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法是一部直观天象指示，也经得起天象直观检验的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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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月相判定大致日期 由《尚书》中的《周书》部份开始，依次出现“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既望、朏、初吉”等以月相记日的方法，到了近代，从出土文物也发掘出现了“既生霸、初吉、哉生霸、既死霸、朏、初吉”等以月相记日期的方法。由地下出土的文物（甲骨、铜器）证明，用这几个字指定日期，其覆盖的时间包括西周元年至末年。“霸”是古“魄”字，指的是附在月球体上的魂魄或精神。值得怀疑的是，这个时代，既己知一岁约“366天”，用数字1至30表达数量决无问题。为什么当时不用准确的次第数字记日期，而要用约定成俗的月相方式来表述日期？想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时对于哪个月的天数当安排30天，哪一个月当安排29天的条件尚不成熟，也拿不准办法，至少是有了某种办法却还得不到公认；第二种可能性是，另有一种表述日期的方法阻碍了用数字表述日期方法的实施。考古发掘到一块殷商的武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画出六十甲子干支次第数；同时又从出土文物上刻画有大量干支记日的日期，学者对当时的历法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殷代用“干支纪日，数字记月”。七秩龄童则假定：到了殷商时代，对于一个朔望月长究竟是29天还是30天，并无可信的断定方法，才宁可使用60干支循环的方法记“积日”，而不实施用数字方法记日期。请特别注意的是，用上述月相记日期的方法，要辅以干支；这就说明，当时以月相定日期的 “月相” 用词，包括“朏、初吉” 等词，都只约定了一个大概的日期，而并不如刘歆说的 “朏，三日也” 那么肯定，某一月相指的就是从月初计起的第几天。因为既断定不了月初准确的起点日期，理当所然，指定某一月相，也就无法肯定表示出是某月份的“第几天了”。还有一个问题：这一组用“月相”表示大既日期的方法原来当然是有约定的，用的时候，自然是彼此明白，不会产生大的误会。可惜的是西周敬王时期，大批历史文献因人祸逸散，接不准年代，加上一千年后，出了位刘歆。他用比四分历更粗略的《三统历》历数裁量历史，定周武王“伐纣克商”的年份为公元前1122年。刘歆既以公元前1122年定为西周立国之年，又用《三统历》历数敲定日期，如是这本来只粗略用于日期的“月相”用词，到了这时就都有了具体对应的日期了。这一“壮举”，如果幸而言中，可谓皆大欢喜。可偏偏是，刘歆所定西周开国年月日期并不准确。后来再有新敲定的日期，就对上述月相所对应的日期也产生一种新的说法，给出的结果花样百出，定出的日期也各不相同，简直教人莫衷一是，弄的连“霸（魄）”字是指月亮的光面，还是指月亮的暗迹，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七秩龄童稚年学《幼学》，念的就是“月里蟾蜍，仍月魄之精光”。这一套由古人约定俗成的用月相定大致日期的方法，因为在解释上走了这样一段弯路，就留给了两千年后的今人一大难题。应当指出的是：“生霸、死霸”的准确日期定不了，但并不是说后人就无法用“月相”断定日期。由月相、月亮出没的时分，加上日、月所成的角度判断，是能够较准确地敲定其日期的。
如今民间就流传一个朔望月从初一开始，按月相与日期联系的判断方法：
朔日：月初一,日月位置几乎重叠，同出同没，白天难见月光，夜间不见月光。
新月：初三初四，月亮接踵在太阳后面升空，白天阳光强于月光，所以不见月相，下午太阳落山前后，阳光变弱，于是可见一轮眉月现于西方天空。其形状弓背朝西，月-目-日视角约45度；
上弦：初七至初九，月亮跟随太阳后约90度升空，于是当日落时，见到上弦月当空照耀。弓背朝西，子夜月落；
东凸月：十二、十三，入夜凸月当空，凸面朝东，月-目-日视角约135度；
满月：十五、十六，日落月出，日出月落，月-目-日成平角；
西凸月：十九、二十，傍晚月出,天明当空，凸面朝西，月-目-日视角 约100度；
下弦：廿二、廿三，太阳行到了月亮的后面，于是子夜月亮先出，晨起太阳未升空前，能见到弓背朝东半月当空，日-目-月视角≥90度；
残月：廿四至廿七，太阳的月亮后面追上，清晨日出时分，能见弓背朝东残月当空，日-目-月视角≤90度；
晦日：朔日的头天；太阳紧跟并将超越月亮的位置，日-日-月交角很小至重叠。因太阳光强，所以不见月光，故称“晦日”。月相随日期变化大概情形如上。以朔望月为周期，周而复始。有了以上知识，观察有了经验，就能依月相明暗比例，日-地-目所成视角大小，日月起山落山时间使所断日期更加细密准确。总之，阴历上半月，从下午起可见月亮在太阳的东边，从初一日起，每天月亮滞后太阳视角约12度；过了15天，月亮滞后太阳180度，就到了“望日”。下半月，从清晨起，可见月亮位于太阳西边，又每天靠近太阳约12度视角，到了月尾，日月交朔，进入第二个月。这一变化是周而复始进行的。再者，朔日日月正好重叠时，历法称为“交朔”；日月交朔时，如果在地面某处形成阴影，便称为某某地区出现可见日食（蚀）。因为太阳相对于月亮视角速度每小时快约半度，因此日食发生的时间不会很长。但因日食只发生于交朔这天，凭此，古人可用日食现象，校验历法是否符合天象。
5、日食月食于月朔月望 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古人就认识到日食发生在朔日，也就是阴历初一。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汉代肯定能预测日食了，当时的一些学者已基本推测出了日食成因。西汉刘向《五经通义》、东汉王充《论衡• 说日篇》均有记述说，“日食者，月掩之也”。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他的著作《灵宪》里，最早科学地解释了月食发生的原因。他说：“月光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所以观看日食和月食，是直观月之朔日与月之望日的最好时间。
6、岁和年是中华历法的两大历法基本单位 公元前46年，罗马统治者儒略• 凯撒采纳了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意见，建立了以回归年长为历法基本单位的儒略历。中国人与西人不同，喜欢“双轨制”，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习惯性地采用了“岁”和“年”两大历法基本单位。《周礼•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就是这样指示的。对于这句话，汉人郑玄注云：“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朔大小不齐，正之以闰，若今（汉）时作历日矣”。详参郑玄关于“中数曰岁，朔数曰年”诠注，领会其要旨，说的当是：岁是关于阳历的，等于回归年之长，一回归年的长度含有 12 中气平均距（简称气距或中数）。因此，岁是就中数说的；年则是关于阴历的，与朔望月的长度即“朔数”相关，是就朔数说的。将郑玄的指示作上述领会条件下，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基本历法单位：
中数：阳历以回归年为基本单位，以两次“冬至”之间的距离名之为“岁”。一回归年含廿四个节气，二十四节气中，逢双数的节气称为“中气”，中气平均长为“中气距”，简称中数。因此，以“阳历”论，1岁之长可再分为12个“中气月”。
朔数：阴历以月亮与太阳会合的周期，即以朔望月为基本单位；一朔望月平均长度简称朔数。月亮一圆一缺的变化过程为一个朔望月，中华历法的平年长12个朔望历月，闰年则长13个朔望历月。因此历法“年”的长度分别有354、355、383、384天的四个种类。
古四分历取中数长30.14/32天，朔数长29.499/904天，经过理顺后，往下接读郑玄诠注的“中、朔大小不齐，正之以闰，若今时作历日矣”句，就将“中、朔、闰”三者关系自动揭示明白了。整个中华传统历法，其实就是围绕“中、朔、闰”这三个字做文章。
古人取岁长的天数，据《尚书•尧典》：“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取 366整天为周期，说明古人取此数为岁长时，并非实指尧舜时代一回归年长有366天或挨近366天，而是其时代人们尚无畸零数的观念，或用肉眼观天取值比较粗略，只以366整天数表述为一岁的长度。《尚书•尧典》当是西周时期出现的成文典籍，成书之后至少过了好几百年之后，才出现了古四分历法。四分历取岁长365.25天，比起《尚书•尧典》所指时代认为是366天来说，其观测精度有了大跨步地提高，也说明历法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到司马迁修史时，古四分历学说己是很用了又三、四百年的时代了，而仍取366天一字不改，除了表示司马迁是在记述和尊重历史之外，据我想，古就是古，今就是今，司马迁认为不能以今知饰古说。这样记述方式，正好表示出司马迁认真治史的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