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庐”成为礼贤下士的代名词，实与《三国演义》的敷衍之功有关。但关于三顾的具体细节存在颇多难以索解的困惑，一直以来可谓聚讼纷纭。如故事的原型依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凡三往，乃见”的说法，就与当时史料《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相龃龉。笔者认为，如果从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层面——隐士文化的角度，对诸葛亮出山前的心态进行分析，也许不难透视出这一历史插曲的真实一面。
　　进入历史视野的诸葛亮往往被视为积极入世的儒家士大夫的典型形象，因而其出山前作为隐士的身份相对暗淡而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实际上，“隆中对”之前的诸葛亮具有明显的隐士心态，其身份也有相当的隐士色彩，这是由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与诸葛亮隆中的小环境及其个人经历决定的。
　　首先，中国特有的隐士文化对传统士大夫阶层影响甚大，甚至渗透进其心理、人格的深层。传统文化儒道互补共通的文化结构是隐士文化滋生的土壤：道家讲究清虚自守，高蹈避世，追求独*立人格、完善道德，隐士文化色彩最浓厚，不过他们虽避世而不完全出世，如庄子的眼冷心热⑴；儒家入世进取，但发轫期就有希冀超越世俗的一面，正与道家避世相通。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⑵，“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⑶。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⑷。原儒很早便为后来的士大夫们设计了进退之道，即仕隐之道：当他们心中信奉的道统与外在政*治权力的势统发生矛盾（“邦无道”）时，便独善其身，思想上由儒入道，去做高蹈的隐士，否则便会走上仕途，甚至出将入相，兼济天下。这种儒道二元共通的文化格局，由于现实中道统与势统之间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很多士大夫思想上常常出入儒道，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会因此分化出新的社会身份——隐士。隐士文化对士大夫思想具有重要影响，某种程度上，隐士心态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人格的重要构成，以致在他们仕途最畅达的巅峰，也会选择功成身退。诸葛亮正是思想上出入儒道的典型代表，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最成功的典型形象，可是民间形象的诸葛亮却披上道家的外衣——评话、小说、戏曲中塑造的诸葛亮无不是道士的打扮。诸葛亮54岁时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而“淡泊”、“宁静”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也是隐士心态的重要表征。
　　其次，诸葛亮所处的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隐士文化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兴盛期。由于时代的大动*乱，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逐渐从汉代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极为活跃，个体意识开始觉醒，追求独*立完善的人格境界，呈现出和现实政*治明显的离心倾向，隐逸形式因需要而五花八门，身隐、心隐、朝隐、吏隐……发展至后来竟出现许多假隐士，南朝宋孔稚珪的名篇《北山移文》，即是抨击那些走由仕而隐之途、热衷功名利禄的假隐士的骈文。这一时期隐逸阶层空前膨大，从范晔《后汉书》首开 “逸民传”，记有名有姓的隐士十数人之后，记载隐士言行事迹史乘笔记极多。晋代皇甫谧著《高士传》，搜集隐士九十六人，绝大多数是当时人。隐士文化空前发达，使隐士人格备受倾慕。诸葛亮、庞统被美称为“卧龙”“凤雏”，由此可见。
　　第三，从诸葛亮的交游、经历及史料文献的著述看诸葛亮的隐士心态。诸葛亮在隆中十年，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孟公威、徐庶等名士，其中多是当时著名的绝意仕途的隐士，也就是说，诸葛亮周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隐士群体，这无疑对诸葛亮的心理、人格会产生影响。如庞德公是东汉高士，事迹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和晋习凿齿《襄阳记》有载，说他与诸葛亮、司马徽相友善，居岘山之南，躬耕田里。荆州刺史刘表几次以礼延请，皆不就，可见是位真正的隐士。《三国志》注引《襄阳记》说“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从诸葛亮对其尊重的态度及双方关系的密切，不难想象其隐士人格对诸葛亮性格、心态的潜移默化。诸葛亮研究者习惯以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⑸，认为他渴望出将入相，而忽视其此时的蔑视功名的隐士心态，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的偏差。因为从上所论，传统士大夫由于现实的需要，往往将仕隐两种价值选择整合进同一个体心态，不过在不同条件下，其中某一种价值意识会占据主导或绝对地位，因此就会或仕或隐，这就是所谓进退之道。从这一文化角度分析，出山前的诸葛亮的心态应该是进取、归隐同时存在，而根据他所处的个人小环境，则可以认为，诸葛亮即使不是地地道道的不求功名的隐士，隐士心态也很可能占据主要地位，关乎此，有文献资料可资证明。《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躬耕陇亩”是隐士典型的生活方式，以诸葛亮当时与荆襄上层社会的关系，大可不至于此，因此只能看作，他是以这种生活方式显示个体精神与世俗社会的对立。而《梁父吟》，现存歌词内容与晏婴二桃杀三士故事有关，大意是感慨追逐名利的下场，这恰好是其时诸葛亮淡泊名利心态的反映。再有，《出师表》是诸葛亮发自肺腑的文字，其中谈到自己躬耕南阳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有人认为是装腔，其实它是诸葛亮隐士心态的自然流露。这种说法也得到陈寿的认可：“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三国演义》38回对诸葛亮对诸葛亮的隐士心态有很好的描述，其中写他出山之前对他弟弟诸葛均的嘱咐“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这样写绝不能认为凭空杜撰，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⑹选择做隐士，大多与个人经历、遭际有关，即“时命大谬”，
　　“伏身弗见”、“闭言不出”、“藏知不发”，可能并非他们的初衷，或许这是很多隐士出山的原因，而归根结底却是由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决定的。诸葛亮少年时父母便相继去世，此时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因叔父玄与荆州刘表有旧，为避乱随之来到荆州。在荆襄的上层社会，诸葛亮广交名士，才华得到朋友的赞许，其“卧龙”的名号便是高士庞德公的推许，后来司马徽、徐庶等又把他隆重地推介给刘备。应该说，开初诸葛亮主导心态是志在兼济天下的，“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可这种雄心很快受到打击，“时人莫之许也”，这使年轻气盛的诸葛亮极易产生人生的受挫感。诸葛亮的怀才不遇还有一直接的证明：荆州的统治者刘表，虽然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懦弱而寡断，却是个颇好虚名之人，史料多次记载他有礼贤下士的做秀之举。如《后汉书·隐逸传》写他数次延请隐士庞公，甚至亲自登门，叹息而去。可以设想，如果诸葛亮真的有很高的名望，以二人之间的关系，刘表未必不会盛礼请其出山，可这方面在当时文字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尽管我们可以说，以诸葛亮之智，并不想明珠暗投选择刘表，但事实是刘表也并未着意身边的这条“卧龙”。总之，由于现实的受挫感，隐居地荆州政权上层的愚弱无*能，加之整个社会混乱污浊，厌恶之情使诸葛亮产生与“势统”的疏离感，隐士心态逐渐凸现，故才会选择隆中近十年的隐居生活。
　　综上所述，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出山前的诸葛亮并非汲汲于功名，而是淡泊明志、独善其身，与现实政*治持有疏离态度，具有明显的隐士心态。如果这一点可以确认的话，那么有关三顾茅庐的一些疑团便可以有所澄清。
　　一、《三国志》裴注引《魏略》、《九州春秋》所云刘备屯于樊城，诸葛亮北行见刘备之事并不成立，刘备三顾茅庐才是历史的真*相。西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所记虽与魏人鱼豢的《魏略》同，但因西晋代魏的关系，司马彪显然是承袭鱼豢的说法，并非别有所据。而《魏略》虽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但多半是根据传闻，并无文献依据。三国时期，人才济济而诸侯割据，人才的归向有主动与被动之别，不过多数以人才一方的主动为主，如荀彧从太祖，徐庶见刘备即是。曹操虽多次发布求贤令，但并非针对具体目标，因为实际条件的限*制，他还是希望人才“越陌度阡，枉用相存”⑺，能采取主动投奔的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鱼豢才倾向于诸葛亮主动投刘备的说法。加之，三顾之时双方年龄悬殊过大，让一位历尽沧桑的枭雄去拜见一位年轻书生，俗人眼中实在不可思议。再者，有关三顾的原始文献，只有诸葛亮本人的《前出师表》，以当时的传播及交通条件，想来鱼豢未必见得到，因此他多数只能依据传闻与推测了。从另一方面看，三国时期也有不少人才属于被动征用的事例，如太祖征荀攸，张绣迎贾诩等。至于像刘备那样的低姿态，历史上也并非第一个。《后汉书》记光武帝遣使聘严光，“三反而后至”，后与之共卧，又容忍严光加足其腹⑻。又记刘表多次延请且亲往敦请庞德公之事。以刘表之地位、为人尚能如此，何况处在败亡之中、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不过无论光武帝、刘表、还是刘备，其低姿态都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而已。从诸葛亮这一方面说，所谓隐者不仕，如果主动见刘备，无疑成了令人嘲讽的假隐士，显然不符合他此时的隐士心态。这样说并不否认诸葛亮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心理，不过这种兼善的心理被独善的一面遮盖住罢了。毛宗岗在三顾茅庐的回评里说：“孔明真正养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价，假意留难。”既然不是“本欲求售”，又何必“索价”？“非本欲求售”恰是诸葛亮此时隐士心态起作用的结果，毛宗岗批评话语的自相矛盾实际揭示出传统士大夫思想上仕隐冲突而又统一的困窘状态。
　　二、尹韵公先生提出，刘备离袁绍南投刘表在建安六年（201），而与诸葛亮相遇则在建安十二年（207），同在一州，为何在长达6年的时间的二人才相会？他认为这种延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刘备“积极主动地发掘人才不够”，二是诸葛亮“积极主动地了解刘备不够”。⑼这种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他认为诸葛亮不够积极主动，原因在于一方面“诸葛亮热衷于政*治”，另一方面“决不轻易投靠任何一位实力人物”则值得商榷。当时各据一方的实力派不在少数，曹操、孙权、刘表、张鲁、刘璋等，其中不乏爱才之人，既然诸葛亮热衷政*治，为何未有任何举动？至少也应该有所尝试才对，可是诸葛亮却在长达十年隐居期间无声无息。这只能从主体心理状态去找原因，不是什么热衷政*治，而恰是淡漠政*治，是隐士心态作用的结果。当然，淡漠政*治并不等于不了解政*治，年轻的诸葛亮还做不到真正隐士庞德公那样绝意功名，他仅仅只是不去主动追求而已。另一方面，说诸葛亮不轻易择主没错，但还有一个事实是，当时没有一个实力人物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年轻而默默无闻的诸葛亮，没有人能认识到他的价值。即便诸葛亮有所投靠，肯定也不会受到重视，这是自视甚高的诸葛亮不愿意面对的。我们从刘表对所辖之地的这位“卧龙先生”的漠视，便可以推测诸葛亮的愤世嫉俗及由此滋生出的隐士心态，这种心态使其不屑于参与任何军阀的利益角逐，而是与政*治保持疏离，直到刘备以“苍生”为念的诚意唤醒了他的济世之心为止。这才是三顾茅庐迟到六年的真正原因。
　　三、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细节，是三顾三见，还是仅得一见，也是众说纷纭的话题。流行的看法是后者，多数是受《三国演义》影响的结果。但《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而非历史著作，罗贯中这样写极可能出于表现刘备的谦恭下士和诸葛亮的大才难遇。也许有人认为《三国演义》的写法是有史料依据的，那就是《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凡三往乃见”等句。且不说这几句话存在着对译成现代汉语的歧异，设想以诸葛亮之谨慎，岂能一见即出，来终身辅佐一位不甚了解又处于前途莫测的刘备呢？况且诸葛亮《前出师表》明确地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上下两句承继而来，推测语意，应该是说刘备三次或多次（古代“三”又有“多次”之义）到草庐之中访问我，两人谈了许多时事。而据《三国演义》，刘备三次拜访，一次至于柴门，一次见到诸葛均，只有最后一次见到孔明，似与《前出师表》的语气并不一致。看来实际的情况应该是两人多次相见，并在草庐之中有几番长谈。并且也只有如此，诸葛亮才会对刘备的性情、人品、抱负、诚意等逐渐了解，才可能最后作出决定。针对这一观点，如联系诸葛亮此时的隐士心态考虑，可以得到有力证明。汉末天下势利纷争，荆州上层衰弱腐朽。诸葛亮不满现实，决心实践原儒“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教诲，以保持精神、人格独*立于世俗，所以独善的隐士心态占据主导。这样，不可能与刘备一次相见就被说动，完全打消隐逸心理。只有当刘备多次诚心请求，并以恢复汉室、拯救苍生的大义相招，使诸葛亮逐渐感受到这是“先帝之殊遇（非同寻常的礼遇）”，也是个人的机会，“由是感激”，于是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的念头终于压过隐士心态，才有一场君臣之间的风云际会。因此，三顾始见、一见即出的说法，不仅不符合诸葛亮的性格，更与主体隐士心态冲突。《三国演义》的写法，既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又不完全合乎历史的真实，这实际是历史小说创作规律的体现。

是原创文？如果是墨心兄修改一下。

2# 神机军师dmj

        还请神机军师dmj兄多多指教。

分析比较透彻，不过诸葛亮所学所用，皆道家学问，难见儒家成分。

出山与否，取决于刘备态度，如果刘备不知自己能力，不识天下大势，则出山也是白劳。不但白劳，而且招致杀身之祸。
纵然刘备识时势，懂优劣，出山也只是尽力而为而已。
此尽人事而安天命之举也，纯粹个人选择，与老百姓之安危无关。

说些反面的话：
如果“自比管乐”是真实的，那诸葛亮的隐士思想就不居主导地位。
诸葛亮是在叔父死后到刘表治下南阳躬耕的。是生活所迫。本来就是农村人，找一个地方务家，不必提升至“隐”。
到南阳后，建安四年，十九岁，从学于司马徽。相当于上了大学或是研究生，学期几年，不详。毕业后仍在家乡务农，待聘而已。二十六岁应聘上岗。当时兵荒马乱，找个工作不太容易。可能待业时间长了些，算不得隐。

道家要隐，也不是说隐就能隐，隐士也要谈生存之道。嵇康也是隐士，不也是一样被杀。

只能说一个，时世不允许，要么像水镜先生那样做个好好先生，要么就只能加入一派。

一，隐是有条件的。
南阳的原住农民，好像不能说是隐士。南阳的高中毕业生，在家务农也不能算是隐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像不能说是隐士。
二，隐又分真隐和假隐。
陶渊明是真隐，走终南捷径的是假隐，

也可能有人说，诸葛亮的隐是与出山相对而言的。出山前就是隐士，出山后就是为官。这样的话也可以说诸葛亮先前是个隐士。

诸葛亮从来就没有想隐过，在其出山前，做了很多沽名钓誉的工作。先有徐庶在外的炒作，后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自比管仲乐毅"，这样的话，外人是如何知道的呢？显然就是通过手段炒作后的结果。
     在刘备第一次去其茅庐时，是听到路边田间劳作的人哼的歌，然后询问，才知道为诸葛亮所做的歌谣。然后刘备三人才找到卧龙岗的。每次刘备在失去线索时，就会"刚巧"冒出一个人来指点，然后才会三次都有不同的收获，最后"请"出诸葛亮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