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學者春秋第2页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52:15

《西南古籍研究》2007年卷首语

当今，“国学热”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与此相应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显得多少有些冷清。这就给正在日趋高涨的“国学热”大打折扣。因为，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不仅是“国学”的基本内容，更是“国学”的基础。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时，国学指的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是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还有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章太炎曾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

可见，没有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国学”的传承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更不用侈谈“国学”的繁荣昌盛。“国学”的兴盛，必须以认真、扎实、深入、正确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基础，这一点正在大力倡导“国学”的某些缙绅们似乎注意不够。

古籍整理和研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的基础。也是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前提。古籍以人文学科为主，同时也有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典籍。如中医（国医）、中药（国药）、农业科技、手工技艺、建筑营造、天文气象、地质环境等等。

可是我们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与人民精神的需求。所以我们的国家不得不一再强调：“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保护好这些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的发展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昨天还有人说，我们已进入“读图”时代，今天又有人呼喊：我们已进入“读屏”时代。五光十色的网页，代替了白纸黑字的书页，光和电取代了笔和纸。浮泛的眼光在网络中迅速地扫描，取代了平心静气、认真细致的阅读、思考、领略和体悟。简单、快捷、浅显、直白正适应大众“快餐”消费的欲望，使得我们的文化多少有点“虚胖”！

在所谓“读屏”风气日益炽盛之时，沉住气、安下心、定稳神细读古籍的人日渐减少。有的人是不愿读，有的人则是不能读。“不能读”导致更加不愿读。所以，身为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工作者，有责任认真整理好有价值的古籍，把古籍的文字、章节弄清楚，使书中无讹误、脱落、错简、经注混淆、它书误入等等错乱，使人能读，初步能解，达到文从字顺，章断句绝，可供现代人顺利无碍地阅读，引起他们阅读古籍的兴趣，提高他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我们还要运用现在科技手段，将线装繁体直排的古籍数字化，放到网络中，让人们方便、快捷、愉快地在屏幕上阅读古籍。

古籍整理和研究，就是到故纸堆中，淘洗有价值的“财宝”，为当今社会服务。这是一项艰辛、细致、漫长、冷清、寂寞的工作。庆幸的是，我们有这样一批心甘情愿在寒窗之下，孜孜不倦地在故纸堆中为世人、为社会、为未来寻找和淘洗财宝的学人。他们摆脱浮躁、浮夸、浮泛，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心无旁骛地勤奋工作，他们要从古籍中寻求思想，把古人的哲理变成适合今天、有益世人、创造未来的智慧。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才智，努力不懈地将逝去的古董，神奇地化为今天的精彩，未来的美景。

我们自知能力有限，但我们自觉勤奋工作，我们自信尽管我们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但绝不会毫无益处、更非毫无价值，我们自愿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奉献无愧无悔的学问人生。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52:56

从攘夷到黜霸

林超民

四千多年前，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国家形成的标志，是我国文明史的开端。夏王朝的统治延续几百年，许多“方国”融入其中。“商人”就是其中之一。商人不断强大最终灭夏，建立了比夏更强大的商朝。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西土诸部推翻了商朝，建立周王朝。

周人克商以后，掩有夏商之地，从商朝的建立到西周的灭亡，大约一千六百年，华夏因商人、周人及四周族类的融入而日益强大，发展为在生活、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更趋统一，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华夏。华夏成为天下诸族的主体与核心，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朝建立的国家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周天子唯我独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是一个宗教思想的观念，天就是就是“上帝”。所谓“天下”就是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人类所居处的最大地理范围。天下是上帝的，上帝委托天子来管理天下。具体说来。“天下”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四方是恒无际涯的。四方有“万邦”林立。四方都是周天子的“王土”，“万邦”无论亲疏远近莫不是周天子的“王臣”。周人“天下一统”的思想，奠定了我国历代王朝的民族观念。

西周后期，戎狄崛起于西方，时常寇掠西周，懿王被迫迁居犬邱。宣王时，戎狄入侵更加严重，至幽王当政，犬戎攻入镐京，摧毁宗周，平王东迁洛邑。严酷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华夏的生死存亡与戎狄蛮夷的兴盛衰亡有密切的关系，华夏民族意识日益觉悟，华夏内部的文化认同与华裔之间的文化分别同时趋于鲜明。夷夏之间开始划出了明确的界限。春秋时期，夷狄进一步包围着周人，形成“南夷与北狄交”，周朝处于“不绝若线”的局势。华夏的存亡决定于抵御蛮、夷、戎、狄的成败。显然，谁能应付这个局面，谁就可能成为统领天下的“霸主”。于是“尊王攘夷”成为维护华夏生存发展的一面旗帜。“尊王攘夷”是在“礼崩乐坏”之时，华夏文明面临瓦解的严重危机之际，华夏维护以“周礼”为象征的文明而提出的自卫自强主张。“尊王攘夷”不仅是诸侯们建立霸业的旗号，更是中原民众维护和传承华夏文化的自觉行动。今天看来，“尊王攘夷”似有些偏狭。但在历史上，“尊王攘夷”对于华夏民族的形成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对于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对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重而深远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清王朝的建立者是起于东北的满族入关后努力学习、传扬华夏文明，通过各种方式，表明清朝是受天命继承历代王朝的正统，论证清朝受天命统一中国的合理性。面对反清复明的势力，清王朝统治者用道德高下作为能否担负大一统责任的原则，用以取代“华夷之分”。这是中华大一统观念的重大进步。以道德标准，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就是天经地义的。清朝统治者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隶之名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雍正皇帝从中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把 “华夷之分”，改造成为“中外一家之统”。在大一统中“华夷之辨”已经毫无意义。乾隆说：“《春秋》大一统之义，尊王黜霸，所立万世之纲常，使名正言顺，出于天命人心之正。紫阳《纲目》，义在正统”。乾隆将“尊王攘夷”修正为“尊王黜霸”，这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一次新的变革。尊王在于天下一统，攘夷和黜霸是为了巩固天下一统。如果说“夷”多少还有族类的差异，“霸“则完全是政治、文化、道德上的不同。尊王黜霸更加明确地昭示维护天下一统是不分族类、不讲血缘，只问文化、只管政治的各方之民共同的职责。

经过历代王朝的改造，大一统的原则已经从“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演变为“华夷一家”、“华夷一体”。华夷之间的族类差别也逐步演化为地域与籍贯的差异。中华文化的民族观到清代渐臻成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大一统思想的完善，又推动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中华古代民族观，成为凝聚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壮大的重要精神力量。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59:01

盛世出猛虎

《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中学老师给我们解释：“苛政猛于虎”指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可怕。

当今天下再也不怕老虎，惟恐没有老虎，没有真老虎，也要制造一个纸老虎！

去年，中国闹出了一个“周老虎”事件。

新华网陕西频道10月12日电：陕西一个村民拍到了野生华南虎的照片！“经有关专家反复考证后，陕西省林业厅10月12日像展示宝贝一样将这组照片对外公布。在此间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目击拍摄者、专家、研究人员脸上无不洋溢着激动的笑容。这组照片的珍贵，在于它不仅有力地证明野生华南虎在中国境内没有灭绝，更说明当地极可能存有一个野生华南虎的繁殖小种群。”由于老虎是单独生活，加上野生华南虎数量极少，要在茫茫林海中觅得它们的踪迹非常困难。今年（2007年）10月月3日，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村民周正龙却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同时记录了野生华南虎的存在，其中数码照片40张，胶片负片31张。陕西省林业厅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鉴定，证实这组照片是真实的，拍摄到的是一只野生成年华南虎。在最清晰的一张照片上，这只虎半卧在草丛中，头部和半个身子清晰可见。它目视前方，神态自若，华南虎天生的威风从它的眼神中透露出来。这张照片，是周正龙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到的。在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陕西省林业厅奖励了周正龙，并表示将进一步开展对华南虎的科学研究工作，摸清华南虎的种群分布现状、数量、活动规律；并争取在野生华南虎活动区域设立华南虎特别保护地。《陕西镇坪县华南虎调查结果》评审组专家、西北大学教授刘诗峰说，陕西是华南虎的历史分布区，这里有适宜野生华南虎生存的自然环境。近几年，这里野生动物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说明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正在扩大，这得益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和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

周正龙拍到华南虎的新闻证明：当地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和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

猛虎的出现是一件令人兴奋、高兴的事，证明我们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改善是盛世的表征。只有当人们食衣住行等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才会关心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表征，也是官员们的政绩。生态环境好是“盛世”的标志。于是有人说：“盛世出猛虎”。

欢呼“盛世出猛虎”的喝彩声刚刚响起，陕西拍到野生华南虎事件公布一个月零四天后，四川攀枝花网友发现了“周老虎”的原形——就在他家墙上的年画里！

华南虎专家胡慧建看了年画照片后表示，他认为年画上的老虎可以肯定是周正龙图片中那一只。另外，他认为年画中的老虎是PS出来的，耳朵尤其可疑，他比较赞同网友的观点，这么大的耳朵更像是印支虎。

戊子年元旦一过，又冒出一个令天下哗然的新闻！

这个新闻的关键内容是网友dajiala质疑荣获“2006CCTV年度新闻记忆年度新闻图片”铜奖的《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认为这张照片是造假，登出了获奖图片、被怀疑用来造假的素材照片，并将可疑之处一一标出。不是专业人士的我等庸才，仔细辨认即可看出得奖图片中的被怀疑部分十分明显，一定是剪裁于那张被怀疑的素材照片。作假无疑。很快，该图片的作者刘为强，坦率承认了照片确实是PS的。

《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被新华社、央视等重要媒体广为宣扬，这也是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伟业，更是“盛世”的象征！

《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的照片作假的事实已经认定，造假者已经公开认错，甚至造假的单位领导也已被一并处罚，剩下的仍是央视一贯威严公正的形象与新闻界和谐大好的新局面。

周正龙至今还在扛着，死咬住“千真万确”不松口，而能让他扛下去的资本，只剩了一个：“省林业厅鉴定过的”。林业厅依据照片鉴定，照片靠林业厅的鉴定证实。此种逻辑实在荒唐！

周正龙振振有辞地说：省林业厅、市县的官员都证明照片是真的，还拿他们的脑袋与乌纱帽担保。他说，我一个山里的人怕什么？如果照片是假的，有多少人的脑袋要搬家，有多少乌纱帽要落地！

如果照片是真的，就证明了林业部门的森林保护是成功的；如果照片是真的，就可以弄出一个保护区，还能招引来无数的游客。一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是：正是这种希望有老虎的期待，助推了假照片的成真。照片成真，纸老虎吹成真老虎，人们与活老虎“和谐相处”，岂不真的是盛世了吗！

2007年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假新闻：“纸包子”事件。奇怪的是，当有关领导宣布这是假新闻，并对制造假新闻的记者做了严肃处理后，很多人反倒相信这是一个“真新闻”！

天下假的东西多如牛毛，俯拾即是、随处可见。只有中纪委公布的贪污腐败、弄虚作假的案件是真的了！

无怪乎《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好一部《红楼梦》！把“甄士隐”抬出来，尽写“贾雨村”言！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19:59:44

服饰与民族

林超民

服装，对人类而言，其首要功能是蔽体御寒。随着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服装从实用演变为审美、身份、职业、地位、族类等纷繁复杂的功用；单纯的服装发展为多姿多彩的服饰，在实用的基础上形成了服饰的文化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服饰是历代君主施政的重要制度之一。周朝以封建制度建国，以严密的阶级制度来巩固帝国，制定一套非常详尽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安定天下。服饰是每个人阶级地位的标志，因此服饰制度是立政的基础之一，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服饰还是华夏与四夷的重要区别之一。华夏的头发结扎带冠，因此称为“冠带之国”，“冕服采章”，衣服则为右衽。四夷的衣服则是左衽，他们“被发文身”、“被发衣皮”，南方的荆蛮和吴越之人，则“断发”，亦称“祝发”，“剪发”，没有冠带。蓄发冠带是华夏与四夷间相互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

服饰的文化特征与实用功能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当服饰的文化意蕴影响到实用的功能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放弃文化而服从于实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胡服骑射”。商周时代的华夏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韍”，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春秋战国的衣服，是直筒式的长衫，把衣、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这种衣服叫“深衣”。还有一种“单衣”，是没有里子的宽大衣服。他们头上还戴“帻”；帻是用来包住头发的头巾，不让它们披散下来。可是华夏的服饰不利于作战，于是赵武灵王就仿效游牧民族所穿的短衣、窄袖、长裤、靴子，对华夏服饰大胆改造。“胡服”便于战斗，也便于行动。很快这种帅气的“胡服”不仅在军队中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这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

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受胡服影响，出现了“裤褶服”。这是一种对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服饰的称呼，由于北方民族善于骑射，涉水草，所以多上身着褶，下身着裤，称为“裤褶服”。裤褶服传入中原后为了符合汉族服饰的特点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取其广袖，改大口袖，改左衽为右衽，多作为戎装或轻便急装，在南朝时盛行，此外南北朝时期的妇女也大多有裤褶服。自南北朝至唐一直盛行广袖大口裤制，并用之于朝见之服，其对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进入隋唐后，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掀起新的高潮，不但官吏的朝服、常服受到影响，而且普通百姓服饰也多受到了它的影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可知这个时期不但将胡服改制为流行服饰，而且还以多佩以胡饰。隋唐时期男女都时兴胡服，女子的胡服一般直取原式，不加修改，而男子的胡服则多与汉服样式相结合。

金朝统治者下令汉族改装易服。《揽辔录》云：“民久已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可见女真衣冠在元北宋汴京已很流行。《续资治通鉴》中有“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

到清代，实行剃发易服制，剃发最终广泛推广开来，但满服却仅限于汉官和汉军八旗内穿用，却未在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内推广。可是满族女子的旗袍，却不可阻挡地在汉族妇女当中流行开来，20世纪三十年代后，旗袍已成为普遍的汉族妇女服饰。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由于地域分布、自然环境的差异，生产方式的不同，审美情趣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其形制多样，色彩缤纷，图案丰富，更有诉说不尽的文化意蕴。不仅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有别，草原民族与山区民族异样，就是同一个地区的民族也各不相同，甚至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也各有特点。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服饰的实用性、科学性的强势作用，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服饰已经变成一种特殊场合装点门面的象征。辛亥革命后，虽出现了西式服装，但仍以长袍马褂，旗袍为主，平民多穿衫、袄、裙等。公务员则穿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服饰——“中山装”。1950年后，曾经推行过向苏联学习的“列宁装”，但不久即通行“毛氏解放服”（中山装的变种）。从1980年代以来，“西装”已经成为我们的所谓“正装”、“礼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服装为例，从红军时代的服装到今天的军装，我们看到“胡服骑射”的现代版。

从古到今，服饰文化一直在不断地交流，无论是国内民族间的交流，还是国际间中西交流，服饰的本土化与民族化正在相互交流中，在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丧失殆尽。

今天，我们国家的服饰，从总书记到乡镇长，无论正装还是便服，从裤衩到衬衫，从领带到皮鞋，已经毫无中国特色可言。

如果说在古代，服饰还可以作为区分族类的标志之一，那么在今天，服饰再也不可能成为民族分野的象征。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20:22:38

A POEM FOR THE WEST by Duo-liang Lin

A POEM FOR THE WEST by Duo-liang Lin

When we were the Sick Man of Asia, We were called The Yellow Peril.
When we are billed to be the next Superpower, we are called The Threat.
When we closed our doors, you smuggled drugs to open markets.
When we embrace Free Trade, You blame us for taking away your jobs.
When we were falling apart, You marched in your troops and wanted your fair share.
When we tried to put the broken pieces back together again, Free Tibet
you screamed, It Was an Invasion!
When tried Communism, you hated us for being Communist.
When we embrace Capitalism, you hate us for being Capitalist.
When we have a billion people, you said we were destroying the planet.
When we tried limiting our numbers, you said we abused human rights.
When we were poor, you thought we were dogs.
When we loan you cash, you blame us for your national debts.
When we build our industries, you call us Polluters.
When we sell you goods, you blame us for global warming.
When we buy oil, you call it exploitation and genocide.
When you go to war for oil, you call it liberation.
When we were lost in chaos and rampage, you demanded rules of law.
When we uphold law and order against violence, you call it violating human rights.
When we were silent, you said you wanted us to have free speech.
When we are silent no more, you say we are brainwashed-xenophobics.
Why do you hate us so much, we asked.
No, you answered, we don't hate you.
We don't hate you either, But, do you understand us?
Of course we do, you said,We have AFP, CNN and BBC's...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from us?
Think hard first, then answer... Because you only get so many chances.
Enough is Enough, Enough Hypocrisy for This One World.
We want One World, One Dream, and Peace on Earth.
This Big Blue Earth is Big Enough for all of Us.

詩一首 by Duo-Liang Lin
當我們是"東亞病夫"，我們被稱為"黃禍"。
當我們被宣傳為下一個"超級強國"，我們被稱為"威脅"。
當我們關上門戶，你們走私毒品來打開市場。
當我們擁抱自由貿易，你們指責我們奪走你們的工作。
當我們分裂成碎片，你們的軍隊操進來想分一份。
當我們想把碎片拼回，你們叫囂"這是入侵，西藏自由"。
當我們試行共產主義，你們恨我們是共產黨人。
當我們擁抱資本主義，你們恨我們是資本家。
當我們有十億人，你們說我們正毀滅地球。
當我們嘗試控制人口，你們說我們侵犯人權。
當我們窮，你們認為我們是狗。
當我們借鈔票給你們，你們指責我們令你們國家負債。
當我們建立我們的工業，你們稱我們為"污染國"。
當我們向你們出售商品，你們指責我們令地球暖化。
當我們購買石油，你們稱之為剝削和種族滅絕。
當你們為石油而開戰，你們稱之解放。
當我們迷失于混亂和狂躁，你們要求法治。
當我們捍衛法治打擊暴亂，你們稱之違反人權。
當我們沉默，你們說希望我們有言論自由。
當我們不再沉默，你們說我們是被洗腦的仇外者。
為什麼你們如此恨我們，我們問。
不，你們回答，我們不恨你們。
我們也不恨你們，但，你們明白我們嗎？
我們當然明白，你們說，
我們有法新社、CNN、BBC……
其實你們想從我們這兒得到什麼？
想清楚，再回答……
因為你們只獲得這麼多的機會。
夠了夠了，這同一個世界已夠虛偽。
我們要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和世界和平。
這個藍色大地球大得足以容納我們所有人。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20:24:26

民族实质的误解与危害

斯大林提出：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是农民问题。

斯大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考虑任何问题都从革命出发，从政治需要出发。将民族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过分强调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联系，他抛开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特殊性、全民性，一味强调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一致性，甚至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等同起来。1934年1月，斯大林在苏联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机会主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完全混淆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界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本来，斯大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就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再把这个错误政策用到民族问题上，用残酷的阶级斗争来处理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因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镇压。如1937～1938年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萨克共中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86人被捕、流放或遭监禁。卫国战争时期，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与法西斯勾结而背叛祖国”，就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弱小民族的大约500万人赶出其世代居住地。由于长期以来，苏联的民族理论僵化，民族政策失误。一方面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过早宣布国内民族问题已经得到彻底完满地解决，从而掩盖了复杂、深刻、严重的民族问题，使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旦突然失控就不可收拾。苏联的解体有很多原因，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的民族政策的偏差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命题，在中国一度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成为民族研究的理论规范与思想指南，在民族研究中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民族问题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取代民族理论，把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描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把民族关系史书写为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历史。否定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相互依存、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相互认同，休戚与共，共同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历史。

在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命题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导致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事件一再出现。不少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理，在学术上造成混乱掩蔽了科学精神，阻碍了探索真理的道路，在现实生活中造成极大危害。

中国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彻底否定了“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198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地指出，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后在《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等重要文件中也都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同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深刻地对这个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推翻了这个导致在民族问题领域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直接推动了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的思想解放，使我国的民族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把民族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今天，我国的56个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进一步摒弃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与非法行径，对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20:25:02

历史传承与民族凝聚

林超民

“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的构成有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生活、经济等是物质要素，语言、思想、艺术等是精神要素。今日的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其中人口最多的为汉族。其他55个民族在中华总人口中的比例较小，一般称之为少数民族。虽说是少数民族，可是人口的数量不少，总数已超过1亿。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西南地区最多。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其精神基础的深层结构，就是“历史的传承”，关于这一点似乎还未被学术界、理论界、实际工作者学者充分重视。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就是文化认同不断加深的长远过程。文化是民族赖以凝聚的生活、制度、思想、情感、艺术诸方面的基石。文化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创造、传承中不断发展的。文化在历史传承中凝聚民族，民族在历史传承中凝聚。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新的成分，吸收了新的血液。例如春秋时代的“蛮夷戎狄”、魏晋时代的“五胡”、宋元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清朝的满、蒙、回、藏、苗、瑶等即是明显的例子。 “中华民族”一词，固然以汉族为骨干，但也已成为56个民族的共同名称。

中华民族的历史具有四个基本特点：悠久、连续、丰富、翔实。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文献的记载，例如西安半坡和河南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远超过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国历史则数千年来，虽有朝代的变革，但是中华的历史与文化却连续一贯，从未间断。

“历史的传承”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血脉。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为先秦时代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历史系统逐渐形成，这一系统的主干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唐（尧）、虞（舜）、夏、商、周。此后，凡是被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或边疆民族，他们除接受了汉式生活方式之外，便是在精神上认同了这个历史系统，而自认为这一历史系统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人建立的政权有采用夏与周作国名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字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这是一种从历史传承中所产生的历史认同。历史传承、历史认同是民族凝聚的精神基础。

“历史传承”，实以“集体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传承”也就会随之中断，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其道理正在于此。

“历史传承”的先决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的传承”，没有历史的传承，就没有民族的认同，也就没有民族的凝聚。一个民族要保存历史的记忆，就必须通过历史的记录、历史的传承，形成全民族的共同历史，有了全民的共同历史，才能产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警句。历史是民族的共同记忆，历史失忆必会产生“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结果而不自知，“历史记忆”发生错讹，“历史传承”发生紊乱，必然会导致民族凝聚力的涣散，民族精神的消失、以至国家的瓦解。

中国之所以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历史，保持历史的传承不息。远在殷商时代，就已有史官的设置，《尚书·多士篇》说：“惟殷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殷商以后，历代以来除了史官负责记录当代的历史外，史学名家辈出，历史著作丰富多彩。梁启超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正因为历史传承从未中断，我们才能凝聚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我们讨论加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时，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传承”的巨大功用！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20:25:46

民族概念：中国与西方的差异

林超民

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已有“民族”的概念，但是近代中国是从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中，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概念则是学术界趋于一致的共同认识。

中国和西方在使用“民族”概念时，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点尚未引起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明确中西方“民族概念”的差异，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重大意义。

中国关于“民族”的概念，与“大一统”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大一统”概念并不只是指华夏的一统，而是囊括了中国的诸多族类。在历史上，中国有很多名词来指称“大一统”的人文范围，比如“天下”、“华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在今天，这个范围则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华民族”，最先在1902年由梁启超正式提出，并得到了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导。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称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于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的概念，提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自此，“中华民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称谓。中华民族包括了当今中国的56个族类。

中华民族是近代产生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出现有着久远而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华夏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的炎黄始祖，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文化意识、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生产结构、共同的地理区域，把诸多族类融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其主要的凝聚力来源于中华文明之向心力。“中华文明”是最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以华夏族为核心、逐步包容其他民族和种族而形成的文明。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清楚地表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孔子还进而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融合与扩展的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来源是多样的，但是中华文化则是一元的，只有一元的文化才具有凝聚民族的作用，把分散的群体，熔铸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包容众多的族类，在整体之中融合不同的群体。

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同，西方的民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恩格斯认为，民族和国家同时出现。斯大林认为民族只能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逐渐形成。民族形成的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才能变成现实。

现代西方的学者们大多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域、语言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形成“民族国家”。民族是人民存在的形式，国家是民主政权的象征。“民族国家”奉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是相等的。有多少民族就应该有多少个国家。

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以民族主义和民族政治为基本原则的，并且将这个基本原则变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由“民族国家”衍生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民族独立与民族分离的社会运动。在西方民族国家内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已经引发了不少激烈的民族主义风波，最具典型性的就是英国的爱尔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现在，苏格兰也已经出现民族分离的倾向。

西方的某些政治家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来套中国的民族问题，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无知与别有用心的歪曲。其目的在于破坏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面对西方的挑战，我们应该毫不含糊、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但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实体。中华民族是以源远流长、广博深厚的中华文明凝聚起来的整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56个民族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凝聚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20:27:07

如何翻译“不折腾”？

今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面试照例有几分钟的英语听说测试。

在测试题中，有一道题是：

How to translate 不折腾 into English ？

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

见于报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直接用“不折腾”一词。就像“功夫”、“气功”、“饺子”之类一样。

对于“折腾”一词的翻译，可谓见仁见智。有如下的翻译可供参考：

1、don＇t flip flop (别翻来倒去，朝三暮四)

2、don＇t get sidetracked (别走岔路)

3、don＇t sway back and forth (别反复)

4、no dithering(不踌躇)

5、no major changes (没有重大变化)

6、avoid futile actions (不做无用工)

7、stop making trouble and wasting time(停止制造麻烦和浪费时间)

8、no self-consuming political movements (不搞自我消耗的政治运动)

9、avoid self-inflicted setbacks（避免自己造成的退步）

出现如此多的译法，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折腾”一词的理解。至今，大家对折腾一词中文含义的理解歧见纷繁。

同一件事，有人说是折腾、是倒退；有人说是改革、是进步。以大学为例，下面的例子大家的意见就不太一致。

教学评估：是改革还是折腾？

院系调整：是改革还是折腾？

大学并校：是改革还是折腾？

建立大学城：是改革还是折腾？

大学不断搬迁：是改改还是折腾？

各级考核：是改革还是折腾？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说得好：

不折腾是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否则，大家都没有心思静下来看书、想问题，所有成果都是虚的。要想办好一所学校最好是不要折腾，让老师和学生安安静静地思考、学习。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4-23 20:30:33

奉正朔：中华一统的象征

“正”为一年之始，“朔”为一月之始。所谓“正朔”就是新年元旦。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法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夏、商、周三朝交替之时，历法也随之变动。即以哪一月为“正月”，亦即以哪一月的第一天“朔”为岁首，这是由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决定的，是为“正朔”。现行农历以寅月为正月，据传是夏朝的正朔，故农历又称夏历。殷继夏，翻前一月，以丑月为正月；周继殷，又翻前一月，以子月为正月。所谓“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是也。

朝廷每年厘定正朔并向所统治的地区和从属的周边政权颁赐历法，宣布正朔，是确定天下一统的大事。《周礼·大宗伯》述太史之职在于“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尚书·甘誓》载夏王启亲征有扈国，其兴师问罪的理由首先就是“怠弃三正”。奉正朔是诸侯认同中央王朝权威的重要标志，有扈氏怠慢废弃，不奉正朔，当然会被认为是挑战上天赋予夏王的权威，《甘誓》讨伐不奉正朔的诸侯就是维护王朝治权，保证天下一统的必要行动。“天子谨于承天，诸侯凛于从王，皆莫大乎正朔”。宣布正朔的特权是拥有上天赋予的治权的一种象征，历日颁赐是王朝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威，制定时间节律的一种象征性统治权力，而接受正朔就是承认王朝的统治权，是认同这种统治秩序的象征。每年重复的颁正布朔的象征性仪式不断强化既有的统治格局。颁日历、奉正朔，是中华民族凝聚统一的强力举措，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一统的显著特点。

云南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以后，一直接受中央王朝的日历，奉历代王朝的正朔，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

东汉后期，王朝势力逐渐衰微，以致分为魏、蜀、吴鼎立而三的政权。云南的大姓势力有的奉孙吴政权的正朔，有的奉蜀汉政权的正朔，凸显不同的政治立场。大姓雍闿在云南据地自雄，蜀汉以都护李严写信给雍闿，晓以“大义”。雍闿回信说：“愚闻天无二主，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既然中原三国鼎立，正朔有三，地处边疆的云南大姓不知奉谁的正朔是好。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渡过金沙江征讨不奉蜀汉正朔的南中大姓。秋天三路大军在滇池胜利会师，诸葛亮调整云南郡县，以徕降都督统领南中诸郡，颁赐日历。南中各部统一遵奉蜀汉正朔。

晋朝统一天下后，于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在云南设置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直属中央王朝。晋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云南出现“晋弱夷强”的局面，第二年，“夷渐强盛，破坏郡县”，南中大姓和夷帅称强于南中。东晋时，中央王朝已经难于控制南中地区，爨氏称霸云南。今曲靖保存的《爨宝子碑》，立碑年代为大亨四年，岁在乙巳。但是，晋朝无大亨四年。晋安帝元兴二年壬寅，颁改年号大亨，但第二年依旧为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不再用大亨年号。所谓大亨四年，实际上是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可见东晋已经不能直接统治南中，相互间也很少互通信息，以致南中连晋朝颁布大亨年号而没有使用都不知道。尽管南中与晋朝消息隔阂，但是南中依旧忠诚地奉晋朝正朔，没有自外于晋朝，而是自觉地把南中视为晋王朝的一部分。

隋朝和唐朝初年，爨氏归附，奉隋唐王朝的正朔。隋朝在云南设置南宁州总管府，唐朝先后在云南设置南宁州都督府、縻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总管府和都督府自然奉王朝正朔。

天宝战争后，南诏背弃唐朝与吐蕃结盟，不再奉唐朝正朔，而改用吐蕃历法。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结盟，南诏宣布弃蕃归唐。南诏异牟寻接受唐朝册封，领取使臣颁赐的贞元十年历日。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六月，应南诏的要求，唐廷派由袁滋率领的高级官方使团出使云南，册封南诏，用以确定南诏的名份，巩固玷苍山之盟规定的双方关系。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阳苴咩城举行庄严隆重盛大的册封仪式。袁滋宣敕书、读册文。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受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南诏及清平官以下稽颡再拜，手舞足蹈，热烈欢庆。庆祝仪式后，异牟寻表示：曾祖父开元中册为云南王，祖父天宝中又蒙袭云南王。在相隔五十年后，“贞元皇帝圣明，念禄微效今又赐礼命，复赌汉仪，对扬天休，实感心肺”。坚定不移地发誓：“子子孙孙永为唐臣”。从此南诏奉唐朝正朔不改。南诏成为唐朝管辖的一个自治区域，称为“云南安抚使司”。

大理段氏与宋朝的关系虽然疏离，但始终奉宋朝正朔。今存“大理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的碑文纪年“明政三年岁次辛未。”明政为段素顺年号，他于开宝二年即位，改元明政，则明政三年当宋朝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纪年干支为“辛未”，与宋历相较，完全符合。大理段氏所用历日未见完整详细纪录，但从文献和文物资料的片断纪录，亦可推知其奉宋朝正朔。

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日，而有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员。《南诏野史·段寿辉传》载：“宋神宗庚申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即位改元上明，……日月交晦，星辰昼见。寿辉因天变禅位。”今查《宋史·天文志》知元丰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宋史本纪》载元丰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当食、云阴不见。 ”《南诏野史》所记与《宋史》相符，而且中原因云阴未看到这次日蚀，大理观察到“日月交晦，星辰昼见”的天象，这是一次难得的日全蚀的真实纪录。“正朔”是大一统的政治标志，大理始终奉宋朝正朔，说明他们一直把自己视为中国整体的一部份。

元代于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统一云南，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设立云南行省，历经明清两朝，云南成为中原的一个省，云南居民称为云南人，云南官民莫不奉中央王朝的正朔，使用朝廷颁布的历日。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无论是唐继尧时期，还是龙云、卢汉时期，也都按照民国政府的历日行事。有趣的是，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府代表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使用公历纪年，乃将西历1月1日定为元旦，夏历正月初一日定为春节。由于夏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是官、民两面共同承认和使用的历法，在广大群众中有着极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农民们还以夏历节令安排农事，其中有许多农谚也绝非西历所能解释。所以，夏历在人民群众中根本无法废除。至于“过年”庆典，无论城市、农村，一律坚持过夏历年，尽管民国官方在西历元旦让各机关学校放假三天，悬灯结彩，还勒令市民悬旗，但平民百姓、各商业铺户仍按平时看待，既不休息，也不娱乐。即便是政府官员，也只是随机关休息三天，家里无任何庆贺之举。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曾强行推行西历，宣布夏历为“废历”。1929年7月11日，北平发行的《世界日报》报道：“为推行阳历起见，中央禁印旧历。”各级政府、各级官员自然奉民国政府的正朔，按照西历行事。不过，民间，尤其是农村大多还是以夏历安排农事，因此西历夏历对照排印的“皇历”照样通行；夏历年从时间、内容到形式丝毫未变。奉西历为拥护国家统一，行夏历为农事方便而已，两者并行不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用西历纪年，但是西历中的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等都不记入历日之中。在保持中国传统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同时，增加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等。全国人民都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历日行事，印行的各种日历，大多有夏历对照，尤其注明二十四节气，以便农耕。每一年国务院都会颁布全国统一的节假日通告。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则保持各民族自己的节庆，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星回节和三月街、纳西族的三多节等。

去年，国务院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颁布新的节假日，将部分传统节日增列为法定节假日，丰富了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文化内涵，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休假福利。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安排生产生活、满足人民群众休假休闲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肯定。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对200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作出了具体安排。可是，有的地方却借口拉动经济，提出恢复“五一”黄金周，并独立发布“五一”放假全套方案。3月25日上午9时，广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宣布5月1日至7日安排放假。紧接着3月26日11时许，国家权威媒体公布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全国上下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根据报道，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于27日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要求全省落实，取消调休。有评论指出：打造粤版“黄金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威。

在中国古代，正朔的颁布与接受，包含了王朝建构的统治秩序在象征仪式层面的确认，保障这种确认就是王朝治权的体现。历法制定了王朝的时间节律，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在这种节律，即《大宗伯》所谓“正岁年以序事”。颁定历法实际就是取得建立统一时间坐标的权力，接受中央颁赐的历日就表明承认这种时间坐标，所有的活动也随之纳入这种时间体系中。

奉正朔，按照王朝颁布的历日行事，是国家统一、文化认同、民族凝聚、服从中央的要义。云南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接受历代王朝颁赐的历日，谨奉正朔，这无疑是云南始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一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中国“奉正朔”的历史，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5-10 13:20:45

弘扬国学精神提升文化实力增强民族自信——在云南省国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林超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师长、各位专家学者：

云南省国学研究会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经过近10个月的筹划、努力，云南省国学研究会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从此，热爱国学、研究国学、传扬国学的朋友们有了自己共同的学会。这是云南省文化建设、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衷心感谢诸位同仁在发起、筹备国学研究会做出的重大贡献。感谢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民政厅的关心、指导、帮助。感谢各会员单位的支持、帮助和参与。感谢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何馆长及各位台前幕后付出辛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国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

衷心感谢吴光范、梁公卿、张文勋三位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领导和大师担任云南省国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感谢晓雪、汪宁生、何耀华、余嘉华四位学高身正、造诣精深的前辈担任名誉副会长。

承蒙诸位厚爱，推举我担任会长，心里诚惶诚恐，因为我的国学根底甚浅、国学功力不够，在众多硕学通儒、名家大师面前，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学生。正因为我是大家的小学生，所以我应该听老师们的话，按照各位师长的教导，做好国学研究会的具体工作，有老领导、有老学者、有老专家以及各位同仁、同道的指导、关心、帮助、支持，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按照学会的章程、做好学会的具体工作，为云南省国学研究、传扬、推广、普及，为云南省文化建设与发展，竭尽绵薄。

在当今社会，弘扬国学精神对于提升文化实力、涵养国民品德、增强民族自信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大事。

弘扬国学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弘扬国学，有利于恢复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弘扬国学，有利于于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与人文素养；

弘扬国学，有利于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建设；

弘扬国学，有利于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国家统一；

弘扬国学，有利于增强文化竞争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致中和”的人生观。正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华文化就是“致中和”的文化。“致中和”引导人生处理好个人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和谐；引导人类处理好与自然的和谐，做到天人合一；引导个人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相互和谐，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引导天下族类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实现“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

在国学研究中我们应该采取四种态度：尊重的态度，学习的态度，交流的态度，前进的态度。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风东渐，国人对传统国学的信心逐渐动摇，在全盘西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颁布废除经学科；接着“打到孔家店”的旋风席卷全国；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把传统文化当作封建垃圾横扫殆尽。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民众无法通过正规教育途径诵读传统文化经典，国学被当成陈旧无用的破烂被抛弃。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致使社会上出现了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思想空虚、信仰缺失等严重现象。

只有从新认识国学，尊重国学，以敬畏的心情学习国学，我们才能从国学中分清优劣，汲取精华，扬弃糟粕，弘扬中华文的优秀传统。国学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学问，而是在开放、交流中不断发展前进，　中外文化的交流，不但使中华文明得以弘扬，也使中华文明得到滋养；这种弘扬与滋养，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各个方面。

研究国学不是复古，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国学只有与现代生活密切结合，才能实现其普世价值，永葆生命力。
当今是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来实现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态度。研究国学，应以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学术性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

云南国学研究会的任务是：推进云南国学的研究、发展、创新和普及；加强传统学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学复兴，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扶植和培养中华民族和云南地方传统文化研究、创作的新生力量；拓展学习、交流、合作领域；积极参与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探索与创新，追求国学优秀传统与我省先进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传承、弘扬和发掘创新民族文化；传播文明道德风尚；举办国学论坛，编发通讯，向社会推介国学研究新成果；组织、策划国学的学术研讨与交流，出版国学在云南的学术论文专集，开展国学培训活动和文化建设咨询服务，与社会各界合作举办国学宣传交流活动。

云南省国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云南省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进入一个有方向、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新阶段。国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国学一定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成为现代思想文化赖以生长的良田沃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自觉维护自己的根，守住自己的魂，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国学研究，我们常常深感责任之重大与紧迫，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国学研究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也不可追求热闹，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大胆探索、不断开拓，把优秀的国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奉献给社会。

云南文史研究馆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殿堂，是崇学尚文，尊老敬贤的书院，每个文史馆员都是经过严格推举、省长礼聘的“德艺双馨”、“才望兼备”的饱学之士。云南史研究馆成立五十五年来，在文史研究、书画创作、建言献策、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巨大成绩，在文史界、书画界产生了深远的重要影响。云南省国学研究会由云南文史研究馆的同仁发起、靠挂在文史研究馆顺理成章。云南省国学研究会也只有在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的领导、支持、帮助下才能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文化创作，公益活动，也才能健康发展。

我们坚信，云南国学研究会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尤其是在文史馆领导和各位同仁的鼎力襄助下，在各会员单位、各会员的共同努力下，为云南省的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为传扬中华优秀文化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就。

谢谢大家！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5-31 08:44:54

端午节与端午祭

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韩国申报的是端午祭，而非端午节，这是当时热议之后很快就澄清了的问题；而且就算是端午祭源头和中国的端午节相关，但流传过去后，在韩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了更好的发展，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申遗呢？中国的端午节，因为留存不完整，无法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应该检讨自己，怎么能因此去仇视他国呢？比如某些人怎么不问问自己，除了吃粽子，你端午节是怎么过的？难道就因为中国的端午节是最早的，所以只此一家，别人都不许开分店了？这就是某些人的强盗逻辑。中国的民族乐器，很多都是汉代以后，通过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的，但这不妨碍成为中国的民族乐器。
　　韩国每年的江陵端午祭期间，来自韩国和世界各地的观光者达百万人之多，整个端午祭由韩国江陵地区独特的祭礼、舞蹈、游戏、歌曲等构成，中国有吗？中国湖南的汨罗在端午节也搞活动，可是除了当地政府找些当地人去看，有多少外地和外国的游客呢？有多少的独特性，有多少的国际影响力？
　　为了证明端午节是中国最早，有人说端午来源于楚国的屈原。似乎以讹传讹，多传几次就成了真理了。某些人就喜欢这样，不懂历史就胡说八道。端午节纪念屈原，完全只是个很后来才出现的民间传说而已。把端午节和屈原联系起来，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史记》以及此前的先秦史籍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屈原投江是在五月初五，也没有说端午节是纪念屈原。这证明这种观念是后起的。史学界通常认为，端午节可能来源于先秦时代对“恶月”的禁忌，诸多先秦如《礼记》、《吕氏春秋》、《大戴礼》及汉代典籍如《史记》、《风俗通》、《论衡》等中都有五月是恶月的记载。闻一多的考证则认为，端午节的竞渡和吃粽子，可能来源于古代越人的习俗，和屈原无关。
　　一说起中国历史，某些人只知道中国的历史最悠久、文明最发达之类。其实，在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里，中国并不是历史最悠久的。中国有记载的文明史，从甲骨文算起，至多只有3400多年。而创建古代埃及第一王朝的国王美尼斯，是在公元前3100，距今5000多年，著名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公元前26世纪，迄今已有近4600年的历史，同时留下了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距今已有6000多年，楔形文字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距今5000多年。这些都比中国文明要久远得多。
　　这些真正的历史学常识，某些人完全不懂，也不屑于去搞懂，在网上打架斗殴，只要谁的人身攻击语言肮脏下流就自以为取得胜利，需要什么文化呢？宣称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人，读过几本古书？宣扬要读经的，常常连最简单的文言文都是看不懂的。比如大谈《论语》者，竟然连《论语》有不同的版本，汉儒、唐儒、宋儒注疏的区别，完全一点不懂。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8-31 08:20:18

真实生动严谨求实——《佤山行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1957）》序

本帖最后由水西土司于 2009-8-31 08:23 编辑

林超民
      读完徐志远教授的《佤山行——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1957）》，我不禁击节称好。我被作者参与的佤山的经历所感动，被作者记述的20世纪50年代佤族社会文化所震感。我毫不犹疑地与云南大学出版社联系，安排这部重要的民族学著作尽快出版。
      在本书付梓之际，徐教授命我作序。这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民族社会调查实录，不仅极具学术价值，更具社会意义。当徐教授深入佤山调查时，我还是刚跨入中学的红领巾。我认真学习这部书尚来不及，岂敢冒昧为之作序！实在担心，狗尾续貂，有损原著，贻笑大方。几经推辞，未获徐教授允许，反而索序之命愈迫。师命难违，只得勉为其难，仅将自己的读后感写出来，求教于徐老师和读者。
      1956年前后，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史上成就巨大，影响深远的重要政治工作与学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必不可少的前提。经过几年的社会调查所提供的调查资料、研究报告，不仅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史、东方民族发展史、社会演变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学术资源。历史已经证明，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民族团结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徐老师有幸参加这项震古烁今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为之作出了重要成绩，谱写了一段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可歌可泣、无愧无悔的人生华章，令人肃然起敬，由衷钦羡。徐老师和师友们一起通过调查所写成的资料、论著以及拍摄的照片和电影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研究的经典，藏之名山，而且必将传之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典，不仅不会退色淡化，而且会历久弥新、大放异彩！
      在这些经典之外，亲历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学者、干部已有不少人写过回忆文章，这对于我们了解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大有裨益。徐老师的《佤山行》以生动轻快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1956年至1967年他到佤山参加社会调查的全过程。对于我们了解佤山社会历史调查提供了一个真实、细致、可信的文本。这一点，只要读徐老师的书，自能知之，不待我在此赘言。
      民族学∕人类学最基本的技能是社会调查，亦称田野研究。可以说，没有田野研究，就没有民族志，也就没有民族学∕人类学。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是没有文字，因此也就没有历史文献。对佤族社会历史的研究，除了社会调查别无他法。徐老师的《佤山行》记录了他们在八个月的时间中做社会调查的全过程：如何做调查准备，如何与佤族兄弟相处，如何学习佤族语言，如何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他们为什么要花如此长的时间做社会调查？因为他们深信，要对佤族社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深入了解佤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不是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所能办到的。通过八个月的调查，他们基本上完成了佤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任务，写出《西盟佤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佤山行》因记录西盟佤族社会经济调查的全过程，使我们从中学到做社会调查（田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所以，这本书可以作为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学习社会调查的教科书。不仅如此，本书的出版对于纠正当今民族学∕人类学界忽视田野研究、不愿花苦功做社会调查、投机取巧的恶劣学风不无裨益，也为我们大家树立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徐老师参加西盟佤族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调查不是为了自己得到多少好处，他们的心目中所想的是，通过社会调查，为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通过政府推动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给佤族人民带来福祉。他们通过艰苦细致、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徐老师的《佤山行》所记录的20世纪佤族社会经济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遥远历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发展，西盟佤族社会经济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佤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佤山行》保存了1956年至1957年西盟佤族社会经济调查的珍贵记忆，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系，使我们对半个世纪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佤族社会变迁、佤族人民随着社会改革、经济发展而步入小康的美好生活有真切、实在、准确的认知。
      佤族社会摒弃野蛮走向文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改变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是从1950年佤山得到解放为起点的。佤山的社会改革则是从徐老师参加的佤山社会经济调查开始的。我们不必夸大徐老师和他的师友们在佤族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但我们不可否认他们所作的佤山社会经济调查的确为佤族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我们认识到，民族学∕人类学在社会发展中是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
      我对民族学虽有兴趣，但终未能做过深入、扎实的田野研究，岂敢对徐老师的书妄加议论，因老师之命，略陈所感者如此，不识大家读了徐老师的《佤山行》，以为如何。
                                                                                                               2009年7月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水西土司 发表于 2009-9-28 14:08:56

翻门记

翻门越墙，通常是窃贼强盗的行径，为世人所不齿。

想不到身为大学教授的我也干起翻门越墙的勾当。

我之所以冒险翻门完全是为了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研究室的准教授林谦一郎。

8月20日，日本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准教授林谦一郎博士到昆明做学术访问，他与我有师生之谊，当天下午，我驾车到机场接他，并送他到云南大学宾馆住下。

林谦一郎1963年出生于日本神户市。他读司马迁的《史记》有感于其“人间味”，景仰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魄，有志于学习中国古代史。大学期间对对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关系史产生浓厚兴趣，遂选择日本最冷门的云南古代史作为研究方向，钻研南诏大理史七年。1986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89年修完硕士学位课程。1992年6月修完博士学位课程。1992年10月获得日本政府留学奖学金，到云南大学历史学系研修中国民族史和云南古代史，请我担任他的指导教授。1995年6月，他完成博士论文《论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通过答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位获得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日本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

在云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返回日本后，他先后到日本大谷大学、桃山学院担任非常勤讲师，应聘到岛根大学担任助教授。2000年应聘到名古屋大学任准教授（副教授）。

林谦一郎在云南大学学习、研究三年，对云大、昆明、云南有深厚的情感。他研究南诏大理历史、白族历史成就斐然。他提出的“古代洱海人”的概念、大理国“白族化”的论点，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肯定。马曜教授（云南民族学院前院长、民族史、云南史权威、白族）多次介绍、引用他的观点，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推介和赞扬。

他对多次到大理考察，与当地的学者结下深厚友情。他醉心于大理湖光山色、风土人情。他的儿子就命名为“林大理”，足见他对大理历史文化的热爱和痴心。

林谦一郎这次到云南是为深入研究南诏大理的历史，与学者交流、搜寻新的资料、获取新的知识。他与大理州博物馆馆长谢道辛合作，把谢馆长研究和介绍大理日本僧人的书稿翻译成日文。出版中日文合璧的著作，向中日民众讲述中日文化交流、中日友好的千古佳话。

9月8日他应邀给云南大学的师生做了题为《云南民族史和文献研究》的学术演讲。他讲了“我选择南诏大理史研究的初衷”、“中国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研究注重文献的优秀传统”以及“《南诏野史》史料价值的探讨”等。演讲完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9月10日，林谦一郎完成三周的学术访问与考察，乘搭南方航空公司上午八时多的飞机前往广州，转机飞回日本东京。

林谦一郎到昆明是我驾车去机场迎接，自然也要驾车送他到机场。担心路上塞车，我们决定6点从云南大学宾馆出发。

9月10日5：40我到云南大学正大门（亦称南大门），可是大门紧锁。我敲门无人回应。于是大声敲击加以大声呼喊。寂静的清晨，声音显得相当“洪亮”，引得过路的晨练者驻足观望。10分钟后，不见动静，我心急如焚。想起我读研究生时也曾因要到火车站接客人翻过学校大门。看看大门没有特别“防盗”设施，就翻爬大门。也许是多年练习太极拳的缘故，不到半分钟我就轻松越过大门。

进门后我迅速奔向车库，车库大门开着，但不见值班的保安。我发动汽车迅速赶到银杏苑旁，把车停在云大宾馆后门。可是宾馆后门依然紧闭。我又大声敲门呼喊，还是毫无动静，只好再次翻门而入。到宾馆大堂，见到林谦一郎和来送他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娄贵品、张黎波已在大门口焦急地等候。我们请睡在大堂沙发上的两位保安帮忙打开后门。急忙把谦一郎的行李装上车，赶紧开车出发。在娄贵品的指点下，我们从北大门出去。到得北大门，只见大门紧锁，我顿时急得冒汗。人可以翻门，车怎么办？幸好汽车喇叭声唤醒了保安，他给我们打开了大门，我连声致谢后驾车上了“一二·一”大街。此时已是6：26。

城市已经醒过来。车辆多起来。我真担心路上塞车。心里默默祈祷上苍保佑。幸好一路顺畅，在7：14赶到机场，把林谦一郎顺利地送走。

回到学校，大门口站着两位校警，他们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我想一个多小时前他们在何处？

一个年逾花甲的退休教授，先后翻越学校大门和宾馆大门，驾着车在校园里如入无人之境。幸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教授，如果是强梁盗贼，或恐怖分子，后果不堪设想。

2009年9月10日是第二十五个教师节。一个年逾花甲的老教授在教师节清晨翻越云南最高学府的大门，实在是一件值得记下来的趣事！

fsdw 发表于 2010-9-2 20:25:42

聆听过林超民教授的讲座，受益匪浅。至于熊庆来先生的“面子”事情，个人觉得太把学术政治化，不是科学态度。

浪花 发表于 2011-11-8 23:01:30

水西兄是林教授的大弟*子吧

国学 发表于 2012-3-10 21:33:57

水西兄长时间不见露面了

臻善者 发表于 2012-3-12 03:16:28

乌蒙山脉起凤，长江之水腾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