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文化与文明之合法性与《易》
鞠曦
“哲学的终结”是西方哲学之重要命题，其囊括了西方形而上学之始基及其所有思想理路与历史进路存在着的久而不决的哲学问题。反思表明，哲学的终结产生于本体论即是其所是之非是即所是之非，而所是之非则只能是自以为是，故自以为是乃哲学之根本问题。[1]“非是”及自以为是源于本体论之非法性。是故，所是之非导至“哲学的终结”并承诺了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形而上学地位，即哲学使文之所以为文而成为文化，故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直指西方文化之全部，从而使西方文化的合法性已然成为问题。“是”与“非是”决定了合法性与否，所是之非不但使哲学产生危机，而且也必然使文化产生危机，此即”哲学的终结”与”西方的终结”之所以然也。终而论之，终结性危机乃非法性之必然。由此而来，所称道之“文明”亦成为问题，文明之所以及其文化进路之哲学根据，亦必然成为反思的重要问题，由于西哲——因“哲学的终结”——对此已无*能为力，而中国哲学、文化与文明的《易》理根据虽然非常正确，然自孔子之后以易疑丘，后儒误中国文化进路达二千余年，故阐发《易》哲学之形而中论与《易》文明之文化进路，对陷入非法性从而危机重重的当代社会而言，则愈发显得重要。
一、哲学的合法性：内化与外化之时空统一
哲学终结的本质性原因在于哲学本体论的“非是”性质，故由其“非是”而“非法”所产生的文化乃“非是”即“非法”之文化，然而，吊诡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哲学融合于“文化”，以进行所谓“文化学”的后现代建构，显然，出于对哲学本体论的无*能为力而为走出“哲学的终结”的“文化学”努力，后现代主义的这一转向，虽然可以值得同情，然而，由于失缺了本体论的支持——正如其形而上学一样，失缺了哲学本体支持的文化，其不但哲学的合法性没有解决，而文化的合法性则更成为显要问题。
上论表明，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吊诡的问题：无论如何，即使是不合法的哲学，然其论证却可以避开其不合法性，尽量以脱逃哲学的责任而为其自身辩护，却给不出任何有意义的本体论支持，正如后现代哲学的文化学研究那样。按“承诺与推定之时空统一”的哲学思想，哲学的合法性在于其内化于所有推定中，即承诺与推定之时空统一，其思想原理自在而内化于时空，其理论运用自为而外化为时空，内化与外化之时空统一，方是具有正确之本体论支持的具有合法性的哲学。也就是说，哲学推定为外化的形式时，其承诺着内化的必然性，内化的自在性与外化的自为性之承诺与推定应当时空统一，从而表明其思想的成熟性、完备性与适用性。
成熟的哲学必然内化而只有能够内化的哲学体系，才具有体系之完备性。在历史的维度上，只要有学术及其哲学存在，即表明天下还没有化成，还存在某些问题，需要进行学术研究，以解决所存在之问题。而只要有学术，则需要思想，而正确的思想则只能靠哲学提供支持。所以，只要有哲学，则说明人类还在思想，只要进行思想则说明存在问题。正如我们在经常谈论文化，只要有文化，则表明还没有化成天下，而天下之化成，文化内化于生命，故天下之化成则无所谓文化者也。
由于哲学的核心问题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是故，“穷理尽性”者，必内化于“至于命”也。既“穷理尽性”故无以为言，行于生命而生生之，为知命之君子也。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3]此之谓也。是故，哲学能否内化，在于其是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最终完备于生命，命之而成命，哲学“穷理尽性”并“以至于命”，从而使生命生生不已，故内化；命之而成理，哲学以文化化成天下，故外化。哲学内化与外化的先决条件是对本体的自在自为，即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在逻辑、形式与范畴中统一，显然，纵观人类思想史，只有《时空统一论》与《易》实现了承诺与推定之外化与内化之统一。《时空统一论》以“时空”为逻辑、形式及范畴实现了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之统一，故谓之”时空统一论”。《易》以“生生”为逻辑、形式及范畴实现了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之统一，故谓之“形而中论”。《时空统一论》之内化与外化均以时空，“形而中论”之内化与外化均以“生生”，“时空”与“生生”之中和贯通，即唯一具合法性之人类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反思表明，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虽产生了各种流派，但均无力于承诺与推定之统一，最终在本体论范畴、逻辑与形式上与主体论及价值论无法中和统一，故其只能因自以为是而终结。
是故，时空者，生生也；生生者，时空也。哲学必须内化，然而，西方哲学穷数千年之力，仍没有找到自在的本体，只是悬绕于“存在”、“是”与“有”的冥思苦想中，终因不得其道而终结。而“时空统一论”是把“存在”、“是”与“有”于“时空”中和统一，故使哲学原理内化与外化于承诺与推定之时空统一，故成为支持化成天下之文化，而“生生”之“形而中论”，皆如是也。子曰：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易•乾•文言》）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至而达至，达至而居业，知微知彰，内化而外化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知终而以终，终之以至，至以终之，存义以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也。
哲学在人类之知识形式中，其基于根本性地位。根本者，有如树之根也。根之于文，文而明之，有如树之干也。文明而化，有如树之枝叶也。树根之生生，内化也。树根及树干、枝叶之光合作用，内时空也。树之文，内时空之外化也。文明以化，树之生生也，内时空与外时空之中和统一也。可见，哲学内化性在于其能以内时空的自为性达到与外时空中和统一，故内化是外化之根，不能内化的哲学只能是自以为是而必然终结。
二、《易》形而中论哲学之外化[4]
形而中论哲学是对以“卦”承诺的本体论进行“生生本体论”之外化，即本体之“生生”是也，由于“卦”是本体中和，故“形而中者谓之卦”；“卦”作为基本形式，产生于主体之和中，其又承诺了主体论，故“形而中者谓之人”，此即主体之“生生”也。本体与主体之于“生生”中和贯通，通过形而中主体“生生”之德，以“形而中主体之谓神”为主体性，[5]上可至“形而上者谓之道”，[6]下可为“形而下者谓之器”[7]。故“生生”乃所穷之理，所尽之性，所至之命，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8]此亦“生生之谓易”之所以然也。[9]是故，“生生”乃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之中和统一。
“生生本体论”即“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是故“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六业”。此谓“大恒六业”是也。[10]大恒者，天地生生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故《恒•彖》曰：
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在《易》中，《恒》卦是十分重要的一卦，其所以能恒，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是故恒以生生之道也；天地万物为其所恒，故生生乃万物之情状也。以生生之恒，天下由此化成。故久于恒道，亨无咎利贞，此乃君子之不易之方，主体之生生是也。两仪者，天地也，生生为天地所恒，万物为生生而化。生生所化必有生生之象，故有“两仪生四象”，“四象”即《说卦传》之“天地定位”之象，“山泽通气”之象，“雷风相薄”之象，“水火不相射”之象，此“四象”之所以存在，“生生”所以然也，此“生生本体论”之所以出也。故“四象”者，万物之所以能生生者也。
“四象生八卦”此即“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所象之“八卦”。《说卦传》曰：“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按“八卦相错”之法，上述八卦有“数往者顺”即“顺错”与“知来者逆”即“逆错”两法，将震（雷)、巽（风）、水（雨）、日（离）、艮、兑、乾、坤“顺而错之”，得《恒》、《即济》、《损》——《否》，即《否》之损道也。故顺者数往，损道也；“逆而错之”得《泰》——《咸》、《未济》、《益》，故逆者知来，即《泰》之益道也。由此可见，天道有损有益，乃自然之道，而关健在于，人道应当避损行益，故曰：“《易》逆数也”。此“《易》逆数也”可谓道破天机，“逆数”乃避损行益之根本所在，逆而错之之逆数，给出了人道之益之规则，“数”，律之则也。是故，“吉凶生六业”者，损益六卦，损益之道也。此六业均为人生之则，然有损益之分，均为天道所业出，而人可择而行之也。是故，《咸》、《未济》、《益》之天道之益，则成为人行益道之根据。故人道者,《说卦传》曰：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显然，因八卦本体有“顺错”与“逆错”两法，故人道亦与中和，故亦有“顺而错之”与“逆而错之”两法，故“顺而错之”得《否》道之《恒》、《即济》、《损》，此即人之损道，损道因年长气血衰而自觉，中年因气血方刚而未觉，少年因“憧憧往来，朋从而思”而不觉，然损道却由少年始，中年积，而长年害之，故损道不可以不查，此乃孔子作《易》之忧也，故始有“《易》逆数也”之推定。“逆而错之”得《咸》、《未济》、《益》之《泰》道，此即人之益道；益道由少年即知生命之生生之理，中年持之，长年而益。是故，孔子赋予人身取象之《咸》卦以少男少女，并以《咸》卦山上有泽之象给出了生命之生生大化之理。
咸：亨利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象》曰：“咸其脢 ”，志末也。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山上有泽”之象表明，自然之“生生”莫过于生长于山上之被“泽”所润之生物，泽下而悦，艮止而成，“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故能够“成终成始”、“生生不息”，此乃《咸》所承诺之本体论也。《咸》为人生之始，应以本体为据，故“君子以虚受人”，应知生命由泽而润，艮之而成之理，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11]此之谓也。知戒而“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懂得《咸》之生命之理，不能违《咸》愈礼，按礼而行即中男娶少女，方可取女而亨利贞。然则处少年时期，性已成熟，此欲需解，故《咸》卦九五给出“咸其脢 ”、上六给出“咸其辅颊舌”，即以“感其脢”与“感其辅颊舌”而引泽上行于“脢”与“辅颊舌”，可使“精气化泽”而下，成小周天之用也。此时不但性欲自消，久之可“利用安身”，更可达“穷神之化，德之盛也”之境地。是故，孔子为走出《咸》之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给出了生命科学之推定：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传》）
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者，不过“感”之于“日月相往”、“寒暑相推”从而“明”确了“往者屈也。来者信也”之生命之理，“百虑”者，努力于生存，理想于生生不息也，“利”者，“生生”也。何以生生？动物有如“尺蠖”、“龙蛇”者，尚知“以屈求信”、“以蛰存身”，而人类当知“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之理，此即人之所有生命运动，均源于精泽于身，故有神明之用，行为之能。知此而“利用安身”，德之崇也。而能达“穷神知化”者，“德之盛也”。而主体操作形式，即上文之“感其脢”与“感其辅颊舌”。《易》曰：
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乾坤为生生之蕴，列为两仪，生生立乎其中，乾坤未仪，则无以见生生，而生生不可见，乾坤则无以成列。此谓生生与乾坤之中和之道也。生生有形上与形下之分，感于身内之生生，有如“感其脢”、“感其辅颊舌”者，此乃形而上之生生，谓之道也，即达道之道也。按“时空统一论”哲学，形而上即形上性之内时空也，内时空之自我操作，形上性之科学也，益道也。形而下之生生，谓之器也，凡主体之下之时空，均为形而下也，自然科学皆如是也。按“时空统一论”哲学，形而下即形下性之外时空也，损道也。由此可见，“形而中者谓之人”，上可“形而上”而达道，下可“形而下”而至器。道器二分，人居其中，损益不同，人皆自行，君子以虚受人而行形上，益道之行，穷神知化也。因形而下者为之器，损道也，故子曰“君子不器”。[12]《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13]此之谓也。
就形而中论的理论形式而言，显然，其与“时空统一论”并行，因其于时空形而上与形而下、内化与外化、承诺与推定中和统一，故两者乃迄今为止唯具合法性之哲学，而就中国哲学而言，形而中论是外化中国哲学之结果，而唯有外化，方具有哲学合法性。
三、文化与文明之合法性
“文化”是现当代社会运用之最频繁、最时髦、最混乱，因此是歧义最多之概念，而后现代哲学派生出的概念，则摧生出各种各样的“思想家”，然而，正如其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4]虽然社会之方方面面都在“憧憧往来，朋从而思”，但只要贯之以“文化”，似乎就理所当然，一切都具有了合法性、高尚性。由于“文化”概念与存在形式失缺了本体支持，结果看似文化繁荣，实则乱象频出，不堪入目，危乱天下。其中，冠之以“商品经济”之“商品化”之造成的“文化乱象”，遮蔽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其害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商品经济理论极尽所能对一切文化进行商业化，构成了现代文化之主流，并认为其乃社会前进之动力：“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的资本获得最大的利益。一般地說，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和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经常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其结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为大。”[15]几百年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及商品经济之固有问题在于：所谓“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难以启齿、最怕光明之资本黑手，资本黑手以资本最大化为动力并粉饰为文化，久而久之，终于使人们陷入道德沦丧与生态灾难之深渊。尽管现代文化对这只“手”极尽粉饰，亦不过是以冠冕堂皇的说教掩盖着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已。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但无力批判资本之“非是”，反而将哲学融入这一是其所是之非是之文化，从而丧失了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故其必然终结于非法性。
是故，文化之疾乃危及人类生存之最大忧患。以“文化”为存在，人类生存的合法性与否显现为文化之合法性与否，而文化的合法性一旦出现问题，其必然在事实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从而以文化的非法性否定了人类生存的合法性，而当下人类的生存合法性已经被文化的非法性所吞噬从而变的越来越危险。是故，对文化之合法性问题进行反思，从哲学本体论之高度给出文化之合法性，从而规范人类之文化形式，是本论题必有之意。而在反思的进程中，由于《易》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人文化成”，故以《易》“文明”之道对“文化”进行批判，从而给出“文化”的合法性及定义的规范性，将是自为而自在的理性进程。
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生命”亦即我们的存在，已经是一个“被存在”，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抛入了这样的一个自然界：所谓“自然”已经是非“自然”，因为所有“自然”已经是不能称其为“自然”的东西，而这样一个“自然”，被自然科学所囊括，并且被人文科学赋于“文化”之美誉。显然，这样的“自然”只能是“被自然”，然而其却能在“科学”与“进步”的“历史观”中被称为“文化”，“被自然”就这样被人文科学“文化”了。
“文化“是与“自然”对应的范畴，按黑格尔的哲学理路，其只能在相互反思中理解对方，显然，黑格尔的哲学理路出于自然与文化的二元性，其在思辩的意义上是深刻的，因为文化与自然的统一性，仍属于主客对立统一之问题。黑格尔哲学的启示在于，文化如何与自然统一，由于缺少本体论的保证，文化成自然之异化，故所谓文化，不过是自以为是。
《易》之形而中论表明，“文化“是与“自然”对应和中的范畴，文化是对自然以文明之并化成天下。故，形而中论消解了主客对立，自然与文化中和一元，自然而以文明之并为以化成天下之一元。按《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之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显然，这一定义失缺了哲学本体论的支持并且在价值论上无真善美之维度。显然，其更不附合《易》理，《贲》卦给出的文化理路深刻而宏远。
《易》曰：
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贲》）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
“文明以止，人文也”，“柔来而文刚，故亨”，刚者，艮之山也。山下有火，离者丽也，明也，山上万物柔来以见，华茂生生，而刚山止于此，止于生生也。此为本体之象，主体以生生之文而明之，文止于生生，穷理尽性是也。“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由此而明，以此化成天下。可见，文明是文化之根据，而文化据以化成天下。故，文化是以文明化成天下的存在形式，没有合法性之文明，则没有合法性之文化。据此论之，常言人类之四大文明，唯中国文明存在，其它皆消失。而既称文明，何能寂然消失，既然消失，则不能称为文明，因为其并没有找到文明之本然——哲学因此而终结。然而，称中国文明存在，更有问题，既称文明，何以几千年来仍未化成天下？何以不但传统文化失落，而且步入西化之路？
因此，现代中国文化的合法性显然已成为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中国文化的文明合法性根据何在？！西方文明终结了，中国却步入了西化，因失缺文明之根据，使中国文化陷入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道德沦丧、生态破坏，人文环境惨不忍赌，愈加“憧憧往来，朋从而思”，中华民族将何去何从？！
文化的合法性问题表明，存在与被存在是文化之核心问题，此亦是哲学问题之一。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是被抛入到现实文化中，即被抛入到社会存在中，而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所以其是一个被存在，其生命则只能是被生命，故苏格拉底有言：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而反思，则只能从历史中、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去反思文化与文明的合法性，反思我们被存在、被生命的合法性。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生生之谓易”，[16]“生生”“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道济天下而不过，故道济达者；达也者，三达德是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7]非智、仁、勇者，道有所不济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是故，对君子而言，现代文化与文明的合法性在于走出被存在，中正而应，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而对于今天之儒家文化一阳来复，阳气潜藏，即知“文明以健”，故当以《乾》初九之“潜龙勿用”为是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18]此之谓也，乃儒家生生之道也。
对合法性之进一步反思表明，中国文化之西化之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否定了经学的合法性，故儒学复兴则必须重建经学。因此，“经学的合法性”问题是重建经学的逻辑起点。显然，由哲学、文化、文明的合法性问题所决定，儒学于现代复兴的困难在于经学的合法性即如何于当代再造经学，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样，经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出路在于重建经学；显然，重建经学的基础是外化《易》之哲学，所以，《易》形而中论之外化，为重建经学提供了哲学理据。
“经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实质在于：自把孔子六艺之学推定为经学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主流始，所有经典是否与孔子思想“恒以一德”？而经典是否与先王之道相合？经典是否与道统、学统、政统统一，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学之经典于化成天下是否具有合法性。由《易》学、儒学基本、根本、核心问题所决定，[19]走出“以易疑丘”之历史误区，从而“以易知丘”，才能使重建的经学恒以一德，一以贯之，以此重建经学，方为中国文化之合法性基础。是故引而申之：“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20]方为现代儒者所以为儒之合法性所在。
注 释：
[1]鞠曦：《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3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1页。
[2] 鞠曦：《论哲学的基本、根本与核心问题》,
[3] 《论语•尧曰》。
[4] 本节所述，在余《易道元贞》中有详细论证，可参阅：《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5]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6]《系辞传》。
[7]《系辞传》。
[8]《说卦传》。
[9]《系辞传》。
[10] 此谓“大恒六业”,乃据《帛书易》正疏之。通行本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故有“太极”、“大恒”与“大业”、“六业”之不同。考《易》之文，有恒卦而无太极卦，有六业之则而无大业之定数，故正疏之。
[11]《论语•季氏》。
[12]《论语•为政》。
[13]《系辞传》。
[14]罗蒂：《实用主义的结论》，1982年明尼苏达大学促版社，第216页。转引自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页。
[15]亚当‧斯密：《国富论》。
[16]《系辞传》。
[17]《论语•子罕》。
[18]《乾•文言》。
[19] 鞠曦：《论<易>学之基本、根本与核心问题》，“孔子2000网鞠曦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96。
鞠曦：《论儒学之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孔子2000网鞠曦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96。
[20] 《乾•文言》。
(笔者注：本文为余作《易道发微》（未刊）之一章，现以论文发表。载《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论坛暨第二十三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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