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法是一部直观天象指示，也经得起天象直观检验的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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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当空是两座永不停摆的大时钟。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是人人抬头可以看见的天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两大天体，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依靠，并且还是两座亲近可爱的，永远高悬当空的，不会停摆的大自然时钟。因为这两座时钟，形象伟岸高大，人人抬头可见，位置和相位变化准时，而且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不离人们的视线。这一现象早就引起了我们先祖的重视和思索；当然还有五大行星（如木星）、北斗七星，黄道十二星宫，都曾经作为月建、年轮的指示器，发挥过各自的功用。但人们发现，经过各种实践比较，最终只优选了以日、月这两座“时钟”的位置变化作参量，即可进行历法的数字化转换。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我们的历法是两座“天体时钟”的数字化转换，用历数所塑出的历象，也因有日月的参照而形象、直观起来。比如检验某一历数，即使由一位稍有经验的平头百姓，仅凭一双肉眼抬头向天上望一眼，即可判断某天的月份日期是对了还是错了。因而这部“历法”是经得起使用人检验的，永远不会失真的“历象”系统。中华传统历法由古至今己一贯四千年以上，并获得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历法由形象观念到历法数字系统的完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和进化这程，并非如一些人宣称的，从炎黄时代开始，就有了如古四分历的水平。下面试述其认识进化大端：

   1、文明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
   这是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端正的首条认识。就历史记载来说，要求历史事件有确切的年月日时，并不过分，但得明确一条：有无日期记述，并不是衡量文明历史的必要条件。因为以年岁的连续记载作为构成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有失其片面武断的一面。原因之一，比如中国，周敬王之乱和秦始皇集中“焚书”之灾，两次烧毁和失散了大量的历史记载，无法弄清楚西周和战国时期的历史年谱，曾经使司马迁修《史记》时颇为作难，为之太息不止，曾连说了两句“惜哉”；但司马迁并未因此而辍笔不修中华文明历史，因为中华文明并未因损失了历料而中断。这是其理之一。又如夏商两季，或者因为史记亡逸，需待发掘；或则因为当时还没有养成记述历史年月的习惯，因而根本就无系统年代可依。但仅凭这一条，也不能断语曰：这一时期没有创造文明；因为直接创造世界文明的主人是劳动人民，而有意笔记历史事件者，则多半是为了应并未创造历史的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有些人不大愿意承认中国历史悠久，以别国的、现代的认同方式来判断中国古代。对此，我想的是，欢迎全贡界的人对中国历史共同进行认真地研究商讨，但于国人，却无需载着别人家的眼镜来读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其理之二。还有，中华传统历法创自中华大地，发芽生根也在中华大地，历法的进步靠的是历法自我完善；国情各别，脚步大小不同，故也无须持用别人的脚码来为自己买鞋子。比如中国之人进餐时用筷子作为手指“工具”的加长，不会烫手，不必用手指接触食物，而且极利于十指灵活程度的锻炼进化，比起模仿西人举刀叉进膳在文明上并无大异。西人不用筷子不单是习惯问题，有一大学习上的难点。而中国人没有物殊需要时，切无必要放弃锻炼了几千年才养成的用筷子的本领，以贻郸邯学步之嫌。这是其理之三。“中国是文明古国”，有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这是用陶器、铜器、铁器堆码起来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要一口气答出来中国文明历史有多少年了？若有人问我，我拟出的答复只能是：有充份史料证明的文明史为三千年五百年；尚不能充份证明，要靠大家，包括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在内共同努力发掘厘清的文明史，约两千年；笼统言之，凡五千年。这是古之人早就说过了的。古人不说有七千年、六千年，只五千年，大致是这样“卯谱”估计的；经过今人努力，包括偶然机会出土了很多史料佐证，既并无大谬不然之处，也就不必与古人大唱反调，更换口径

   《西游记》故事说，当日那石头猴儿孙悟空到了灵台方寸山中的“斜月三星”洞，拜在“须菩提祖师”座下学法。一天，祖师爷妙演“三乘”教义，精微万法真谛，指引佛性玄妙，使那猴儿孙悟空听得眉开眼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须菩提问孙悟空：“你在班中，怎么颠狂跃舞，不听我讲道啊？”悟空回答说：“弟子诚心听着呢。但听到师父吐出妙音处，喜不自胜，故不觉作此踊跃之状。还望师父恕罪！”这祖师再问道：“你本猢狲，现在既识妙音，难为你了。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间了？”那猴儿悟空这时己是成了“神仙”的猴儿，“大道”至少到了佛家说的“ 顿悟” 的水平，却不懂得记日记年之法，只好老实回答说：“弟子本来懵懂无知，不识岁月。但记得灶下无火时，要上山后打柴。上山打柴时，遇上一山好桃树，我在那里吃了七次饱桃肉。”祖师笑道：“那山名叫烂桃山。你既然吃过七次桃子，想也就是七年了。”这孙悟空此时不识岁月，难道也就因此否定他不识佛法要旨吗？当然不能作此断语的。
    孔子修《春秋》时，从古人的后人所补述出的历史“谱谍”里，也找到自黄帝以来的各代帝王的世系年数，但孔夫子不相信追述的历史里夹杂拼凑出的年代的史料价值，为了慎重，于是只记世系，不书年月，以免贻患后人。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交待：“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古文咸不同，乖异。（孔）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表达了他追崇孔子的治史精神的正确态度。笔者估计。当时的两位老夫子，可能根本就觉得，于中国上古时代，根本就没有成系统年代记载的思想，只是认为没必要由他来说穿，也是给人留有余地再作深入的意思。两千年前的古人就懂了的道理，于今人来说，却还是不懂得，岂不要再次令人说：“惜哉” ！
    2、以天象、物候辨识四时
   《尚书·尧典》开头就告诉人们，由白昼与夜晚长短比例，加上傍晚对照天上看到的朱雀七宿（星鸟）、东方青龙七宿之一的火星（不是行星之一的火星！）、北方七宿之一的虚星、西方七宿之一的昴星等四颗恒星移到正南天空时，就可以断定到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当令四时的日期。又从《尚书·舜典》中，也出现了帝舜于正月、二月、五月、八月和十一月出巡的月名。联系上面提到的几个历法名词，大致可以确定由《尚书》所指的“尧舜时代”，己涉及到月份、四时和设立闰月的历法内容。古人说了很多可以凭物候天象定季节和月份的方法，本文不再繁举。但凭《尚书·尧典》所记述的天象，比方说由东方七宿之一火星，傍晚出现在正南定“夏至”句中的所谓火星，指的是天蝎座最亮的一颗恒星（天蝎座 α 星），这颗恒星本身也在以25800年为公转周期，作缓慢的移动。《尚书·尧典》既称天蝎座 α 星夏至出现于正南天空，最迟也属于历史所指的夏商之际，《尚书》所云“尧舜”，也就间接证明了该当是生活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更让后人可据此初步判断出：到了距今4000多年的“尧舜”时代，中国古人就己经用上了以天象辨四时的方法。明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皆知天文”，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以前，人们就是靠观天象定季节月份，人们的“日历”就是天空中太阳和月亮两大天体。领会顾炎武这句话的要旨，变相地说，就是：中华历法从开始就是一部以通俗直观称著的施历之法。据美国研究时间系统的学者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杂志》网络版撰文，从古希腊诗人荷马提到星空和太阳的位置可以得出：希腊古代人就是以星空中星座位置“知道季节的更替”，“那个时候唯一的日历就是天空。”从这句话可以体会出，无论中外，古代人都是以天象与物候辨别四时和日期的。此时可称之为“永历”。
    3、以星空和日影判定四时和大致月份
    首先请注视东南西北四大方向：日出东方，日落西方，日照南方，日影北方。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方向判断。所谓“日影北方”指的是人直立于日光下，永远没有日照的阴影位置所朝的方向，就是北方。有一种属藻类的专生长于树杆上的苔藓植物，因趋光只在有日照的一面生长，则于任何时间，都为人们（比如军人、野外作业者等）判断方向提供了依据。以下是以星空和日影判断四时和月份的直观方法：
   北斗斗柄旋转与季节月份  《论语》：“以德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处“北辰”指的是北极星，这颗星在北天相对固定的位置，如同家庭以主妇为中心，全家人围绕主妇“转”一样；天空是以北极星为中心，全天空众星座们都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形如“拱卫”。北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亮星，属大熊星座α星，形如带柄的水瓢（杓子），所以被古人形容为“北斗”。北斗七星除“北极星”位于中心点外，其它六颗星除每天随地球也转一圈之外，还随季节月份不同，如定时（如傍晚）观看，还会移动于一定方位。先秦楚书《鹖冠子》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如果指定观察时间为午夜11时（子初），则上述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交节那天的斗柄正指方向。若细分之，从建寅十一月份傍晚指向正北，并依顺时钟方向，配上十二地支“子、丑、寅、．．．、戌、亥”。十二地支的话，从斗柄所指，即可大致断定其月份了。
   太阳行经星空与月份　吾人所居地球譬如宇宙飞船，则地球居民无不是生于斯，死于斯，乐于斯，哀于斯而为天生的宇航员一名。地球绕太阳转，若视为水平面，由于地球旋转轴与公转平面不垂直，若“以人为本”，从人眼看来，太阳也不是老在吾人的头顶上行走，而是交一定角度，且有左右１８度范围的摆动幅度。太阳行走的轨迹称为黄道，是与地球赤道平面有２３度半交角且有一定宽度的背景面。按刘向《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除指明了太阳当空运行，除了“南北摆动”造成了日影长短之外，还提出了“日行一度”概念。因为当时己取一回归年（即岁长）为３６５又２５天，所以也将周天定为３６５又２５度。此“度”非一园周３６０度的角度，而是“日度距离”，或称为“日行单位长度”也行。据永元十五年（公元１０３年）由贾逵所主持制造的黄道铜仪在“天球赤道”分布二十八宿的位置，“以角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牵牛七，须女十一，虚十，危十六，营室十八，东壁十，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昂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东井三十，舆鬼四，柳十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即共计就是３６５又２５（弧长）度。这具为浑天议加了黄道圈表明，古人己开始对黄道座标位置的逐步重视，但不如西方“黄道十二星座”和“黄道十二宫”命题精确。西方对黄道带上分布着的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星空，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将黄道均分为十二段，以附近的星座名之，每宫相距30°。于是从春分点入”白羊宫”,夏至点进入巨蟹宫，秋分点进入天蝎宫，冬至点进入双鱼宫，与中国古书所记“夏时日在东井，冬时日在牵牛”，《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汉王充《论衡•说日》补充说：“实者，夏时日在东井（就是西方的双子座，属东方朱鸟七宿之第一宿），冬时日在牵牛（就是西方的摩羯座，属中国玄武七宿之第二宿）。牵牛去极远（离北极星远），故日道短（日照时间短）；东井近极，故日道长。”与西方古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太阳出没的方位与月份（歌） 我们还可以从旧历书寻到为太阳出没的方位与月份所编的歌词：
     正九出乙入庚方（雨水、霜降：乙在东方之南，庚在西方之南），
     二八出卯入酉场（春分、秋分：卯在正东，酉在正西），
     三七出甲入辛地（谷雨、处暑：甲在东方之北，辛在西方之北），
     四六生寅入戍方（小满、大暑：出东北之东，入西北之西），
     五月生艮入乾上（夏至：出正东北，入正西北），
     仲冬出巽入坤方（冬至：出正东南，入正西南），
     唯有十与十二月，出辰入申细推详（小雪、大寒：出东北之东，入西南之西）。
         可惜以上歌曲用了以下属于勘舆先生所用的二十四个罗盘方位词，非专业人士难得记忆：正东（甲卯乙）、东南（辰巽巳）、正南（丙午丁）、西南（未坤申）、正西（庚酉辛）、西北（戌乾亥）、正北（壬子癸）、东北（丑艮寅）。
    一般来说家住北半球的人士可记住以下判定太阳出没方位与月份的大致关系：冬至日南至，立春立冬日偏南，春分秋分正东西，夏至日北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