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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余录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发布者: 慕陶 | 发布时间: 2011-1-14 13:51| 查看数: 4416| 评论数: 2|帖子模式

    《烬余录》,一本写给康熙皇帝看的书;《烬余录注》,2010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受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灾难。从宏观上看,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烬余录》就是记载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在巴蜀地区活动情况及这场浩劫的亲历记。撰者张烺(1627—1715),清代四川遂宁黑柏沟(今遂宁市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清初宰相张鹏翮之父。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帝问尚书张鹏翮:“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上曰:“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康熙五十四年(1715),按康熙旨意,张烺撰写成《烬余录》一书,由张鹏翮缮疏上闻。详尽记录明末清初四川大毁灭历史真相的史书——《烬余录》,终于问世了

     《烬余录》自录张烺之生平,起于明天启七年(1627),止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记载了明清之际80余年见闻,对张献忠据蜀记载甚详,是最可信、最珍贵的“三亲”史料,对研究明史、清史、中国战争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中国农民起义、四川地方史、“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和张献忠起义等,均极有价值。
    近三百年来,《烬余录》一书一直没有单行刻本问世,更无注本,流传匪广,影响到人们对它的阅读与研究。有鉴于此,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胡传淮先生以民国十三年(1924)《遂宁张氏族谱》卷四收录之《烬余录》为底本,加以点校、注释,并于书后附录了清代礼部尚书陈诜、状元王敬铭、武英殿大学士熊锡履等人撰写的有关张烺及其夫人景氏之碑传资料,知人论世,对人们阅读该书颇有助益。

最新评论

慕陶 发表于 2011-1-14 20:00:22
被遗忘的蜀中先贤——张烺和他的《烬余录》

郑光路

张烺生活的动乱时代背景

打开胡传淮先生精心校注的这本《烬余录注》,一个叫张烺的蜀中先贤鲜活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张烺(1627—1715),字仲寰,号松龄,四川遂宁县黑柏沟(今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他有个儿子张鹏翮(1649-1725),是清初名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清代268年四川籍官员中地位最显赫、最有名的人物。
《烬余录》,意思是浩劫幸存者的记录。要读懂《烬余录》,必须对张烺生活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
其实张烺也是一个清初名人:康熙九年(1670)封徵仕郎、内宏院庶吉士。康熙十四年(1675)封奉政大夫②、刑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康熙二十三年(1684),诰封中宪大夫,山东兖州知府。康熙二十七年(1688)诰封中宪大夫、兵部督捕左理事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诰封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康熙四十二年(1703)诰封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康熙五十二年(1213)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加三级。
张烺以上的“诰封”,虽然多为荣誉性“虚衔”,但可谓尊荣之至。
他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二日,享年九十。御赐祭葬,并赐其后裔良田四百亩,免交粮税以资爵禄,又修张公祠于庆元山脚,碑文为康熙谕祭,世称“瑶亭碑”。碑文曰:“圣主仁皇帝谕祭文,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加三级张烺之灵,朝庭宏锡类之恩,典均存殁;人臣著靖共之节,荣被庭帷。尔张烺,乃现任吏部尚书加三级张鹏翮之父,尔子历任有年,勤劳素著,推原所自,宜赉彝章,特颁谕祭,以慰幽魂,尔如有知,尚克歆飨。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张烺如此荣耀,但张烺这个名字如今却并不广为人知。

这本《烬余录》,实际上是张烺的自传。《烬余录》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为乱世亲历者,描述了李自成、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事迹,及清朝顺治、康熙两朝政事。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明末天下大乱,四川究竟受何影响?正史《明史》等书记载有些地方语焉不详、含混不清。张烺因父亲张应礼曾亲自参与战事并战死,所以他记忆深刻、记述准确。
如书中记述崇祯十年(1637),“陕贼过天星、李自成、混天王、蝎子块等贼,由七盘关入蜀,陷广元、昭化、剑阁等州县,官兵败贼于广元。贼乃分混、蝎二贼,趋潼川。十一月,陷射洪;进围遂宁……”崇祯十一年,“官军败贼于梓潼,李自成孑身逃遁入楚,余党散走。”
以上不仅记述了陕西农民军袭扰川北各州县时,与明朝官军混战的路线、地点,还记录了农民军头领外号如“过天星”等等,都很有史料价值。

张献忠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几十年来,传统定论对张献忠是一味“拔高歌颂”、“任意妆扮”。
我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和写作重点,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重大历史事件为主。我一直认为: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源头应当理清,张献忠剿四川的真相应当辨明。歌颂张献忠暴虐杀人行为,实际上是在污辱四川先人和损害现今四川形象。这是有关四川历史、中国历史大的原则问题。
2005年,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开始写《“张献忠剿四川”真相》一书(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张献忠进入四川建立大西国后,已彻底成为充满封建皇权思想、耽酒好色(有妃嫔三百名)的封建帝王。两年多时间,他不断在巴蜀大地“杀鸡取卵”一样地抢掠、剿杀,造成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重要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事实表明,大西国和历代封建王朝并无任何本质区别,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革命政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草头皇帝”不但“治国无方”,其奢侈腐化、专横残暴,比秦始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张献忠进入四川建立大西国为转折点,连年战乱使四川人口从明万历年间一千万人左右,锐减至1661年清朝政府统计只有八万人左右。巴山蜀水许多地方成为千里无人的荒漠,虎狼成群、残存百姓相互“人吃人”。因人口灭绝、社会生产力崩溃,四川已基本上毁灭。
我们当然不能把清初四川大毁灭,全归罪于张献忠一人。但张献忠对四川大毁灭是否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张献忠究竟剿没剿四川?怎样剿?恶果是什么?张献忠究竟剿杀了多少四川人?史书记载他大肆残杀四川人是真有其事还是污蔑?以上这些都是我书中重要内容。
我在书中还讲述了浩劫幸存者的种种离奇故事:有人屠刀下虎口余生,有人周游“地狱”而幸存,有人变成野人、飞人、白毛人和“鬼怪”……以及“湖广填四川”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移民运动的来龙去脉。
写《“张献忠剿四川”真相》之前,我曾以数年时间潜心阅读各种正史、野乘、稗史、文集、笔记、奏议、方志、揭帖、碑铭……张烺这个名字令我分外关注。

崇祯十七年(农历甲申)八月十五日(1644年9月15日),是张献忠攻占成都后的第
五天,他在这天匆匆登基当上“大西国”的草头皇帝。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诏民间皆称新帝张献忠为“老万岁”,不拘良贱之家,令皆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
这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杀进北京。四月初,明将吴三桂与关外满清结盟攻“李闯”。李自成四月二十二日在山海关惨败,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武英殿草草即帝位,称“大顺国”永昌元年。三十日他就仓皇逃离北京,占领北京前后仅四十二天。李自成一路西逃准备立足陕西、四川,他派都督马科夺取保宁、顺庆、遂宁等川北地区,将同大西国抢夺巴蜀。
张献忠在顺治二年(1645)初,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征剿川东南明将曾英、川北李自成部下马科。正月十六日(1645年2月12日),孙可望、张广才率两军三万人马齐发。张献忠到成都北城“大安门”阅军,手摸胡子哈哈大笑:“有此劲兵三千,就可当十万人马,何况三万!马科等李自成部下应当不战自降了!”(参见[清]李馥荣《滟滪囊》卷3)
张献忠恶战后虽然把李自成的大顺军赶入湖北,但自己也损兵折将;征剿明将曾英的孙可望更是大败。而大西国也就从此处于北有清军、东有李自成部、川中有残明及地方土寇势力的多重包围之中。张献忠和李自成“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何太急”。这是张献忠一着军事上的“大臭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迅速灭亡。
大西国军事较量接连失利,使张献忠建国图霸之心丧失,剿民之心愈切。史料记载张献忠曾苦笑说:“只有杀尽这些反民,他们才不搞啥子‘起义’!” (见[清]李馥荣《滟滪囊》卷3“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献贼笑曰‘是惟尽诛之,始不起义尔。’”)
张献忠视臣民如草芥,一味幻想靠“嗜杀”改善危局,反而加快了自己毁灭。这就是乙酉年(1645)后的四川局势:各州县百姓由最初的畏惧归顺,因暴政不得不造反求生;而张献忠因此愤恨川民、越加残暴嗜杀。“张献忠剿四川”于是成了恶性循环,越来越凶残。
《烬余录》一书最为珍贵的,就是对张献忠这段祸川血腥历史的记述。

大屠杀中从鬼门关逃出的张烺

有关张烺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其实是很少的。我曾问过不少文化界和研究四川历史的朋友:看过张烺的《烬余录》吗?得到的回答大多是“没有”和“此书难见”。这正是出版这本《烬余录注》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
我大费精神,在[清]刘景伯《蜀龟鉴》卷6中,看到下面记述张烺的一些史实:
甲申年(1644),张烺刚十七八岁时,张献忠攻陷成都。第二年(1645),因张献忠“贼兵四出”,张烺把全家移入遂宁县城,但把母亲留在黑柏沟村子里守家。县城内,有天忽报张献忠的大西军“将入县境”,县官闭城而守。张烺担心母亲安危,“奔至城门、心血潮涌”,在“夜二更,缒城而下”,奔回乡村和母亲相拥而泣。张烺这一出城,可以说是逃出了鬼门关。
第二天,大西军攻破县城后开始大屠城,张烺留在城里的兄弟们都被残杀。大西军退后,当地“摇黄”土匪又“日夜焚掠”。张烺“扶母入山,道遇唐公夫妇”。唐公夫妇也就是张烺的舅舅、舅妈,他们哭着把女儿托付给张烺说:如今兵荒马乱,她就是你媳妇了……儿啊,你不要推辞!
张烺说:等世道太平,再迎娶吧。张烺母亲哭着说:你兄弟被贼军杀害在县城里。我还没孙子,你们必须马上成婚!
这时“星月皎然”,油菜花已比人高。于是张烺和表妹到油菜地中跪拜天地,在刀兵乱世的田野中草草成婚,哪有什么酒席啊?这悲凉的“婚礼”结束时,张烺母亲才含悲“与唐夫妇破涕为笑”。天明后,刚成婚的小夫妻搀扶母亲四处逃窜。小夫妻俩很孝顺,“每得食,必母饱,然后食;母暖,然后(自己才)进衣。同行(逃难)者百数十人,或为虎狼食,(或)为土寇戕(害)”。(参见[清]刘景伯《蜀龟鉴》卷6 ,引号内文字为书中原文,括号内字为为便于理解而加)。
后来我终于千辛万苦才找到《烬余录》,又有幸读到胡传淮先生写的论文《民国本<遂宁张氏族谱>初探》(刊于《谱牒学论丛》第二辑,2007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张烺事迹一目了然了。
在《烬余录》“乙酉顺治二年”(1645)条目下,我看到张烺本人记述张献忠剿四川时他的逃生经历:
“贼帅孙可望等率兵至重庆,为曾英所败,遂沿涪(江)而上,十月至遂宁。余时以事入城,因念老母在乡,闻贼警必多忧疑,欲归以慰悬望。诸兄坚留之,而余益心神恍惚,坐卧不安。因于是日潜出城,夜分始归家。母子相见,如同再世。次日,贼屠遂宁城矣。时闻贼众已出城,至北关外旌忠庙⑤,始传令回兵屠城。城中居人,无一存者。贼又掳其丁壮千余人,带至西洲坝,尽杀之。余诸兄及族姓之在城者,悉遭其厄!……余乃悉窖藏其米谷等物,奉母氏入深山中。自是野处露宿,岁以为常矣。”
张烺《烬余录》中,关于张献忠干儿子孙可望在遂宁“屠城”的细节描述,比上文《蜀龟鉴》中更为真实如画。
张烺的描述是真实的吗?我又找到另一个乱世幸存者王新命的记述:
就在“屠遂宁”的同时——“顺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645年12月10日),大西军骁骑都督刘进忠奉张献忠之命,也在离遂宁不远的潼川(即今三台县)屠城。王新命亲见家乡潼川遭屠城后“尸横城野……潼州城陷,火光烛天。顷刻之间,数万家无一存者。予家七十余口并一九龄之妹,(我)皆目睹遇害!”
而王新命极为偶然地死里逃生:十二岁的他被大西军掳至军营,途中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溜进县城文昌庙中。他见神像座下有个石板,搬开石板见下面有一个洞,就躲藏起来。后来大西军走了,他才捡了条小命…… 王新命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他死里逃生时另取的。(参见民国《三台县志》卷14《武备志》引文)。
还有一个乱世幸存者傅迪吉,住家简州(简阳)五马桥,乱世平定后也写了篇自传《五马先生纪年》。傅迪吉记载顺治二年十一月时,大西军屠简州城时他亲见:“突然间号炮三响,随即传令各营杀人……登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与昨日不同,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视墙下,所存(死尸)甚多,犹难计数……”(见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载《圣教入川记》附录,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08页,1981版)。
张献忠执行的基本上是“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当时人顾山贞《蜀记》中记述:“剿洗(成都)已毕,复命各将军分头四出,烧房屋、粮草。”《流寇志》也记载:“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数……”
张烺、王新命、傅迪吉等亲历者记述,令后人似亲眼目睹张献忠大屠杀时的种种惊险、惨烈的画面。亲历者们的记述,可与各种中外相关史籍相互应证,说明其真实可信,史料价值极高。这清楚证实了张献忠对四川的毁灭性滥杀。  
然而,一些史学者却狂热地歌颂张献忠的疯狂屠杀:“地主阶级造出了拙劣而荒唐的谣言!”“张献忠农民军,革命声势磅礴,革命威力强猛……怀着满腔阶级仇,拿起刀矛,杀向地主阶级,横扫封建统治,这是正义的斗争,是可歌可颂的大好事。无论地主阶级怎样咒骂和诬蔑,也抹杀不了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0、31页,1980年版)。
这些研究者因为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需要,将张献忠定性为不容人置疑的“农民起义英雄”,将大西国定性为“农民革命政权”。他们完全不顾张献忠暴虐残杀对四川大破坏的真实历史,千方百计地为张献忠屠杀行为“辩诬”。他们对《烬余录》这类书,说成是“污蔑”、“反动”、“狂吠”、“走狗”、“造谣”……
这些,已完全没有起码的尊重历史的治学精神,其不良影响恶劣,如现在互联网上主张“以暴易暴”而歌颂张献忠暴虐杀人行为的言论很多,就常以某些“极左”著述为根据。

九死一生的浩劫幸存者

百姓杀光,皇帝梦泡汤,张献忠占据成都仅两年。顺治三年(1646)秋八月,张献忠彻底破坏成都后,率军开始向川北仓皇大逃亡。他仍一路滥杀,被强迫随大西军北行的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留下亲眼所见的记录:“献忠率领大队人马,沿途奸淫烧杀,所过村庄场镇,尽成丘墟。” (见古洛东:《圣教入川记》,第40~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史籍中留下极类似的记载,相互印证了这方面史实的可信。如《蜀记》中说张献忠沿途杀残存百姓:“是时……由汉州、金堂、什邡、绵竹一带踏荒前进。间有一、二孑遗(指残存百姓)皆衣棕食草,隐避土穴之中;亦必寻踪步迹,找杀至尽方止!”
张烺的家乡川北各州县的残存百姓,再次遭受难以置信的荼毒。
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647年1月3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太阳溪侧的多宝寺前,被肃亲王豪格亲自率领的清军射手雅布兰射死了。1606年出生的张献忠,死时虚岁42岁。
张献忠死后,南明各杂牌军、各地土匪、清军之间混战,进一步大破坏。许多亲历者留下浩劫中的真实历史记录,如欧阳直在《蜀警录》中概括张献忠祸川后的四川严峻情形,说:“自乙酉以迄戊(子)、己(丑)(从1645至1648、1649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川)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间有逃出三五残(存)黎(民),初则采芹挖蕨,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这就是当时四川百姓悲惨的生存状态。张烺在《烬余录》中记述:他这族人在明末有一万多人,“劫运后,逃散死亡,靡有孑遗。独余从万死一生中,得延余生。”
清初连年战乱、灾荒、瘟疫、虎患……川民遭到始无前例的重创,只有极其少数的“幸运者”、“强者”,才能藏匿深山密林,躲过浩劫而死里逃生。九死一生的张烺就是其中之一。
张烺夫妻“奉母氏入深山中。自是野处露宿”。好不容易盼到顺治六年(1649)后,四川稍微太平了一点点,张烺妻子生下了张鹏翮……当张烺年近五十岁时,又遭遇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张烺二儿张鹏举当时年已十七岁,又背负张烺夫妇二人逃避深山过着“野人生活”……(参见[清]刘景伯《蜀龟鉴》卷6 ,引号内文字为书中原文,括号内字为为便于理解而加)。
这里有必要简单归纳张烺所处的清初四川长期战乱的概况。
第一阶段:明末四川已战乱频仍,清顺治元年(1644)至顺治三年(1646),因张献忠的疯狂剿杀和各种战乱,大规模地摧毁了四川社会生产力。
第二阶段:清顺治四年(1647)至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与打着南明旗号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等,及各路杂牌军队混战;还有“摇黄土寇”祸乱巴山蜀水。
第三阶段: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三年(1664),清军消灭了大西军及“夔东十三家”李自成残部,清廷统一全四川。此后早期移民入川,生产力稍有恢复。
第四阶段: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又祸及四川近七年。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后,始进入太平稳定时期。
张烺这年已53岁了,一家人才算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张烺前半生基本上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时代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回忆录名为《烬余录》,读者至此已不难理解了。

《烬余录》的重要史学价值

在[清]法式善著的《陶庐杂录》卷1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史实: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1713年4月12日),是康熙皇帝60寿诞,宫中大庆旬月。二十五日(1713年4月19日),畅春园正门前张灯结彩、人头攒动。在众人的翘首仰盼中,笑嘻嘻的康熙令诰封的张烺等数人至御座前,亲赐御酒,共庆天下太平、君臣长寿。“中和韶乐”的鼓乐声悠扬……张烺成为康熙皇帝的座上宾。
几天后,康熙专门召见大臣张鹏翮,君臣间有一段十分重要的对话:
“上问尚书张鹏翮曰:‘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上曰:‘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遂至四川。其间详细,未能悉知。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
康熙皇帝又提高声音对其他几个大臣说:
“明末去今,为时尚不甚远。……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张献忠有养子三人,耳鼻皆被割去,朕曾见之。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监管领,以致败亡。尔等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之事,不可忽略!”
这则史料,说明长达四十年战乱使四川毁灭,造成历史“断代”。康熙懂得“以史为鉴”,非常重视明亡教训和古今少有的四川这段惨烈历史。
张烺在《烬余录》中记述:“四月,诏问流贼张献忠入川始末,命长子(指张鹏翮)具疏奏闻。”在奉康熙之命后,张烺写了《烬余录》。书中起于明天启七年(1627),止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记述他在明末清初89年间的亲历、亲见、亲闻,约一万余字,是最可信的“三亲”资料。
张烺在《烬余录》中,除了上文中所述浩劫人生外,在“戊子顺治五年”(1648)条目下还客观地分析了四川人口灭绝的各种原因:
“兵乱以来,民不得耕。蜀人因饥,乘夜劫夺。时李来亨等贼,号十三家,入蜀。往往穷山度谷,搜林薰洞,获人必毒加栲询。故向所窖藏,尽为贼所发,饿死者囊有遗金。其后,又有瘟疫之祲,猛虎之灾。嗟嗟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清初以来许多乱世亲历者留下的众多史料中,或许有部分偏激之语,或许也有讳言清朝军队杀人行为的,但很少有人说“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可是,一些史学者竭力为张献忠辩护的一条振振有词的理由就是:清朝、南明军队和“摇黄”土匪都乱杀过四川人,所以“张献忠没有杀光四川人”。这话当然不错,但问题是“没有杀光”并不等于从没有乱杀过四川人,更不等于由此就可以成为“农民起义大英雄”。
奇怪的是,一些史学者正是这样逻辑混乱地解说历史:凡是史料上有人说张献忠乱杀过四川人,就是“反动地主阶级”的污蔑,所以他们就要为张献忠“辩诬”。(这种违背历史真实的文章较多,如《社会科学研究丛刊》1981年2期论文专集。因多种原因,这些“极左”言论至今仍混淆是非,充斥于书籍和互联网络)。
张烺认为,除张献忠外,各种战乱、“姚黄”土冦等都曾乱杀人,以及继之而来的瘟疫、灾荒、虎患等,都是使清初四川大毁灭的多种因素。他并未把清初四川人口的基本灭绝,归罪于张献忠一人,堪称公允之论,这对上述“极左”论述也是非常有力的驳斥。
岁月如水,距张献忠之死(1647)至今,三百六十多年已成历史。明末清初这场四川大浩劫,并不仅仅是四川一省的痛史,更是中华民族甚至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惨痛的历史记忆。所以,无论当时之人或后世来者,均有真实、客观地记录或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四川大浩劫的历史职责,以为“史鉴”。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
《烬余录》对四川地方历史方面也颇多价值。
如成都有2050年悠久历史的万里桥,堪称“成都第一桥”。梳理这座古桥的历史脉络,对提升成都城市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明末清初成都遭空前大破坏。康熙五年(1666年),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任四川巡抚,才和布政司郎廷湘、按察使李狮霄、知府冀应熊、成都知县张行、华阳知县张喧等人,共同捐资恢复城墙、桥梁。古渡碧波,廊桥“武候饯费祎处”等额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成为成都一大名胜(见康熙《成都府志&#8226;山川》)。
地方史志记中记载,康熙五年重修后,至乾隆五十年(1785)贵州黔西人李世杰(1716—1794)任四川总督,又补修万里桥,数年始完工。
而《烬余录》在“乙亥康熙三十四年”条目中,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实:康熙五年重修的万里桥至1695年时已坏。因热心公益善事的张烺亲自倡导,得到四川提督吴英的支持,张烺亲自谋划、监工,才修复了万里桥:
“成都南门万里桥,倾圯已久……往往有争渡,舟覆辄溺死者,人咸苦之。诸当事以其功巨费繁,惮于举兴。余审视其地,因于各当事处言其费省、功速之状,惟吴提台然余言,欣然捐俸,以为众人倡,由是人人乐助。余遂亲至公所,不辞雨雪,不避寒暑,经营会计,良费苦心。越二年而落成,费省而人乐。趋速成而工且坚者,由余筹画之有方,而无一日不在工也……”
此外,《烬余录》在朝廷政事、教育子女、和谐处世、研究清代蜀中张氏(张鹏翮、张问安、张问陶)“家族文化”等很多方面,都有重要史料价值。
每个地区都有她的今天和昨天。从古至今,地方名人、乡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蕴藏着广博的历史知识。这是一个地区非常重要的“软实力”。但现在被割裂、扭曲、遗忘的历史却太多、太多。混凝土森林不断丛生,而本土传统文化却往往日渐消失乃至湮灭。凡作为钻研学问的文化人都很痛心。我觉得应当把“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空泛口号,体现在整理、宣传、重塑本土传统文化的实事上。但打捞历史碎片,又是一种非常枯燥、艰难甚至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对此是深有感受。
学者胡传淮先生,潜心巴蜀文化和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多年来默默治学,成就斐然,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他精心校注的《烬余录注》这本书,将成为丰富“巴蜀文化史”的优秀之作;并对提升、扩大蓬溪地方文化资源、社会影响和知名度,都将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0年11月10日于成都
古越中兴 发表于 2012-6-20 17:11:50
《烬余录》作为地方史志,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主观色彩比较浓厚,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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