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法与秩序的体系问题，依我看来，法，与秩序相连，法治秩序。还有另一秩序：规范秩序，即礼治。礼法合治，礼主法辅，荀子的政制理论。荀子以言行规范之礼义质正和质实仁义，所以，规范秩序之礼治，其实是以仁义礼智信之人道治天下，是自觉性质的理性规范。礼治，通人性，融情理，礼乐精神治理人心。快乐心性，根植本性自然。礼，人为之作为。所以，礼乐关系，人为与自然的矛盾辩证体。只有在遵循礼义规范基础上的乐，才是长久、稳固，健康意义的乐。乐能移风易俗，也在稳定和发展礼义理性。相辅相成的礼乐精神，就是仁义礼智之人道，推动天道元亨利贞的诚信道。诚信道失，礼崩乐坏的质野时代了。礼法合治，建立礼乐天下的社会治理，礼主法辅。法治，以法律条文，惩治有违礼义规范，不至善者的人与事，法治的根本目的，护持礼治的治理秩序。治理礼崩乐坏的质野心性，矫枉过正而重于法治，政治变革与法治天下配套而来，治标不治本。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回复礼主法辅的礼乐治理，与文化变革配套成行。没有文化变革，没有礼治，也没有礼乐治理人心。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历史没有文化变革成功的事例。王安石政治变法失败，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被终结，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双失败；共和政制变革成制度现实，缺失文化变革，变革的现实政治路动荡不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变革，打倒孔家店，对传统儒家的批判错位，文化变革流失了。建立法治体系，治理礼崩乐坏的质野心性，治标不治本。经过文化变革后的礼乐治理，巩固治标而治本，从而恢复正常的社会治理：礼法合治，礼主法辅。

汉唐时代的改朝换代，有道伐无道为正义原则，恢复人道生机的礼法合治为王朝的正常陵替，创造了盛唐辉煌。宋以后的改朝换代，有道伐无道为乱臣贼子所为，王朝正常陵替转变为汉夷王朝的两度陵替。厓山过后无中华，明亡以后无华夏。满清阳法阴儒的独裁专*制，揽君师一体，治统与学统一身的君主独裁，法治苛政的文化专*制，以理杀人，礼教食人，消失礼治，何来礼乐精神的人道治理？

二、回顾历史文化而深究。对于现时质野心性时代弊端事实的探究，溯源到六十多年的共和国历史，再度溯源，五四新文化历史；汉夷王朝两度陵替的满清逆转文化史；宋后专*制衰落史；汉武独尊儒术的汉唐专*制生长史。为后世定调定制的祖宗之法专*制史，为儒教意识形态定调定论，儒道佛互补的文化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氛围下出现主流地位的思想文化，孔孟荀《易传》成理论逻辑循序的孔儒文化，儒学肯定阶段的应该之理，开始被儒教异变成当然之理的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规律，哲学圆圈的自然而必然过程，张载气学与船山学，成就孔儒脉理传承的否定之否定阶段，自然而然的哲学过程。其中，汉唐专*制生长期过后的宋后衰落期，发生王安石的政治变革，出现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思潮。当进入满清专*制时代，回复独裁政制赤裸裸的法家复原时代，甚于秦王法治暴政时代，一是对先进文化汉族仕人的专*制，民族分三等，汉为三等平民，剥夺了参政权利。汉族仕人脱离学而优则仕的仕途，脱离圣人之教，归入君师一体的文化专*制，明亡以后无华夏。二是对汉民族生存利益的践踏，入关时推行剃发易服的强*暴专*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赤裸裸摧残人*权的政治禽兽行为，在秦暴时代绝对是无法通行，却在二千年后的满清时代通行了，而且收获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再往后推，日冦侵华，为什么出现众多汉奸官员，数百万伪军助纣为虐于日冦？能怪日本人尊重古代中国人，轻薄近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的国力，让日本人再不能轻慢中国。当中国倡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优势，文化文明向前，显示文化大国的文化软实力时，日本人当“俯首称臣”了。为什么？探究其所以然，根是始奏人的文化心性。结束秦暴的二世而亡，是先秦时代的心性文化。有道伐无道，伐无道昏君之纣，伐独夫民贼，正气凛然！“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也”。仕族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正义感，培就出匹夫有责的民族正义感。这样的民族精神能不令人佩服和尊重？宋后忠君报国的忠诚异化，儒道佛互补的治乱世循环，质野心性与善性内修心性的文化浸淫，先秦正气凛然的文化心性荡然无存，剩下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心性，谁做皇帝都一样，反正都要穿衣吃饭。实惠人生重返自然人，自扫门前雪的民族劣根性。可怜的现代中国人，还在赞誉“康乾盛世”，还在推崇儒道佛文化。可怜的现代文化人，还在推崇和复古文化源头的质朴自然人，执古道纪的道法自然，对诸子百家争鸣氛围下成长为主流地位的孔儒文化，漠视其文化的时代局限性，求全责备；更甚的是，视同于异化的儒教专*制，铁板一块而张冠李戴。理论*攻击，甚至于人格侮辱。观此寒心。文化回顾，清晰心性的文化史，研究理论的逻辑循序，从而清晰探究历史发生次序的因果路。

三、文化失落与文化的研究乱相，实际（质）性失落的是礼治之精粹，弱化文化的软实力。

因自然人生作心性作为有性命学。据个体的角色位置，自觉履行角色之行为规范的理性精神，用荀子的话来说，对至善者的社会理治，就是礼治。用另一种说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是礼治之精粹。。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实体范围内，有其角色位置，即立命；有其配称的行为规范准则，功能证验及人生价值观在内，即立心。社会人生观的立心立命，确切的逻辑事实。如何上升到理论形式，升华为明晰的理论逻辑。对于礼义规范作义理体系的系统性论述，始初的理论形式是《易传》的三道三才理论，仁义人道融入天道阴阳，明晰人事结构排序原理是易简理得，根据德才素质定位定性。定位的价值符号，揭示的第一人是孔子，“君子义与小人利”。社会管理的君子阶层，价值符号是义，食官禄是谋生路。若谋私利，不要当官！社会物质生产层次的小人利，价值符号是利，谋生之私利，与须有安排的公利矛盾理一，公私两利。定性有义理的心性准则，仁义人道融入刚柔地道，心性准则的乾刚健与坤柔顺。揭示心性准则的第一人是孟子。恒心阶层，乾刚健的君子自强不息精神。因世间现象的事变体易，神无方定在有方，顺应天道变化。乾位名实相副的刚质精神，令下必行有效应，避离险阻远离凶因果，需要自强不息的健精神，乾刚健的礼义规范。恒产阶层，顺应乾道变化，普罗大众之礼义规范：坤柔顺。乾坤位多层次，对上坤位柔顺，对下乾位刚健，易简理得的级能层次性。乾位顶层，依然乾坤两阶位，坤位柔顺于国家利益，国民福祉，天命之谓性，民本为源根，民生为重心。习以性成，生长着气质之谓性。天命就是人事，层层切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命体。对于立心立命的功能证验及价值意义，揭示第一人是荀子，君子义阶层是恒心者的“精于道者兼物物”，小人利阶层是恒产者的“精于物者而物物”。作系统性理论归纳是《易传》，形上導之道与形下器之道的道器层次。高低层次的性命分殊，即礼义分殊作仁理统同。提升先儒立心立命理论是张载气学与船山实学，理道定所，给“精于道者兼物物”的定位定性，提供宜人环境。兼物物的价值意义在于，给“精于物者而物物”的定位定性，提供宜人环境。为天地立心之“精于道者兼物物”；为生民立命之“精于物者而物物”，礼治精粹。

理道定所，理之道，建立立命定位的礼义规范秩序，与天理达人欲的中庸体用贯通，与无极而太极理念的大中关系接壤，“推而准之于无穷，皆是物也”。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礼治功能价值的物性天道部分，“物物为能过化”的礼治精神。道之理，建构着立心定性的心性文化结构，即仁礼心性之乾刚健与坤柔顺的心性结构。心统性情的理情、理欲，习以性成的理在气中。即实践理性的性命一也，穷理尽性的理气一也。性天下之性而“性性为能存神”，逮音容成，成理势之顺天应人的存在音容天，礼治的功能价值的性性人道部分，人欲见天理的须有安排。人道推动天道，诚信道的礼治精神。

船山提出圣人有为之文与礼。文理形上導，圣神文化功能有二：一是文以理益质，立心定性的质文心性，心统性情的理情理欲，仁义的健康心性，礼治精神的心性部分；文以礼载道，立命定位的性命一也，理气一也，礼义的健顺心性，易简理得之人事原则的名实如一。人事原则显然，礼治精神的实践理性部分。礼治精神，奠立社会本体的主体精神。礼治与法治分属文化学的软硬科学两部分，贯通而理一。从方法*论言，遏制贪腐，法治的刚质硬手段，制度立法的威慑力；礼治的柔质软手段，人道教化入人心的良知与良能，打上心性的预防针，因而是自觉的理性规范。民免而无耻与有耻有格，孔子的论语，表明法治与礼治不同的文化质性，刚柔硬软。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势有轻重，因质文心性存在文史与质野的心性两偏极，因心性情势有正常与非正常的治理方式，应用的法治与礼治，必要权衡轻重，审时度势而应变。势有轻重，理有屈伸，礼法合治也有权衡轻重，与时俱变。如船山说：“天治者，神以依也”。礼法合治的权衡轻重，神也。

宋后文化衰落有千年历史，满清文化逆转有近四百年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百年文化的乱相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复兴路的艰难备至。没有实现文化复兴的正本清源，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礼治精神，没有真正意义的软科学。久违了，礼治精神；久违了，文化的软科学。

四、一个健康的文化社会，显示着文化软实力强盛上升的社会，才能显示出礼治文理的社会效应，显示出礼主法辅政制理论的实践证验。然而，治乱循环的历史实在，流俗禽畜的质野心性伴随乱世人心时代而成为社会实在时，礼法合治的审时度势，重法治于礼治，成为政制实施的社会存在，这就是船山所说的天治者，神以依的政制哲理。乱世中，文化失落，文化软实力下挫。若文化软实力得不到恢复，即使有礼治政制，非真正意义的礼治文化精粹。宋后千年的文化衰落路，儒道佛文化互补，礼法合治政制理论被曲解异化而失落。汉夷王朝两度陵替，阳儒阴法的政制现实，走向法家复原，成赤裸裸独裁专*制的君师一体时代。礼治文理失落，礼主法辅的政制形式及理论基础名存实亡。所以，久违了文化软科学；久违了，礼治精神。

一个健康的文化社会，存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真理的成形，有赖于学术争鸣，从而显然主流地位的思想学派。传统文化的思想学派落在谁家？直到今天依然混沌一片。旧的混沌未清，新的混沌又来。寻根文化源头，在于质正和清晰文化源流的理论循序，焉知，引出文化的复古潮。没有主流思想的学派确立，焉有文化社会的健康正常，焉有精粹的礼治文理。

礼法政制围绕着儒法两学派而立论，儒家政制理论在荀子时代奠立：礼法合治，礼主法辅。法家政制是君王南面而坐的高度集权，结局是秦暴政的短命王朝。终然，法家专*制潜藏在阳儒阴法的君主专*制理论中，无法改变法家的文化性质及因果证验。阳儒阴法的政制结果，法家改造儒家，非民本儒家，异化的专*制儒家。与时同时，真正的儒家脉理传承的儒家民本实学入世。张载气学，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浓缩，就是礼治精粹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儒家政制理论有多少人认同，抵制辱骂者不少吧！船山理道立所而定位定性的政制理论，同类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神以依，审时度势而施政于礼法合治的神以依。荀子的礼法合治已进入理道定所神以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礼治社会的新时代。现代的文化界，能清醒认知这个新时代吗？礼主法辅的政制理论不清晰，安有理论指导实践的文化效应？

礼治的文以理益质，文以礼载道，文教而理治心性；法治，治理违礼义规范的人与事，治理质野心性的人与事，也是治理心性。所以，研究礼法合治的政制理论，必要研究心性学。强势的西方文化套解，中国文化失落的重心，心性学的文化失落。理治和治理心性的心性学研究萧落，焉有礼治理性的文化社会？焉有礼法合治的理想社会？

增强文化科学的软实力，建设礼法合治的理想社会，深化改革于政治变革的同时，当掀动文化变革了。

研究传统文化，重心应研究心性文化，历史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与心性文化切切相关。
唐虞禅让制有质朴心性为社会基础。生理需求的物欲极低，“天道远，人道迩”，以人道弥补天道缺失共生存。尧舜禹之王，一无物质的奢侈享受，二是勤政理民相当辛苦。通天地人为王，具有德高望重的智识人格并存的形上道之王，不存有搶权夺位的质朴心性时代，是禅让道得以通行的社会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心不古，礼崩乐坏，质朴心性时代结束，逐渐转向继善成性阶段了。正因为这种转向，方有论理学的诸子百家争鸣，方有荀子解蔽和集成诸子学，奠定孔儒的主流地位。“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易传》已明确揭示着继善成性成质文心性的新时代。从春秋战国的人心不古时代开始，直到现代，都属于继善成性时代。物质生产力的文明向前，带动着人对物欲需求的生理本性本能的文明向前。然而，人的心性本质并不会因物质与物欲的文明向前而文明演化。相反，心性基础的质文心性未能文明向前，缺失合符道体成继善成性的仁礼心性，未能促动心性的文化文明，导致心性偏极的质野与文史的心性时代出现，反阻滞了物质与物欲的文明向前。心物定律，顺乎物则天下之变，有心性唯物；却因允乎人心的天下之疑，有心性辩证。存逮音容成与音以节容的心性两走向。始奏人的心性动能，也是生理自然的本性本能，存有势成轻重，致理有屈伸的人为因果路，即心性走向。心性走向有三性：性恶情淫的质野心性；善性情罪的文史心性；理欲情功，质文合道体的继善成性。探究心性走向成所以然之理，人文化成天下的知几神理，精义入神。心性走向，取决于须有安排政治道的立命环境，取决于文理造就心性的立心环境，不同的立命和立心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出不同的心性人。自古至今，研究历史时代发生的事件与人物，都离不开对心性文化的研究，集心性文化的历史积淀，因而有传统心性学；因于研究心性学历史，理论的文化积淀和哲理提升，会通古今通义的理性顺序，因而有心性哲学。离开心性学历史与心性哲学史的研究，是无法理清历史事件的本质与因果，对历史人物作出符合时代事实的是非功罪之中肯评判。

研究传统文化，重心要研究心性文化，历史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与心性文化切切相关。
   唐虞禅让制有质朴心性为社会基础。生理需求的物欲极低，“天道远，人道迩”，以人道弥补天道缺失共生存。尧舜禹之王，一无物质的奢侈享受，二是勤政理民相当辛苦。通天地人为王，具有德高望重的智识人格并存的形上道之王。不存有搶权夺位的质朴心性时代，是禅让道得以通行的社会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心不古，礼崩乐坏，质朴心性时代结束，逐渐转向继善成性阶段了。正因为这种转向，方有论理学的诸子百家争鸣，方有荀子解蔽和集成诸子学，奠定孔儒的主流地位。“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易传》已明确揭示着继善成性成质文心性的新时代。从春秋战国的人心不古时代开始，直到现代，都属于继善成性的心性时代。
物质生产力的文明向前，带动着人对物欲需求的生理本性本能的文明向前。然而，人的心性本质并不会因物质与物欲的文明向前而文明演化。相反，心性基础的质文心性未能文明向前，缺失合符道体成继善成性的仁礼心性，未能促动心性的文化文明，导致心性偏极的质野与文史的心性时代出现，反阻滞了物质与物欲的文明向前。心物定律，顺乎物则天下之变，有心性唯物；却因允乎人心的天下之疑，有心性辩证。存逮音容成与音以节容的心性两走向。始奏人的心性动能，也是生理自然的本性本能。存在理势天，势成轻重，致理有屈伸的人为因果路，即心性走向。心性走向有三性：性恶情淫的质野心性；善性情罪的文史心性；理欲情功，质文合道体的继善成性。探究心性走向成所以然之理，人文化成天下的知几神理，精义入神。心性走向，取决于须有安排政治道的立命环境，取决于文理造就心性的立心环境，不同的立命和立心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出不同的心性人。自古至今，研究历史时代发生的事件与人物，都离不开对心性文化的研究，集心性文化的历史积淀，因而有传统心性学；因于研究心性学历史，理论的文化积淀和哲理提升，会通古今通义的理性顺序，因而有心性哲学。离开心性学历史与心性哲学史的研究，是无法理清历史事件的本质与因果，对历史人物作出符合时代事实的是非功罪之中肯评判。

研究文化历史，必要研究三大次序：历史事件的发生次序，心性实践的理气次序，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三大次序存在两个逻辑程式：
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次序→心性实践的理气次序→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研究理论原真，必要研究历史事件和实践心性，方有确切可信，值可悦服的逻辑原真。若失去历史事实和心性事实的逻辑资料的支持，不可能有理论原真，只能是逻辑套解。
二、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心性实践的理气次序→历史事件的发生次序，再返回论证理论原真的逻辑次序。研究理论理性，了解心性的实践理性，性命一也，理气一也；通过特定心性时代的文化大环境，探究历史事件发生因果事实的逻辑所以然，在此基础上再度思究和证确理论理性的逻辑原真。逻辑原真的承前续后，思究文化历史三大次序，从而把握思想文化的演变循序，进而领会思想文化演变的规律性，是理性务实，会通古今通义，探究传统文化规律路的理论*功夫所在。
三、三大次序，心性实践的理气次序，处在中介位置，连接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因果。存在音容天的人物之元，鬼神之绍，心性文化力为基础的音容天，活生生的音容天。存在理势天，形上導向，政治造命和人事言天，人文化成天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立心立命的理气成就的理势天，水可载舟覆舟的理势天，心性文化力为社会基础的理势天。研究历史事件的人为因果，必要研究实践理性的心性文化。实践心性连接着理论理性，思究实践心性的文化事实和心性规律。人物之元的自然人性，鬼神之绍有心性的危微之几，存在音容天有精微之几，知几其神，方可切入心性文化中，承负文理形上導之职责：文以理益质，文以礼载道。离开实践理性的心性规律的探究，何有導向性质的理论理性？可见，活生生的实践心性，之所以处在历史文化三大次序的中介位置，显然心性学、以及心性哲学，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文化。

在改革开放时代，最合适应用的是船山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全球经济，空前释放始奏人的活力能，空前提振中国经济，创造空前的经济繁荣；然而，空前的官场贪腐和空前的贫富悬殊，将中国的经济人心拖入深渊；产生政道空前反贪腐及须有安排的重新调整。改革开放时代的严重缺失，就是违逆人道理欲观的严重失误。其实，这不仅是改革开放时代必要研究的文化问题，也不仅是船山学时代要研究的文化问题，历史文化的延续性问题。从孟子承孔子忠恕道提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到荀子提出的“精于道者兼物物”的形上導之道，“精于物者而物物”的形下器之道；张载提出的“物物为能过化，性性为能存神”的理性逻辑，历史理性逻辑的不断深化，出现船山的人道理欲观，出现改革开放时代必要解决的文化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即文化传承的时代性问题未能解决，只能留待深化改革时代解决。深化改革时代要解决的核心的理论问题是：人、天、物道体均一自然之化的理论问题，“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的道体程式。顺乎物则条件下的心性唯物之终奏物，继善成性的“物性”文化；更有顺乎物则条件下的心性辩证，疑乎人心的始奏活力人。从载舟覆舟的民水君舟，到逮音容成或音以节容的存在音容天。把握顺天应人的存在理势天，显然：顺乎物则的中奏天，如何释放始奏人的活力能，礼法合治神以依，这是继善成性的“道性”文化。从孔子人际忠恕，“通于人而未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到船山天下仁恕的人道理欲观；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到船山的以理道定所而定位定性的哲理。传统儒学进入到宜人环境造就至善心性的理论新时代。造就宜人的道心环境，“精于道者兼物物”；造就宜人的人心环境，“精于物者而物物”的实学心性，“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顺乎物则的中奏天，理道定所而定位定性，释放始奏人的活力能，就是实学心性，顺乎物则的实学心性。“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的道体程式，人、天、物均一自然之化，人能弘道顺应自然天道的人道作为。习主*席提出的创新思潮，不是形上文政導向的顺乎物则，释放始奏活力人的创新思潮，人、天、物自然之化的理论指导实践。不过，研究人、天、物均一自然之化理论，终归还是要先解决改革开放未解决的人道理欲观问题。解决人道理欲观的理论实践问题，重心是国家二次分配的须有安排。合理、公平社会原则的施政务实。释放始奏人活力，实学心性世间通行，实质性解决了顺乎物则的功能及价值观问题，即人、天、物自然之化的理论实践问题。

中西文化有各自不同文化符合的范畴体系，清晰各自不同的范畴意涵，方可以理会文化的义理会通。
务实，是传统哲学应用的概念。诚者天道，实也；诚之者人之道，务实。孟子言：“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实，“可欲之谓善”，从物质化生，到人的物欲需求，民所共由理道的理性与理欲原则下的正常人欲，就是善，心物合一之实。正因为善与实，造就孔子人际忠恕的“有诸己谓信”的诚信道。孟子时代是“天道远，人道迩”，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孟子主寡欲而可欲，非无欲，不是务实之性善？相反，盛唐过后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物质基础远远胜于孟子的宋明时代，反而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情罪无欲理，是善性务实？魏晋南北朝文化定调定论的儒道佛互补，内修心性而明哲保身，合于天之善性，不因乎物的道德人生，幻化人生，无为人生是善性务实？
从哲学意义来说，中庸，中和而庸定天下之体用便是实。张载说：“极其大而中可求，中可得而后大有”。大有，便是实。船山认为，“维天之体即以用，凡天之用皆其体”的实函斯活，就是天人之继，继善成善成中庸体用之实。若是中为心体庸守常，“守其常不知变”，“执其常而不知变，不协于芚愚之化”，宋明理学中庸道体论，何以是善性务实？
存在，西方的哲学范畴。意识与存在，思维与存在的基本问题。任何哲学体系都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传统哲学同样如是。使用的文化符号不同，有不同的范畴作概念表述不同而已。人的社会存在的两大元素是心与物。船山提出的音容天，不是蕴含心物两元素的存在音容天？形上導向的音容天，不是存在的理势天？两存在的天人合一，存在，理势自然而必然的音容天。所谓理势自然而然，理有屈伸与顺逆，势有轻重成可否。所以，存在音容天，“音以节容，容不能节音”的自然而然，“容有迹而音无方”，心性唯物。所谓理势自然而必然，顺天应人的理势必然，“容所不逮，音能逮之”的逮音容成，心性辩证。形上圣神導向的理势自然而必然的存在理势天，顺乎物则而辩证探究心性的文化规律，研究心性基础，即人物之元的自然人性，探究存在音容天的精微之几，探究鬼神心性的危微之几。知几神理而精义入神，導向成逮音容成的理势天。这不是展述圣神文化的思维与存在的基本问题？存在音容天，不是展述意识与存在的基本问题？
船山提出的音容天与理势天，代表着成熟的传统哲学文化符号的存在范畴，有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在先秦诸子争鸣时代，显然的逻辑是物物道。物物，人类主持并作为于物化道，即民所共由理道，理之道就是共同生存发展的诚者天道，定位定性成就礼义规范的“精于物者而物物”；道之理即心统性情而理情理欲的人道至善，“精于道者兼物物”。“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精于道者与精于物者的道物合一，民所共由物物道，不是存在音容天的逻辑源根？张载提出：“物物为能过化，性性为能存神”，不是荀子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物物道的逻辑再续和深化，理性的逻辑次序是船山的理势自然而必然的存在音容天。逻辑贯通便有仁恕天下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与荀子的物物道逻辑，张载的物物过化，性性存神逻辑成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义理贯通。成形传统哲学的存在理性：理势自然而必然的存在音容天。对比之下，老子的物化道，道生有无，无为本源的无中生有，道生物化之无不为，人无为的无为无不为，即无物物道之精于物者，更无精于道者的道法自然，仅存事之容，不具人之音的心物隔离，质朴心性人的道法自然道，具有存在的哲学意涵吗？

所谓康乾盛世，其本质属性决定其因果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积贫积弱的灾难路和坎坷路。“康乾盛世”靠什么得来？回复独裁政制赤裸裸的法家复原时代，甚于秦王法治暴政时代，一是对先进文化汉族仕人的专*制，民族分三等，汉为三等平民，剥夺了参政权利。汉族仕人脱离学而优则仕的仕途，脱离圣人之教，归入君师一体的文化专*制，明亡以后无华夏。二是对汉民族生存利益的人*权践踏，入关时推行剃发易服的强*暴专*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赤裸裸摧残人*权的政治质野禽兽。在秦暴时代天怒人怨，“天下苦秦久矣”的法家暴政，在二千年后的满清时代再度重演，而且收获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前因是什么？儒道佛的文化互补，治世的道德通行，乱世的道佛通行，倡善性而心性内修的明哲保身，心性无为，助长专*制妄为。不因乎物希图善性化天下，违反人物之元自然人性的客观事实和心性规律，漠视人们对物质需求增长的正常人欲，丧失传统儒学理情与理欲的实学心性，走上无欲理情罪路的文史心性路。与乱世人心的质野心性并行，折腾着国民心性，环境造人而迫使国民心性下滑。面对暴虐的满清独裁专*制，再无推*翻暴秦王朝的有道伐无道的正气凛然。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所产生主流儒学的士大夫精神，“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也”。仕族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正义感，培就出匹夫有责的民族正义感。这样的民族精神已荡然无存，剩下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心性，谁做皇帝都一样，反正都要穿衣吃饭。实惠人生重返自然人，自扫门前雪的民族劣根性。心性麻木的现代中国人，还在赞誉“康乾盛世”，还在推崇儒道佛文化？再往后推，日冦侵华，为什么出现众多汉奸官员，数百万伪军助纣为虐于日冦？前因后续，祸灾始源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
祸灾始源的康乾盛世，为什么至今仍未有真正文化意义的事件本质及因果透彻的理论判定，责任在于形上思想道！为什么文理如此不清晰？不仅是康乾盛世的本质属性不清晰，儒道佛互补的文化性质不清晰，二千数百年留下的儒道、儒法、儒墨之所以产生理论分歧的文化本质问题也不清晰，谁是主流地位的思想学派，理论理性的逻辑次序也不清晰，历史事件发生因果次序的本质属性都不清晰，所以造成对康乾盛世作颠倒性的本质判定，依然畅行世间，形上思想道的“罪过”！为什么经历悠长的历史时空，还未能作盖棺论定？特别是经历过文史心性时代后，即文化专*制肆虐的WG时代；经历过改革开放质野的心性时代后，进入到深化改革的痛定思痛的多难兴邦，思想道应该有所作为的时代，连康乾盛世与民族复兴冰火两重天的水火不容，也无法分辨出来？为什么？文有法而礼无法，思想道不独立，未经过百家争鸣氛围的百炼成钢，一家独大的主流思想，走向僵化肤浅的教条化。脱离实践证验的唯书唯上，绝对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主流思想，也不可能给形上政治道提供文化理性以支持。为什么文以理益质，文以礼载道，清晰的文理与礼道的理论理性，不仅在于教化民众的益质载道，“修道兼修其体用而教唯用”。对形上政治道何妨不存在益质载道的有力支持？形上思想導的理论清明，汇合成文政独立的形上導之清明。政治权威与理论权威并举，文政一统的清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