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创立儒学，到明清时代，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历史与逻辑循序演变的儒学历史。对儒学历史逻辑不作明晰的阶段性分解，视为整体观去论理、去评说，免不了导入盲人摸象，失去儒学整体的文化形象，失去儒学的哲学真蕴。这是鄙人一直未能解怀，成感慨之儒学。

一、宋明理学删定四书，将荀子学搬离儒学圣坛，业已造成后世对儒学的惯性认定：心性儒学与道德儒学，损伤了儒学的文化形象。

战国后期，强弱兼并，社会走势是大一统的王朝专*制。法家的法、术、势盛行，儒学应对，与时俱进。孔孟儒学发生转折期的质变，出现荀子学与《易传》的易学。

（1）“精于物者而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民所共由之物物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门学科的始分类，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始分道，形下器之道与形上导之道。

（2）“天有其时、地有其财、民有其治”，能参的“顺天而制天”，乃儒学的自然观。

（3）礼治天下的政制思想，礼法合治的政制方式。思想的文化形成是学问文章；方式的典章制度之制订与落实执行，前提条件需要有一个切合社会治理结构的阶层，精通礼义法典明廉耻的卿相士大夫礼义阶层，没有门第、资历及等级，尊卑定理成不平等的礼义阶层。

（4）虚壹而静谓大清明，解学问文章之理论偏蔽的心境清明，矛盾论的解蔽说。

（5）人参天地的通志成务，三道三才的人事心性本体论，后儒清晰为仁礼本体论。

（6）易简理得的尊卑定位，健顺的易简心性，刚柔的易简气质。易简、健顺与刚柔，人事心性本体论的礼义理论与人文文化。

（7）易简是否理得，理知事物的本质矛盾，显然事物的现象因果。尊卑定位的刚柔杂居，吉凶生；刚柔相接，险阻生；刚柔相推，吉凶生；情伪相感，利害生。现象因果成所以然之精微几，证见矛盾失衡的两极走向。矛盾与因果的逻辑连接有精微之几，“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必要探赜索隐，极深研几。

（8）“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心性外之穷理，心性内之尽性，心性内外的客观条件就是命。穷理尽性则明，命之条件之内；不可穷尽则幽，命的条件之外。圣人仰观俯察，通易学的知幽明之道。

（9）盛德与富有的德业体，乃万物化生的“道德论”。天道元亨利贞与人道仁义礼智配称的天人合道，后儒更新换代为：天道体用与人道理欲矛盾理一的天人合道。

（1）至（4）乃荀子理论，（5）至（9）乃《易传》理论。荀子学与《易传》易学，质变了孔孟，发展了孔儒，树立了孔儒整体的文化形象。孔孟（包括《中庸》、《大学》）荀及《易传》，是孔儒理论体系的发展系统。

二、汉武独尊儒术后，阳儒阴法。专*制制度的硬性限制，法家理论的软性同化。专*制的软硬兼施，儒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心性，失去了理性务实的文化源根。

（1）为适应君主专*制环境，董仲舒重拾神道设教方式，“退而更化”的天人感应，以天意征兆警示帝王，避离祸害。宋明理学则是论理学的道德内修心性学。

（2）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尚存有情欲空间，宋明理学走到极度，“存天理、去人欲”的惉滞情。

（3）董仲舒的“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理学崇扬弃功业的“天命之谓理”。

（4）汉儒纲常，君为臣纲正君道。宋明理学僵固礼教，尊卑定理失理情，以理杀人。

（5）宋明理学道德内修有自然观，儒道合流，“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与荀子的“顺天而制天”的儒学自然观背道而驰。

（6）宋明理学的中为心体庸定常的中庸本体论，与《易传》人参易变本体论分道扬镳。

如果说，孔儒的理性务实，心物一体的通于人而成于事。不合于天而亏于道，又是止于人际观，失整体观，不完善文化的理性务实。宋明理学失理性务实，心物分离，“合乎天而不因乎物”，“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不因乎物，失顺乎物则的始奏人、中奏天、终奏物的自然之化；不协于芚愚之化，存理制欲的惉滞情，失心性内外的音容天，实质是不通于人也不合乎天的儒学异化。始奏人的动力能，必要保持健康心性。“人物之元，鬼神之绍”的音容天，健康心性断然不可脱落于终奏物的顺乎物则；逮音容成，与“音以节容”的疑乎人心，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奏天，制度与文化的社会限定，是始奏人保持健康心性的决定条件。孔孟未合于天而亏于道，欠缺就是完善的中奏天理论。其理性务实的文化毕竟是因乎物而通心性，心物同源。孔子圣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言：“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宋明理学所推崇的孔孟之道，断隔心物，断隔心性内外，实质已损伤了孔儒的文化形象，失落了孔儒理性务实的文化源根。

三、明清之际短暂的实学与启蒙思潮，被荒芜的船山学，通过对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历史事实与逻辑事实之深思反省，以孔儒为文化基础而继往开来，成为孔儒的脉理传承。

（1）船山仁恕，是孔子忠恕的理论提升；存在的音容天，显然是《易传》的通志成务的逻辑解读，更高复归的文化意义清晰。

（2）顺天应人的理势天，理在气中的实践理性，如同荀子的“精于物者而物物”；理在神中的理论理性，如同荀子的“精于道者兼物物”。两者之间文化传续的哲理真蕴，船山明晰：实函斯活的活化心性。

（3）“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自然之化理论，传续是荀子“顺天而制天”自然观。

（4）“终乎大始”，“推而准之于无穷，皆是物也”。中为体，庸定用的中庸本体论，乃《易传》人参易变本体论的文化传承与理论提升。

（5）“礼生仁义之用”的仁礼本体论，乃《易传》三道三才之心性人事本体论的更新换代。

（6）“循理而应乎事物”的神化性命学，显然清晰的是《易传》本体论之易简、健顺、刚柔的礼义理论与人文文化。

（7）“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函者也”，首要性情论，“心统性情，性为情节”，智为神节，乃《易传》“事常变、易无体，神无方”的逻辑解读，理论传承。

（8）“天治者，神以依也”，乃荀子礼治与礼法合治的礼义阶层政制理论的思想升华。

（9）“无极而太极”的知幽明道，“无有一极”之幽，“无有不极”之明。明从幽中生之“无极而太极”，是《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知幽明道的文化传承与理论升华。

（10）“循理而应乎事物”，昭明天体的功能观与价值观，“富有而不吝于施，日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穷于所受”，是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逻辑解读，也是《易传》盛德与富有德业体理论的文化传续。

（11）“理一而已，理气一也，性命一也”。船山理一说，即合二而理一的矛盾说，是荀子解蔽说的理论传续与逻辑升华。

（12）“义利之际，其为别也大，利害之分，其相因也微”。义利本质的矛盾走向，是利害的现象因果成所以然的相因之精微，矛盾的相因、相成与相反。此乃《易传》矛盾因果说的文化传承与理论提升。

对儒学历史与逻辑的阶段性分解成概论，深思反省，传统儒学走向现代化，从孔子学开出？孟子学开出？孔儒体系开出？相隔二千数百年时空，如何文化衔接？不可能的文化传续事！且孔儒体系止于人际观而亏于整体观。与君主专*制制度伴随而来的帝制儒学，汉儒与宋明理学。政治儒学偏重汉儒所谓春秋大义之道统，现代新儒学倡宋明理学为主导，都与现代化水火不容。明清之际短暂的实学与启蒙，被荒芜的船山学，是传统儒学通往现代化的文化基础。以船山哲学为文化基础而继往开来，不管从时空之历史的发生次序，儒学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都是顺理成章的文化传承事。船山学未昭明日，儒学历史与逻辑的阶段性未有明晰分解，儒学形象未清明时，鄙人依然未能解怀，成感慨之儒学。

感概之儒学，透过近一个世纪的文化研究史，关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中西文化会通的评说，现代新儒学思潮的论评；以及建国六十多年的文化史，为何理想主义异化成专*制主义？从WG的“文胜质则史”，钟摆成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质胜文则野”，“道心微，人心危”的危微之几，与经济下行，迫出深化改革，习主*席主导的政治清明，招唤理论清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启蒙学派倡扬的船山学，到现时国学复兴潮再度重提以船山哲学为主导，文化研究进程的一切一切，“善恶是非，义判于几”，成儒学之感慨。

盛唐过后，“外则儒术，内则道佛”思潮，儒学道德内修失势，士大夫群不是入道，便是入佛。道佛盛行期，唐有韩愈辟佛，宋朝有张载辟道佛。为何辟道佛？道之虚，佛之空；道无为，佛幻化；道质朴，佛真如。异化的是儒学道统，现实人的道德心性。道德心性，有民本儒家物物道；也有帝制儒学不因乎物，尊卑定理的道德统同。两种不同性质的儒学混同成铁板一块，何以辟道佛？儒学跌落泥坑了。宋后，专*制压倒民本，走入衰落期。帝制儒学与道佛的内修心性互补，治世的道德通行，乱世的道佛通行，儒学在泥坑越陷越深。明清之际的实学与启蒙思潮，遏阻帝制儒学异化，复归孔儒民本，走出泥坑。满清文化逆转，再度跌落泥坑，陷入更深，文化专*制主义走到极度，衍生国民劣根性。当西方的民*主科学文化进入，专*制文化与国民劣根性，成为新文化进入的习惯势力，心性障碍。五四运动后，跌落泥坑的儒学无法自拔了。批判文化专*制主义，必定反儒，孔孟民本误道为专*制儒学；推崇孔儒民本，必定挺儒，宋明理学也披上民本儒学外衣。这就是民本儒与帝制儒混同成铁板一块，带来的文化灾难及坎坷。挺儒，孔儒是不完善的儒学体系。因乎物通于人未合于天，成于事亏于道，宋明理学误导为孔儒文化的客观成因；现代新儒学四代传人，视宋明理学为主导。传统历史文化的发生次序、从内则道佛到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儒道佛思潮的次序排列；现代文化思潮，从现代新儒学思潮转入佛道儒思潮，次序排序倒置，内则道佛思潮在现代社会重现。传统的儒道佛思潮后，是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船山学；现代的佛道儒思潮过后，是否实学与启蒙思潮重度，昭明船山学。甄别民本与帝制，结束铁板一块的儒学观，更高复归孔儒，走出泥坑；更高复归船山学，重建儒学，建构现代儒学体系。纵观儒学坎坷史，感慨之儒学。

自汉武独尊儒术后，法家理论的同化，孔儒发生异化。失去诸子争鸣氛围，异化孔儒，固态理成僵化儒学了。最基本的道德异化有董仲舒一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义利分离，再没有正义利物的民所共由物物道，不需要充实之容光了。“明其道不计其功”，无功业再不用“精于物者而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德业分离，何有充实容光之富有日新？道德再不是非仁义行的物物道为目标，以仁义行为目标。治世尚可道德通行，乱世道德遗落。在第一次大动乱期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经受乱世道德遗落的心性困惑之磨难，儒学业已跌落泥坑，为帝制儒学走向，儒道佛互补走向定调子了。进入第二次大动乱期的五代十国时代，“乱世道德遗落”，再度招来心性困惑，儒学陷落更深，普世人失去道德统同心性，“外则儒术，内则道佛”的意念流行，道佛之内修心性。儒学复兴，道德内修之复兴。汉儒始初异化，宋儒走向极度异化，泥坑内的儒学愈陷愈深。义利分离至极是以性正情的惉滞情，去人欲。弃功业至极的仁义行为目标，走向礼教的以理杀人，尊卑定理的定命定性，“天命之谓理”。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理在气中的实践次序，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之内修心性，治世道德通行，乱世内则道佛，进入儒道佛互补的盛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