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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尔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文明概念来自中国 希望能读到后半句的证据。注意：我不怀疑前半句。 > 现代汉语源于日语 拜读了在三个论坛上发表的大作和讨论。情绪化的、非学术性的言论很多，但我们这里不存在，请放心。 总的说来，我不同意“现代汉语源于日语”这个说法。现代汉语的许多词汇源于日语是事实，其中“许多”（暗示并非全部）和“词汇”（暗示在此不论及语言的其他方面）不能省略，或说现代汉语的词汇来源之一是日语，其中“之一”和“词汇”不能省略。学过英、法、德语的人常有一个疑问：既然说英语源于日耳曼语，跟德语同源，而跟源于拉丁语的法语更远，为什么感觉（在掌握了英语的情况下）法语比德语更容易？这是因为现代英语有大量来自法语的的词汇，其数量甚至超过德语或日耳曼语。但大量借词的进入并不能改变语言的亲属关系，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日语词汇进入现代汉语的情况。如果大量借词的存在足以让我们说该语言源于给予借词的语言，那我们也可以说英语源于法语，但那是不对的。 > 说现代汉语来源于日本语，并不是说现代汉语等于日本语，而是说现代汉语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受到日语的巨大影响。等于说MKS主义三个来源，并不是说MKS主义等于那三个来源，但来源毕竟是客观事实。 以上论点来自国学论坛11楼。句号前部分值得商榷。现代汉语的许多词汇来自日语是常识，但对其形成的过程受到日语的巨大影响似乎阁下并未给出证据，大量词汇的进入不能作为“形成的过程受到巨大影响”的证据，这样的影响必须是在语法、语音方面。后半句很好，据此模拟，我建议，“现代汉语源于日语”改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个来源是日语”。论坛10楼余少平的一段话很准确，包括他的结论“借词再多，也不能说‘现代汉语来自日语’”。 你们的讨论中提到一篇《现代汉语词汇的起源及其启示》的文章，可能于2005年首发于 http://club.cul.sohu.com/chuyushe/thread/297o5x86v57 但我现在只能在 http://wenku.baidu.com/view/f40f78a8dd3383c4bb4cd271.html http://tieba.baidu.com/p/310681202 读到，并且作者不详。其中 “据日本学者考证，今天中国和日本使用的双字节翻译词汇，仅仅‘数学’、‘保险’、‘银行’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是由中国人翻译的。” 一段与阁下引百度“和制汉语”页 http://wenku.baidu.com/view/2bf28899d0d233d4b14e6972.html 有冲突，后者列有“銀行”一条。可惜双方都未能给出进一步的证据。 > 借了是要还的，这才是汉语中借字本身的含义。请问，如何来还？ 以上论点来自国学论坛13楼。“借词”（loan word）的确是个不合适的词，因为借了应该换。但因为历史原因，即便是语言学家也沿用该词至今，就不必纠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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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说：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和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是“词汇”的变化，而是“语言”的变化；不是量（quantity）的变化，而是质（quality）的变化。 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属于“词汇”的变化；而19世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则可称为“语言”的改变。为什么前者只是“词汇”的变化，后者却是“语言”的改变？ 列文森说，“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没有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过冲击，它与中国的接触仅限于思想方面”(P143)；而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全面的社会冲击，并不限于思想(P140-145)。“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 但，“当由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这种情况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发生过，而且在中国也只发生在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P141)。所以，社会“语言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是涉及社会本质的、刻骨铭心的变化，是外国入侵、非单一思想冲击背景下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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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ng321 版主相信外国人的说法 你这就有点情绪化了。希望其他读者理解为yong321版主相信所有有理的说法，包括外国人的。 列文森的“现代汉语已经不再是汉语了”希望读到上下文，要是能读到他的原文更好。 你37楼所述我那天早已读过，很有道理，我没有异议。但注意这是在讲“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和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显然其影响不限于词汇，甚至不限于语言。而我在34楼的两个质疑你没有回答：1. 杜尔哥的文明概念来自中国；2. 和制汉语词汇进入汉语不限于词汇而是整个汉语体系的变化（以致有“现代汉语源于日语”的说法）。我质疑的是和制汉语词汇进入汉语对汉语产生超越词汇的巨大的影响，你用19世纪以后西方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来回答，这就跑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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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语不是“科普特语”，古埃及语早已消失 古埃及语既不是科普特语，也与现在所谓的闪含语系诸语言不同，古埃及语的语音早已销声匿迹了。 “由另一方面来说，古埃及语言当中的许多特点，又和闪族语系完全找不到关联， 而这些特点却很有可能来自北非早已消失的语言或方言。” （马利林纳•贝特罗《图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译本第15页，台*湾枫书坊文化出版社2013年10月初版） 对于某种早已消失了的语言、可能通过后来的语音模拟进行破译吗？ 显然，“古埃及语言学”在方法上并不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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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0-23 07:08 编辑 “古埃及象形文字”三千年无变化！ 学者们说，“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3400年 埃及象形文字“自公元前3500年起逐渐形成，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古埃及象形文字」条） 这些古埃及象形文字来自何方？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解释这些文字符号诞生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们在被使用的3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何几乎都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中译本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2版） 试问，世界上有三千年不发生变化的语言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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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古埃及《死者之书》，实际上并不存在 中国有句古话：文以载道；古代中文栽了八索、九丘、六经、诸子、楚骚、汉赋……； 古埃及象形文字承载了什么道呢？ 据说“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一种文献叫做《死者之书》！ 内容是所谓的咒语，是用来诅咒生者的， 这就是“古埃及象形文字”所承载的唯一文献…… 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算是“承载了什么道”呢！？ 试再追问一下：古埃及真有什么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么？ 非然也，实际上并不存在叫做《死者之书》的文献， 所谓《死者之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十九世纪之后的西方学者们捏造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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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古埃及《死者之书》是假古董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真古董，现代人一定读不懂，因为古埃及语言已经死了大约两千年了。 而被现代西方学者称为《死者之书》的所谓“文献”，都是在法国人商博良之后捏造出来的， 根据商博良所编造的一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所谓“读音规则”。 商博良将“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成了“希腊拼音”，因而可以百分之百读懂。 我们知道，所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只是一些图画， 在这些图画中并没有音符，不像汉字有大量的形声字。 不要说一种死了两千年的语言，就是现存活者的语言，都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破译另一种语言； 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相互之间都不能完全读懂对方的语音、语义， 例如15世纪英语的南北方言之间就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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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之书》举例 第148号咒语 墨水纸莎草 高27.0cm 第二十六王朝晚期，约公元前550年到525年 出土地不明 大英博物馆 这些牛群分别名叫： 万有夫人，凯斯的广厦， 静谧居士， 神选的凯姆莱斯， 红发的眷民， 五色的生命守护者， 威名的造物者， 神明头顶的风暴， 以及那头公牛，诸母牛之夫。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153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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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0-28 13:34 编辑 古代“纸莎草纸文献”的70%来自一座古埃及城市的“生活垃圾堆” 1896年，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皇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xford)的年轻研究员 ---伯纳德•格非(Bernard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Hunt)开始在俄克喜林库斯遗址挖掘。 身为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格非和亨特的兴趣主要在于失落的古典希腊文学作品。 他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Constitution of Athens），就是于1890年，借着埃及纸莎草纸重现人间。 这个希望激励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继续筛选和详细查究一堆又一堆的俄克喜林库斯垃圾。 他们的努力获得丰厚的回报：据估计，超过70％迄今发现的纸莎草纸文学著述，来自俄克喜林库斯。 （见「维*基*百*科•俄克喜林库斯」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85%8B%E8%A5%BF%E6%9E%97%E5%BA%AB%E6%96%AF 亚里士多德《雅典宪法》是英国学者于19世纪末捏造的一部伪书， 受这一成功伪作的启发，其他两位英国年轻人在古埃及的一座城市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他们想要的大量“文献”。 这些文献的发现场地，既不是保管古代文献的图书馆遗址，也不是古代窖藏遗址，而是一座古埃及平民的“生活垃圾堆”。 试想，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即使是最好的纸张，在良好的保存环境下，也不过可以存千年左右； 而所谓的纸莎草本来并不是“纸”，不过只是一种可以涂鸦的“草”，这样的纸莎草陆路运输时都会碎裂， 而两千年前丢在垃圾堆里，草在沙漠高温的环境下，不久就会碳化、解体、澌灭……，怎么可能有片纸被保存下来呢？ 这里，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是被大批量保存下来（数量以十万为单位），还能够完全释读…… 欧洲人造假的水平也真是够呛，完全不顾及常识…… 这是常识： “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 （[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300年也说长了！实际上100年也超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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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 “我们要说明一下，早期的纸莎草都是通过向当地的文物贩子、旅行者和拍卖行购买得到的， 因此它们往往缺乏更进一步的信息，例如，非常重要的出土信息。……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现在所能见到的纸莎草文献多为复制品、而非原件 “作为一个精通铜艺和平板印刷术的人，莱普修斯在前往埃及和努比亚的过程中， 并没有为自己的普鲁士远征队配备尚不成熟的相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画师和艺术家， 例如雅各布•弗雷，以及威登巴斯•马克思和威登巴斯•恩斯特兄弟， 就是他们为图伊的死者之书制版，并且被莱普修斯特别训练过象形文字的印刷。…… 在工作中，纳威尔主要是用半透明的复写纸来复制他的纸莎草文本。 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使用一种早期的缩图机（利用机械原理复写大小不一的图的机器）来制作印刷用的图纸。”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5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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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死者之书》为十九世纪一位德国年轻人所编造 话说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位学者名叫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 据说他继承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的衣钵， 将古埃及学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成为新一代古埃及学的巨擘。 本来并不存在一本叫做《死者之书》的书， 正是这位当时三十岁左右的德国年轻人列卜修斯杜撰了埃及《死者之书》的概念。 “列卜修斯研究埃及古文书的初步成果是一篇关于商博良的许多发明的透辟总结和对商博良拼音字母表的修订。…… 最混乱的是埃及宗教部分。在他以前没有人想到要把这种纷乱的众神清理出头绪，…… 他把全部问题摆在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其间的关系。 在都灵进行的研究使他得出重要的结论： 即在莎草纸、石棺、符箓、木乃伊裹尸布上边的那些宗教经*文全部是从一部大的书上抄下来的， 他很贴切地把这部书命名为《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他为《死者之书》所分各「章」，至今基本上都未改变。 1842年，列卜修斯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他刚刚30岁， 洪堡德和本森就说服普鲁士国王菲得烈•威廉六世仿效法国和意大利的先例，派他领导前往埃及的一个考察团。”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2-74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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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0-27 15:37 编辑 不仅编造古埃及《死者之书》的人年纪轻，第一位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年纪更轻： 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儿童！ 商博良从十一岁儿童时代开始对埃及文字产生兴趣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在学术史上谁也不像这个才子的短暂经历那样令人惊奇。 像施利曼在童年时梦想特洛伊城那样，商博良的思想转向埃及。 这个十一岁的儿童认识了那个参加过法军远征的医生傅立叶以后， 研究他所收集的东西，并欢喜若狂地倾听这个旅行家所讲的故事。”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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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1-1 11:24 编辑 商博良其人其事 商博良（1790 -1832），法国人，1790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洛特省Figeac，神童、语言天才。 12岁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除法语之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许多古代东方语言， 包括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古印度梵文、古代伊朗的阿维斯坦语 和帕拉维语、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古代小亚细亚半岛流行的迦勒底语，波斯语和汉语。 商博良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今天学术界之所以能够认识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是建立在商博良破译的基础之上。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1832年3月4日于巴黎辞世，享年41岁。 参考文献：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维*基*百*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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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神话 一个二十岁的法国小伙，不仅精通中古的法语、古希腊语及拉丁语， 而且对于东方“四大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几乎都掌握了， 就连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语言、以及中近东的古叙利亚语、迦勒底语、犹太语、阿拉伯语等， 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 其中，尤其是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需要指出的是，商博良的方法不是对古埃及研究真的有什么心得，商博良的方法并不是考证、考据、考释， 而是像破译密码一样的“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如今，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法国小伙子心血来潮的猜测的基础之上， 并对这种学风大加赞赏、如痴如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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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0-28 01:43 编辑 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所谓“无字不识”指的是商博良之后所杜撰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 而对于在商博良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依然无人能识。 于是就说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错误百出、没有用处。 如拿破仑远征随军御用学者们所发现并“抄录”的埃及“古文字资料”就是这样。 “伴随法军到埃及的几个学者的观察，被记录在一系列宏伟的卷帙里， 但铭文由于不可理解而被转写得错讹百出，以致对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用处。”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对于商博良之前的“古埃及文字资料”，不论真假，由于没有经过商博良方法的伪造， 因此，用商博良方法就释读不了，于是就说是由于抄录者无知所致。{:soso_e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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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0-28 10:45 编辑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呢？ “十四岁时，他偶然看到一本科普特语的文法，于是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它，并相信它可能包含那探索未知文字的关键。在巴黎，他在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学习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当他转到罗塞塔碑问题时，他注意到：某种草纸卷开首所描写宗教场面，他也在圣书字铭文的开头看到过。他猜想原文也可能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找出了圣书字中的相同符号。在未读出一个单词以前，他已发现，草纸卷上的文字仅仅是圣书字的草书体。他就从圣书字转到钻研草书字，并以证明了下列专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于是他认识了十九个字母；从而他能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他再回到圣书字，并从若干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花边里获得了发音字母。这些从铭文里探索出的字，给他一系列很象熟悉的科普特语的词。这样，埃西斯女神的面纱就被揭开了。 他曾指出：圣书字中约有十分之九是标音的，十分之一是象形的，三种书写形式：圣书字体［正体］、祭司字体［草体］、民用字体［俗体］、构成一个单个的体系。在这以后，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认出来了，王朝和纪念物也可以各归本位了。达姆斯特泰尔把商博良研究工作又快又好的成绩比诸第一执政的功业。”（[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699-70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上述方法要点如下： 先学习科普特语的文法（14岁） 再学习东方语言 以莎草纸卷（伪造）与罗塞塔碑（伪造）对照 发现莎草纸卷上的文字即圣书字的草书体 于是钻研草书字 证明了专用名词（人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 于是认出了19个字母 能够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 再回到圣书字，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 然后套用科普特语的词汇 这样就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是这样的： 1．以伪造的“莎草纸卷”与伪造的“罗塞塔碑”相对照 2．以“埃及圣书字”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3．以“罗塞塔碑”中“希腊文”内容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4．埃及象形文字的不同排列，构成与希腊字母相当的辅音字母（19个字母） 5．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7个特殊字母） 6．归纳得出：“埃及象形文字”就是“拼音字母”的结论 7．以这种特殊的“拼音字母”可以解读所有的“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所谓可以解读的“埃及象形文字”文献全部是按照这套方法伪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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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0-29 23:09 编辑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象物---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达碑），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三宝之一，世界级文物。 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 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 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 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 但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之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百度百科•罗塞达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精心伪造的一件假古董 据说碑文上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 的登基诏书，而所谓“古埃及托勒密王国”其实并不存在。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故事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而所谓“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则来源于一则阿拉伯传说。 换句话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亚历山大帝国”，因而也不存在作为其继承者之一的“托勒密王国”， 所以“古埃及托勒密王国”最多不过是一则西方人编撰的故事。 伪造罗塞塔石碑是为了给“亚历山大帝国”做一个证据，证明西方人所编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 之所以说是“精心伪造”，是因为西方学者们在杜撰故事时，是有策划的。 伪造这样一件假古董，用这件假古董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内容，为其杜撰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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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0-30 14:23 编辑 谎言是如何继续下去的 话说在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后，古埃及研究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这门新科学的领导地位现在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落到了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手里。”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1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1．汇编资料 “列卜修斯在柏林大学任教40年。他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考察中发现的资料编成《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文物》（1859年）共12巨册，附有一千幅图片。……” 列卜修斯所编的资料，不同于拿破仑学术团队汇编的资料……（同上744页） 2．编排年代 “编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直接引起他撰写《埃及编年史》（1859年），这部书讨论了按年代研究古代情况的一切学术工作方法，以主要篇幅进行对资料来源的批判分析。”（同上745页） 古埃及本无纪年，欧洲人何以编年？ 3．杜撰谱系 “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埃及列王记》（1859年）提供了在一切地方曾经列举过的所有埃及统治者的姓名，并附有年月和参考资料，常常还有详细的引证。 这样，埃及的年代编排便被放置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上了。”（同上745页） 4．补充伪证 “1866年他第二次访问埃及的结果是在塔尼斯的遗址中幸运地发现了卡诺斯城的石刻铭文。这是第二块罗塞塔石刻； 毫无疑问，它的三种语言的铭文证明了商博良的方法十分正确……” （同上745页） 5．学术界串供 “整整50个学术团体选他为会员，列卜修斯是德国埃及学的真正鼻祖；除布鲁格施外，德国所有的埃及学大师都是向他请教的。”（同上7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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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体天心 回帖http://www.yuandao.com/thread-55431-3-1.html 如此说来，埃及出土的诺斯替文献也是伪造的。那么所谓“"现代性"与古代诺斯替主义之间的相似性”“（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85）也就可以理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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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传说的来历 中世纪后期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为《征服者的故事》，而《征服者的故事》是那不勒斯大祭司利奥（Archpriest Leo）从一本被称为“伪卡里斯提尼手稿”翻译为拉丁文的（约950年左右）。 “在13、14世纪，从《征服者的故事》衍生出大量散文体的亚历山大传奇，在当时广受欢迎。散文体的意大利语亚历山大传奇多是在1472-1502年间出版的，3个流传下来的版本都是在威尼斯印刷的。1433年，《征服者的故事》被翻译成捷克语，于1513年在比尔森（Pilsen）出版。此外，它还被译成波兰语，于155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并在1611-1766年期间9次重印。…… 有关亚历山大的各种书籍成了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诗人、牧师和神话收集者的素材来源。……”（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1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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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亚历山大故事”的书名为《真实的谎言》{:soso_e127:} “米兰希顿曾允诺要撰写一部亚历山大史，但一直没有动笔，他公开质疑把亚历山大传奇当作历史。 16世纪末，作为一次语言练习，加布里埃尔•罗伦哈根（Gabriel Rollenbagen）将亚历山大故事翻译成德语， 名为《真实的谎言》（Wahrhaffte Lüge），而这本书在17世纪竟非常流行！”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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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4-11-5 18:07 编辑 “亚历山大形象”的逐步构建{:soso_e127:} “‘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形象’从希腊历史学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的翻译和著作中，一步一步建构起来。 对于那些痴迷于希腊古典著作的人来说，亚历山大是一位为了希腊文明而远征印度的使者， 瓦斯科•德•卢塞纳宣称亚历山大的东征显示出东方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够被征服； 当然，他的话也暗示出，一个用基*督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王子更容易让东方屈服于他的意志。 对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人来说，亚历山大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英雄， 而且越来越变成一个精通战争艺术的哲人王，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天赋才华，完美地诠释了他巨大的人格魅力。”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124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人文主义者”明知“亚历山大故事”为虚构、却喜爱有加 “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否认亚历山大故事的真实性，但被神化了亚历山大的故事和传说依然受到普通读者和文人学士的喜爱。 13世纪时，奎里奇乌斯•第•斯波莱托（Qualichius di Spoleto）首次将《征服者的故事》翻译成意大利诗句。 此后，在公众聚会的场合每每被传诵或吟唱，成了大众娱乐的一项内容。 1430年，古比奥（Gubbio）的一位匿名作者写了一首诗---《亚历山大韵文传奇》（Alessandreida in rima）， 这首诗由12节组成，1512年首次发表。在16世纪多次重印。” “博亚尔多的《热恋的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可能有几处不经意地借鉴了亚历山大故事中的人物和主题， 让他的观众有一种熟悉感。 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从1472年到1502年，意大利至少出版了6部关于亚历山大的书， 而这期间，博亚尔多正创作他的《热恋的奥兰多》。 亚历出大传奇是1521年的一个诗体滑稽模仿剧的主题，是当时供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宫廷娱乐而创作的。 多美尼科• 法鲁吉奥（Domenico Falugio）将亚历山大的故事写成《伟大的胜利》（Trionfo Magno）， 现存版本的封面上是一幅精彩的木版画，画面上亚历山大坐在大象拉的车子上，凯旋归来。 几年之后的1529年，威尼斯出版了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的政治讽刺作品。 显而易见，在意大利，除了那些对收藏保存下来的亚历山大故事感兴趣的人文主义者外， 人们不再以严肃的目光看待亚历山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