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祥瑞志》载：“谶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岁，河雒出圣人，受命于己未，至丙子为十八周。旅布六郡东南隅，四国安定可久留。’案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汉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晋百五十年，宋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

《孟子*尽心下》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显然，《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先生撰写自家王朝的史书时，在计算各王朝的积年后，突然想起了孟子先生这段关于“五百年出圣人”的著名理论，于是信手拈来，要给那个皇帝祖父萧道成先生脸上贴金添彩。

关于所谓“圣人”的鬼话，我们自不必理会。但这段“谶语”无意之中却给了我们计算周朝积年的依据。不过，萧子显先生所给出的年代数据显然是前后矛盾的，前既云“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后又云“周灭殷后……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若依前者，则克商年当为公元前255+780=1035年，若依后者，则克商年当为公元前1509-479=1030年。前后差了5年。我们该相信哪一个数据呢？看来，萧子显先生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要依此得出正确的西周纪年，我们还得动一番脑筋。

由于谶语开篇提到了文王受命年，那我们就先弄清文王受命到底是哪一年。
《史记*周本纪》：“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此“十年”当为“七年”之误，因为此前有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受命元年)。明年(受命二年)，伐犬戎。明年(受命三年)，伐密须。明年(受命四年)，败耆国。……明年(受命五年)，伐邘。明年(受命六年)，伐崇侯虎。……明年(受命七年)，西伯崩。”则文王当于受命七年崩。
又《周本纪》下云：武王伐纣，“(受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克商。则克商前，武王在位四年。
故文王受命年为武王克商年的前十一年。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萧先生语出矛盾的逻辑所在。

我们认为，周积年780年更接近史实，而且780年只是概数，实际数据当为784年，即，克商年为前1039年。则文王受命元年当为前1039+11=1050年。之所以先道出结论，是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首先详列自周至刘宋的年代起讫与积年(起讫重叠时一头算外)，并与萧先生的数据进行对比：




由此可以看出，除秦、魏外，萧先生对其它各个朝代的积年都动了手脚，致使总积年少了9年。

在这里，我们认为，萧先生对各朝代积年进行掐头去尾，是别有用心的，他在《南齐书》的谶语里至少设了四道埋伏。

第一道埋伏：
依“五百年出圣人”的理论，从文王受命年(前1050年)往下数，至公元450年正好三个500年，但是这一年正当刘宋元嘉27年，所对应的“圣人”是人家宋文帝刘义隆，而不是萧子显的祖父萧道成。这一年，萧道成先生才27岁，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青年。所以萧子显先生决定混淆概念，用“周灭殷”年取代“文王受命”年，以造就萧道成成为“圣人”的机会。

第二道埋伏：
用武王克商年取代文王受命年之后，从前1039年再往下数1500年，为公元461年，但是这一年正当刘宋大明五年，所对应的“圣人”是宋孝武帝刘骏，与萧道成仍然无涉。直到6年后的公元467年，萧道成才被委任南兖州刺史，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所以萧子显先生灵机一动，决定拿起手术刀，对自周至宋各代积年动手术，以期再次拉近1500年与萧道成的距离。

第三道埋伏：
进行了外科手术之后，自周灭殷至萧道成称帝还距“1509年”，去掉零头，已经勉强符合1500年之数了。但是这只能瞒过那些懒得动手计算的人，万一碰上像乾坤客人这样精于历算的人，萧先生的如意算盘还是会落空。于是，萧先生再次计上心头，决定在谶语中点明萧道成即位之年，谓文王1500年之后的“圣人”“受命于己未”，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了。

第四道埋伏：
萧先生知道，即使从武王克商年算起，至萧道成爷爷当皇帝，还是有1518年的距离。万一碰到小屯村民这样爱刨根问底的人，一定会有麻烦。该怎样解决这个该死的18年呢？萧先生苦思良久，终于又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于是他干脆就说自“己未至丙子为十八周”，这个“十八周”就是1500年出“圣人”依照“天命”所必须等待的“特殊”年份。不然，萧先生为什么不说“己未至壬戌四周”呢？这至少还是萧爷爷的在位年数呢。丙子年已经是萧齐王朝第五任皇帝明帝萧鸾建武三年了，与萧道成何干？

由此可见，萧子显先生为了让萧道成成为“圣人”，真可谓挖空心思、机关算尽了。如果小屯村民通过时空隧道碰到萧先生时问他：“您这谶语中的算术究竟是怎么算的？怎么有这么多的漏洞啊？”估计萧先生在一顿面红耳赤之后，会支支吾吾地说：“此谶非吾所诌，吾岂知之耶？你问我，我问谁去啊？{:soso_e101:}”

扯淡归扯淡。武王克商年距萧齐元年的正确时间距离应为：1500+18=1518年，克商年为公元前1518-479=1039年，周积年为1039-255=784年。这才是正确答案。1509是萧子显认为的勉强可以四舍五入到1500的数据，780是萧子显为保证得出前者而动过手脚的周积年概数。

诚如方善柱所言，萧子显是完全知道自周至刘宋各代的准确积年的，而周积年780(实为784)年的来历只能是晋代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因为此前对周积年的主流看法是刘歆在《世经》中推算的867年。

我们认为，《纪年》原文中关于三代积年的数据，在萧子显时代还在流传，但由于这些数据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的《世经》数据大相径庭，不被主流学术界所接受，因而至迟到了刘宋（《史记》集解作者裴骃生时），在《纪年》的一些版本中，这些数据已遭篡改。后人辑录的《纪年》佚文中，夏、商、西周积年471、496、257，已非《纪年》原文。理由如下：

在此，我们推荐大家读一读河北师范大学温玉春教授的文章《古籍所载三代积年考辨》(http://www.gxfxwh.com/thread-27380-1-1.html)，在该文中，温先生有比较详细的分析。现在，我们只在该文的基础上，略加整理补充。

温先生分析，关于夏、商积年，《晋书*束皙传》记载，曾亲睹《纪年》原文的束皙，言《纪年》所记“夏年多殷”。但是《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纪年》谓夏471年、商496年，则明明是殷年多夏。所以，夏471年、商496年一定不是《纪年》原文，温先生猜测商496年应该出自《易纬稽览图》，而夏471年系后人据以下材料所推算：
1、《世经》：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2、《史记*夏本纪》正义：“按：帝相被篡，历羿浞二世，四十年”。

如果《纪年》真的记载“夏年多殷”，那么，夏、商积年有可能应该各是多少呢？请看以下史料：

1、《路史*后纪》曰：“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岁。”
2、《世经》曰：“《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终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
3、《通志*三王纪上》注曰：“《商历》曰：起丙戌，终癸亥，四百五十八年。”
4、《通鉴外纪*夏商纪》注曰：“《殷历》曰：起丙戌，终甲申，四百五十八年。”

关于史料1，温先生说：“该书还备列了夏代各王年数，但总计却得479年，不是483年，不知何处有误。”但是温先生计算有误，《路史》所载夏代王年如下：
禹        32
启        16
太康        19
仲康        18
相        30
寒浞        43
少康        22
杼        27
槐        26
芒        18
泄        26
不降        59
扃        21
廑        20
孔甲        40
皋        11
发        12
桀        43
总积年恰好483年。
史料2、3、4皆云商积458年，但史料4的干支不符合458之数，疑为598年(据《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依照以上四条史料来看，确实是“夏年多殷”。因此，我们猜测，夏483年、商458年有可能出自《纪年》。为什么多殷的夏年不能是471呢？因为此说“以众说（431年）为依托还是显而易见的”(温玉春语)。

关于西周积年257，温先生认为它是《世经》西周积年352的形误，但我们认为这是后人据以下史料所推算：
1、《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2、《史记*封禅书》：“其後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3、《汉书*郊祀志》：“后百一十岁，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由周显王42年(327BC)上推700年，正当1027BC。我们知道，《左传》所云成王定鼎所卜的700年只是概数，是不能当作真实数据使用的。(当然，成王是否真的卜得此数还不得而知，更大的可能是后人据史事所附会。)因此，西周257年说不可信。

温先生也列举了两个理由否认257年说的可信性，一是前1027年不合《逸周书*世俘》的历日记载，二是它不合于《孟子*尽心下》“由文王以至孔子，五百有余岁”的记载。

综上所述，夏471年、商496年、周772年(西周257年)并非《纪年》所载数据。而夏483年、商458年、周784年则有可能出自《纪年》或与《纪年》同源。

虽然《世经》问世时，《纪年》还未出土，我们不能说《世经》所载的《殷历》商458年说“出自”《纪年》。但是在《史记·三代世表》中，司马迁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司马迁没有将它们收入《史记》。《殷历》商458年说当是“古文咸不同”中的一种。《纪年》虽然出土于晋代，但是它成书于战国，与《殷历》基本同时。我们不能认为商458年说一定就只能记载于《殷历》中，而不能记载于《纪年》中。当然，也不是说它就一定要记载于《纪年》中。我们的意思是，《殷历》的商458年说合于《纪年》“夏年多殷”的记载，因而有可能为同源。

以上纯粹只是猜测。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全部接受这三个数据。事实上，夏年是完全不可能多殷的。我们认为，以下两个记载更接近于史实：

1、《世经》：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2、《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曰：“（汤）二十七世，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关于《世经》夏432年说的可信性，温玉春先生有详细分析，兹不复赘。而《鬻子》商576年说的可信性在于，它可以很好地兼容于以下史料：
1、《左传*宣公三年》：“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2、《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周784年说有没有可能是真实可信的数据呢？我们认为，完全可能。因为前1039年介于断代工程科学界定的武王克商年范围1050BC-1020BC，而且完全满足《逸周书*世俘》的历日要求：
逸周书*世俘：建卯正月十七旁生魄(望)丙午，合于1039BC.03.26,该日4:10满月；
逸周书*世俘：卯正二月初一既死魄庚申，合于1039BC.04.09,该日6:27定朔；
逸周书*世俘：寅正(改正朔)四月初七乙未，合于1039BC.05.04;
逸周书*世俘：寅正四月既旁生魄(既望)乙巳，合于1039BC.05.24,该日4:39满月。

这个条件的满足，牵涉到了西周历法，特别是商末周初的建正问题，以及西周月相的定义问题，但是受篇幅所限，容他日另文详考。

当然，介于1050BC-1020BC之间，而且完全满足《逸周书*世俘》的历日要求的日期并不止是前1039年，但是其它年份并不能得到传世文献(如《南齐书》)这样明确的数据支持。

屯兄与俺皆以为武王克商年在前1039年，但屯兄断其甲子日在公元何日呢？屯兄之意似此年当为寅或卯正，当非如是。此年以周历言之，为子正。此甲子日当为周历三月甲子。只不过，当时殷周二历并举，月份自当有别。商历何月，尚无法确知。

世俘一书历日，后人当有更动。西周金文并无月相“魄”字。月相于春秋已不常用，魄明对举的月相系统，当出于时久不知“霸”义后，后人的赋予，汉人的月相系统是混乱的，当为文人的拟古行为。

提起《世俘》的历日问题，就说来话长，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乾兄所断的甲子克商日为子正三月初四，合于前1039年2月12日，而我断的甲子日为商历卯正二月(或周历寅正三月)初五，合于前1039年4月13日(简记为1039BC.04.13)，比乾兄所断晚60天。

自周至刘宋的年代起讫与积年表有一处错误，第二列最后一行应为1039BC，而不是255BC。

《南齐书》的谶言是伪造的，是在419年前几年刘裕及其手下伪造的假谶言。
1500年后河雒出圣人受命于己未,谶言中圣人一是指刘裕419年（己未年）受命为宋王，次年420年取代东晋。419年（己未年）-436年（丙子年）共18个年头即十八周。419年上推1500年约前1081年。前1081年左右为文王受命年。
圣人或者指萧道成479年（己未年）建南齐，479年（己未年）至496年（丙子年）共18个年头即十八周。479年上推1500年约前1021年。前1021年左右文王受命。

谶言只是从刘裕或萧道成受命年伪造出1500年某圣人受命于己未，来附会吹捧刘裕或萧道成是圣人。
按《南齐书》的案语前1035-前256共780年，克商年在前1035年（南齐历学家推出的），前推4年文王死，再前推50年（一般史书姬昌50年），姬昌即位初年当在前1089年，下推1500多年，大约411年以后产生一圣人，所以可能谶言原本吹捧刘裕是圣人，刘裕419年（己未年）受命为宋王。

古代有些书称呼(吹捧）当代帝王为圣人或圣上早就有了，但大多不够格。
1、刘裕或萧道成够格称圣人？谶言吹捧刘裕或萧道成是圣人，恐怕只有伪造者才承认。义熙元年（405年）刘裕收复江陵，驱逐当地桓氏势力，并自江陵迎晋安帝回建康。406年入掌朝政大权。415年在消灭司马休之后获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崇礼。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接受相国、总百揆、扬州牧的官职，以十郡建“宋国”，受封为宋公，并接受九锡的特殊礼待。同年，刘裕命令中书侍郎王韶之与晋安帝左右侍从杀安帝，王韶之于是乘司马德文因病出宫的机会下手，缢杀安帝。当时刘裕因为相信预言书说：“昌明（晋孝武帝）之后尚有二帝”，于是声称依照遗诏，立了司马德文为皇帝，即晋恭帝（可能是用缢杀安帝来试探天下的反应,谋朝篡位之心路人皆知）。419年（己未年）受封为宋王。刘裕420年篡晋建宋，422年死，未活到丙子年旅布六郡东南隅，四国安定可久留。所言所行不够格称圣人。萧道成所言所行不够格称圣人。
2、刘裕或萧道成出身不高。《宋书•志第十七•符瑞上》里有许多符瑞，吹捧刘裕是圣人。应该就是在419年前几年刘裕及其手下为取代东晋，美化自己伪造的大量假符瑞包括自己出生祥瑞与这条谶言。最后萧子显将谶言吹捧刘裕是圣人附会到萧道成身上。

谶言中从未说克商年或文王受命于何年，1500年只是大约数值，所以一点文献价值都没有。这条谶言的价值不如案语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

谶言只是从刘裕或萧道成受命年伪造出1500年某圣人受命于己未，来附会吹捧刘裕或萧道成是圣人。按《南齐书》的案语前1035-前256共780年，克商年在前1035年（南齐历学家推出的），前推4年文王死，再前推50年（一般史书姬昌50年），姬昌即位初年当在前1089年，下推1500多年，大约411年以后产生一圣人，所以可能谶言原本吹捧刘裕是圣人，刘裕419年（己未年）受命为宋王。

朱先生好：谶言恐与刘裕无关。因谶言原文为：“周文王受命，千五百岁，河雒出圣人”，“受命”之年恐非姬昌继位之年，而是他四十多岁称王之时期。

该谶出于《南齐书卷十八志第十祥瑞志》，是篇前有总说：

天符瑞令，遐哉邈矣。灵篇秘图，固以蕴金匮而充石室，炳《契决》，陈《纬候》者，方策未书。启觉天人之期，扶奖帝王之运。三五圣业，神明大宝，二谋协赞，罔不由兹。夫流火赤雀，实纪周祚；雕云素灵，发祥汉氏；光武中兴，皇符为盛；魏膺当涂之谶，晋有石瑞之文，史笔所详，亦唯旧矣。齐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门郎苏偘撰《圣皇瑞应记》，永明中庾温撰《瑞应图》，其余众品，史注所载。今详录去取，以为志云。

此总说已然表明，本篇主要记齐氏受命事。

圣人如指萧道成，

1、479年（己未年）建南齐，479年（己未年）至496年（丙子年）共18个年头即十八周。479年按谶言上推1500年约前1021年。前1021年左右文王受命。后推11年，前1010年克商。这个差得太多。这个克商年估计没人认同。
2、萧道成所言所行不够格称圣人。
3、萧道成在位四年即去世。还未活到丙子年旅布六郡东南隅，四国安定可久留。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4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
所以据第一条谶语不是指萧道成。据后两条谶语不准。
这条谶语只提文王（公认的圣人）受命，为吹捧当今圣人做铺垫。就是根据当时史学家认为-1035年克商，在418年为刘裕取代东晋造势伪造的。

先生再算算，是否计算有误？

436年或496年（丙子年）并未四国安定可久留。四国意思不明，可能是当时宋时天下有四国（后秦、北魏等国）。这是伪造者设想的太平年丙子年。尧元年为丙子年（也是有问题的）。南朝宋齐梁陈，天下分崩，战乱至隋才统一。期间没有公认圣人。古人伪造的谶言，年代不是很准。孟子500年出一圣人，就是谶言1500年的由来。姬昌元年，有凤集于岐山。这是谶言中文王受命元年。不一定是史学家的受命元年。

补充内容 (2014-9-15 08:23):
四国应该是四方的意思。

谶言么，是一种预言，无论是否后人伪造，这里的“圣人”是不必要公认的，是“谶言”即“上天”或“神”的代言人所认的。

谶言么，是一种预言，无论是否后人伪造，这里的“圣人”是不必要公认的，是“谶言”即“上天”或“神”的代言人所认的。

这条谶言是被萧子显断定为齐氏受命。实际是萧子显把流传下来的谶言附会到萧道成。这条谶言的价值不如案语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汉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等这些是准确的年数，不是概数，这应该是当时的看法。假符瑞与谶言古代就有别有用心的人伪造，我是推测刘裕及其手下为取代东晋，美化自己伪造的大量假符瑞包括自己出生祥瑞与这条谶言。《宋书•志第十七•符瑞上》里有许多吹捧刘裕是圣人符瑞。不引用了。

也有可能。不过如从“文王受命，千五百年”的“受命”（称王）来看，似乎刘裕时期伪制的可能性不太大。

屯兄：周灭殷后七百八十年，前1035-256年共780个年头。前256年秦灭东周。秦前255-前207年共49个年头,也是准确的。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自称汉王。汉四百二十五年（前206-219共425个年头），220年算是魏元年，曹丕代汉。前一年219年是汉终年。魏220-264年共45个年头。晋150年有误，估计原本是155年，古书传抄中出现错误,少了五字。晋265-419共155个年头。宋六十年是准确的,420-479共60个年头。780+49+425+45+155+60=1514。比案语总年数1009多5年（就是晋少算了5年造成的）。王朝终年与史书略有出入,但是是连续的，有规律可循的，王朝始年的前一年是前王朝的终年。所以萧子显的案语是没问题,只是在晋年数与总年数少了5年。周灭殷后780年，是准确数字，是年头数，不是实年数，这是当时的说法。

谶言，年代与内容不是很准。1500年只是大约数值，其目的是吹捧突出现在圣人。文王受命年也是大约数值。
圣人按刘裕算，419年上推1500年约前1081年。前1081年以前为文王受命年。这个有可能。
按《南齐书》的案语前1035-前256共780年，克商年在前1035年（当时的说法），前推4年文王死，再前推50年（一般史书姬昌50年），姬昌即位初年当在前1089年，下推1500多年，大约411年以后产生一圣人，所以可能谶言原本吹捧刘裕是圣人，刘裕419年（己未年）受命为宋王。
按萧道成算，479年（己未年）建南齐，479年（己未年）至496年（丙子年）共18个年头即十八周。479年上推1500年约前1021年。前1021年左右文王受命。后推11年，前1010年克商。这个差得太多。
从时间年代再算算，就知道是谁伪造的。
谶言中从未说克商年或文王受命于何年，1500年只是大约数值，所以一点文献价值都没有。

朱先生好：
          你这番论断，可有点让人不信服了。

          文王受命，这个定义，是指文王继承他爸的位置，还是他称王？我们如不能在此取得共识，那讨论就没有共同的基础了。

         关于 南齐书的讨论，您非把非南齐的刘裕拉过来，我不能理解。

         另，您认为没有价值，难道您不认为，萧子显著《南齐书》与沈约的著述有一定的关系么？二人的观点与《竹书纪年》有一定关联么？

          我和屯村先生，均是以1509这个具体数值为依据的，并没有把1500看作确数。

史学家的受命元年，是称王时，这是严谨的受命元年。
谶言不是准确历史记载，不能要求其讲的文王受命的年数就很准确严谨。这条谶言重点在吹捧突出1500年后的圣人情况。伪造者只是说1500年前出现圣人-文王。按一般人习惯，1500年是大约数值，至于1500年前文王受命的年，就不很准，也不是指严谨的受命元年。元年(文王继承他爸的位置)有凤集于岐山。不是严谨的受命元年。
如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其中年数不是很准。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其中年数不是确数。

谶言内容本身与南齐本无关,只是在书上或社会流传的一条谶言。是萧子显加上案语记载在南齐书，就成了南齐专有了。从时间年代算，不会指萧道成。

案语中的总年数1509年，不是谶言。与案语周灭殷后780年应该是一致的。是确数。晋150年有误，估计原本是155年，古书传抄中出现错误,少了五字。1509年也比实际总年数少5年，见上楼。

很容易看出萧子显著《南齐书》案语周灭殷后780年与《竹书纪年》注述有一定关联。
按今本《竹书纪年》，18年定鼎洛邑到幽王257年，定鼎洛邑在前1027年。不过18年不是今本《竹书纪年》成王18年,而是文王受命18年。文王受命11年伐商。伐商到定鼎洛邑相差7年。前1027年定鼎洛邑上推7年就是约前1035年克商。时间出入一年。18年定鼎洛邑到幽王257年应该起源很早。可能来自沈约注述。

已改正。是我算错了总年数。

红酒  因为先有武王“迁鼎”，才会有成王“定鼎”。没有“迁”，何来的“定”？所以说定鼎的时间应该从迁鼎算起，竹书纪年的成王18年定鼎是有可能错误的，应该是从武王克商迁鼎算起，至18年后定鼎。  发表于 12 小时前
我不认为“18年定鼎洛邑到幽王257年”是原文。那都是注述。按古本《竹书纪年》，“武王灭殷到幽王257年”这才是原文。那些岁在何时与24年定鼎洛邑岁在何时等全是注文。前1035年克商那只是萧子显的案语，又不是《竹书纪年》的原文。只是当时一种说法，价值也没有多大。
今本《竹书纪年》成王部分纪年很乱，编者都没整理好。18年定鼎洛邑这个18年都成问题，还去研究十八年是从何时算起，没多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