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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 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上的讲话摘要 陳光柱
（2005.5.15）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时期。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洛”的地名外（仅两见），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并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迫）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距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签字、盖章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等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而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是，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明。岂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的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却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距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伤人、张口咬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捉到龟，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距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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