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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实学与现代实学

发布者: 质文刚柔 | 发布时间: 2016-9-10 06:50| 查看数: 1937|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现代中国进入实学的商品经济时代,传统中国是实学的自然经济时代,农工商排序,以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立国。进入盛唐后,显然的经济特征是商业经济比例增大。商业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繁荣的标志性特征。经济生产力只会停滞,不会褪色。即使明清时代走入专*制衰亡路,商业经济定在依然。商业繁荣,是滋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土壤。为什么中国的商业繁荣,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断缘?中奏天的制度与文化的社会限定,停滞了商业繁荣的心性活力,扼杀了经济生机,传统中国进入非实学的专*制衰亡路。
一、从孔孟可欲之谓善的寡欲时代,走到盛唐的经济繁荣时代,民众对物质需求的欲望,也随着经济繁荣而定型,继善成性,顺乎物则,提升物欲需求,成为社会的走势,敦促物质生产力质变而适应社会需求的走势,起决定作用的中奏天社会限定也要发生质变,顺应民心活力需求,顺乎物则的天下之变。然而,宋后专*制统治者却是倒行逆施。汉唐的专*制生长期,有道伐无道的理念通行,王朝正常陵替。民本与专*制相抑以生,均衡较量,社会生产力保持向前势态。然而,向前势态被宋后统治者扭曲逆转了。忠君报国的忠诚异化,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视为乱臣贼子所为,专*制压倒民本,王朝正常陵替转为汉夷王朝陵替。厓山过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汉夷王朝陵替,彻底摧残了传统儒家实学的理性路。北宋时代是社会继续繁荣与走入衰落的时代转折点,变法最多的历史时代,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汉儒定调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不可变;二是官僚的利益集团不可动,官场贪腐天下及势尊必蔽的弊政定在了;三是缺失民心的心性文化基础,缺失理论的理性基础。顺乎物则的经济变革,因政治变革的失败而夭折了。占据思想文化统治地位是宋明理学,承继孔孟之道,阳儒阴法,实质异化孔孟成唯心与教条。孔孟寡欲的可欲之谓善的实学理论,退化为非实学性质,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异化。漠视盛唐过后民众对物欲需求的社会走势,滞弱人的生理本能,滞弱生产力活力要素——始奏人动力源。儒道佛追求非实学的善性,避开了礼崩乐坏的情淫路,走到另一极端,抑情禁欲的情罪路。
明清之际,值汉夷王朝再度陵替的满清王朝建立之际,发生了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实学需要心性启蒙,心性启蒙推动实学。实学的心性启蒙,倡扬个性的理性自由,从以理杀人,礼教食人的儒教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回复到孔孟尽心尽性,知天事天的人能弘道立场,回归到《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实学心性。“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冲破以理杀人的文化专*制氛围,必要批判专*制的政治制度,批判世袭制三代衰落的专*制弊政,批判业成弊根而不可改变的三大弊政:贪腐天下;势尊必蔽;文有法而礼无法。文化方面,则要批判非实学的儒教道德文化,非实学的儒道佛善性文化。这场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短暂被满清统治者终结了,留给后世是:经济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的理性思路,历史重复和重演的逻辑必然。当满清专*制的封闭王国被帝国列强的侵略,民族灾难与国家危亡之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失败和共和政制建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一次经济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的历史重复。邓小平主持经济变革性质的改革开放——习主*席主持深化改革的政治变革——接着要出现恢复文化自信的文化变革,历史逻辑的再度重演。形上導要发挥决定作用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将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完全的商品经济时代。自然经济时代的民本政制,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的民*主政制;自然经济时代实学理性的价值体系,传承并提升为现代商品经济时代实学理性的价值体系。
二、自然经济时代民本政制实学体系的文化内核是民生问题,关注民众的物欲需求问题。商品经济时代民*主政制实学的文化内核,依然一样。不同的是:实学体系所走的文化道路不同,自然经济时代有其配套的政治模式与文化模式,商品经济时代同样如此。注重民生,“物物为能过化”的生生不息,代谢不已;“性性为能存神”,民所共由的道与理,情与欲,存有天下不可易变而深刻化的物理事则,义理的逻辑体系。实学理论的物物生化道与性性存神道。不管是自然经济时代,还是商品经济时代,有着哲学抽象真理的无限性。有限性是自然时代和商品时代各有其可行之道。其实,自然经济时代有分阶段实学体系的自然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商品经济时代也有分阶段性实学体系的自然之道,随着商品经济的时代开拓,会感悟和总结出来的。
传统的政制民本,关注民生,关注民生的物欲需求,实学的理论逻辑。传统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从汉武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走到满清的阳法阴儒的君师一体;从汉唐专*制生长期民本与专*制的均衡较量,到宋后的专*制压倒民本,满清的专*制彻底压倒民本,彻底践踏了传统儒家的实学理性。正视民本与专*制并存的文化土壤,正视宋后走到满清所发生专*制彻底压倒民本的文化事实和后世影响;正视非实学的儒教道德文化的专*制性质,正视儒道佛善性文化的非实学性质;正视近百年的文化乱相路,正视中西文化撞击的负面影响,对传统儒学范畴意涵和义理体系的严重曲解,摧残是儒家的实学理性。直到今天,依然视宋明理学道德文化为正统儒学,推崇儒道佛善性文化。文化的传承错位,致传统儒家实学文化的传承中断,无疑在延误了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文化传承路,延误了中国社会进入完全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化进程。
传统儒家的实学文化,蕴容着道德文化的神文化和精文化。精文化,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的物物道,国民心性文化的立心立命,定位定性而率性尽性的精文化。形上導的神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道定所而定位定性的宜居大环境,造就精文化的宜人*大环境。当神文化和精文化,蕴含着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客观规律要素,神文化预测学的“阴阳不测之谓神”,顶层设计的精义入神;人、天、物道体自然之化的穷神致化,“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不是五四运动所要倡扬个性的理性自由,活力解放?倡扬个性的理性自由,活力解放,神文化導向精文化,实学体系的理论文化和心性文化。
当船山的人道理欲观蕴容着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商品规律,供需平衡理则与人道救助的逻辑结合,不是显然着商品经济时代人道理欲观的深刻义理?实学体系的人道理欲观。
船山道体论的自然之化理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船山道体论蕴容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客观规律,顶层设计的国家宏观调控,结构性产业的经济转型,不是属于中奏天的社会限定?亿万群众的创新思潮,不是属于始奏人的动能范围?经济转型与创新思潮,其功能与价值不是务实于终奏物的顺乎物则?船山道体论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不是成为蕴容时代特征和商品规律的道体论,实学体系的道体论。
“无有不极”之太极,“无有一极”之无极,知幽明道的无极而太极。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不是同样存有时代特征和商品规律之无极而太极的知幽明道。知幽明道的无极而太极,儒家实学体系的哲学抽象。
摒弃非实学性质的儒教道德文化,摒弃非实学性质的儒道佛善性文化,推动传统儒家实学价值体系与现代实学文化的传承和融化。自然经济民本时代的实学文化,完全可以顺利进入到商品经济的民*主时代。民本与民*主的不同政制路,实学体系的价值目标共同:关注民生,关注民众不断增长的物欲需求。
三、传统实学与现代实学都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显然在中庸体用的哲理逻辑中。请看船山三段论语:
(1)刚柔文质,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
(2)实,充也;函,量也;充其量斯活矣。……函之中,仁也,仁则活之理赅而存焉,仁则活之体赅而存焉,仁则活之用赅而存焉,然而必于实也。函之所至,无不至焉;与函相得,无不浹焉;函之所透,不容已而透矣,然后活矣。先此之理,待此而敍;先此之体,待此而固;先此之用,待此而兴。蕴之乃以氤氲之,流之乃以条理之,浑之乃以发挥之。
(3)昭明天体也;昭物而物昭之,明物而物明之,天用也。维天之体即以用,凡天之用皆其体。富有而不吝于施,日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穷于所受。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
天道体用与人道理欲辩证统一的中庸体用论,价值目标明确:容光而不穷于所受的“富有而不吝于施,日新而不用其故”。终极目标的价值展现:人物之元的“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心性文化的客观存在与文明演进,一是取决于终奏物的生产力水平,“物物为能过化”的代谢不已,科学技术的物质成果,融入社会的生活中,定位定性,提升民众的心性文化素质,性命学内涵的文明演进,实学心性的文明演进。二是取决于终奏物的顺乎物则,显然中奏天的制度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制度的环境造人,文以礼载道,“物物为能过化”的天道体用。人道教化的“修道兼修其体用而教唯用”;圣神形上導,“明以钦为本”,“国教在政而政皆教”。文化造就心性,文以理益质,“性性为能存神”,致“物物为能过化”的诚信道。诚者实也,诚者天道,诚之者人之信道。诚信道的形上神,明诚合一,非诚之离明,明之离诚矣。形上導的唯物辩证,明诚理一的明以致诚。明以致诚的文化造就心性,明以钦为本的“国教在政而政皆教”,中奏天的社会条件限定。始奏人的活力能,受物质生产力条件所限定,存在音容天,“容有迹而音无方”,心性唯物;为中奏天的社会条件所限定,存在理势天。理有屈伸与顺逆,势有轻重成可否,逮音容成,还是音以节容,心性辩证的顺天应人。处在终奏物与中奏天的双重条件限定下的始奏人。研究现代社会实学的创新思潮,能不研究人、天、物道体的自然之化?
四、从中介范畴的哲学功用去理解儒家的实学体系。
(1)既成生产力条件下的三大基本元素:物、事、人。事为中介,联接物,物理事则,事物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事物,人也。人为能否遵循事物规律,顺应自然?事为中介,形成传统哲学总体的矛盾范畴:自然与人为的矛盾理论,心性有内外,因之散发到方方面面,心性范畴所显然的自然与人为的矛盾体,即荀子所说的顺天而制天,儒家有为的自然观。也是船山所说:“以人事天者,理一而已。性命一也,理气一也”。形下器之道的实践理性。事为中介的哲学功用,所以,“立纲陈常,义辨于事”。
(2)存在本体论的三大基本元素:事物、人事、心性。人事为中介,人事就是天命。人事定位,各正性命,性命分殊。所以,民众的安天乐命,定位定性的立心立命,率性尽性。“人事尊卑,义尊于位”。各正性命,有功能效用,人事为中介,联接着事物,“循理而应乎事物”的各正性命。所以,“审微而定命之谓神”。形上導的神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理道定所,建设定位定性的宜居大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商品市场经济的行政系统,分工机制,通过工商发牌照,税务征税的形式,代行天命之人事。
(3)《易传》天地人参本体论的三大基本元素:阴阳天道、刚柔地道、仁义人道。刚柔地道为中介,地曰示的实践验证因果路:阴阳天道合理性的人事结构之易简理得,规范性的心性文化结构的乾刚健与坤简能,易简立本的人事险阻,运行吉凶的矛盾因果,都在刚柔地道地曰示的中介范畴中显现出来。仁义人道的君子心性文质彬彬,社会质文合符道体,仁义的健康,礼义之健顺,心性人事本体运行的实践验证,因果所然。显然:以地道刚柔为中介,联接着阴阳天道与仁义人道,三道三才的整体性,正因为这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性,显然着:“善恶(私)是非(蔽),义判于几”。存在音容天之几,即人物之元的精微之几,鬼神之绍的危微之几。“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几其神”,形上導的圣神文化。
(4)船山道体论的三大基本元素:始奏人、中奏天、终奏物。中奏天为中介,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决定作用,决定着终奏物的物物走势,是否顺乎物则的天下之变,关乎民生,关乎民众物欲需求的自然增长,心性唯物。决定着始奏人的活力能,精文化的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的物物道。必要解决理欲问题,“物必不屈于欲”,必以人欲见天理的须有安排,“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 ”,保持对物欲的理智心。“欲必不穷于物”,必以天理达人欲的更无转折,“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人、天、物道体的自然之化,中庸体用的有为自然,非妄为自然与无为自然的两极向。“存亡进退,义殊乎时”,时中的有为自然,中庸体用的循序渐进,关键非常,“始以建中”,“终乎大始”;顶层设计的精义入神,“极其大而中可求,中可得而后大有”。大中涵化而实函斯活,逮音容成的循序渐进,心性辩证。中庸体用之有为,人、天、物道体的自然之化。
(5)寻找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文化中介点。文化中介点,基于时空性的文化接轨,有历史的发生次序,有圣神文化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有“性命一也,理气一也”,心性精文化实践理性的逻辑次序。本着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原理的角度,去思考时空性的文化接轨。显然,非二千数百年前的孔儒文化,更不是唯心教条,异化孔儒的儒教意识形态,不是非实学性质,抑性禁欲而走向情罪路的儒道佛善性文化。是孔儒的脉理传承:为往圣继绝学——张载气学——船山实学。文化中介的落具点是船山实学。孔儒文化的最高水平,儒学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标杆性人物的船山学。
上述(1)至(4)所论及中介范畴的哲学功用,中介范畴意蕴,当蕴容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客观规律后,是否同样为现代社会所应用?同样发生着中介范畴的哲学功用?是否因此更清晰于古今中西中介点的文化理论?是否成为商品经济时代实学理性的价值体系?
从传统实学到现代实学,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国民对物欲需要欲望在增长,天下不可易变的义理体系之理性逻辑必然要不断深刻化,三方面协同一统,实学体系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历史逻辑延续,方有文化传承与更新并在的会通古今通义,方有习主*席所说的文化自信,方有一个大国应该拥有的软科学,方有国民真正拥有的精神素质。从自然经济时代的实学理性,到商品经济时代的实学理性。儒学脉理传承,中国特点的文化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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