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进入实学的商品经济时代，传统中国是实学的自然经济时代，农工商排序，以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立国。进入盛唐后，显然的经济特征是商业经济比例增大。商业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繁荣的标志性特征。经济生产力只会停滞，不会褪色。即使明清时代走入专*制衰亡路，商业经济定在依然。商业繁荣，是滋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土壤。为什么中国的商业繁荣，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断缘？中奏天的制度与文化的社会限定，停滞了商业繁荣的心性活力，扼杀了经济生机，传统中国进入非实学的专*制衰亡路。

一、从孔孟可欲之谓善的寡欲时代，走到盛唐的经济繁荣时代，民众对物质需求的欲望，也随着经济繁荣而定型，继善成性，顺乎物则，提升物欲需求，成为社会的走势，敦促物质生产力质变而适应社会需求的走势，起决定作用的中奏天社会限定也要发生质变，顺应民心活力需求，顺乎物则的天下之变。然而，宋后专*制统治者却是倒行逆施。汉唐的专*制生长期，有道伐无道的理念通行，王朝正常陵替。民本与专*制相抑以生，均衡较量，社会生产力保持向前势态。然而，向前势态被宋后统治者扭曲逆转了。忠君报国的忠诚异化，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视为乱臣贼子所为，专*制压倒民本，王朝正常陵替转为汉夷王朝陵替。厓山过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汉夷王朝陵替，彻底摧残了传统儒家实学的理性路。北宋时代是社会继续繁荣与走入衰落的时代转折点，变法最多的历史时代，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汉儒定调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不可变；二是官僚的利益集团不可动，官场贪腐天下及势尊必蔽的弊政定在了；三是缺失民心的心性文化基础，缺失理论的理性基础。顺乎物则的经济变革，因政治变革的失败而夭折了。占据思想文化统治地位是宋明理学，承继孔孟之道，阳儒阴法，实质异化孔孟成唯心与教条。孔孟寡欲的可欲之谓善的实学理论，退化为非实学性质，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异化。漠视盛唐过后民众对物欲需求的社会走势，滞弱人的生理本能，滞弱生产力活力要素——始奏人动力源。儒道佛追求非实学的善性，避开了礼崩乐坏的情淫路，走到另一极端，抑情禁欲的情罪路。

明清之际，值汉夷王朝再度陵替的满清王朝建立之际，发生了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实学需要心性启蒙，心性启蒙推动实学。实学的心性启蒙，倡扬个性的理性自由，从以理杀人，礼教食人的儒教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回复到孔孟尽心尽性，知天事天的人能弘道立场，回归到《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实学心性。“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冲破以理杀人的文化专*制氛围，必要批判专*制的政治制度，批判世袭制三代衰落的专*制弊政，批判业成弊根而不可改变的三大弊政：贪腐天下；势尊必蔽；文有法而礼无法。文化方面，则要批判非实学的儒教道德文化，非实学的儒道佛善性文化。这场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短暂被满清统治者终结了，留给后世是：经济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的理性思路，历史重复和重演的逻辑必然。当满清专*制的封闭王国被帝国列强的侵略，民族灾难与国家危亡之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失败和共和政制建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一次经济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的历史重复。邓小平主持经济变革性质的改革开放——习主*席主持深化改革的政治变革——接着要出现恢复文化自信的文化变革，历史逻辑的再度重演。形上導要发挥决定作用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将推动中国社会进入完全的商品经济时代。自然经济时代的民本政制，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的民*主政制；自然经济时代实学理性的价值体系，传承并提升为现代商品经济时代实学理性的价值体系。

二、自然经济时代民本政制实学体系的文化内核是民生问题，关注民众的物欲需求问题。商品经济时代民*主政制实学的文化内核，依然一样。不同的是：实学体系所走的文化道路不同，自然经济时代有其配套的政治模式与文化模式，商品经济时代同样如此。注重民生，“物物为能过化”的生生不息，代谢不已；“性性为能存神”，民所共由的道与理，情与欲，存有天下不可易变而深刻化的物理事则，义理的逻辑体系。实学理论的物物生化道与性性存神道。不管是自然经济时代，还是商品经济时代，有着哲学抽象真理的无限性。有限性是自然时代和商品时代各有其可行之道。其实，自然经济时代有分阶段实学体系的自然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商品经济时代也有分阶段性实学体系的自然之道，随着商品经济的时代开拓，会感悟和总结出来的。

传统的政制民本，关注民生，关注民生的物欲需求，实学的理论逻辑。传统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从汉武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走到满清的阳法阴儒的君师一体；从汉唐专*制生长期民本与专*制的均衡较量，到宋后的专*制压倒民本，满清的专*制彻底压倒民本，彻底践踏了传统儒家的实学理性。正视民本与专*制并存的文化土壤，正视宋后走到满清所发生专*制彻底压倒民本的文化事实和后世影响；正视非实学的儒教道德文化的专*制性质，正视儒道佛善性文化的非实学性质；正视近百年的文化乱相路，正视中西文化撞击的负面影响，对传统儒学范畴意涵和义理体系的严重曲解，摧残是儒家的实学理性。直到今天，依然视宋明理学道德文化为正统儒学，推崇儒道佛善性文化。文化的传承错位，致传统儒家实学文化的传承中断，无疑在延误了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文化传承路，延误了中国社会进入完全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化进程。

传统儒家的实学文化，蕴容着道德文化的神文化和精文化。精文化，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的物物道，国民心性文化的立心立命，定位定性而率性尽性的精文化。形上導的神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道定所而定位定性的宜居大环境，造就精文化的宜人*大环境。当神文化和精文化，蕴含着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客观规律要素，神文化预测学的“阴阳不测之谓神”，顶层设计的精义入神；人、天、物道体自然之化的穷神致化，“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不是五四运动所要倡扬个性的理性自由，活力解放？倡扬个性的理性自由，活力解放，神文化導向精文化，实学体系的理论文化和心性文化。

当船山的人道理欲观蕴容着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商品规律，供需平衡理则与人道救助的逻辑结合，不是显然着商品经济时代人道理欲观的深刻义理？实学体系的人道理欲观。

船山道体论的自然之化理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船山道体论蕴容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客观规律，顶层设计的国家宏观调控，结构性产业的经济转型，不是属于中奏天的社会限定？亿万群众的创新思潮，不是属于始奏人的动能范围？经济转型与创新思潮，其功能与价值不是务实于终奏物的顺乎物则？船山道体论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不是成为蕴容时代特征和商品规律的道体论，实学体系的道体论。

“无有不极”之太极，“无有一极”之无极，知幽明道的无极而太极。进入到商品经济时代，不是同样存有时代特征和商品规律之无极而太极的知幽明道。知幽明道的无极而太极，儒家实学体系的哲学抽象。

摒弃非实学性质的儒教道德文化，摒弃非实学性质的儒道佛善性文化，推动传统儒家实学价值体系与现代实学文化的传承和融化。自然经济民本时代的实学文化，完全可以顺利进入到商品经济的民*主时代。民本与民*主的不同政制路，实学体系的价值目标共同：关注民生，关注民众不断增长的物欲需求。

三、传统实学与现代实学都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显然在中庸体用的哲理逻辑中。请看船山三段论语：

（1）刚柔文质，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

（2）实，充也；函，量也；充其量斯活矣。……函之中，仁也，仁则活之理赅而存焉，仁则活之体赅而存焉，仁则活之用赅而存焉，然而必于实也。函之所至，无不至焉；与函相得，无不浹焉；函之所透，不容已而透矣，然后活矣。先此之理，待此而敍；先此之体，待此而固；先此之用，待此而兴。蕴之乃以氤氲之，流之乃以条理之，浑之乃以发挥之。

（3）昭明天体也；昭物而物昭之，明物而物明之，天用也。维天之体即以用，凡天之用皆其体。富有而不吝于施，日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穷于所受。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

天道体用与人道理欲辩证统一的中庸体用论，价值目标明确：容光而不穷于所受的“富有而不吝于施，日新而不用其故”。终极目标的价值展现：人物之元的“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心性文化的客观存在与文明演进，一是取决于终奏物的生产力水平，“物物为能过化”的代谢不已，科学技术的物质成果，融入社会的生活中，定位定性，提升民众的心性文化素质，性命学内涵的文明演进，实学心性的文明演进。二是取决于终奏物的顺乎物则，显然中奏天的制度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制度的环境造人，文以礼载道，“物物为能过化”的天道体用。人道教化的“修道兼修其体用而教唯用”；圣神形上導，“明以钦为本”，“国教在政而政皆教”。文化造就心性，文以理益质，“性性为能存神”，致“物物为能过化”的诚信道。诚者实也，诚者天道，诚之者人之信道。诚信道的形上神，明诚合一，非诚之离明，明之离诚矣。形上導的唯物辩证，明诚理一的明以致诚。明以致诚的文化造就心性，明以钦为本的“国教在政而政皆教”，中奏天的社会条件限定。始奏人的活力能，受物质生产力条件所限定，存在音容天，“容有迹而音无方”，心性唯物；为中奏天的社会条件所限定，存在理势天。理有屈伸与顺逆，势有轻重成可否，逮音容成，还是音以节容，心性辩证的顺天应人。处在终奏物与中奏天的双重条件限定下的始奏人。研究现代社会实学的创新思潮，能不研究人、天、物道体的自然之化？

四、从中介范畴的哲学功用去理解儒家的实学体系。

（1）既成生产力条件下的三大基本元素：物、事、人。事为中介，联接物，物理事则，事物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事物，人也。人为能否遵循事物规律，顺应自然？事为中介，形成传统哲学总体的矛盾范畴：自然与人为的矛盾理论，心性有内外，因之散发到方方面面，心性范畴所显然的自然与人为的矛盾体，即荀子所说的顺天而制天，儒家有为的自然观。也是船山所说：“以人事天者，理一而已。性命一也，理气一也”。形下器之道的实践理性。事为中介的哲学功用，所以，“立纲陈常，义辨于事”。

（2）存在本体论的三大基本元素：事物、人事、心性。人事为中介，人事就是天命。人事定位，各正性命，性命分殊。所以，民众的安天乐命，定位定性的立心立命，率性尽性。“人事尊卑，义尊于位”。各正性命，有功能效用，人事为中介，联接着事物，“循理而应乎事物”的各正性命。所以，“审微而定命之谓神”。形上導的神文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理道定所，建设定位定性的宜居大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商品市场经济的行政系统，分工机制，通过工商发牌照，税务征税的形式，代行天命之人事。

（3）《易传》天地人参本体论的三大基本元素：阴阳天道、刚柔地道、仁义人道。刚柔地道为中介，地曰示的实践验证因果路：阴阳天道合理性的人事结构之易简理得，规范性的心性文化结构的乾刚健与坤简能，易简立本的人事险阻，运行吉凶的矛盾因果，都在刚柔地道地曰示的中介范畴中显现出来。仁义人道的君子心性文质彬彬，社会质文合符道体，仁义的健康，礼义之健顺，心性人事本体运行的实践验证，因果所然。显然：以地道刚柔为中介，联接着阴阳天道与仁义人道，三道三才的整体性，正因为这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性，显然着：“善恶（私）是非（蔽），义判于几”。存在音容天之几，即人物之元的精微之几，鬼神之绍的危微之几。“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几其神”，形上導的圣神文化。

（4）船山道体论的三大基本元素：始奏人、中奏天、终奏物。中奏天为中介，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决定作用，决定着终奏物的物物走势，是否顺乎物则的天下之变，关乎民生，关乎民众物欲需求的自然增长，心性唯物。决定着始奏人的活力能，精文化的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的物物道。必要解决理欲问题，“物必不屈于欲”，必以人欲见天理的须有安排，“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 ”，保持对物欲的理智心。“欲必不穷于物”，必以天理达人欲的更无转折，“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人、天、物道体的自然之化，中庸体用的有为自然，非妄为自然与无为自然的两极向。“存亡进退，义殊乎时”，时中的有为自然，中庸体用的循序渐进，关键非常，“始以建中”，“终乎大始”；顶层设计的精义入神，“极其大而中可求，中可得而后大有”。大中涵化而实函斯活，逮音容成的循序渐进，心性辩证。中庸体用之有为，人、天、物道体的自然之化。

（5）寻找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文化中介点。文化中介点，基于时空性的文化接轨，有历史的发生次序，有圣神文化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有“性命一也，理气一也”，心性精文化实践理性的逻辑次序。本着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原理的角度，去思考时空性的文化接轨。显然，非二千数百年前的孔儒文化，更不是唯心教条，异化孔儒的儒教意识形态，不是非实学性质，抑性禁欲而走向情罪路的儒道佛善性文化。是孔儒的脉理传承：为往圣继绝学——张载气学——船山实学。文化中介的落具点是船山实学。孔儒文化的最高水平，儒学走向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标杆性人物的船山学。

上述（1）至（4）所论及中介范畴的哲学功用，中介范畴意蕴，当蕴容商品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客观规律后，是否同样为现代社会所应用？同样发生着中介范畴的哲学功用？是否因此更清晰于古今中西中介点的文化理论？是否成为商品经济时代实学理性的价值体系？

从传统实学到现代实学，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国民对物欲需要欲望在增长，天下不可易变的义理体系之理性逻辑必然要不断深刻化，三方面协同一统，实学体系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历史逻辑延续，方有文化传承与更新并在的会通古今通义，方有习主*席所说的文化自信，方有一个大国应该拥有的软科学，方有国民真正拥有的精神素质。从自然经济时代的实学理性，到商品经济时代的实学理性。儒学脉理传承，中国特点的文化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