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易》这本书的成书，过去影响最大的是“易历三圣”，就是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最终成书。这个说法，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笃信不疑，实际上这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周易》是卜筮之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筮这种占卜方式起源于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不好说了，《系辞》里明白地说伏羲氏画了八卦，我们不敢说这是事实，也不敢说这话不可靠，因为没有证据，但是卜筮起源一定相当古老，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就有，我感觉这个倒是没啥问题。当然，《系辞》里只是说伏羲作了八卦，没说他搞了六十四重卦。至于谁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里专门有一段儿“论重卦之人”，他首先确认是伏羲画了八卦，然后说：“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
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说法是周文王的功绩，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就明白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他在《史记·周本纪》里也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的根据就是《系辞》，《系辞下》里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系辞》的作者一问再问，说明是在揣测、在怀疑，他是不敢肯定的。帛书《易传》的《要》篇里，借孔子之口说了这么一段：“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亓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这是《要》里记载孔子说的话，孔子认为是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作了《易》。但是他后面还加了一句：如果不是文王自己作的《易》，我怎么能知道他是怎么服事纣的呢？很明白，《要》的作者虽然把话托在孔子口里，可他也不敢确定这说法是否可靠，最后加了两句这模棱两可的话。
司马迁也明白这一点，所以说这事儿的时候用了“盖”字，《史记正义》解释说：“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词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就是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之类的，说明不能确定；但是后人不管这些，前人既然有揣测了，我们不妨都承认，通通都肯定下来。事情到现在还是如此，有学者揣测某古董是某时代的，后来的人就直接承认这东西就是某时代的，太常见了。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孔颖达经过一番论证，最后认为“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也就是说他倾向于伏羲画了八卦也重为六十四卦，重卦不是文王的事儿。但是文王总不能闲着吧，他又根据《易纬乾凿度》、《易纬通卦验》里的说法推断，说：“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他这种观念在唐代大约是主流，比如陆德明作《周易经传传述人》的时候，说：“伏羲……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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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画卦的说法，最早见于《系辞》，流布最广，影响也最大，汉代以后只要一提伏羲，必定要提他画八卦，这是他最大的一项功绩。但是在汉代以前，除了《系辞》之外，没有别的书提到这事儿。比如战国时代的《楚帛书》里说到“大熊雹戏”，即伏羲，说他和女皇生了四个儿子维持天地，但没说到他画八卦；《庄子•大宗师》里说一些得道的人或神的行为，说到伏羲氏的时候只是说“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以袭气母”这句话前人的注释都说是“元气之母”、“元气之本”，是否如此，直到现在也不大明白，但肯定不是画八卦。如果那时候就有伏羲画卦的说法，这里该说“以画八卦”吧？可惜没有。《世本》里专门有一个《作篇》，写了很多古人创制的事儿，苍颉作书，史皇作图，容成作历之类的都有，说到伏羲的时候，只说“宓羲作瑟”，也没提他画八卦的事儿。要知道，《世本》的造作已经很晚了，据刘知几说它里面还记载了汉高祖的事儿，说明它虽成书在汉代以前，但汉代的时候还在被修订增补，里面说到伏羲，也不说他作八卦。可见，说伏羲画八卦，始作俑者就是《系辞》，别的先秦典籍里是没有的。所以，近世学者比如郭沫若、李镜池、张政烺等人都对此持否定态度；还有高亨先生，他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古经通说•提要》里说到，他原来是相信伏羲作八卦的，认为八卦是伏羲时代八个官的标志，他们每人都有个圭，分别代表天、地、火、水、风、雷、山、木，八卦就是“八圭”。但是，在《古经今注》正式出版的时候高先生给删去了，理由是“没有确证”，高先生治学是很严谨的，没有确证的东西也干脆不要了。即使是易学观念比较传统的金景芳先生，也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足据的”（《周易讲座•序》2页），所以，这事儿基本上不值得一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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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于文王重卦或作爻辞这事儿，有必要仔细说说。因为根据孔颖达、陆德明的说法，《周易》这书是由文王、周公父子联手完成的，成书当在西周初，可这个说法可信与否呢？
首先，文王重卦这个说法，靠得住不？我看靠不住。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考古学上的证据，1980-1982年间，中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对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清理出殷代墓葬84座，在其中编号M80的殷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块磨石，上面刻着几组数字符号：

可以辨认的有六组，分别是：六六七六六八、七六七六六七、七六八七六七、六六五七六八、八一一一六六、八一一一一六。
《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里认为“这类刻数符号应是卦象。”这六组数字，每组都是六个数，正好是一个卦象，如果用《周易》的卦名写出来，分别就是：豫、噬嗑、贲、小过、咸、大过。《简报》同时指出，这个M80号殷代墓葬，据考察是相当于殷墟三期，也就是廪辛、康丁时期的。
当然据说还有更早的，就是《考古学报》1983年2期上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一文，这里面介绍了距今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青墩遗址出土器物，其中出土骨角栖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ls（即遯卦）、六二三五三一（即归妹卦）等，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这个张政烺先生在《论易丛稿》里也提到了。

虽然学者们都这么认为，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卦”，但是我看了这个骨头的图片之后，对这个东东存疑。大家可以仔细看看，那上面有许多横竖刻文，刻画很随意，有的象易卦，有的则不象，总体看很像是某种记号或装饰，很难说是易卦；同时，数字属于文字，而六爻卦占卜，需要比较成熟的数字观念和复杂的运算过程，没有文字而能使用复杂数字来运算得出六爻卦是不敢想象的。而新石器时代有没有文字是个问号，青墩遗址中并没有发现当时有使用文字的线索，那些象数字的刻画是不是就是数字或易卦，我是不敢肯定的，所以我也只能承认苗北磨石上的那些易卦而已。
文王被囚羑里是殷纣王时期的事情，那么他重卦也该是这个时候才对吧，可是廪辛康丁时期就明白地就有六爻数字卦，说明那时候就有重卦了，而这个时期文王还没出生哩，更别说演易重卦了，就凭这点，文王重卦的说法就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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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卦的筮法，必定有六十四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首先，殷商人卜筮非常频繁，这个不要我多说。古人往往是卜、筮并用，而且是先筮后卜，《周礼•筮人》里说：“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就这意思。那么，殷商时代筮卦必定也很频繁的，它所得的卦象一定也是很多的，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殷商器物或甲骨上看到的那么聊聊几个。其次，所得的卦象再多，也绝对不会超过六十四卦之数。因为用六爻重卦筮法，其八本卦两两组合，最多只能组合出六十四种情况，无论你如何揲蓍演算，也都不会出这个范围，其实这个通过推演就完全可以知道。殷人的数字观念已经很进步，不仅有一到十的数字观念，也有百、千、万的观念，比如甲骨文中明白就有“三万”这个数字的合文（粹1171）。那么，这时候他们能将卦象拓展到六十四并非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坚定地说：重卦不是文王的功绩，它应当是在殷墟三期时就存在筮卦方法，但也不能说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方法，这个只能是它的下限，它的上限我们无法追索，我是坚信在此之前就有了六爻占筮的方法，而且已经有了六十四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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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王为《周易》作卦辞这个说法可信不可信呢？也是不可信。当然这个问题稍微复杂一点，说起来要麻烦。我认为这个问题，《周易》卦辞的本文就有明证，其《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康侯就是卫康叔封，这个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因为周代的金文里就这么称呼他。封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同母弟弟，名封（金文里写作“丰”），他最早被封在康这个地方，清华简《系年》里说是“庚丘”，在古籍中康、庚通用，庚丘也就是康丘，所以才叫康叔。
武王克殷之后，殷武庚与三监叛乱，周公平叛之后，把康叔又封在卫，故称“卫康叔”。那么，如果是文王作的卦辞，他能称自己的儿子是“康侯”吗？先秦时代老子称儿子一般是直呼其名，比如武王是太子，故古籍中常见称他“太子发”，清华简《保训》里文王训诫武王，直接称他的名字“发”；岂止是父亲称儿子，即使是兄弟之间，也是直呼其名，如《逸周书•度邑》里，武王称周公旦为“旦”，自称曰“发”；在《尚书•康诰》里，周公称康叔封，先说了句“孟侯，朕其弟”，然后下面一律是直呼其名“封”。为什么开始要称一句“孟侯”？首先说“孟侯”的解释，前人可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顾颉刚、刘起釪先生在《尚书校释译论》中引日本学者加藤常贤的说法是“孟”是“妹”的音转，因为康叔被封在卫，当时又叫妹土或妹邦（妹或作沬），所以孟侯就是妹侯，也就是卫侯，认为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康诰》是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封在卫时的命书，是在“四方民大和会”时，当着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的面作的命书，他当然要先称呼他的爵位，然后说内容，而在内容中就直接称其名了。在这种规矩之下，文王写自己的儿子是否会称之为“康侯”？我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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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武王克殷之后，封了自己的弟弟，如管叔、蔡叔等等，但是“康叔封、厓季载皆少，未得封”（《管蔡世家》），就是年龄太小，没法儿封；直到康叔封封在卫的时候年龄还比较小，《史记•卫康叔世家》里说他“齿少”，大概是刚刚成年，古人以二十加冠成*人，刚刚成*人也可以说是“齿少”。就算康叔这时候是二十来岁吧，我们看看，文王死后五年武王克殷，又过了三年武王死了（此据清华简《金縢》说，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是在克殷六年后），周公花了三年时间平定武庚三监叛乱，然后才封了卫康叔，这就已经过了十一年了（按皇甫谧之说是过了十四年），那么在文王囚于羑里的时候，康叔封才多大？应该连十岁都不到吧？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连人事还不懂呢，就能“用锡马番庶”，就能被老子称为“康侯”写进《周易》里，这个有没有可能？可信不可信？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如果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就更悬了，纣王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四十一年西伯昌薨，中间隔了18年，在文王囚在羑里的时候，康叔封肯定还没出生呢。
我的看法是，“康侯用锡马番庶”这事儿是发生在康叔封卫之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融洽与殷遗民的关系，建立和谐社会，《卫康叔世家》说他“能和集其民，民大说”，其中“用锡马番庶”就是“和集其民”的手段之一，所以受到卫国民众的欢迎和称颂，成了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因此才被写进了《周易》，文王怎么可能知道？所以，说文王作卦辞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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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的力作，期待中……

我们再来说说，周公作爻辞这事儿可信不可信吧。周公当然就是周公旦，是圣人之一，这个没啥好说的。关于是否周公作爻辞的事儿，其实郭沫若已经给回答过了，他在《周易的制作时代》一文中举出了“中行”的例子：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郼）迁国。（《益》ls）
包荒用凭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独复。（《复》ls）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郭沫若的解释是，这里面的“中行”只能当人名来解释，不会有第二种解释，这个人就是晋国的荀林父，“中行”之名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左传》宣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
    《益》ls的“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衞，衞迁于帝丘”的故事，衞与郼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郼如夏”，高注云“郼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衛迁国”，盖狄入围衞时，晋人曾出师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与当通。我相信就是《左传》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无咎”，《复》ls的“中行独复”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时的故事。“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荀林父的时代已经是春秋中期，周公旦在周成王的时候就死了，荀林父的事情，周公旦怎么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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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多人不服郭的解释，反对声四起，主要是认为这个“中行”不是人名，而应当作中途解，也就是半路上的意思。这个解释先不说从《周易》的句式上说不通，就是从先秦典籍的用词上也说不通。先秦时期，“中行”的确有很多义项，但没有说是半道的；说半路都说是“中道”、“中涂（途）”，哪里有说“中行”的？不信大家可以查查古书或词典。
高亨先生是训诂学名家，他在1973年出版《周易大传今注》的时候，还把“中行”解释为“中道”，到了1984年出版《周易古经今注》的时候就改了，改成了人名，认为“中行”是“中衍”之误。这显然是他也感觉到解释为“中道”在经*文里说不通，只能解释成*人名，但是又不想把《周易》的制作时代拖得太晚，所以解释成微子的弟弟中衍。但问题在于如果《周易》中只有一处“中行”说成是“中衍”之误，还能说得过去，可《周易》中有5处“中行”，没有一处作“中衍”的，要说误字，怎么能有说服力呢？
现在还有出土文物为证，上博简本《周易》、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一个战国时代的抄本，一个西汉时期的抄本，都是“中行”，没有作“中衍”的，这可算是铁打的证据了。
《周易》里出现了荀林父的故事，那么《周易》的制作时代一定还在荀林父之后，荀林父是春秋时期的人，他的事儿周公怎么会知道？真的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周公作爻辞的说法显然是不可靠了。郭沫若断定是“《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我是至今赞同这个观点，但对于他说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馯臂（字子弓，一作子弘）持保留意见，因为证据实在不是很充足。张政烺先生认为《周易》的制作时代的上限当在春秋晚年（《张政烺论易丛稿》56页），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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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中的最后一圣是孔子，他的功绩是作了《十翼》，汉代时候的《易经》是包括《周易》和《易传》的，所以孔子也被当作《易经》的作者之一。但这可信不可信呢？我的看法和郭沫若、李镜池等先生的看法一致，那就是不可信。
首先，《易传》虽然在汉代以后大大地有名，但是先秦典籍中竟然见不到一点影子，如果这个真是孔子亲笔所作，那么先秦的时候儒家必定会大加传述表彰，怎么会丝毫不提它呢？
其次，《易传》里面提到孔子的时候，都是说“子曰”，马王堆帛书《易传》里甚至直接说“孔子曰”，这明明是依托孔子的话，也就是说《易传》的作者意思很明确的，他们作这个《易传》是在转述传授孔子之言，所以把一些内容托诸孔子，本来就没想说这个是孔子的亲笔著作。如果是孔子作的，孔子会自称“子”或“孔子”吗？看看《论语》里，孔子说到自己的时候都是自称其名“丘”：“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他哪里曾把自己称为“子”或“孔子”？“子”或“孔子”是孔子的后学对他的一种尊称或敬称，孔子自己怎么会这么说自己。
再次，先秦时期儒家文献中没有传授或引用《周易》的内容。有人说不是吧？《论语•述而》里孔子明白地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说明孔子多么重视《易》，但是这个郭沫若、李镜池等人早就指出来了，这里面的“易”是《古论》的写法，汉代通行的本子都是“亦”， 其断句当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好多人不认可，但是这个有出土文献为证，就是定州汉简本《论语》，这个汉简本的抄写时代在公元前55年以前，是一个西汉时期的抄本。刚出土时有好多学者认为这个本子就是《鲁论》，近年来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发现它和《鲁论》、《齐论》、《古论》均有差异，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本子，其中一简（157）有文字作“……以學，亦可以毋大過矣”，也是作“亦”。由这种种情况来看，《古论》的“易”极可能就是“亦”的声误，所以用这句来证明孔子读《易》是很不可靠的，但是这不能证明孔子没读过《易》。《论语•子路》篇里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面的“南人”当是“商人”之讹，也就是楚简本中的“宋人”，宋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或被称为“商人”。这段话里有引用《周易•恒卦》的爻辞，证明孔子的确是读过《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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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礼记》里好多篇章如《经解》、《坊记》、《表记》、《缁衣》、《深衣》里都引用过《周易》，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在于，《礼记》是汉代人纂集的，汉代人喜欢编辑古书，就是可以根据己意任意增删改动一些文句，这个在现在看来是“篡改文献”，而在汉代看来这个很正常，属于被允许的范围。别的我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但是《缁衣》这篇我有坚实的根据。《礼记·缁衣》原文是这样的：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缁衣》是一篇真的先秦文献，其原本里是没有《兑命》以下文句的，这可以有先秦的本子作为证明，那就是郭店楚简本和上博简本，这两个本子都是战国时期的抄本。
    郭店简本《缁衣》的这段文字是：
    “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筮也’，其古之遗言与？龟筮犹弗知，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猷。’”
    上博简本《缁衣》中的这段文字是：
    “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不可为卜筮也’，其古之遗言与？龟筮犹弗知，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猷。’”
    这两段文字的“猷”后都有方块形或长条形墨丁，是标识章节完结的符号。郭店简于此符号后有全文章节统计数字“二十又三”，标识全篇结束。很明显，两个战国抄本（请注意：是两个，不是一个）里都没有“《易》曰”的话，到了汉代人编辑的《礼记》里就有了，那么那段引文是怎么来的呢？大家不觉得有点可疑吗？由此及彼，《礼记》其他篇章所引的“《易》曰”是不是也可疑呢？我的看法两种可能：一是那些篇章本来就是汉代人写的，二是那些篇章是先秦的作品，但被汉人给改编了，加入了一些内容。汉代《周易》已经是儒家经典了，在一些先秦儒家文献里再加入些《周易》的内容，对于汉人来说是最合理正常的事情了。
所以我说，先秦时期，《周易》不是儒家经典，也没有传授讲习之事，孔子可能读过《易》，但是没怎么留下多少谈论的内容，只是在《子路》篇里说了那么两句，以后再没了。先秦典籍里，更找不到任何孔子关于讲解《周易》的话了。
我说这些，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孔子读没读过《周易》，和孔子有没有作过《易传》是两个根本不相干的问题——孔子读过《易》不能证明他作了《易传》；说《易传》不是孔子作的，也不等于说否定孔子读过《易》。
先秦儒家没有研习传授《周易》的事情，这是事实。当时儒家的经典，主要的是《诗》和《书》，儒家讲求自身文化道德的修养，最重视的是《诗》，所以先秦儒家讲《诗》的内容比较多，有力的证明就是上博简里有一篇《孔子诗论》，是专门借孔子之口讲《诗》的；其它儒家文献中，引用《书》的也不少；《春秋》也有其传授系统，唯独不见《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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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易传》都是秦火之后的东西，儒家的经典都成了禁*书，不许研读传授了，儒家门人没了依靠，怎么办？在那些没被禁的书里，比如农书、医术、卜筮之书中，只有《周易》还能拿来说说，所以他们开始研究它，把自己学派的一些塞在里面，为了忽悠人，说是孔子传授，把好多话托到孔子口里，于是《易传》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便产生出来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易传》远不止十篇，马王堆里挖出来的，就有《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昭力》五篇，这里面只有《系辞》是《十翼》里的。传本《易经》里，则有《象》、《彖》、《文言》、《系辞》、《说卦》、《杂卦》、《序卦》七种；另外，《大戴礼记》里还有一篇《易本命》，其实也是一篇《易传》，其篇名当是《本命》，因为是《易传》，所以叫《易本命》，等等。我们看看这些《易传》里，没有说孔子作《十翼》的内容，只有一篇很重要的篇章，就叫《要》，它里面记录孔子晚而喜《易》的内容：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霝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屰而至者，弗屰而巧也。察亓要者，不诡亓辞。《尚书》多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亓用也，予乐[其辞也，予何]尤于此乎？” [子赣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女《易》之道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此百生之道囗囗《易》也。夫《易》，冈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忘，奸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亓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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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这段话，可以让我们明白个两个问题：第一是儒家本来就不重视《易》的，甚至很鄙视卜筮，认为没有德行的人才会一天到晚祭祀神灵求保佑，没有智慧的人才会频繁地卜筮来决定事情，自然儒家不会去传习《周易》什么的。还故意写了子赣（即子贡）看孔子老而好《易》甚为不解，去责难的事儿，为什么要写这些？这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儒家不研究《周易》的，现在为什么开始研究了？因为孔子晚年曾经好《易》，我们当然也可以传习研究。第二是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家研究《周易》的历史背景，是在“《尚书》多阏”的情况下，阏就是阏绝的意思，明显是暗指焚书；同时又借孔子之口说了一段话，就是纣王无道的时候，文王讳而避咎，研究《易》，这分明是暗指秦皇暴虐，儒生受到打击，也只能讳而避咎，去研究《周易》。但是大家可以翻翻所有的《易传》，里面都没有说孔子作《十翼》的话。
这段话最大的作用在于，儒生们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有利故事，就是孔子晚而好《易》，他们根据这个可以回答为什么孔子教授的课程里没有《易》，孔子是晚年的时候才读《易》的，以前自然不会传授；孔子读《易》了非常重视，才会有解《易》言论流传下来，我们才会继续传授它。所以说，《要》这篇《易传》对于当时的儒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篇章，为他们研习传授《周易》提供了“历史依据”，当然这个“依据”是编造的。
不管怎么样，从诸篇《易传》的本文来看，其作者本来就没想说这些是孔子的亲笔著作，自己只是转述、传授孔子的“易学理论”，用这种手段把儒家的学说附丽在《周易》上，以期得以流传，仅此而已。钱穆先生在《论十翼非孔子作》（《古史辨》第三册上编）一文中，列举了十项证据，证明《十翼》不是孔子所作，信而有证。
最早记载孔子作《易传》这事儿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里面只说了五种《易传》，没有《杂卦》和《序卦》，不够《十翼》之数。但《史记正义》认为里面的“序”字是指《序卦》，其实那是错的，因为前面还有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同样用了“序”字，“序”是整理、编排、编辑的意思，它不是《序卦》。但是这段话也不大可靠，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看看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一书中的《易传探源》，里面专门有一章讲《孔子作易传的传说演变》，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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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易传》，从辞采上讲，都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们都是儒生们的手笔（《说卦》除外，详下），在当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里面不乏精彩的言论，有好多至理名言等等。但是，因为是仓促上马，新起炉灶的，本来没什么师承，所以，《易传》作得很零乱，有的作得还很弱智。我们看看这些《易传》，最大的感受就是零碎，东拉拉西扯扯，上讲讲下说说，实在没话说了，就拉一些卦爻辞来随意地阐发一番，根本不成系统。他们看上去在解释《周易》的卦爻辞，可实际上基本上与卦爻辞的本义无关，只不过是拿卦爻辞当个由头来抒发自己的想法而已。举个例子吧，比如《同人》卦九五爻：“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爻辞本来的意思是说一股被临时集结起来的民兵去打仗，大约人数少，又没作战经验，十分害怕，都嚎啕大哭，后来却又笑起来，因为他们最终和大部队遇上了，找到了部队有了依靠，当然高兴了。但是《系辞》怎么解释的？借孔子之口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辞采非常棒，这个没话说，但是它和爻辞的意思有关吗？没有一点儿关系，纯粹是个人胸臆的抒发。根本问题在于《易传》虽然名“传”，但和解经无关。
同时，里面也塞了一些别的学派的东西，比如阴阳家的、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就指出《易传》里有许多道家思想，这是显然的，因为儒家的东西讲《周易》实在没太多的话可说，而道家的一些刚柔、阴阳等理论却合适，也就拿来用上了，所以其内容驳杂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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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欧阳修在《易童子问》卷三里就指责《系辞》以下诸篇《易传》是“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很显然是事实。但是其它《彖》、《象》诸篇就好了吗？也不是。比如《象传》，我认为就作得比较烂，虽然它里面好多至理名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类，但是其失误在于，他本来没有易学师承，没有前学可以借鉴，自己又读不懂《周易》的本文，在易学上的功力不足，还要勉强自己对每条卦爻辞作出阐释，这就太为难了，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遇到一些不能理解的爻辞，常常说些废话马虎应付。比如《师•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比•初六》：“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基本上都是废话，说了等于没说。有的还把意思给说反了，比如《观•六二》：“闚观，利女贞”，《象》曰：“闚观女贞，亦可丑也”，人家经*文里明明说是“利女贞”，就是如果女子占事遇到这一爻是吉利的，它给来了句“亦可丑也”，说这是很让人羞耻的事情，岂不说反了？
这里面唯一一篇不完全是儒生著作的东西大概是《说卦》，这个东西的主体内容，也就是讲卦象那部分，很可能是先秦就有的，根据《晋书•束皙传》里记载，在魏襄王墓中挖出来一篇《卦下易经》，“似《说卦》而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大家看看《左传》里断卦的方法就会明白了，先秦时期卜筮断吉凶，主要是靠卦象，既然靠卦象，必定得有一个统一的卦象标准，当然需要有一个成文的东西来记录这事儿，作为断卦的参考，因此才会有《说卦》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它应该不全是儒生们的作品，但它也经过了儒生的编辑，加入了前面三章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却见于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衷》（原称《易之义》）篇，可见它也是被插入了儒生们制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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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说说，周公作爻辞这事儿可信不可信吧。周公当然就是周公旦，是圣人之一，这个没啥好说的。关于是否周公作爻辞的事儿，其实郭沫若已经给回答过了，他在《周易的制作时代》一文中举出了“中行”的例子：
中行 ...
知北游 发表于 2012-6-2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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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确有叫中的人，但不是中行。如中作祖癸鼎、中作宝簋、中盘、安州六器之中方鼎等。

16# 乾坤客
是啊。中鼎主人名“中”还不算最早的，殷墟一期卜辞中记录武丁时期有小臣名“中”，称为“小臣中”（《合集》5574、5575、16559反），不过窃以为这些都和《周易》的“中行”无关。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周易不会晚于西周晚期。实际上，真的不会晚于西周晚期。知北兄，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么，只有一个原因：历法。周易与西周历法绝对相关，而春秋历法与西周历法大不相同。春秋周历小弟虽也略知一、二，尚无暇顾及其制作年代，但知其制作年代离鲁隐公时期不会太远，到不了僖公时期的。是以，知兄所言，定有商榷之处。

商代有六十四卦基本可以肯定，但是，其最初不为卜筮而为历法所用，这是俺的一个基本观点。

周初历法与商代晚期历法息息相关，这也是可以肯定的。

不瞒知北兄，说道周代历法，西周、春秋、战国，三者之周历（仅限于周历），弟尚可自许。虽以兄眼界之宽，于此，弟敢放言，域中尚无人道其详者。

在下和兄的观点判然有别，我一直坚持的是：先秦时期《周易》只是卜筮之书，它只被用来卜筮，除此之外，不见有其它用途。它不仅与历法无关，也与其它学科无关，充其量也只能说它与神学和数学有关，因为卜筮的基础是相信有神灵的存在，揲蓍起卦要用数学*运算，其它东西均不好随意牵合。
我读书少，印象中先秦时期言天文历法者无提到《周易》者，即使是到了汉代司马迁的时候，他作《历书》、《天官书》也不见其中与《周易》有何关系。如果先秦有此等书证或实物证据，请兄举出，必洗耳恭听。
至于六十四卦的制作时代，我会在此贴结束后另开一贴专门讨论。

这篇是一个重器！
期待看完全文。

因为孔子作《易传》的说法漏洞太多了，举不胜举，所以李镜池先生很干脆地说：“孔子并未作过《易传》。说‘孔子传《易》’的，出于后人的附会。其始造成孔子作《十翼》之说的，有他们的动机与作用；后人相信‘孔子传《易》’之说，也有他们的迷信的尊孔的好古的背景。”（《周易探源》297页）不管后世学者怎么推崇《易传》，说它多么伟大、多么深奥，在我看来它实在是比较粗疏的，属于急就章类作品。把《易传》说得多么神圣、多么博大、多么精深，那不过是在孔子的崇拜下衍生出来的文字崇拜而已，既然崇拜了，就要对它多方回护，明明是在说废话、说错话，也得高声赞叹“深奥啊”、“精妙啊”，为什么要赞叹？因为它是孔子说的，圣人之言，你能说不深奥、不精妙？那是你水平低，领悟不到。就象皇帝的新装，皇帝本来就没穿衣服，你也得说看到了皇帝穿了华丽的衣服，说看不到是你愚蠢！就在这种心理之下，《易传》也就这么伟大而不朽了。现在我们知道《易传》本来就与孔子无关，也就没必要把它神圣得不可企及；知道它不过是秦火以后儒生们为了学术生存仓促上马的作品，也就没必要把它看成句句精妙。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就得实事求是，好的就是好，烂的就是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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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认为《易传》是出自荀门，我看这是很正确的。战国末儒家最大的一派就是“孙（荀）氏之儒”，秦代焚书，他们是受害者，荀子极有可能活到秦始皇焚书之时，据梁启超《荀卿及荀子》（见《古史辨》第四册上编）一文考证，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相秦的时候，荀子仍然活着，而焚书坑儒的事情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年。我们看看《荀子•尧问》里说的：
“孙卿迫於乱世，鰌於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
    我们再看看帛书《要》篇里孔子说的那段话，二者的口吻何其相似！这里说荀子“迫於乱世，鰌於严刑”云云，正和《要》篇说“纣乃无道”对茬；“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正和《要》篇里“文王作，讳而辟咎”的说法对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生们受到了打击，他们就骂秦始皇，把秦始皇比作纣王，把自己比作受迫*害的文王，文王受纣的迫*害演《易》，我们儒生受秦迫*害也得研《易》，就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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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在秦朝没有受到实际压*迫吧。

26# 子之半
这个只能看史书里怎么说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载李斯给秦始皇的上书是这么说的：“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制曰：‘可。’”
仔细看看，这项举措是为了什么？主要目的是为了禁绝民间私学，不许民间讲习学术，所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而儒生们当时就是靠私学为业的，包括大儒荀子在内，禁绝私学，儒生能不受迫*害吗？
秦始皇焚书之后，看看他儿子扶苏是怎么反对的：“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诵法孔子”的请问不是儒生是什么？“皆重法绳之”请问不是迫*害是什么？
所以《荀子·尧问》里说得很清楚：“孙卿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最后也不得不“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荀子是儒学宗师，还是丞相李斯的老师，都落得如此境地，要说当时儒生没受迫*害，怎么讲得通？

子之半君的发言多偏于感性而缺乏理据，没有理据支撑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禁私学是为了禁止借古讽今，当然这是儒生习惯所为，不仅仅是针对儒生，实际上诸子百家有几个不借古讽今？
如果秦朝的政*治逻辑，如果你儒生只能开口说话，留你何用？这不是特别针对儒生。

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

事实上，扶苏此言是他认为应该尊崇孔子，不应该以重法限*制。孔子儒生仅仅是代表，实际当为百家的代表。秦始皇在泰山封禅之时，也曾咨询过儒生。


李斯此人可以杀害同门，同时以强秦的政*治逻辑，李斯没理由为荀子开绿灯。

及时真像你这么说，荀子及其门下被*迫*害，他怎么写，然后怎么传？怎么让人相信这是孔子的东西？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西元前213年和212年，而再过几年后就是大泽乡起义。凭这短短几年间，是不可能让这么多人接受凭空出现自称是孔子的东西，要知道直到汉朝，秦朝一统之前还存活的人*大有人在。

伏羲是一个具体的人，我认为这一点还不能确定，我以为把伏羲理解为华夏始祖比较合适。说伏羲画八卦，其实就是指上古先祖就已经有八卦这样的符号了，也就是说八卦符号在结绳记事的时期就有了。甚至于六十四卦画符号也早于商周就有了。至于说八卦或六十四卦的用途，我认为是古之先民观天象的记录，只是先民认为天象有预示灾变的意义，才有卦象与卜筮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