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缘起天地本性：
     中国社会发展到伏羲时代，“文化”开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系辞》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世崇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像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道德经》总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具备“文化”背景的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灵”，是一种觉悟了的“物”。感知“自我”，唤醒本善，人才能与天地自然本性齐准，和合方为“道”之用也。
      二、黃老思想内容：
      黄老之学以《道德经》与《黄帝四经》为要义，兼收法家、阴阳、墨、儒等诸家观点而成。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史记•乐毅列传赞》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 。
     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恒先之初，迥同大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黄帝四经•道原》）。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抱法知度，天下可一”、“居则有法，动作循明，其事若易成”(《黄帝四经•姓争》)。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主张重民、保民、民本思想，“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黄帝四经•经法》），发扬了老子“容乃公、公乃王”的思想，对内强调“以虚无为本”,在外注重“以因循为用”,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应世学说。
上述主张在汉前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实践了“文景之治”。
     三、“文景之治”前高祖、惠帝的国政背景：
     通过秦末农民战争的风暴登上皇帝宝座的汉高祖刘邦，彻底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世袭贵族建立的统治王朝，第一次看到了“民”的力量在关键时刻的决定作用，认识到如果过分侵犯了“民”维持生存的基本权利，“民”就不是原来的被动状态，而要以暴力的行动显示出它强大力量。所以统治者治国就是要顺“民”心。
     刘邦首先起用萧何、曹参、周勃、陈平、樊哙等谋士，运用陆贾《新语•无为》的理论：“ 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至德》也谈到：“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
      刘邦确定重农抑商、黄老无为而治的国政，整顿经济秩序，致力于恢复发展社会生产，以稳定新组建的政权。经过一系列的举措，良好的社会效果日益显现，《汉书•食货志》形容当时的情景：“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
汉惠帝沿袭前期体制，全面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方针，采用丞相曹参主张，落实利商养民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更加发展。
      三、文景之治：
      文帝年青时常习黄老学说，称帝前曾占得“大横”的吉卦，懂得刚柔相济、道德仁义为人君之道。
      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法正”。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秦“收孥连坐法”苛法，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官吏、士子、庶人无不以善应言。
     黄老学说法治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要“循守成法”。
     文帝在一次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如按前秦法律，此人当诛，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表示廷尉做得对。(能做到如此者，在历朝历代帝王中也属寥寥无几。)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汉初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改*革刑制，废除肉刑。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文景二帝以“清静无为”、“恭修节俭”治世：“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重农抑商，发展经济，平扼物价，稳定民心；轻徭薄赋，约法省禁，轻刑慎罚；发展教育，打击豪强。主要政绩有：
     1、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主动性的地方经济：薄赋敛、“卒贱更，辄与平贾”，《汉书•淮南王传》曰：“淮南王安……亦欲以行阴德，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认为“为治之本，在于安民”，告诫统治阶级必须“节欲，省事，使民，足用，勿夺（农）时”，提出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方针。
     2、各诸侯国可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生产，享受政*治、经济扩大的权力，充分开发各地的自然资源。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经济迅速发展。
     在城市经济发展上，当时还有许多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产品上市。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繁荣，农、盐、铁业兴盛，市租千金，人众殷富。
     在城乡商品流通中，《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重装商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3、郡国与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货殖传》云：“夫山西饶材，竹、穀、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4、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由于西汉政权实行了“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方针，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调节各生产部门的平衡增长；加上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故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 人民富足，社会安定。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中华文明第一次盛世“文景之治”之写照。
     五、“文景之治”后的历史趋势：
     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在位期间因权力斗争及个性使然，实行独尊儒术，推行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巩固统一的西汉帝国，奠定了中华民族辽阔疆域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在他统治期间，东征西战，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国库耗尽，百姓疲敝，民生凋敝，盗贼四起。
     晚年颁布轮台罪已诏，是汉武帝统治政策的重大变化。它表明汉武帝已决心不再主动对匈奴用兵，而要注重发展农业，提倡农耕以恢复生产。为实现这一政策，汉武帝不但下令不复出军，而且还在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同时，还任命赵过为搜粟校尉，推广代田法，并下诏重申：当今之务，在于力农。纵观汉武帝一生，悲乎、喜乎？得失由性也。
     六、余论：
     历二千年封建君权统治之后，追忆西汉二百年，前后分属道、儒学说治世，其是非功过因何扑朔迷离，这中间的天地本性，又有几人能返朴归真？！

感谢古越兄原创
大致看了一遍，说点粗浅看法
1、第一部分主要为神话故事或传说，可信度不大，和本文题目没多大联系；
2、第二部分最后一句的话并不能从前面的文字看到必然的联系；
3、有几个问题：
①是不是喜欢什么法术是不是就等于说是必然采用什么学说？
②举的那些例子如何能看出必然是采用了黄老学术，儒家不是也讲究仁政吗？
③还是我那个疑问，统治者采取最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政策，如何就和学术沾边了，至少我从这些举例中看不到必然的因果联系，我们不能说某一些事实符合某个学说特征，就是证明采用这个学说，尤其是对于普世价值来说。

针对浪花先生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准备再倾听其他会员的别的意见，然后一并修整及完善。

一个宽松的东周王室政*治体，易于诸侯国各项体制的革新，人才的优胜劣汰形成了百家的争鸣局面，成就了空前绝后的文化繁荣。
     汉武帝生长于帝王之家，其特殊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唯我独尊，颐指气使，刚愎自用，孤独、自私、冷酷的一面；而他儿时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又形成着他热衷权势，贪图享受，倨傲无礼，好大喜功，极尽炫耀之能事的一面。他的所谓成就，是建立在文景之治后国泰民安的高端之上，登位后七、八年，在其权力巩固的前提下，个人本性逐渐显露。而此时的董仲舒投其所好，竭力推出“道之大原出于天”理论，认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思想都应该是高度统一。“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儒学思想作为王道伦理，其投机智巧与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一拍即合，武帝由此以行政干预的手段罢黜了黄老刑名百家之名，建立起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体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此总结道：“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一.孝文帝仁德无为治天下
    文帝刘恒，被高祖封在代地称代王。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在吕后去世，大臣们共同诛灭了诸吕后，被拥立为天子。
    文帝的仁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
    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该受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萦向朝廷上书说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为是自己的道德不厚，教化不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其二，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希望寻找到圣德之人实行禅让。一些大臣劝文帝及早立太子，文帝却说自己的德薄，希望可以找到贤圣有德的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大臣们认为确立继承人为自己的儿子是由来已久的定规。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是不合适的。这样，文帝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启为太子。但同时赐给全国民众中应当继承父业的人每人一级爵位。
    其三，文帝能够推己及人，与民同乐。三月，主管大臣请求皇帝封立皇后。文帝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皇后姓窦。文帝因为立了皇后的缘故，赐给天下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的穷困人，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九岁的孤儿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乐。此外，文帝还对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因此各方面上上下下都融洽欢乐。
    其四，为了不劳苦百姓和节省财力，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节约人力和财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次年，还把授兵权或调军队的铜虎符和使臣出使所持的竹使符发给各封国丞相和各郡郡守。
    其五，对于自己，文帝则十分节俭。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至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
    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其六，废除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有罪的罪状。文帝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进谏的人。而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群臣中如袁盎等人进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在治理国家方面，文帝更是以仁德为本，采取“无为”方式。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诏重视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文帝二年（前 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 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文帝或战或和，完全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虽然匈奴多次背约入侵劫掠，而文帝却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不乐意给百姓带来烦扰和劳苦。
     在对待同姓王反叛的问题上，文帝则是以德报怨。在平定济北王刘兴反叛后，文帝下诏宣布赦免随济北王造*反的官吏百姓。公元前一百七十四年，主管大臣报告淮南王刘长废弃先帝的法律，不听从皇帝的诏令，宫室居所超过规定的限度，出入车马仪仗比拟天子，擅自制定法令，与棘蒲侯的太子陈奇图谋造*反，还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调用它们的军队，企图危害宗庙社稷。群臣议论此事，都说“刘长应当在街市上斩首示众。”文帝不忍心法办淮南王，而是免了他的死罪，废了他的王位，不准再做诸侯王。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文帝却把尉佗的兄弟召来，使他们显贵，报之以德。尉佗于是取消了帝号，向汉朝称臣。
    在对待臣子上，文帝也十分宽容，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大臣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下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趁此机会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心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
    在位二十三年的文帝，常常自省。有一年发生了几次日食，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公元前一百五十九年，天下干旱，发生蝗灾。文帝施恩于民：诏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解除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禁令，减少宫中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裁减朝廷官吏的人数，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百性，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文帝一心致力于用仁德感化臣民，无为而治，因此天下富足，礼义兴盛。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文帝在未央宫去世。遗诏上说：“诏令全国官吏和百姓，诏令到达后，哭吊三日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应当参加丧事、服丧哭祭的人，都不要赤脚。服丧的麻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不要陈列车驾和兵器，不要动员民间男女到宫殿来哭祭。宫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上和晚上各哭十五声，行礼完毕就停止。不是早上和晚上哭祭的时间，不准擅自哭泣。下葬以后，按丧服制度应服丧九个月的大功只服十五日，应服丧五个月的小功只服十四日，应服丧三个月的缌麻只服七日，期满就脱去丧服。其它不在此令中的事宜，都参照此令办理。要把这道诏令通告天下，使天下人都明白地知道我的心意。葬我的霸陵周围山水要保留其原来的样子，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直至少使，全都让他们回娘家。”
    乙巳日，文帝葬在霸陵，群臣叩首至地，奉上谥号，尊称为孝文皇帝。
    我们不妨引用景帝的话来概括文帝的一生。孝景皇帝元年（前156年）十月，下诏给御史：“我听说古代帝王，有取天下之功的称为‘祖’，有治天下之德的称为‘宗’，制定礼仪音乐各有其根据。还听说歌是用来颂扬德行的，舞是用来显扬功绩的。在高庙献酒祭祀，演奏《武德》、《文始》、《五行》等歌舞。在孝惠庙献酒祭祀，演奏《文始》、《五行》等歌舞。孝文皇帝治理天下，开*放了关卡桥梁，处处畅通无阻，边远地区也是一样；废除了诽谤有罪的法令，取消肉刑，赏赐老人，收养抚恤少无父母和老而无子的贫苦人，以此来养育天下众生；他杜绝各种嗜好，不受臣下进献的贡品，不求一己之私利；处治罪犯不株连家属，不诛罚无罪之人。废除宫刑，放出后宫美人，对使人断绝后代的事看得很重。我不聪敏，不能认识孝文皇帝的一切。这些都是古代帝王做不到的，而孝文皇帝亲自实行了。他的功德显赫，比得上天地；恩惠广施，遍及四海，没有哪个人不曾得到他的好处。他的光辉如同日月，而祭祀时所用的歌舞却不相称，对此我心中非常不安。应当为孝文皇帝庙制作《昭德》舞，以显扬他的美德。” 其对文帝褒扬之言丝毫不为过也。

二.承前启后的孝景帝
    孝文帝去世后，其子刘启即位，是为孝景皇帝。孝景帝基本遵循了文帝时治理天下的政策，使西汉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史家将文帝和景帝时期并称“文景之治”。这为随后武帝的向外扩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帝时期，在经济方面，他鼓励生产，继续提倡让农民修养生息的政策。他即位之初，就下令赐给民众每户户主爵位一级。还下诏减去一半田租。景帝二年（前 155年），景帝下令将秦时十七岁入籍给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公元前一百四十九年，再次赐给民众每户户主爵位一级。公元前一百四十二年正月，诏令内史和各郡不准用粮食喂马，违者将其马匹收归官府；禁止用马舂米。同时还规定罪犯和奴隶要穿粗糙的七布衣服。因为这一年粮食歉收，景帝诏令全国节约用粮，严禁不到收获时节就把口粮吃完。
    在政*治上，一如文帝时期，景帝采取了“除禁锢”的宽松政策和“省列侯遣之国”等节俭措施，并废除不准商人、入赘女婿做官和不准犯过罪的官吏重新做官的法令。 他还进一步减轻了刑罚，即减轻了笞刑。此外，他还果断的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汉兴以来，孝文皇帝广施恩德，天下安宁。到了景帝时代，不再担心异姓诸侯王的反叛了，但是同姓诸侯王中仍有存在反心的，因而御史大夫晁错建议景帝大力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公元前一百五十四年，吴、楚七国一同起兵反叛，联合向西进攻朝延。景帝为了安抚反叛的诸侯王而杀了晁错，并派遣袁盎通告七国，但他们仍不肯罢兵，继续西进，包围了梁国。景帝于是派了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率军讨伐，最终平定了叛乱。这次叛乱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晁错又没有采取逐步削减的办法，景帝则审时不明，谋划不周。直到后来武帝接受了主父偃提出的准许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侯的建议，才使诸侯王的势力弱了下来，天下才终于安定。
    在对外关系上，景帝则主要采取与入侵的匈奴定约和亲的办法，使边疆暂时处于和平。七年（前150年）丁巳日，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叫彻。
    公元前一百四十年，景帝去世。遗诏写明：赐给诸侯王以下至平民应该继承父业的人每人爵位一级，全国每户一百钱。把后宫宫人遣散回家，并免除其终身的赋税。太子彻即位，是为孝武皇帝。
    “文景之治”的直接结果是农业迅速得到了恢复。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逐年累积，致腐烂而不可食用，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经济的发展，也使人口迅速增长。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

悲乎、喜乎？得失由性也。

汉代的鼎盛为何复转为颓败？
其主要原因就是“尊天”的问题。
天子世袭，王子之间争夺权力，自然结集一群权力的追求者，相互依赖，互为靠山。
斗争中一旦失利，难保不狼狈为奸，不择手段。
其“尊”位的诞生本质上是权力的买卖，因此各派系间自然以权为重。
纵然天子有黄老之术，臣下欺下瞒上，肆意歪曲，亦是无法执行。
因此治与不治只在乎于权力的分配，非天子之不欲治也。
喜乎，天命也；悲乎，天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