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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根 宋代黄朝英所著《靖康缃素杂记》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刘公嘉话》云:“昌黎生,名父之子,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庸。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 这段话记载了韩愈之子韩昶的一段故事,语出《刘公嘉话》。《刘公嘉话》,刘公就是唐朝的刘禹锡,韦绚听了刘禹锡给他讲的这些故事后,编了一本书,命名为《刘公嘉话》,现在叫《刘宾客嘉话录》。故事是说韩昶虽然有一个有名的老爹,但他本人却十分的晦暗平庸。在做集贤院集贤校理时,看见史传中有“金根”一词的,妄加臆断,说:难道不是错了吗?必定是金银车,所以把金根一律改成金银。弄了个大笑话,还连累了他老爹的一世英名。 其实,这里金根,是车名,天子车名金根,以金为饰。按《后汉书.舆服志》记载:“金根,车名,殷名乘根,秦改为金根。”韩昶不懂古代名物制度,才有此乱改古书之举。 清人顾千里说过:“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是说读书人,一知半解,易犯轻改古书之病。所以《苏黄题跋》里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并,深可忿疾。《庄子》云:“用志不纷,乃疑于神。”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今皆作望南山。” 校书的最大法则就是不要轻改古书。而明人刻书,最喜欢擅改古书,多被人所诟病,其实这是从朱元璋改《孟子》开始留下的坏毛病。所以后代校雠古书,多以宋刻善本为据。 |
三、《盐铁论》版本公案 《盐铁论》的版本,向以明弘治14年(纪元1501年)新淦人涂祯所翻刻的宋嘉泰本为最善;以明万历中新安程氏《汉魏丛书》本流布最广;明代华氏活字版本最为珍贵;民国《诸子集成》本最通行。 明涂桢刻本《盐铁论》非常有名,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关于真本涂刻本的认定是近代图书界的一大公案,民国大藏书家傅增湘在其《藏园群书题记》中记录了这件事的始末缘由: 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图书馆影印《四部丛刊》,由张元济(字菊生)主持这项工作。这时,傅增湘向张菊生推荐江阴缪艺风所藏涂刻《盐铁论》,并说缪氏所藏是真涂刻,海内没有第二本,其它号称涂刻的,都是正嘉本冒充的。 缪艺风,即缪荃孙,生于一八四四年,卒于-一九一九年,字炎之、筱珊、小山,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工诗词,为陈散原之友;清末著名学者、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著作颇多。老人在晚年侨居上海,经常卖掉收藏的一些古书,以做刊印书籍的经费。其收藏的宋元善本,多数都归了刘翰怡、张石铭两家。傅增湘也曾去老人处卖书,就曾经商量着想买这本涂刻《盐铁论》,但由于缪氏不舍而未成。老人死后,所藏书籍流散。其遗书被陈立炎以三万块买去。其中这本《盐铁论》被吴江沈无梦所得。不久,沈无梦迁官参幕黑龙江,家无余资。遂以三百金将此书转让给了傅增湘。这样这本让傅氏萦神系梦十数年的涂刻《盐铁论》,终于被其收入箧中,并爰详书始末于册,以见古本之难遇,良友之多情,希望他的子孙其善保之。 就是这样一本书,在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时却被认为是伪书。令傅增湘大为光火,每每想起辄为腹痛,看来真上火了。原来傅氏向张菊生推荐这本书时,叶德辉却不干了,起来抗争终于把这事给搅黄了。 叶德辉,字奂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长沙人湘潭人。他是前清御史,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与傅增湘有“北傅南叶”之称。有藏书楼曰“观古堂”,藏书已达四千馀部、二十万卷之多。这些书除少部分流散外,大部分被其子叶启倬、叶启慕1938年卖与日本,诸多古籍善本,流散彼邦,至今念起不禁令人心痛。 这个叶德辉虽治学有成,其人品却多为他人所诟病。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说他为皇帝选秀女,往往捷足先登,所辱秀女不乏其人。丘良任编《竹枝纪事诗》中讥笑他和王先谦是麻子,记录了当年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叶、王两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事实。《黄裳书话》中说叶昌炽以藏书家和金石学家而知名,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叶德辉的下场不幸被叶昌炽言中了,1927年,他辱骂毛领导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被农民协会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 叶德辉手中所持的《盐铁论》版本,其实是正嘉间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单阑,字体方板。可他却大肆诋毁张古余、顾涧薲、缪艺风诸人都是误认,且说这些人都受了书商的骗,世间真涂本只有他家所藏孤帙。涂氏版本是覆刊宋嘉泰本,都元敬为之序,遂为世宝贵。自涂本出后,正、嘉、万以来刊本皆从之出,故行款迭有改易,真体变为拘板,或略加校正刊行,然皆有涂、都两序冠首,以明所出之源。 叶氏之所以力主此书涂刻,最大的证据是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和及莫郘亭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的宋本与其相同。《传本书目》称“丁禹生有宋刊《盐铁论》十卷,九行十八字…..”时皆以此本“真惊人秘笈矣”,叶德辉也认同他的说法。丁氏所藏《盐铁论》,后为保古斋殷氏所收,傅增湘急忙去看,只见卷尾“淳熙改元锦谿张监税宅善本”木记二行乃是别刻粘附。卷首冯武题识字迹亦凡俗,气息晚近,决非窦伯所为,使人爽然失望。其后贬价百元售之。 这桩公案最终以认定叶藏为正嘉刻本而告终。但《四库丛刊》毕竟是收录了叶藏明刻本,所以傅增湘心气难平。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对相关的几个人都有评价:他说丁日昌“两目如漆,固不足责。”就是说他俩眼一抹黑,看不出真假。而莫郘亭先生“号为精鉴,亦复随声附和,不敢讼言其非,则真足诧矣。”是说莫先生随波逐流,有亏精鉴之名。而叶德辉“阅肆未久,闻见颇隘,其持论倒置,宜哉!”说叶阅历浅近,见识狭隘,他所坚持的论调本末倒置,也就不稀奇了。看来这件事对傅增湘的伤害太大了。 |
四、蹲鸱与羊 《颜氏家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 是说江南一权贵,看《蜀都赋》,其中有“蹲鸱,芋也”,其中的“芋”误作“羊”字。正好有人给他送羊肉,于是他就回书谢道:“损惠蹲鸱”,此语一出,满朝惊骇,不知是何义,查来查去,原来是《蜀都赋注》惹得祸,传为笑谈。 这个权贵是谁呢?据梁萧绎《金楼子》杂记篇述王翼向谢超宗借看凤毛事云:“翼即是于孝武坐呼羊肉为蹲鸱者,乃其人也。”这个王翼看《蜀都赋》注曰蹲鸱为羊,便以讹传讹,闹出笑话。为什么“芋”字变成了“羊”呢?原来羊字篆文和芋字及其相近,印书者误写,贻误不学之人。 关于蹲鸱的笑话还很多,太平广记二五九引谭宾录:“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也。’萧令(案:即萧嵩)闻之,拊掌大笑。” |
五、巾箱本 南宋戴埴《鼠璞》中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今巾箱刻本无所不备。”这是“巾箱本”第一次见诸书录。关于巾箱本的用途,《纳兰诗》巾箱本序说的很好: “巾箱本者,始于南齊,盛于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謂巾箱,舊時隨身小篋以巾帕之類雜件者。古人行旅坐臥,不時而誦,書必隨身,故小其規制,以儲巾箱;行則便攜,臥則便覽,閒暇間便把玩。故巾箱本雖爲書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學而時習之”之義,居功亦偉。” 如此小的袖珍本,除了便于随身携带,方便阅读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就是便于考场夹带作弊。在徐珂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几则考场夹带的故事。 道光、咸丰前,大小科场搜检夹带很严,有的甚至要解衣脱鞋来检查。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就不是那么严,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携带石印小本书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甚至有藏在帽顶或靴底夹层之中的。 不过也有例外,清代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在作学政时,搜出学生的夹带,必亲自仔细查阅,如果是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准予入学。如果是请人抄录,而且内容都是旧时文章的,则照例斥退。阮文达倒是颇近情理。 另外还有一个人专治夹带者,此人就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彭元瑞。他在作学政时,因为学生多有夹带,考前头一天就贴出告示说:“明日不考文。”到了第二天,诸童生都夹带诗赋进场,彭元瑞装作不知。过了很久,考题还没发下来,学官请发题,元瑞说:“昨天已经命题了,首题《明日》,次题《不考文》。”众人大哗。这个彭元瑞曾将千字文打乱,重新编排,一字不差,乾隆称之敏慧,看来不是浪得虚名。 不过考场上也有好样的。康熙庚子年,顺天府乡试,康熙特命十二贝子监场,搜检甚严。朱竹垞的孙子朱稻孙参加预试,敞开衣襟向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夹带,何不搜搜呢?”只见其人体貌瑰伟,意气磊落,众皆瞩目,贝子也被他逗笑了。 |
六、十三经字数 十三经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渊薮,卷帙浩繁,十三经一共多少字呢?古有好事者,还真数了一下,姑录于此,待今人查证。 宋代郑耕老在《劝学》一文中记载九经数字为: 《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书》二万五千八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 《左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 《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 《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 清人孙聚仁据武英殿乾隆石经给出的十三经字数为: 《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 《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周礼》四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字,《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四万二千八十九字, 《孝经》二千一百十三字,《论语》一万六千五百九字,《尔雅》一万七百九十一字, 《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十三经共六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 两人数的不一样,原因不详。但不到六十五万字的内容,折腾了中国的读书人几千年,是为可叹。 |
七、唐德宗改《月令》 在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记载一段故事: 说有一年的深秋,唐德宗李适在上苑打猎,天气已经微微有点寒意,李适便对身边的大臣说:“九月还穿单衣,二月还穿袍子,与时令不相称嘛,我想往前递迁一个月,怎么样?”左右大臣们连连称谢,表示赞同。第二天,就命令翰林讨论这件事,而后下诏施行。丞相李吉甫当时还是翰林学士,以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为说,表请德宗宣示天下,编之于令。当时李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另外上了一道奏疏说:“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德宗这才作罢。由此李程与李吉甫不和。 李程,字表臣,敬宗时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所以称相。《新唐书》说他“艺学优深,然性放荡,不修仪检,滑稽好戏,而居师长之地,物议轻之。”就是说这个人很滑稽,放荡无拘。另外他还有个绰号“八砖学士”,缘由是当年翰林学士上班时间以看日影为准。当日光将照及厅前八砖时,就应该上班了,可李程赋性疏懒,生活散漫,总是要等日光过了八砖才到位。于是人们便戏称他为“八砖学士”。可李程在德宗修改《月令》的问题上却超严肃,可见其在放荡的外表之下,对于国家政治制度,有着很强的原则性。 李吉甫说起来也是一位好宰相,著有《元和郡县图志》,为其地理名著,深为后世学者所称道。他还是大唐名相李德裕的老爸。可在这件事情上,却有拍马屁之嫌。要是听了他的主意,恐怕我们今天看到的《月令》,就要“九月衣裘”了。 《礼记.月令》可谓中国古代生活规范的百科全书,上到天文物候,中及国家法令政事,小到日常起居,行动坐卧,饮食衣饰,无所不包,都作了周密、细致的规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意义和政治理念,违反以至篡改,都被视为异端。《月令》可谓是典型儒家所倡导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附原文: 德宗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天下,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别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王谠 《唐语林》卷二 文学) |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中提到“興衰治?之源”,彭叔夏認為應該是“亂”字,後來看建本才知道不是“亂”而是“忽”字,《尚書》中就有“在治忽”之語。可見亦有諸本皆誤而建本反不誤者,建本亦有勝過他本處! 建安余氏家族世代刻書,從北宋開始,經南宋、元,至明仍在刻書。前後數百年,歷久不衰,不是沒有原因的 |
另外,“乾為金坤亦為金”的故事幾乎所有講版本的人都舉這個例子,就像所有講校勘的人都會舉三豕己亥和魚魯虛虎一樣,難道所有的人都讀了同一本書,都發現了同一則材料?我看也不過是各家互相稱引罷了。現代人都喜歡省事,老是引用別人已經發現的材料,卻不肯自己去發現新的材料。其實材料本不少,也可說有無量之多,只是人們不願去發現。現代人不讀書之甚,已經到了讓人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
以上只是胡亂感慨一下,並不針對任何個人。 |
八、牡丹与西施 万历间所刻之书,多有改窜古书的现象,顾亭林在其《日知录》指斥道:“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关于万历本的笑话有以下两则。 一是万历本《金石录》后序的最后一句话原文是:“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这里的壮月语出《尔雅》,八月为壮月,刻书者不知壮月为何物?多改刻成“牡丹”,受到了顾炎武的大加挞伐。 二是苏东坡的《跋和靖诗集》有“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一句,这里东野指的是孟郊,唐代诗人。字东野。西台则是指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曾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之职。被人称为“李西台”。师法颜真卿及魏晋书风。其书笔致丰腴肥厚,结体端庄稳健,风格丰肌秀骨,气宇轩朗。而刻书人不知“西台”为李而改为“西施”,贻笑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