
经制起于宣和，总制起于绍兴。所谓经制钱者，由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所创之一种杂征，建炎中复行之。绍兴五年，以总制司为名，遂因经制之额又增析为总制钱。其法如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等，当时谓其“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者是也。

又有曰“月桩钱”者。
此制亦起于绍兴，以军资供亿，令本路计月桩办，故名。当时称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者。其可数说者，有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讼者败有罚钱，胜则令纳欢喜钱。

又有曰“板帐钱”者。
此亦军兴后所创。时称：“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脏而课其入。索盗脏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豁而抑纳”。诸如此类，有司固知其非法，盖以板帐额重，亦别无他策也。

其尤无理者曰“折帛钱”。
折帛原出于和买，其制始北宋咸平中。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则其先由官给钱，故称“预买”。继则官不给钱而白取，又后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现钱而谓之“折帛”。陈止斋曰：“今之困民莫甚于折帛。然建炎初行折帛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林大中、杨万里疏，皆谓“两缣（jiān）折一缣之直”也。

州郡上供钱亦逐年增升，极朘（juān）削之能事。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财赋，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如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云云，是尚在孝宗时也。

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六、南宋金帝系及年历

（一）南宋
　
南宋凡九主，一百五十三年。

（二）金

金九主，百二十年。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6:41

第七编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2一、蒙古之入主 2二、元代帝系及年历 3三、元代之政治情态 4四、元代之税收制度与经济政策 8五元之军队与禁令 10六、元代之僧侣 13七、元代之士人与科举制度 15第三十六章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明代兴亡】 17一、明代帝系及年历 17二、传统政治之恶化 18三、废相后之阁臣与宦臣 21第三十七章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27一、明初的几项好制度 27（一）明初之学校贡举制度 27（二）明代之翰林院制 28（三）其它 31二、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33第三十八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40一、经济方面 40(一)论漕运 40(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44二、文化方面 49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52第三十九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59一、黄河与北方之水患 60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66第四十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71三南方江浙一带之水利兴修 71第四十一章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79一、贵族门第渐次消灭后之社会情形 79二宋明学术之主要精神 83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 86四、宋明学者主持之社会事业 92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7:45

第三十五章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一、蒙古之入主

南宋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权，他渐渐地从北方迁到南方，而终于覆灭。
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中国的政治社会，随着有一个激剧的大变动。蒙古入主，对中国正如暴风雨之来临。
蒙古未入中国以前之世次
蒙古的兵力，震铄欧、亚两洲。在蒙古骑兵所向无敌的展扩中，只有中国是他们所遇到的中间惟一最强韧的大敌。他们分著好几个步骤，才把整个中国完全吞并。

自成吉思汗即位，至忽必烈灭宋，凡历五世，七十四年。
那时中国本分三部：一宋、一金、一夏。而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骤。先取黄河以北地，灭夏。再取金黄河南岸。再得长江流域及南方，灭宋。而每一阶段，皆费了不少的力量。

金人既失河北、山东、关陕，并力守河南，成吉思汗赍恨而卒。【成吉思汗道卒于六盘山，临卒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水，难以剧破。宋、金世仇，若假道于宋，下兵直捣大梁，破之必矣。”此后蒙古兵果自唐、邓下汴。】
其后自绍定元年至六年，蒙古人费了六年的力量，才算把汴京打下。
金哀宗走蔡州，宋兵与蒙古合围，逾年始陷。
至蒙古与宋启衅，亦用大迂回的战略，先从西康绕攻大理，【事在理宗淳佑十二年、宝佑元年。】再回攻荆襄。但只攻陷后至宋灭，【自咸淳十年起。】又六年。
如无刘整、吕文焕之降，宋尚不致速灭。【金兀术虽渡江，而无拥众降附之人，即不能安而去。】又元世祖多用汉人，如王文用、刘秉忠、许谦、姚枢、史天泽、张文谦、宋子贞、董文炳、杨东、贾居贞、董文忠、赵良弼、刘肃、李昶（chǎng）、徐世隆、窦默、王鄂、董文用、商挺、郝经之流，故元在北方，政治已略有规模，得以继续南侵。及既灭宋，汉臣渐疏，元政亦衰。

中国疆境辽阔，到处崇山大水。天然的形势，既极壮伟，又富变化。而且列城相望，百里之间，必有一城。以此蒙古兵虽横行全世界，宋、金虽均已积弱，而就蒙古全优队征服的各地而言，只有中国是最强韧、最费力的一处。【五胡系就中国内部起变乱，然始终未侵及长江流域。金承辽后，亦只占到黄河两岸而止。秦、汉间之匈奴，隋、唐间之突厥，皆以数十年积强之势，乘中国之内乱，而未能入塞逞志。近人治国史，每谓中国易受外族侵凌，意在警策国人之奋发，非史实也。】
蒙古人既得中国，遂把他主脑部分迁来，造成中国史上一种新的统治阶层，绵历一百余年之久。

二、元代帝系及年历

元代入主中国，凡十一主，一百零九年。【自灭宋凡九十九年。除世祖、顺帝外，中间九主共仅三十九年。】

三、元代之政治情态

在此百又九年中，世祖的三十余年，几于无岁不用兵。甫定南宋，【世祖以至元十六年灭宋，此下尚有十五年。】又规海外。内用聚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嗜利黩武，并不能在文治上树立基础。

此下因蒙古未有早定储之制度，帝位相续，均由诸王拥戴，故屡起纷争。【此自宁宗、世祖时已然。武宗以下，权臣负拥立功，擅威福者三十年。直至顺帝而国亡。】
且蒙古恃其武力之优越，其未入主中国以前，已有本部及四大汗国，疆土跨亚、欧两洲。故其来中国，特惊羡其民物财富之殷阜，而并不重视其文治。【太祖西征以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太祖然其言，以耶律楚材谏而止。直至世祖入治中国，上种观念仍未徹底变去。】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崔斌传，世祖时尚书留萝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至元二十九年，河南、福建行省请诏用汉语。诏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

因此其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

第一最著者，为其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
元代依种类分为四种。
一、蒙古。【亦称“国人”。】
二、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亦称“诸国人”。】
三、汉人。【即黄河流域之中国人，原受金人统治者。】
四、南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国人，为南宋所统治者。】

此四阶级在政治上之待遇，显分优劣。
汉人、南人不为正官。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诸职，汉人不得居。参知政事，中叶后，汉人为者亦少。
终元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三人。【内一系回回人，汉人为史天泽、贺惟一二人。史在世祖时。贺则已在顺帝时，初以为御史大夫，犹赐姓拓跋，改名太平，而始得之。金史文艺传谓：“世宗、章宗之世，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以元方之蔑矣。”】

世祖时，南人间有台省者。成宗以后，台省有汉人，无南人。
至元以下，执政大臣多由吏进。【虞集经世大典叙录：“元入官之制，自吏业进者为多，卿相守令于此焉出，故补吏法最为详密。”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国家用人，内而卿士大夫，外则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进。”】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得入台阁共笔札，积日累月，可致通显。【士人则见用者益寡。】南人地远，不能自至于京师，其士人又往不屑为吏，故见用者尤寡。【余阙语，见续通典二十二。】
余阙谓：“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晋不可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见当时中国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汉人、南人之分。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金世宗谓贺扬庭曰：“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勝汉人”。谓：“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者，以其人久陷异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渐堕也。谓“河南、山东人不习诗赋”者，其士人高门多随宋南迁，留者或者遭屠割之惨，或抱种姓之痛，不愿应试，故若习诗赋者转不如在辽汉人之多。及金人统治渐久，汉化渐深，而河南、山东人亦渐起而与之合作耳。

顺帝时，【至正十三年以江淮兵起。】始诏：“南人有才学者得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总政务者。】枢密院、【秉兵柄者。】御史台【司黜陟者】皆用之。”【然顺帝时南人入中书省惟危素一人。又韩元善传：“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廷，以事关兵机，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则仍参用其名，排拒其实。丞相伯颜并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请。】地方行政长官，其先均由世袭。
世祖时，廉希贤疏：“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壮仆。此前古所无。”

直至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
因世袭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无俸。至元十九年，集贤直学士程文海陈五事，一曰“给江南官吏俸”，则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后魏百官初亦无禄，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禄。

创为行中书省，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
唐中枢三省，元废尚书、门下，独留中书。又置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

行省长官，贵倨如君长，同列跪起禀白，同于小吏。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人及汉人。【文宗时，诏：“御史台、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仅得五之二。又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守城池仓库的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州县官或擢自将校，或起自民全，率昧于从政。【宋子贞传。】县尉多系色目，并年小不谙事，以承荫得之，不识汉文，盗贼滋溢。【元典章十二。】
汉人、南人既不得为台省要官，【草木子云：“万中无一、二。”】亦惟有谋为州县卑秩。
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以此求进。
及后求者众，亦绝不与。有功而无钱，事多中辍。【见续通典二十二。】又按辍耕录卷七：“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曲承使命，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无一人应募者。”然则以纳粟求进，亦只限于张里无赖，自好者未必尔也。

蒙古的“怯薛”，略当于古代之侍卫，本以贵族子弟的资格，选当内卫近侍之任，为封建政治里面一种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积久之后，腐*败习气，到处弥漫，怯薛亦可以赎买得之。
郑介夫成宗时奏云：“‘怯薛’，古称待卫。周礼膳夫，庖人、内飨、外饔、浆人、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幕人、司服、司袭、内宰，今之‘速占儿赤’也。宫人，今之‘烛剌赤’也。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
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卖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迹宫禁。又有一等流宫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投入以图升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
郑氏以怯薛拟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带有古代封建社会之意宋。汉初郎官入仕，亦与怯薛差似。惟汉代经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补郎，遂将封建意宋改*革。蒙古则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烂。【又按：怯薛所属，郑奏未尽。有为儿赤、昔宝赤、怯薛赤，主弓矢、鹰隼之争。有札里赤，主书写圣旨。必阇赤，为天子主文史。去都赤、阔端赤，侍上，带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伦赤，典车马。帖麦赤，主牧橐驼。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盗。虎儿赤，掌奏乐。皆领于怯薛之长，分番更直。】

蒙古人既看不起汉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汉人、南人，而只用了他们中间的坏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见在官一万四千百九十九员，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金之官职亦分女直与汉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如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四、元代之税收制度与经济政策

因此元代税收有“扑买”之制。【按：扑买制始于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刘廷玉等请以银一百四十万扑买天下课税，以耶律楚材谏而止。后回回人奥都剌合蛮请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楚材虽力争，竟不得。

虽以世祖为开国贤主，亦专用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始用阿合马（回人），继用卢世荣，又用桑哥。】
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诸路课程定额四万五千锭。十作年，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请，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已视七年定额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三分取一，征一千二百余锭。至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至仁宗皇庆时，渐增至一十九万二千八百锭。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余锭。视原额几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言：“课额比国初已倍五十。”食货志谓：“天历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不啻百倍。”【苏天爵滋溪集记两淮盐价，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元贞二年增为六十五贯，至大以来遂增至一百五十贯。】

常赋外，复有“科差”，其额又极重。
元于常赋外加取于民者，太宗时尚只有丝料、丁税两种。至宁宗时又增包银，世祖时又增俸钞。
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一两，丁税粟三石。此等皆两额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经兵燹（xiǎn）之后，又多用中国士人，故以注意税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于民间之农事。
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动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厚重之士，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书耕织图。”

又于农村设“社长”。
时定制，县邑所属村疃（tuǎn），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以教农桑，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此在世祖初年虽有此制，惟自平南宋后，对汉人任用即稍衰，一时方务于财利之朘（juān）括，地方政事不得人。赵天麟上策云：“至元六年，每社立义仓，自是以来，二十余年，社仓有空乏，伏望普颁明诏，凡一社立社长社司”云云，可见其制在世祖时即废。又世祖纪至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诸年，大司农司所上诸路学校数，至二万有余，明太祖谓其“名存实亡”，良信。盖元自吞并宋以后，即无意于汉人这所教导矣。【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农桑世皆视为具文，乡校皆以医卜杂流为之师”，此则言末季至正间事。】

而开浚水利之功，颇可称道。
其时能兴水利者，以郭守敬为最著。其他如董文用之于西夏、郑鼎之于平阳、廉希宁之于江陵、赵志之于长葛、耶律伯坚之于清苑、张立道之于昆明、王昌龄之于卫辉，成宗时皮元之于温州、乌古孙泽之于雷州，皆因地制宜，民获其利。

丧乱渐臻后之民*主，赖以稍苏。
惟自灭宋以后，他们意态即不同。设官分职，财务重于民事。
世祖初即位，尚多用汉人。当时如王文统、许衡、刘秉忠之徒，为之讨论古今，参酌时变，定内外官秩，稍具规模。惟自灭宋以后，即一意于财利，汉人渐失职。历成、武二宗，定制阴补官自六品以降，由省铨，先掌金谷，第其上中下，以岁月为差，至满，始受朝命许典民政。尚书省竟为钩考财赋之地，铨调不关白中书，以官为市，法纪荡然。甚至一玉石之微，一弓剑之细，无不有数官以董之，名位冗杂，前所未有。

而贪污乃为元代政治上一寻常之事件。
成宗大德时，七道奉使宣抚使罢赃污官吏万八千七十三人。顺宗时，苏天爵抚京畿，纠贪吏九百四十九人，竟以忤时相坐不称职罢归。

又元代专行钞法。
楮钞始行在北宋时，蜀人先有“交子”，【楮币之行，与其时印刷术发明有关。】至南宋又有“会子”，始绍兴时。金人至禁用见钱以推行钞法。【宣宗贞佑三年，时钞价每贯仅值一钱，乃禁用见钱，钱多入于宋。】然宋、金末运，钞法皆甚弊。元承金制，亦专行钞币而钱几废。

其先民间尚称便。
先造“中统钞”，【以银为率，名曰“银钞”，一贯值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后造“至元钞”，以一当五。【至元钞一贯文，当中统钞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凡岁赐、周乏、饷军，皆以中统钞为准。【中统寻以费工本多，不印行，而至元钞独行。】

至其末，则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
武宗时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不五十年钞法三变，而其价亦二十五倍。【未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有罢银钞之诏。】及顺帝至正中，又改造至正印造中统交钞，名曰“新钞”，二贯准旧钞十贯。【亦五倍。】遂至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而元亦亡矣。

明起，钞法竟不能复行，而银币代起，亦为中国史上一重要变更。
秦汉以来，民间交易，惟谷帛与钱，无用银之例。银为器饰宝藏。唐代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而两税法行，令出钱。宋代诸州岁输缗钱，故后世相沿谓之“钱粮”。【宋府库输入，钱、谷外为绢、绸、丝、布、茶、蜡。惟闽、广间许以银易缗钱。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余两。”】金【章宗时。】因钱钞法弊，乃权以银货。继复罢钱而专用银钞。【铸银名“承安宝货”，每两折钱二贯。当时俸给军须，皆银钞相兼。】哀宗时，钞竟不行，民间一以银交易，是为后世社会用银之始。【元贡赋仍微谷帛，成宗本纪载，岁入银数不过六万两。】明初田赋亦未用银。【惟以银为坑冶之课。】民间交易以银，有历禁。然钞法既不行，银终起而代之。【英宗时始令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应输米麦折银，后概行于天下“太仓银库”之名，起于明之是叶也。】

五元之军队与禁令

他们的军队，亦分为各等级。
蒙古军。
探马赤军。【以诸部族为之，乃镇术边境者。】
汉军。【以中原汉人为之。】
新附军。【南方宋人为之。】

正相当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四级。
兵籍秘密，汉人莫之知。
立里甲之制，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妇惟所命。见徐大焯烬余录。】

又多立防禁。禁汉人田猎，【世祖纪，仁宗、英宗纪。成宗大德五年，有诏弛山泽之禁，听民捕猎。】禁汉人习武艺，【英宗纪。】禁汉人持兵器，【世祖、武宗、仁宗令。按：辽、金亦禁民间兵器。】禁集众祠祷、【元史一零五刑法志。】集众买卖，【元典章亦有“禁聚众”】禁夜行。【元史一零五刑法志：“诸江南之地，每夜禁钟以前点灯买卖，晓钟之后，人家点灯读书工作者并不禁。”元典章禁夜：“夜间禁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又屡次收括民间马匹。【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民间收马总计十万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十一万八千五百匹。成宗大德二年，十一万余匹。武宗至大三年，四万余匹。仁宗延佑四年，二十五万五千匹。延佑七年，二万五千匹。天顺帝天历元年，十一万余匹。数十年间，括民间马七十余万匹。】

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为明清两代所沿袭。
汉世良家子得以材力入官，或隶期门、羽林，或为三署郎，而军功大者为卿大夫，小亦为郎。后汉将帅罢兵，大抵内为列卿，外为郡守。魏晋将军之官，多选清望之士居之。如裴危、【以国子祭酒为右军将军。】王恬【以中书郎为后将军。】等例是也。以至州镇方伯，无不兼将军、都督之称。【其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军车河史。】
当时文武选授，尚不拘资格，迄南北朝皆然。至唐吏部、兵部分为二选，文武始各有定阙。然诸州兵政掌之河史，悉带使持节，并无专阃（kǔn）武员。吏职、兵官，未尝判然区别。
宋太祖患五季藩镇跋扈，命文臣出守列郡，而别置钤（qián）辖都监以司军旅屯戍政令，遂分职而治。然当时内外官仍文武参用，愿换授者亦许改职。
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定军民异属之制，以万户府、镇抚司领戍兵，以知府、县尹领民事。明因其制，于是州县、营卫，建置攸殊；出身既截然不同，铨注亦有一定之格；自督抚大吏外，武官除授，乃无一不归兵部。
今按：元之军民异属，本自有其用意。吴莱渊颖集书急就章后谓：“国家起自北土，经理中原。中原豪杰，保胡乡里，因而降附，使据其境土如诸侯。大开幕府，辟置官属，钱谷狱讼，一皆专*制，而不复关乎上。已而山东猘子，地富兵强，跳踉负固，卒贻诛灭。而后天下郡县一命之官，悉归吏部。兵则自近戍远，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租税，不复系守令事矣。”此盖元人私武力以便宰制之用心。
明袭元弊，不能大事荡涤者多矣。至清则同为盗憎主人。自乐于循用矣。

蒙古长于战阵，而不善于理财，故赋敛之事则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军队所至，多掠人为私户。【辽有“头下军、州”，大臣从征，俘掠人户，自置郛郭。此颇近之。】
张雄飞传：“至元十四年，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世祖纪：“至元十七年，诏核阿尔哈雅等所俘三万二千余人，并赦为民。”【他如宋子贞、张德辉、雷膺、王利用、袁裕诸传，皆有散见。】

政府亦以分赐民户为恩典。
至元十八年，江南平，以江南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功臣。先后受赐者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动臣三十六人。自一、二万户以上，有多至十万户者。动臣自四万户以下，至数千、数百、数十户不等。【见食货志。】

奴隶的献赐、鬻卖、投靠，成为一时常态。
他们一面盛拥奴隶，一面又广占田地。
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谓：“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牧场与农田杂糅，屡起冲突。
和尚传：“诸王牧地、草地，与民田相间，互相侵冒，有司视强弱为予夺。”又塔里赤传：“南北民户主客良贱杂糅，蒙古军牧马草地，互相占据”云云。此均在至元时。

政府又盛行赐田。
尤著者为江南平江田。张珪疏：“累朝以官田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官、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人、奸吏为庄官，巧名多取。又驱迫邮传，折辱州县。请令民输租有司，有司输省部，省部输大都，以分给诸受田者。”不从。

蒙古人以军人而兼贵族，既享有政治上种种特权，又多用回人为这经营财利，剥削生息。
黑鞑事略：“鞑人只是撤花，【找外快钱。】无一人理会得卖贩。只是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卖贩以纳息。回回或者自转贷与人，或自多方卖贩，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又曰：“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锭五十两。】谓之‘羊羔儿息’。民间普通以缗取三分为常。”【见牧庵集十三。】

回*民相率殖产卜居于中原，尤以江南为盛。【周密癸辛杂志续集。】
而汉、回待遇亦种种不平等。
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失，杀一汉人其偿价与一驴相等。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成宗大德四年，定诸职官荫叙之制，诸色目人视汉人优一等。

大抵回*民地位，大体是代表的商人，而汉人则代表了佃户与农民。
汉人地位中较高都为工匠。
军临屠城，惟匠得免。
静修文集二十一：“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又蒙古入汴，依旧制，攻城不降则屠之，耶律楚材谏不听，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乃诏原免，汴城百四十万户得保全。

匠人特籍为户，得不与平民为伍。
静修文集十七：“金人南徙，迁诸州工人实燕京。”元史张惠传：“灭宋，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选其有艺业者十余万户为匠户。”事在至元二十一年。又至元十七年，诏江淮行中书省括巧匠。未几，赐将作院工匠银钞币帛。旋勅逃役之民窜名匠户者复为民。

元人设官，亦以军、民、匠三者分列。
元官制分内、外任，外任中又分民职、军职、匠职等名。匠职官甚多，与军、民职官相等，亦谓之“局院官”。世祖时，有浑源人孙成善为甲，赠至神川郡公，谥忠惠。子拱世其业，亦赠至神川郡公，谥文庄。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制炮，世袭副万户。回回人亦思马因亦以善制炮，世袭职。尼波罗国人阿尼哥以善装塑，故元代名医特多。至天文星历、阴阳卜巫，元人皆与匠、医一例视之。

蒙古人的统治，在大体上说来，颇有一些像古代贵族封建的意宋。【元初以宗正寺遥领诸路刑狱，则司法亦归私戚。】只是春秋时代的贵族阶级，自身有一种珍贵的文化修养，【即所谓诗、书、礼、乐”。】而蒙古人无之，他们在武力的镇*压与财富的攫占之外，缺少一种精神生活的陶冶。他们只有一种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元人崇佛教，乃今西*藏之喇嘛教，与汉魏以来中土所行佛教亦有别。又按：重工匠，重僧道，此亦金人已然。据吊伐录：“金人特檄宋发遣工匠进行教坊，又命宋共议荐举异姓，列举僧道耆寿军人百姓”，可证。】

六、元代之僧侣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而里，僧侣占到很高的位置。
如国师八思巴【于世祖至元六年。】为蒙古创新字，【自此以前，蒙古尚为一无文字之蛮族。遇其必需使用文字时，则借用畏兀儿文。】世祖号之曰“大宝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鲜卑僧言，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杨琏真伽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尤骄纵，发掘故宋赵氏诸陵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两千户。成宗大德三年，方江南僧寺佃户五十万为编民，悉杨琏真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制于帝师、国师下，僧侣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占国家政费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余。成宗至大时，张养浩上时政书，谓：“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岁会内庭佛事之费，以斤数者面四十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蜜共五万余。仁宗延佑五年，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岁费较大德又不知增几倍。至明宗时，中书省言佛事以今较旧，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

寺庙亦拥有盛大之产业，与贵族王公等，同样为封建势力之一种。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如大承天护圣寺，顺帝至正七拨山东十六万二千余顷地属之。前后两次赐达三十二万三千顷。又有大护国仁王寺，水陆田地十万顷，赐户三万七千五十九。【元史刑法志：诸庶民有妄以漏籍户及土田于诸王、公主、驸马呈献者，论罪。诸投下辄滥收者，亦罪之。”又成宗纪：“大德六年诏：江南寺观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八年又诏免天下道士赋税。”盖僧道与贵族同样有豁免田赋之优待。又世祖中统四年，令在京权势家为商贾及以官银买卖之人，并须输税。至元三十年，敕僧寺邸店物货，依例抽税。仁宗元佑七年，禁京城诸寺邸舍匿商税。又见僧寺与贵族同样经营商业，又同样有避免课税之势力也。】

而僧侣之为患于社会，更难尽述。
武宗至大三年，监察御史张养浩上时政书，九曰“异端太横”。谓：“释老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泰定帝二年监察御史李昌言：“臣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传舍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五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顺帝父子竟以亡国。
顺帝信西天僧演折儿法，译言大喜乐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真，授帝秘密大喜乐禅定，帝皆习之。丑声秽行，初为太子所恶，帝曰：“秘密佛法，可以延寿。”令秃鲁帖木儿以教太子，太子亦悦之。曰：“李先生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李先先生，太子论德好文也。其时顺帝父子既溺惑于西番佛法，而社会起事者如韩山童、刘福通等，亦以白莲教为号召。

元代社会上的上层阶级，大体言之，有皇室、贵族、军人、【此与贵族不能十分分别，皆蒙古部族也。】僧侣、商人、【此皆色目西域人为多。】地主、【凡皇室以下皆地主也。惟汉人、南人亦有为大地主者，由其前承袭而来，而以非法手段保持之。此尤以江南为多。王艮传：“有诣中书省诉松江富民包隐田土，为粮至一百七十万三石者。”元廷屡行经理之法，使民目自宝田。仁宗时，遂致召赣民蔡五九之乱。】官吏，【官吏来源即上列诸种。】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则甚低。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此见陶宗仪辍耕录。“官、吏”为贵族，“僧、道”为宗教，亦相当于贵族。“医、工”即平民中地位较高者，如匠户之类。“七猎、八民”者，元特有捕猎鹰人，籍隶鹰房总统管府，【苏天爵滋溪集十九：“中原甫，江左未下，朝廷尝因畋狩阅武功，鹰师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缘为奸而下不勝其虐。”又十五谓：“国家草昧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畋狩讲武功，鹰师之职，贵幸隆宠。承平既久，犹恐武备浸弛。或者不究其意，驰骋豪纵，因为奸利，民始不勝其困。”元史兵志谓：“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是帮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缺焉。”又云：“打捕鹰房人户，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兰奚、还俗僧道，与凡旷役无赖者，及招收亡宋旧役等户为之。”】
此虽贱民，而为贵族所御用，故较之农民犹高。【春秋时工、商、虞人，亦视家民为高也。】所谓“民”，则汉人、南人之业家者也。“九儒、十丐”者，“儒”为民间自由学者，而与僧侣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时代封建社会渐次破坏后所产生，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种特别重要之流品。
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设施言之，则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辈既不能执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筹握算为主人殖货财，又不能为医匠打捕，供主人特别之需求，又不能如农民可以纳赋税，故与“丐”同列。【黑鞑事略：“蒙古赋敛谓之差发。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棉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徹天，然终无如何。”又曰：“鞑主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霆在燕京，（宋端平二年）见差胡丞相（胡土虎）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教学行即儒，乞儿行即丐，此皆穷行，无力作差发，乎其相为类。】别有一说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色，既有“工”，又重出“匠”，列“娼”于“儒、丐”之前，盖由不明猎民之意义而妄易之。

大概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此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包括各种特殊技能如医生等。又按：金代于天文、医术等颇造精妙，元亦承金遗绪。】又次是猎户与农民。【猎户所以在农民之上者，以蒙古贵族眼光视之当如此。】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当时称“儒”即读书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

七、元代之士人与科举制度

最初的士人与普通平民一样的被俘掠为奴隶。
黑鞑事略：“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者，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今北平之白云观。】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剃发。】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盖蒙古初入中国，其野蛮最甚。长春真人邱处机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赋役，全真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存活者多归之。

经有懂得汉化者之劝告而稍得解放。
太宗时，免儒士之俘为奴者，立校试儒臣法。得淮、蜀士遭俘没为奴者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见耶律楚材传。又宪宗四年，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世祖取鄂州，俘获士人赎还者五百余人。中统二年，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至元十年，勅南儒为人掠卖者，官赎为民。又廉希宪传：“世祖以廉为京兆宣抚使，国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著籍为儒。”

他们对士人的观念，似乎亦是一种仿佛的工匠。
太宗时，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始未易成。”因些遂令随郡考试儒人被俘为奴者。

而终于在这些俘虏中间，偶然把南宋的儒学流到北方去。
蒙古破许州，先得金军资库使姚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惟枢特加重。及阔端南侵，命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拔德安，得赵复，其徒称江汉先生。枢挟以北行，建太极书院，河朔始知道学。许衡、宝默皆从姚枢得程朱书。衡为国了祭酒，教蒙古诸贵人子弟，稍稍知中国礼义。

结果于国族勋旧之外，亦有科举取士之制。
元科举定制于仁宗皇庆二年。其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沈）氏为主，周易以程（颐）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氏传，礼记用古注疏。
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
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今按：科举以四书义取士始此。自此相承直至清末，实中国近世一至要之创制也。【与四书取士同为明、清所因袭者，尚有行省制。此二制度影响明、清两代六百年之历史。】

然此仅有名无实，在实际政治上极少影响。
一、举行时间不久，次数甚少。
开科取士，定制在仁宗皇庆二年，始开科在延佑二年，已在宋亡后近四十年。科场三岁一开，至顺帝至元元年科举即罢，前后共二十年。嗣于至元五年【选举志谓“六年诏复科举”。】复有科举，共不过二十次。
二、科举出身者实际并不多。
续通典：皇庆、延佑中，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常十之九。顺帝时罢科举，许有壬争之，谓：“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
三、科场舞弊，全失考试本意，亦全无考试真*相。【详见辍耕录卷二十八。至正四年有长篇四六文揭发江、浙纤尘试黑幕，又至正二十二年复有作弹文者，举此可例其余。】
四、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考试，右榜为蒙古、色目人，恐多属具文；左榜为汉人、南人，其真才实学多不屑应举。
陶氏辍耕录卷二谓：“今蒙古、色目人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陶氏生当元、明之际，其书刊于明代，则所谓“今”者，指元之晚季。其时蒙古、色目人在官者尚多不能执笔，则科举取士之为效可想。余阙曰：“至元以下浸用吏，中州之士见用者浸寡，南方尤寡。其久则南北之士亦自畦町相訾。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佑中，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勝道也。”【惟元代政治，虽学术的气味极薄，而社会上则书院遍立，学术风气仍能继续南宋以来，不致中辍。明祖崛起，草野绩学之士，乃闻风而兴，拔茅彚（汇huì）征，群集新朝，各展所蕴，以开有明一代之规模。如刘基、宋濂、章溢、陶安、钱用壬、詹同、崔亮、刘三吾等彬彬文雅，郁乎其盛，一时何上数十百人，皆元代之所贻也。】
可见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殖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在贵族封建下的农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会变乱百出。
至元二十年，崔彧（yù）上疏，谓：“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诏：“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时如此，其他可知。

蒙古人震铄亚、欧两洲的武力，终于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让出他们的统治。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8:24

第三十六章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明代兴亡】

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韩山童、韩林儿，乃白莲教师。湖广徐寿辉，为贩布者，其部将陈友谅，乃渔父。江苏张士诚，为运盐舟人。浙江方国珍，乃贩盐者。安徽郭子兴，则卖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觉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陈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达，皆农民。常遇春则为盗。元末群雄，较之秦末，更见其为平民色彩。】

这是说明蒙古人的政权之下，绝没有汉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权被推*翻的过程中，没有让政权之自身酝酿出权臣或军阀来操纵这个变局。【如东汉以来历史上之惯例。】

一、明代帝系及年历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若并南明三帝，计当为十九帝，二百九十四年。】

二、传统政治之恶化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
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余，太子死，孙孱弱，故为身后之虑。一面封建诸子，各设卫兵三千，乃至一万九千，一面尽诛功臣宿将。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诛，遂废宰相。
太祖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朱国桢皇明太训记卷九谓：“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第二个恶化的原因，在于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称：“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胡惟庸之狱，株连被诛者三万余人。又蓝玉之狱，株连一万五千人。【史又称：“太祖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户部侍郎郭桓，赃七百万，而自六部侍郎下连只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谓：“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故其时文人多不仕。【据明诗综，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扬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贲、黄哲、郭奎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鲁、王朴之死，尤暴残。太祖又有“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
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狱中。又解缙疏：“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明初捶楚官吏之风，又不仅于朝廷之上矣。】

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
廷杖亦始太祖时，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其后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矫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下朝官三百余人狱。及（十四年）谏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五日，晚并系狱，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余继疏争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时（嘉靖三年）大礼议，逮下诏狱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恩等病创卒者十八人。【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朝，有杖毕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庄烈帝时，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明廷之滥刑、滥杀，终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传评庄烈帝，谓：“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其甚者如袁崇焕之见杀，则并非罚之明而驭之严矣。】

其惨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
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ì）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东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

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内监审狱。【此如汉之黄门北寺，而酷毒恐犹过之。】
史称：“成化以后，凡大审录，太监斋敕，张黄盖，於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功臣、宿将多以诛死，兵卒多以散归田亩。】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这是广土众民的中国为客观条件所限的自然趋向。】於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古代封建只如后世一小县，故可以宗法统治。后人封建，连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缩影。于封建区域内，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统。】

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於王室。【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长进，即在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化，王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李德裕谓：“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宋蔡承禧神宗时上疏：乞除命大臣、台谏之外，事无巨细，非经二府（中书、枢密）不得施行。”此中国传统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恶宰相弄权，谓可以篡夺王室之统续，故深忌之。】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军人而非宗室更可虑，宦官、外戚则明祖早见其更不可用。而当时士人在社会上之势力，亦更非汉、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满州为整个部族之统治，（然亦需借用社会士人力量合作。）否则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无他道。】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及王威渐弛，则以太监代帝王。】

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张居正屡言祖宗法度，谓：“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又曰：“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挢扦文纲。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於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之反动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谓明“阁下之贤者尽起能事则曰法祖，非为祖宗必足法，其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若张居正此论，则又假祖宗以抗朝议亦。既不敢以师相自居，即不得为大臣。无论何事，非托王命，则只有上述祖旨也。】

三、废相后之阁臣与宦臣

明代废相以后，析中书政归六部。
去中书省，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去门下省，特存给事中，虽七品官，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

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天子总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纠劾，通政司达章奏，大理寺主平反，为九卿。然惟都察院权较重，并六部尚书为七卿。明官盖有卿而无公。【明初立中书省总文治，都督府统兵政，御史台振纪纲，略师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分职之意。及罢中书省，同时罢御史台，（后更置都察院。）又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省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而考核听之府部。如是则吏、兵、户三部之权稍重，而总裁则归之皇帝也。】

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下，故名“内阁”。时设大学士者共四殿：中极、【旧名：“华盖。”】建极、【旧名：“谨身。”】文华、武英；两阁：文渊阁、东阁。

并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书、侍郎下。
洪武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奏章批答，皆御前传旨当笔。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箚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故君主独*裁，非精力过绝人，其势必不可久。

成祖以后，始有“内阁”之称。
由翰林院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简用，无定员。使参预机务。【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

永乐、洪熙两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然批答亦出自御笔，不委他人。
成祖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

仁宗后，阁权渐重。
杨溥、杨士奇、杨荣称“三杨”，以东宫师傅旧臣，领部事，兼学士职，地位渐隆，礼绝百僚，始不复属院事。

至宣德时，始令内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此由君主生长深宫，一两代后，精力智识皆不如前，遂渐渐不亲政事，懒于接见大臣；愈懒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遂愈不敢与大臣直接对面办事。“条旨”始宣德，据弇山堂别集、明史宰辅年表，谓：“至仁宗而后，裁决机宜，悉由票拟”是也。又王琼双溪杂记云：“英宗九岁登基，有诏：凡事白于张太后（英宗祖母），然后行。太后令付内阁议决，每数日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商榷，具帖开报验看。不付阁议者，即召司礼监责之。内阁票旨始此。”则谓始正统。殆至是始成定制耳。】
诏诰起草，唐时属中书舍人，后翰林学士越职代之。内阁拟旨，正似翰林之知制诰，并非宰相职也。至明代中书舍人乃七品官，专职书写而已。

中易红书批出。
太祖定制，内侍毋许识字。至宣宗时，始立内书堂，内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阁票批朱，与外廷交结往来。

然遇大事，尚犹命大臣面议。
其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皇帝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学士相见。

甚至宪宗成化以后，迄与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延访大臣者，仅孝宗弘治之末数年，而世宗、神宗则并二十余年不见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野获编卷一有明代召对趣话一则云：“先是宪宗以微吃，赐对甚稀。一日，召阁臣万眉州（安）、刘博野（吉）、刘寿光（珝）等人，访及时政，俱不能置对，即叩头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之谑。今上（万历）渊默岁久，自庚寅元旦召吴门（申时行）、新安（许国）、太仓（王锡爵）、山阴（王家屏）入对以后，又二十五年而为乙卯之四月，以张差闯宫一事，召方德清（从哲）、吴崇仁（道南）二相入内商榷。方唯叩首唯唯，不能措他语，吴则噤不能出声。及上怒，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厉声命拿下，群阉哄聚殴之。事出仓卒，崇仁惊怖，宛转僵仆，乃至便液并下。上回宫，数隶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始复。盖崇仁自登第后，尚未观穆若之容，一旦备位政本，不觉失措至此。”又赵翼陔（该）余丛考，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条，可参看。】

大学士王鏊（ào）论视朝，曰：“上下不交，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不遇视朝数刻。君或不识其臣，臣或不交一言于君。上下不过章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独沿袭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视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明常朝有御殿仪、御门仪。每日晨兴，御奉天门，午、晚复出坐朝，一日而三朝焉，可谓勤政。其后御殿礼废，午、晚朝亦废，世宗、神宗则并常朝御门，亦数十年不一举。】然堂陛悬绝，威严赫奕，将军持鈲（孤），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正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
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周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外朝’，询大事在焉。【非常朝。】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常朝。】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视朝而见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听政而适路寝，所以决可否之计。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盖外朝为尊，中朝为亲。【周制常朝旅揖、特揖，其仪甚简。汉常朝仪不著，殆亦近古。叔孙通朝仪，非常朝之仪。唐、宋重常朝，其仪特备，已非秦、汉之旧。】唐皇城之南一门曰承天，正旦、冬至取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视朝在焉，盖古之治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贞观初，每日临朝，十三年三日一朝，永徽中五日一朝，文官中五品以上号‘常参官’。玄宗怠于政事，乃有紫宸殿入阁，所见惟大臣，百官俟朝正衙者无复见天子。中叶以还，又有开延英召对，则并非正殿。】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辰）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及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汉、唐君臣决事殿廷，皆列坐。宋初范质为相，始请皆立。汉、唐有不时之朝，如汲黯见武帝于武帐，魏征见太宗于便殿。宋以下则待召而入。】盖亦三朝之遗意。太祖、太宗时，华盖、谨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则内朝也。
今久不御，上下之交绝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外朝或可间歇，内朝必以时举。六部诸司以次奏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五日一员上殿轮对，或不时召见。咫尺相对，略去威严。上不难于问，下不难于对。人才贤否、政事得失、风俗善恶、闾阎疾苦、古今治乱，皆得毕陈于前，则上下之情可通，内外之壅蔽可决，天下之事有何不可为者？”王鏊之言，特欲复明初之规模，而明室帝王之昏惰，则并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乌得不乱？

独*裁的皇帝不问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赓（gēng）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阁。”四十一年叶向高疏：“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自然有权臣应运而生。
世宗时，夏言、严嵩遂弄大权．【严嵩柄政达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下，而弄权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败事。】

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惟终明世，大学土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转在下，兼衔反在上。】

然皇帝于内阁不相亲接，其间尚隔着一层太监的传递。阁权最高仅止于票拟。
朝廷命令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传之内阁。内阁陈说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述之御前。

于是实际相权【或竟称君权。】一归寺人。
皇帝不赴内阁亲视政务，故令阁臣票拟。皇帝在内寝仍不亲政务，则批红亦由太监代之。【或皇帝降旨，由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付阁臣缮拟。】

因此明代司礼监，权出宰辅上。
英宗时王振，【其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棐（fěi）疏已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武宗时刘瑾，【则专揽益甚。刘健疏：“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则正德初已然。】皆是。以后司礼监遂擅权。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压之，及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每于私第批答章奏，辞率鄙冗，焦芳为之润色，李东阳俯首而已。【李氏尝有疏自白，谓：“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此正可见内阁票拟，必经皇帝批答，司礼监既窃此权，自可箝制阁臣也。又按：洪武十七年铸铁牌，置宫门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河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又太祖制，内臣不许识字。宦官通文墨，自宣宗时设内书堂始。然非朝臣附丽羽翼之，虐焰亦不若是烈。首以阁臣比内侍，则焦芳也。】

因此宦官逐渐骄横跋扈。
张东白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几变。天顺间，李文达【贤。】为首相，司礼监以议事至者，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彭文宪【时。】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中官面东。中官第一人，对阁老第三人，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后商文毅【辂。】又送之下阶。后万阁老【安。】又送至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掌司礼者间出，使少监并用事者传命而已。”【文震孟传则谓：“大臣入阁，例当投河司礼大奄，兼致仪状。”】又嘉靖中，有内官语朝臣云：“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凡几变。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来夏先生【言。】我们只平眼看看。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恭恭手才进。”【世宗驭内寺最严，其先后不同已如此。】

而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结内监。【时谓：“大臣非夤缘内臣不得进，非依凭内臣不得安。”即如张居正，亦交结内侍冯保也。】

其次又须倾轧同列。
阁臣不止一人，职任上并无严格分别之规定。严嵩倾去夏言，与许瓒、张璧同为大学士，而瓒、璧不得预票拟，大权遂一归嵩。自是以后，票拟专首揆，余旁睨而已。【万历十一年，御史张文熙言阁臣专恣，其一即指票拟不使同官预知。申时行争之曰：“票拟无不与同官议者。”可见阁臣票拟权，在当时理论上仍不许首揆专*制也。】万历之季，疏多留中，首揆亦闲坐终日。

国家并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服众。【杨继盛劾严嵩，谓：“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章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御史刘台劾张居正，亦谓其“俨然以相自处”。又曰：“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协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居正因此上书乞休，自谓：“臣之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可见一切症结，实在内阁制度之本身也。又明史七卿年表：“洪、宣以后，阁体既尊，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闲隙，参奏纷孥。驯至神宗，厌其嚣聒，置而不论。”此岂非政体失调有以致之乎？】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论。
张居正为相，治河委潘季训，安边委李成梁、戚继光、俞大猷。太仓栗支十年，太仆积贮至四百万。及其籍没，家资不及严嵩二十之一。然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继之为政者，惩其败，多谦退缄默以苟免。因循积弊，遂至於亡。

黄梨洲谓：“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明夷待访录。】真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明代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又用严刑绳下。锦衣卫、【锦衣卫狱又称“诏狱”，始太祖时。】东厂、【永乐设，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由宦者领之，与锦衣卫均权。】西厂，【宪宗宠汪直设，命同河外事，所领缇（tí）骑倍东厂。武宗时，刘谨又设之。神宗时，冯保擅权，又建“内厂”，即西厂之变相。于是名东厂曰：“外厂”。魏忠贤秉政，内、外厂备极刑惨。】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以不经政府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而擅自逮捕拘讯朝臣，乃至于非刑虐杀，其权全操于内寺。
初领五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永乐间，始设内监监其事。沿习数代，勋戚纨绔司军纪，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内监之权又侵入于军事。其他明代如皇庄、矿税、上供、采造重重扰民事，亦皆奄寺主之，则奄权又侵及于财政。【明祖著令：内官不得预政事。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漠北诸将皆洪武旧人，以中人参之。又设东厂预事，宦官浸任用。明祖之废宰相，与永乐之任宦寺，皆出一时私意。明代规模定于二君，祸根亦胥重于是矣。】

内寺之权，极盛于熹宗时之魏忠贤。
天启六年，浙抚潘汝桢始为忠贤立生祠，天下争废书院应之。监生陆万龄请祀忠贤于国子监，又请以忠贤配孔子。崇祯时定逆案，首逆凌迟者二人，为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又次等论徒三年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共二百零九人。【忠贤本族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其时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有许显纯等“五彪”，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忠贤目不识丁，弄权至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蟠结攀附之盛已如此，则其时士风官方，亦可知矣。】

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
明朝一种谄媚结附之风，盖由中叶以后，政治浑浊而引起。严嵩当国，朝士为干儿义子者至三十余辈。张居正卧病，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继之，诸杂职又继之，外官南京、楚、闽、淮、漕又竞起应之。黠（xiá）者以献媚，次亦避祸不敢立崖岸。时独一顾宪成，削名不屈。无论为张居正，为魏忠贤，自趋权附势者视之，则同样为权势之代表。而自守正不阿者论，则此等权势亦同样应该反对。反对此等权势者，酝酿于讲学，结集于书院。而张居正亦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党祸至于不可收拾矣。
又按：黑暗政权之普通象征，厥为贿赂。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以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振传。】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盖隐语，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刘谨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有至四、五千金者。【蒋钦传。稗史则谓：“布政史须纳二万金”。】科、道出使归，亦例有重贿。【许天锡传。】谨败后，籍没之数，大玉带八十东，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据王鏊笔记。】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耳。其后钱宁籍没时，亦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东。【宁传。】魏忠贤史不载其籍没之数，其富当更胜于瑾也。顾不必宦官为然。严嵩为相二十年，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不可数计。【嵩传。又稗史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两一窖，凡十数窖。”】当时文武迁擢，但问贿之多寡。【扬继盛疏。】
吏、兵二部持本就嵩填注。【董传策疏。】边臣失事纳赇，无功可赏，有罪不诛。文武大臣赠谥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周冕疏。】虽州县小吏，亦以货取。【沈链疏。】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门，暮入嵩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镇使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子，先馈其家人。家人严年已逾数十万。【张翀疏。】
政府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王宗茂疏。】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董传策疏。又徐学诗疏谓：“都城有警，密运财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嵩本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邹应龙疏。】其后陈演罢相，以资多不能行，遂为闯贼所得。贿随权集，贪黩黑暗，谄媚趋附，胥可于此见之。然则又何怪于党祸之兴与流寇之起也！

直待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而国脉亦遂斩。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39:17

第三十七章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一、明初的几项好制度

但明初政治，亦有几点特长处。

（一）明初之学校贡举制度

明主一面废宰相，用重刑，一面却极看重学校。明主盖知政治不得不用读书人，故一面加意培植养成，一面却设法削其权任，杀其气焰。
洪武八年，颁行学校贡举事宜。【此据永乐大典，见全祖望集。】

生员分二等。
一、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
二、乡里学舍之生员。【无定额，三十五家置一学，名“社学”。】

府、州、县学舍生员之资格，以官员子弟，及民俊秀、年十五以上、读过四书者充之。
其学科有经、史、【分九经、四书、三史、通鉴、庄老、韬略等。】礼、律、乐、射、算等项。【晨习经、史、律，饭后治书、礼、乐、算，晡后习射。余力学为诏诰、笺表、碑版、传记等应用文字。】

其考试分按月考验，及三年大比。
贡至行省，拔尤送京师，并妻、子资送。

贡士天子临轩召见，【说书一过，试文字、射、算。】分科擢用。【有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四书、人品俊秀、言有条理、精习算法诸科、以诸科备者为上，以次降，不通一科者不擢。】
其任用有为御史、知州、知县、教官、经历、县丞、部院书吏奏差、五府掾（yuàn）史不等。
其乡里学舍之师资，由守令择有学行者教之。【在子弟为师训，在官府称“秀才”。教科自百家姓、千字文以至经、史、律、算。】
考试亦三年一大比，师生皆有升进。【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其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加以录用。生员俊秀者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各就业。】
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明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一百余员，弟子无算。又凡生员入学始得应举，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已融合为一，此实唐宋诸儒所有志而未逮者。至其末流，渐废渐坏，有名无实，则又当别论。

至国子监有“历事监生”之制。
国子学改称“国子监”，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亦有谴外任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等事，学十余年，始拨历出身。

出身优异。
洪武二十六年，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参议、副使、佥事等官，为四方大吏者尤多。台谏之选，亦出于是。常调亦得为府、州、县六品以上官。

布列中外，一时以大学生为盛。
明代国学，即至后来，亦比唐宋较见精神。
学生既得历事，又有优养，而尤重司成之选，特简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及至中叶，名儒辈出。如李时勉、陈敬业、章懋、罗钦顺、蔡清、崔铣、吕枬（zhān）分教南北。画则会馔同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子弟。故成材之士，多出其门。

（二）明代之翰林院制

明制中尤堪称述者，在其翰林院。
翰林院之设始于唐，其先本内廷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

此犹秦汉初年之博士及郎官。旧唐书职官志言：“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廩之。”【其见于史者，天宝初，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占星韩颖、刘烜。贞元末，弈棋王叔文，侍书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宝历初，善弈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并待诏翰林是也。】亦有名儒学士，时时任以草制。【此亦视为艺能之一。】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因其常于北门候进止。】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jì）等为之。】掌中外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此则犹汉武帝侍中内朝多任文学之士也。嗣乃选文学士号“翰林供奉”，分掌制诰、书勅。此则以内廷渐分外朝之权，正与汉武以侍中诸文士参预国政夺宰相权相似。

玄宗时，【开元二十六年。】别置学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始正式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院之名。因唐别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也。】自此学士与待诏有别。
赵璘因话录：“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又文纪宝历二年，省“教坊乐官、翰林待诏、技术官”云云，此种分别，犹如汉博士专尊五经儒士，而百家尽黜也。

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
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
此则相权内移，正如汉代尚书代三公之实权矣。【兴元元年，翰林学士陆贽奏：“学士私臣，玄宗初待诏内庭，止于应和诗赋文章。诏诰本中书舍人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乂宁，合归职分。”识者是之。】

宋代则翰林学士，亦掌制诰、侍从备顾问，并有侍读、侍讲、说书等经筵官，亦与翰苑同为政府中清美的缺分。
而馆阁之选，更为士人荣任。
凡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此为国史三馆。太宗时新建三馆，赐名“崇文院”。】直秘阁，【端拱初，就崇文院中堂建。】与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皆为馆阁高等。其次曰集贤校理，曰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曰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馆职取之。非经修注，不除知制诰。元丰以前，馆职非名流不可得。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及大臣论荐，乃得召试，入格乃授，谓之“入馆”。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qiàn），不为监。”其贵如此。

实为当时政府一种储才养望之清职。
刘安世谓：“祖宗之待馆职，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廩，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名卿贤相也。”

至于明代，翰林院规模，益臻崇宏，经筵宫、史官均归入翰苑，翰林院更明显的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惟一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这一个集团，与王室在在保有很紧密的关系。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
英宗正统七年，翰林院落成，学士钱习礼不设杨士奇、杨荣座，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乃命工部具椅案，礼部定位次，以内阁固翰林职也。嘉、隆以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始径称“内阁”。

至詹事府【主辅导太子。】官职，亦为翰院旁支，与侍讲、侍读等同为王室导师。
而明代翰林院一个更有意义的创制，则为庶吉士之增设。
翰林院有庶吉士，正如国子监有历事生，以诸进士未更事，俾先观政，候熟练然后任用。
大率进士第一甲得入翰林，而二甲、三甲则得选为庶吉士。
进士径入翰林，始洪武十八年。永乐以后，惟第一甲例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铨注。

自有庶吉士而翰林院遂兼带有教育后进之性质。
其先庶吉士命进学于内阁。
永乐三年，命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新进士中选材质敏美者，俾就文渊阁进学。其先洪武六年，已有乡贡举人免会试，择年少俊异者肄业文华堂之制。【又洪武十四年六月，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礼遇甚厚。此皆为后来庶吉士制度之先声。可见明祖未尝不思作育人才，后人谓明祖创为八股文以愚世，非也。】后景帝时，又有东阁进学之事。

并时经帝王御试。
永乐中，召试庶吉士多在文华殿。宣宗时，又有斋宫考艺。正德后，庶吉士止隶翰林，遂罕御试。

其间有经长时期之教习。
远则八、九年，近则四、五年，而后除授。有不堪者，乃改授他职。永乐四年，庶吉士陈孟洁、曾春龄辈卒于京师，或以教习已近十年为言，上怒，于是张叔颖等皆除通判。

学成每得美擢。
大抵以授翰林院编修、检讨诸职为常。宣德以前兼授部属、中书等官，正统间始有授科、道者。

翰林院本为储才养望之地，明初【洪武、永乐两代。】尤能不断注意到社会上的名儒耆俊，网罗擢用。
皇帝以及储君，时时与翰林学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种学术上之熏陶，又可从他们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价直的献议或忠告。
翰林学士除为讲官、史官、修书、视草等规定的职务外，如议礼、审乐，定制度、律令，备顾问，诤得失，论荐人才，指斥奸佞，以常获从幸，尤见亲密，实多有匡救将顺之益也。

而一辈翰林学士，又因并不负有行政上实际的责任，【无专掌，无钱谷簿书之烦。明代翰林亦无青词斋文等无聊文字之应酬。当时称之为“玉堂仙”。一甲三人为“天上生仙”，庶吉士则“半路修行”也。】而望荣地密，从容中秘，得对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讨，以备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后起，亦得侍从台阁，受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实在是国家培植候补领袖人才之一种好办法。【庶吉士亦得建言白事。】

在贵族门第的教育【此种教育，对于政治传统，特有关系。】消失以后，在国家学校教育未能切实有效以前，此种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制度，实在对于政治人才之培养，极为重要。【国子监历事生则与翰林院庶吉士并行并济。】
元代许衡罢中书，为国子师，所教习蒙古族人侍御贵近子弟，其后皆为重臣。明制实模仿于此。
洪武六年开文华堂肄业，太祖谓宋濂等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相，卿其勉之。”可证。翰林院制度后为清代所沿袭。清代政治上人物以及学术上之贡献，由此制度助成者，尚不少也。

（三）其它

明初又厉行察举之制，【罢科举者凡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而荐举之法仍并行不废。】
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少亦至一千九百余人。】

拔用人才，不拘资格。
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有径拜为大学士者，有起家为尚书、侍郎者。永乐间，荐举起家，犹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者。

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zhé）予美官。
又奖励人民上书言事。

凡百官、布衣、百工、技艺之人，皆得上书。并许直至御前奏闻。【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逢掖布衣、刀笔掾史、抱关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陈封事，夕达帝阍（hūn）。采纳者荣显，报罢者亦不罪。英、景之际，尚不可胜书。】

有六科给事中掌封驳，谓之“科参”。
给事中原属门下省，明代罢去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得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又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鞠大狱，给事中皆预。

位虽低而权重。
如此，只要上面有精明强干的皇帝，【如洪武、永乐。】下面学校贡举制度能继续不懈，社会优秀分子逐渐教养成才，逐渐加入政府。又有翰苑制度，为政府特建一个极富学术意宋的衙门，做政府的领袖人才的回翔地。既以通上下之志，又以究古今之变，使常为全部政治的一个指导机关。又使下级官僚乃至地方民众，常得风厉奋发，在政府中有不时参加及相当发言的地位。此种政治，宜可维持一个相当时期，不致遽（jù）坏。【明祖鉴前代女祸，首严内教。终明一代，宫壸肃清，论者谓其超轶汉、唐。刑法已宽于建文，而重峻于永乐。援用宦竖，亦始成祖。若明无靖难之变，其政制或可不如以后之所至。】

故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其时地方官每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加擢者。守牧称职，增秩或至二品，监司入为卿贰者比比。又常特简廷臣出守，有尚书出为布政使，而侍郎为参政者。又常由大臣荐举，又时遣大臣考察黜陟（chù zhì）。【府、州、县官廉能正直者，必遣行人斋勅往劳，增秩赐金。仁、宣之际犹然。】又重惩贪吏。故明之吏治，且驾唐、宋而上之，几有两汉之风。英、武之际，虽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惟英宗天顺以后，巡抚之寄渐专，监司、牧守不得自展市，乃成重内轻外之势。】

其他又如明初卫所制度，颇得唐府兵遣意。
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地系—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每军给田五十亩为一分。【或百亩、七十、三十、二十亩，以土地肥瘠为差。】最盛时，中外卫所军百余万。【洪武二十三年，京师二十万六千二百八十人，外九十九万二千一百五十四人，为最盛。】岁得粮五百余万石，官俸兵粮皆於是出。太祖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税额：官给牛者十税五，自备者税四或三。亦较魏、晋为优。

黄册、鱼鳞册整顿赋役，清代因之不能革。
鱼鳞册始行於洪武二十年。【其全国完成，当在二十六年。故明会典有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田统计。】时两浙富民畏避徭役，以田产寄他户，谓之“贴脚诡寄”。是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元制，民夏输丝绢，秋送米粟，乡推一人总其事，若乡官然。明粮长即仿此。粮长以田多者为之。其先，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輙蒙擢用。然其制頗多流弊。其后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而在州里间颇滋害。】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在洪武十三年。】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明初武功亦足方驾汉、唐。
安南自唐后沦于蛮服者四百余年，永乐时复隶版图，设布政司。【暹（xiān）罗、缅甸，亦通朝贡。】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迄於明亡，犹私心向明不已。成祖亲征漠北，远使南洋，季年朝贡者，殆三十国。

故明代的政治设施，虽论其用心，未得为当，而亦与两汉、唐、宋诸朝并为中国史上之一段光昌时期。【嘉、隆以后，吏治日偷，民生日蹙，国遂以亡矣。】

二、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惟承平日久，科举进士日益重，而学校贡举日益轻。【学校可以造成所欲期望之人才，科举则只就社会已有人才而甄拔之。又荐举亦益稀，出身全由场屋。】
顾亭林谓：“明科举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诠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邱橓（shùn）疏：“荐则先进士，劾则先举监。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眉而立。”贾三近疏：“抚、按诸臣，遇州、县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为抚字，在举人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为精明，在举人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二氏之说，皆可与顾语相证。令按：科目之弊，自宋已见。项安世谓：“科目盛自李唐，而唐之取士，犹未尽出于此。有上书得官，有隐逸召用，有出于辟举，有出于延誉。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人才，—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táo wù）、饕餮（tāo tiè）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下安，下睥睨（bì nì）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使诸葛亮、王猛处此，必当自出意度，别作垆韛（lú bài），以陶镕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当时之事。自王导、谢安以下，随世就事之人，欲于妥帖平静中密致分数剂量之效，则必不敢变今之说矣。”此南宋时人议论也。中间断于元，至明而其弊又渐滋。昔人谓“自宋以来为举子之天下”，此固与东汉以下至于唐中叶之门第势力不同，而同样足以操纵一时之世界也。】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

英宗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人才亦为科目所限。
时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已群目为储相。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科举已视前代为盛，而翰林之盛，则又前代所绝无。【此明史选举志语。】

而教习庶吉士渐渐变成有名无实。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习，始自正统初年，浸与文华堂、文渊阁时旧规不同。内阁仍有按月考试，仅诗文各一篇，第高下，揭帖开列名氏，发院立案。有志者甚或谢病去。天顺八年庶吉士，于次年相率入内阁求解馆。大学士李贤谓曰：“贤辈教养未久，奈何遽（jù）欲入仕?”计礼应声对曰：“今日比永乐时教养何等？且老先生从何处教养来？”贤大怒，请旨，各授职，罚礼观政刑部。弘治六年，学土李东阳、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阅会簿，悉注病假。其流弊至此。

庶吉士散馆，则资格已成，便可坐望要职。
明代甚拘资格，一与词林之选，便可坐跻华膴（wǔ），往往优游养望。进士散馆后，率请假回籍。吏部辄案原资起用。有家居敷十年，迁至尚书、侍郎，始入朝供职者。偶有一、二调外及改部郎，舆论喧哗，互相袒徇。谢肇淛谓：“唐宋之代，出为郡守，入为两制，未尝有此格。”【邱橓疏。】

翰林为贮才之地，吏部为抡才之所，此两官特为明世所重。
明制，六部吏、兵为贵，以主文、武之铨选也。而吏部执掌尤重。吏部凡四司，文选掌铨选，考功掌考察，其职尤要。明史选举志言：“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可见明吏部之权重。霍韬疏：“迩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迁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别曹，升京官者必由吏部。人辄以二官为清要，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内阁为腹心。”

及翰林院既不能培养人才，而吏部选举，又渐渐有拈阄（niān jiū）、掣（chè）签之法，而选举遂不可问。
明史选举志：“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万历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陈鼎东林列传孙丕扬传：“先是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法’。分签为四隅：曰东北，【北京、山东为主。】东南，【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西为主。】西北，【陕西、山西为主。】西南。【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于慎行笔尘谓：“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颂。”

至於科举方面，经义渐渐变成为八股。
元皇庆二年考试程式，始以四书义取士。明制考三场。初场四书义三道，【依朱注。】经义四道。【大率用程、朱，永乐时编四书五经大全。】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惟主司阅卷多就初场所中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因此学者精力全集中於四书义、经义。八股文者，乃一种有格律的经义，有一定之体裁与格式，犹之唐之有律诗、律赋。其体盖起於成化以后。【顾炎武谓：“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数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起讲先提二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於君谓之恭’，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於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

昔人谓：“八股之害等於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於咸阳之坑。”【顾炎武语。】
科举推行既久，学者只就四书一经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文记之，【富家延师，一经拟数十题，撰文论价。】入场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本经全文有不读者。【礼丧服不读、檀弓不读，书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不读，诗淫风、变雅不读，易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诸卦不读。】
丘浚谓：【大学衍义补。在天顺、成化时。】“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体偏旁者。”王鏊谓：【制科议。在弘治十四年。】“人才不如古，原于科举。”杨慎谓：“士子专读时义，一题之文必有坊刻。【明坊刻凡四种：一曰程墨，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曰房稿，十八房进士之作。三曰行卷，举人之作。四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於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惟知此物可进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稍换首尾，强半雷同。使天下尽出於空疏不学，不知经史为何物，是科举为败破人才之具也。”

顾炎武谓：“举天下惟十八房之读，【明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谓之“十八房”。其事始万历。後增至二十房。汇其范作，供士子之揣摩。】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biàn máo）。故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於消耗，学术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又曰：“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患得而胜之。”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顾亭林日知录称：“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所习为‘贵经’，而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今按：元袁桷（jué）国学议谓：“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縠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tiáo chèn）诸生，相师成风，尚甚于宋之末世。知其学之不能通，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具不涉史者，谓自汉以下皆霸道。不能辞章，谓之玩物丧志。”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荆公早自悔：“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学究者，即学究一经之谓也。朱子有学校贡举私议，亦谓：“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è yí）相顾而不知所出。必欲乘时改制，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云云。
袁桷所举，固非朱子所逆料也。盖朱、王皆欲提倡一种新学风，而皆为科举功利所掩，其提倡之苦心深意皆失，而流弊转无穷。阳明继起，力倡良知而斥功利。然良知之说，仍为空疏不学者所逃。荆公、朱子、阳明皆有驱虚就实之意，而皆不胜世变之滔滔，则以学校之教不立故也。在上者仅知悬一标准以取士，而不知教育，则无论东汉之察孝廉，隋、唐之考诗赋，宋、明之试经义，其末流之不能无弊皆一矣。】

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时论言路四弊：一曰倾陷，二曰纷更，三曰苛刻，四曰求胜。】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
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泄于外，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兵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谄媚与趋附，奋发与矫激，互为摩荡，党祸日烈。
至于地方生员，则有养无教，日益滋增，徒蠹公帑。
宣德中，生员定增广之额，初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嗣后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人愈多，习愈恶。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俊士之效赊，游手之患切。

又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实做土豪劣绅。
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皆出生员。

当时比之“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此顾亭林语，犹今人拟学生为“丘九”也。】
士习官方，至于万历之末而极坏。
顾亭林日知录痛论之，谓：“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又曰：“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
又曰：“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又曰：“举业至于钞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又曰：“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又曰：“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所著书、无非盗窃。”又曰：“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欲求天下安宁，斯民淳厚，如却行而求及前人。”
又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又曰：“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
又曰：“世尚通方，人安媟（泻）慢。摇头而舞八风，【祝钦明。】连臂而歌万岁。【阎知微。按；祝、阎皆唐人，顾氏引以况晚明也。】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又曰：“今世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又曰：“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矣。”又曰：“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宾。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搢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异日媚阉建祠，此为之嚆矢（hāo shǐ）。”

而承平既久，武备亦弛。“本兵”高踞在上，武臣气折。
明自英、宪以还，军伍废弛，而兵政尽归于兵部，疆场有警，调兵拨饷及战守事宜皆主之。武臣自专阃（zhuān kǔn）以下皆受节制，黜陟进退胥由之。总兵官领勅，至长跪部堂，而弁帅奔走尽如铃卒。兵部权重，时号“本兵”。其后卫所渐空，至于无军可交，而有募兵。

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独*裁，则变成宦官擅权。官僚不能负责，则变成官僚膨胀。於是政治教育破产之后，兵制、田赋【明末屡次加赋，见后。】等相继崩溃，而紧接着的便是—个经济破产。

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告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

明自孝宗以后，内府供奉渐广。【单举膳食一项言之。明制，额解光禄寺银米，皆直送本寺，不由户部，清厘无法。又令中官提督寺事，每以片纸传取钱粮，寺官即如数供亿。弘治十四年，刘健疏：“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巨万。至嘉、隆间，光禄岁用逾四十万，厨役多至四千一百余名。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巨万，为少卿马从谦所发。”再以建筑言之，武宗修乾清宫，至于加征田赋一百万。盖内寺夺工部权，擅兴工役，侵渔乾没，不可殚计。世宗中叶后，营建斋醮，用黄、白蜡至二十余万斤，沉、降、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天下大骚。】

王室之骄奢，与内官之跋扈相为因果，牵引至于无极。乃至如传奉冗官之薪俸，【成化十一年王瑞、张稷等竞言之。二十一年，李俊又言：“祈雨雪者得美官，进金宝者射厚利。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延之戏、掾史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数千人，其禄岁以数十万计。”】
内府工匠之饩廪，【曾鉴孝宗时上疏：“往年尚衣监、兵仗局、军器局、司设监，各收匠一、二千人不等、今针工局又乞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武宗时，蒋瑶上疏：“内府军器局军匠六千，中官监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余人，人占军匠三十。他局称是。”世宗初立，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二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至穆宗隆庆初，内府工匠数又至万五千八百人。万历时，毕锵陈言：“绵衣旗校至万七千四百余人。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称是，此冗食之尤。”】
皆岁增月积，有加无减。【神宗益黩货，矿税之害遍天下。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中使四出，横索民财。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诏罢开矿，凡九年，诸珰所进矿银几三百万两，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并进。】

二曰宗藩。
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明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明制，诸王子嫡长袭爵，支子为郡王；郡王支子为镇国将军，递次辅国、奉国将军，又镇国、辅国、奉国中尉。自亲王至奉国中尉八世拜爵，而奉国中尉以下亦世世拜中尉，传无穷。衣冠禄食，不与四民之业。凡嫁娶、丧葬、生子、命名，必闻朝廷厚赡焉。】
正德间，已有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全输不足供诸府禄米之半。”
隆、万之际，郡王二百五十一，将军七千一百，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七千七十三。此林润所谓“年复一年，愈加繁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也。【诸藩又多赐庄田。太祖时，亲王得赐庄田千顷。其后及神宗时，福王封国河南，传旨非庄田四万顷不行。后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又奏乞淮盐数千引，开市洛阳。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准盐，河东引遏下行，边饷因此大绌。又福王婚费三十万、营洛阳邸二十八万，其奢纵至此。诸藩又多使夫役。孝宗时，马文升上疏；“湖广建吉、兴、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寿二府，山东衡府，通计役夫不下百万。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

三曰冗官，而尤冗者则在武职
景泰中张宁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嘉靖中刘体乾疏：“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踰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至正德世，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吏、士分途始於明。天下有以操守称官者矣，未闻以操守称吏者。吏无高名可慕，无厚禄可望，夙夜用心，惟利是图。官或朝暮更易，吏可累世相传。官深居府寺，吏散处民间。官之强干者，百事或察其二、三。至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於吏。究之入官者十之三，入吏者已十之五。吏胥为害，明、清两朝为烈。然明制乃激於元之重用吏胥而矫枉过正者。其禄俸粮约数千万。明官吏制禄之薄，亦前代所未有。最高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最下从九品月俸五石。洪武时，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石。永乐以还，米、钞兼支。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嗣钞价日贱，初犹增钞随高下捐益，成化中，以十贯焉为例。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贯，仅一、二钱。十贯钞折俸一石，实得数十钱。又准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匹布价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久之，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又干役、职田皆废，官吏恃俸，绝不足自活，势必至于贪墨。及明之中叶而风渐盛，严嵩当国而大炽。徐阶承严嵩后，号能矫其弊。然致政归，尚连舟百余里，籯载囊裹，不可胜计。（相传徐阶有田二十四万。）隆、万以下，无缺不钻，无官不卖。缙绅家高甍（méng）大厦，良田美池，并一切金宝珍玉，歌舞宴戏，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则明之应有李自成、张献忠久矣。】天下夏、秋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出多入少。”

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廩。此后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募召名数日增，实用日减。积此数蠹，民穷财尽。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42:28

第三十八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经济方面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大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
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纳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道名\仓名    正仓（石）义仓（石）常平仓（石）
关内 1，821，516 5，946，212 373，570
河北 1，821，516 17，544，600 1，663，778
河东 1，589，180 7，309，610 535，386
河西 702，065 388，403 31，900
陇右 272，780 200，034 42，850
剑南 223，940 1，797，228 70，710
河南 5，825，414 15，429，763 1，212，464
淮南 688，252 4，840，872 81，152
江南 978，825 6，739，270 602，030
山南 143，882 2，871，668 49，190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
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
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
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黄河——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
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腹里（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等地） 2，271，449石
辽阳 72，066 (8)
河南 2，591，269 (2)
陕西 229，023 (6)
四川 116，574 (7)
甘肃 60，586 (9)
云南 277，719 (5)
江浙 4，494，783 (1)
江西 1，157，448 (3)
湖广 843，783 (4)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与北方比，则南北相差更远。

明漕运凡五变：一、河运。【兼用水陆，自淮入河，始永乐元年。】二、海陆兼运。【永乐四年。】三、支运。【九年开会通河，十三年始兴支运。】四、兑运。【宣德六年。】五、改兑。
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余万石，谓之支运。自后又浸增五百万石。终明世，其定制为四百余万石。
兑运者，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初皆支运，后渐为兑运。
改兑者，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运船在天顺以后，【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定数万一千七百七十只，【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军十二万人。以粮数比：【成化八年定额】
北粮    755，600石。
南粮  3，244，400石。【内兑运米，即苏州一府655，000石，超过浙江全省（60万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过江西全省（40万石）之半数。常州一府175，000石，超过湖广全省（25万石）之半数。苏、松、常三府合计，占南粮全数三之一。】

北粮只及南粮五之一。地荒、人荒，遂为北方二患。【《日知录》卷十七】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粮食运输，亦成国家每年一次大耗费。
清代漕运额，亦定四百万石。据清初《漕运例纂》规定，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惟据《清会典》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则为南八北一。又据《户部则例》，乾隆四十四年漕运额则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雨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时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汉代丝织物，在黄河流域，已有几个著名的中心地点。【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过家庭手工业之上。故曰‘兖、豫：漆、丝、絺、纻’。蜀锦亦极有名。惟江南则绝不见有蚕丝事业。】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为北方农民一极普遍之生业。【《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縤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贵族如此，平民谅亦尔也。】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调绢絁，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折租造绢。】越人的机织，由北方传授。
李肇《国史补》：‘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女以归。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风样，绫纱妙城江左。’【左思《吴都赋》有‘八蚕之县’。宋文帝亦极奖蚕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蚕十五株。南方蚕事，起源甚早。惟精进美盛，则在后也。】

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品质列第四。】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续通鉴长编》四十三：‘宋开封官绫锦院绫机四百张。’】

如亳、如滑，皆为当时丝织要地。
景龙三年，宋务光疏：“自顷命侯，莫后墝塉，专择雄奥。滑州地出缣纨，人多趋射。列县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开元时，绢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黄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内外。大江以南仅泉、建、闽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州府绢价，出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
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表【据《唐六典》，开元十道贡赋，择其有关衣织者录之。】
地点名称备考
关内道    赋绢、绵、布、麻。    开元25年敕：“关辅既寡蚕桑，每年庸、调，折纳粟米。其河南、河北不通水运州，宜折租造绢以替关中。”
河南道    赋绢、絁、绵、布。    贡紬、絁、文绫、丝葛。
河东道    赋布、襴。（蒲州调以襴，余并用麻、布。)
河北道    赋绢、绵及丝。贡罗、绫、平紬、丝布、绵紬。
山南道    赋绢、布、绵、紬。    贡布、交梭白谷、紬纻、绫、葛、綵纶。
陇右道    赋布、麻。贡白氎。
淮南道    赋絁、绢、绵、布。    贡交梭、纻、絺、熟丝布。
江南道    赋麻、纻。贡纱、编、绫、纶、蕉、葛。
剑南道    赋绢、绵、葛、纻。    贡罗、绫、绵、紬、交绫、弥牟布、丝、葛
岭南道    赋蕉、纻、落麻。贡竹布。
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蚕盐敛民钱。石晋尚能岁输契丹绢三十万匹。
史称：“五代时，湖南民不事桑蚕，楚王殷用高郁策，命民输税以帛代钱，民间机杼大盛。吴徐知诰令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知其时南方蚕事渐盛。

汴宋锦织，尤为有名。
《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衣服花纹，皆四时景物，谓之‘一年景’”。又载：“定州有刻丝烟雾纱。”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疋，河北积岁贡赋为之扫地。浙绢悉以轻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又按：宋、辽议和后，辽于振武军及保州置搉场，岁以羊皮毛易南绢。】
金泰和六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所用不下百万。”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时中原丝织物尚有输于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间粗品，不敌南宋政府岁币所输于金政府者远甚矣。

元代北方尚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
至顺二年，冠州有虫食桑四十余万株。元冠州于汉为馆陶县地，明属山东东昌府。【又按：金有征蚕皮故纸钱者，明代迁安蓺桑甚盛，然皆剥皮造纸。惟迁安有蚕姑庙，是其先曾治蚕，而后稍废耳。】

元初并有按户税丝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为元定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

然而蚕桑丝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夏税绢数表：
地点  数量（匹）
浙江 139，140
江西 15，477
湖广 26，478
福建 273
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无
南直 32，999
（内苏州一府）（占14，157）
总计 214，367
以上南方。
地点  数量（匹）
北平 32，962
山东 23，932
河南 17，226
山西、陕西二省无
总计 74，120
以上北方。

此后更是照着南进北退的趋势进行。
万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州府夏税丝绢数表：
地点名称数量
浙江丝棉并荒丝 2，715，047两
   农桑丝折绢 3，509疋
江西丝棉折绢  8，025疋
   农桑丝折绢 3，486疋
   本色丝    8，209斤
湖广税丝折绢  22，890疋
   农桑丝折绢 4，997疋
福建丝棉折绢  280疋
   农桑丝折绢 319疋
广西本色丝    148斤
南直丝棉折绢  3，809疋
   农桑丝折绢 8，910疋
   税丝折绢  16，976疋
   税丝 102，478两
以上南方。
地点名称数量
山东丝棉折绢  22，165疋
   农桑丝折绢 32，825疋
   税丝 2，089斤
山西农桑丝折绢 4，771疋
河南税丝 352，901两
   农桑丝折绢 9，963疋
陕西农桑丝折绢 9，221疋
北直人丁丝折绢 25，262疋
   农桑丝折绢 12，508疋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绢数乃过于南方，然折绢未必实纳。正统八年，令各处不出蚕丝处所，每绢一疋，折银五钱，解京支用。盖唐以前北方输绢，至是相承，仅为一种名色而已。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数与此大同。惟四川有荒丝633斤，而此无之。】
又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东、【济南】南直【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处。
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不善织造，令各折价，为浙江于南至每年征本色至二万八千余疋。至清代，惟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而两税尽纳银粮，亦无折绢名色。于是令人渐忘河域自古为丝织先进之区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业，尚多在北方。
定窑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间为最良。南渡后称南定，北贵于南。汝窑在河南，柴窑亦在河南。惟昌窑【即景德镇】在江西，龙泉窑、哥窑在浙江处州。

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
元有浮梁磁局，见《元史?职官志》，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窑’。民间有宣州、临川、南丰诸窑。明景德窑最盛。宜兴陶业始万历间。

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可见木棉省植于此诸处也。又邱濬〈大学衍义补〉谓：“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有以为服也。宋、元间，世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是关陕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这是北方经济情绪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辞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渐繁荣，北方日渐萎缩。
此有关于天然界之出产者：如盐、茶为唐以后国利两大项，盐以两淮为主，茶则均产于南方。【茶饮至唐始盛，茶税始唐德宗时。】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此亦至清代犹然。矿课，北方惟山西一省，南则湖南、两广、云、贵。茶课，北惟甘肃一省，南则江西、两湖、四川、云、贵、江苏、安徽、浙江。（据《户部则例》，乾隆建十省岁办茶引数，均当于南十北一之比。）渔课，北惟奉、吉，南则苏、皖、赣、闽、浙、两湖、广东、四川、云、贵。】
亦有关于交通者：南方水利日兴，舟揖之便远超北地。亦有关于人工制造者：如前举丝织、陶磁之类。《文献通考》载宋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有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皆在蜀。】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万贯以上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处，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较，已见北绌南赢。及明代有‘市肆门摊税’，共设三十三处，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北：顺天、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太原、平阳、蒲州。】
又明代商税开始有“船钞”，【此见商业全走入水路交通。】设关处所凡七：曰河西务，【直隶。】曰临清，曰九江，曰浒墅，曰淮安，曰扬州，曰杭州。
全国商业，渐渐集中至长江下游与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有三百万贯。可证当时全国经济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运河贯输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极盛，而元、明两代则剧跌，亦由全国经济状态之变动。】此种演进，直到清代，大体仍旧。据《清会典》，光绪十三年全国各省厘金册报，南方各省几占北方之八倍。【又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则超过十二倍。】

二、文化方面

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
如以应科举人数论。
唐武宗会昌五年限定各地应送明经进士额数表：
明经隶名  进士明经
200 30 200人
旧350人国子监
   20    宗正寺
   30 50 东监、同华、河中。
   15 20 凤翔、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宣商、鄜坊、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
   10 15 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
   7 10 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
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并不能跨驾中原之上。
北宋则南人考进士，人数又多，北人考明经，人数又少，显分优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额以求平衡。【详见前。】
元代一样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苏天爵《滋溪集》十四：“国家既以文艺取士，于是人人思奋于学，而中州老师存者无几，后生或无从质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数十人，考官必得硕儒，士方厌服。”此记延佑、至治间事，南北学风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额。
明列朝乡试额数表：
   洪武3 洪熙1 正统5 景泰4 嘉靖14 嘉靖19 嘉靖25
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    100 80 100 135
江西 40 50 65 95
浙江 40 45 60 90
福建 40 45 60 90
湖广 40 40 55 85    90
广东 25 40 50 75
四川       35 45 70
云南       10 20 30 40
广西 25 20 30 55
贵州                         25    30
交趾       10
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    40 50 80 135
河南 40 35 50 80
陕西 40 30 40 65
山西 40 30 40 65
山东 40 30 45 75
比数（北/南） 200/310 175/370 255/485 420/725
按：此表北直额数，其中实多南人。又两广、云、贵西南人文之激进，亦可注意。
明会试额数表：
南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直隶）、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广德，一州。  55%
北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隶）、保定、镇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 35%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泸州、凤阳、安庆，七省府。徐、滁、和，三州。    10%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然中卷其实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顺天额亦多南人，则北卷之见绌多矣。
景泰初，礼部请“取士不分南北”，给事中李侃等奏，谓：“江北之人文辞质直，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向制不可改。”后竟复分南、北、中卷，则分卷正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为北，南北界线，较之宋欧阳、司马争论时，又见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贯如次表。【据陈建《皇明通纪》】
北方人数南方人数
北直隶    7 南直隶    66
山东 7 浙江 48
山西 4 江西 48
河南 2 福建 31
陕西 9 湖广 8
         四川 6
         广东 6
         广西 2
合计 29 总计 215
清乾隆丙辰诏举博学鸿词，先后举者二百六十七人。满洲五、汉军二、直隶三、奉天一、江苏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东四、山西三、广东六、陕西四、四川一、云南一。可见此种演进，至清无变。

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几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
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辅189人，【此据《明史?宰辅年表》计】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以科第影响及于仕宦。】
地点人数备注
江南 35
浙江 32
江西 26
直隶 20
湖广 13
山东 13
河南 11
四川 10
福建 10
山西 7
广东 5
陕西 2
广西 2
云南 1 贵州无。不知籍贯者一人

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社会南北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兹将唐、宋分道列一简表如下：
唐太宗时十道（及辖州数）    玄宗时15道（及辖府军州数）宋太宗时15路神宗时23路
关内22 关内京东23 京东东
京东西
京西南
京西北
河北东
河北西
河东
永兴
秦凤
淮南东
淮南西
江南东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两浙
福建
成都
梓
利
夔
广南东
广南西
河东18 京畿京西19
河南28 河东河北39
河北23 河南河东25
山南33 都畿陕西31
淮南14 河北淮南23
江南42 山南东    江南20
陇右20 山南西    荆湖南8
剑南26 淮南荆湖北12
岭南68 江南东    两浙16
   江南西    福建8
   黔中西川29
   陇右陕西24
   剑南广南东16
   岭南广南西26
观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冲繁，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

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要为户口之盈缩。
开元州郡等级，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皆在北方。时望县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县。【二十县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荆襄近占十一县。】

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
宋元丰三年四京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表：
东京（开封，22县）户171，324    口主295，912
客85，180  丁212，493

京东（15州，78县）（2）主817，984
客552，817    （5）1，660，903
885，774 （2） 957，554
565，693
京西（14州，79县）（11）  383，226
268，516 （14）  644，757
458，130 （14）  400，740
269，623
河北（23州，104县）    （7）  765，130
219，065 （9）1，473，683
407，501 （9） 773，891
205，467
陕府西（26州，118县）（8）  697，967
264，351 （4）2，015，436
746，368 （3）1，067，936
425，651
河东（14州，73县）（14）  383，148
67，721 （16）  752，301
138，358 （16）  372，390
77，462
淮南（18州，69县）（4）  723，784
355，270 （7）1，393，555
637，326 （4）1，320，306
152，300
两浙（14州，79县）（1）1，446，406
383，690 （2）2，605，484
618，215 （1）1，629，562
298，027
江南东（7州，48县）    （5）  902，261
171，499 （8）1，609，612
289，843 （6）1，019，134
186，027
江南西（6州，47县）    （3）  871，720
493，813 （3）2，010，646
1，065，201 （7）  884，329
380，798
荆湖南（7州，33县）    （9）  456，431
354，626 （10）1，153，872
674，258 （11）  622，933
322，546
荆湖北（9州，45县）    （12） 350，593
238，709 （12）  702，356
509，644 （15）  285，526
207，624
福建（6州，45县）（6）  645，267
346，820 （6）1，368，594
674，438 （5）  790，719
560，230
成都（12州，58县）（10） 574，630
196，903 （1）2，789，225
864，523 （10）  685，020
270，724
梓州（11州，49县）（16） 261，585
   （11）  885，501
528，214 （13）  374，669
305，529
利州（9州，39县）（15） 179，835
122，156 （17）  402，874
245，992 （17）  195，387
144，591
夔州（9州，31县）（18）  68，375
   （18）  215，595
252，472 （18）  149，070
171，017
广南东（14州，40县）（13）347，459
218，075 （13）  812，147
322，512 （8）  735，747
262，059
广南西（24州，60县）（17）163，418
78，691 （15）  584，641
470，946 （12）  273，674
419，316
按：有隋盛时，总江、浙、闽中不盈三十万户。自唐以来，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余万户。而中原户口之数，因五代乱亡相继，周显德六年，总简户仅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丰盛时，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淮、汉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东两路、陕西两路、河北两路、河东路，共八路】淮、汉以南居其十有五。【即东晋、南朝十五路之地。】总天下户千有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当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乃当千有百余万户。大率当天下三之二。不出东晋、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谓：“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十九县。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请依后汉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诸邑为十县。所废之邑，并改为镇。候西京并省，则行于大名府。”据是言之，北方政治区域，若以实际户口衡之，在北宋盛时，其可省并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户比数而言，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户俱当主户三之一乃至半数以上。独两浙、江南东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户比数，只当主户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独优矣。【北方河东一路，客户比数少。此恐有其特为贫瘠之故，不得与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两代之行中书省及布政司之区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书省：
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明两京十三布政司：
京师【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东【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陕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广【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羁縻军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广东【十府一州】、广西【七府及羁縻诸府】、云南【五府及军民羁縻等府】、贵州【八府及羁縻军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
户  北  1，435，360
   南  11，395，909
口  北  4，558，235
   南  51，828，651

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明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南北计数：
浙江户1，542，408    (2)
   口5，153，005    (6)
江西户1，341，005    (4)
   口5，859，026    (2)
湖广户541，310    (7)
   口4，398，785    (9)
福建户515，307    (9)
   口1，738，793    (12)
四川户262，694    (12)
   口3，102，073    (11)
广东户530，712    (8)
   口5，040，655    (7)
广西户218，712    (13)
   口1，186，179    (14)
云南户135，560    (14)
   口1，476，692    (13)
贵州户43，405  (15)
   口290，972    (15)
南直户2，069，067    (1)
   口10，501，651  (1)
总计户7，200，180
   口35，748，831
以上南方。
山东户1，372，206    (3)
   口5，664，099    (3)
山西户596，097    (6)
   口5，319，359    (4)
河南户633，067    (5)
   口5，193，602    (5)
陕西户394，423    (11)
   口4，502，067    (8)
北直户435，463    (10)
   口4，264，898    (10)
总计户3，421，256
   口24，944，025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
又按：南直苏州府户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户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户254，460，口1，002，779，苏、松、常三府合计，户数超过于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陕西、北直诸省，口数超过于福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其繁荣可见。【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为大省，顺天(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约数：
浙江：夏税小黍
秋粮米    152，863石    (8)
   2，369，764石    (3)
江西：麦米 88，072 (10)
   2，528，269 (2)
湖广 131，976 (9)
   2，030，207 (4)
福建 706 (14)
   850，447 (10)
四川 309，892 (6)
   718，652 (11)
广东 6，122 (12)
   993，824 (9)
广西 2，494 (13)
   369，202 (13)
云南 35，567 (11)
   107，123 (14)
贵州 266 (15)
   50，541 (15)
南直 943，711 (1)
   5，068，145 (1)
总计 1，671，669
   15，086，174
以上南方。
山东 855，172石    (2)
   1，995，764石    (5)
山西 591，951 (5)
   1，722，851 (7)
河南 617，322 (4)
   1，763，437 (6)
陕西 690，747 (3)
   1，044，943 (8)
北直 178，639 (7)
   419，983 (12)
总计 2，933，831
   6，946，978
以上北方。
按：苏州一府秋粮2，038，894石，超过湖广以下任何诸省，而与浙江、江西二省相仿佛。松江、常州秋粮合1，546，180石，亦超过陕西、广东、福建、四川、北直、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而与山西、河南两省相仿佛。若苏、松、常三府秋粮合计，则超过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诸省矣。
自汉迄明南北户数增减简表：
   北（万）  南（万）  比率（北：南）
西汉元始二年（据《汉书?地理志》） 965 111 9－：1＋
晋太康元年（据《晋书?地理志》）    149 65 7：3
唐天宝元年（据《新唐书?地理志》）
（又《旧唐书》《通典》） 493 257 6.5：3.5
宋元丰三年（文献通考毕仲衍中书备对） 459 830 3.5：6.5
明隆庆六年（《续文献通考》） 344 650 3.5－：6.5＋
按：诸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
斯二者，皆为明代南方繁荣之要征。西南开发之尤显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土之间，盘踞数千里，苗、蛮、僰、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宋谓之“羁縻州”】至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宣慰司者十，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发西南一大事。
盖亦随褚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俱起。【其间如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下及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
至论海外殖民，其起当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于秦郡，而汉因之。东汉末季，中国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颐至多。东晋、南朝，交、广海舶，目为利薮。【《南史?王琨传》：“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河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梁书?王僧儒传》：“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贾而即卖，其利数倍。”】
唐代始有市舶之税，然领以宦寺，尚不以为国家之正收。【此如秦、汉初以山海池泽税归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设官司，乃为国家度支一要项。
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货殖海外，立家室、长子孙者乃日众。成祖时，命太监郑和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通使海外。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河、锡兰等三十余国。【其第三次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且横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东岸。以较西方发现新地之甘马与哥伦布等，郑和远迹，尚在彼辈数十年前也。】
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郑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后有石显，亦两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声威既远届南海锗国，亦会闽、广商民，能自殖其势力于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据三佛齐，陈祖义亦为旧港头目。【其后闽人某亦据婆罗国而王之，皆见《明史》。又梁启超《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尚举广东人张涟王三佛齐，广东人某王爪哇顺塔国。潮州人郑昭王暹罗，嘉应人吴元盛王戴燕，嘉应人罗大王昆甸。又嘉应人叶莱，为今英属海峡殖民地之开辟者。】风生势长，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叶受倭寇之患，海外发展遂致顿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为中国民族进展一大事。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44:05

第三十九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倾向，此事论者不一。
或疑北方气候，古代较温暖，以后逐渐寒冷。【此属据谓古代北方多竹及水稻，而后代之北方竹、稻均少，惟此亦可由于雨量及地土之水分等而异，不必为气候之转变。且古代即程江南之江南之枬、梓、竹箭，竹盛于南，自古已然。后代北方亦未尝不产竹。杜甫秦州杂诗，咏竹已三见。金章宗明昌三年，定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元河南、怀孟，陕西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掌于司竹监，发卖皆给引至一万道。（至元四年。）民间住宅内外，竹不成亩，本主自用外，货卖依例抽分。明代通州、芦沟、真定等处，皆设抽分竹木局。此皆黄河流域依然产竹之证，直至近时犹然。至稻田，苟有水利即可得。今北方有水虚即可有稻田，是其证。如宋代洛阳以牡丹名，今牡丹转盛于北平，此是人事，不关气候。观月令、豳风及古今诗人歌咏，未见北方气候有显著或严重之变化。】

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较多，以后逐渐减退。【此层亦以农田水利及土地性质逐步后退推想。然北方之水患，后盛于前，不应雨量转为前多于后。】
或疑北方民族血统，后代混杂渐多，故见退步。【此层亦出臆测。唐代为中国史上之极盛期，唐代北方人已多混血，何以转较东汉以下为盛？南方先有夷僚蛮俚，北方人避难来南，未见不有混合。】
以上诸说，均无切证。
或疑黄河为中国水患，长江为中国之利。此层就历史言，亦似适得其反。

一、黄河与北方之水患

殷代的文化，孕育长成于黄河之下流。
汤居亳，距河尚远。其后渡河而北，乃昵就黄河，非畏避。故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殷之都城，始终近河。

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的殷墟，【南距朝歌，北據邯郸及沙邱。】建筑在黄河下游淇、洹交灌的大三角洲上。
西周的文化，脱离不了河、渭流域的灌溉。
春秋中原一、二百个侯国的田邑城郭，都错落散布在大河两岸。

泾、渭、汾、凁、伊、洛、淇、洹、淄、汶、泗广大的水利网，缨络其间，做了他们养长文化的血液。
当时的沟洫制度，必然很可观。【只看以后江、浙水利便知。】
明嘉靖中，汪镕奏：“舂秋之世，如山东、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俶扰，一国之赋，足供一国之用，未尝取给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涝有备，而国用日充。”

黄河水患，始见于周定王五年。【是年为鲁宣公七年，春秋已一百二十年。】此乃河北岸的卫国，【乃殷之故墟，诗邶、鄘、卫风所咏，淇澳绿竹，淇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可爱的水乡。而文化在列国中亦最高，观风诗即知。】为狄所灭。【至河决已六十年。】农田水利失修以后应有的景象。
以后魏文侯居邺，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依然是乐土。

第二次的河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上距周定王五年，又已四百七十年。】这一次河患的来历，盖因战国以来长期战争，竞筑堤防。
汉贾让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频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有所游荡。水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今堤防去水陋者数百步，远者数里。”

又各以决水浸敌国。
赵世家：“赵肃侯十八年’决河水灌齐、魏之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决河水灌长垣之外。”赵泄家：“赵惠文王十八年，决河水伐魏氏，大潦。”秦始皇本纪：“秦引河灌大粱城，城坏。”孟子云：“以邻为壑。”

又有壅塞水源以害邻。
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始皇碣石石刻辞云：“决通川防。”

河道与水利，为兵事所牺牲。遂成西汉间严重的水患。直到东汉王景治河功成，此后又九百年未见河患。
这正因北方经济文物，尚在盛时，沟洫河渠，时有兴修，故水不为害而为利。【观郦道元水经注，后世湮绝难寻者，不知凡几。】

黄河为中国患，其事始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可见水患由于人事之不尽。
宋代河患，远因则在唐中叶以后河溯一带之藩镇割据。
宋敏求谓：“唐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藩臣，纵有河事，不闻朝廷，故一部唐书所载，仅滑帅薛平、萧仿二事。”阎若璩谓：“河灾羡溢首尾互千里外，非一方可治。当四分五裂之际，尔诈我虞，惟魏、滑同患，故田弘正从薛平请，协力共治。否则动多掣肘，纵有溢决，亦迁城邑以避之而已，此俩功所以罕纪也。”此皆谓暗中叶以后未必无河患，然亦可谓未必有大患。若遇大溃决，朝廷岂有不知？史书岂有不录？惟如春秋狄踞卫地，黄河下游两岸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必多，则可断言。

近因则在五代时之长期兵争。
梁、唐夹河相持，决水行军，事又屡闻。如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唐同光二年，皆决河。

自此河决时闻。五代时河已屡决，至宋而遽发。而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遂致屡屡迁移。

河道自春秋以迄近代凡六大变：
一、周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今河北监山县西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笃”。】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自周定王五年，至是凡六百一十二年。】河徙魏郡，从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后汉永平十三年，【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至是复五十九年。】王景修之，遂为大河经流。【水经称“河水”。】
三、宋仁宗庆历八年，商胡决，【自永平十三年至是，凡九百七十八年。】河分两派。北派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入海。二流迭为开闭。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庆历百年至是，凡一百四十六年。】河决阳武故堤，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自此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流犹未绝。】
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自明昌五年至是，凡就是五年。】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北流至是永绝。】
六、清咸丰三年，【自至元二十六年至是，反五百六十四年。】河决铜瓦廂，【河南开封西北。】再得改道北徙，由大清河【即济水。】入海。【自大清河至利津口，为古漯水道，即汉之千乘也。】
其间巨变剧患，多在宋后。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斓之区，而北方元气为之大耗。

黄河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成一平行线，足征互为因果，非自始黄河即为中国之害。

宋后河患不绝，约有几因：
一、常为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宋初河道与唐、五代略同。【欧阳修谓之京东故道。】景德、景祐两决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遂为大河经流。【欧阳修谓之横陇故道。】以今地大略言之，乃自河北濮阳东经山东郓城县，北出东平、范县、东阿、阳谷之间也。【至长清而下，与京东故道会。】
决商胡后河道，以今地理言之，大体自河北濮阳、大名入山东冠县、馆陶、临清以至河北之清河，又入山东武城、德县以至河北之吴挢、东光、南皮、沧青、静海、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
商胡决口后，有主开六塔河，【六塔，地名，今河北清丰县西南境六塔集是也。】引商胡决河复归横陇故道者。【事在至和二年。】嗣六塔河复决，【嘉佑元年。】京东故道遂废。乃有主开二股河，【二股河乃商胡决河别派，自清丰、朝城、莘县、堂邑、清平、夏津、恩县、平原、陵县、德平、乐陵，至无棣境入海，为唐马颊河、古笃马故道。】导水东行者。【治平二年、熙宁二年皆开之。】宋人谓之“东流”。【元符二年河决复北，东流竟绝。】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有合于黄河之古道，而宋人必欲回河使东。六塔、二股相继失败。哲宗时，复有主回河者。大意谓：“河尾北向，恐入契丹，则其逾河而南。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中国全失险阻。”苏辙驳之，谓：“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又晦口深浚，势无移徙。”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盖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说。【王安石用昌言、程昉议主开二股河，在熙宁二年。】元符时，河既决而北，而建中靖国初，尚有献东流之议者。发言盈庭，以河为戏。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河绝阳武灌封邱而东，历长垣、东明、濮、郓、范诸县，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北由北清河入海，【济水故道，即今之黄河道。】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金以宋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自是河道去古益远。
元明两代，以黄济运，更不愿河道之北。元末河道北徙，而明人以畏运道涸，力塞之。弘治中【二年、五年。】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明代二百余年间，被大害、与大役者，至五十年余见。役夫自五、六万乃至三十万。】
自此以下，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清道光五年，东河总督张井言：“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惟仗岁积金钱，撎河于最高之处。”可谓说尽后代治河方策与成绩也。今按：明代大河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清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又河自三代以来“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也。】
咸丰铜瓦廂之决，河道终于北去。【郑晓吾学编余谓：“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汉、唐以后不同。逆河之性，挽之东南行，以济漕运，故河患时时有之。”又按：其它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河底垫高。至清顺治初，河遂决河南荆隆口。以兵争毁壤河流之亊，后世尚亦时见。】

二、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财力，而收最少的功程。最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

徐贞明潞水客谭：“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沟洫尤其尽力。周定王后，沟洫渐废，而河患遂日甚。河自关中入中原，泾、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涧及丹、泌诸川，数千里之水，当夏、秋霖潦之时，无一沟一浍可以停注。于是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会入于俩流，则河流安得不盛？其势既盛，则性愈悍急而难治。今诚自沿河诸郡邑，访求古人故渠废堰，师其意，不泥其迹，疏为沟沧，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滥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资水成田，而河流亦杀，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兰阳以南之涡河，与徐州、沛县百数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惟，其不至于横流潢决昔，实徼万一之幸。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陕西西宁至山西河津所谓积石、龙门，合泾、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涧诸名川之水，舆纳每岁五、六月之霖潦，古与今无少异。然黄河所以有徙决之变者，特以未入于海，霖潦无所容也。沟洫之用以备宁潦者，容水而已。故沟洫与海，其为容水一也。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书亦云：“河能为灾，亦能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则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尽力沟洫。东南无不耕之土，分畦列畛，亩自为浍，顷共为渠，疏而成川，洼而成渊。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沟洫，皆治水之处。三时耕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业，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连堤，即有冲决，讵至为损？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种亦黍麦，水不为利，遂反为害。稍旸则倾泻无所停，淫雨则肆溢无所约。宁夏沿河套地，最号沃壤，神何独庇此一方？”又谓：“西北不可以稻，则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尝仰给东南？夫天人互胜，利害旋转，垦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减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烦官府之鸠，此执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识其水性，因以顺为功，其与不习之吏，骤而尝试，逆施而倒行者，又相万也。”今按：明代以来治河理论，皆主潘季驯“河不分流，高筑堤岸，束水刷沙”之说。然潘说特主河之下游，为救一时之溃决而言。若就北方全水量而为治本之计，莫逾于上述之三家矣。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
汉书：“郑渠成，溉为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其后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后汉都洛，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张方平语。唐书屡有议毁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叠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
泰和四年，上闻六路括地时，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贞祐三年，参政高汝砺谓：“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产，却不肯自己好好耕种。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户，往往骄纵，不视稼穑。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六月，又曰：“间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芸，听其荒芜。”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治劝农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当军人授田，只令自种。”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十里内自种，余者许便宜租赁。

他们还只是喜欢出外畋猎。
明昌三年，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

渐渐亦有习染中国文学风气的。
刘祁归潜志：“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

要之不习农事，乃至于鬻田亩、伐桑枣。
奉和元年，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汙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

中国的良好农民，则失其祖产，或沦为佃农，因此与猛安、谋克间感情日坏。
李石传谓：“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明昌二年，尚书省奏：“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迨蒙古兵南来，汉人乘机报复，在河北之猛安、谋克户，多见诛夷。
元遗山完颜怀德碑：“民问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又张万公碑：“宣宗贞佑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乘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又见金史张万公传。】

其避而南迁者，不下百余万口。【革去冗滥，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见陈规传。】一时又议括地分授，事虽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征以给。
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纔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外倍征以给。”

民不胜苦，逃亡破残，遂至兵多于民，其状更不堪言。
侯挚疏：“东平以后，累经残毁，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

约计金代猛安、谋克户数，比澳人约占十之一。口数【连奴婢在内。】约占七之一。
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统计，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而大定二十七年统计天下户，凡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凡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是猛安、谋克户数约占全数十之一、口数约占七之一也。

长期间散布在中国北方，据甚大之田，纳极轻之租。
猛安、谋克纳税与平民不同，特称“牛头税”，或“牛具税”。其制，每耒牛一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是最低限度五口之家略可得百亩，而纳税则四百余亩仅纳一石。世宗问魏子平：“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此盖指猛安、谋克户言之，实尚不到百一之税。

国家负担尽压在汉族农民身上。
汉户号为什一而税，然裒（póu）敛刻急，民不堪其苦。【见范拱传。】以亩取五升、【秋税。】三合【夏税。】计，亦一倍唐租有奇。【据前引高汝砺言，则百亩租合六石五斗，视唐在两倍以上。】至官田租大概亩征五斗。【據续文献通考。】则百亩须五十石，与西晋五胡相仿矣。

实对中国北方农事，有甚大之损害无疑。【明诸葛昇垦田十议谓：“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军荒者十之七。”明代北方土地虽然旷莽，然弃置不耕者独以凤阳为甚，以凤阳多属军屯也。两淮本两江、两浙并称，然明代见称偏瘠，军屯之害如此，可推金世猛安、谋克之贻祸。】

金之王室贵族，亦常因牧事禁民耕种。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月，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二十年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第六、则见之于军队之残杀。
宋宁宗嘉定六年，金贞祐元年，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东诸州郡，凡破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郓、邳、海、沃、顺、通州坚守未能破。嘉定八年，金贞祐三年，蒙古兵入燕，吏民死者甚众，室屋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河北既残，金宣宗遂迁汴。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见元史商挺传。】其后蒙古兵攻汴，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又遇大疫，五十日内，诸门出柩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谏而止，时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万户。蒙古之之破厦，其民至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

据当时户口数字计之，殆于十不存一。
金泰和七年极盛时，户七百六十八万有奇，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有奇。而元之得金，户八十七万有奇，口四百七十五万有奇，是十不存一也。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宋口数约五与三之比。【金四千五百万有奇，宋二千七百万有奇。】而蒙古得宋，较之得于金者，户数超过十倍，口数超过四倍。【户九百三十七万有奇，口一千九百七十二万有奇。】其后乃有南十北一之差。盖由北人多避逃来南，而蒙古亦稍染汉化，其对宋之残杀，不如对金之甚也。大抵北方状态，先坏于安史之以后，大毁于宋之南渡，及蒙古之灭金而摧残益甚也。

第七、见之于元代政制之黑暗。
元代亦有军屯、民屯之制。屯田遍及全国，以今河北、河商两省为多。于屯田外又有寺田，地多上善，犹过屯田。而僧徒又往往侵夺民田，包庇逃税。又多官田，至元七年，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十四条。官田之制，亦祇以扰民而已。
英宗至治三年，张珪上疏曰：“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戌卒。自至元三十一年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官司交忿，农民窘窜。”则扰害之情，不下于金之猛安、谋克也。

第八、见之于阮末北方之残破。
元末群雄起义，大率多在南方，而残破则以北方为甚。【韩林儿僭号十二年，横居中原，蔽遮江、淮。北方饱受并获蹂躏，而明祖转得从容缔造南方之新业。】其时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直至明初，尚谓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靖难兵起，淮以北又鞠为茂草。【食货志。】

中国北方社会，自安史乱后，直至明兴，五、六百年内，大体上在水深火热下过日子。
明代三百年统一，北方稍得回苏。然亦承袭元制，盛行赐田，皇室乃至勋戚之庄园，为害于北方农业进展者犹甚大。
明“皇庄”始宪宗时，【没入太监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始。】及孝宗弘治二年，谓：“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狳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二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如是则北直一省，共计庄田已占四万五、六千顷，以一户百亩计之，当有四万五、六千户为庄户也。即據万里六年户口计数，北直一省，不过四十二万余户，则当时庄园户至少当占全数十分之一以上。】其后又递有增置。【武宗即位，逾日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嘉靖初，林俊疏：“窃查皇庄及皇亲功臣各庄田，所占各府、州、县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每处土地，动计数千百顷。】
世宗时，勘各项庄田，共计二十万九百十九顷二十八亩。而尤甚者，神淙诏赐福王庄田多至四万顷。【万历二十九年。】其时谏者谓：“河南已有周、赵、伊、徽、郑、崇、潞八王庄田，若再增四万顷，则庄田将占河南耕地之半数。”【其后福王得河南膏腴地一万一千余顷，再益以山东、湖广地，共两万顷。】
此项庄田，租额既重。【正德初，诏王府庄田亩征银三分，岁为常。德庄王见潾奏：“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帝曰：“王何患贫？其勿许。”按：即以岁亩二十升计，百亩二十石，较之隋、唐固重七、八倍。较之西晋尚轻三倍。较之金、元，亦不到半教。所以明制尚为黑暗中之较光明者也。
骚扰尤滋。【皇庄既立，有管理之太监，有奏讨之旗校，有跟随之名色，各处动至三、四十人。勋臣庄田本有司代收，至弘治二年，于外戚钱贵乞自收，始命愿自收者听，而禁管庄者横肆。然此项禁令之为具文，可想知也。嘉靖二年刘麟疏：“皇亲、功臣，各设管庄仆、佃人等领种。希势取宠者，拨置并吞。争竞不明者，朦胧投献。而土地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其情可见矣。】其对农业进展之妨碍，不言可知。【京畿水利计划不能实施，亦为勋贵庄田所阻挠。】

临亡，流寇肆虐，以及满清屡次入关钞掠，【崇祯九年入关，俘人、畜十有八万，十一年入关，俘人口四十六万有奇，白金百万余两。十五年入关，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牲畜五十五万有奇。金、银、珠、缎称是。】又如入关以后之“圈地”，【此即金、元之老格套。】其为害皆甚矩。
清顺治元年入北京，即发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殁于寇乱者，其田尽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是年即立庄百三十有二。【大庄每所地四百二十亩至七百二十亩，半庄每所地二百四十亩至三百六十亩。】以后逐年圈地，失产者虽有视产美恶补给之论，亦仅为具文。而旗人懒于耕种，仍将圈得地络续典卖与汉人，清廷再为减价收购，其为害于河北一带之农户，亦可想象得之。

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叹唐的黄金时代，因此不复在他们的心神中活跃。【一民族国家之复兴，一面常赖有新分子之参加，而同时必有需于旧分子之回苏与舆后旺。北方为中国三代、汉、唐文化、武功最彪炳辉煌的发源地。刘继庄在淸初，已力倡北方复兴之理论。将来中国新的隆盛时期之来临，北方后兴，必为其重要之一幕。】

第四十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三  南方江浙一带之水利兴修

南方的发展，最显著的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
自三国乃至东晋、南朝时，江浙虽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那时的财富．主要还是靠商税，米粮则赖荆襄接济，人物则多半是外来的。唐中叶以后的南方，渐渐有他自己的生命，水利农业亦开始发展。
唐陆龟蒙耒耜经始言江南田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江南历代水利，五代前仅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苏，堤松江为路一事。苏州有瓦屋，亦自仲舒始。

所谓江浙水利非自始即尔，乃由人事上不断的精心努力所造成。
五代吴越建国，有专务治水的专官，名“都水营田使”。募卒四部，于太湖旁，号“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当时有以治沟洫过劳叛变者。又撩兵千人，专于钱塘湖芟草浚泉。又营田卒数千人，以淞江辟土而耕。定制垦荒田不加税，故无旷土。米一石，价不过数十文。

有大规模的圩田以及河塘。
仁宗庆历时，范仲淹守平江，上奏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以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十顷。中稔每亩得米二、三石，计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部，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钱五十文，籴米一石。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农政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者，比当时贵十倍。”

这是江南水利乃赖藉政治推动社会，充分改造天然环境供人利用之显证。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自有人出来不断注意和提倡。

仁宗时，有有名的至和塘之计划和修筑。
沈氏笔谈：“至和塘自昆山县达娄门，凡七十里，皆积水无陆途。久欲为长堤，泽国无处求土。嘉佑中，有人献计，就水中以蘧篨（qú chú）为墙，栽两行，相去二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藤中，候干．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按；邱与权至和塘记，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于嘉佑六年。详吴郡志。

神宗时，又有有名的昆山人郏亶祥论苏州水利。
谓：“环太湖之地，有二百余里，可以为田。而地皆卑下，尤在江水之下，与江湖相连。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复平阔，足以容受震泽下流。使水势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趋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数百里可以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与江湖相远。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势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泽，以浸润其地。是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灾。
古人因其地势之高下，井之为田。其环湖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且苏州除太湖外，江之南北别无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高厚足以御湍悍之流，水亦因之而流耳。堤岸高者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水不能入于民田，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堈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
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海者又有早晚二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为一横浦，其塘港之阔狭与低田同，而其深往往过之。且堈阜之地，高于积水之处四、五尺，七、八尺，远于积水之处四、五十里至百余里。古人为塘浦阔深若此者，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堈阜之地，虽大旱亦可车畎以溉，而大水之年，积水或从此而泄耳。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堈门、堰门、斗门以潴畜之。虽大旱，墙阜之地皆可耕。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泽之法也。故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地常获丰熟。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时，田各成圩，圩各有长。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治浦港。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钱氏有国，有“撩清指挥”之名。年祀绵远，古法隳坏。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宫中开淘，而减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淹没。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尽坏，而低田漫然复在江水之下。其高田之废，由民不相率治港浦。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海者潮不应，沿江者因水田堤防坏，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处，又因人户利于行舟之便，坏其堈门，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尽为旱地。于是苏州不有旱灾，即有水患。”

他说古人冶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亶能言者总二百六十余所。
此项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全皆人力所为。亶云：“自来议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治田本也，治水末也。苏州水田，东南美利，而堤防不立，沟洫不通，二、三百年间，风波荡蚀，仅若平湖。议者见其如此，乃谓旧本泽国，不可使之为田，上偷下安，恬不为怪。”
三吴水利，做了宋以来中国一千余年经济文化之重要营养线。宋以前一千余年中国经济文化之营养线，则在北方。可见北方在当时。亦应有过同样类似的人力之经营。
试以周礼所记古代井田沟洫之制，与郏亶所言比看，再实际看近代江浙水脉与研考见于水经注之中国古代北方河流，自可想象其梗概。

当时三吴农事，不仅努力于水利之兴修，又注意到种子之选择。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其稻比中国穗长而无芒，粒差小。其种早，正与江南梅雨相当，可以及时毕树艺之功。其熟早，与深秋霜燥相违，可弗费水而避亢旱之苦。其种地不必腴而获不赀，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地。真宗此事，想必有献议者，其人必南人也。

南方水田之美，既渐渐受人注意，同时南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渐渐增高；于是政府在江南特置提举官董其事，而南人之有大力者，亦在此盛事殖产。开置大批水田。
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

规模较大的水利农业，仍又随时经营。
古代及汉、唐北方农田水利所以有成绩，亦因封建贵族及世家门第有大力，可以兴众建业。及贵族门第破毁，农民以百亩为志，无从结合成事。专赖政府代谋，其事较难。且宋以后政府中人亦南人多，北人少，熟悉南方利病者较多于北方，则北方大兴革，更少一层希望。

然北宋东南漕米，江西居三之一；江、浙一带，仍未占江南农事之最高点。
宋室南迁，江南更急激开发。
宋史食货志谓：“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又宋自南渡以来，六师百万之命，悉寄东南，水利大兴，江东、西、明、越圩田、围田、阪塘、堰闸之制毕设。

那时大批北方难民，都参加了开发南方的工作。
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十里，无人可耕。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资中兴。”

水利计划，继续有人提出注意。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大理寺丞周环论太湖地低，杭、秀、苏、湖四州民田，多为水浸，请复导诸浦，分注诸江。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灿言：“太湖数州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一川，宜其有所不可。昔人于常熟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扬子江。又于昆山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虞。”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又开三十余浦。此见于已行者也。乃诏监察御史任古覆视。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平江四县旧有开江兵三千人，今乞止于常熟、昆山两县，各招填百人”云云。【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八〇、中兴小记三八。】

其时至于数百年不见水灾。
元任仁发水利集谓：“钱氏有国一百有余年，止天福年间一次水灾。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间一、二次水灾。盖由当时尽心经理，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遂使二、三百年之间，水患罕见。今以为浙西地土水利，舆诸处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患频仍。”任氏此论，谓诸处亦与浙西同例。苟能同样如五代、南宋时对浙西之经营，则亦同样可以有利民润生之效也。

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惟兼并之事，亦因之而起。
理宗淳祐六年，谢方叔言：“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至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浸盛。”又曰：“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今按：汉、唐兼并，仅多收私租，少纳官税而止。当北宋时，有“赋租所不及者十居其七”之说。下逮南宋，其势有增无已。兼并者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故叶水心谓：“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已极也。”

由此遂有公田制之产生。
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冑，又没入其田。【置安边所，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贾似道欲行富国强兵之术，于是殿院陈尧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买官户逾限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斛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如是则百亩六、七十斛，亦与西晋五胡同。】

一时流弊，不可胜言。
当时先以品官逾限田外回买立说，犹有抑强疾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除二百亩以下，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后虽百亩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缗者。公田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买数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将仕、登仕等告身，几于白没。

官田租额之重，为元、明所承袭。
元代多以官田分赐臣下。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齐齐克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群趋江南，视为乐土。【心史大义略叙“鞑人视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来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至元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嗣不果。

其时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为北人所爱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略卖平民。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妇人尤甚。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逃遁，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约苏上言：“江南治乎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辙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为军。”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万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租了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佃户身上要租了重的+纳的官粮轻。”

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蒙古、色目与汉、南人皆有。】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见苏天爵传。】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没韩陀冑及其它权幸之田，皆仍私租旧额。贾似道回买官田，亦依私租额也。

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邱睿大学衍义补。】而苏州尤甚。
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干章、太尉等官，皆出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徧于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没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诏减什三，犹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粮重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后，官田、民田，通为一则。长洲亩科三斗七升，太仓亩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英宗时，松江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重额，久废不耕，而税加于见户。

以苏州田赋与唐代租庸调制相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吴中亩甚窄，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中。亩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过一石余。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亩租一石计之，唐租一百亩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集姑苏岁纳苗米三四十万斛，较之明代额差十倍矣。范仲淹即南宋以东南支军国之费，其正赋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于苏州者则为松江。
宋代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税额，共计不过三十余万。松江科亦同于苏州，共计岁输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因行公田，赋法杂乱。元初仍宋旧，延佑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
元末张士诚取民无艺，苏州增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洪武初，怒苏民附张，取豪族所收佃户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数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民困弗堪，连岁逋负。
洪武十三年命稍减其额，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旧。建文二年下诏：“苏、松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如此则百亩十石较唐尚四倍。
永乐夺位，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复罹重赋之厄。宣德、正统间，特遣侍郎周忱巡抚其地，苏州得减秋粮七十余万石，松江得减秋粮三十余万石。然十轻二、三，较他处相去犹若天渊。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自万历迄明末，惟有不时额外浮增，无复宽省。然民之实完于官者，亦岁不过十之五、六。苏、松有司，终明世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户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

此种赋税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赋税，一依明万历原额，定限考成，并责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隶钱粮每年共九十二万余两，福建、湖广共一百二十余万两。广西仅六万余两，而苏州一府，每年共银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尚有米、麦、豆一百五万余石。松江一府，钱粮每年共银六十三万余两，米四十三万余石。常州、镇江两府，每年银、米亦不下数十万。一府钱粮之数，可比于一省。苏州一府不过一州七县，松、常、镇三府属县亦寥寥无几，每县钱粮多者数十万，少者不下十数万。【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朔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则比昆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

唐中叶以前北方的财富，到明代已全转移到南方来。但是明代南方民众的生活，却较之唐中叶以前的北方民众苦得多。
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屯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太仓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覆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余皆逃绝虚报之数。可见江南民生之不聊。

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但是政府的重赋，与富豪之兼并，虽使江南一带之小民水深火热，而巨家富室依然发荣滋长。【张居正谓：“江南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古者，大国公田二万亩，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顾亭林云：“人奴之多，吴中为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讳其奴名，谓之家人。”】

亦正因为江南为财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宦日达，而他们对于社会兴革事宜，到底还有几分心力顾到，农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时有所进修，得久维不坏。
明代有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设主事或郎中，【正德九年。】嗣遣都御史。【十二年。】又遣工部尚书。【十六年。】又令巡盐御史、【嘉靖四十五年。】巡江御史【万历三年。】督管。永乐二年、弘治七年、【发民夫二十万。】正德十六年、【发军、民夫十余万。】嘉靖六年、二十四年、隆庆三年、五年、万历三年，屡兴大工。

至于北方，渐渐从国家的重任下逃离，而民智民力，亦逐渐惰窳萎缩，终至于担负不起国家重任来，而社会事业，亦遂败坏于日常堕退之中。
首论北方水利者，为元代之虞集。【漠张湛、北齐裴延儁，至宋何承矩，皆于河北兴水利。元则有托克托、郭守敬及虞集。】言之尤精白者，为明代之徐贞明。【有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其它如邱浚等亦皆言之。【明人尚有袁黄、汪应蛟、左光斗、及清有李光地、陆陇其、朱轼、胡贲璩、柴潮生、蓝鼎元诸人。最后有左宗棠。】然所言多限于河北京东一带，正因北京为仕宦人物所萃集，故犹有议论及之。若其它北方水利，则少有注意者。直至清代，治河官凡三：曰北河，【专治京畿诸河。】曰河东，【分界以治黄。】曰河南，【治淮，治仪真、瓜州一带长江。】而运河则三河分治之。盖除治黄通运以外，几不知再有所谓水利矣。
l>67，721 （16）  752，301
138，358 （16）  372，390
77，462
淮南（18州，69县）（4）  723，784
355，270 （7）1，393，555
637，326 （4）1，320，306
152，300
两浙（14州，79县）（1）1，446，406
383，690 （2）2，605，484
618，215 （1）1，629，562
298，027
江南东（7州，48县）    （5）  902，261
171，499 （8）1，609，612
289，843 （6）1，019，134
186，027
江南西（6州，47县）    （3）  871，720
493，813 （3）2，010，646
1，065，201 （7）  884，329
380，798
荆湖南（7州，33县）    （9）  456，431
354，626 （10）1，153，872
674，258 （11）  622，933
322，546
荆湖北（9州，45县）    （12） 350，593
238，709 （12）  702，356
509，644 （15）  285，526
207，624
福建（6州，45县）（6）  645，267
346，820 （6）1，368，594
674，438 （5）  790，719
560，230
成都（12州，58县）（10） 574，630
196，903 （1）2，789，225
864，523 （10）  685，020
270，724
梓州（11州，49县）（16） 261，585
   （11）  885，501
528，214 （13）  374，669
305，529
利州（9州，39县）（15） 179，835
122，156 （17）  402，874
245，992 （17）  195，387
144，591
夔州（9州，31县）（18）  68，375
   （18）  215，595
252，472 （18）  149，070
171，017
广南东（14州，40县）（13）347，459
218，075 （13）  812，147
322，512 （8）  735，747
262，059
广南西（24州，60县）（17）163，418
78，691 （15）  584，641
470，946 （12）  273，674
419，316
按：有隋盛时，总江、浙、闽中不盈三十万户。自唐以来，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余万户。而中原户口之数，因五代乱亡相继，周显德六年，总简户仅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丰盛时，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淮、汉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东两路、陕西两路、河北两路、河东路，共八路】淮、汉以南居其十有五。【即东晋、南朝十五路之地。】总天下户千有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当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乃当千有百余万户。大率当天下三之二。不出东晋、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谓：“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十九县。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请依后汉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诸邑为十县。所废之邑，并改为镇。候西京并省，则行于大名府。”据是言之，北方政治区域，若以实际户口衡之，在北宋盛时，其可省并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户比数而言，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户俱当主户三之一乃至半数以上。独两浙、江南东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户比数，只当主户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独优矣。【北方河东一路，客户比数少。此恐有其特为贫瘠之故，不得与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两代之行中书省及布政司之区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书省：
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明两京十三布政司：
京师【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东【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陕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广【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羁縻军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广东【十府一州】、广西【七府及羁縻诸府】、云南【五府及军民羁縻等府】、贵州【八府及羁縻军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
户  北  1，435，360
   南  11，395，909
口  北  4，558，235
   南  51，828，651

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明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南北计数：
浙江户1，542，408    (2)
   口5，153，005    (6)
江西户1，341，005    (4)
   口5，859，026    (2)
湖广户541，310    (7)
   口4，398，785    (9)
福建户515，307    (9)
   口1，738，793    (12)
四川户262，694    (12)
   口3，102，073    (11)
广东户530，712    (8)
   口5，040，655    (7)
广西户218，712    (13)
   口1，186，179    (14)
云南户135，560    (14)
   口1，476，692    (13)
贵州户43，405  (15)
   口290，972    (15)
南直户2，069，067    (1)
   口10，501，651  (1)
总计户7，200，180
   口35，748，831
以上南方。
山东户1，372，206    (3)
   口5，664，099    (3)
山西户596，097    (6)
   口5，319，359    (4)
河南户633，067    (5)
   口5，193，602    (5)
陕西户394，423    (11)
   口4，502，067    (8)
北直户435，463    (10)
   口4，264，898    (10)
总计户3，421，256
   口24，944，025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
又按：南直苏州府户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户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户254，460，口1，002，779，苏、松、常三府合计，户数超过于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陕西、北直诸省，口数超过于福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其繁荣可见。【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为大省，顺天(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约数：
浙江：夏税小黍
秋粮米    152，863石    (8)
   2，369，764石    (3)
江西：麦米 88，072 (10)
   2，528，269 (2)
湖广 131，976 (9)
   2，030，207 (4)
福建 706 (14)
   850，447 (10)
四川 309，892 (6)
   718，652 (11)
广东 6，122 (12)
   993，824 (9)
广西 2，494 (13)
   369，202 (13)
云南 35，567 (11)
   107，123 (14)
贵州 266 (15)
   50，541 (15)
南直 943，711 (1)
   5，068，145 (1)
总计 1，671，669
   15，086，174
以上南方。
山东 855，172石    (2)
   1，995，764石    (5)
山西 591，951 (5)
   1，722，851 (7)
河南 617，322 (4)
   1，763，437 (6)
陕西 690，747 (3)
   1，044，943 (8)
北直 178，639 (7)
   419，983 (12)
总计 2，933，831
   6，946，978
以上北方。
按：苏州一府秋粮2，038，894石，超过湖广以下任何诸省，而与浙江、江西二省相仿佛。松江、常州秋粮合1，546，180石，亦超过陕西、广东、福建、四川、北直、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而与山西、河南两省相仿佛。若苏、松、常三府秋粮合计，则超过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诸省矣。
自汉迄明南北户数增减简表：
   北（万）  南（万）  比率（北：南）
西汉元始二年（据《汉书?地理志》） 965 111 9－：1＋
晋太康元年（据《晋书?地理志》）    149 65 7：3
唐天宝元年（据《新唐书?地理志》）
（又《旧唐书》《通典》） 493 257 6.5：3.5
宋元丰三年（文献通考毕仲衍中书备对） 459 830 3.5：6.5
明隆庆六年（《续文献通考》） 344 650 3.5－：6.5＋
按：诸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
斯二者，皆为明代南方繁荣之要征。西南开发之尤显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土之间，盘踞数千里，苗、蛮、僰、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宋谓之“羁縻州”】至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宣慰司者十，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发西南一大事。
盖亦随褚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俱起。【其间如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下及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
至论海外殖民，其起当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于秦郡，而汉因之。东汉末季，中国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颐至多。东晋、南朝，交、广海舶，目为利薮。【《南史?王琨传》：“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河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梁书?王僧儒传》：“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贾而即卖，其利数倍。”】
唐代始有市舶之税，然领以宦寺，尚不以为国家之正收。【此如秦、汉初以山海池泽税归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设官司，乃为国家度支一要项。
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货殖海外，立家室、长子孙者乃日众。成祖时，命太监郑和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通使海外。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河、锡兰等三十余国。【其第三次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且横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东岸。以较西方发现新地之甘马与哥伦布等，郑和远迹，尚在彼辈数十年前也。】
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郑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后有石显，亦两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声威既远届南海锗国，亦会闽、广商民，能自殖其势力于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据三佛齐，陈祖义亦为旧港头目。【其后闽人某亦据婆罗国而王之，皆见《明史》。又梁启超《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尚举广东人张涟王三佛齐，广东人某王爪哇顺塔国。潮州人郑昭王暹罗，嘉应人吴元盛王戴燕，嘉应人罗大王昆甸。又嘉应人叶莱，为今英属海峡殖民地之开辟者。】风生势长，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叶受倭寇之患，海外发展遂致顿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为中国民族进展一大事。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46:11

第四十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三南方江浙一带之水利兴修

南方的发展，最显著的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
自三国乃至东晋、南朝时，江浙虽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那时的财富．主要还是靠商税，米粮则赖荆襄接济，人物则多半是外来的。唐中叶以后的南方，渐渐有他自己的生命，水利农业亦开始发展。
唐陆龟蒙耒耜经始言江南田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江南历代水利，五代前仅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苏，堤松江为路一事。苏州有瓦屋，亦自仲舒始。

所谓江浙水利非自始即尔，乃由人事上不断的精心努力所造成。
五代吴越建国，有专务治水的专官，名“都水营田使”。募卒四部，于太湖旁，号“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当时有以治沟洫过劳叛变者。又撩兵千人，专于钱塘湖芟草浚泉。又营田卒数千人，以淞江辟土而耕。定制垦荒田不加税，故无旷土。米一石，价不过数十文。

有大规模的圩田以及河塘。
仁宗庆历时，范仲淹守平江，上奏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以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十顷。中稔每亩得米二、三石，计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部，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钱五十文，籴米一石。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农政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者，比当时贵十倍。”

这是江南水利乃赖藉政治推动社会，充分改造天然环境供人利用之显证。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自有人出来不断注意和提倡。

仁宗时，有有名的至和塘之计划和修筑。
沈氏笔谈：“至和塘自昆山县达娄门，凡七十里，皆积水无陆途。久欲为长堤，泽国无处求土。嘉佑中，有人献计，就水中以蘧篨（qú chú）为墙，栽两行，相去二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藤中，候干．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按；邱与权至和塘记，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于嘉佑六年。详吴郡志。

神宗时，又有有名的昆山人郏亶祥论苏州水利。
谓：“环太湖之地，有二百余里，可以为田。而地皆卑下，尤在江水之下，与江湖相连。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复平阔，足以容受震泽下流。使水势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趋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数百里可以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与江湖相远。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势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泽，以浸润其地。是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灾。
古人因其地势之高下，井之为田。其环湖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且苏州除太湖外，江之南北别无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高厚足以御湍悍之流，水亦因之而流耳。堤岸高者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水不能入于民田，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堈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
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海者又有早晚二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为一横浦，其塘港之阔狭与低田同，而其深往往过之。且堈阜之地，高于积水之处四、五尺，七、八尺，远于积水之处四、五十里至百余里。古人为塘浦阔深若此者，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堈阜之地，虽大旱亦可车畎以溉，而大水之年，积水或从此而泄耳。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堈门、堰门、斗门以潴畜之。虽大旱，墙阜之地皆可耕。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泽之法也。故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地常获丰熟。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时，田各成圩，圩各有长。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治浦港。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钱氏有国，有“撩清指挥”之名。年祀绵远，古法隳坏。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宫中开淘，而减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淹没。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尽坏，而低田漫然复在江水之下。其高田之废，由民不相率治港浦。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海者潮不应，沿江者因水田堤防坏，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处，又因人户利于行舟之便，坏其堈门，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尽为旱地。于是苏州不有旱灾，即有水患。”

他说古人冶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亶能言者总二百六十余所。
此项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全皆人力所为。亶云：“自来议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治田本也，治水末也。苏州水田，东南美利，而堤防不立，沟洫不通，二、三百年间，风波荡蚀，仅若平湖。议者见其如此，乃谓旧本泽国，不可使之为田，上偷下安，恬不为怪。”
三吴水利，做了宋以来中国一千余年经济文化之重要营养线。宋以前一千余年中国经济文化之营养线，则在北方。可见北方在当时。亦应有过同样类似的人力之经营。
试以周礼所记古代井田沟洫之制，与郏亶所言比看，再实际看近代江浙水脉与研考见于水经注之中国古代北方河流，自可想象其梗概。

当时三吴农事，不仅努力于水利之兴修，又注意到种子之选择。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其稻比中国穗长而无芒，粒差小。其种早，正与江南梅雨相当，可以及时毕树艺之功。其熟早，与深秋霜燥相违，可弗费水而避亢旱之苦。其种地不必腴而获不赀，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地。真宗此事，想必有献议者，其人必南人也。

南方水田之美，既渐渐受人注意，同时南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渐渐增高；于是政府在江南特置提举官董其事，而南人之有大力者，亦在此盛事殖产。开置大批水田。
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

规模较大的水利农业，仍又随时经营。
古代及汉、唐北方农田水利所以有成绩，亦因封建贵族及世家门第有大力，可以兴众建业。及贵族门第破毁，农民以百亩为志，无从结合成事。专赖政府代谋，其事较难。且宋以后政府中人亦南人多，北人少，熟悉南方利病者较多于北方，则北方大兴革，更少一层希望。

然北宋东南漕米，江西居三之一；江、浙一带，仍未占江南农事之最高点。
宋室南迁，江南更急激开发。
宋史食货志谓：“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又宋自南渡以来，六师百万之命，悉寄东南，水利大兴，江东、西、明、越圩田、围田、阪塘、堰闸之制毕设。

那时大批北方难民，都参加了开发南方的工作。
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十里，无人可耕。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资中兴。”

水利计划，继续有人提出注意。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大理寺丞周环论太湖地低，杭、秀、苏、湖四州民田，多为水浸，请复导诸浦，分注诸江。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灿言：“太湖数州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一川，宜其有所不可。昔人于常熟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扬子江。又于昆山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虞。”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又开三十余浦。此见于已行者也。乃诏监察御史任古覆视。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平江四县旧有开江兵三千人，今乞止于常熟、昆山两县，各招填百人”云云。【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八〇、中兴小记三八。】

其时至于数百年不见水灾。
元任仁发水利集谓：“钱氏有国一百有余年，止天福年间一次水灾。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间一、二次水灾。盖由当时尽心经理，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遂使二、三百年之间，水患罕见。今以为浙西地土水利，舆诸处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患频仍。”任氏此论，谓诸处亦与浙西同例。苟能同样如五代、南宋时对浙西之经营，则亦同样可以有利民润生之效也。

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惟兼并之事，亦因之而起。
理宗淳祐六年，谢方叔言：“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至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浸盛。”又曰：“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今按：汉、唐兼并，仅多收私租，少纳官税而止。当北宋时，有“赋租所不及者十居其七”之说。下逮南宋，其势有增无已。兼并者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故叶水心谓：“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已极也。”

由此遂有公田制之产生。
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冑，又没入其田。【置安边所，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贾似道欲行富国强兵之术，于是殿院陈尧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买官户逾限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斛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如是则百亩六、七十斛，亦与西晋五胡同。】

一时流弊，不可胜言。
当时先以品官逾限田外回买立说，犹有抑强疾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除二百亩以下，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后虽百亩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缗者。公田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买数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将仕、登仕等告身，几于白没。

官田租额之重，为元、明所承袭。
元代多以官田分赐臣下。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齐齐克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群趋江南，视为乐土。【心史大义略叙“鞑人视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来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至元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嗣不果。

其时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为北人所爱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略卖平民。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妇人尤甚。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逃遁，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约苏上言：“江南治乎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辙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为军。”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万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租了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佃户身上要租了重的+纳的官粮轻。”

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蒙古、色目与汉、南人皆有。】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见苏天爵传。】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没韩陀冑及其它权幸之田，皆仍私租旧额。贾似道回买官田，亦依私租额也。

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邱睿大学衍义补。】而苏州尤甚。
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干章、太尉等官，皆出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徧于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没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诏减什三，犹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粮重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后，官田、民田，通为一则。长洲亩科三斗七升，太仓亩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英宗时，松江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重额，久废不耕，而税加于见户。

以苏州田赋与唐代租庸调制相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吴中亩甚窄，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中。亩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过一石余。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亩租一石计之，唐租一百亩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集姑苏岁纳苗米三四十万斛，较之明代额差十倍矣。范仲淹即南宋以东南支军国之费，其正赋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于苏州者则为松江。
宋代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税额，共计不过三十余万。松江科亦同于苏州，共计岁输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因行公田，赋法杂乱。元初仍宋旧，延佑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
元末张士诚取民无艺，苏州增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洪武初，怒苏民附张，取豪族所收佃户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数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民困弗堪，连岁逋负。
洪武十三年命稍减其额，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旧。建文二年下诏：“苏、松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如此则百亩十石较唐尚四倍。
永乐夺位，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复罹重赋之厄。宣德、正统间，特遣侍郎周忱巡抚其地，苏州得减秋粮七十余万石，松江得减秋粮三十余万石。然十轻二、三，较他处相去犹若天渊。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自万历迄明末，惟有不时额外浮增，无复宽省。然民之实完于官者，亦岁不过十之五、六。苏、松有司，终明世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户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

此种赋税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赋税，一依明万历原额，定限考成，并责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隶钱粮每年共九十二万余两，福建、湖广共一百二十余万两。广西仅六万余两，而苏州一府，每年共银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尚有米、麦、豆一百五万余石。松江一府，钱粮每年共银六十三万余两，米四十三万余石。常州、镇江两府，每年银、米亦不下数十万。一府钱粮之数，可比于一省。苏州一府不过一州七县，松、常、镇三府属县亦寥寥无几，每县钱粮多者数十万，少者不下十数万。【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朔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则比昆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

唐中叶以前北方的财富，到明代已全转移到南方来。但是明代南方民众的生活，却较之唐中叶以前的北方民众苦得多。
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屯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太仓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覆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余皆逃绝虚报之数。可见江南民生之不聊。

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但是政府的重赋，与富豪之兼并，虽使江南一带之小民水深火热，而巨家富室依然发荣滋长。【张居正谓：“江南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古者，大国公田二万亩，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顾亭林云：“人奴之多，吴中为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讳其奴名，谓之家人。”】

亦正因为江南为财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宦日达，而他们对于社会兴革事宜，到底还有几分心力顾到，农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时有所进修，得久维不坏。
明代有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设主事或郎中，【正德九年。】嗣遣都御史。【十二年。】又遣工部尚书。【十六年。】又令巡盐御史、【嘉靖四十五年。】巡江御史【万历三年。】督管。永乐二年、弘治七年、【发民夫二十万。】正德十六年、【发军、民夫十余万。】嘉靖六年、二十四年、隆庆三年、五年、万历三年，屡兴大工。

至于北方，渐渐从国家的重任下逃离，而民智民力，亦逐渐惰窳萎缩，终至于担负不起国家重任来，而社会事业，亦遂败坏于日常堕退之中。
首论北方水利者，为元代之虞集。【漠张湛、北齐裴延儁，至宋何承矩，皆于河北兴水利。元则有托克托、郭守敬及虞集。】言之尤精白者，为明代之徐贞明。【有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其它如邱浚等亦皆言之。【明人尚有袁黄、汪应蛟、左光斗、及清有李光地、陆陇其、朱轼、胡贲璩、柴潮生、蓝鼎元诸人。最后有左宗棠。】然所言多限于河北京东一带，正因北京为仕宦人物所萃集，故犹有议论及之。若其它北方水利，则少有注意者。直至清代，治河官凡三：曰北河，【专治京畿诸河。】曰河东，【分界以治黄。】曰河南，【治淮，治仪真、瓜州一带长江。】而运河则三河分治之。盖除治黄通运以外，几不知再有所谓水利矣。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47:04

第四十一章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一、贵族门第渐次消灭后之社会情形

唐中叶以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之逐渐衰落。依照先秦以来传统的政治理论，社会上本不该有贵族门第之存在。而自东汉下的读书人，却因种种因缘造成了他们的门阀。大盛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科举制兴，始渐衰。

门第衰落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以前大体上保持于几个大门第大家庭的，现在渐渐为社会所公有。
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预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
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农家子弟，可以一跃而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业而降为庶民。这一个变动，渐渐地更活泼、更自然。

就第一点而论，唐以后社会，有几个极显著又极重要的与前不同处。
第一、是雕版印书术发明，书籍之传播愈易愈广。
雕版术最初应始唐代。
印章摹刻，远始秦世。石经移写，则起东汉。此后释、道两教之刻印符咒图画，盖为印章摹刻与雕版印刷之过渡。最初雕版印书，应始唐代。格致镜原引陆深河汾燕间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叶德辉书林清话云：“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后世或据陆语谓雕版印书起于隋，非也。”今存最初雕版书籍，为敦煌石窟发现之金刚经，卷末云咸通九年造。

其事正于世族门第之衰落，交代迭起。
柳玭（pín）家训序：【叶梦得石林燕语引。】“中和三年在蜀，阅书肆所鬻（yù）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晓。”【又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小学字书。”】是当时刻书，多为通俗利贫，略同佛、道两教之传播佛像符咒。故家世族，经典大书，尚无刻本。至五代毋昭裔【蒲津人。】先为布衣时，常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为难色。昭裔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为蜀相，乃命工雕版此二书，复雕九经、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兴。【事见陶岳五代史补，又王明清挥麈（zhǔ）录。】

大兴则在五代。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è ）书五经，仿蜀中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五代会要：“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至宋又有活字板之发明。
活字板为庆历中布衣毕升所发明，亦非士大夫之贵显者。西洋活板印书始于明代，较此后四百余年。

书籍刻板既多，流传日广，于是民间藏书家蜂起。【如王钦若家书目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李淑二万三千余卷，田伟四万七千卷，苏颂藏书万卷，李常二万卷，晁（cháo）公武二万四千余卷，蔡致君二万卷，叶梦得逾十万卷，陈振孙五万余卷，周密三世积累有书四万二千余卷。】

读书者亦自方便。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云：“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chǔ）墨之功，简约轻省。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且每读一卷，检一事，紬（chōu）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为印摹，卷轴一变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美具焉。”】

此等机会，已不为少数人所独享。
就著作量而论，亦较唐代远胜。
旧唐书经籍志，连前代总计，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宋史艺文志，有宋一代，集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较之自战国迄唐之集部，增二倍有余。补辽金元艺文志，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辽、金集部不多，大都皆元代作。旧唐书载唐仅一百一十二家，元人较之，尚多五倍。

第二、是读书人既多，学校书院随之而起。学术空气，始不为家庭所囿。
学校本是传播学术的公器，但只有在贵族门第失其存在时始抬头。所以西汉学校尚有成绩，【因那时新士族尚未产生，旧贵族则已消失。】一逮东汉晚季，学校即不为人重视。【那时学术已牢笼到新士族的家庭中去。】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中叶，大体上说，除却几个大门第故家士族保持其绵延不断的家庭教育之外，平民庶人要想走入学术的圈子里去，非常不方便。【因既无书籍又无学校。】宗教势力即由此扩展。一般享受不到教育读书利益的聪明分子，只有走到寺庙里去，满足他们的精神要求或智识欲。但多数则为读文选、习诗赋，谋应举。

即雕版印书亦由寺庙开始。【如前举唐代金刚经之例。宋初印书，亦先佛藏。佛祖统记：“宋太祖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板成进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较印经史注疏在前。】

宋初的学者，还都往寺庙中借读。【如范仲淹、胡瑗等。但转而关心世运，治儒术古经典，与唐代士人山林寺庙读书之风大不同。】

而有名的四大书院，即在其时萌芽。
庐山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应天府书院，【在归德。】多即山林创建，【其掌书院者多称“山长”。】亦模仿寺庙规制也。【又有衡州石鼓书院，为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故后人有数石鼓而不及嵩阳者。】

从私人的聚徒讲学，渐渐变成书院。
五代戚同文通五经业，以晋末衰乱，绝意禄仕，将军赵直为筑室聚徒数百余人。后祥符时，有曹诚者，即其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五千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其后遂为应天府书院。晏殊为应天府，以书院为府学，延范仲淹掌教。

从书院的规模渐渐变成国家正式的学校。
范仲淹主苏州，招胡瑗主苏学。胡在苏湖讲学二十余年；皇祐末，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勾太学。宋太学章程，即依胡氏苏湖讲学成规。庆历以后，州郡相继兴学。书院亦由朝廷赐额、赐书、拨田、派山长主教，其性质与稍后学校相同。要之宋代学校教育，乃由书院之私家讲学开其端。

私家讲学及学校书院渐渐兴起，同时即寺庙的吸引力渐渐降低。虽到元代，世乱和北朝相差不远，但民间并不争趋宗教，亦因各地有书院学校传播学术之故。
可见宗教之盛，亦与贵族门第相引并长，不尽关于世之盛衰。故唐初虽盛世，佛教尚大行；元代虽衰乱，佛教不复振。此因社会聪明颖秀之子弟别有去处，安托身心，不必走向寺庙中也。【因此寺庙中佛学亦日就衰微，而社会更看不起佛寺，其事互相为因果。】

元代书院较宋为盛。
续文献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杨维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为元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开州有崇义书院，宣府有景贤书院，苏州有甫里书院、文正书院、文学书院，松江有石洞书院，常州有龟山书院，池州有齐山书院，婺源有明经书院，太原有冠山书院，济南有闵子书院，曲阜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东阿有野斋书院，凤翔有岐阳书院，郿（méi）县有横渠书院，湖州有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谿（xī）有慈湖书院，宁波有贸山书院，处州有美化书院，台州有上蔡书院，南昌有宗濂书院，丰城有贞文书院，余干有南溪书院，安仁有锦江书院，永丰有阳丰书院，武昌有南湖书院、龙川书院，长沙有东冈书院、乔冈书院，益阳有庆州书院，常德有沅阳书院，福州有勉斋书院，同安有大同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直至明代，学术在社会上自由传播的方便，永不能再产生独擅学术上私秘的贵族门第。

第三、是社会上学术空气渐浓厚，政治上家世传袭的权益渐减缩，足以刺激读书人的观念，渐渐从做子孙家长的兴味，转移到做社会师长的心理上来。因此私人讲学寖后寖盛。

第四、是书本流传既多，学术兴味扩大，讲学者渐渐从家庭礼教及国家典制【此为贵族家世传袭之学之两大骨干。此外则艺术亦足以表示贵族家世之地位，故如书、画、诗、文，乃至音乐、弈棋等，皆为贵族所重。宋以后，艺术之与道义，渐分上、下等。又其先大寺庙僧侣，亦重律礼及艺术，与贵族相似，惟不讲政事耳。唐代自禅宗开新，僧人渐不重律礼及艺术，乃以纯粹哲理见长，自居为一世导师。宋以下，此风不革。盖非此不足与社会上讲学之学者相抗衡。】中解放到对于宇宙人生整个的问题上来，而于是和宗教发生接触与冲突。

所以自宋以下的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以来之态度，【南北朝、隋、唐虽盛衰治乱不同，但学术上同带有狭义的贵族门第性，故所治多为文艺诗赋，所重多在当代典章。稍稍逸出，求高僧，谈玄理，却与世法不相贯。】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
大体上看来，与先秦诸子较相近，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其治经学，重儒术，又近汉儒。惟汉儒出身，须经长时期郡县吏事之实际磨练，故汉儒风朴而才练。宋儒意气较发皇，对朝廷较轻视，较东汉儒益甚，不似西汉儒笃实，而与先秦儒为近。然而时代有不同，宋代士人究不能如先秦士人之活跃。】

再就上举第二点而论，唐以后社会，又另有几个与前不同的要点：
第一、是政治上没有了贵族门第，单有一个王室，绵延一、二百年不断，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无家世蝉嫣。】孤立无援；【无门第宗戚婚姻之攀联。】相形之下，益显君尊臣卑之象。【南北朝、隋、唐，在政府则君尊，在社会则臣荣。故唐太宗命朝臣定天下氏族，则山东崔、卢自为上第。甚至即在政府，亦见臣尊于君，如东晋初年之王氏等是。】

第二、因同样关系，各州郡、各地方因无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显官尊民卑之象。
于此另有一事应附论者，则为乡官之存废。秦汉有乡官，三老掌教化，啬夫主收赋税、听讼，游徼掌禁盗贼。乡三老以上有县三老，并由民选，其权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县令、丞、尉关于地方行政须询三老意见，而三老亦得代表民*意向地方长官建白。对天子、王、侯，亦得直接言事。其后此等乡官渐废。但郡县之佐吏，皆由其长官辟用本地士人为之。两晋以下，承袭汉制，除军府佐官由中央派人外，其他亦由地方官自辟其本地之士人。至隋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自是地方遂无代表民*意之参政人员。唐有里正、乡长，不过供官吏之役使，与秦、汉之乡官佐治者悬殊。守令多避本贯，则自汉武以下即然。此虽有利于中央政府之一统，然不免造成各地官高在上，民卑在下，不相通洽之形势。

因此宋以后的社会，特别需要另一种新的力量，能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
宋、明学术，即从上述种种社会变动而起。

二宋明学术之主要精神

南北朝、隋、唐的学者，大体分成两路。
一是入世讲究家庭、社会种种礼法，以及国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业与保门第，一而二，二而一，异流同汇。
一是信从佛教讲出世，或从道家讲长生。【艺术、诗文则两路均通。】

这两条路的后面，均带有一种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寺庙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特殊阶级。虽非贵族，气味与贵族一般。】
所谓“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即谓其与一般社会可以分离，超然独*立。

宋后的学者绝不是那样。他们早非门第贵族。他们既不讲出世，亦不在狭义的门第观念上面来讲功业、礼教。他们要找出一个比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故有“道学”、“道统”之名。】或称“理”。【故又有“理学”之名。】理亦称“天理”，“天理”的对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则在公、私之间。【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

“公、私”的另一名称，则为“义、利”。【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
这一个公私、义利之辨，从外面客观来讲，即是“道理”。从各个人的内省审察，则为“心术”。【张南轩云：“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

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

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则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

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经筵始主坐讲，司马光等不谓然。盖司马光主尊君，王安石则主尊道。故王安石讲王霸之辨，而司马光不谓然。后程伊川在经筵亦主坐讲，谓：“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而苏轼诸人亦非之。】

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
当时一切沿隋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宋重于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风气，重文学，而较少严肃性。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宋重过政治，始不重视文学，而学术上之严肃性亦递后递增。【朱子记李侗语：“李泰伯门下议论，只说贵王贱霸。”又曰：“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于理学家为前辈也。】

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
吕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治道书，其间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又东莱遗集谓：“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自有转移之理。”又朱子绍熙三年与赵尚书书谓：“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而未尝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门墙，劝奖成就，已不胜其众。至于当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又所谓时进陈善闭邪之说，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之于我。使我之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博延天下之贤人智士，日夕相与切磋，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见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区处更革之宜。又有以识其先后缓急之序，皆无毫发之弊。然后并心一力，潜伺默听，俟其间隙有可为者，然后徐起而图之，乃庶几乎其有益。”

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

他们在野事业，最重要的，便是所谓私家讲学。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本想彻底废止科举，重兴学校。他们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学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兴学非一时可企，一因限于经费，二因限于师资，三则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则学校亦难收效。因此北宋中叶以后，虽各地相务兴学，然或则时兴时辍，或则徒有其名，学术风气依然在私家。

私家讲学，与学校性质不同。
一因学校有经费，建斋舍，置书籍，来学者同时数十、百人，又有一相当之时间；私人讲学则不然。无地无书，来者亦不同时群集，只是闻风慕向，倏去倏来，有一面数日即去者，有暂留数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来。

所以胡瑗苏湖讲学规模，并不能为伊洛所袭用。
苏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苏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谅地方贤长官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来学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讲学，则其势不可能。黄百家【宋元学案。】谓：“就安定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自后濂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按：语录惟二程门下有之。濂溪乃近隐士一派，并无弟子及语录也。又吕东莱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论之。安定教法正式补此弊也。惟东莱偏于史学，仍与程、朱有别。】

伊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种风格。
程明道知扶沟事，谢上蔡往从之。明道肃以客礼，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明道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明道与之语。按：其时上蔡习举业已知名，程、谢初见，非此不足已验其诚，亦非此不足以发其趣。此等关系，自与学校师生有别。明道在扶沟亦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职学事。此乃学校之教，与程、谢私人讲学不同。

他们似乎颇有些处近于禅家之参谒。
佛家禅宗之盛，亦在寺院经典研究相当发达之后，有志者不以此为足，流动各著名高僧处发疑问难。他们所要求者，只在几点最关紧要处，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规矩次第渐磨岁月之功。【罗从彦与龟山讲易，闻伊川说，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从龟山游二十余载。】惟循而久之，则来者与应者，并非先有基础上之共同立足点，则徒逞机锋，转成相欺之局。

渐渐的所讨论讲究，尽在高明处。
谢上蔡监京西竹木场，朱子发自太学与弟子权往谒。坐定，子发曰：“震愿见先生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与贤说一部论语。”子发私念日刻如此，何由亲款其讲说？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茶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曰：“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nèn）地看。”

在这种流动的短时间的谒请，逐渐盛行，学风上自然趋于扫尽枝叶，独寻根本。【因师弟子双方学业皆有根底，故重于讨论，不重于诵读讲贯，遂有语录。】而师道之尊严，也转从此种风气中特别提高。【观上引程、谢初见事可知。游酢、杨时“程门立雪”，更为后世称道。其时则龟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为湖北提举，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从龟山求书见上蔡，先修后进礼，邑人皆惊知县不接监司。此等风气，唐人绝不知之。然若无此，天下将惟以科目官阶为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门第与和尚。）惟若学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学者先未有相当基础，直接从事此种最高理论之参究，】虽有人格之活泼熏陶，而学术途径，终不免要流于空虚放荡。所以程门弟子，多陷于禅学。
张绎家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羡之。问人何以得此，或曰：“读书所致耳。”乃始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张亦从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伊川归自涪（fú）陵，张始往从学。按：唐人【此指贵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显达而务读书。读书有悟，觉科举显贵有所不足，则入佛老矣。宋学精神，正在使人知读书为学不在显贵，自不走入佛老之途。而所以宋学犹多近禅者，不在其讲学之旨趣与内容，乃在其讲学之风格与方法。从此种风格与方法上，有影响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则颇有近于禅学处也。关学所以较少此弊者，因横渠兄弟以及吕大临兄弟等，皆僻处关中，又兄弟宗族自为研习，异乎洛中为四方人物往来走动之所凑集也。

南渡以还，学校之教日衰，讲学之风日盛。【贵族世家已消灭，平民社会中向学分子日多，而国家无教育机关，故私人问学之风更甚。】此种往来走动的参究请谒，愈来愈多，于是又从此中酝酿出新的讲堂制度来。
象山年谱谓：“先生为国子正删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房无虚宇，并假于馆。先生既归，学者辐辏。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门人彭世昌，于贵溪应天山结庐迎先生讲学。先生登而乐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胜处为方丈，学徒各来结庐。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归，中间亦往来无定。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既有讲堂，则有讲义。【一两人对面谈话有语录，多人群集一堂则有讲义。】而此种讲学之最大困难，则为来学者之程度不齐与来去无定。
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规定时日，分深浅高下之步骤，使学者必经相当期间毕其所业而去。
在此情形下，产生讲学家的朱陆两大派。

象山教法，在于因人设教，直指本心。
此源于二程。【可称为“语录派”。龟山、延平相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程门见人静*坐，便谓是好学。象山实近此路。而朱子讨论讲说不倦，转异二程之高简矣。】象山始至行都，从游者甚众，象山能一一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者。陆学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则想选定几部最重要的书本。
此亦源于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称为“训注派”。语录派长于活的指点，训注派则在使人有轨迹可寻。语录派在于分别指示，各自参悟，故其精神向里，而无一定的格套。训注派则向外求索，共同有一个自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门径与规模。】如尹和靖见伊川半年后始得大学、西铭看。

先为此数书下明白确切的训注。
宋人皆有志为六经作新注疏。王安石诗、书、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天下，一面为学校诵读之教本，一面为科举取士之标准。此下如程伊川易传等，皆从此风气来，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让学者各自研读，【此即补学校教育之一段功能也。】补讲堂教育之缺陷。【另有小学，为幼年家庭习行，亦所以补讲堂教育之未备。】
象山年谱谓：“先生与晦翁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晦庵门人乍见先生教门不同，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知所适从。无何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两派流传各有所适，朱子的四书集注遂为元代取士准则。
元明考试程式，大抵第一场经义，四书用朱氏章句集注，诗朱氏（集传），尚书蔡氏（沈集传），周易程（伊川易传）、朱（本义），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三传胡氏（安国传），礼记古注疏。永乐以后，有四书五经大全，古注疏遂废。

元人又有学官讲书之制。
元制，凡学官朔、望讲说，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讲说一书。然此等乃官场例行公事。偶有儒生借题发挥，有所讽谕颂扬，失上司意者。要之与讲学精神全不似。

而私家讲学，则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吴康斋为明儒开先，其居乡躬耕食力，从游者甚众。尝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说学，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一日刈（yì）禾，镰伤指，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按：在如此生活环境中，讲学者无有不讨厌笺注支离而走上实际经验之一途，即所谓“笃实易简”者是。陈白沙、王阳明皆此一脉。【清代颜、李亦从此来。】

至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然后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如书本、期限、学生资格等。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最著之例，如传习录中与哑者之笔谈。惟阳明亦注重小学，此与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为成*人植根基也。】

此种讲学，传播极快。【明儒学案，王门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派，几乎遍布全国。】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泰州学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谿（xī）、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qiáo）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

兹将宋、明学者讲学变迁，列一简表如次：
一、私人寺庙读书。【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书院。【此系私人学塾性质，如孙复泰山书院、周行己浮沚书院等。】
三、州学。【此系由私人设教渐变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性质，如应天书院等是。】
四、太学。【此由地方学规制上推至国学，如胡瑗之主教太学是。】
以上自私人书院至太学为一线，属学校之进展。惟政治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

五、私人讲学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讲学为学校之变相，与前一系统不同。
六、私人讲学之第二期：【如朱、陆。】两期之不同处，主要在同时所集门徒之多少，而影响及于其他。
七、私人讲学之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此期讲学与前期不同处，在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

以上私人讲学之三期为另一线，属学会之进展。因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遍，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

要之宋、明两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庆历、熙宁一段，及明洪武、永乐一段外。】并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上则学术空气继长增高，教育之要求亦与日俱进。

宋、明儒讲学，实从此环境中产生。
与宋、明儒较近者，惟先秦诸子。惟先秦诸子，大率先受政府【国君。】或贵族【卿大夫、诸公子。】之豢养，而附随沾润及其门人子弟。【此为当时社会情势所限。】宋、明讲学，则纯系社会平民学者间之自由结合。纵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陆、阳明，皆以在职之身连带讲学。然其讲学则纯系私人交际，与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较倾向于上行性，即政治活动；而宋、明儒则比较倾向于下行性，即社会活动。两汉儒生除太学、郡县学校外，亦多私门授徒，有一师拥数十、数百生徒者；然所讲限于五经，以训诂考据阐述经义为主，与先秦、宋、明讲学以各人之思想学术为主者大不同。】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

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

所由认取此万物一体者，在我谓之“性”，【或称“仁”。】在外谓之“理”。【或称“天”。】
程明道之识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穷理”之口号，即由此生。

认识此理后应有之活动或工作，则为大学一书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则如朱子所云：“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学章句序。所谓“古昔”，即他们之理想境界也。此后王阳明拔本塞源之论，更畅发此意，见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末一节。】他们可说是一种“秀才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
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复活与翻新。彼辈与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谓“天”。【而先秦儒讲仁义，似嫌偏于人事，道家遂起犄（jī）其后，阴阳家则还取道家之自然观，以补儒学之不足，遂以阴阳五行求天道，而颇涉于怪迂。宋儒以“理”字释“天”，亦颇采酌道家、阴阳家之长，以弥缝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为先秦儒所言心性补充了许多存养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屡言心性，并注意及于心性之存养，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著明。宋儒于此方面，提出“敬”、“静”等字，颇采酌道家、佛家之长。】
在畸轻畸重之间，遂有程朱“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之分别。亦即在畸轻畸重之间，而有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之纠驳。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学目宋、明儒，则犹未能通观宋、明儒之大体也。【论宋、明学渊源，当着眼范仲淹、胡瑗，则得其真*相矣。】

他们对自身同有一种严肃的态度，来遵行他们一种纯洁高尚而肫挚的信仰。对他人则同时有一种开明的理性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教育。

不幸当时社会智识界之扩大，比他们那一种宗教【或教育。】之进展还要快得多。【即是有机会读书以及有资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数量上超过甚远。】因此他们对于时代徒抱理想，而无法实现。他们对政治常是悲观，或持反对的态度。结果政府【为一辈官僚所盘踞。】亦常敌视他们，屡兴党狱。
程伊川、朱晦庵皆列党禁，王阳明亦几不免。明代书院屡遭焚毁。

而让有名的东林党来结东这一个最后的冲突。
顾宪成尝言：“官辇毂（gǔ），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请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可见东林精神极端注重政治与世道。稍后复社诸子，虽以时文相号召，与东林讲性理不同，然其为一种社会结党，足以上撼政治则一。
此种社会讲学、结党干政之风，自宋迄明，弥后弥盛，潮流所趋，至清人入主而中绝。【东汉党锢之狱，由名士清议所激起。唐代之牛李党争，北宋之新旧党争，皆由在朝官僚实际政事之争。与宋、明儒聚徒讲学，而引生朝野之争者有不同。】

四、宋明学者主持之社会事业

宋、明学者彻底改*革政治的抱负，始终未有达到；但他们对社会事业，却有相当成绩。举其要者：
一、义庄
此事起于范仲淹。在一个宗族的单位下，来主持救贫、恤孤、公积及义务教育等事业。
二、社仓
此事起于朱子。“常平仓”始于西汉天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令边郡皆筑仓，谷贱增价而籴（dí），谷贵减价而粜（tiào），故曰“常平”。
至隋文立“社仓”。常平纯为政府事业，社仓则由民间自办。唐代并置常平【积谷或钱。】及义仓。【专积谷。】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此皆民间积贮以备荒歉也。
宋神宗行新法，以常平钱为青苗钱，司马光非之，谓：“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丰年无钱平籴，荒歉何以赒（zhōu）赡？”至朱子推行社仓，【在孝宗乾道四年，至孝宗淳熙八年，下诏诸路推行。】谓：“常平、义仓皆藏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游惰之辈。深山长谷之力农事，至远离州县之民，虽饥饿濒死不能及。又其法太密，吏避事畏法者，虽视民莩（piǎo）亦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jué），递相付授，至累数十年无一訾（zī）省。”社仓则设置于乡村，且不仅于饥饿之赈恤。每年夏，贫民得贷粟，秋熟偿，加息十之二。【若仓积至原本十倍时，则以后贷粟可不征息，惟一石加耗米三升。】其法有似青苗，惟青苗贷金不贷谷，主以官府，不主以乡里，社仓较可舞弊。

三、保甲
此制王安石力主之。以后递有兴废，要为中国社会组织中一要项。而明人戚继光倡团练，破倭寇。及清代，曾国藩、左宗棠等亦以湘军平洪杨。皆保甲之变相而扩大者。盖古者兵民合一之制既坏，以此补地方之武装而自卫也。朱子社仓，亦以保甲法推行。以十家为甲，甲置甲首一人，五十家则置社首一人，社首、甲首【或保正。】负管理社仓之责，县官则检点帐簿，于每岁贷付及回收之际，列席监督。

四、书院
书院多由民间私办。如祥符二年，曹诚即戚同文讲学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遂以曹诚为书院助教。【其后以书院为府学，乃正式为官学。】孙复起学舍为泰山书院，周行己筑浮沚书院讲学，皆是。书院有学田，【州县学亦有学田。元至元二十三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土。】亦由民间捐纳。

五、乡约
此始于关中吕氏大钧【和叔。】兄弟。有约正及同约之人，以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约。朱子又为增定条例，如前举社仓、保甲、书院诸制度，皆可以乡约精神推行之。

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
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47:49

第八编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2
一、满洲兴起至入关    2
二、明末流寇    5
三、南明之抗战 7
第四十三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 8
一　清代帝系及年历    8
二、清代对待汉人之态度 9
三、清代政制    11
四、清代之武功 17
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18
一、明末遗民之志节    18
二、乾嘉盛世之学风    23
三、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    25
第四十五章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27
一、乾嘉之盛极转衰    27
二、洪杨之乱    30
三、湘淮军与咸同中兴 33
第四十六章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  37
一、晚清之政象 37
二、晚清之变法自强    40
三、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 42
四、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 44
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48
六、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50
七、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 52
八、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53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48:46

第四十二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明太祖驱除蒙古后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之再建。

一、满洲兴起至入关

满洲民族其先曾见渤海国与金国。
明代分为三部。
一、海西女真，二、建州女真，三、野人女真。惟野人女真居黑龙江流域，距中国最远，朝贡无常。海西、建州则每岁至明朝贡。

满洲族为建州女真，初耕牧于牡丹、松花江之合流点【今三姓附近。】而统率于明之建州卫。
嗣其一部又南迁至图们江流域。
其祖先【景祖、显祖。】为明将李成梁所杀，【事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卒之翌年。】遂于明成仇隙。
时努尔哈赤【太祖。】年二十五，以父【显祖。】遗甲十三副，捕杀仇人尼堪外兰。其时兵数不过五百人乃至六百人而已。

嗣合并傍近诸部，创后金汗国。【事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
兴师犯明，宣布告天七大恨，取抚顺。时步骑有二万。【事在万历四十六年。万历二十年，东瀛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救之，连师七年。二十四年开矿税，民间大扰。二十九年太子立。四十二年福王赴河南。四十三年（1615年）有梃击案，朝臣分党水火。】

明四路出兵讨之。【事在万历四十七年。】
杨镐为四路总指挥官，驻沈阳。辽东本有屯军，嘉靖原额过九万，至是逃亡相继，多不能用。明四路兵南自闽、浙，西自陇、蜀，征调几遍全国，共二十万。【合朝鲜叶赫兵为二十四万，每路兵六万。】

败于萨尔浒。
从抚顺至萨尔浒山可七、八十里。中路军杜松先渡浑河，以四万兵营萨尔浒山，以二万攻浑河北之界凡山。努尔哈赤兵八旗，以六旗四万五千人掩击萨尔浒山营，以两旗共万五千人救界凡山。杜松阵亡，明将领死者三百余，兵士死者四万五千余。满洲遂连破诸路兵，灭叶赫。此役明以轻敌分兵冒进而败。又承平既久，军备懈弛，徐光启庖言谓：“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zhòu），何论士卒？

于是有熊廷弼经略辽东之命。【事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
时辽、沈大震，诸城堡军民尽窜，数百里无人迹，中外谓必无辽。廷弼兼程冒雪，遍阅形势，招流移，缮守具，简士马，肃军令，主固守不浪战，集兵十八万。其上书谓：“辽东现有兵四种：一曰残兵，甲死归乙，乙逃归丙，或七、八十，或三、二百，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不肯出战。二曰额兵，或死于征战，或图厚饷，逃为新兵。三曰募兵，朝投此营，领出官家月粮，即暮投彼营。点册有名，派役忽去其半；领饷有名，闻警忽去其半。四曰援兵，弱军羸（léi）马，朽甲钝戈，而事急需人，不暇发还。将泽死降之余，新败胆怯；马则既多瘦损，军士又多杀马，图充步兵以免出战；器械则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徐氏庖言谓：“奴寨北门，铁匠居之，胸背之外，有同徒袒。贼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此当时两国对垒之形势。

廷弼专务守御备，【满洲亦不敢轻出兵。】未一年，去任。【廷臣忌者劾其不战而去，事在天启元年。】袁应泰代之，于是遂失辽阳。【廷弼严，应泰矫之以宽。会蒙古诸部大饥，入塞乞食，应泰处之辽、沈二城，后遂为变。】

应泰死之，金遂迁都辽阳。【时沈阳、辽阳以及辽东七十余城悉降。】
明再起熊廷弼，【事在天启元年六月。】建三方布置策。
广宁为前线，以步骑兵守辽河沿岸。天津及登、莱维后援，以海军卫满洲之南部。熊为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

时王化贞为广宁巡抚，与熊意见不合。
王主战，熊主守。熊谓守定而后可战。然实权在王，兵部尚书张鸣鹤信之，所请无不允。广宁有兵士四万，而山海关无一卒。

以经、抚不和而影响及于战略。
熊主固守广宁，谓：“辽河窄，堡小，不容大兵。驻兵河上，兵分力弱。惟宜置游兵，自辽河至广宁多置烽堠（hòu）。辽阳距广宁三百六十里，寇至易备。”时方震孺亦言：“河广不七十步，不足恃。沿河百六十里，筑城不能，列栅无用。”而化贞谓其怯敌，不守城而守河。
广宁遂陷。【事在天启二年。熊、王退入关，俱论死。明臣且有专劾熊者。】

乃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事在天启二年八月。】而以袁崇焕守辽远。
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镇。崇焕时为兵部主事，单骑出关相形势，返而言曰：“与我兵与饷，关外可守。”孙力主其计，遂筑宁远城。自请督师，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

承宗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水营，省度支六十八万，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开屯五千顷。满洲亦按兵四载不攻。】罢归，以高第代之。
高，魏忠贤党。既来，谓关外决不能守，尽撤锦州诸城守具。独宁远孤城。

时后金已都沈阳，【事在天启五年。】乘机西犯，【兵十万。】为崇焕所败，努尔哈赤负创死。【崇焕守城，盖仗葡萄牙巨炮之力。】

金太祖第四子皇太极立，是谓太宗。【时年三十五。】先出兵破朝鲜，【时满洲有兵十五万，袁守关外，难遽破，与明通商亦绝，非得朝鲜，无以自给。】再攻宁远又败。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明廷又劾罢袁崇焕，【以不悦于魏忠贤故。】以王之臣代之。复议撤锦州，守宁远。会熹宗崩，毅宗立，【魏忠贤伏诛。】袁崇焕复起，而其时明内部流寇亦发。

满洲兵以间道入关，【下遵化，至通州，遂围北京。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袁崇焕受反间狱死。
崇焕闻警入援。都人骤遭兵，怨谤四起，谓崇焕纵敌。满洲纵间，谓与崇焕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纵去。其人告帝，遂诛崇焕。【事在崇祯二年。】

嗣是满洲陷大凌河，【崇祯四年。】征服察哈尔，【崇祯五年。】得出入往来长城各口扰山西、直隶。其时始改国号曰清。
又汉奸降附者渐多。
崇祯六年有孔有德、耿仲明，乃毛文龙部下，叛据登州，浮海投满洲。两人拥兵当逾万，葡萄牙大炮亦遂输入满洲军。明年，尚可喜降，亦毛部下。毛文龙，明将，据皮岛，在鸭绿江东口。崇祯二年，【以跋扈不用命。】为袁崇焕所诛。

清势益盛，再四入关。【崇祯七年、九年、十一年连入。十一年之役，陷近畿州、县四十八，南陷济南，孙承宗、卢象升皆死之。】
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兵败降。【事在崇祯十五年。时洪部下兵十三万。翌年清太宗即死，世祖福临即位，仅六岁也。】

流寇陷北京，【事在崇祯十七年。】吴三桂开山海关迎清兵入。
清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以一小部落两代近三十年，遽得入关破北京，盖有数因：
一、明万历中年以下，政治极端腐*败。
二、其先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又复轻敌。
三、其后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皆以一人支持边事有余，乃明廷或诛或罢，既不顾惜，又无定策。【明廷相传家法，对诛戮臣僚，曾不重视。又信用宦寺，宜其自坏干城。又崇祯朝十七年中，阁臣至四、五十易，而犹自云：“朕非亡国之君。”盖徒知责下，不知反躬。明诸帝一脉相传如此。】
四、因盈廷纷议误事。
泰昌元年，熊廷弼见黜上疏：“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qiǎo）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fú）然怒哉。”
天启二年与王化贞争事上疏：“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适遘（gòu）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臣、外借抚道以相困？”又云：“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今无望矣。”
崇祯元年袁入对，言：“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又言：“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驭边臣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为边臣甚难。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又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
五、汉奸之外附。
孔、耿之去，已挟军队俱降。洪承畴、吴三桂部下，皆御外之精卒，扫数十万人外附，【吴三桂宁远兵号五十万。】中国何以复守？甚后如刘良佐、高杰等军队，陆续降者尚数十、百万人。
六、流寇之内溃。【脏腑既烂，四肢何用？】

二、明末流寇

流寇起于陕西。先是明室以辽军起，屡次加赋。
神宗万历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年，以辽东起兵，先后共增五百二十万。【通三年，亩加九厘为定额。】毅宗崇祯三年，又加一百六十五万有奇。【亩加九厘外，又增三厘。】两共六百八十五万有奇，综名“辽饷”。嗣又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十年。】“炼饷”七百三十万。【十二年。】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正统以前，天下岁征共二百四十三万两，【万历初至四百万两。】所增殆超出七、八倍。民穷财尽，为蕴乱之源。

又值荒年。
陕西延安一府吃榆皮石块，乃至以小儿为食。【明代北方旱荒时见。成化时，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藉，仅存无几。（李俊、汪奎传。）嘉靖时，山西大旱三年，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名曰“人市”。（王宗沐传。）】

于是叛卒、【崇祯元年陕西欠饷一百三十八万两，乃有逃兵。】驿夫、【崇祯二年议裁驿站冗卒。】饥民，结伙群起。
最先，其魁酋曰高迎祥，窜扰秦、晋、豫、鄂四省。
崇祯二年，自号闯王。崇祯四年，洪承畴督剿克捷，关中患定，走山西。六年又渡河而南，复窜陕。八年大会荥（xíng）阳，有十三家七十二营，分五部纵掠。

李自成、张献忠继之。
崇祯九年，孙传庭捕诛高迎祥。李自成为闯王，走甘肃。时明廷以卢象升专办东南，洪承畴专办西北。张献忠为卢象升所败，走湖北。

所过悉掳壮丁【十五至四十。】为兵，【逃者杀之。】亦有号令法律。
不得藏白金。所过城邑，不得室处。不得携他妇人。寝具一单布。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cuàn）者十人。一兵倅（cuì）马四匹。剖人腹为马槽。军止，则出较骑射。渡水皆径过。攻城，迎降不杀。守城一日，杀十之三；二日，十之七；守三日，则屠。虏获以马匹为上，弓铳（chòng）次之，币帛、珠宝为下。散所掠财物，赈饥民，唱口号，曰：“迎闯王，不纳粮。”有举人李信、牛金星为之谋主。

攻襄阳为襄京。
时寇谋直逼北京，嫌其遇败无退步。又主下金陵，绝北方粮，嫌其势缓。遂主攻关中、山西，再向北京。【清代洪、杨革*命，既得武汉，即走第一、第二路。林凤祥、李开芳北上败后，洪、杨踞长江十余年，而北庭自若。李闯本起关陕，是其熟路，故卒取第三策，而明都遂不保。】

是年，清太宗卒，第三子福临立，年仅六岁。【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而流寇直从山西扑北京，吴三桂召清兵入。【吴梅村圆圆曲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吴有爱姬陈沅，名圆圆，为寇所得；其父吴襄亦没于寇。襄招三桂，三桂为妾不为父，遂决议纳清兵。】
明代流寇之不能速平，亦有系于地方分省制度之不当者。元人分省建置，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流贼之起，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经略或至七镇，总督、经略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地无常界，兵无常将，而藩镇控制之宜尽失。
元明二季，以及清代川、楚、粤之乱，皆坐此弊。又督、抚专任节制，与士兵不属。且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故元、明、清三代无藩镇专*制之忧，而不能禁乱民之平地突起以为祸。

三、南明之抗战

明北都既陷，南方争事拥立。
福王在南京。【马士英、阮大铖以魏忠贤旧党，拥立擅权，虽有一史可法，不足支此残局。南京既败，余便无望。】
唐王在福州。【别有鲁王，在浙江。】
桂王在肇庆。【以地最僻远，故最后亡。】

不到二十年，相继破灭。【福王弘光一年，李自成亦败。唐王隆武一年，张献忠亦败。桂王永历十三年，奔缅甸，见执。复有郑成功据台*湾，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平。】
惟清人所以得吞灭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为汉奸之助。【金得汴京而不能有江南者，即因未有汉奸为之作伥。又清兴已四十年，而金则骤起，亦其异。】

清既入关，以洪承畴经略江南五省，孔有德徇广西，尚可喜、耿仲明徇广东，吴三桂徇四川、云南，而三桂功尤大。【破流贼，定陕、川、滇，取永明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张邦昌、刘豫为汉奸，所以无成，因其本无军队。至吴三桂部下，尤为明代边兵精锐所聚。桂王所仗以抗衡立国者，亦皆左良玉、李自成、张献忠之溃余。】

清既赖汉奸得占全中国，事定酬庸。
吴三桂封平西王，居云南。
尚之信封平南王，居广东。
耿精忠【仲明子继茂之子。】封靖南王，居福建。【孔有德已先卒。】

“三藩”不自安，于康熙十二年自请撤藩，竟得许，遂反。
耿、尚皆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千，加以余丁二千，各有藩兵八千。吴三桂五十三佐领，绿旗万有二千，加以余丁四千，不过万有六千。言其兵饷，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征疏言：“边省岁需协拨银云南百七十余万，贵州五十余万，四川八十余万，福建百六十余万，广东百二十余万，广西十七、八万。”除四川外，余皆三藩协饷，岁五百余万；云、贵不及一半，较顺治间云、贵岁协四百余万，已省二分之一。闽海郑氏尚存，兵饷本重。然则撤藩自是满廷主意，并非三藩之在所必撤。
吴三桂先起，数日滇、蜀、湘、闽、桂、黔六省皆应，势甚盛。
然不久即败。【康熙十七年吴三桂死，二十年三藩乱平。】
一、因三桂身为汉奸，不得国人信仰。【一到湖南，即妄建尊称，国号“大周”，改元“利用”，更失众望。】
二、三藩不能一致。【三桂起兵，耿精忠即应之，至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始以广东反。十六年福建、广东又叛附清。台*湾郑经，亦与耿精忠始合终离。】
三、三桂已年高暮气，【起事年六十二。】不肯离滇，又不敢越长江。【其兵一自长沙窥江西，一自四川窥陕西。康熙十三年，陕西响应，然不出襄、樊，其势自缓。】
四、清主玄烨方少年【十九岁。】英锐，处置得宜。谕绿旗诸将谓：“从古汉人叛乱，止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故三藩之平，仍是藉汉人之力。【陕、甘有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楚有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闽有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祚。浙有李之芳。粤有傅宏烈。皆汉军立功者。】

明清之际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民族的衰老。【以明末人物言之，较唐宋之亡，倍有生色。以整个奋斗力言，亦为壮旺。】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49:31

第四十三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

一　清代帝系及年历

清代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

二、清代对待汉人之态度

清室对待汉人，无论其为怀柔或高压，要之十分防猜。
努尔哈赤极端排汉。
得汉人，分赐满人为奴隶，壮丁十三名为一庄，按满官阶级分与。得儒生，则杀。是其时尚无野心。

太宗则改用怀柔政策
满、汉分居，设官治理。天聪三年，许儒生经考试免徭役。

对汉奸尤刻意利用。
孔有德、耿仲明降，太宗以抱见礼待之。洪承畴尤所崇重，尝譬其下，谓：“君等皆瞽（gu,3）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时有永平巡抚张春，被执不屈，太宗自往拜之；春骂，不之罪。祭妻用崇祯年号，太宗命以少牢往，春不受。凡留九年，欲移辽阳，不许；不食而死，乃葬之辽阳。

世祖入关，初则重用降臣，开科取士。【大抵在顺治十年前多尔衮时代。】继则一转而用高压。
盖因江南已定，顾忌渐少也。清人以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得北京，初四即下令剃发，二十四日又听民自由。及下江南，又下剃发令，限十日开剃，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命。江阴、嘉定皆招屠城之惨。十七年，张晋彦序刘正宗诗，有“将明之材”语，世祖以其言诡谲不可解，绞正宗而斩晋彦。此为以后文字狱开先例。始立“二臣”之目，谓明臣而不思明，必非忠臣。大兴科场案，又有江南奏销案，被累者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免者。此等事对晚明积弊，固多所矫正，惟清廷则藉以痛压士大夫而取悦民众，实自有其统治上之一番用意也。

直至康熙初年，其势有增无已。
二年，有湖州庄氏史案，潘力田、吴赤溟等七十人遇难。三年，孙夏峰被告对簿。七年，顾亭林济南下狱。黄梨洲则四被悬名购捕。

及吴三桂起事，清廷乃又一转其面目。
十二年，吴三桂反，是年即有诏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各地所举一百四十三人，取一等二十，二等三十，俱授翰林。明年，开明史馆，命彼等篡修明史。以国史大业牢笼遗民志士，可谓苦心。然此等应征而来者，均属二、三流以下人物耳。如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诸人士，皆不能招致。

逮雍正嗣位，固由其天性刻薄猜忌，亦因中国已俯首帖耳不复反侧，【赵翼檐曝杂记载：康熙时，科场舞弊，有称贺于上前者，谓：“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且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觇（chan,1）人心归附。】遂又重施高压。
其时文字狱迭起。二年，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狱。【汪为年羹尧记室，有西征随笔。查因江西考试出题为“维民所止”，暗射雍正无头。】四年，有浙人吕留良之狱。【湘人曾静读吕遗书，劝岳钟琪反正，兴大狱。吕已死，戮尸。】七年，有广西陆生枬（nan,2）之狱。【因著通鉴论，主复封建，及关于立太子、兵制、君权诸点。】盖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兴狱以来，清廷以文字诛戮士人之风又大炽。此乃清廷一贯政策，非雍正一人事。

至乾隆朝，清室已臻全盛，汉人反动心理，殆亦消失净尽，清廷乃益肆高压，达于极点。
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侍、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满人对王室自称“奴才”，本欲以教汉人之顺。及汉人愈不反抗，则满人愈无顾忌。其时尚有文字狱，如胡中藻坚磨生诗，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徐述夔一柱楼诗咏正德杯，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及“明朝期振翮（he,2）一举去清都”语；均得罪，较之雍正朝狱益琐细。又创编四库全书，自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藉征书之名，烧毁犯禁*书籍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五十三年，尚有严谕禁*书，谓：“东南诸省，尚未禁绝。”无论明清之际事，即上至关涉辽金事，亦多所更易。即一字一语，亦不放松。用意深刻，前无伦比。

三、清代政制

清代政制，沿明代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以便君主独*裁。【乾隆书程颐经筵劄子后，谓：“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至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
命官则沿元代，满、汉分别，【如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余仿此。】而实权多在满臣。
且满洲、蒙古无微员，【从六品首领、佐二以下官，不以授满洲、蒙古。】宗室无外任。【外任道以下官不以授宗室。其督、抚、藩、臬（nie,4）、由特旨简放者，不在此例。】

君尊臣卑，一切较明代尤远甚。
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率斥为“尔”。而满、蒙大吏折奏，咸自称“奴才”。【又按：清初汉大臣对满洲亲王亦长跪。鹤征录：“康熙二十六年正月，诸王大臣议礼，阁臣白事，向诸王长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踣（bo,2）地。高层云官给谏，抗章弹奏，遂令会议时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又东华录：“康熙二十七年，给事中高层云疏参大学士王熙向康亲王杰书等跪语，王俱坐受。”】

雍正时别设军机处，自是内阁权渐轻，军机处权渐重。然军机处依然非相职。
军机处并无特出之首*长，亦无权向各部及各督、抚直接发布命令。盖军机处仍不过为清王室一御用机关，不得目之为政府中之最高枢机。

并有所谓“廷寄谕旨”，最高命令以军机性质行之，更无外廷参预意见之余地。
清制，凡巡幸上陵、经筵、蠲（juan,1）赈、内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黜陟，及晓谕中外事，用明发上谕，交内阁，以次交部、科。凡诰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罪之不当者等事，用寄信上谕，由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出发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qian,2）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

六部仅为中央行政长官，其权任亦大削。
清六部长官均无权对各省督、抚直接发布命令，则不得谓是总辖全国之行政长官。又各部尚书、侍郎均有单独上奏之权，则各部尚书亦江不得谓是统率各该部之惟一长官。清制六部尚书、左右侍郎俱满、汉各一人，则一部而长官六人。此等各无专事，甚或朝握铨衡，夕兼支计，甫主戎政，复领容台；一职数官，一官数职，曲存禀仰，遑论建树。
明废宰相而提高六部实权，吏、兵诸部尚书，在明代多卓著声绩。清则无宰相，而六部亦几下侪（chai,2）于具员。光绪三十一年，王大臣奏言政治积弊，谓：“名为吏部，但司掣（che,4）签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此种情形，盖自清初即尔。

虽仍设给事中，然其性质，转为御史官之一部，对朝廷诏旨，无权封驳。
清代重要折奏皆归军机处，外廷无可预闻。设六科给事中，并隸（li,4）于都察院。【都察院有给事中三十人，监察御史四十四人，皆得单独参劾上奏。】台、谏合一，给事中以稽查六部百司为主，与御史职务相同，完全失却谏官本意。【事亦始雍正初。汉臣有抗疏力争者，竟不获。】

用人*大权，则全出帝王意旨。既不属之宰执，亦无所谓“廷推”。
南朝宋营阳王时，【景平元年。】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拜。”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宋黄门第五品。】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异同。”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遂不拜。
唐制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可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从之，而不可否。【韦贯之尝言：“礼部侍郎重于宰相。”宪宗诘（jie,2）之曰：“侍郎是宰相除。”贯之曰：“然侍郎为陛下柬宰相，得无重乎？”】是自古用人，皆归相职与吏部也。
明废宰相而吏部权重，铨政主于文选司，自部、院属官，府、县正佐，皆听吏部择人注授，而大僚则由廷议会推。明制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参以下，吏部于弘政部会选。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员缺，三品以上官会举。惟廷推大权，实在吏部。可参看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明吏部权重条。
朝臣用舍，权仍在外。【孝宗时，陕西缺巡抚，吏部尚书王恕推河南布政使萧桢；诏别推，恕执奏不可，帝卒用桢。又中旨复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官，大学士徐溥等拒不可，谓：“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又穆宗时殷士儋（dan,1）籍太监陈洪力，取中旨入阁；御史赵应龙劾之，殷不安其位而去。此皆明代皇帝在法理上无权直接用人之史证也。】清代首罢廷推之制，内外大员皆由特简。即一命以上，由部案例注阙者，亦必经引见，然后给凭赴职。用人行政，事事悉仰君主一人之独断，务求柄不下称，实中国有史以来之创局也。

政权既集中于中央，【其实只是集中于内廷。】而各省又总督、巡抚常川监临，殆于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
明代地方长官，以布政使为主，巡抚、总督皆系朝官临时出使。事毕复命，职亦消灭。清制，督、抚常驻各省会，总督皆称“总督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云云。巡抚则云“巡抚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云云。【又或作“节制各镇兼粮饷”云云。】是明为军职矣。
而总督又兼“右都御史”衔，巡抚兼“左副都御史”衔，均得单独上奏参劾。而布政使则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大计之权，又全在督、抚，地方官吏黜陟，凭其意见。督、抚权乃日重，布政使仅如其属吏。【康熙亲政，以亲民官须谙利弊，命督、抚举贤能。雍正元年，论督、抚甄别知府。嘉庆亲政，以知府承上接下要职，严谕各督、抚考核。咸丰时，军书旁午，民生凋敝，申谕督、抚随时严察。此皆清代地方政事付之督、抚，不付布政使之证。】

而国家有大兵役，又必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亲寄军要，督、抚仍不过承号令，备策应。
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皆简王、贝勒、贝子、公或都统亲信大臣为之。遇大征伐，则置。【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hui,1）下受节制，惟岳钟琪一人。】

及其承平无事，各省皆用满人为驻防将军。
八旗驻防，简将军、都统领之，将军乃专为满阙。

甚至绿营亦多用满员。
雍正六年，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言：“京营参将以下，千总以上，不宜专用汉人。”得旨。满洲人数本少，补用中外要缺已足。若京营参将以下，悉用满洲，则人数不敷，势必有员缺而无补授之人。乾隆间，拣发各省武职，率以满人应选。帝曰：“绿营将领，满、汉参用。若概将满员拣发，行之日久，将绿营尽成满缺，非所以广抡选而励人才。”饬所司议满、汉间用之法。然至三十八年，兵部复疏言：“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自副将至守备，满缺六百四十七。各省自副将至守备，千一百七十九缺，向以绿营选补，现满、蒙在绿营者逾原额两倍”云云，则满员仍充塞于绿营也。

国家收入，尽以养兵。
梁诗正疏：【乾隆三年。】“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不敷，邻省协拨。解部之项日少。”又云：【乾隆十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

而各省督、抚，亦以用满员为主，参用汉人特其不得已。
顺治入关，初议各省督、抚尽用满人，魏裔介为给事中，抗疏力争而止。康熙时，三藩平，仅议山、陕两抚不用汉人。时汉人为督、抚者尚多，故议用满人巡方以监察之。雍正朝，督、抚十七八皆汉军旗，朱批谕旨，常斥汉军卑鄙下贱。乾隆朝，直省督、抚，满人为多，汉人仕外官能荐至两司，已为极品。及季年，各督、抚无敢抗。咸丰以后，始汰满用汉。同治初，官文总督湖广官罢，满人绝迹者三年。仅英翰擢（zhuo,2）至安徽巡抚。当同治己巳（si,4）、庚午间，各省督、抚、提、镇，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然不久满人势力复盛。甲午后，满督、抚又遍各省，以迄于亡。

其援用汉人，则先旁省而抑江、浙。
乾隆八年，杭世骏奏：“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又果于用边省之人，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

内外官制分别又严，地方亲民官甚少升迁之望。
明有行取之制，在外推官、知县等可以入任科道。清乾隆中停止之。

亦无展布余地。
清制于县、府上加道，省、【布政司。】道、府、【厅、州。】县，已成四级。上有督、抚为五等。长上加长，临制益密。地方亲民官，仰承奉迎之不暇，何论实济政事？

“三藩”乱后，各省钱粮，扫数解京，地方绝无存留，更不必言建设。
康熙以前，各项钱粮，除地丁正项外，杂项钱粮不解京者尚多。自“三藩”之变以来，军需浩繁，遂将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项。此外则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京。虽有尾欠，部中亦必令起解。【地方扣留财赋，不解中央，其事始咸丰时。正是各省满员淘汰，汉人重复起用之际也。】

雍正以后，并以“火耗”归入正项，地方更无余款，更说不到实济。
乾隆十年柴潮生上疏，谓：“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釐（li,2）剔。自耗羡归公，一世弊窦，悉涤而清。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端介有司不敢苟取，贤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自耗羡归公，输纳比于正供，出入操于内部。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悉取公帑（tang,3）。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遂成天下之大弊。

虽内如翰林编、检，外如道、府长官，亦不得专折言事。
清制，京官除各部、院堂官及道科外，外官除督、抚、藩、臬外，均不准专折言事。翰林院编修、检讨，皆由庶吉士授职，士林欣羡，以为荣遇，然谋议不参，谏诤（zhen,1）不纳。寮友过从，但以诗、赋、楷法相砥（di,3）砺（li,4），最高讨论经籍训诂（gu,3）止矣。较之明代以翰林储才之初意，差失甚远。【翰、詹（zhan,1）授日讲起居注官得递折。】道领数郡，府领数县，职位于外官不为不崇，然清代既上临以督、抚、藩、臬，又禁不许专折言事，以视汉之太守得直达天子者，相去已远；就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之，更难相拟。

又严禁士人建白军民利病。
顺治九年，立卧碑于各直省儒学之明伦堂。凡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又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监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按：明史选举志：“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镌（juan,1）立卧碑。”有云：“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惟并不禁立监结社与刊刻文字。即不许建白之禁，在明代实系具文。故生员把持地方，至顾亭林拟之为”魏博牙军、成都突将”。至清代始对士人言论、结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实严禁。清初如金圣叹诸人，即因此横罹（li,2）非辜。自后士人遂无敢犯者。【又按：明卧碑又有一条云：“生员内有学优才赡（shan,4），深明治体，年及三十愿出仕者，许敷陈王道，讲论治化，述作文词，呈禀本学教官，考其所作签名具呈，然后亲赍（ji,1）赴京奏闻，再行面试。如果真才实学，不待选举，即行录用。”是明制不许生员建言军民利病，而许其敷陈治道，与清制用意自别。】

清廷又划山海关以外称东三省，其政制不与内地同。
按：辽河东、西岸，其地久为中国之一部分。如燕太子丹之逃秦，卫满之独*立，以至三国时公孙度之称帝，其合则为中国之郡县，其分亦中国人之事业。满洲起于吉林长白山外，辽河两岸皆逐步取之于明。及入关以后，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称奉、吉、黑为东三省，悉以将军、都统治之，不许汉人出关。往来过山海关，必凭文票。【奉天地方，非贸易营运人不准前往；准往者，仍不得冒滥入籍。吉林则不准再有流民踵至私垦。】
不惟吉、黑两省不能开发，而辽宁一省因与中国隔绝，其地文化亦有退无进。直至光绪末年，始仿内地行省例设立道、府、州、县，并开放直、鲁各省人得出关开垦。中国近代东北文化之落后，实由清人以私意闭塞之也。又山西归化城、大青山【今绥（sui,2）远境。】种地民户，亦禁令不许私添。直隶平泉、建昌、朝阳、赤峰四州县，今热河境。亦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台*湾亦禁止内地人民偷渡。此等禁令，皆至光绪时始废。

其对蒙古、西*藏、青海，则一以旧俗羁縻（mi,2）。
扶植喇嘛势力，禁止汉、蒙通商，皆以政令特意造成闭塞之情势。新疆一省，亦划为满员衣食之禁地。直至左宗棠率兵平回以后，其禁遂弛，汉人接踵移殖，故其地开发情况较佳。

理藩院无汉人，使汉、蒙不相接，以便其箝制统治之私。
理藩院管理院务大臣满洲一人，【特简大学士为之。】尚书、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间亦有蒙古人为之。】额外侍郎一人。【以蒙古贝勒、贝子之贤能者任之。】

其用刑残虐，则亦沿袭元明之制。
光绪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重法三事：一曰凌迟、枭首，戮尸。凌迟，唐以前无此名目。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宋熙宁以后，渐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枭首在秦汉时惟用之夷族之诛。六朝梁、陈、齐、周诸律，始于斩外别立枭名。自隋迄元，复弃不用。今之斩枭，仍明制。戮尸惟秦时成蟜（jiao,3）军反，其军吏皆斩戮尸，见于始皇本纪。此外历代刑制，俱无此法。
明自万历十六年定有戮尸条例，专指谋杀祖父母、父母而言。国朝因之，更推及于强盗。【按：雍正时吕晚村即戮尸寸剉（cuo,4），则不止于推及强盗而已。】一曰缘坐。缘坐之制，起于秦之参夷，及收司连坐法。汉高后除三族令，文帝除收孥（nu,2）相坐律。惟夷族之诛，犹间用之。晋以下仍有家属从坐之法。唐律惟反叛、恶逆、不道，律有缘坐。
今律则奸党、交结近侍、反狱、邪教诸项俱缘坐。一案株连，动辄数十人。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汉文帝废肉刑而黥（qing,2）亦废。魏晋六朝虽有逃奴劫盗之刺，旋行旋废。隋唐皆无此法，石晋天福间，始创刺配之制，相沿至今。”据此知清代用刑，实袭用历代之重法。虽无明代厂卫廷杖之惨，而文字狱之深刻，则过于明尤远。

大臣稍失意旨，辄下外廷判罪，阳示至公极仁，而外廷仰承鼻息，加苛倍刻，遂开有史未有之先例。
最著者，如年羹尧逮至京师，【以雍正三年十二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ju,2）。具狱辞：“年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du,2）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然后由雍正下谕贷其死。凡清廷杀大臣例如此。
其尤可笑者，清制，国恤，诸臣当于百日后剃发。乾隆孝贤皇后崩，有锦州知府金文醇被劾违制，逮下刑部拟斩。乾隆以为不当，责尚书盛安沽誉，予重谴。而江苏巡抚安宁又举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剃发如文醇，因并命逮治。且诏诸直省察属吏有违制剃发者，不必治罪，但以名闻。时塞楞额为湖广总督，亦剃发，具疏自陈。乾隆谕文醇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岂知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因释文醇、学健，赐塞楞额自尽。然学健终因此以他罪诛。盖积威之下，廷臣惟务刻深免祸，乃至以剃发一小节诛两大臣。而清廷满、汉歧视之心，更昭然若揭矣。

以清代与元代相比，清代汉化之程度特高，【元恃武力，故轻视中国。满洲无所恃，故刻意模仿汉化。】而其为狭义的部族政权则一。

四、清代之武功

至言清代武力，其得久踞辽河两岸并以入关，胥由明政黑暗，又获汉奸之助。【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吴三桂败李自成军，至乾隆五十一年；令据开国方略修改。此下平南明，破李自成、张献忠，要之明降将之力为多。】

及平“三藩”，亦全用汉将。绿营正式代旗兵而起。
时勒尔锦驻防荆州，埋南怀仁制造之大炮而先自退却。有欲举襄阳以北降者，赖蔡毓荣持之以免。【见熙亭杂录。康熙明诏罪满洲亲王、贝勒以下畏怯误事者近二十人。】可见其时满洲士气已不堪用。其前与明交锋，亦未占绝对胜利也。其时所用绿旗兵。多至四十万。云、贵多山地，皆以绿营步兵继之。其后准部、回疆、金川，亦皆绿旗勋绩。

及至中国内部统一，则对外例可有一段武功。【秦、汉、隋、唐、明代皆然，惟宋为例外，其故已详前。又清军已知用炮，蒙古、回之败颇以此。】
其时有名大将，实以汉人为多。
如康熙时勘定台*湾之姚启圣、施琅（lang,2）。雍正时征厄鲁特之年羹尧、岳钟琪，苗疆改流之张广泗。乾隆时金川之役之岳钟琪。嘉庆时湖、贵征苗之傅鼐，东南靖海之李长庚，征剿川、楚教匪之杨遇春、杨芳、刘清。道光之时定回疆之杨芳等。大抵为大帅、事定得封爵极赏者多满人，而干济成功者多汉将。如平三藩多陕、甘将，平三省教匪多蜀将，平东南海盗多闽将。
魏源圣武纪谓：“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按：此指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七卷。】如三藩之役，顺承郡王、简亲王逼迫于楚，贝勒洞鄂失机于陕，将军舒恕观望于粤；准噶尔之役，蒙古王*丹津纵寇于鄂尔昆河；一概不书。即如傅尔丹和通泊之败，额楞特喀喇乌苏之败，亦略及之而不详。参赞额勒登额逗援于缅甸，温福偾（fen,4）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辉贿和于西*藏，恒瑞老师于台*湾，亦一概不书。”【岳钟琪为大将军，赴京师，命纪成斌摄其事。纪命满人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驼马。廪畏寒避山谷间，以偏裨（pi,2）五十人放牧。及马驼为敌所掠，廪弃军逃。成斌收缚欲斩之，会钟琪至，惊曰：“君今族矣。满洲为国旧人，吾侪岂可与抗，以干其怒？”遂释廪。及查郎阿巡边，故廪戚，因控钟琪入之罪。其时满、汉情形如此。尤甚者，则如乾隆之终为福康安杀柴大纪。】

至于乾隆十全武功，已成强弩（nu,3）之末，徒为粉饰，自耗国本。
乾隆初次金川之役，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九百余万两。二次金川之役，兵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在一万五千万两以上。
缅甸事发难于乾隆三十一年，终了于乾隆五十四年，阅二十余载。帅臣屡易，费帑九百余万，而功终未竟。魏源圣武记谓：“亦小夷气数未熸（jian,1），天姑少延之。”又谓：“刺虎持鹬（yu,4）功在乘时，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或谓缅甸数攻不下，乾隆乃重贿其酋，使贡象数匹以博“十全老人”之头衔。故魏源谓：“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
金川始事，温福、阿桂皆奏言：“满兵一人，费至绿营三人。【八旗兵饷较绿营兵饷大率相差一倍。】不如止满兵，多用绿营。”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征黑龙江一人，可募乡勇数十人，不如舍远募近。”是十全武功亦多汉人力。

此种不健全的统制，到底要维持不下去，而清代自乾隆以后，遂走入不可挽的颓运中。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50:29

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一、明末遗民之志节

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
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贵族。】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随于社会文化传播之广，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此种观念，远自春秋时代已极鲜明。】
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故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过来说：“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极端重视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闻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既主放弃偏狭的、侵略的国家主义，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义，则自然可以有此态度。】
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

辽、金的割据，虽则他们亦都慕向汉化，然而那时中国北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本已削弱，所以同化异族的能力，不够深强。【因此北朝对中国史上尚有贡献，而辽、金则无。】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著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这在他们是承认一个异族君主，而交换到传统政体之存在与参政权之继续。】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国人承认一种文化上的屈服，满清统治权亦难久存。】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

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住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当时南北两方对异族统治的心理上之反应，正与他们社会经济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即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手工业与兵士为农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会理想除却读书做官，【此种人在唐以前即为门第中之家长，宋以下则为社会大众学业上之师长。】便是没世为老农，市井货殖，不是一条正道。【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宋人所讲学问，与经商牟利意义极端冲突。因此好利贪财者，亦盛置田产，而不事货殖。】

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而读书人所以能尽此职责，则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举仕宦。】使他们的经济生活，足以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中国社会自汉以下，宗教势力始终有限制，亦为此故。】

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藉，非躬耕为农，即入市经商，而从此他们亦再不能尽其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门第家业皆可退守，又寺庙亦可藏身。宋、明以来，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业，而寺庙亦再不占社会上文化之重要性。】

所以一个士人，要想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只有出身仕宦。【即专以教授为生，而来学者之出路，仍以仕宦为终极，否则此教授一业即无生源。】明末遗民，虽则抱有极强烈的民族观念，到底除却他们自身以外，他们的亲戚朋友以至他们的子孙，依然只能应举做官，这样便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亦惟有如此，他们还可负荷他们最重视的民族文化。
顾炎武本昆山世家，然鼎革以后，家奴叛变，使其不获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隶部曲盛行时，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销案，缙绅无或幸免，西晋、北魏户调均田，岂有此力量？】这可见后代的所谓“故家”，与中唐以前的门第大族，势已大异。顾氏浪迹北方，对耕殖经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经济，可无问题。然欲从此中打出一个基础，长与政治绝缘，而来担任文化事业的营养，则其事非易。

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大体如下列：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来。）】如是则中国士阶层传统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业，即及身而绝。【寺庙本不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结集之所，要在寺庙中传播中国传统学术，殊不容易。】
二、行医。【如吕晚村等。（金、元两代医术发达，亦从此背景来。）】医业好则妨其志业与学术，医业坏则不足维持其生业。【故张杨圜屡劝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终，则竟以医师毕世；而吕晚村亦复以此意劝之。】
三、务农。【如孙夏峰、颜习斋、张杨圜等。】此项生活，极刻苦，仍不能发皇完成其学业传统。【汤潜奄学于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学于习斋，出而游幕。杨圜则晚年在吕晚村家处馆。若来学者依然归耕，则耕渐勤，学渐荒，而传统绝。】
四、处馆。【如张杨圜等。】来学者多要学八股应举，则是间接的妥协。惟晚村则借八股制案来发挥民族思想，身后竟获奇祸。
五、苦隐。【如徐俟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复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东瀛，文化传至异邦，自国则无影响。】
六、游幕。【如李恕谷、刘继庄、顾景范等。】此等虽志节皎然，然踪迹近人，过一关即入仕宦之途。
七、经商。【如顾亭林在晋北垦牧、吕晚村刻书等。】此方面最少。纯粹规商，便与学术文化事业脱离。

社会机构不能激励变动，则“遗民不世袭”【此徐狷石语。】的话，很容易在当时人口中吐出。【顾亭林与人书谓：“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纯以民族观点论，则人人不可出也。当时遗老，非不能唱高调，惟事实有所不许耳。】若埋头从事反抗工作，则遗老们多半是从反抗工作中退身下来，才致身于学术文化事业的。
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故明末遗老，多主张恢复封建，甚有主张恢复氏族大门第者。因封建则国体分割，易于摇动。社会有大氏族、大门第，则易于揭竿而起。他们以力量单薄的书生，而要来发动广大民众从事于大一统的政权争夺，其势实不易，故辗转而思及于此。

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适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
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之放涎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格。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也。（关于诸儒学术详情，请阅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清廷虽因势乘便，以一时的兵力，攫夺到中国全国的疆土，亦终不能不顾忌到社会上文化的和平势力，而公开解放其政权。【此即蒙古与满州易地而处，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传播，较之南宋已远过；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统冶下，较之辽、金沿袭下来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语。故纵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国，恐亦不能不学满洲人的办法。】

清初诸帝努力汉化的程度，亦相当可赞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学。年十七、八时、以读书过勤咯血，犹不肯废。初，讲官隔日进讲，帝令改按日进讲。三藩变起，帝犹不肯废进讲之制。修葺宫殿，则移居瀛台，仍令讲官进讲。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于天文历算，皆所通晓，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吏治渐上轨道。【师生如孙夏峰之于汤潜庵，朋友如吕晚村之于陆稼书，亲戚如顾亭林之于徐乾学兄弟，此等举不胜举。】清初的政治情况，所以比较明中叶以下犹算差胜者在此。然言世运物力，则实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谓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万历时之半数。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数：
省名人数备注
直隶 3，274，870 较万历减99万余。（按：万历六年各省人口统计已详前）
奉天 83，450
吉林 33，025
山东 2，278，595 较万历减335万余。
又屯丁    26，210
山西 1，727，144 较万历减355万余。
又屯丁    33，219
河南 3，094，150 较万历减209万余。
江苏       江苏较万历减641万余。
江宁布政司 1，056，930
又屯丁    33，032
苏州布政司 1，599，535
又屯丁    813
安徽 1，357，829
又屯丁    40，855
江西 2，172，587 较万历减368万余。
又屯丁    2，179
福建 706，311 较万历减101万余。
又屯丁    20，426
浙江 2，710，312 较万历减243万余
又屯丁    4，277
湖北 433，943 较万历减362万余。【连湖南合计】
又屯丁    719
湖南 335，034
又屯丁    1，290
陕西 2，150，696 较万历减187万余。【连甘肃合计】
又屯丁    106，693
甘肃 368，525（民屯）
四川 3，802，689 较万历增70余万。（按：各省人口，惟此一处较万历为增）
广东 1，142，747 较万历减388万余。
又黎丁    1，182
又屯丁    6，736
广西 210，674 较万历减97万余。
云南 145，414 较万历减129万余。
又军丁    29，893
又舍丁    8，394
贵州 37，731 较万历减25万余。

在长期丧乱凋残之余，社会秩序，以比较容易维持。
循而久之，社会元气渐复，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渐渐骄纵起来。【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虑。】
而一辈士人则事过境迁，亦渐渐的腐化。

二、乾嘉盛世之学风

那时的学术文化，却渐渐与政治事业宣告脱节。
江、浙一带，本为南宋以下全国经济文化最高的结集点，亦即是清初以来对满清政权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们以鄙视满清政权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科举。【在明季将次覆亡时，已有一辈学者感觉科举之可鄙贱，无实用。】又因鄙视科举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朝廷科举所指定的古经籍之训释与义训。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对于古经籍的义训，一致为江、浙新学风所排斥。【亦有因激于乱亡之惨，而猛烈攻击传统学风者，如顾炎武之于王守仁，颜习斋之兼及程、朱等。（时苏州有唐甄，其议论态度与颜相似，可见不论南北，皆激于时变而然。）】因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目。【“宋学”的后面，是朝廷之功令，为科举取士之标准。】

当时江、浙学者间，有不应科举以家传经训为名高者。【如吴学领袖惠栋，其家四世传经。其第一代名有声，字朴庵，明岁贡生。明亡，即足迹不入城市，与徐枋为莫逆交。其子周惕，孙士奇，曾孙即栋，治经皆尊汉儒，遂有“汉学”之称。】亦有一次科第，稍经仕宦，即脱身而去，不再留恋者。【如钱大昕、全祖望等，此辈已到乾隆时代，与遗民渐无交涉矣。】要之，在清代这一辈学者间，实远有其极浓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传统风气，导源于明遗民，而彼辈或不自知。

所以他们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迹者，一因顺、康、雍、乾历朝文字狱之惨酷，使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
清臣不敢自刻奏议，恐以得罪。【清代亦无好奏议。】又不敢记载当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铨即以著名臣言行录遇祸。】乾隆八年，杭大宗以进士应御史试，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满、汉畛域，即遭严谴，几至不测。放还终身，更不录用。全祖望与杭略同时，著书刻意收罗乡邦宋、明遗民，此其意态之有所郁结，极可想像得之。

二因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以廪饩收买士气。
袁枚《书院议》谓：“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则又挟区区之廪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过矣。”按：书院厚其廪饩，卧碑严其禁令，开其为此，抑其为彼，士非愚痴，岂有不知？

一时名儒硕望，主书院掌教务者，既不愿以八股训后进，惟有趋于笃古博雅之一途。
如卢文弨、全祖望、钱大昕、李兆洛等一时通儒，无志仕宦者，惟有居一书院，尚可苟全生业。其所教督，既不肯为科举俗学，又不敢涉于人生实事。明人如良知家社会讲学风气，亦不为清儒所喜。不媚古研经以自藏，复何以自全乎？

三则江、浙一带经济状况，继续发荣滋长，社会上足可培植一辈超脱实务的纯粹学术风气。
明万历六年全国户口六千零八十九万余，而江、浙已占一千零五十万。乾隆时，直隶一省，不敌扬州一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各省，均不敌松江一府。明季以来，江、浙两省藏书家之多，尤胜前代远甚。而扬州为盐商所萃，其经济力量，足以沾润江、浙学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库全书》凡七本，内廷占其四，【文渊在紫禁城内东南隅，文源在圆明园，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热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汇在扬州，文宗在镇江，文澜在杭州。】此亦可见当时学术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则自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之后，博雅之风，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学，以当代典章制度为主，如杜佑《通典》之类是也。宋学之博，远超唐学，只观《通志堂经解》所收，可见宋代经学之一斑。至史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于北宋。即易代之际人物，如王应麟、胡身之、马端临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绝一代。世疑宋学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学浩博，岂易窥其涯涘？明代虽承元人绝学之后，又深中科举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扬。清代考证学，，颇亦承袭明人。社会书本流传既易，博雅考证之学，自必应运而兴。惟宋、明更有气魄大、关系大者镇*压其上，故南宋必先数朱、陆，明代必先数阳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谓宋、明学者皆疏陋，至清始务笃实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后，更易为力，又无别路可走，只得专走此一路，遂若清代于此特盛耳。【顾亭林《日知录》尝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才，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而潘次耕序《日知录》，则谓：“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兴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是书（《日知录》）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顾氏《日知录》为后来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师弟子自相称许，亦不过在宋、元之间。然清儒即如吴学惠家，以汉学治经负盛名，其为学亦兼及文史。同时如全祖望、钱大昕等，其文史之学亦皆足继踵宋贤。专以经学夸清儒，亦复失之。】

故江、浙考据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带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之探衬，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艳不相干。

三、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

江、浙学风这一种的转变，虽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不无多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

清代虽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大全书》，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庙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对程朱学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则极端排斥。
乾隆有《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使为人君者，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又如雍正时，谢济世注《大学》，不从《四书集注》本，顺承郡王锡保参其谤毁程朱，雍正批谕渭：“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九卿议榭罪斩立决，后得旨免死，发往新疆充军。
又乾隆时尹嘉铨案，罗尹罪状，有尹著名臣言行录序列本朝大臣，谕谓：“朱子当宋式微，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真为莠言乱政。”又尹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谕谓：“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何事藉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云云。大学士等拟尹凌迟处死，家属缘坐，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缘坐。则清廷之所谓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见。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得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

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东吴惠氏有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清廷科举功令，只是六经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则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据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则是百行法服郑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纵学风，正为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相当了解之故。

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

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社会中层】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社会下层】
清代讨好下层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一事。王庆云《石渠余纪》谓：“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旧。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五十年间，滋生不过十分之二。盖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先是巡行所至，询民疾苦，或言户有五、六丁，只纳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于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额，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未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惟五年一编审如故。’雍正初，定丁随地起之法，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于是丁徭口赋，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
今按：以丁归田，其实唐杨炎两税已如此。然自杨炎以后，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户长、保正催钱复不免。李心传谓：“合丁钱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而一有征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条鞭法，实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惟除崇祯、天启诸加派，则丁粮固已在租中，而复有丁徭，是正如唐行两税而五代、宋室复有差役也。及将丁粮摊入田赋后，其后仍不断有差役，则亦仍是一种朝三暮四为狙公之赋芧而已。
清代赋役，较之晚明固见轻减，若以与唐代租庸调制之确立一代规模者相比，则未可同日语。且清代此项政制，其先亦起于不得已。其时各直省对丁粮各有积亏，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一千十一万。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亏帑金一百六十余万。清赋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诏，有“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之说。此后丁粮既不加征，则惟有摊丁于地之一法。且清初征纳钱粮，照例有“火耗”。【每两加三分。】官吏舞弊滥收。【据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县每两加至三钱、四钱不等。三十六年谕：‘山、陕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雍正元年谕：‘火耗日渐加重，每两加至四、五钱。’”】田文镜最为雍正依信，亦谓：“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雍正六年应届完限，完不及五成，实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虽时颁禁令，而民间未见实惠。其后乃明定其额而归之公。【当时争者谓：“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清廷不纳，而其后果然。】火耗之外又继之以“平余”。【火耗犹可说，平余则明为不平矣。】又复有“重戥”。钱粮又有所谓“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后。】未几而又有“折扣”。【始犹每石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此皆在雍、乾盛时，更不论中、晚以后也。
则清之讨好民众，固仅胜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纳之制，官吏可以赀进。其始盖以初入关，中国士大夫意存观望，清廷藉以网罗社会雄于资财之一部分人，亦可减削一时反对之气势，而补开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于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后，既可不加税而饷足，又以官爵饵社会、安反侧，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后寖失本意，乃专为弥缝一时经费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军需。名器不尊，登进日滥，仕途郩杂。清廷徒守“永不加赋”之美名，而捐例迭开，不啻纵数十、百饿虎豺狼于民间，其害较之加赋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来，则民众只有受苦，绝对沾不到惠泽。因此待到士大夫阶层反抗清代的意志渐渐消灭，【即钳制成功，而士大夫趋于腐化。】即下层社会反抗清廷的气焰渐渐炽盛。【因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嘉庆十八年，蒋攸铦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这是狭义的部族政权不可避免的一种厄运。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51:41

第四十五章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一、乾嘉之盛极转衰

清康、雍、乾三朝，比较过的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

一、因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惟以国富论，仍以乾隆为最盛。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积至六千余万。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不过二千四百余万。及新疆开辟，动帑三千余万，而户库反积存七千余万。及四十一年，两金川用兵，币帑七千余万，然是年诏称库帑仍存六千余万。四十六年诏，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且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七省漕粮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计不下二万万两，而五十一年之诏，仍存七千余万。又逾九年归政，其数如前。康熙与乾隆，正如唐贞观与开元、天宝也。

二、因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此与前一事相因而至。满族对中国戒备之心日懈，则其自身缺点劣性日露。乾隆晚年之和珅，为相二十年，所抄家产，珍珠手串二百余，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数。藏金钱、衣服逾千万。夹墙藏金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全国当时岁入十年以上。遂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之谣。其时外省疆吏亦望风贪黩。满臣伍拉纳为浙闽总督，籍产得银四十万有奇，如意至一百余柄。乾隆谓其“如唐元载之胡椒八百斛”。乾隆虽对贪黩时加严惩，然其风终不戢。

三、汉人亦志节日衰，吏治日窳。此复与前一事相因。先论中央。洪亮吉嘉庆四年疏，谓：“十余年来，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此则在嘉庆初也。
曾国藩：“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弊。”此则在道光朝矣。次论地方。清制，州、县分选、调为二等，而督、抚又得请拣发人员到省试用。故部选之缺，扣留者常十之七、八，铨选之权移于督、抚。督、抚权愈重，州、县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钻营得之者，辄不惜盈千累万之贿，而墨吏日甚一日。外省鬻缺，其弊尤甚于明吏部之掣签。洪亮吉渭：“十余年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是也。又当时道、府官，由州、县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而当时司员则甚少才望。一则由满州之荫生太易，一则由汉员之捐班太多。当时督、抚既多满员贪黩，道、府亦少清望，州、县尚在府、厅、司、道之下，层层管辖，层层剥削，有志节者亦无以自保。故其时读书稍自好者，苟非入翰林得清愿，即退为书院山长，或浮沉朗署，或宁为一教官。故乾嘉经学极盛时期之学者，仕宦率多不达。如是而望州、县之清廉，吏治之振饬，自不可能。章学诚论其时官场贪婪，曰：“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俄而非万不交注，俄而且数万计，俄而数十万、数百万计。”洪亮吉亦曰：“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之前。无事则蚀粮冒饷，有时则避罪就功。”又曰：“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其他。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可入己者若干，民生吏治，不复挂齿颊矣。然吾又尝验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满任而归，或罢任而返，其赢余虽不多，然恒足以温饱数世。今则连十舸，盈百车，所得未尝不十倍于前，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此言夫守令也。
又其言吏胥，曰：“吏胥为官者百不得以。登进之途既穷，营利之念益专。世门望族，以及寒畯之室，类不屑为。其为之而不顾者，四民中之奸桀狡伪者耳。姓名一入卯簿，或呼为‘公人’，或呼为‘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余口，皆鲜衣饱食，咸不敢忤其意，即官府亦畏之。何则？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乡里贫富厚薄，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烛照数计。家之入于官者十之三，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则选其徒之壮勇有力、机械百出者，蜂拥而至，不破其家不止。今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者七、八百，至少一、二百人。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则万家之邑亦嚣然矣。”此又言胥吏也。
因吏治之不振，而各省遂有所谓“亏空”。其事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始则大吏食惏者利州、县之贿赂，偾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匿其私橐，以公帑应之，离任则亏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乃抑勒后任接收。其后循至以敢接亏空为大员，以禀揭亏空为多事。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自后地方政治，遂惟有所谓“弥补”。宽则生玩，胥吏因缘为奸。急则张皇，百姓先受其累。而民事遂无问者。刘蓉渭：“天下之吏，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则天下几何不乱！

四、因户口激增，民间经济情形转坏。乾隆十四年总计，直省人丁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万有，距康熙五十年方三十年余，所增达七、八倍。又三十余年，至乾隆四十八年，为二万八千四百有三万有奇。又十岁，五十八年，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又二十岁，嘉庆十七年，为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有奇。此由丁随地起，自无灭匿之弊，或有增造以博盛世之名者。然乾嘉人口激增，自为事实。洪亮吉《意言?治平篇》：“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然言其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试以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夫妇二人，宽然有余。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已不下二十余人。又自此而曾焉、元焉，视高、曾时已不下五、六十倍，不分至十户不止。隙地闲廛，增六倍、五倍而止矣。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又《生计篇》云：“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工、商贾所入，至少者人可余百钱。士佣书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钱。是士、工、商一岁之所入，不下四十千。闻五十年以前，吾祖、吾父之时，米升钱不过六、七，布丈钱不过三、四十。一人岁得布五丈，为钱二百；得米四石，为钱二千八百。是一人食力可以养十人。
今则不然，农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升米钱须三、四十，丈布钱须一、二百。所入愈微，所出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值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抢夺之患矣。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洪氏正值乾嘉盛极转衰之际，此两文正为指出当日由户口激增而影响一般生活之最好例证也。

乾隆末叶，民变之事已数见不鲜。
一、乾隆三十九年王伦临清之乱，唱清水教，运气治病，教拳勇，为白莲教之遗。
二、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叛。
三、乾隆六十年湘、桂、苗变。
四、即川、楚教匪。

尤大者为川、楚教匪，直延至嘉庆七年始平。
川、楚教匪徒党二百万，波及燕、齐、晋、豫、秦、蜀诸省。其口号为“官逼民反”，自诡称明裔朱姓。清廷历时九载，军费至二万万两，杀教徒数十万。其兵士、乡勇之阵亡及良民之被难者无计。清廷仅能制胜者，惟恃乡勇与坚壁清野之法。陕西总督长龄云：“团练有益于今日，有大害于将来。”盖满族武力不足平乱，平乱者全赖民间之自力。逮民间自力一旦成长，则狭义的部族政权，再不能凌驾其上也。【又按：雍正八年，鄂尔泰平西南夷乌蒙之乱，始用乡兵。乾隆三十八年，用兵小金川，多用乡兵。自后遂设屯练乡兵，其饷倍于额兵。嘉庆苗事，傅鼐以乡兵功冠诸将。川、楚之乱，文臣如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如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皆乡兵功也。洪、杨起事，湘军始以团练卫乡里，盖承历朝乡兵之风而起。】

嗣是复有浙、闽海寇，【十五年定】山东天理教，【十八年定】更互迭起。至道光末年，乃有洪、杨之大乱。

二、洪杨之乱

洪、杨先起，亦以“官逼民反”、“天厌满清”、“朱明再兴”等语为号。农民骚动主因，必由于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之于饥荒。在官逼民变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
秦末东方革*命，皆有贵族势力主持，故变乱最像样，有规模。西汉末，如光武以宗室起事，然其先绿林、赤眉等皆饥民集为草盗而已。故骚扰之时期长，社会元气损失大，而成事不易。东汉末年始有黄巾，为民间以宗教结合起事之始。直至清代，十之七不得不赖于宗教之号召。洪亮吉《征邪教疏》：“楚、蜀之民，始则惑于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因受地方官挟制万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艺，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如此。”

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明太祖其先属于韩林儿，亦以白莲教号召，其后能完全一变为民族的立场，实为明室成事主因。】

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炎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著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渭“流寇”。【最著者如唐末之黄巢，明末之张献忠、李自成。】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然而到底违逆民*意，依然成为其自身的又一种致命伤。【元末群雄并起，则不须为流寇，此亦见元代政治之普遍黑暗。】

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可惜这两条路子，开始便已注定农民革*命的命运，使他们只能破坏，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变。

洪、杨起事的第一因，在其有一种宗教性之煽惑，而将来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对，限制其成功，而逼到失败路上去的，便是这一种宗教。

洪、杨因地理的关系，【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先由嘉应州客民移去。】开始附会采用西洋的耶教。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托，一面攫到广西深山中愚民的拥戴，一面却引起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
忠王李秀成《供状》谓：“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积岁成众。知欲立国深远图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自教人拜上帝之后，数年未见动静。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

其起事既利用上帝之团结，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
李秀成《供状》云：“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道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是农民决意叛变从事革*命之真供状。

然而他们已与乾嘉以来屡次的变乱不同，他们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一更重大的影响，正因他们能明白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
太平天国二年，有《奉天讨胡檄》，谓：“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十万，亦孔之丑矣。”当时洪、杨提出种族观念，实为制胜清政府一个最有利之口。又广东有三合会，流行于南洋、珠江流域一带。洪王告人，谓：“三合会之目的，在反清复明。其会组织在康熙朝，目的亦可谓适当。然至今二百年，今日反清可也，复明未见其是。吾既恢复旧山河，不可不建立新朝。”可见民族旧恨，明清之际已往的历史，数百年来流传民间，未尝熄灭。惟洪、杨之起，似乎只可谓利用此种民间心理，而非纯由此发动。所以虽在美、法革*命之后，洪、杨诸人依然不脱以前帝王思想之旧习。他们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虽似责备洪、杨太苛，然彼辈自始即著意在凭借宗教，并未能更注意到革*命政体，这不能不说亦是他们一弱点。

他们在政制上及军事上，亦略有规模。
洪、杨官制，王分四等，侯第五等，其次六官丞相、【天、地、春、夏、秋、冬】殿前检点、殿前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领一万二千五百人，辖五师。】师帅、【辖五旅】旅帅、【辖五卒长】卒长、【各分领百人，辖四两司马】两司马，【领伍长五人，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共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司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以下。凡攻城略地，常以国宗【当指丞相以上有爵者。】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垦，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克府、厅、州、县，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为乡官，以其乡人为之。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以下，以次相承如军制。又有女官、女兵。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女兵十万。其行军阵法有四：曰牵阵法、螃蟹阵、百鸟阵、伏地阵。又立水营，则未经训练，不能作战。盖洪、杨初起，其治军有规划，有组织。及到达金陵，即已志骄气盈，不能再有所改进，乃即以军职为民司。又踞长江之险，而徒仗掠夺民船，不再精练水军，宜其致败也。

在政治上亦有几点比较纯朴的理想，如天朝田亩制度等是。
天朝田亩制度，分田为九等。各按家口多寡【不论男女】以行分田。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凡天下每一人有妻、子、女约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颁国库以养。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通天下皆一式。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圣书。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顶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争讼则两造俱诉于两司马，不服更诉之卒长，以此达于军帅。凡天下官民总遵十款天条，及尽忠报国者，由卑升至高，世世官爵。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由高贬至卑，黜为农。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黜，以示天朝之公。保举之法，先由伍卒之中，查其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两司马申之卒长，以次经历各上司以达于天王。

他们并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畜妾，禁吸鸦片。他们有一部分确是代表著农民素朴的要求。然而一到南京，距离事业的成功尚远，而内部便禁不住内讧起来。
南王冯云山死于全州，西王萧朝贵死于长沙。抵南京后，大权均操于东王杨秀清，专擅甚过。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同谋杀秀清。初议杀东王一人，乃北王尽杀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翼王怒之，复杀北王。洪秀全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乃秀全长兄洪仁发，福王乃秀全次兄洪仁达。自此众情离叛，翼王一去不返。时为咸丰二年事。洪、杨之败，已定于此时。

他们前后倡乱十五年，踞金陵十二年，蹂躏及十六省，沦陷六百余城。然而到底没有成事。

三、湘淮军与咸同中兴

削平洪、杨的，并不是满清政府及其朝臣，【洪、杨初起不过二千人，广西一省额兵即二万三千，又士兵一万四千，乃不能荡平，任其外溃。直至金陵，所过各省，无能阻者。】而是另外一批读书人和农民。
洪、杨起事以前，汉人皆不得专阃寄。“鸦片”之役，能却敌者皆汉人，辱国者皆旗籍，然犹谴汉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旗员以利啖之即止。太平军则与清不两立，不用汉臣无可收拾。金陵既下，曾国藩仍推官文领衔奏捷。盖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汉臣自居大功也。

洪、杨的耶教宣传，【并非真耶教。】激动了一辈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洪、杨的骚扰政策，惹起了一辈安居乐业的农民之敌意。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起。
曾国藩世世业农，以在籍【母丧】侍郎帮办团练。自咸丰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师湖北。有《讨贼檄》，谓：“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柳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
相传太平军围长沙，左宗棠谒见天王，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动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为后来削平洪、杨之重要人物。如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激动于民族文化礼教之保全，以及社会民生秩序之自卫，而奋起杀贼。彼辈不私财，不受朝廷官禄，以书生督领乡民，自卫地方，而渐次推及于近邻，乃一跃而为削平洪、锡之惟一势力。湘军与粤军【即洪、杨】同样抱有一种民族观念。粤军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一切目之为妖，而别拥伪造的天父天兄，读圣书，做礼拜。此与满洲入关剃发令，一在外面，一入内里，同样对于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为一种难堪之损伤。但湘军诸帅，虽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
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吕【晚村】诸儒之议论，早已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摧残而泯灭。湘军诸帅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因此一方面【粤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此点论，洪、杨之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与八卦教、天理教等，还是一鼻孔出气。】

而且洪、杨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帜，他们并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传统文化树敌，而他们军事上的实际活动，却又并没有一个预定的全盘计划。
李秀成《供状》云：“天王攻长沙未下，欲由益阳靠洞庭湖边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到民舟数千，改作顺流而下。到南京后，天王与东王欲分兵镇守江南，而取河南为业。后有一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城高水深，尚不之都，而往河南，何也？’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据此，粤军其先本未有直捣幽燕之计划，只欲在湖南谋一巢穴。因得舟船之利，遂沿洞庭直下长江而到南京。其所以建都南京不北上者，亦因在长江有舟船利用，故不欲舍之北去也。【但又不从此积极训练水军。】

湘军则虽系地方团练，而一起即有荡平天下之整个准备。
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奉谕帮同办理本省团练，而咸丰三年，郭嵩焘、江忠源即议用战船肃清江面，遂定湘军兴水师、造战船之计划。明年，咸丰四年，靖港战败，又重整水师。克武汉，顺流东下。是年，水师挫于湖口，截分内湖外江，不得合并。直至咸丰七年克湖口，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此后湘军所以能控制长江，直下南京者，凭水师舟船之力为大。

其用兵次第，亦始终牢守一个计划，按步推进。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奉谕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嗣皖事日棘，又奉谕赶办船只，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战皖贼。咸丰四年，水师挫于湖口。五年，罗泽南回援武昌。六年，罗泽南卒。七年，曾丁忧回籍。湘军克复湖口。八年五月，曾奉谕令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七月抵九江、南昌，途次奉谕，即以援浙之师，移剿闽省各匪。十月，李继宾败于三河镇。十一月，又奉谕移军赴皖，著斟酌具奏。九年【是年作〈圣哲画像记〉】六月，奉谕著即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八月行抵黄州，奉谕饬缓赴川，暂驻湖北，为进剿皖省之计。十年十月，奉谕著统筹全局，保卫苏、常。又奉谕，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谕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十一年，克复安庆。是年，胡林翼卒。十月，奉谕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左宗棠援浙。同治元年，李鸿章赴沪。三年，克复金陵。
此数年间，清廷虽知曾国藩才力可依，然并不曾想以削平洪、杨事业全付湘军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闽。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苏。若使曾国藩遵从清廷意旨，必致一事无成，全局失败而止。
惟曾之意中，早有一整个讨平洪、杨之腹本。因此清廷命令，彼必宛转因应，令其与自己计划相应而止。其前锋则由九江逐步推进而至安庆，其后部则由湖南逐步推进而至武汉。稳扎稳打，一面应付洪、杨，一面应付清廷。又一面则团结共事之人才，如骆秉章、胡林翼等。直至咸丰十年，有统筹全局之旨，始稍得舒展。然当时朝意命其驰往江苏，江、浙地方乞援者，又连翩而来。而曾之步骤，依然不变。直至同治元年，始发出浙、苏援师。先后十三年，虽兵事利钝，瞬息千变，而进退计划，前后一贯。反观洪、杨，自三王内讧以后，石达开远行，内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陈玉成仅为战将，虽东西驰突，不无一逞之威，然中枢不能发踪指示，阃外不能利害专断，狼奔豕突，漫无把握。两两相较，成败自判矣。

曾国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唱风气，注意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薛福成有《湘乡幕府宾僚记》】
其时满臣如赛尚阿、讷尔经额，既先后以钦差大臣失律被谴。文庆为大学士直枢廷，屡请破除满、汉畛域，用人不拘资地。曾国藩初以击贼失利，谤议纷起，文庆独主宜专任讨贼。胡林翼以贵州道员留带楚勇，以国藩荐拔，一岁间擢湖北巡抚。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瑚南，文庆荐其才，请勿他调。时军事方殷，迭饬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林翼举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国藩、林翼调遣。他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继宾、李继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诸生，拔自戎行。当时称曾、胡知人善任，荐贤满天下。曾、胡之得自由荐擢人才，实为湘军成功又一因。

至于洪、杨自东、北、翼三王内讧以后，天王惟用兄弟、戚属为亲信。
李秀成《供状》：“主上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臣。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省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文治制度方面，在南京十二年，可算绝没有些微上轨道的建设。亦不能搜罗原来团体以外之人才。【如钱江、王韬等，气局远不能与左、李、罗、彭相比拟，然粤军并此不能用。】

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尽天下。
此层虽粤军中将领亦各自知之。如李秀成《供状》即再四提及此层，慨乎言之，谓：“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置军务、政务于不问。”又曰：“不问军情，一味靠天，别无多话。”又曰：“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又曰：“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那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实言也。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

如此何得不败？
明太祖所以能成事，一因元朝不能用汉人，一因明太祖自己极开明，能用刘基、宋濂等像样人物。洪秀全所以不成，一因清朝尚知利用汉人，不易推倒。一因自己太昏愚，始终不脱江湖草泽意味。因此他们虽揭举了民族革*命的大旗，终因领袖人物之不够标格而不能成功。

东南洪、杨始平，西北捻、回又炽。清廷一无能力，依然仰赖于湘军。
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南京，十月，即奉谕：江宁已臻底平，即著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捻。迅速前进，勿少延缓。十一月奉谕：曾国藩无庸前赴安庆，亦无须交卸督篆，仍驻金陵，妥协调度。四年五月，奉谕令至淮、徐一带，督率水陆援军，相机剿贼。又奉谕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著李鸿章暂行署理，而命曾国藩节制直、鲁、豫三省。五年，曾荐李自代。六年捻平。洪、杨凭长江之险，湘军特练水师制之。捻以骑兵驰骋，曾又定为长围之法。【自有此法，流寇亦失其作用。】李以淮军遵曾意制胜。甘、新回乱，则左宗棠平之。皆曾一系人物也。

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种族观念太深，不能推诚大用。
曾、胡皆以文庆主持于内，始得稍有展布。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委曲交欢于湖广总督官文，始克尽其为湘军后方之职责。咸丰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曾国藩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皆为一等伯。南京于同治三年六月克复，十月即命曾国藩离守剿捻。此后曾即往返于两江、直隶两督任，未得为中央官。清廷曾谕国藩保荐督、抚大员，国藩引嫌，谓：“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洪、杨平，即亟亟谋遣散湘军，以淮军自代。曾、胡皆善处当时之变局，以自成其所欲达之目的。

二则因胡既早卒，曾、左诸人皆驰驱军旅，效命疆场，未得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献替。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知曾氏并非专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对当时朝政极抱不满，然方其在翰院为部臣时，尚敢稍为论列。其后出外操握军权，因种种牵掣顾虑，对朝政即嘿不发言，一意以平乱为主。逮平乱以后，畏谗避谤，急流勇退。遣散湘军，以淮军代。平捻之任，交付与李鸿章。如江南制造局、译学馆及派遣留学生等，只就疆吏可办者办之，于朝政纲领，更无献替。其幕府宾僚，亦极少为清廷重用者。

因此军事上虽足平乱，而吏治官方，依然腐*败。酿乱之源，依然存在。只为社会元气大损，一时再鼓不起乱来。急病不死，变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绝症，不可救药。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55:44

第四十六章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

一、晚清之政象

清代狭义的部族政治，虽经所谓“咸同中兴”，苟延残喘，而终於不能维持。

第一、是外患之纷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鸦片事务，至二十二年与英议和，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许五口通商，是谓“鸦片战争”，为中国对外第一次之失败。此后咸丰七年英、法同盟军陷广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台。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烧圆明园，咸丰避难热河，为外兵侵入国都之第一次。光绪五年，东瀛灭琉球。六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议改收还伊犁条约。八年，与俄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十年，中、法战起，十一年议和，失安南。十二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十九年，英、法共谋暹逻，废止入贡。二十年，中、日战起，二十一年议和，割台*湾，失朝鲜。二十三年，德占胶州湾。二十四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二十五年，法占广州湾。二十六年，八国【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联军入北京，光绪避难西安。二十七年订辛丑和约。二十九年，日、俄战起，以我东三省为战场。三十一年与日订满洲协约。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东瀛并灭朝鲜。三年，英兵侵据片马。

东西势力初次接触，中国昧於外情，因应失宜。
东西两文化，其先本无直接之接触。其始有直接接触，已近在明清之际。其先中国文物由间接关系传入欧西者，举其尤要者言之，如养蚕法、【东汉蚕丝已入罗马。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波斯人始将中国蚕种传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造纸法、【当唐玄宗时，大食在西域获得纸匠，因在撒马尔罕设纸厂，为大食造纸之始，时欧邦皆用，羊皮纸，大食专利数百年。于十二世纪，造纸法始入欧洲。】罗盘、【宋书礼志谓：“周公作指南车，经马钧，祖冲之以后，其法不传。”至北宋又见於沈括之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欧人制磁针作航海用，始於西元1302年。当元成宗大德六年，较沈括所记尚迟二百年。其法盖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火药、【中国古时即有火药。据三朝北盟会编，北宋靖康时，宋、金弓交战已用火砲。其后南宋虞允文造霹雳砲，以纸包石灰、硫磺。孝宗时，魏胜创砲车，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近代火具之始。元顺帝至正十四年（西元1354年），德人初造火药。】
印刷术，【雕版始於唐中叶。宋仁宗时，毕升发明活版印书术。明英宗正统三年（西元1438年），德人始制活字版，後於我四百年。】皆有关近世文明者甚大。【欧邦学者谓元代中西交通，乃将彼土中古时期之黑云一扫而净。蒙古人屠*杀之祸虽惨，亦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至于彼中所流被于我者，则除景教、摩尼教等几种宗教思想之稍稍传布于民间以外，他固无得而称焉。观於马可波罗所称述，在我固平淡无奇，在彼至于惊诧莫信。其先中西两大文化之成绩，我固未见绌于彼也。晚近一、二世纪以来，彼乃突飞猛进，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骤相接触，彼好议我为自傲。夫一民族对其固有文化抱一种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态，彼我易地则皆然。且彼之来也，其先惟教士舆商人；彼中教义非我所需，彼挟天算、兴地、博物之学以俱来，我纳其天算、兴地、博物之学而拒其教义，此在我为明不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义，乃以天主、天国相强聒（guō），如其入非洲之蛮荒然，则固谁为傲者耶？且传教之与经商，自中国人视之，其性质远不伦。经商惟利是图，为中国所素鄙，奈何以经商营利之族，忽传上帝大义？中国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贩鸦片营不规之奸，教士笼络我愚民以扰搰（hú）我之内政，此皆为我所不能忍。而彼则以坚甲利炮压之，又议我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势力所到，亦复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与彼中势力相接触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红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亚洲之东瀛，乃至彼欧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则为中国。
东瀛小邦浅演，内顾无所有，惕然知惧，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为。而我则为自己传统文化所缚，骤不易舍弃其自信。虽亦知外力当排，而终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屡为所败，则强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时因应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孙中山先生有“头彩藏在竹杠梢头”之譬也。

主和主战，翻覆无定。【内则言官哗呶（náo），仗虚骄之气，发为不负责任之高论。外则疆吏复遇事粉饰，不以实情报政府。】而内政腐*败，百孔千疮，更说不上对外。

第二、是内政之腐*败。
当时内政上，最感问题者，首为财政之竭蹶
清自乾隆中叶以后，贪黩奢侈之风盛张，各省积亏累累，财政已感支绌。经嘉庆川、楚教匪长期内乱，至道光而对外商业，漏巵（zhī）日大。黄爵滋疏，【道光十八年。】谓：“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於内地，实漏银於外洋。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粤省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徵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余，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争为利薮者，今视为畏途”【王庆云咸丰即位奏：“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实徵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繁，而销盐日绌。南河之费，嘉庆时止一百余万，而遁来递增至三百五十六万。地丁岁岁请缓，盐课处处绌销，河工年年保险。入少出多，置之不问。”今按：此等情形，一方起於官场之腐*败中饱，一方亦由银价日昂，钱价日跌，经济状态转恶，生活程度提高所致。】清廷之决心禁烟，亦由於此。厥后鸦片战争失败，五口通商，漏巵（zhī）益增。并历次赔款，国库益窘。

其次则为官方之不振
清自乾嘉以后，纳赀（zī）之例大开，洎（jì）咸同而冗滥益甚。【王凯泰同治十二年应诏陈言，首请“停捐例”。谓：“自捐俸减折，百余金得佐杂，千余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其时有以洋行挑水夫而为粮储道者，见殷兆鳙（yōng）疏。】“捐纳”外复有“劳绩”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花样，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花样。【捐纳官或非捐纳官，於本班上输资若干年，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而正途转相形见绌。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王凯泰应诏陈言第二项，曰“汰冗官”。谓：“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敷十，多则敷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论列时政，已言部员壅滞，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之语。及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余人，综十年且二千余人，铨官不过十之一。谋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举，三科以上举人舆焉。仕途之壅滞，为自唐以来科举制下必有之现象，何况又加之以纳赀、劳绩异途杂流之竞进？】
疆吏既竞务保举，多请吏部停止分发。保举大者有二途：一曰“军功”，一曰“河工”。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析言：“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图保者以山东为捷径，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矣。”【此见保举与捐纳之狼狈相倚。】其次复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当时的政象，绝对抵不住当时的外患，於是遂有当时之所谓“变法自强”。

二、晚清之变法自强

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只有关自强之法。】

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
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於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於小楷点画之间。【此风肇（zhào）於曹振铸。曹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为军机大臣，殿廷御试必预校阅。没谧“文正”，盖以循谨为专*制政体下之模范大臣也。自道光以来，科场规则亦坏，请托习为故常。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菱以典顺天乡试舞弊罹大辟，科场法稍肃，然至光绪中又渐弛。】当时所谓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论捐赀、劳绩异途之纷纷！此辈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且变法无异先妨碍彼辈之地位与前途。彼辈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辈又将躲在後面掣肘坏事。【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论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计资格。时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进者多骑墙，精力渐衰者惮改作，资序已深者耻下问。其所谓更事，不过痼习空文，於中外时局素未讲求，安有阅历？而迂谈谬论，成见塞胸，不惟西法之长不能采取学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锐意扫除”此奏已在戊戌后，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状况也。

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意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郭嵩焘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舆百姓无舆。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huáng），而轻言富强，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焘以此告李鸿章，李鸿章则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此光绪三年语。）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其实即以鸿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语此者惟曾国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议论，索解人不得矣。】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宣统三年。】
又以轮船言之，江宁条约后，外轮得行驶海上。天津条约后，外轮得行驶长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请，始定议。直至光绪十年，犹申明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十六年，有疏请各省试行小轮者，总署王大臣仍以为不可。【时江轮、海轮统名“大轮”。】待各水道外轮先后行驶，华商小轮始弛禁。【东瀛始有东京、横滨铁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会社设立在光锗十一年。又按：欧洲机械方面重要之发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机专利权在乾隆三十四年，福尔登始造汽船在嘉庆十二年。第一道汽机铁路之通车，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为欧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点。若中国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实仿行，先后最远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后法拉第发明电机，在道光十一年，鄂图氏发明内燃机，在光绪二年，而后近代机械之日新月异，变化益速。使天地为之异形，人生焉之转观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内事耳。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三、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

当时兴学沿革，略可分为两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绪辛丑为第一期，辛丑以后迄清末为第二期。

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而研究语言文字。】与军事【而连带及於机械制造。】之人才为主。
如京师同文馆、【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馆内添设算学馆，京僚谤讟繁兴。】上海广方言馆、【始同治二年，以苏抚李鸿章请。】福建船政学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创设船厂，并设随厂学堂。十二年，沈葆桢陈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清季海军将领多闽人，由此。】天津水师学堂、【始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始光绪十一年，亦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始光绪十三年，粤督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始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调任鄂督后奏设。】湖北自强学堂、【亦张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后专课方言。】陕西诸省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二年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遂有各省格致实学书院。】等。
可见当时人对於创建学校之旨趣。且此等学校，十九皆创於外省一、二督抚，非由中枢发动。

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始於上海刽设南洋公学。先是【光绪二十一年】盛为津海关道，於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二等学堂课程亦四年，递升至头等。南洋公学如津学制，分四院：曰师范，曰外、中、上院。外院为附属小学，上、中院即头、二等学堂。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择尤异者资送出洋。盖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究竟。中国学校之稍有系统雏形者始此。
及光绪二十四年，始有国立京师大学堂之筹办。庚子政*变后，至二十七年，渐有复兴学校之议。【首创议者山东督抚袁世凯。】二十八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奏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可见其时对学校观念，仍认为系政治上一种附属机关，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师范教育亦为当时所重，不为官则为师，亦合於中国传统旧习。】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

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如是则最多仅能学习到别人家的一套方法与智识，而学习不到别人运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识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讥之为“智识之贩”，以学校为“智识之拍卖场”。】

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奏称：“奉旨兴办学堂【此所谓辛丑以后之办学。】两年有余，至今各省未能多设，以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以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不变通裁减，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有肯筹捐？【按：晚清捐资兴学者，如杨斯盛、叶澄衷、武训之流，皆非绅富。朝廷以私唱，求国民以公应，岂可得耶？】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就事理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经费方可设筹。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拟请立罢科举。”遂诏自丙午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

隋、唐以来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於废绝，而以学校为替代。
二十九年，张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毕业，予以翰林升阶，或分用较优官、外官。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分别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学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

如是则学校再不能专以造就翻译舆军事人才为主。於是乃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论出现。
梁启超拟京师大学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时张之洞为劝学篇，亦云：“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又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光绪定国是诏亦谓：“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切於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

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则当时除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更无比此再好的意见。惜乎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变法图强之根本义。】

四、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

晚清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运动，亦可分两节。第一节是戊戌变法，第二节是辛亥革*命。二者同为对於当前政治要求一种全部彻底之改*革。
惟前者【戊戌变法。】尚容许清王室之存在。待清王室舆满洲部族以及一般旧官僚结合一气，以阻碍此种改*革之进行，于是乃有后者【辛亥革*命。】续起，连清王室一并推*翻。

戊戌变政，又称“百日变政”。这一个变政的生命，前后只有九十八天。【四月庚戌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至八月丁亥，皇太后复垂帘训政。】
这一个变政之失败，第一原因，在于他们当时依靠皇帝为变政之总发动，而这个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绪以四岁入宫，抚抱为帝，屈服长养于那拉氏【孝钦慈禧太后，同治帝之生母。光绪帝之母为孝钦妹，以是得立。】积威之下。长日跪起请安，守家人儿子礼惟谨，【十六岁大婚，太后撤廉，然实权仍在其手。移海军衙门费修建颐和园。户部尚书阎敬铭节款千万，备筑京汉路，孝钦逼之辞职。太监李莲英用事，海、陆军将领丁昌、卫汝贵、叶志超皆拜门下，称受业。时称“海底鱼雷”、“开花弹子”，皆以铁滓、泥沙代火药。】满洲亲贵，乃至宫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绪又体弱多病，易动感情，而机警、严毅皆不足。在内廷读康有为书如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等，至于涕泗横流。盖一软性富伤感而无经验阅历之青年，不足当旋乾转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於他们鼓动变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轨，而又并不是革*命。
康有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务部、外交部之前身。】行走，无权无位。【此系四月事。六月命康有为督办上海官报，康留京不出。】而以军机四章京【七月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主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有为告德宗：“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故有此命。】居间传递消息。要以内面一个有虚位、无实权的皇帝，和外面一无名义、无权位的不相干人【督办上海官报的康有为。】来指挥操纵全部政治之彻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第三原因，由於一时政令太骤，主张“速变”、“全变”，而无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之条理与方案。
梁启超戊戌变政记新政诏书恭跋谓：“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其实此等并非新政，更无所谓政绩，仅是一纸诏书而已。时人或劝康有为：“今科举既废，惟有尽力多设学校，逐求扩充，俟风气渐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弟有溥与人书，亦谓：“伯兄（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力劝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
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故康氏上皇帝书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速变、全变，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荆公在熙宁时，尚不能速变、全变，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康氏所以主张速变、全变者，以谓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见，亦仍与数十年前人一色。
从前是只为自强而变法，现在则只就救亡而变法，均是将变法降成一个手段，没有能分清观点，就变法之本源处逐步走上轨道。【“若不变法则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此等语用以耸人听闻，亦有流弊。若自己真抱此等感觉，则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断不能从容中道，变出一个规模来。正如百孔千疮，内病未去，而遽希富强，其不能走上切实稳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见，不外两病：一则正面对于当时所以必需变法之本原理并无深切认识，又一则对于外面国际形势亦复观察不清。郭嵩焘已言：“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五、六十年来，枢府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览人才，悬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缓急轻重，一责以防剿。虚求之而虚应之。一转盼间，又悬一‘富强’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
不谓再一转盼间，“富强”之名又一变为“救亡”。昔之岌岌然谋富强者，今乃岌岌然曰救危亡。而於郭氏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者，要之皆不理会也。时（戊戌秋）严复以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於内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谨平权。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校短，其各谋於攻守之术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胜负或异，死伤皆多。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为而不能为，其故由於内治不修，积重难反。外患虽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国建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圆；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
顾富强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磐而後日进。今西国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我相角。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为，其事非倡之于上不可。然今日相时审势，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靡财力，使为而寡效，积久必致不支。”其言为大臣所嫉，格不达。】
大抵当时变法，牵一发，动全身。苟求全变，势不能速。若使有统筹全局之君、相，慎思密虑，徐以图之，庶乎有济。而清室诸帝，自咸丰以下皆非其人。【咸丰二十岁即位，三十一岁卒。同治八岁即位，二十一岁卒。光绪四岁即位，三十七岁卒。宣统三岁即位，六岁逊国。即以年龄言，皆不足担此重任。同治时，东（同治之嫡母）西（同治之生母）太后垂帘听政，继续至光绪时。母后临朝，—更难济此危局。】
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同、光以来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仅乃得参机务。枢臣入对，席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后叶领以尊亲，势尤禁格。然则曾、李纵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经纶之希望。相传李历聘欧渊，见德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而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後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光绪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大臣。濒行疏言：“东瀛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勅（chì）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豈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于氏此论，为政局常态而言，未尝不是，然其时清廷绝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

第四原因，由於当时政治上旧势力尚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满洲亲贵，与一辈旧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将皇帝之革新事业，全部推*翻。政局骤变，不过一转瞬之间而已。其时新党诸人，谋欲劫胁太后，拥护皇帝亲政。此等举动，在当时情势下绝无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为，谓：“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是时满人反对变法之意态极鲜明。凡于变法下将失其地位之汉人，以及可以於反对变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满族政权之下。康等过激之态度，亦不为一辈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动势力之抬头，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却更催满洲政权之覆灭舆革*命之崛起。

紧随著戊戌政*变而来者，为庚子拳乱。
洪亮吉嘉庆四年上书，谓：“士大夫皆不务名节。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众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元虚之习，复见于今。”
盖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坏，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礼乐已衰，方术将兴。乃转而逃於此。【曾国藩在军中，为圣哲书像记末附长论，亦为此种风气发也。】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清代士大夫研佛学，其事亦起于乾、嘉之际。直至清末，即如康有为、谭嗣同辈，皆读佛书。此虽异于洪、曾所指摘，要之为一种风气下演变而来，足以说明清中叶以下思想界之空虚旁徨舆不安宁也。】

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所以继续于辛丑和议以下的，还是国内一片变法维法维新的呼声。然而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还想挣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们欢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变法，于他们地位有利无害。】
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暴露，而满洲部族政权之权之意识，亦日益鲜明。【因知国政已到不得不变之时，而一变则满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摇动也。】于是满洲贵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刚毅有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州肥。”满族狭隘的部族观念，既自促其政权之崩溃，亦於国家前途，有莫大之损害也。】及清德宗与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澧【溥仪父。】为摄政王监国监国，袁世凯被逐。【李鸿章卒，以直隶总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荐袁，袁已隐然为当时汉大臣之领袖矣。】载澧自统禁卫军，而以其弟载洵主海军、载涛为军谘大臣。【即参谋大臣也。相传载澧于丑议和赴德谢罪，德亲王亨利告之曰：“搅握兵权，整顿武备注集权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内阁成立，满人九，内皇族五人，汉人四，满、汉畛域益显。

在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发之一路。

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经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东瀛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隉，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而权在督、抚。】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近则导源于洪、杨以后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
清代督、抚权任本重。洪、杨之乱，满人为外省督、抚者，皆无力荡平，于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抚之权位与汉人。自是以来，外省督、抚，渐与中央异趋。晚清中国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汉人为督、抚者主张之。庚子之变，东南各督、抚不奉朝命，相约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皆此种离心态度之继续演进也。

于是由清末督、抚之变相，而有民*国初年之督军。
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摇动，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历史无必然事变，若使袁世凯能忠心民*国，中央政权渐臻稳定，则此等事态，亦可不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以上。
光绪中叶，各省绿营、【清末存额尚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军【光绪二十四年各省防军、练军总三十六万余人。】兵额七十七万，时已有以饷巨主裁减者。民*国以来之军队，至少当超过清末三倍。

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
或人统计民*国十一年以前各地兵变，共达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讲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区分之：直隶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龙江六次，山东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苏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广东八次，广西一次，云南二次，贵州一次，四川五次，甘肃、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绥远四次，川边二次，察哈尔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独无。然自民十三年齐卢战后，浙江亦非干净土。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讯员谓：“四川自民*国以来，今方为第四百六十七次战争。”】

而此辈军阀之私生活，尤属不堪言状
有一人而纳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产业大抵无可訾（zī）省。其相与间关於军事、政治问题之商决，皆于鸦片烟、麻雀牌之集合中进行之。因此非能沉酣于此种嫖赌生活之中者，即无法与彼辈相接触。于是无论彼辈之自方乃至对方，官场习气之腐*败，乃较逊清犹远过。

其时则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过问。马弁、流氓皆踞民上。】财务无所谓公私。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所异社会情形较不同。】

民生极度憔悴之下，【田租预徵至数十年之外，加税名目至百余种之多，】惟有转以从军为出路。【军阀皆可以借外债，买军火，而农民革*命为不可能。】

为扫荡此种军阀，【与此种军阀之相互噬搏。】而国家民族之元气大伤。
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党纲，既无大差别，【实则当国难严重，变动激剧之际，根本上便不能有两套显然相异的党纲。】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jù）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政党为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徙为相聚而哄之题目与场合。

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时殆不知所谓和衷共济与举国一致。】
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民众无力来操纵他们的胜负。】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如是则新旧两潮流，汇为同趋。】

一般党员，则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有激而唱为“毁党”、“造党”之论者，要之仍以分党相争为政治无上境界也。】

国家民族之元气，又在此种纷扰中损伤了不少。
直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而上述两种情况【军阀与党争。】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

六、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
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一民族文化舆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连绵的努力，与其特殊的创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撑政制之理论，亦必相随动摇，则一变而俱不能不变。【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后，而继之有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发动，亦势之所必趋也。【然而离题愈远，失却解决真问题之症结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
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
以上四步骤，最先为武备革*命，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则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徧（biàn）及政治之全部。又进一步则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则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又武备革*命之呼号则曰“自强“，政治革*命之呼号则曰“救亡”，文化革*命则主推*翻中国以往自己传统文化、历史教训，而社会革*命更进而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态愈奋昂，其对象愈广廓。而此四步骤，同可以康氏“变”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变、速变”之要求说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

继续此种国内政治之不安定，社会之无出路，而引起更严重的外患。【其时欧西则以自己大战而对我放松，东瀛事贝以独收渔人之利而对我加紧。】自民*国四年“五九”对日屈服，直至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占，以至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全国一致之对日抗战。

七、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

在此艰钜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唱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污点、弱点，虽取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已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祈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

三民*主义之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仍主以政治领导社会；【“军政”所以推*翻旧政权，“训政”则以政治领导社会前进而培植新政权，“宪政”乃为社会新政权之正式成立。】此与偏激的急速主义，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来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绪时，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则为东瀛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维新”与“革*命”之辨，正为一由政府领导社会，一由社会推*翻政府。其牺牲之大小与收效之多寡，适成反比。惟惜清政府不足语此。然革*命要为万不得已，政治苟上轨道，终必经此军政、训政、宪政之三步骤也。】

可惜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一时未能为信从他的一般党员所切实了解。【此本孙中山先生自述“知难行易”。】因此三民*主义在建国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顿挫、不少歧趋。然而辛亥革*命、民*国十七年之北伐，以及当前之对日抗战，全由三民*主义之领导而发动。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惟一路向。

八、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1-4 13:56:21

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祈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

[历史地理] 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国学复兴网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