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儿科

& ^1 z! _7 m8 }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 a/ C3 ~' ?( ]) R  o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 z) f3 Z9 g6 X; G% g3 e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 j3 }( |  L# g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1 C: X' J$ b, q1 Y9 o1 a0 y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 G3 X  A6 H8 n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疳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梴进步。“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xx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9 |0 T4 X( y( m" C+ d# }$ {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xx。

四、外科

: N4 N6 B1 \: n8 ?, F6 ]/ [  f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9 A& U/ d" K' i" z% |8 Q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 l8 l/ b" g) w( E1 \+ g9 x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8 c) I7 r* P4 p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5 ]2 n8 B1 E5 f: D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2 n' Q& p$ z  A4 _3 A0 Q9 m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 ~0 X% L# L- d& W9 L& Z8 E# o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疼，骨节烦疼”。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 D+ o/ J, i) ~! w- p: i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4 ?  M; `, `5 |) i1 R4 K1 l, i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 I0 ]. J% u$ s3 V& S; P' m; a" F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的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至于引流之纴，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
　　1、外科手术
　　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 X* ^/ }9 u/ P: R8 ]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8 S. Z+ @; h0 W; O0 P6 ]4 b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 R: ?9 z) \, |+ R- i) W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0 t; E+ k, z' w$ s' b6 J3 W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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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 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辑104-109）。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萆”）。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等病状。提及以轻粉(汞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3 S: a7 A' T# K! h: J　　(二)麻风 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 o2 ]7 a5 C7 g; ^( I- j% X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

六、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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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 B& U4 R& @! \　　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9 G  l! L. @! ?6 V6 Z6 O+ `4 c0 a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
  n/ i) O5 g: M. m　　1、薛己学派
  x3 N: S/ |0 }6 r& P- `8 @　　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和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
8 Y' Q" U. m3 B6 ]7 U　　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 E0 [+ M9 D, Q" s( M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7 S6 ]8 K7 |: g7 E; H　　(三)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 u0 V- f. h# i6 V/ K( _9 a3 D& Q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或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6 Z1 X$ p; h3 x- Z/ K　　《普济方》对多种骨折及脱位治疗都有详尽描绘，解剖部位准确，手法可靠，为骨伤学做出突出贡献。如关于肋骨科拆的复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药扎缚，凡病人手面于仰看可为妙”。关于尺挠骨骨拆复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于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股骨骨折应和髋关节脱位相鉴别，“腿胫伤折法，令病人仰卧倒，比根齐恐胯骨出血”，即用两足跟对比的方法，看伤肢短缩多少，以确定有无关节脱位等等。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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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O) x' D: R　　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的温热灸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 Z, n/ y( p2 U  W3 g$ b$ W0 T) Q　　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对经气传导的影响。
( `& n4 g& ]  G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
　　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广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阐述了杨氏家传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数十种单式和复式手法。杨氏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透劳宫治口眼斜等。针刺手法的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刺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都很有意义。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最早艾卷并不掺药。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
2 k# g" r4 i; ~. y' C0 m) x2 }' v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 X0 K) V" m# }! K, r4 e9 |! @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著名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
　　 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
9 ^* l) z# y; c) d　　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 {. Z- h$ I6 @1 w# T! h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新刻养生导引法》，则是对前代养生导引法之总结。除分述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腰痛、脚气、淋、痔等二十余门证候之导引法，并载虾蟆行气法、龟鳖行气法、彭祖谷仙卧引法、右宁先生导引行气法、王子乔八种导引法、五禽戏法等。此外，如《古今医统》、《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甚至《本草纲目》等书中亦都收有导引、按摩方法。
4 N# m- M" n3 t) I1 o! }% Z  E7 p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书中用歌诀表述穴位与推拿治法，方简易记，特别对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和适应症阐述尤为明晰。亦介绍有小儿急救、护理等推拿法，《小儿推拿秘诀》(1605)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和阴掌(掌背)诀法，并简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甚便于习学。而书中常用葱姜汤推，用艾绒敷脐或用葱捣捏成讲敷穴治疗亦为其特点。这些小儿推拿著作的广泛流传，进一步促进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应用，成为明代推拿术进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

" o8 h7 P3 _  G　　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眼科专著。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列眼病180余证，较《眼科龙木论》的72证和《银海精微》的80证增加一倍以上，对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伤等作了进一步论述。如对“凝脂翳”(角膜溃疡)的叙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对视力的危害，“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辨病上强调“xx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是”。又如所首载之“视赤如白”证，指出“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光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出色的描述了色觉异常(色盲)，英国道尔顿报导该证晚了约200年。
　　《杂病证治准绳·类方》收载眼科专方390首，明显超过前人，且多注明出处。《审视瑶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为傅氏自订。如驱风散饮子，坠血明目饮，正容汤等，迄今仍为眼科临床名方。关于眼科医疗器械，傅氏首载针烙钩割刀样图、金针图，详细介绍了金针制作方法。对针灸、针拨内障、割胬肉攀睛等手术，对秘制炉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灵砥法等，都较以前著作，有更详细的介绍。所述金针拨障手术方法、步骤等也多有改进与提高。
. _8 I3 Y  k# r) u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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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4 s& H* Q$ g/ [/ H' e+ J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0 `: D- g7 j8 A  z/ x3 ~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 z$ |9 D. R- d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500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剂400余首。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止”。
8 `+ _& m$ L2 }1 y3 s' C8 h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医方类聚》载《经验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仙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 z- j+ _' J7 R: A- Y2 C1 z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伤上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这种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拉的情况发生。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名的医生。《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方面的手术方法。

十、法医学

: @+ R* F3 d; m+ b/ {　　(一)法医检验
　　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 f5 k  c6 F- o! e/ L: u5 a, m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 E/ [  }* z/ r: K! p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 |) `4 J# r: A8 ^; t1 I　　两个格式的用法是：
/ v& |4 H' n1 g0 _- Q5 J　　? 被殴之日，解衣由内亲见证损伤性质，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写出告辜状，抬被殴人投递到官。
　　! 检官亲自检验，登记伤痕，限以保辜日期，则令凶犯寻医调治，案候在官。
　　：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检式写出告检状。
　　’ 检官依照告辜状原供伤痕，依法检验，若被殴后未告事，除当时打死及在三日之内者准予检究外，其余死后告人命者，俱以假伤骗诈及自殴诬人论，不准。
9 D4 G: q* d; P' Y! u- O6 d; P4 v$ @　　(二)法医学书籍
% w5 S. }; p+ E8 l$ m　　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 ^2 A; q/ H% p- @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
" t5 s  d( A# Q! l5 l1 t. B9 U2 F5 X- K　　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第八节 军事医学

" U6 X7 p7 w( |& P　　明代兵制与前代不同，一是参酌历代兵制的利弊加以变通，建立了卫所制。根据地理位置、险要程度与设防需要，置卫或所。卫所均有固定防区，筑城置堡，大抵一府者设所，联几府者设卫。各省区设都指挥使以统辖卫所。又于险隘处设巡检司，全国军士均编置于卫所中。二是组建独立的火器部队、火力与机动结合的战车部队及由步、骑、炮、车合成编组的新京营，使火器的杀伤作用在战场上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明代陆军，除步、骑两个传统兵种外，出现了战车和炮兵两个新兴兵种，水军也较前代进步，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京军及内地卫所的军医
1 V. R1 b, }. f( }2 l　　《大明汇典·太医院》载，京军中的医官、医士由太医院派遣。
% t: s+ c4 D5 b7 C  \% Z+ [/ x7 \　　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三大营(五军、神机和神枢营)，平均17300人中有医官或医士1人。
! Q5 @- }2 k4 C3 t　　景泰间(1450～1456)于谦设十团营，平均万人有医生1名。
! N: x- T- S, Y' e+ g　　内地卫所也有军医编制、金幼孜《北征录》说，有毒药将，由善修合药饵的人充任；医人将，由善医治病的人充任；医马将，招善医马病的人充当。说明军队已有司药、军医和兽医编制。
6 ?4 ]- G  k; L" \& E* ^　　戚继光《纪效新书》说，戚家军中有医士2名，医兽1名。《练兵实纪》载，在骑兵、步兵及车兵中均有医士1名。
" [4 x8 q' x, B- Y* z+ g' u8 }　　可见，明代军医编制人数不多，可能是太医院只规定了医官和医士员额，不包括医生在内。因当时医生地位尚不及士兵，所以没有记载。
　　(二)边境卫所中的军医
　　明代由于常与蒙古、后金(清)等民族发生战争，沿边关一带设置了卫所14处，每处由太医院派医士1或2人担任医疗。约1120～5600人中有医士1名。如军中缺医，可由总兵或巡抚奏请，由太医院拔用。
& Y, y2 Q; ]( ]7 u　　(三)海军军医
　　明代沿海边防也采用卫所制度。每卫官兵5600人，设指挥1人统领，卫下设千户所5个，每千户所下设百户所10个，每百户所有官兵112人，设百户1员，卫所设有医士1名，战船上是否有医生，未见记载。
) p) Q. f1 F8 X! H1 g: ~　　郑和、张谦等带兵出使西洋时，随船带有医官、医士，平均150人中有医士1名，即每船有医士3名，民医数字未则己载，若计入医生人数应超过180人。
2 @6 J+ m" Q. ]7 x. P1 a' ?6 p! t　　(四)军队医疗工作制度
　　1、报病制度
$ a0 |) V6 l6 v6 Z4 b9 K　　《练兵实纪》卷2载：“凡军士有疾病，同伙房即报本管队总，队总报旗总。同到歇处验过，即报百总。径赴本营将官及主将处报知，遣医看病形轻重”。“见报病者，不论大小衙门，启闭冗暇，即时投入。如有把门人阻拦，及将官施行迟误者，罪坐所由。报病迟过一日者，罪在报迟之官；若因迟报致病兵身死者，究其迟误之人以军法”。这是平时疾病上报制度。
　　《纪效新书》载：“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伙即报本队长，队长亲看缓急，报赴哨官，哨官报赴本总，本总即日报本府，以凭批医疗视。遇在客戌，本府亲诣抚视”。可能说的是在住地方部队的报病制度。
/ S" |+ g/ v; o　　2、行营及野营医疗制度
$ `+ H5 A1 B* v) J: W　　《练兵实纪》中规定：行营时“遇有乏马病兵不能前行，登时禀到主将，给予信票，听差人押送到近地城廓、府卫州县、营寨所堡巡司调理。病者亲识队伙，乃许留一人看待汤药，病痊即遣付本营。该地方先具痊疴结状申查。病痊而不赴军行所在者，以后期沦；若有死于行军所在者，本队伍掘墓瘗之，仍立标记。哨将率头目，以随带饮食奠之，违者以故弃论。事后再来取回”。
& k# h9 {; F7 U3 n, |% p　　《纪效新书》对此所载较简单，“凡军行在途，遇有疾病，把总官验实，随即禀明，给文选所在官司拨医调治。痊可即便追来，敢有诈病推避者，治以军法”。
　　3、关于战争伤亡的申报制度
　　《练兵实纪》规定，战伤与战死分别申报。报战伤。“凡遇战毕，收兵到营时，一面各营将督，据千、把总即开战伤者为一手本造递。凡弓箭伤系致命处为一等，虽重不开超等；被中三箭以上，虽轻亦开一等；中二箭者，虽轻不开三等；凡在手足间为二等；箭入不深，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四等止。其刀伤当面者为超等；伤手足者为一等，轻者为二等，三等止。凡箭刀伤俱在背后者，不准亦不给医药。”报战死。“凡亡者另开手本。某人伤某处须面前伤，乃坐同对伍偿命之罪：伤在背后，死者不恤，亦不连坐；同队伍若大众败走而亡者不恤，当开坐，退缩被杀，但有一伤在前者，即准血战阵亡之数”。
, g1 D# g4 y. s$ v! ^) K, ~　　4、关于战伤抢救的规定
　　戚继光规定，不准在战场上停下战斗去抢救伤员。告诫伤员勿呻吟，并令战士向前杀去，“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实则，待杀贼归来，重伤员特别是重要脏器损伤及大血管破裂者，多已失去抢救时机，即使能得到抢救者，也不易治愈。故多数得到抢救者俱为轻伤员，这是当时条件不得不如此规定。
　　5、对忽视士卒健康官员的处罚规定
　　据《大明汇典》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凡守卫士兵当值时，若有暴疾，本管官旗即归营所，请医调治。若看视迟慢，放回犹豫，致令病甚，亲管小旗杖一百，总旗镇九十，百户住俸一月，其病食钱带去。
　　兄军士在镇守处、丁夫杂匠在工役之所有疾者，当该官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仗八十。若已行移所司，而不差拨良医，及不给对症药饵医治者，罪同。
, B) @/ |5 ?5 H) R　　(五)军队医生的训练
; r2 W& G* U0 d2 ?　　由于军医缺乏。不少将领要求在卫所设立医学，培养军医，解决军队医疗问题。
　　景泰五年(1454)，因山西右参政叶盛奉请，命太医院选派熟谙方脉医士1名，往口外独石等八城、教军士习医术，每年更代一次。
　　成化十六年(1480)，陕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因医药缺乏，疾疫无法治疗，奉请当地市政司各立医学1所，选精通医术者，教授军余子弟。经获准，才有专门训练军医的学校。
  P/ |' v  L2 h2 e0 ~/ z　　(六)军中药物供应
　　明代军中药物由国家免费供给，军中设有管理药料的官员。南京各营应用的药物，除拨医士随病供应外，嘉靖十年(1531)于各营设置药局，南京礼部督同太医院，选精通艺业医士1人，在药局工作。三年无过，授予冠带医士，九年后送吏部诠叙，署任吏目，仍在惠军药局。各局药材，均由南京礼部行，太医院解发。
　　各府州县所设惠民药局，除治疗贫民外，还治疗军士，免费供药。遇疾疫流行，朝廷派员往军中施药。但并非经常制度
( A% C5 c2 r7 r! ]. T　　(七)火药灼伤的治疗
" [+ K* w+ V1 F; V$ E7 C　　宋元以后，火药使用渐广，有人将火药与毒药混合制成武器，发挥二者结合的杀伤力。对这种火伤的疗法，明初军医著作中也有反映，十四世纪的《金疮秘传禁方》载火药神效方二首。一用蛤蛎壳炙黄研粉、香油调敷；一用白芨、自蔹、广丹、寒水石、黄柏为末搽敷，是治疗火药灼伤的最早方剂。《行军方便方》演化为用冰片、四香等烧研蚌壳为粉，以治火药伤。

第九节 中外医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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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j" t- z1 Y: N+ ]2 Y- R4 g　　一、中朝医学交流
3 o4 W/ I" E# B　　在明代，朝鲜李朝政府重视医药卫生，常聘中国医生前往诊病教授，并派本国医生到中国求教，收集并列行中国医书。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推行“乡药化”。这一时期中朝医药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中朝医学融和景象。
- @# H- n3 M; o- o# ?" Z: w　　洪武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真去朝鲜从医，洪武十二年(1352)高丽任他为典医。永乐五年(1407)九月，朝鲜派王子来中国，随员中有医生“判典医监事”杨弘达等人。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赴朝为朝鲜世宗王诊病，讨论治疗对策，并传授医方。宣德二年(1427)明使随员医人王贤去朝，参与朝鲜世宗王疾病的诊疗。宣德八年(1433)明使随医毛琰赴朝，中国丹东人权因博究医方，成化二年(1466)朝鲜拜他为内医院主薄，后又任工曹判书，权于1487年死于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医官潘继、期周等应朝鲜宣祖王邀请赴朝从事医疗。据《景岳全书》载，张介宾壮年时也到过朝鲜。
; h# }  C" Z+ x, N　　在中国医生帮助下，朝鲜对乡药和唐药的鉴别及质疑研究蓬勃开展。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朝鲜派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朝鲜不产的药材。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生来中国，邀请明太医院医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质疑并鉴定本国药草的真伪等。我国《医学疑问》载，1617年朝鲜陪臣随医崔顺立等来中国求教医药问题。问答内容由傅懋先撰成《医学疑问》一书。
2 [- g- O9 k3 |5 \1 B# d　　明代，朝鲜对中国医书广为翻刻刊行。朝鲜李朝宣祖年间出版的《考班撮要》载，自1430年到1585年，刊行有《黄帝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经》、《直指方》、《圣惠方》、《得效方》、《伤寒类书》、《医学正传》、《脉经》、《衍义本草》等70多种。
　　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先后撰写了《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和《寿养丛书类聚》等，在中朝医药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乡药集成方》由朝鲜集贤殿直提学俞孝通、典医监正芦重礼和典医监副正朴元德等主笔，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基础，“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中朝医书中的材料，共分931条病症、10706条医方和1479条针灸方，药材按宋代《证类本草》顺序，收载630种。《医方类聚》由朝鲜集贤殿副校里金礼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医藉有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御林纂要》1部，全书共266卷264册，收藏中朝医方5万多条。《东医宝鉴》是李朝太医许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3种朝鲜医书而成。全书共25卷25册，从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个方面，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症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于1613年11月以朝鲜内医院刊本刊行。《寿养丛书类聚》由朝鲜李昌廷依据中国《三元延寿书》等书，加以整理而成，刊于1620年。
　　明代，朝鲜世宗王按照中国法医制度，把中国的《无冤录》作为吏科、律科的取材课目。1438年将《无冤录》加注成《新注无冤录》颁行全国，作为国家法律书之一，1483年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作为法医验证参考书，颁行全国。
/ Q4 h  z. n. p3 _　　在医事制度方面，天顺八年(1464)五月，朝鲜将《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诀》、《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科直指方》、《铜人经》、《凝固脉经》、《大全本草》等中国医书，作为医学取才课目。
' e% I3 P" u' o4 N　　明代，朝鲜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朝鲜世亲王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朝鲜多次遣使到中国求取人参、松子、五味子、葫芦、虎骨、鹿角、鹿脯等药。正统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国应朝鲜请求，把麻黄、甘草、蝎虫等药种子赠给朝鲜，使之引种栽培。
% S1 x+ j$ K6 x- c　　二、中日医药交流
　　朱元璋称帝后，即派使节赴日本。以后互有往来，不断通商交易，虽倭寇之患明代未断，但物资交流始终不绝于时。
　　医学技术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庆(1340～1420)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金翁爱其才、妻以女，生三子。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1378年回日本，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丹波元简认为，此铜人图是元代仿天圣铜人而复制者。这是第一具铜人传日，对推动日本针灸学发展影响甚大。
+ x' s- ^8 o3 u+ ^　　田代三喜(1465～1537)23岁入明，时日僧月湖寓钱塘，以医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济阴方》1卷(1455)，田代师事之，学李、朱之术。居12载，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为人治病，拯济甚多。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1卷、《诸药势剪》、1卷、《药种稳名》1卷、《医案口诀》1卷、《三喜十卷书》8卷、《直指篇》3卷、《夜读义》1卷、《当流和极集》1卷等多种医书。皆能汇入个人经验而发扬李朱医旨，是李、朱学说在日本的开山，其徒曲直濑道三及其门人均为日本一代名医。
　　古林见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医方，游学于明，居数年，业大进，归国时明帝赐以蜀锦。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著《外科单方》，独树一帜。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相谋，立磋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讲读以导诸生，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取李《习医规格》梓行，使医学教育更臻正规。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见宜其它医著有：《纲目撮要方》、《拨萃正温方》、《辨药集》、《医统粹》等。
　　这一时期针灸术在日本复兴。金持重弘好学精医，擅针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内义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医院称尝。
6 I! ?6 i3 E$ D9 v" r! d　　吉田宗桂(1500～1570)，通称意安。世人以“日华子”称之，遂以为别号。1539年伴日本使节僧策彦周良来华，明人以宗桂诊治神察，呼为意安。1547年再次与策彦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遂携所赐方书归国，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孙世以意安为号。
. E& {3 h5 ^/ c0 m　　1606年，林道春于长崎得《本草纲目》，献给幕府，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户南北两所(品川、牛迅)设药园，本草之学益盛，十七世纪，朱《救荒本草》传入日本。
) ^, R8 d! A9 I2 y4 T　　此期间由中国赴日的医家有元末明初的陈顺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业医。将军足利义满慕其名。召之诊疾，固辞不往。子大年嗣其术，始赴京都业医，受将军大名礼遇，日人称为陈外郎。陈大年孙陈祖田，尤善医，颇得诸大名及禅僧敬重，亦有陈外郎之称。
9 H6 d1 N' S) `4 k" w　　三、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 p5 |! M0 Q* X$ B　　明代，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成为中西医交流的桥梁。
' a% R( |; ?/ a　　(一)传教士相继来华与医疗活动
5 Q, t7 l6 p. k4 l6 X( f5 C+ L　　十五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罗马教廷也开展海外传教活动，一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乏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包括医生。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传教，翻译宗教和西方科学书籍，参与宫廷活动，协助中国士大夫编修历法等工作。偶亦有行医者。
9 w; U$ f4 {/ f& V　　他们中最早涉及西医活动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P.Metthoeus Ricci，1552～1610)，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唯于《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首次将西方神经学和心理学介绍给中国。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P.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原名王丰肃)的《空际格致》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他在《修身西学》中提到血液生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Urisis，1575～1620)，在北京专修历书，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到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在医学理论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说。
　　意大列传教士艾儒略(P.julius Aleni，1582～1649)《性学粗述》，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最多，卷3提到四体液的生成、分离、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体液与疾病的关系，指出疾病、衰老韧死亡都是由于四体液不平衡造成的结果。
　　谈到消化生理，与《泰西水法》所说不同，主张口、胃、肝“三化论”，反对“外之火化”，卷3还介绍了血液循环原理；卷4论感觉系统，谈到视、听、嗅、味、触诸觉，还论及涉记之职，卷7论睡眠及梦，尝8论心及心囊，采用亚里士多德之说，还介绍了肺、鬲、气管，讨论呼吸与循环的关系。书中介绍了盖伦的灵气说，四德、四液与五脏、四季相配等理论。
1 F" p. k2 u3 J( e' i2 N% \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P.Martinus Mrtini 1614～1661)的《真主灵性理论》，论及人体骨骼数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P.J.Adam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著《主制群证》2卷。上卷论人身骨骼数目和功用，肌肉数目，血液的生成，在论及生养之气和初觉之气时，将微细管与神经相混淆；介绍了静脉、肝静脉、肝门脉、心大动脉和心大静脉；谈到脑和脑神经生理。解剖生理多本盖伦学说，与上述诸书大同小异，可能是由所据蓝本相同造成的。葡萄牙传教士博汛际(P.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诠》和《名理探》，提到心脏和视觉功能，论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提出大脑具有控制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
6 {( v, |) U# J# [" t3 q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1576～1630)，是传教士中最博学者，他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是伽里略和布鲁诺的好朋友。他的精湛医术，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35岁时加入耶酥会。万历四十六年(1618)离里斯本，到印度、交趾和中国、途中收集了大量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研究了气候学和人种学，均记入旅行笔记。
$ s" \7 j! V/ G, f　　天启元年(1621)，邓玉函达澳门行医。同年8月26日，他写信给Lincei研究院，谈到他解剖日本Ymexie神父的尸体事。谓Ymexie生前嗜烟过度，常觉燥热难敖，经解剖发现其肺脏干枯如海棉，上面蓝点很多。这是西方医生在华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
. q% X2 O  k6 L' ^' h　　邓玉函进京后，专门研究编修《崇祯历法》，晚年曾想向中国介绍西方解剖学，经他翻译校阅的有《人身说慨》和《人身图说》。
　　(二)传教士的医学译述
　　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的著作中，专论医学的仅有两部。《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所用底本是瑞士巴塞大学的解剖学家、内科学家和希腊文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著的《解剖学论》。分为两卷、上卷：骨、脆骨、肯筋、肉块筋、皮、亚特诺斯、膏油、肉细筋、络、脉、细筋、外复皮、肉、肉块、血等15部。下卷：总觉司、附录利西泰(即利玛窦)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内容。该书是以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为依据的，还没有现代医学的系统分类。
　　《人身图说》，附于《人身说概》之后，原由邓玉函、龙华民
P.NicolaoLongobardi，1559～1654)合译，罗雅各(P.Jacobus Pho，1593～1638)续译完。分上卷图说和下卷图形加说两部，优于《说概》处为图形精美。生理学内容也大为增加，但仍沿袭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本书有详尽的解剖图，新增有内脏情况、泌尿生殖及胚胎介绍，均为《人身说概》所无。对每一局部的解剖情况，列述尤明。《人身图说》只有抄本流传，但从明末起仍有一定影响。清代刘献庭《广阳杂记》载的“女变男”传说，便是据《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的。
　　(三)早期西洋医学机构的介绍与建立
　　1、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医事制度
　　在传教士译著中，偶可见零星的关于西方医事制度的介绍，在艾儒略《西学凡·医学》中说，医学是西方大学四学科之一，共读六年。
6 K+ C9 T# p* ~- E. \4 p　　《西方答问》卷上“济院”一节中介绍了欧洲慈善机关的设置情况，云分五等：一为普通病院，一为传染病院，一为残废病院，一为育婴堂，一为收容无依旅客者，称“施舍之院”。
: X' a9 H2 e8 U: }# c  Z/ K% S　　2、葡萄牙在澳门设置的医事机构
　　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成为它的领土，西方医生、传教士便在那里医务活动。隆庆三年(1569)，澳门主教加奈罗(Melchior Carreiro)建医院二所，一收教友，一收教外人。院名为Santa Caza de Mizericodia,不久澳门又建圣拉斐尔医院(St，Raphael's Hospital)，来澳的外国旅行者多在此求医。祟帧十三年(1640)、清康熙六年(1667)曾二次重建此院，乾隆十二年(1747)进一步扩建。院中有高墙，分男女二部，有病床40张，非教徒也能在医院看病。该院要求医院对病者一视同仁，命令裹扎伤口的助手负责配制药剂。万历七年(1579)左右澳门置麻风病院1所。万历二十二年(1594)设澳门圣保罗医院，并附设实习班。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西医学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葡萄牙王命令封闭，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毁于大火。
　　(四)中西药物交流
6 F: e6 }5 c% p6 F1 b% g/ C　　1、中国药物输向欧洲
　　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e, 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书籍，有“关于草药的许多书籍，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中医药知识假传教之手，向西欧传播。定居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起得作用更大。
+ E2 X6 b+ e) o; m4 j* ?　　卜弥格(P.Michael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sigismond的首席御医。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他还著有《医论》(Clavis medica)，全书共六部分，译有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和望诊，收集了近300味中药，有木版图143幅，铜版图30幅。当时耶酥会与荷兰印度公司有隙，书被改名为《中医示例》(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以Cleyer de Cassel名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复卜弥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弥格未刊稿中还有《中国医学家》(Medicus Sinensis)，但未见。这些著作领受西方学者注意，吸引他们研究中医药。
　　2、西洋药物学的传入
　　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草药中有不少制成药露。因无特别疗效，传入数量不多，影响不大。明代与欧洲的医药交流对医学发展，并未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中西医交流可以说是平行的，还没有可能和机会发生交锋和碰撞，包括象王肯堂这样与传教士有过私人交往的医家。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交流
. f( H% u( [% J; J( K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随行医官医士180多人，还有善辨药材的药工，对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木鳖子等药。婆罗，于永乐三、四年相继派使入贡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国派使赠送大片龙脑、米龙脑，降真诸香药。其后民间通商贸易输入中国的龙脑、梅花脑、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赠送片脑、乳香、檀香、苏木等。明成祖令郑和两次出使其国以礼回访。
　　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洪武间(1370～1378)，三佛齐国王马哈刺札八刺卜、怛麻沙阿等先后六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脑，以及其它许多香药。永乐七年(1409)苏门答腊老王锁丹难阿必镇率使臣来中国，居三年方回本国。此后两国关系密切，该国不断遣使入明、带来的药物有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龙涎香等。《大明会典》记载了爪哇输入中国的药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数十种。明代，广东、福建一带人有不少侨居印度尼西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
$ t2 v5 y6 R2 ?0 w9 {) ~9 W5 T5 v2 \　　《明文·暹罗传》记载，暹罗(今泰国)多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紫、蔷薇等数十种，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香即多达十七万斤，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了中国医家的重视。

第十章 清代前中期医学(1644-1840)
　　明之后期，政权愈来愈见腐朽。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王朝宣告灭亡。时当东北地区女真民族，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祖孙三代努力下，重新崛起之际。族名改称满族，组成八旗子弟兵屡犯明朝地方政权，经济和军事实力大振，觊觎关内。明朝总兵吴三桂在与李自成接战同时，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回师北京，于4月29日即皇帝位，国号“大顺”，但于次日即退出了北京。于是清军顺利入京，并正式建立了清王朝。
　　满族入主中原，由奴隶制度急剧过渡到封建制度，大力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制度。内阁之上，另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后为“军机处”)，是最高决策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全由满族贵族组成。地方行政分属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及知府、知县等各级长官，满汉兼任，但唯知府以下方准多用汉人。从康熙到乾隆，既建成了这样一个满汉合一的统治政权模式，又将中国的封建制度推到了顶点。
　　“康乾盛世”，社会经济发展。奖励垦荒，轻舶薄赋，惩治贪污，兴修水利，节约开支，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户部库存银已由原先的1000余万两增至5000多万两，出现了相当安定和繁荣的局面。雍正即位，进一步发展为“摊丁入亩”政策，等于取消了千百年来实行的“人头税”。其结果，全国人口大大增加，公元1661年统计人丁户口为1900多万。公元1711年亦仅2462万，而至公元1774年，全国人口已猛增至22102万。
　　清统治者沉溺于奢侈生活，对外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察知，对民间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认识。
, ]- t9 e" y! v5 Z6 j3 T. Y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时期，出现过一批伟大的先进思想家，如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甄、颜元等。他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反清的，因此多被下狱，或避地隐居。哲学上，他们批判宋明理学，阐发“经世致用”和“气”的物质性原理。为了巩固统治，康熙帝等大力推行宋明理学，把孔子，祭朱熹，将其列入十哲，并亲撰“圣谕”以为弘扬。雍正还规定《圣谕广训》必须家喻户晓，能够背诵。儒臣大受宠用，《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四处发送。为了打击一切有反清嫌疑的文人，把中国的“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m* z* k* r! s9 \" ]　　此外，清朗中期以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越来越严厉，也阻碍了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交流。顺治和康熙都曾优渥礼遇明未来华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康熙甚至请他们入宫讲学，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通科学知识的皇帝。汤若望除授钦天监实职外，还得到正一品的荣衍。但是，后来因传教士内部争议，罗马教皇发出“禁约”，并两度派特使晋见康熙，要求改变利玛窦的传教法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孔、祭祖、行吊丧之礼及悬挂“敬天”之医，理所当然遭到康熙斥逐，最后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第14通）。但实际上传教士仍在中国各地活动。雍正时，广东、福建等省地方官屡有“欧亚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的报告，情况已与康熙时有所不同。后来又考虑到边疆之患及思想体制之被淆乱，乃有乾隆朝下令闭关锁国。商人及知识分子一概不准到海外贸易、考察，汉人出洋者为“自弃王化”，不论官民一律杀头，没收货物财产，并且坐连保甲属官。至此，就从原来的因保护主权而闭关锁国发展成对一切外来文化和经济交流均予析拒的自闭政策了。这样，中国历史性地失去了一次与外部世界交换认识、争取同步前进的机会。
　　在上述背景下，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
0 i. s+ p6 M0 Q5 H　　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第一节 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 g% J4 b9 N! o" C) K5 _1 k0 R/ g　　一、医事制度
& ^% C* c7 _& s. R# A  ~& G' i" x　　(一)太医院
: {* X6 O, `  L9 k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事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顺治元年(1644)设太医院为独立的中央医事机构。为帝后及宫内人员诊视疾病、配制药物，也担负其他医药事务。最初设院使一人(正五品)，左右院判各一人(正六品)，掌太医院事。其下设御医10人、吏目30人、医士40人、医生20人、切造医生20人，分掌所属事务。以后历朝，院官员额各有增减，雍正八年(1730)添设食粮医员30人。乾隆二年(1737)题准食粮医员之设永为定例。自院使以下各官具为汉缺，乾隆五十八年(1793)特简满大臣一人，管理院务。
　　院官的升除。院使由左院判升补，左院判由右院判转补，右院判由御医升补。御医、吏目、医士等官，初由各省选举精通医理的人报太医院，由院考选补用。
& {/ m! o) g1 u. `. F6 ^　　(二)御药房
- R4 s/ Y! l2 q　　御药房是供应宫内所需药物的炮制及各型成药加工制备的机构，顺治十年(1653)设，属总管首领内监经理。康熙三十年(1691)裁总管首领内监，改派内管领一人，副内管二人兼管。
( u# R; R# d0 L% \0 u6 |　　御前药房分东西二所，由太医院医官轮流为皇帝值班。西御药房由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分班侍直，叫作“宫直”。东御药房由御医、吏目、医士分班侍直，叫作“六直”。
　　圆明园药房、西范寿药房，太医院亦如给事于内廷，都派医官侍直。皇帝巡幸，院官或奉旨特派，或按班轮委随驾侍直。
　　(三)药库
6 b) D) ?# C% ^) `+ @7 O　　药库，也称生药库。由医士中选委二员管理药库，买办药材，二年一换，升授吏目。凡各省出产药材地方，每年照例解运药材，交纳药库由管库委官验收贮存。其药材均以生药交进，经管理药库医官验看，由御药房处于差役地位的“苏拉医生”或以民间召募的“民医生”切造、炮制备用。
! `" U3 k! i9 x* C　　清代对东北地区所产人参实行皇家专采专卖制度，作为最高统治者宫廷特供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和保障。因之，御药房的人参使用，控制较严，实行交请应用办法，无定额限制，用完时，开明耗费数量，并将需用数及职名奏呈，再行请用。
　　(四)社会抚恤组织
　　清初仿照明朝制，有施药例。顺治间曾在北京景山东门外建药房，令医官给满汉军民施药，康熙中期曾一度扩充，在五城地方设厂施药，至四十年(1701)停止。
　　清代统治者及地主、豪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兴办有养济院、普安堂、育婴堂及粥厂等，让会抚恤组织，收养社会上的贫孤无靠者，以示恩泽民众。
2 F# d* ^' Q& S/ b# o% @　　养济院明代已有，英宗天顺间谕户部令顺天府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清沿前代例，在京都及全国各地设置养济院，养赡鳏孤寡独，残疾无依靠的人，政府拨给银两和口粮，地方士绅有乐于资助者，任其捐献。乾隆间还把年逾六十或成笃疾者、不能食力的军流等犯人，拨入养济院，按名给孤贫粮。
　　京城及外省还有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体弱多病老年人。乾隆初年定，大口日给米八合，小口减半。
　　我国自古以来把“慈幼”视为美德，宋淳佑间，创立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孩。清代则有育婴堂创立，收养抛弃或无力养育的婴儿。
　　二、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医学教育，设教习培养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各置教习2人，由御医、吏目中选品学兼优者充任。内教习住在东御药房，担任教授药房的太监学习医书。外教习担任教授初进太医院教习厅肄业生及医官子弟学习医学。凡到院学习者，通常要经六品以上同乡官员推荐，满人要经该管佐领推荐，并由本院医官作保，由首领官而试，粗知医理，且通晓北京话，合格者方可入学，称之为医生。入院学习后，称为肄业生。
, C' f: K! V2 N7 M1 @　　医学分科曾3次改制，顺治间分为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痘疹科、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等11科。嘉庆二年(1797)痘疹科并入小方脉科，口齿咽喉合为一科成为9科。嘉庆六年(1802)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兼充，成为8科。道光二年(1822)奉旨以针灸之法究非奉君之宜，太医院针灸一科永久停止，成为7科。同治五年(1866)改为大方脉科(伤寒科、妇人科并入)、小方脉科、外科(即疮疡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等5科。教学内容主要是《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有关本专科的医书，后来又增习《医宗金鉴》，并渐以之为主要教科书。一般肄业生学习3年期满，由礼部堂官来主持考试，合格者标为医士，不合格者继续肄业，以待再考。凡肄业一年以上，经季考3次，名列一等者，遇粮生有缺，可呈报礼部递补，不再考试。
　　清代在地方虽也开办医学，并规定了考试制度，但规模小。府设正科，州设典科，县设训科，名额各为一人，俱未入流。雍正元年(1723)题准，命各省巡抚，详加考试所属医生，对精通《内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论》者，题请作为医学官教习，每省一人，准其食俸三年，此间，如果工作曲奋慎重，品德正派，即上调太医院，授为御医，其遗缺，由本省习医人内拣送补授。
　　有清一代的医学教育，虽然大体上沿袭宋明以来的制度，但趋向衰弱，不复历代兴盛，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家传与师徒相授成为主要教授医学形式，造就出不少医学名家。
　　医德教育为中国历代医家重视，至清尤然。在他们的医著中，几乎都要论述做为一名医生必须具有的道德修养，教育后人，医德规范大体可以归纳为；(一)不图名利；(二)急病人所急；(三)贫富一视同仁；(四)珍重人的生命；(五)谦虚谨慎，互相学习。

第二节 温病学说的发展和预防保健

　　一、温病学说的发展与成熟
! i( B3 J6 m7 G& T　　温病学说是中医在漫长的岁月里，沿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外感发热性、流行性疾病作斗争得来的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吴有性之后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戴北山之《广瘟疫论》及喻嘉言、陈平伯之论温以及余师愚之论疫、周扬俊论温热暑疫等等。他们于温热的病因、症状、治疗等有一定认识，但在病机理论上仍未能统一。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已盛行于大江南北，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是温病学派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故有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
& [' k, ]% u0 b5 @) x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经济、文化、科学的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对温病的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从而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的一门学科，它既补充伤寒学说的不足，又与伤寒学说互为羽翼，使中国医学对外感热病的理论、诊断与预防等，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继续发展。
　　清代温病学说的主要成就，可归纳为：
& x* A! R) `+ A# k7 ^- j% c　　(一)确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
　　1、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叶桂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明确指出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邪途径、发病部位，同时把温病的整个病理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不同阶段，以此作为辨证论治纲领，揭示了温病由卫到气，自营入血，由表入里，自浅入深发展变化的传变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独特的表里、内外、先后、深浅及顺逆传变的内在联系，反映了临床证候的动态规律，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一系列治则，确立了温病各病变阶段相应的治疗xx，提出了“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或透风于势外，或渗湿于热下”，对邪气“始终在气分流连者”用战汗透邪的方法，对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用分消上下的方法。“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以及“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等独特见解，从而建立了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标志着温病学说至此已趋向成熟。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各种温病的大量启示，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8 O1 o- q" ~& }; R7 i　　2、吴鞠通确立三焦辨证。吴鞠通广泛汲取《伤寒论》、《温疫论》、《临证指南医案》的成功经验，融汇贯通，根据叶天士所说“河间温热，须究三焦”，提出“温病自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0 T8 x. j; ^  C5 A/ F8 F& S, Z7 n　　三焦辨证并不排斥卫气营血辨证。卫气营血分辨表里，三焦辨证分辨上下，一横一纵，相互配合、补充，相得益彰，使温病的辨证更加准确与具体化，益趋完善与成熟，成为温病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标志。直至今日，这两种辨证方法仍被广大医者结合运用于临床。
6 J' z: ~/ ?& Y: r　　(二)提出了温病的独特诊断方法
* U  q+ n1 Z3 g6 h" ?　　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清代医学家提出了许多独持的方法，总结了丰富的临证经验，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不少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
　　1、察舌 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广温疫论》提出积粉苔是疯疫的重要标志之一。《温热论》强调观察舌质、舌苔的色泽和润枯的变化，为辨别病属卫气，或属营血的重要依据。认为舌苔可分为白苔、黄苔、黑苔；舌质分为绛舌、紫舌、淡红舌。提出凡温热传营，舌质必绛。
　　2、验齿 验齿作为温病独特的诊断方法，首倡于《温热论》。叶氏阐述了温病验齿的理论依据，并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认为阳血属邪实胃热，阴血属肾液亏损，一实一虚，故治法亦有重在祛邪和重在救阴之异。
. _: {' s- T, v1 U  Q0 [　　《温热论》根据齿的枯润、结辨的颜色齿垢的有无，以及有无齿痛、咬牙等表现来辨识温病，通过验齿来判断热邪的轻重、津液的存亡这一独特的诊法，是对温病诊断学的一大补充和发挥。
　　3、辨疹 斑疹是某些急性传染病的特证。余霖《疫疹一得》强调辨识斑疹应当注意形色两个方面，认为斑疹以松浮为吉，紧束为凶。斑疹之色以红活溶润，散布洋溢为佳境，而颜色深重，干滞娇艳，多是热毒深重之象。叶氏于斑疹的辨识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凡斑疹初见。点大而在皮肤之上者为斑，云头隐隐，或琐碎小粒者为疹。认为斑属血分为多，疹属气分不少。
　　(三)确立了温病的清热养阴治则
  b$ O+ E! J3 P9 U; u* ^　　在吴有性温疫热邪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的思想影响下，清代对温病的治疗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其临床运用更加丰富多彩，尤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叶氏对温病养阴和诊治有很多创见，把养阴步骤分为甘寒养胃津、咸寒滋肾之法。同时叶天士发挥了李东垣脾胃学说，立养胃阴一法，不但用于温病，而且广泛运用于治疗某些虚劳、肝病、胃病、久嗽、血证等，亦收良效。吴由通继承并发展了《伤寒论》清热保津、泻下存阴之法，提出了清络、清营、清宫三法，吸收了吴有性对温病内热烦渴给服梨汁、藕汁、西瓜等经验，吴鞠通从理法方药方面，全面阐述了清热养阴治则在温病治疗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临床运用，制定了一系列养阴名方，为温病的治疗学、方剂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但在外感热性病中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应用不衰，而且广泛运用于内科杂病治疗中亦取得很好的疗效。
  z, V  K- f1 B$ M　　二、预防与保健
1 r, _' q. |/ W) P　　（一）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与历史意义
# Z# f! E- b# ~　　1、官方的重视与推广：人痘接种术自发明以后，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口传心授，笔之于书甚少。当时安微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为全国人痘接种中心，种痘师多半来此习得其术并购买痘苗。
　　清初满族人入关之前，尚无天花。清兵入关，有一大批兵士遭受天花传染，原因是北地寒冷，未受天花侵袭，他们多不具有免疫力。清朝的第一位皇帝福临(顺治)，即是死于天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其子玄烨(康熙)因未出痘而被隔离于紫禁城外，不能尽孝，乃成终天之恨。即位之后，当他知道有种人痘可预防天花时，马上下诏征集种痘医师，并加考选。江西的朱纯嘏和陈滢祥二人，于是成了皇家种痘师，不但为皇子孙种痘，而且赴蒙古科尔沁、鄂尔多斯等地治痘及为诸藩子女种痘，康熙皇帝为此特赐府宅和授官爵予朱纯嘏。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对自己推广种痘成绩特别满意。
# h: G% m. e- e1 P　　朱纯嘏著《痘疹定论》无经受此激励，到乾隆朝撰《御纂医宗金鉴》，作为国家钦定医学教科书，第一次收入“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卷，这也充分表明了官方提倡和推广的态度，亦使种痘法标准化了。
1 Z. U( J8 U  Q  k' V' i　　这种官方的推广，至少使官宦大臣富有之家的儿童，普遍实行了种痘，但庶民贫寒阶层未必尽能得益。经过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官方和民间医生推广，至此人痘之术，渐渐深入人心。民间种人痘之术，一直到本世纪上半叶还流行不殆。
　　2、人痘接种的技术改进
　　人痘接种在发明之时究竟所用何法，因乏资料，今不得而知。《张氏医通》记载的有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其中痘痂法又分旱苗、水苗两种，故合计共四种方法，推测痘衣法为最原始粗糙一种，不过简便易行，只要将患天花小儿所穿内衣脱下，令未病小儿穿之即可造成一次传染接种，但成功率较低；痘浆法或亦早期所曾施行，将患儿痘疱挑破，直取其浆接种，传染既烈，且损患儿甚重，所以被斥为“不仁”。后来的事实，痘衣法尚间有之，痘浆法则基本杜绝。
7 h( y2 l# R/ k6 }9 f' i" S% @　　水苗法可能是痘浆法改良而来。按照《医宗金鉴》的描述，是将新棉摊成薄片，将痘痴研细调以净水，裹于其中，然后塞入鼻孔，男左女右，系以红线，免被吸入或咽下。六个时辰(12小时)后取出。此一种法安全可靠，特别是说“既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
! [- o+ g' M2 v6 N, _* M- s　　水苗法又称“塞鼻法”，旱苗法则另称“吹鼻法”，较水苗法为晚起。《医宗金鉴》云：“旱苗种法，用银管约长五、六寸，曲其颈，碾痘痂极细，纳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之”。此法可靠性不如水苗法，轻吹则不入，重吹则迅烈难当，涕多则苗随涕去，因此还是“独取水苗”。
　　苗种的选择、保蓄、精炼，也是人痘成功与否的关键。所谓“丹苗”，即是最好的苗种，按照现代科学的意义，是人天花经过传代培养保存的纯种疫苗。郑望颐《种痘方》中说：
7 D& x6 a  Z& Y　　“必要用种出之痘，发下之痂、谓之‘种苗’。……若其出天花之痂，谓之‘时苗’。”
+ w0 q4 X  F3 t! S9 \1 X5 u0 F* |　　“种苗”又称“熟苗”。朱弈梁《种痘心法》中指出，此种“熟苗”是由“时苗”经传代培养精练而得出的。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不可不知。”
. S7 `0 Y+ l& Q, Q# a* I& a% q+ |  L　　“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拨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
　　这一过程与现代医学原理完全一致。活疫苗反复传代培养，可以保留免疫抗原性而减低其毒力。唯现代疫苗制品是经动物传代培养而不是在人体传代。
　　收取苗种，要及时用纸包固，纳小竹筒中，并塞其口，不令泄气，或者贮于新磁瓶内，以物密复，置洁净之所，清凉之处。依法藏蓄，春天可保存三四十日，夏天可保存二十余日，冬天可保存四五十日。李约瑟博士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藏苗过程，还是一个减毒过程（李约瑟：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参见《中国药学报》5：10，1983）。
$ V& x1 L" d" y6 k: P9 G　　“将疫苗在体温(37℃)或稍低的温度下保存一个多月，这当然会使80%的活病毒颗粒发生热失活效应。但由于这些死亡蛋白质的存在，当接种到人体时，就像抗体产生一样，强烈地刺激着产生干扰素。”
2 y4 m) `$ |) Q- O　　3、人痘接种术的效果和盛行
* m7 W4 m: N  Z! c& ?6 d6 P, G- u　　随着人痘接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精细，其效果和安全性都大为提高，正因如此，在那天花猖照流行的年代，人痘接种术受到中外人士的普遍欢迎。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看，人痘接种的成功率极高，效果和安全性都堪称一流。
　　在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天花是人人要罹患的危险疾病。当时张琰劝人预防接种人痘，他的接种成功率很高，失败仅占2～2.5‰。
: Y  V4 s3 G2 S/ F' k* V　　徐大椿是一位颇为挑剔的医生兼医学评论家。他在《兰台轨范》中有一评述：估计天花的自然死亡率在80～90%，种人痘的失败率为1%。原因是“苗之不善”，种痘方法是很好的。当然，普通种痘师是及不上张琰那样的种痘专家的。
/ x2 y: _7 K* I8 N( ~　　当年在中国的传教土Dyer Ball就述他在山西省看到的情景，没有种人痘(但有治痘医生)时，山西省天花死亡率一为50～60%，一为20～30%；种人痘术推广之后，天花流行的死亡度降为1%（Wang &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第276页，中国检疫局，1936），这从另一个角度，从外国人的眼中，比较出人痘接种术的效果来了。
- D) {0 f+ V; f" D　　西方所用的人痘接种法未能随着中国人改良之法而改良，因此成功率较低。以外国之停留于痘浆法时苗接种的失败率较高来推论我国盛行不衰的人痘接种技术效果是错误的。人痘接种术在中国是成功的，并且随着技术改进而显得更加成功；它绝不等同于“一次人工的天花传染”。
　　4、人痘接种术在国外的传播
　　种人痘的技术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
　　据英·李约瑟博士考查，早在公元1700年之前，已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谈到中国种痘之术，但未获重视。
5 ]/ h% O- U% f" _, A& e　　俄国人则较早派人来学痘医。俞正燮《癸巳存稿》(1713刊)云：“康熙时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衙内，在京城肄业。”
( [: C* M, k4 z# d　　康熙二十八年(2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俄国政府选派留学生来华；时值俄国天花流行，部分留学生即以专门学习痘科。康熙二十年恰召朱纯嘏等种人痘并推广之，俄国人学痘医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人痘法于是很快传到了俄国，并在俄境广为推行。
9 j! N3 Q9 @5 M6 Z; ?8 ~　　当时俄国属土而南与土耳其接壤的锡尔戛西，本来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但因为天花流行而损害了她们的容貌。正是因为人痘法的传入挽救了她们，法国大百科全书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在法国大声疾呼批评法国人不善学习和没有及时推广种痘技术，他赞扬锡尔戛西民族稿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玛丽·蒙塔古(Mary wovtley Montague)将异国的种痘习惯传回本国，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
6 o+ }  j% A- j: q3 Q* b5 W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锡尔戛西人的种痘术可能从此传来，也可能由南边的土耳其传来。中国与土耳其之间一直有丝绸之路的频繁往来，中国医生到土耳其种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英国传教士医生德贞(Dudgeon John Hobson 1837～1901)在《中西闻见录》中说：“自康熙五十年(1717)有英国钦使曾驻土耳其国京，有国医种天花于其使之夫人，嗣后英使夫人遂传其术于本国，于是其法倡行于欧洲。”
　　Dyel Ball《中国风土事物记》中也提到：“说也奇怪，象其它许多事物一样，种痘术似也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这术约八百年前，中国宋朝已经应用，于1721年由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公使夫人蒙拉格氏(即蒙塔古)最早介绍来英国。”
　　土耳其的种痘术传自中国，是所公认由土耳其传到英国，则应归功于蒙塔古夫人。法国则在伏尔泰的再三呼吁后，也传入了人痘接种术。
1 Z0 v. |4 U$ r" @# {9 U1 N2 ?　　俄国人又将种痘术传至非洲，首先在突尼斯施行。为保证黑奴贸易，乃得普行于全非。又因黑奴贩运到美，种人痘法遂传美国。
4 a- o2 A; B0 l& e! j　　近邻的朝鲜和日本接受种人痘法反晚于欧美。大约乾隆二十八年(1763)方传至朝鲜；1744年，福州商贾李仁山到长崎，后奉长崎镇台之命种痘，医者柳隆元、堀江道元从其学。李仁山并著《种痘说》(日译本称《李仁山种痘和解》)。
　　至1778年，有人将《医宗金鉴》种痘卷拔萃，题为《种痘心法》刊行，至此种痘之法广为流传。
　　5、人痘接种术发明的历史意义
　　人痘接种法无疑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创造之一，它造福于全人类并促进了医学科学的新发展，其意义不亚于四大发明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它本身曾有效地预防了无数次天花流行，拯救了准以计数的孩子的生命；也使许多人免于麻于、残废等天花后遗症的困扰。
　　它直接导致了牛痘接种术的发明。人痘术在英国广为推行，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 l749～1823)正是一位在乡间种人痘的医生。他是在种人痘的过程中才发现挤奶女工因患过牛痘而可免种人痘的（参见文士麦：《世界医学五千年史》，马伯英等中译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1796年，他试用牛痘苗代替人痘苗接种试验成功。显然，牛痘接种法不过是人痘接种法的一次革新。
　　如果说牛痘接种法曾作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那么，现在则完全有理由说：人痘接种法是更早的、真正的先驱，人痘接种法当之无愧地是现代免疫学滥觞之源。
　　预防医学以战胜天花传染、消灭天花为荣，是人类预防医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
　　若此伟大的奇迹般的成就，其最先的肇始是由于中国古代发明的人痘接种术，然后传至世界各地，然后有由琴纳加以改进为牛痘接钟术，再以后是牛痘术在全世界的推行和改进。中国古代人痘接种术创始之功不可没，中国人痘接种术永远彪炳史册。
6 x0 Y* G6 I5 V  p7 C0 ^　　三、卫生保健
# J6 b, e" ~1 c　　清代前中期，人们对环境污染，蝇鼠虫害及其与传染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正确认识，并采取了一些环境卫生措施。养生保健在继承前代成就基础上，着重于养生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养生对象尤其重视老年人。
　　当时，人们对水源污染和传染病发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孟英认识到人烟稠密的地区容易引起传染病的流行，在论及预防措施时，科学的要求：“平日宜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引浊”，以保护环境卫生。
　　这一时期，人们观察到苍蝇害虫污染环境，是人类许多疾病的祸根，唐黉《外科心法》认为“苍蝇闻秽丛聚，以致生疽。”因此，早在明代的外科著作《外科正宗》中就明确指出，病房“庶防苍蝇、娱蚁之同侵入”。
　　鼠害，早在先秦人们已有认识。到明代，《本草纲目》引梅师“正旦朝所居处埋鼠，辟瘟疫也。”把灭鼠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联系起来。吴宗宣撰《鼠疫治法》主张见死鼠即埋等法预防鼠疫。
* Q/ m3 B7 o0 |- r　　一般认为烟草最迟于明万历年间由国外传入。有一些医家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开始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如清初医家张璐在《本草逢原》中就提出烟草有害的疑问，说：“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至乾隆年间，吴澄在编写《不居集》时，明确指出烟灼脏腑损人寿，并告诫人们烟酒“二物并行，贪嗜无厌。脏腑不为之焦坏乎?养生者当细思之。”吴氏的这番议论，十分可贵，对于今天提倡不吸烟的运动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8 K5 F* L" `- e　　这一时期的养生学以继承、普及、推广为主要特点。在通俗性养生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尤乘《寿世青编》，重点辑录了前人关于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勿药须知”专论气功、养生。简明易学，为后世养生者所推祟。此书和黄克楣《寿身小补》分别被国内外学者译成德文出版。汪昂仿《寿世青编》之例，撰《勿药元诠》，分载《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及“恬澹虚无”经旨，以及“调息”、“小周天”、“道经六字诀”、“一秤金诀”、“金丹秘诀”等内容，简便易行，故流传甚广。书中辑集前代《修龄要旨》、《类修要决》、《颐生微论》载录的导引、按摩养生经验要点即养生十六宜：“发宜多梳，面宜多擦，目宜常运，耳宜常弹，舌宜抵腭，齿宜数叩，津宜数咽，浊宜常呵，背宜常暖，胸宜常护，腹宜常摩，谷道宜常撮，肢节宜常摇，足心宜常擦，皮肤宜常干淋浴，大下便宜闭口勿言。”后来传入日本，现在札幌等地区甚为流行。此外，徐文弼《寿世传真》所载的“十二段锦”，颜伟《延年九转法》，汪《寿人经》所载的理脏腑之导引等等，至今仍然为群众所乐于锻炼的养生方法。
/ V5 @5 ?4 p$ A: N! I" I　　中国养生学著作在此期间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并由此对国外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同时，国外的保健知识也被介绍进来。如郑观应编辑的《中外卫生要旨》四卷(1890)，除论述中国固有的养生、饮食、气功以外，还介绍国外如乡居、旅游、运动等养生方法，以及因地气不同、体质及病患不一，所以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若土地卑湿之处，宜开沟引水，多种花卉。其中载录西方名医海德蓝医生之养生论颇为详细，此可谓中国比较系统吸取国外有关卫生保健以为借鉴之始。

第三节 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

　　清代康熙以来，医家尊祟经典成为学风，呼应而起的经典医书注家，盛极一时。他们做了大量考证与注释工作，在古典医籍的整理研究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 H3 ^3 O9 K: p3 F' O8 Q8 ^　　一、《内经》
　　(一)张志聪《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
( c1 \- C, y5 Q0 E5 `　　清初著名医家张志聪主持编著的《皇帝内经素问集注》和《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是一种影响颇大的《内经》全注本。
- L$ H) a" ?* d7 ~3 t( k　　张氏集注本的注释水平较高。例如对《阴阳别论》中“二阴二阳发病，善张，心满善气”一句之“心满善气”的解释，王冰理解为“气蓄于上，故心满，下虚上盛，故气泄出”。其他对《内经》很有研究的医家吴昆、马莳，张介宾等均未对此作出解释，张志聪则对王注提出异议，认为“善气者，太息也。心系急，则气道约，故太息以伸出之”。其解说明确指出“善气”是善太息，这种心中满闷而善太息的解释，符合实际，较为贴切。
/ n$ m  {$ B- @: m　　张志聪《内经》全注本屡出新见，其观点在近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中医理论研究有着较大贡献。
: \/ ^" j; C( ~/ M　　(二)各具特色的分类研究
　　1、择分《内经》为九类；汪昂、薛雪汪昂所著《素问灵枢类纂约注》(1689)3卷，选录《素问》、《灵枢》中除针灸以外的主要内容，分为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和杂论9篇，兼采历代注家之长进行注释。注文简明扼要，较为浅显易懂，为后世学医者所喜读。薛雪所著《医经原旨》(1754)6卷，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9类，计14篇。注文简要，主要参酌张介宾《类经》中的注释，揉和各家学说重予撰注而成。
　　2、分类最简的《医经读》：沈又彭所著《医经读》1卷，挑选若干条文，分别归纳于平、病、诊、治4类之中，可算类分最为简要者。平，为脏腑的正常生理。病，包括病机、疾病。诊即诊法，治即治则。故该书分类虽简，但已概括生理、病理、诊法、治则四大部分内容。所选条文较为精当，起到了删繁就简由博返约的作用，是一本适用于初读《内经》者阅习的书籍。
- W0 o7 v+ W% K3 t9 I: Y　　3、探索篇序原貌的黄元御：清代名医黄元御，以《素问》、《灵枢》代远年湮，文次伪乱，倡错简之论。他以自己的研究心得，著成《素问悬解》和《灵枢悬解》二书，《素问悬解》(1756)13卷，以通行本《素问》81篇的主要内容分为养生、脏象、脉法、经络、孔穴、病论、治论、刺法、雷公问、运气10类，重予编次。《灵抠悬解》(1756)9卷，根据通行本《灵枢》81篇的主要内容，按刺法、经络、营卫、神气、脉象、外候、病论、贼邪、疾病9类的次序重予编次。二书可称《内经》研究中独辟蹊径之作。
1 q$ F$ x! v4 p" c# n& C　　二、《难经》
1 A- T' m& b1 S0 f　　此期对《难经》的研究，方式大抵是将《内经》《难经》有关内容相互对照，并以《内经》理论阐述《难经》义理与渊源。
! ]' a0 E1 R) H7 p2 H　　清初莫所《难经直解》(1669)2卷，为《莫氏锦囊十二冲》之一种。莫氏注释《难经》以滑寿《难经本义》的理论为主，参考其余注家学说，并结合个人见解予以发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徐大椿所著《难经经释》(1727)2卷，以《内经》理论为本，阐发《难经》义理及其学术渊源，其中述源析变、考订辨论、诠释发挥，颇具参考价值。黄元御所著《难经悬解》(1756)2卷，主要结合个人学识及阅读《难经》心得，对81难予以逐段注解，注文多较简要。
　　日本学者丹波元胤亦于19世纪初叶撰有《难经疏证》2卷，该书首列其父丹波元简《难经解题》1篇，元胤征引各家学说结合个人见解补其剩义。
' l: L7 n: j: b' n  I　　三、《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一)《伤寒论》的研究
5 {  k6 U) D+ c- T- l( h7 t8 d　　清代，由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及训诂学的盛行，《伤寒论》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仅清代前、中期流传至今的《伤寒论》研究著作在百种以上。
　　首先是明代已显端倪的学术之争，到了清代则更为明朗。主张错简重订或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不同医家，观点都比较强烈，均竭力宣称自己最能反映张仲景的原意。清代主张错简重订的代表医家是喻昌，其《尚论篇》影响之大超过了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在他之后，持这一观点的医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派医家推崇方、喻提出的编次，著书立说也基本在此二家的基础上进行。若周扬俊、张璐、吴仪洛、程应旄、沈明宗、陈知等等。另一派医家则认为即便是方、喻二家也未能尽复仲景原貌，因而他们的重订工作往往另辟蹊径而不循方喻。如黄元御撰《伤寒悬解》，钱潢撰《伤寒溯源集》，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医家有钱塘二张即张志聪、张锡驹，以及陈修园等人。这种学术之争并非没有意义，许多医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明力，往往博览群书，寻流溯源，深思熟虑，力求得出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因此其中不乏具有影响的佳作。
　　此期流传入境的外国学者的《伤寒论》研究著作恐怕可谓《伤寒论》研究中的一条不可忽略的支流。至今仍可见到的日本学者的著作不下四十种，以诠释或集注的形式为多。如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丹波元坚《伤寒论述义》，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正》等等，这反映了《伤寒论》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医生对《伤寒论》的推祟、理解和应用。
, ~+ c  Y4 w7 \$ H4 U6 u  n. w　　1、主张错简重订的医家
. b- z4 Q0 ~, \　　(1)喻昌与三纲鼎立说：喻昌研究《伤寒论》尊张仲景为至高，对自王叔和以降历代注家多有非议。而独对明代方有执一人颇赞赏，以为对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尤其认为方氏卓识超越前人。
2 s1 o6 w+ m; F0 [　　因此喻昌对伤寒六经病脉证治的编次发挥追从方有执的观点，主张振举大纲，分隶治法，倡三纲鼎立之说。他认为太阳主表有营卫之不同，病邪有风寒之差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感，则营卫两伤，仲景立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三法分治三证，鼎足三纲，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种颇具影响的学说。
　　总之，喻昌研究《伤寒论》用心良苦，致力深厚，其重编仲景条文，几乎于每一条文之前先以简明短语点出大意，之后又结合本人体会进行发挥，反映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2)方喻影响下诸家：张璐自言研究《伤寒论》历三十年，曾为诸家多歧而苦恼，迨见到方喻著作方豁然开朗。总结心得，撰成《伤寒缵论》与《伤寒诸沦》。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排，首详六经证治，后列他病。篇且分法基本同于《尚论篇》，原文后注释也是主要依据方喻之说。但他对喻昌伤寒温热不分，持有异议。他不仅将原文中言明温者指为温病，并将黄芩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等等诸条均归入温热病范畴。
　　周扬俊也是方喻学说的追随者，认为历代注家唯此二人得仲景精旨。因此周扬俊研究《伤寒论》均采用方喻二家，遇注释不完善处，又自潜心体会，以期另有所得而补其不足。故其著作名《伤寒论三注》。清中叶之后，以此立说者并不止周氏一家，如黄元御、包诚、陈修园等人。即使至今，也仍有人循此思路研究《伤寒论》。
　　(3)黄元御的错简重订说：黄元御治古医经，无不以错简为说，他不象其他主张错简重订的后续医家那样推祟方喻二人，他认为“四圣”之后，唯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意。他重订《伤寒论》条文，不遵风寒营卫或三纲鼎立之说，而是自成体系。首先他提出寒温异气。认为“冬伤于寒”并非指冬日感冒寒邪藏而未发，而是指冬寒之日未知调养，伤精蕴热，至春夏温热之气引发内热而发，故表里皆热，五脏六俯皆受病。其二他提出伤寒六经非皆经病。他认为唯太阳有经证，而他经均无纯悴之经证。阳明全言腑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腑病连经。三阴经皆言脏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脏病连经。少阳一经居半表变里，言半脏半腑，少阳之经病乃脏病腑病连经。故经病总统于太阳一经，腑病脏病则各经分治。
4 x$ l3 k/ G8 X/ X6 \9 ]+ |9 O　　2、主张维护原有编次的医家
; X5 D$ \0 _7 {0 |1 W- f0 i　　(1)钱塘“二张”：指张志聪与张锡驹二人。此二人同乡又同出一师(张逆辰)，学术观点亦颇有相同之处，治伤寒学，均主张维护原有编次。
4 p9 l2 [1 S5 l  \! S; m' {　　张志聪的著作为《伤寒论集注》。稿未成而病逝，由门人高世于1683年补订成书，共6卷。他认为：“仲祖《伤寒论》其中条绪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编次。”仅有“伤寒例”为叔和所增，删除之。其余根据先证后脉的原则进行调整，虽然将“平脉”、“辨脉”及“痉湿”移至六经篇后，六经脉证条文，悉以原书次序进行汇节分章，将398条分作100章，认为这样便使此经编次条理通贯，毫无漏隙，故亦无错简。此较张遂辰维护旧编次之论据大为有力。
　　张氏对风寒伤营卫之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并非风必伤卫，寒必伤营。
2 U2 j  m: F, _　　张氏主张以运气学说理解《伤寒论》，他甚至认为此乃张仲景立论之本。他以六经气化为病解释伤寒病，认为纪日与传经是两回事，前者指经气而言，后者指病气而言，经气日传一经，病气则一传便止。传于某经，则见某经之病，不复再传别经。如停留阳明，则见白虎汤及承气汤证，不复再传少阳。
0 h! _" Y9 z, B; ?3 W　　张锡驹著有《伤寒直解》(1712)6卷，书中完全同意张志聪以上主张，甚至除先脉后证外，六经证治的章节安排亦取诸张志聪。其比较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伤寒沦》为治百病的全书，并非仅仅为伤寒而设。因此他提出能治伤寒即能治杂证。事实上这个观点成立与否关系到经方医家的社会地位，所以常是他们比较强调的内容。
　　(2)陈念祖：陈念祖平生尊经祟古，其著《伤寒论浅注》(1803)6卷，竭力维护旧论。他认为“叔和生于晋代，与仲景相去未远，何至原书无存耶?”而且叔和编次的《伤寒论》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十篇，章节起止照应，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因此他断定此皆仲景原文，叔和绝无意变乱。相反，如果割章分句，挪前换后，重成一篇畅达文字，则虽仍是仲景句子，却非仲景文章。因而陈氏在《伤寒论浅注》中未有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但是他认为除以上十篇之外其余几篇，皆叔和欲补其详而加入。为了维护《伤寒论》的纯洁，陈氏将之删削不录，形成所谓十篇《伤寒论》洁本，并由此流行。
　　3、从方剂入手研究《伤寒沦》的医家
　　清代有一些医家的研究以探索张仲景辨证制方之所以然为线索，强调见什么证，用什么方。代表者有柯琴与徐大椿。二家之间的不同在于是否分经立论，此外，徐彬《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柯琴：柯琴的著作《伤寒来苏集》(1669)8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种，影响最大的是《伤寒论注》。柯氏认为张仲景原书本平易，只是历代注家画蛇添足，使其反而被混淆。因而柯氏治伤寒学，很少步前代注家之后尘。而根据张仲景原文中所有的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从方剂入手，将原文以方证归类重新编排。他以六经为总纲，以证候为依据，因方类证，方随经出。开篇先立总纲一篇，概述伤寒脉证，每经又各立总纲一篇，分述各经脉证大略，这样既提出纲领，又使原书中有论无方的条文有所归属。此后每证立为一篇，以方名证。如太阳病中收集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十一类证，其中桂枝汤证汇集了桂枝汤脉证、兼证、汤方、服法、方禁、坏病、疑似症以及其加减变化凡十九方。他经他方均类此条例。条文既出，注解附后。
　　(2)徐大椿：徐大椿虽为一代儒医，但他对《伤寒论》原有的编次问题并不十分看重。其著有《伤寒约编》(1759)6卷，《伤寒论类方增注》(1764)1卷。其中前书更具学术代表性，他认为《伤寒论》并不是仲景依经立方之书，而是救误之书，本无一定次序。他指出病本变迁不定，而方之治病有定，如解肌发汗、攻邪散痞，逐水驱寒，温中除热等等，皆各有主方。起加减变化则各有法度，不可有分毫的错误。于是，在他的《伤寒类方》中，不言从何经来，往何经去，而是着眼于仲景的处方用药，类方不类经。
　　他将《伤寒论》中一百一十三方分成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十二类，均以主方命名。每类先列主方及其方证，然后依次排列加减类方。最后方列“六经脉证，一篇，说明六经主证主脉及别证变证。目的在有助于理解方证分类及用药加减异同的道理，有利于正确使用《伤寒论》方。全篇文字不多，语言简洁，条理分明，方证全面，即使作为一种学习《伤寒论》的工具书也很有价值。
6 V* d. [: J8 r  O% }　　4、从治法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
　　此派医家强调探索张仲景治病立法的依据。代表医家有尤在泾与钱潢。事实上，二人对法的定义理解不同，研究的角度也颇有差异。
2 q/ a9 i  {% V6 O& I- V: ?　　(1)尤怡：尤怡治伤寒学，立足于彰明仲景辨证思想，在其《伤寒贯珠集》(1810)中，一方面从治法入手研究证候分析标准，一方面仍以六经为大纲。在三阳病与三阴病的治法研究中，尤氏使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标准。
　　他将三阳病治法分为七大类，每类均不以具体的治法命名，而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法则。如太阳病治法共分五类。素体虚弱，或脏腑阴阳偏胜，或原有宿疾者，同为伤寒之证，必须将麻桂汤化裁使用，此为权变法。为汗之不当而有斡旋法；为误治生变而有救逆法等等。
　　三阴病治法大致分为汗、下、温、清四类，以具体治法命名。其中太阴病治法因脏病、经病、经脏俱病，分为温里发汗及先里后表。少阴病治法因寒热虚实见证不清、下、温及生死法四种。厥阴病治法则根据厥热之进退分温、清二法。
! s. h. L- y- M& k' u" m& X, @　　(2)钱潢：钱潢对《伤寒论》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张仲景辨证施治的方法。但他对法的理解不同于尤怡，他认为《伤寒论》六经证治无一字一句非法。因而他对治法的分类非常细腻。在他的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1707)10卷中，他以六经证候为依据，阐发仲景立法制方的不同意义，他对伤寒治法的分类确切地说是以证命名的。
1 C) q/ T; S2 k　　5、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
　　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著述有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舒诏《伤寒六经定法》，沈尧封《伤寒论读》等等，其中陈修园是影响最大的，他作为强硬的尊经派，曾力主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同时，他又是一位注重实践的临床医生，有着丰富的临证经验，因而他也主张使伤寒理论切于实用。
- N  F. _. O0 c5 j　　(二)《金匮要略》的研究
+ h/ e7 d! @, {' S: ~　　古代医学界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并非与《伤寒论》研究并驾齐驱，开始较晚，著作也远不及后者为多。这可能与《金匮要略》发现得晚有关。虽说明代已有《金匮要略》研究著作出现，如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但更多的是清代的作品，如徐彬《金匮要略论注》(1671)，程林《金匮要略直解》(1671)，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1687)，魏荔彤《金匮要略方论本义》(1721)，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1803)等等，但最有特色的是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与黄元御的《金匮悬解》。
0 i& j- [( X6 s0 H　　1、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
　　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1729)可谓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金匮要略》研究著作。书中尤氏根据原书编次，逐条或数条一节进行注释。依其自序所言，他的注释遵循三条原则。其一，力求辞义精确符合原意，即所谓当于古人之心。其言未必尽称“灵素”，而是以本人体会为主，直入其义，有时确有画龙点睛之妙。其二是“传写之误者则拟正之。”其三，“其或后人续入者，则删汰之”如“杂疗”以后三篇，《金匮要略心典》中未以收入。尤氏又参考历代方书，参以个人心得经验，撰著有《金匮家》(1768)8卷，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以为《金匮要略心典》的补充，羽冀《金匮》。
) z; C. X: h+ M' q　　2、黄元御的《金匮悬解》
1 {1 {2 F: U3 a" S　　黄元御在撰成《伤寒悬解》之后，立即转入《金匮悬解》的编著工作(1754年成书)，因此二书的思路非常相似。他将《金匮要略》的篇目、条文也重新进行调整编排，并进行一些删减，如删去“杂疗方第二十三”等三篇。他认为《金匮要略》治内伤杂病，以扶助阳气、运化气血、温熙脏腑功能为大旨。但又兼采后世滋阴之说，推阐“阳自阴开，阴由阳降”之理，言之颇见透彻。书中逐篇诠译原文，并详述四诊九候之法。在他的《金匮悬解》中，将《金匮要略》条文分成外感、内伤、外科、妇人四大部分，各部分又按原类病法分类，每类各为一卷，卷前加以短论对该卷内容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
　　陈念祖《金匮要略浅注》(1803)10卷，在体例和编写特点上亦略同其所著之《伤寒论浅注》。书中删去最后三篇外，并在第22篇妇人杂疗脉症中增补了阴挺论等内容，陈氏选辑前人有关《金匮要略》的部分注文。参以个人见解加以阐发，以探求《金匮》要旨，由于注文简要，明白易晓，适于初习者使用。故流传较广。
　　日本国学者丹波元简、丹波元坚父子也各有研究《金匮》的专著。元简著《金匮玉函要略辑义》(1806)6卷，采辑徐彬、程林、沈明宗、魏荔彤及《医宗金鉴·订正金匮要略注》等家注本，结合己见逐条阐析仲景原文，考订较为精详。方解部分除选注诠择外，又参考古今方书增补了一些效方。元坚著《金匮要略述义》(1842)3卷，选录《金匮》原文以段落分注，除发挥个人所得外，又补充了赵以德、周扬俊、朱光被等诸家学说。这对其父元简之《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一书，在采辑各家学说和阐述仲景精义方面均是很好的补充。

第四节 基础医学理论的进步

) ~4 `) B4 y. U9 X9 S1 {( M　　一、解剖学及大脑的新知识
　　1、王清任在人体解剖学上的探索
　　元明以来，解剖学的事例和实际应用时有所见，如何一阳、王圻、沈彤等，皆有贡献。但中医的解剖学的伟大革新，是在王清任的大胆探索、躬身实践后才发生的。
　　长期以来，尊经祟古之风弥漫医界。人体解剖的知识唯以《内》、《难》是从。王清任却在研究《内经》、《难经》等之后认为：“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他一反过去一些著作家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订方法，必图亲视脏腑而为改正之说。无疑，这是躬身实践的科学态度。
　　当时王清任也只有观察的机会，而没有亲手解剖的可能。因此，他对刑杀囚徒进行反复的观察参照，并向有关人士请教，以求了解脏腑形态。
　　显然，王清任受到时代和礼教的局限甚大。他的创造力、探索的勇气和机会都受到挫折。这使他的《医林改错》没有达到预期的解剖学上的革命性成就。但他的怀疑精神、亲身观察的科学态度毕竟体现了中医发展的时代潮流，给后人以许多启迪相激励；另外他毕竟至少重绘了十三幅内脏解剖图，对会厌、气门、卫总管、营总管、气府、血府、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等提出了新看法。这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确是比较过去的医籍要准确。有不少且是过去医籍中从未描叙过的，例如肺的解剖，气管分支、肺泡及胸膜脏层等，虽名词与今不同，但结构大体正确。脾、胰、大小网膜等也是过去从未描述清楚的。王清任虽然仍是脾胰合一，但画出了胰管(珑管)，并说清了与肝、胃等之间的毗邻关系。
　　2、关于大脑功能的新知识
　　《内经》中关于大脑的功用，大抵是与耳目有关，未将大脑与神经中枢联系起来，也没有大脑主记忆的观念。一般仍以“心”为全身主宰。道教经典比较重视脑，但也仅述及其为“上丹田”、“泥丸宫”、“神舍”。
0 F' ?" \  W/ ^+ o+ e　　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是一大进步。不过，大脑的主宰功能和记亿功能，均未作深入论述。
　　清初汪昂撰《本草备要》(1694)，在“辛夷”条下引用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一语，并以同乡金正希所语证诸：
　　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
! f8 L' C- Y' |# C　　王清任《医林改错》乃有“脑髓说”专论。他并且进一步批判了自古以来“灵机发于心”的错误，发挥了“脑主记忆”的理论，而且从大脑发育与五官功能的关系上阐明了脑主五官感知和指挥语言的功能。脑髓说大大完备了。他并且指出，“两耳通脑”、“两目即脑汁所生”、“鼻通于脑”。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解剖学的说明。又以癫痫一症的症状用脑病理作解释，提出了“灵机在脑”的实际证据，使中医学关于大脑功能的认识大大提高。王清任的“灵机在脑”说是比之“脑主记忆”说更为提高了的。
　　二、诊断学
, g% |( p6 f: U4 S" \, T1 p  x　　中医诊断学到了清代，在各科专著中均有新的见解，如薛己外科、夏禹铸儿科等，就一般而论，则于以下诸方面尤见长足进步。
" V& P4 }6 B& x$ a　　首先是舌诊。清初康熙七年(1668)，名医张璐之子张登著成《伤寒舌鉴》一书，可谓是舌诊史上的重大发展。
8 R: q! M/ [6 H! R　　此书以十六世纪下半叶申斗垣(拱辰)之《伤寒观舌心法》为底本，参入其父张璐治案所记，及他本人亲历经验，删一百三十七舌图为一百二十，分属于白苔、黄苔、黑苔、灰苔、霉酱色苔、红舌、紫舌、蓝舌等八类之中，末附妊娠伤寒舌苔一种。在总论之下，舌苔与舌质区分立论，根据额色的深浅、兼杂、润燥、偏全及形态等不同，逐一图形显示，叙其证，明其理，列其治，辨证详确，要言不理，医者观察对照竟可按图索“治”。
　　不过，此书仅论伤寒热病舌诊，删去杂病，终非完帙。至清末乃有刘以仁《活人心法》、梁玉瑜《舌鉴辨正》(1891刊)，辑为舌诊之集大成书，乃更为全备。四诊的其它方面，进步不如望诊显著，多为承先启后之著，但某些方面得到强调。例如喻昌之《医门法律》，有“闻声论”，强调呼吸的观察，对于掌握病情进展变化十分重要。石芾南之“闻声须察虚实论”(见《医原》)对闻声辨息的分析更为清楚且实用。
　　“燥邪干涩，声多厉仄，或干哕，或咳声不扬，或咳则牵痛，或干咳连声，或太息气短；化火则多言，甚则谵狂，其声似破传哑，听之有干涩不利之象。湿邪重浊，声必低平，壅塞不宣，如从瓮中作声音然，或默默懒言，或昏昏倦怠，或多嗽多痰，或痰在喉中，漉漉有声，或水停心下，汩汩有声，或多噫气，周身酸痛，沉重难展；化火则上蒸心肺，神志模糊，呢喃自语，或昏迷沉睡，一派皆重浊不清之象，流露于呼吸之间。他如出言壮厉，先轻后重者，外感也；先重后轻者，内伤也；妄见妄言为语，无稽狂叫为妄言，实也。……虚实两途，阴阳异治。然则闻声之道，顾不重哉!经故曰：闻而知之之渭圣。”
, U- S& q( G5 e' i　　问诊方面喻昌颇有发明。对于问诊方法的注意点，他说得很有道理：
# `: `1 p# r9 T9 g' f3 H　　包括对过去史、现在史的询问，及避免诱导性发问、不轻信第三者等，皆与现代医学的问诊原则一致。
　　蒋示吉，其于问诊的方法，尤见细密详尽、浅近适用，于临床家尤感便利，使辨证分析，有可靠根据踪迹可寻。
　　切诊方面，也有所充实。如明·王绍隆传、清·潘楫增注的《医灯续馅》(1652)，汇各家脉学参注，结合自己经验及见解，联系各科病证阐述脉理治法，内容颇为详备而切合临床。又有李中梓之侄辑撰《脉诀汇辨》(1664)，提出“脉学六要”：即辨析相类之脉；对举相反之脉；熟悉兼至之脉；察定平常本脉；准随时令变脉；确认真藏绝脉。对于医生临床辨脉确有提纲挈领和警策作用。至若贺升平辑之《脉要图注详解》(1783)黄宫绣《脉理求真》(十九世纪初)、周学霆《三指弹》(1827)，也为闻述脉学著作，均能联系病因症治，并示之以学习、运用之法度，不谓无益。
　　三、医学史著述及资料
% t1 G$ g  x" F4 t　　作为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清代于医史资料纂集、考证、评论等方面，有较明显的进步。例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蒋廷锡等编纂，刊于1723年，其“医术名流列传”，以辑清初以前著名医学家传记共1200多则，为空前的全帙；而其选辑的艺文、纪事、杂论、外编等内容，亦多可作为医史资料参考，反映出不同时代医学面貌的一个侧面。而王宏翰所撰《古今医史》(1697年刊)，所记古今医家传略对古来神怪传说多所纠正，亦属难能可贵。至若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内多评骘古今医家、医著之文，言简而赅，切中肯綮，实可以短篇医史论文视之。复有王丙、字朴庄，于《吴医汇讲》卷九刊发“考正古方权量说”，对自古以来方书所用剂量从不同时代度量衡变迁角度及临床实际情况予以一一考证，既甚有益于临床，又为医学史的权量变迁源流论文，颇具科学性。清代又有许多医家、医话类著作，其中对医史文献资料等内容亦每多涉及，反映出医家们普遍对医史研究的重视和新的兴趣，此实是医学史作为一门新的科学必将脱颖而出的前奏。

第五节 药物学与方剂学的进展

　　一、药物学
/ [9 ~$ t! h# W$ i% H4 U　　整个清代，虽然难以找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杰作，但也异常繁荣，至少在本草著作的数量上空前多，种类空前丰富。
　　(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
0 `: Z" }1 I& m' z! J; ?" u0 ~/ g　　在医学史上，但凡一部伟大著作产生之后，往往会伴随着产生众多的后续性著作。在《本草纲目》众多后续性著作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一成中写过大量有关医药方面的著作，其中的《升降秘要》和《药性玄解》是介绍炼丹方法的，实际上是研究制药化学的专著；《本草话》是辨别药物真伪和产地的专著；《花药卜名录》专载药物别名和隐名；《奇药备考》是补充明代高廉所著《珍异药品》的著作。可惜这些著作都已散佚无存。赵学敏毕生心血在药物方面只留下《本草纲目拾遗》10卷尚流传于世。
! f. _+ x' y# g% d: ]$ G　　《本草纲目拾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总结了《本草纲目》之后药物学发展的成就。全书载药921种，其中的716中为《本草纲目》所未载。这一数字超过了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所新增添的药物数，对李时珍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载铅粉辛寒无毒，世人“皆仍其误”，危害匪浅，赵学敏根据实地考查，证明这是错误的，并加以纠正。赵学敏对民间医药知识极为重视，他深入到民间劳动群众当中，虚心学习求教，采集了许多简、便、廉的草药和单方。如鸡血藤舒筋活络、鸦胆子治冷痢、千里光治疮、鹧鸪菜驱蛔虫、臭梧桐治头风、六月霜解暑毒等等都直接来源于民间经验。他还记载了清以来传入的药物知识，如治疗疟疾的金鸡勒、治疗咽喉肿痛的胖大海、外用的日精油及东洋参、西洋参、烟草等等。还记载了一些西药如消强水、刀创水、冲鼻水等。赵学敏编纂医药著作的目的是“可济于世”，因而他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因此《本草纲目拾遗》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清代新内容最丰富的本草著作之一，代表了清代本草学的最高成就。
8 Z4 I/ k5 z  ?; m　　(二)尊经复古思潮下的本草著作
; R( y6 O1 b% _, t　　从明代缪希雍《本草经疏》起，明清在药物理论探讨上出现了新的变更，其中有言本草必宗《本经》的尊经派，着力阐发《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机理；有致力于《神农本草经》原文的辑复工作的；还有以张仲景所用药物为研究对象，注疏“经方”药物的。这种尊经复古倾向的产生与清代整个医学界的复古思潮有关，与清政府禁固思想文化而产生的乾嘉考据学风也有关。
　　1、注疏《神农本草经》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
　　《本草祟原》为张志聪的未完稿，经其门人高士继续完成。他们从药物生成、形色性味及与病因病机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药理，切于实际，通俗易晓。
  F% R3 l$ \6 l. f- J! J8 V7 p& _　　清代中叶另有姚球撰有《本草经解要》一书，论药着重在“药与症相应”。把药物气味功效与人体脏腑功能紧密结合，与《本草祟原》殊途同归。
　　乾隆年间著名医家除大椿撰集了《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从辨药物之形气监督来探讨药性，研讨精深，多有新意。他针对当时一些不明药性、滥用药品的时弊予以抨击。
# E3 K: G; u9 N/ C　　陈修园撰写《神农本草经读》时常结合张仲景用药法，并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颇有建树。综上各家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理论上尊经崇古，但由于以上著作多出于临床经验丰富的名医之手，故有不少宝贵的用药经验体会，颇有新的见地，所以流传较广。
　　2、对《神农本革经》等的辑复工作
　　《神农本草经》的辑佚始于南宋，至明代有卢复辑佚本。清代受考据学的直接影响，一些经学家把其余力用在本草著作上，出现了一股小小的辑佚热潮，孙星衍、孙冯翼所辑《神农本草经》是各种辑佚本中较突出的一部。孙星衍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孙冯翼是他的学生，仰仗他们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学风，二孙辑本受到广泛重视，多次翻刻，影响较大。此后顾观光在《神农本草经》药物校勘和考证方面下了一定功夫，辑为新的本子，但其编排次序取自《本草纲目》所列《本经》目录，未为允当。
　　此外清代对《吴普本草》、《雷公炮炙论》、《新修本草》都作了初步辑复工作。
% L+ R. d, I' {! D" p) y% V8 M　　3、注疏经方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
  U6 t" x% H( @) k7 ~: Y. c/ D　　清代部分尊经复古者专门讨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经典中的药物。黄元御《长沙药解》，取张仲景方书中161味药，探讨张仲景治病用药机理。其特点是将论病与用药议方结合起来，间附个人见解，对当时医学中的流弊也多加针砭。
& v/ a5 V; [' n1 @+ @% i　　邹澍将张仲景所用173味药予以疏证，编成《本经疏证》。该书将药物分为三品，除注疏药性外，还在毒药下论述了药物基原，其特点是结合个人体会，把药、方、病结合起来论述。
　　此外还有周岩《本草恩辨录》吴槐绶《南阳药证汇解》和田伯良《神农本草经原文药性增解》也都着眼于张仲景用药法的研究。
　　(三)《本草述》及后续著作
　　清初节纂改编《本草纲目》的著作中，刘若金的《本草述》影响较大。他将《本草纲目》进行了删节修订，在80岁上撰成《本草述》一书。书共32卷，编排顺序、药品基本上都取自《本草纲目》大量吸收宋元以来医家有关论述。该书论药以谈论药性药效及药理入手，常于略引前人论说之后，附以大篇阐释，对有些药物解说辨析入微，颇有见地。
4 y" j* w4 V6 [+ ]( R; u　　该书一问世，颇受欢迎。嘉庆间杨时泰对其进行删节修订，增加了药物基原、产地、性味、主治等内容，使一部原为专述药性的著作，一变成为适于临床应用的书籍，命名为《本草述钩玄》。
! n" b# X4 \8 F' S& R　　在《本草述》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还有陈其瑞的《本草撮要》，全书以药为经，以方为纬；体裁与《本草述钩玄》相类似。另有张琦依据《本草述》节录的《本草述录》。其后蒋溶又在张琦节本基础上再加辑补，成《萃金裘本草述录》。张琦学生包诚在张琦节本药物基础上，以十二经络为经，十剂为纬，列成《十剂表》。
　　(四)普及性本草著作
　　在清代400余部本草著作中，普及性本草书籍竟占大半，这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普及性本草著作中仍不乏高水准之作。
　　清代流行最广的普及性本草著作是汪昂的《本草备要》。他以《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为基础加以综合节要而成。该书最大特点是实用，所选400种药物皆常用之品；另一特点是通俗，解说简明扼要，易懂易记。
7 B/ D5 g. b$ X' L! g, U　　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是《本草备要》的增补本。共录药物720种。分类编次悉同《本草备要》。补充了许多未见于本草著作记载的民间药材。在药物识别上他也根据体会予以记述，其次在产地、道地药材、炮灸等方面都有新的见解。
# W1 e+ p3 I& |7 N( c. \! G　　其它如郭佩兰的《本草汇》、张璐的《本草逢原》、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等也各有特色。
' B4 {' C6 j$ n8 y7 k* R0 X' Y　　二、方剂学
/ X* ^& ]5 H# v5 @1 I. F5 t　　清代方剂学与药物学有类似的特点，即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且多短小精悍，适于应用。同时对理法方药和方剂配合意义的研究已更为普遍，水准也不断提高。
　　清代在方剂学方面影响最大的著作要首推汪昂的《医方集解》。该书在分类编排上打破了过去方书以病症分类的传统，而采用根据方剂功效分门别类的方法，按补养、涌吐、发表、攻里、表里等21门归纳诸方。这样既便于查阅，又避免了重复。每一具体医方又分项分别论述介绍组成、方解、附方等，条理清晰，眉目分明。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选方精炼。该书选取正、附方各300余首，选取原则是“诸书所共取，人世所常用”。由小见大，有精见博。所选方剂皆药味简洁，药物平易者，便于实用。书中虽有少数峻猛之剂，亦为攻坚夺病所必需者，而对冷僻，专治奇症怪病或药味超过20味以上者，则不收录。其三议论有独到见解，该书中作者个人发明则以“昂按”标明。作者每每对待学术上的争鸣直陈己见，影响深远。
　　吴仪洛鉴于《医方考》和《医方集解》各具优缺点，综合二书内容，进行了删改补充，编成《成方切用》一书，影响亦较广。
# K& m8 N# t' Q( P) G　　在清代众方书中独树一帜的还有赵学敏的《串雅》内外编。这是一部民间‘走方医’(铃医)的医术方药经验汇编。赵学敏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科学家，将走方医的秘不传授的秘方整理保存下来。全书载方贯穿“贱、便、廉”的原则，高度评价走方医的截、顶、串三xx。记载了许多卓有疗效的经验，如吴茱萸末贴足心治咽喉肿痛、鸡血治娱蚣咬伤等等，至今仍在临床使用。
　　费伯雄著《医方论》4卷，根据《医方集解》方剂次序，逐方予以评述。王翊的《万全备急方》多取山野常见草药，适于僻壤穷苦之人。宋鸿雪的《方便方》，选古今名医经验单方汇集而成。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取祖父、外祖父平生所集录的验方及他本人二十年间在各地所闻所得的各种成方。徐大椿把《伤寒论》中各方分成桂枝类、麻黄类、葛根类等十二类，以简驭繁，纲举目张，著成《伤寒类方》、许宏《金镜内台方议》也专为阐发张仲景方义而作。清代较有影响的方书还有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王孟英的《潜斋简效方》、年希尧《集验良方》、何梦瑶《医方全书》等等不可胜计。
　　以歌诀形式普及方剂内容的著作在清代也有很多，如汪昂的《汤头歌诀》选方290首，编成200余首七言歌诀，每首歇诀之下还有简要注释。该书亦流行甚广。陈修园编有《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时方歌括》等。

第六节 医学入门书的空前发展与医学杂志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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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临证各科都取得许多新成就，同时也涌现了众多古医籍注释本和医学全书、类书、丛书的编纂出版；启蒙医书以及入门方书的编著、出版，继明代之后空前繁荣，成为清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我国第一本医学杂志《吴医汇讲》的出现标志着医学学术讨论开始有了一个新阵地。
　　一、启蒙医书
. ^6 X2 c9 v- ^9 D; ]& Y% u2 M　　清代医家编著的启蒙医书和方书为数颇多，影响后世较广的有：
　　程国彭的《医学心悟》，集程氏研究历代名家医著心得及其三十年来的临证经验。全书条理清晰，论述言同意，深入浅出，选方切于实用，在临床医学入门书中影响较大。
　　陈修园，治学严谨，著作多本个人临证经验，阐发通俗明晰、深入浅出，对医学普及具有较大影响。其所著《医学三字经》是以三字一句的歌诀形式写成，介绍内、妇、儿各科常见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及通用方剂；《医学实在易》叙述理法方药，简明扼要，附歌诀，便于初学；《医学从众录》以内科杂病证治为主，兼及妇科。全书简要实用，便于初学医者临证参考。
　　二、《吴医汇讲》
　　《吴医汇讲》是唐大烈编辑出版的具有现代期刊特性的不定期刊物，对医学学术交流和普及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长洲一带文化发达，学术气氛浓厚，名医荟萃，其中不乏具有真知卓识、医技精良的高手，唐氏为了不使这些才华匿采藏光，技能埋没，而且认为同道间的经验交流，互相切磋，是扩展学问的最好途径。于是他桂鲼医界佳作，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创刊《吴医汇讲》，分卷出版，至嘉庆六年(1801)唐氏逝世而停刊，先后出版11卷，合订为1册。10年期间，陆续收载了长洲、无锡、常熟、太仓等江南一带41位医家的各类医学论著文章94篇，其中唐氏的文章有15篇之多。
　　《吴医汇讲》的特点大体可归纳如下几方面：
　　(一)内容广泛
　　《吴医汇讲》各卷所载文章，不分门类，不限体式、不拘内、外、妇、幼各科，也有经黄著作的注释闻发，专病的讨论、医德教育、方剂本草的疏解、历代医家典籍的评论、医学随笔、医史考证、验方交流、运气经络学说、病因病机的探讨、医话、歌诀、读书方法等，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多采，而且理论与临床初中并重、切于实用。
, @1 A: a' M; i* J8 N　　(二〕提倡学术民主
8 u( i9 R& w. F% Y  u　　唐氏认为诸多作者的文章集于一册，由于作者的观点各异。有时可能互有矛盾之处，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不同观点的论著。只要言之有理者，采取兼收并蓄的作法，由读者自己决定取舍。
! m, ?4 @; l% i0 d; C　　(三)选编文稿一视同仁
+ C! Y% e7 e! [% n　　《吴医汇讲》选编文章排列次序不以作者年龄的老幼及资历高低来划分，而是依来稿的选后定次序，先来的先刊出。
　　(四)选稿重新意
- B) T4 U) v6 X0 M& p# a　　唐氏要求作者独立思考，文稿要有创见，那些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陈辞旧调的稿件，概不采用。
5 y' t' o+ C, D% j: ^$ N+ o9 I7 q0 ?　　(五)沟通读者与作者
　　《吴医汇讲》刊出的每篇文章，在标题前先简要介绍作者姓名、讳号、籍贯、职称、生卒年月等，以使读者对本文作者有所了解，颇具医史资料价值。在我国期刊出版史中可谓首创，现今我国出版的学术期刊中有的就在正文前或在正文末附作者小传。
. D+ H. ^0 X. ?& u) d　　从上述《吴医汇讲》各方面来看，同现代期刊的特征颇相吻合，可以说它是我国最早的中医综合学术期刊。这要比英国当今还在出版的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创刊早31年。

第七节 临证医学的成就
( m5 v. u2 ^9 S  A5 Y1 b# l一、内科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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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前中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延续了明代的特点并有所深化。在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上，主要是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对明以来温补派学术主张所进行的论争，这种论争进一步促进了内科杂病学术的繁荣。在辨证治理论的运用上，这一时期对瘀证等一些内科杂病的理论认识与经验总结大为深化，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有关内科杂病的综合性医著与专著、专篇也不断丰富，尤其有关内科杂病的专著增多，所论及的内科杂病的具体病证亦更为广泛。
& s( e3 N" P2 N8 n) U$ g& ~7 t　　(一)温补派的余绪与学术争鸣
9 t3 h! p' |  V( w+ p　　清代前中期，一些医家在学术上仍受温补派的影响，推祟其说并续有发挥。如清初医家高鼓峰遥承薛己、张介宾的学说，注重五脏诸证的辨证的治疗，其中尤其着重于养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吕留良在医学方面，其学术思想也属于温补学派，对薛己、赵献可之学，特别是对赵氏的命门学说有所发挥。他主张对命门之火宜养不宜伐，故偏于执八味丸统治诸病。又如沈朗仲《病机汇论》，举历代医家对内科疾病脉、因、证、治的有关论述，其中十分突出和推祟李中梓注重脾肾的学术内容。张璐医学观点接近于薛已、张介宾二家。其方药主治多本于《薛氏医案》和《景岳全书》，明显地受温补学派的影响。马元仪从学于李中梓，对张璐的学术思想亦有深刻的研究，故在他的医疗实践中，颇侧重于甘温补中、益气扶阳两方面。马元仪下传于尤在泾，故尤氏在继承李中梓学术观点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这些医家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温补学派的医学思想，丰富了祖国医学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病的临床经验。
　　(二)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 }! A) Y3 A* I% F　　中风医家姜礼在系统研究历代医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中风证有相当明确的见解。主张应从中风证的内在病变来考虑这一问题，不能胶固在“风之一字”的命名上纠缠不清。认为中风的病变主要责之内虚。
7 n1 H: \0 D: r. E& x　　熊笏认为中风的发病与人身卫气有关。卫气虚是引起外风乘虚而入，形成中风的病机所在。在治疗方面，以卫气为纲，研究和阐述中风的辨证施治，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丰富了中风病的学术内容。
　　瘀证此期医家王清任在瘀证证治上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他认为百病皆伤气血，在强调气虚为病的同时，又认为气虚可致血瘀，二者常相兼为病，故在治疗上创立补气活血法，王氏补气善用黄芪，12首补气方中就有11首方用黄芪。王清任善用活血逐瘀法治疗血瘀诸证，其所列的血瘀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没有明显血瘀征象的无形的血瘀证。二是有明显征象的有形血瘀证，如流紫黑色血等指证。王氏强调化瘀必须行气，在《医林改错》的15首活血化瘀方中，均以活血化瘀与理气同用，气行则血活瘀化。
. G, Q+ b3 r, ~　　王清任在补气活血与活血逐瘀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创制了许多著名的方剂，丰富了活血化瘀的治疗方法，为后世临床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产生了不小影响。
2 Z% |! F3 ~7 ]( t0 R　　(三)对霍乱的认识
7 {" ]  g7 j4 f: P" F! q, R　　霍乱是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然而，”霍乱”作为一个中医病名，在《内经》中便有记载，指的却是以腹痛呕吐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多种其他疾病。以示区别，前者也被称为真性霍乱。我国出现真性霍乱约在1817年，是由国外传入的。
( h& ]) f/ N( X% t. G　　正由于古代医书中所言之“霍乱”与真性霍乱是在同一病名之下，而且是症状相似的不同疾病。因此真性霍乱传入之初，中国医生对其难免产生一些认识上的混淆，然而经历了几次霍乱大流行之后，医家们。随着临床经验的逐渐积累，对真性霍乱的病因病机、证候表现、诊断、鉴别诊断以及治疗、预防等，逐渐形成了相对正确的认识。
　　首先，医家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胃肠系统的烈性传染病，其好发于夏季，春秋有散发流行。此病一旦发生，如不及时控制，则可沿门阖户，成燎原之势。并且认识到此病的流行与交通繁杂，人烟密集及卫生环境恶劣，尤其是饮用水源的污染，有着密切的关系。
# K! k1 ]6 ^1 B3 h　　根据医家们对1820年那一次霍乱流行的记载看来，他们对霍乱的临床观察相当细致，几乎可以认为他们已认识到古代医书中所言之霍乱与当时流行的真性霍乱属于不同的疾病。例如徐子默对真性霍乱剧烈吐泻，小腿枸挛及严重预后描述得非常准确。王孟英试图对热霍乱(真性霍乱)与寒霍乱(其他肠道疾病)进行区分，欲将真性霍乱从夏秋和其他肠道传染病中独立出来。他所指出的三个要点：传染性的强弱，有无腹痛，病情及预后如何，恐怕是当时所能做到的鉴别诊断的关键所在。对于霍乱的治疗可以说当时处于尝试阶段，包括了多种治疗方法的使用，有伐毛、取嚏、刮法、刺法、洗、放血、辨证施治行中药方汤治疗等等。当然，主要仍依靠内服汤药治疗。根据医生的用药习惯，有主张以清凉药为主的，如王孟英；有主张以温热药为主的，如徐子默。
; p! C5 E8 a8 I. {　　对于霍乱的预防，医家们明确指出求神符对防病徒劳无功，预防的关键在于注意隔离，保持环境洁净卫生，空气流通，尤其要注意防止饮用水源的污染与饮食卫生，这些认识都相当可贵，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科学性。
　　(四)内科杂病著述的不断丰富
6 j$ n, _" W; p' @　　清代前中期延续了明代以来的发展趋势，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不断丰富。在内科杂病占有重要地位的有关内科的综合性著述中，重要者如：李用粹的《证治汇补》记述八十余种病证的辨证论治。其中主要为内科杂病，内容简明扼要；林佩琴的《类证治裁》其大部分篇幅都论述了内科杂病。中如对脱证、喘证、泄泻与痢疾、癃证与闭证等病证的析折，都条分缕析，精确实用。
　　著名医家尤怡《金匮冀》，则可谓这一时期中内科杂病专著的代表作。
6 F3 M$ {  U8 {/ n5 I1 Z　　这一时期专论内科杂病某些病证的医著更为丰富，如卢之颐的《痎疟论疏》孔毓礼的《痢疾论》、吴道源的《痢证汇参》等；汪启贤的《中风瘫痪验方》、肖埙的《中风证)与熊笏的《中风论》等；均有较大影响。

二、妇产科

& l! W6 x) w( _　　清代医学分科仍设妇人科。清代妇产科发展的主要成就是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出现了多种门类优秀的妇产科著作，它们代表了当时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
　　清代综合性妇产科著作。其中的《妇科心法要决》是乾隆年间，吴谦等奉政府之命所编辑的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的一部分(第44～49卷)。书中论及的妇产科病种较为齐全，对每种病证的病因病机、症状表现、诊断和治疗都有系统论述。
$ g8 f. e1 b0 e  g1 \3 D, B% x& D　　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妇产科著作首推《傅青主女科》。该书对带下、血崩、妊娠、正产、小产、难产、产后等病证的论述，内容简要，论证精辟，尤以治法方药颇有创见，受医界推祟，传播极为广泛。
7 @$ a- R' t% m. S6 C  ?　　《竹林寺女科》是浙江萧山县竹林寺僧撰写的女科著作的总称。竹林寺，寺僧大多擅长妇科，历代相传。据有谱可查者到清末已达97世。所授著述，秘不外传。自清初以后始有传抄的各种刊本行世，仅现存者已不下30余种，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即《竹林寺三禅师女科三钟》(乾隆三十六年，1771)。
0 k5 i9 s9 x5 _( o3 N" N　　清代专论产科临床病证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唐千顷的《大生要旨》5卷(1762)，阎纯玺著的《胎产心法》3卷(1730)，及汪《产科心法》2卷(1780)，还有以重视孕产期保健而著名的亟斋居士撰写的《达生篇》1卷(1715)和张曜孙《产孕集》2卷(刊年不祥)等。
　　(一)傅山在妇产科临证治疗上的成就
　　傅山临床注重辨证，理法严谨。特别在治法上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即重视培补气血，调脾胃，养肝肾；创制的方剂实用有效，用药简易平和。这一特点在傅氏论述经带胎产杂病的治疗中都有显著反映。
　　1、关于血崩的治法：傅氏治疗血崩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补气摄血法：对暴崩失血，主张首先补气。如固崩止崩汤，方中人参、黄芪、白术补气；当归、熟地补血；黑姜补火升阳。此方可说是傅氏益气养血补火升阳的代表方剂，临床上用于血崩往往可使病情转危为安。
: \5 F& Q8 U3 C6 ~* _2 c/ E　　(2)补血止崩法：傅氏认为血崩之火为虚火，强调治疗应以滋阴为主，并铺以清火。代表方剂如清海丸，全方用药纯和，无一峻品。
- N0 L9 L/ Z* i, Z$ |4 o& q　　(3)祛瘀止痛法：对伴有血紫有块、手按之疼痛等症的血崩，傅氏主张，治法须行血而祛瘀，活血以止疼，则血止愈矣。”
5 J$ E: U! Q, j8 g9 ]' i　　2、调经法及方药：关于调经的方法，傅氏提出的有：清热凉血法，滋阴补肾法，健牌益肾法。这些已成为现代中医妇科学调经的基本xx和常用方药。
4 `$ w/ h0 D: G8 p, Z; K　　3、治带法及方药：在现代中医临床常用的治带方法中，由傅氏提出的有：健脾益气法，清除湿热扶脾法，清肝调肝法。
5 a. v. V% V4 y" M5 ^$ ]3 J- J　　4、不孕症的治疗方药：在傅氏提出的治疗妇女不孕的方法中，仍受到现代妇科临床重视的有：养血滋阴法，温肾培脾法等。
8 \$ n9 O, [5 J8 _6 ^  T4 ]0 N+ E( e　　(二)临产将护
  r1 g9 i7 y6 B1 `. A　　《达生篇》将唐宋以来，关于对产妇临产时护理的经验，高度概括为六字口诀，即“睡，忍痛，慢临盆”。这对指导产妇铵产程分娩具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儿科
2 {; m/ `' D" h/ b* l. A
　　清代儿科稳步发展，不论儿科理论水平和儿科病症的诊治，都有不少进步和提高，涌现出夏鼎、陈复正、沈金鳌等一批儿科学家，以及《幼科铁镜》6卷(1695)、《幼幼集成》6卷(1750)、《幼科释迷》6卷(1774)等重要儿科专著，此外，在《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医书中也有儿科专集专论。儿科理论日臻完善，小儿推拿术和外治法得到推广应用。
　　清代对小儿纯阳之体有两种不同的阐发。第一种学说以徐灵胎为代表，认为小儿体禀纯阳，所患热病最多，在治疗上不宜使用温阳药物，对后世的影响较大。第二种学说以吴鞠通为代表，认为小儿纯阳不是指盛阳而是钱乙提出的稚阳，治疗时应注意顾护。
5 h  k2 O  {2 l& ~3 s　　小儿诊法方面，清代医家对小儿指纹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后来医生进一步扩大其玄虚的不良现象，夏鼎否定小儿指纹诊法。陈复正则认为，不可否定其作用，指出小儿切脉比较困难，不若以指纹之可见者，与面色病候相印证，有诊断意义。
　　清代儿科治疗学以推拿术、外治法的应用较为突出。夏鼎编写了“推拿代药赋”，以用药作比拟，并绘有面、身、足、手掌等形体图，附以文字说明，方便学者掌握。熊应雄辑刊的《小儿推拿广意》3卷(1676)，为对前人有关推拿的论述和经验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介绍了各种推拿手法，以及16门小儿常见疾病的推拿疗法，还有药物与手法相结合的论述。附有图解，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小儿外治法较有研究者当推陈复正，他遂收集和创用了不少适用于小儿的外治法，如掩脐、涂囟、搐鼻等。这些外治法被用来治疗各种小儿疾病，这是陈复正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小儿外治法发展水平。
　　这一时期，麻疹仍为当时经常流行，严重危害小儿健康的疾病。谢玉琼编撰成《麻科活人全书》4卷(1748)，详述麻疹的病因、证候、病理、病情、治法和用药，指出麻疹“多带时行”，强调它的传染性。其中所选用的宣毒发表汤、葛根解肌汤及其加减，均为麻疹初期散发透疹的效方，也是后世多数儿科医生所常用的基本方。
7 `, u! i  o1 z* }, T- @0 h4 V1 `　　对疳证，吴鞠通认为疳证生于土虚，而土虚则生于饮食，所以治疗应以健脾和胃为早。具体提出了治疳九法，既考虑到机体本身的因素，又考虑到内外环境、心理社会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给后人以启迪。
　　清代儿科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为近现代中医儿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外科

; N7 @3 B2 r. c　　(一)外科著作
$ Z/ a4 k9 p) ~2 [* ], D　　清代二百余年出现了大量外科类著作，尤其一些外科之专病著作更为丰富。其中出现了多种大型综述性外科巨著，在提高和普及外科医疗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代表性的影响深远者如：《外科大成》4卷，祁坤撰于1665年，三百年间刊行近20次；《御纂医宗金鉴》之《外科心法要旨》(1742)即以此书为蓝本，后者更有不同刊本约30种；《洞天奥旨》(1694)16卷。又名《外科秘录》，陈士铎述，反映了陈氏医疗化脓性感染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该书之现存版本有17种之多；《外科证治全生集》，1卷，王维德撰于1740年。由于在治疗外科疾病上极力主张“消贵托畏”，反对手术，在病人心目中颇有影响，二百年间之刊印竟达50余次，可能是外科书刊印率之最高者；《疡医大全》40卷，顾世澄撰于1760年，是清朝以前外科学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巨著，150余万字，对外科学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疡科会粹》，10卷，孙震元撰于1802年，是继《疡医大全》之后的又一部巨著，全书110余万字，可惜只存抄本而流传未广；《疡科心得集》是高秉钧30余年外科临床经验和心得的总结，在论述外科化脓性感染病因方面重视天行时气为其特点；《外科真诠》2卷，邹岳撰于1838年，其内容亦多作者经验之总结，影响也比较广泛。
0 R. P+ c! k0 M* P2 o3 Y$ _　　(二)外科学术思想与争鸣
0 |1 r6 ~: C% C' c  o$ }　　清代外科学家围绕化脓性感染脓已成是否早期手术切开引流，以及非药石所能治愈的外科疾病是否用手术治疗等，继明代之后，争鸣更为激烈并形成了学派。这一争鸣因非手术学派占有优势，从而明显地促进了外科保守治疗经验的积累。主张脓已成应予早期切开引流和运用外科手术治疗一些非药石所能治愈的疾病的外科学家，由于外科手术的其他条件尚不成熟，使争鸣多处于劣势，甚而在外科学家中保守的学术思想日益趋于浓厚了。
　　祁坤，曾任太医院判等职，对外科学理论和临床经验之论述，颇多精辟的见解。例如所述脓肿切开引流原则时正确指出：“针锋随经络之横竖，不则难于收口；刀口宜下取，便于出脓。”并强调切开后“以绵纸捻蘸玄珠膏度之”的引流技术，从而使外科脓肿之切开引流的理论原则和医疗技术达到清以前的最高水平。
3 S6 C7 ~7 i3 h/ ?- T6 k# z6 `　　陈士铎，力求外科疮疡脓肿之非手术治疗，反对外科手术，对王维德等人学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 U4 ~6 c4 ?) X% X' {/ j　　王维德，在外科化脓理论和医疗技术上，十分强调“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化脓性感染尚未化脓者，均主张保守治疗，宁可“待其自溃”，也绝不可以手术切开引流。王氏的学术思想虽然得到不少学者的继承，但也有一些外科学家对其偏谬进行了批评。
4 F0 F, ~. n; O　　顾世澄，临床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对外科学术界之种种争论多取平和兼容态度，并各吸收其所长，在学术思想上少有偏颇之见解。医疗方法由痈疽初起之内消到脓已成之切开引流，非药石所能治愈疾病的外科手术方法与步骤等等，均有着详细而且具体的论述。顾氏在外科学术上十分重视整体现念，认为外科疾病虽然多显于外，但“必先受于内，然后发于外”；他反对“只过膏丹，不习脉理”的局限性；他还强调指出脓已成，仍“勉强消之，不独不能消散；反致……造成坏证”。顾氏学术思想与医疗理论经验对后世及外科学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
　　(三)疾病认识水平继续提高
+ L0 h( d% r7 S- }- h　　关于颈淋巴结结核：在古代以其病发特征曾命名为鼠疮，或名瘰疬，如祁坤所述：“小者如瘰，大者如疬，连续如贯珠者”。同时，祁坤还对该病与急性淋巴结炎的鉴别诊断和不同治疗原则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说：疬由内伤所致，其形小，其发缓，无疼痛，计以月年。毒由外感所致，其形大，其发暴，多肿痛。”
　　关于前臂骨关节结核：祁坤按该病之特征命名为“蝼蛄串”。对骨关节结核的好发部位、典型症状及预后等均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
$ E5 s, V5 V% \* b4 i2 Y% o6 U　　关于直肠癌：祁坤在前人基础上对直肠癌症状描述和诊断要点作出了相当确切的记载，并以其最终发展成为大便不能排出而命名为“锁肛痔”，或以其形态称之为“翻花痔”等。他指出：“痔有三不医，为翻花痔、锁肛痔、脏痈痔也”。这些认识在当时确系正确的结论。
　　(四)外科医疗技术与手术水平
7 C  T2 V4 B. F: L: M  M　　清代外科手术和医疗技术从总体上讲，由于反对的风气较为浓烈，发展是不很明显的。当然也有少数民间外科学家在前人基础上作了新的探索，一些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水平得到了提高。
* y# h3 L' r4 v6 u2 k  z7 v　　关于急性阑尾炎、阑尾周围脓肿的手术治疗：钱思元于1822年记载一名操浙江口音的佚名外科医学家，于17世纪时为一位患者作过阑尾切除术的事迹。至于阑尾周围脓肿之切开引流，在清代外科学著作中则并不罕见。
　　关于脾外伤切除术：王孟英(1808～1866)根据祖父资料，记录湖州(今浙江吴兴)“汤荣光从树上坠地，腹著枯椿而破，疮口二寸余，已透膜，系红肉不见肠，复饮以药酒，使不知痛处，随用刀割伤口使宽，以铁钩钩膜内红肉出，则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疟母(疟疾引起的脾肿大)也，始如法敷治疮口而愈，宿疾顿除。”
　　关于唇裂修补术：顾世澄说：“先将麻药涂缺唇上，后以小锋刀融唇缺处皮，以磁碟贮流出的血，调前药，即以绣花针穿丝钉住两边缺皮，然后搽上血调之药，三、五日内不可哭泣及大笑，又怕冒风打嚏，每日只吃稀粥，俟肌生肉满，去其丝，即合成一唇矣”，所述方法步骤与护理要求也较前更为符合实际。
2 N; o# C' Q" f/ f) j　　包茎炎与包皮切开术：赵濂对因包皮过长、包裹龟头过紧引致包茎炎的手术治疗，在前人基础上，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他指出：大人、小孩，龟头皮裹包，只留细孔，小便难沥。以骨针插孔内，逐渐撑大，若皮口稍大，用剪刀，将马口旁皮用钳子钳起，量意剪开，速止其血。或用细针，穿药线在马口旁皮上穿过，约阔数分。然后将药线打一抽结，逐渐收紧，七日皮自害，则马口可大矣”（赵濂：《医门补要》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59）。
& i! }# J1 r! u: e　　阴道闭锁之手术治疗：古代称之为“实女”者，即女性之先天性阴道部分或完全闭锁症，顾世澄称之为“室女无窍”。他首创铅梃为患者每日进行阴道扩张术治疗。顾氏强调：“实女无窍，以铅作梃，逐日推入，久久自开”。这一医疗技术对部分闭锁之阴道可以得到肯定的效果，其方法和原理至今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耳鼻等断落之缝合手术：除了上述外科手术外，《疡医大全》还记载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外科手术治疗病例资料，如：耳再植、鼻再植的手术；断指再植手术以及鼻、阴茎的再造术。可以为研究者所借鉴。
- J; @! X* l1 U+ ~$ G　　此外，郑玉坛《外科图形脉证》(1795)，还记有肠损伤缝合、煮针、麻醉及弹丸剔除手术。郑氏所述该手术后之护理要求也很符合科学原则，如术后忌呼号妄动；初则少饮米汤，半月后方可食米粥；腹部伤口要用软布勒住等等。腹部外伤之肠纳入与腹壁缝合或用力裹缠腹部绷带以促伤口愈合在清代其他外科著作中有着比较普遍的记载。郑氏除强调外科手术麻醉之一般方法外，他还创造性提出用麻醉药煮外科手术器械，他认为经麻药煮过的刀“任其针割不甚疼痛，且御风寒”感染。
5 B. i) F: U% {  m1 Y　　(五)皮肤病
　　清代前、中期，《外科大成》、《外科全生集》、《医宗金鉴·外科心法》等书先后问世。显示了祖国医学皮肤病的经验日趋丰富，许多疾病的诊治水平进一步提高。
　　1、缠腰火人丹(带状疱疹)，带状疱疹为常见之病毒性皮肤病，清初，对本病即可与其它疾病分开，较准确的描述其皮损和全身反应情况。如《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记述“缠腰火丹”：“此证谷名蛇串疮，有干湿不同，红黄之异，皆如累累珠形，干者色红赤，形如云片，上起风粟，作痒发热，此属肝、心二经风火。治宜龙胆泻肝汤。湿者生黄白，水短大小不等，作烂流水。较干者多痛，此属脾、二经湿热，治宜除湿胃苓汤。若腰肋生之，系肝火妄动，宜用柴胡汤治之，……。
　　2、鹅爪风：王洪绪《外科全生集》列述“鹅爪风”谓即油灰指甲，至以白凤仙花外治。该病相当于今日之甲癣，以白凤花捣烂包甲确属有较，至今有沿用。
6 y2 ~: U+ ~: J1 K& k# s　　3、四弯风(相当于异位性湿疹类皮病)：明《普济方》所述之四弯风，乃指肘凹、凹之迁延性皮损，至谓“痒不可忍”极似现代所谓之异位性湿疹，祖国医学认为此类疾患由风、湿、热邪相搏客于皮肤所致，并指出注意忌生冷辛辣腥味食物。
; d: n- i9 e. i0 A, }& Z7 M　　(六)外治法
　　这一时期有关外治法方面的内容大多散见于各种医学书籍中。由于外治法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因而，其应用已远远超出了外科的范围。另外，出现了有关论述外治法方面的专著，如赵学敏的《串雅外编》可以说是对中医外治法方面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在清代对外治法作出卓越贡献当推吴尚先的《理骈文》，内容十分丰富。

五、骨伤科

1 m3 [% I+ |6 z/ m3 v　　(一)诊断学发展：
　　骨折及关节脱位等之检查诊断，在清代有明显进步。
　　摸法诊断法：《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强调了整复前用手法检查诊断的重要性。还记载：“摸者，用手细细摸其所伤之处，或骨断、骨碎、骨整、骨软、骨硬、筋强、筋柔、筋歪、筋正、筋断、筋走、筋粗、筋翻、筋寒、筋热，以及表里虚实，并所患之新旧也。先摸其或跌扑，或为错闪，或为打掸，然后依法治之。”江考卿还提出了检查骨磨擦音以鉴别骨折。
; s7 x2 T8 W& C, q0 T: Y. N　　肩关节脱位复位诊断法——上至脑后，反手于背法：《伤科汇纂》对肩关节脱位经手法整理后，再通过被动运动肩关节的前屈、后伸和内外旋转检查是否复位。这种试验关节复位效果的方法：“上至脑后”是肩关节外旋上举的活动；“下过胸前”是内收活动；“反手于背”是后伸和内旋活动。这些活动及所至的范围，都是肩关节复位后或正常的肩关节运动部可以达到的活动范围。可见，这种肩关节脱位效果试验法，是科学的方法。
　　肘关节脱位复垃后合掌检查法：合掌检查时关节脱位效果，是《陈氏秘传》的经验。“合掌”是指将伤侧手掌和健侧手掌的两掌心相对，五指对齐。这一动作，需要上肢等长，前臂外中立位。这都是肘关节脱位后无法达到的要求。
　　(二)治疗学的发展
  V+ B5 \9 I- }: ~　　胸椎、腰椎骨折脱位损伤：《正骨心法要旨》描写了脊椎损伤的症状表现，《伤科汇纂》指出腰椎骨折有“突出”和“隐入”二种类型，“突出”是指屈曲型骨折所致脊椎后凸移位畸形；“陷入”是伸直型骨折脱位凹陷的畸形。胡氏首次把脊椎骨折分为两大类型，以指导治疗。胸椎、腰椎骨折脱垃的复位治疗《正骨心法要旨》提出攀索叠砖法，腰背垫枕法、鹤跨法，《伤科汇纂》提出腹部枕缸法。
: N$ A: F4 i- u6 Q% s, B- E　　肩胛骨、肩锁关节脱位：《正骨心法要旨》对肩部受伤骨折或脱位，记录其严重并发症。“如肿处痛如针刺不移者，其血必化而为脓，则腕掌皆凉，或麻木。”这里所描写肿胀、麻痹乃至化脓，也类似现代所称的肌间隔综合征、缺知性挛缩，或称伏克曼(Volkmann)氏挛缩等症。对于肩胛、肩胛岗的骨折或肩锁关节脱位，《正骨心法要旨》运用“披肩外固定。
　　肱骨骨折：《正骨心法要旨》记载肱骨骨折有斜折、横断和粉碎等类型，并且认为：“打断者有碎骨，跌断者无碎骨”。指出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的受伤机理和类型。
$ p% _6 r2 J; P7 [, q　　《陈氏秘传》则指出重迭移位的肱骨骨折，“其手断缩不能归原者，此筋脉急弦劲之故也(肌肉收缩)。”至于肱骨髁上骨折，《陈氏秘传》和胡廷光已明确指出骨折和脱位之别，介绍了运用超肘关节夹板固定法外固定。
　　肘关节脱位：钱秀昌介绍的方法，近似现代所用的方法。除介绍手法外，还强调要听到关节有响声，并要求屈肘时手能搭着肩头，才是复位。这确是肘关节复位的重要依据。
- E' \. A# @6 }　　髋关节脱位：《正骨心法要旨》指出髋关节脱位“臀努斜行”的特征，并说：“宜手法推按胯骨复位，将所翻之筋向前归之”。后《中国接骨图说》据此作图，名‘燕尾’法。钱秀昌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方法，“提膝屈髋伸足法”复位髋关节方法和原理，也就是现在所习用的问话符号(?)法(或称Bigelow氏法)的方法和原理。过去认为这一方法是比奇洛(Bigelow)氏首先发明，实际上他要比钱秀昌晚近一个世纪。
　　股骨骨折：《正骨心法要旨》记载了股骨颈骨折，称为“环跳”、“髋枢”都是指股骨颈的部位。在治疗上，尚无好法，所以赵廷海说：“两腿环跳骨脱出者，此最难治之症。”(《救伤秘旨》)。
　　足踝关节骨折：胡廷光提出这个部位损伤多为内翻外翻型。对足踝部损伤在整复时，赵廷海介绍：“用布兜掌前，系于膝下，令脚不直伸下，仍令脚掌时时屈。”(《救伤秘旨续刻》)此法类似现代所用的袜套牵引法，并主张不应过早下地负重。

六、针灸与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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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前中期针灸学发展趋于缓慢和停滞，道光二年(1822)皇帝颁旨“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针灸从此在太医院消失，使针灸受到了比医学其它科目更严重的打击。但在广大群众中，针灸仍因其简便易行且有效而受到欢迎。
　　推拿，在清代前中期发展较快，一方面是不断有医家对推拿按摩经验技术进行总结，出现了不少专著如《厘正按摩要术》；一方面是把推拿按摩手法扩大到正骨治疗领域中，推拿按摩的适应证范围就更为扩大。
, I( b6 s% ^% m" D　　(一)针灸的推广
　　清代医家讲究基本之操作手法，李守先著《针灸易学》提出“首学手法，次学认症，而以寻穴为末务”之学习针灸法；江上外史撰《针灸内篇》亦首列手法，反映了清代前中期针灸医家对手法之重视。李守先所提手法亦仅是留针之久疾、左转右转，以及医者用左手大指、食指的辅助动作来达到补目的；江上外史则以针左转为补、右转为泻，及透天凉、烧山火两种复式手法。可见其时针灸界对手法已趋于执简驭繁了，这当然也有利于初学者习学和掌握，有利于针灸术在民间之推广。
　　(二)推拿术的发展
　　清代的推拿术有较大的发展，当时不仅继承了明代的推拿经验，并且对推拿按摩的手法、证治、理论、处方均有总结，而且与前代不同之处是推拿术较多应用到正骨和小儿科疾病治疗中。另外，还发展了自我按摩法。
　　明代推拿术在儿科应用较多，清代医家熊应维《小儿推拿广意》是比较通浴的小儿按摩专书，在儿科专书中，也广泛应用推拿术，如陈复正之《幼幼集成》记载的外治九法(疏表法、清里法、解烦法、开闭法、引痰法、暖痰法、纳气法、通脉法、定痛法)也是作者结合自己心得，继承前代经验而成的推拿法。
4 t* e5 S+ g1 O" [$ {+ a$ D0 e! |6 L　　清代医家汪启贤在应用按摩推拿术为人治病同时，开始提倡自我按摩法。在其著《动功按摩说》中记载有180症之按摩法，除中风、癫痫等需医者施术外，其他症可由自行按摩。汪氏并提倡动静结合之治疗法，即在自行按摩之动功后，再以静功养之。此外，清代医家将静功按摩术用于养生，如张映汉著《尊生导养编》等；张氏之《尊生导养编》是按摩用于养生的代表著，其法为每日两次行功，即顺序取头、颈背、胸腹、外肾、四肢的穴位进行搓摩，达到使气血运行顺利通畅之目的，从而防病养生。

七、眼科

& U" Q6 B) R1 S6 e7 _　　清代前中期中医眼科出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金针拨障术的发展趋于高峰。二是对前代眼科病证论述的修正补充。三是将眼科理论和内科理论相结合，从整体范围来认识眼科。
　　(一)金针拨障术的总结提高
0 I: W' Q: E# o, ?2 w# m　　清初医家张璐所撰《张氏医通·七窍门》上，列有“金针开内障”专节。详细讨论圆翳内障(白内障)的成因、症状、针拨内障的适应症与具体操作方法。对病人瞳孔在不同光线下的反应，翳的颜色、形状、老嫩、以及眼球的硬度等都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并详细介绍了大小形状各别的金针、拨障时应注意的地方、并发症的处理等，并专列造金针一节，介绍金针的大小、粗细、刚柔等内容。书中提及瞳神内夹道(即虹膜与晶体间的狭窄空间)，是古代唯一明确指出这最关键的拨障要言路径者，对术中出血的原因，已明确指出是因进针后触著黄仁造成，此和现代临床观察一致，说明张氏对针拨内障这一重要并发症的认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针拨内障的进针部位在《审视瑶函》即有“离黑睛与大眦两处相平分中”之说，但因大眦靠近鼻部，术中操作不便，黄庭镜将其调整为“风轮(即黑暗)与锐眦相半”。此部位至今在针拨内障术中沿用，经现代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认为具有重要的解剖学意义。
" y8 r$ T/ O0 S  G- Y; {　　(二)对眼科病症论述的修正补充
5 p1 e6 [. U9 P' M. I/ S　　从自已丰富的临床经验出发，对一些传统的提法进行修正，对前人认识不足的进行补充。如“黄膜上冲”(前房积脓)历代沿用已久，不尽合理，将其易名为“黄液上冲”，纠正了一个宿误。对“胬肉攀睛”病的症状、病机、分类、预后、内服方药及外治钩割手术等论述甚为精详，和现代医学的论述相当接近，至今仍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八、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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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时医学分科仍袭元明之制，后来口齿与咽喉复合为一科。由于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流行，喉科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口齿科的发展。喉科医籍中有许多丰富的口齿科内容，在对口齿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 b, r* C+ y3 p0 C' j# W　　对舌疳的认识：舌疳一证相当观代医学所谓舌癌。《喉科杓指》对舌疳的描述类似现代医学所谓舌癌的乳头状型，且伴有浅表溃疡、出血及继发感染，并对该病的颈部淋巴结转移也有所认识。还认识到舌癌的预后差。高秉钩将舌癌累及牙龈者称为牙岩透舌穿腮者称翻花岩。至于舌癌的治法，《医门补要》载有落菌法，外治舌癌。以药线扣住，并贴膏药，渐收线紧，至菌枯而落，并以火烙烫平菌根（清·赵廉：《医门补要》，卷下，清刻本）。这种枯菌法避免了大出血，更以火烙洛平菌根，既止血又可杀死癌细胞。
　　医疗器具的发明及使用：在口齿病的治疗上，此期突出的特点为外治法较多，多用针刀刺割治疗。为了适应口内操作之需，医疗器具的发明也较多，有些构思很巧妙，如《喉科心法》一书中专列有“器具图说”，绘图并描述医疗器具的形态、质地和功用。如：压舌，铍针，三棱针，剑针，毫针，长箝，自来风式吹药管，喉枪等。
: \' a' h  P" s1 C  H　　《喉症全科紫珍集》中载有专用撑开口腔的铁圈。当时对口内操作的医疗器具无论在制作上或是使用方面考虑得都很周全，较前代有很大发展。

九、法医学

* n; j$ e! v8 z6 v　　(一)清代的检验
　　1、检验官职：京城内城及香山命案，委刑部司官相验；京城他处委五城兵马司、京县知县。外地委州县正印官。若正任官公出，可委近县自任官代验。
　　2、失职处分：与大明律的规定相同。此外，补充规定：若检验官听凭仵作，将有伤报称无伤，或将打伤、砍伤报称跌伤磕伤者，降二级调用。如将无伤称有伤，将跌伤磕伤报称打伤、砍伤者、亦照此例议处。若将紧要伤痕不行全报者，降一级调用。
, G  }# t& p( l　　3、免检覆检：免检的规定与大明律相同。覆捡的规定与宋制不同。要求初检时，致命伤痕一经验明，即应定拟。若尸亲控告，伤痕互异者，许再行覆验，勿得违例三检，致滋拖累。
9 b5 c* g# X% v3 K) {　　4、检验用尺：凡检验过伤尺寸，照工部所发工程制尺一例制造，不得任意长短，致有出入。
　　5、要害致命与保辜：(1)要害致命：与历代刑律不同，大清律明确规定了致命部位：若两人共殴人致死，则以顶心、囟门、太阳穴、耳窍、咽喉、胸膛、两乳、心坎、肚腹、脐肚、两胁、肾囊、脑后、耳根、脊背、脊膂、两后肋、腰眼并顶心之偏左、偏右、额颅、额角为致命论抵。(2)保辜：沿用明律关于保辜的规定，并采规定：“凡斗殴伤重不能动履之人，不得扛抬起点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注验看，定限保辜，一面拨医调治。”
　　6、验尸文件
　　(1)尸格：清初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以后颁布了清代的尸格与尸图。尸格加尸图与检尺法式相当。清代的尸格也分仰、合两面，但根据大清律，即将仰面与合面各个部位分别注明“致命”或“不致命”字样。
, W& k, y+ n% W0 d. C: J. s　　(2)尸图：清代的尸图分仰合两面，按照尸格的各部位，将名称标注于图上，并在图中相应部位，以“·”表示致命部位，以“。”表示非致命部位。这样可使初学者容易找到部位。
　　(3)检骨图格：这是清代创制的一个检骨文件。乾隆三十五年（1770）安徽按察使增福奏请将人身骨节定为检骨图格，刊刻颁发。检骨图象尸图一样，也分仰合二面，用“·”表示骨骼的致命部位，计仰面10处，合面8处；用“。”表示不致命部位，计仰面33处，合面23处。
　　8、仵作：历代法律中都没有关于仵作的规定，唯独《大清律例》明文规定仵作的定额、招募、学习、考试、待遇与奖惩，并对不遵守这些规定的州县官进行处分。《大清律例》规定，州县均设有仵作，大县三名，中县二名，小县一名。额外再募一、二名，跟随学习。每名各发给《洗冤录》一部，由刑书逐细讲解。该管府州每年提考一次。考试时令每人讲解洗冤录一节，如果明白，当堂从优给赏；若讲解悖谬，勒限学习，另募充补。并将招募非人，懈于查察的州县查参。仵作工食按皂隶工食发给，学习时发给一半。若检验得法，果能洗雪奇冤，赏给银十两；若故行出入，照例治罪。
, d* `/ h$ X& m7 R/ @6 |* d( q　　(二)法医学书籍
　　清代的法医学著作，大部分采取以下三种形式：对官订洗冤录的集证、补注、详义；探讨某些问题的论集；对官订洗冤集录的通俗化。
) R1 e7 e" i8 Y9 x　　1、《检验尸伤指南附医救死伤法》各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推定刊于清初。检验尸伤指南共有25条，是元刻《洗冤集录》的改编本，包括原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并有参引《无冤录》之处。编写严谨，并有个人见解。
3 q4 n5 O' X& n　　2、《洗冤录》及《洗冤录补》二卷。王明德撰，先列洗冤录原文一段，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附说”；或兼补充以自己的经验——“附说补”。王明德是《洗冤集录》刊行以来第一个增补最多的人。
　　3、《律例馆校正洗冤录》，本书是为统一外表检验的方法与结论，经律例馆校正，由朝廷正式颁发的官书，又称《校正本洗冤录》或《洗冤录》。四卷，刊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有单行本。亦有附于大清律例后者。本书是以《洗冤集录》为主，以王明德《洗冤录补》为辅，杂采明清各家之书汇编而成，优点是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宋慈以后的法医学成就。缺点是选材不够严谨。本书一经颁行，即成为清代不可侵犯的官书，检验均依此书为准。
  x4 `+ N& c; W  S　　清代法医学著作的译本有十多种，其中日译本4种，法译本3种，德译本及英译本各2种，荷译本1种。
　　(四)法医学成就
; `  A* {- h; l: y. s# w+ i' b# Y　　1、舌骨骨折 国拙斋(1777)发现缢死时有舌骨骨折。这是十八世纪我国法医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发现。此外，还发现“左右耳后骨(颞骨乳突)俱有提绳痕”、“颈骨节上左右骨尖突处(颈椎横突)必有青色痕”。
/ Z* L' t! Q* r0 T3 b　　2、扼痕 郎锦熙(1829)报告许多扼死鉴定例，指出在颈部常见有三种损伤：指甲伤、指头伤和(虎口)叉伤，具体描述了扼痕的各种特征，并指出了推定加害者用哪一侧手加害的可能性。
　　3、切颈 关于自刎与他杀切颈的鉴别，姚德豫(1832)提出了根据损伤的深浅、参差、排连等性状鉴别的方法，这是清代鉴别自杀他杀的又一重大成就。
　　4、枪创 国拙斋(1777)首先指出了射入口的性质是：“围圆肿胀，焦黑色(烟灰及火药粉)或红赤不等。”李观澜(1796)进而将枪创区别为射入口与射出口，并各指出其特征，以及霰弹创与射击距离的关系。郎锦麒指出，射入口与射出口孰大孰小是不一定的。在欧洲，最早指出射入口可能大于出口，也可能小于出口的是苏联学者皮罗果夫，大约在十九世纪40～60年代发现的。　　
6 m4 B" z: B. @　　5、假死 阮其新首先指出急性鸦片中毒容易陷入假死状态，且以尸僵、尸斑为真死的指征。这种显明的对于真死的现代见解，是以前的洗冤录类书中从未一见的。同书并介绍了极有价值的鸦片中毒假死实例。

第八节 少数民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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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医学中有相当多的民族医学在分期上有本民族及该医学体系的特殊性，有时很难与汉族中医的历史分期一致，故本节将明清时期民族医学的发展情况放在一起讨论。
　　一、蒙医学
　　蒙医学在十六世纪以前，经历了一段实际经验积累的时期，这在前面有关章节中业已介绍了。十六世纪以后，蒙医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形成了理论体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
& O5 f4 P4 p$ z, b8 Q　　(一)理论体系
( }' p3 t, E* N0 }　　在十六世纪以前，传统的蒙医学开始有自己一些比较朴素的理论，如寒热理论、滋补、药物的性味功能和骨伤科方面的理论。当时已开始吸收印度土、水、火、风、空“五大元素”的内容和“赫依、希拉、巴达干”(气、明、痰)理论，但并不系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随着十六世纪藏传佛教的大量输入蒙古地区，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传入并被译成蒙文；而印度吠陀医学的《医经八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蒙古地区，蒙医学的理论是综合本民族朴素的医学思想、部分汉族中医理论和部分古印度医学理论体系而成，它已具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这从十八世纪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所著的《四部甘露》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它有机地结合几种理论，提出了“六基症”的学说，发展了“寒症”，“强敌对抗般的寒热相抗症”“野牛回击般的寒热相互倒变”等专章，讨论寒热学说，这是蒙医临床中辨证的总纲。
& q3 |; Q9 d8 S( ?* s　　从诊断学上说，蒙医以望、问、触(切)三种诊法为主。十八世纪还出现内蒙古察哈尔盟罗布桑苏勒《脉诊概要》，就是论述脉诊的专著，他如伊希巴拉珠尔的《甘露之泉》(十八世纪)中，有“疾病辨诊篇”，论述“尿诊、问诊、脉诊及经验辨证，取舍辨诊”；此外，在伤科中还有外伤、脱臼、旱獭疫的特殊诊法；以及《方海》中的眼科九十四病症的诊法，都是蒙医特殊的诊断法。
. z, w; ]1 T  \" E6 M　　(二)临床医学
　　(1)骨伤科：这是蒙医学中最具持色的一种临床学科。明末的蒙族正骨学家绰尔济·墨尔根，他虽然未曾留下专著，但他精通骨伤科的事迹，在有关史书中不乏记载。如《清史稿》载努尔哈赤的白旗先锋鄂硕将军负伤箭拔不出，墨尔根就用手术将箭拔出，敷药治愈。他还应用冰镇法做麻醉，进行开放性骨折复位手术，伤口用桑皮线缝合，可见当时正骨科的水平已经不低。著名蒙医学者伊希巴拉珠尔在《四部甘露》一书中，还专门辟有治刀伤、创伤、脱臼等专篇，可见古代蒙医正骨科的发展水平已经相当先进了。
! [# M9 O- g: j8 k3 U( v. u　　(2)其他临床科目：十七世纪蒙古族医家，赛因诺彦汁盟的罗布桑丹金扎拉仓著有《疾病类型详解经全》，后来的伊希巴拉珠尔也著有《白露医法从新》等，他们把临床分成三邪、内科、热病、传染病、五官科、妇科、小儿科、外伤科、杂病、中毒等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分成若干病种，如五官科之下就有头病、眼病、耳病、鼻病、口腔病等共四十四章。
9 S+ e, M4 {. {' L　　(三)治疗学：蒙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是多种多样的。
　　灸疗法 传统的灸疗法是用白山蓟绒作原料，点燃后进行灸疗。除了传统的山蓟绒灸法外还发明了其他一些灸疗法。如柽柳灸法，纸棒灸法，铜灸法，金灸法等。
　　放血疗法 伊希巴拉珠尔在《甘露之泉》中的放血疗法提到了此法的适应、禁忌症、血管包扎法、放血法、穴位、疗程中的异常现象及其预防。在十九世纪占布拉道尔吉《蒙药正典》中用图解注出一百多个放血穴位。
. e3 I# Z, D8 x　　针刺疗术 伊希巴拉珠尔在《甘露之泉》中提到寒针和热针两种。其中寒针就是一般的针刺，热针则是针刺和烤灸的结合，具有蒙古地区的特点。
　　阿尔山疗术 分为自然矿泉疗法和人工药治两种。蒙人认识到矿泉水有治病作用，人们称为“阿尔山宝力格”即“甘露泉”。在内蒙地区，这种矿泉很多，不下十多个。《甘露之泉》、《蒙医药选编》中部有关于温泉的记载。当然还有人工药浴，其主要成份为柏枝、麻黄、小白蒿、冬青、柽柳等，称为：“五味呵尔山”。
　　(四)医学教育
# v/ |3 l0 H/ }& T2 i　　早期传统的蒙医是以师徒授受的方式进行教学的。口耳相传进行传授，这在历史上都有所记载，象正骨学家绰尔济·墨尔根、伊桑阿等都是这样。自从十七世纪黄教及藏医《四部医典》传人蒙古地区以后，蒙医也开始以“曼巴扎仓”的形式传授医学。最早在布利亚特地区建立鄂托克旗乌力吉图黄召中的一个曼巴扎仓——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曼巴扎仓，中间曾因战争而遭毁环，到1878年重建。一度有学生二百多人，还应用针灸铜人教学，另一处是今辽宁省阜新县瑞应寺的曼巴扎仓，其藏名为“都孜朝格金岭”，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基地。此外，大库伦(今乌兰巴托)的曼巴扎仓、咱雅库伦曼巴扎仓等对于培养蒙医接班人，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严格的教学、考试制度，学制也长达五年，严格要求“背诵诠释”，都已经达到高级人才的程度。教学由曼巴堪布(医学教授)承担，通过答辩考试及格者，给予曼然巴(类似医学博士)学位。可见这个时期的医学教育是很成功的。
　　(五)蒙药与方剂
　　蒙医在十八世纪以前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用药知识，但此前还缺少系统的总结。十八世纪的著名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写过《认药学水晶鉴》，把801种蒙药分为珍宝类、草药类等八大类，分述其产地、形态、性味、功能、药用部分、炮制等内容。约与此同时，另一医家罗布桑苏勒和木撰写了数部药学著作，分述678种、十大类蒙药。
　　此后，蒙药著作就大量涌现，其中奈曼旗的占布拉道尔吉的《蒙药正典》影响最大。它把藏药、汉族中药的知识加以研究，融汇贯通，纠正了以往一些药物学方面的错误和混淆，对药物进行认真的鉴别。这方面代表作有公·官布扎布的《三审藏文速成读本》、《藏蒙汉合璧药名》、《梵藏合璧莹药名词典》等。蒙药学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有不少错误得到了纠正。
& V0 }$ ]- i' d3 _9 m& {! p　　在方剂学方面，公·官布扎布的《药方》吸收了汉、藏二种医方的长处；十九世纪敏如尔·占布拉却吉丹金璞尔采的《方海》，都是十八世纪以来的重要代表作，尤其是《方海》详述了临床各科的方剂二百多首，不仅有汉藏印各民族医学方剂的特点，更有蒙古本民族的持色。
8 }2 b( `# N/ Y; c; ~, F/ P6 s( m/ ]　　二、维医学
　　1720年清朝击败了准噶尔军队以后，接着致力于重新统一天山南北，最后终于翦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并在新疆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奄奄一息的维吾尔医药也开始有了生机。
　　这时期出现了著名医学家毛拉阿热甫·和阗民(1558～1662)。他出生和阗拉斯括依村的世医家庭，17岁拜师学医，经七年攻读磨炼，回和田行医并教授医学，建立了医院，声誉鹊起。并再次外出学习。在印度，他进一步丰富了学识，成为有名的学者。他对伤寒病作了较深入研究，于是用波斯语写了一本《治疗伤寒的可信之音》专科医书。继之又著成《对智力者及国王有益方》。这本书被另一位医学家献给印度国王。毛拉阿热甫·和阗尼获誉归国，至莎车定居，从事宗教和医疗卫生事业，医治穷人，并用突厥语写成了《代斯吐肉勒依拉吉》(《治疗指南》)一书，接着又写成《花园受灾》，也是一部医学著作。这些著作是他一生智慧结晶，流芳百世。
) {( L% E; x* |" f5 Z( w　　又有拜德尔丁·苏皮阿訇(生卒不详)，是18～19世纪喀什噶里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出身于咯什噶里五代行医的家庭，不仅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而且还通晓天文，以之解释疾病吉凶和诊治方法。1832年，拜德尔丁·苏皮阿旬著成《酉帕依库鲁甫》(《精灵效灵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他在为其徒弟之一的胡达拜尔阿旬写行医通行证同时，又为之写了100多种药物、剂型和关于疾病禁忌，有手抄本现藏新疆维吾尔医研究所。
　　贾马力丁·马合穆德·阿克萨拉依(1705～?)是一位集大成式的医学家。他学医并多年行医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以喀什噶里的吾甫力艾山、卡日西之《木吉孜力卡奴尼》(阿维森纳《医典》的简缩本)为蓝本，参考《医典》原本等十余种医籍，用阿拉伯文著成了《阿克萨拉依》(《白色宫殿》)三卷。
　　此书第一卷包括理论和治疗，第一篇论述四原质、四体液学说、器官学说、素质学说、气学说、形与动学说(形神学说)等共七种学说，微有中西合参之意。第二篇为人体形态、生理、病理及其特征。第三篇讨论病因和病因分类。第四篇为诊断，包括十种症状诊断和四体液不平衡鉴别、切脉、验尿、查大便。治疗理论包括多种治疗措施、药物治疗和手法治疗，同时论述了药物理论和药物属性(干冷、干湿、干热、湿热)，药物方剂的规则和应用原则。其次，讨论器官疾病，涉及各科。并讨论全身器质性与非器质性疾病，包括讨论各种发烧，各种急性病及其持征；水、皮肤病、麻风病和各种传染病及其防治措施；骨伤科疾病，整形和化妆整形知识；各种中毒病症之抢救和预防。
　　穆罕默德·阿克萨拉依被誊为新疆的“希波克拉底”。
　　三、藏医学
. p7 i7 g& K2 ^4 j2 A　　就藏医学而言，明清时期可以算是古代藏医发展的另一个和当辉煌的时期。明初，西藏地区正处在帕竹王朝时期，当时的学术思想相当活跃，名医辈出，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中主要的是南北两个不同的学派，也就是强派和舒派，或称北派或南派。
! K. o" t6 R( O　　强巴学派以朗杰扎桑(1394～1475)为代表，他出生在昂仁县，学识渊博。著有《八支集要·如意珠宝》、《本论注·议义明灯》、《释论注·甘露河流》、《后论释·难万想如意》等。他通过长期实践，有不少创新，还根据北方自然条件的特点、气候、地形等等，进行总结，尤其擅长用温热性的药物治病，也善于用艾灸疗法和放血术。
8 S2 @) v% Z0 d* J1 V　　朗杰扎桑有很多弟子，其中如伦·列珠白就很有名，其五世孙伦汀·都孜居美对藏医学颇有研究，尤其善于绘制藏医汤卡，也就是挂图，这是藏医学中的一大特色。
2 K0 n5 E  [9 i5 a- C　　舒卡学派比强派的出现较晚一些，其代表是舒卡·年姆尼多吉。1489年出生于前藏塔波拉妥舒卡，又名达靡沙米底·欧曲吉，早年就写了《千万舍利》一书，后来又著成《四部医典广注·水晶彩函》、《自他皆益的教诲》。虽然他只活了三十六岁，但他在医学上的突出成就使他成为南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南方学派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舒卡·洛珠给布(约1509～1572)。他从小剃度出家，学习佛学，著有《贤者喜乐》、《药物性味药效表》。并结合个人长期经验的基础上，著成《祖先口述》，这在当时是对《四部医典》的权威性的注疏，至今仍有学习价值。清代初期，也即十七世纪中、下叶的第巴是桑吉嘉措，他是一位相当有所作为的人物。在他执政期间，在藏医学方面有如下一些成就值得提出。
# X* Q3 y7 g* S: T　　(一)对《四部医典》的权威诠释：此前，各派医家各有自己的注解著作问世，《四部医典》也有不同版本，如扎塘版、达丹版、乌东巴版、干木保版、宗版等等，这对于《四部医典》的传播和正确理解，是很不利的。桑吉嘉措有鉴于此，利用他的权利，对《四部医典》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校对、注释和改正错误，集诸注家之长，去伪存真，终于著成《四部医典蓝琉璃》，成为一部公认的《四部医典》权威注释本，被公认为标准的注解本。
1 X3 _$ [3 g9 @: N　　(二)绘制藏医挂图“曼汤”：藏医在发展的早期，就有人体解剖；药物等的绘制，内容比较简单，为了发扬藏医的优良传统，使藏医更容易为人接受，在桑吉嘉措的主持下，开始编绘整套的曼汤。当时，他主要以北方学派著名的医家伦汀·都孜吉美的曼汤为基础，根据自己所著的《蓝琉璃》的内容，聘请洛扎·诺布嘉措和黑巴格涅两人负责，分别起草图形，绘成草图，然后进行着色。到1688年，这套曼汤共绘出六十份。后来，他又进一步丰富内容，根据《月王药诊》等著作中有关尿诊、脉诊、火灸的内容补绘，到1704年，绘成全套曼汤共七十九幅。其内容几乎包括了藏医学的一切，从医学起源、理论、生理、解剖、病因、病理、治法、药物、外科器械、病状、诊断、预后，可谓无所不包。这在我国医学史上不仅是个创举，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 L- J) ]+ M4 B6 h. w　　除了西藏地区本土的藏医学以外，在其他藏族聚居地区的藏医学，也值得予以足够的注意。比较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地区是多康地区，即包括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藏族聚居地区。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帝尔玛·丹增平措，他的主要贡献在藏药学方面；他的重要代表作是《治病伏魔药功能直讲·无垢晶球》和《甘露药物名称详解·无垢晶》，前书主要论述药物的功能，后者分述各种药物的性能及功用。两书全称为《无垢晶串》；该书著成于1787年，是作者亲临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及四川西部广大地区作实地调查后写的，是一部藏药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现在一般通称《晶珠本草》。
% |5 ]1 I' K5 M. O: u, i　　四、壮医药
　　明清时期，广西壮族人民与外界的交往日趋密切，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这一时间的壮族医药学，除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广西各地地方志有记载外，尚开办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
8 Y- ?- `' J5 O' d- y0 D6 {　　地方志虽然不是专门记录医药学知识的，但其中对地方上出产的药物，乃至有关药物的用法的记载，也可以从侧面一窥医药发展的情况。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在二十一卷食货一章下，立“属”节，记载了一百余味广西产药物。
　　明末清初，几乎各府县均有医学署。如郭世重纂辑的《南宁府志》记有：“本府治居城中西南……后堂设有医学”，“武缘县开设医学”，“横州治设有阴阳医学，永淳县亦有医学，上思亦有之。”道光年间，在忻城土司衙门西侧建起一练“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师，主管土司衙门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医疗保健，兼理一些民间疾患。该“大夫第”即类似现在的诊所之类，亦设有“诊室”和“药房”。明清时代，广西各地创办了一些慈善机构，旨在救助孤寡老人及贫病无钱求医者。象养济院、广善堂等在许多地方志中有记载。隆林、贵县、忻城、靖西等地都有规模较大的药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药市附近的壮医药农，懂得一方一药的群众，纷纷携带各自采到的药材，到县城摆摊出售，规模最大的靖西药市，赶药市者多达万人。
　　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广西各地涌现出一批名医。仅据广西明清地方志记载，临床各科都有医术精湛的名医，较突出的有邓矿、傅霖、舒谧、王维相、李朝连、黄基奏等人。其中，王绍相广西白山司(今马山县)土巡检王维翰的胞弟，他从小学习汉族文化，尤喜古代医书，将歧黄、长沙、河间、丹溪、东垣诸书研玩透彻，参以当地民间秘方，形成独特的医术，成为一代名医。据《白山司志》(道光十年)记载：“尝日行田间，见男妇环器，一少年死于地。相审视，日：‘此人未死，可救也’。于夹袋中出药一九，撬其齿，以水灌之，复出末药，吸其鼻，令一人按其腹，少间腹中汨汨作响声，下部汇气如连珠，而口开目动矣，人人惊喜，罗拜去：‘人死已二时许，公能生之，殆仙乎?’相日：‘此受署，饮冷将阳气遏抑所致，通其气则生。何仙之有?’”王维相是第一个被《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收载的名医。
　　五、苗医药
2 a- G( a* B! A% I1 m　　苗族地区的医药，由于经验的积累和提高，巫与医逐渐分离，形成了朴素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并产生了职业苗医。这种职业(包括业余)苗医的产生，可追溯到未改土归流前的元明两朝。苗医中许多人有良好的医术，以口传心授或父子相传为方式，有的成为医疗世家。
　　苗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导源于古代苗族万物起源和天文地理认识的种种传说。苗族用易于变化的气雾来说明世界的物质性，在“雾罩说”的思想指导下，苗医以“气、血、水”为理论基础，用这三种物质解释人体的基本物质与外界的关系，认为人生之病，外为水毒、气毒、火毒所犯；内有情感、信念所动，亦有劳累损伤所至，根据气、血、水性质，结合天象188星宿的观察，提出了“二纲三十六经七十二症”(有的称为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之疾病理论模式。两纲指冷病、热病；五经指冷经、热经、半边经、快经、哑经；三十六症一股是内科病；七十二疾一般是指外科病。由于苗族无文字，加上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十几种土语的差异，各地命名略有差异。
  ^0 o5 e- H  j& p* a% \1 _. m& X　　苗医的辨病立症，症即是具体的病，特别是对疾病命名，以民族生活习惯，所见所闻为主，或是以症状特点发生部位命名，应用了类比和形象思维方法，一症一病，知其名如见其病，甚至只须简单了解病的主症或病名，即可对症治疗，无须复杂的辨证，基本上是以辨病为主诊治疾病。苗医的诊法也十分独特，诊断病情常用望、号、问、触，也就是看望、号脉、问诊、摸触四诊。苗医的望诊丰富多彩，除形态、面色外，还有指甲诊、耳壳诊、指纹诊、头发诊、毫米诊、鬓角诊、掌面诊或其它特定部位的望诊。号脉主要是切足脉或手脉，以马步节律来比喻脉膊的节律，故把上肢脉称为上马脉，下肢脉称为下马脉,另外还有三关脉、指间脉、时脉、昆化脉、福脉、五指脉等。苗医在临床常用的数十种治疗方法中，外治疗法特别丰富，诸如挑筋法、蒸薰法、灯火法、化水法、糖药针法、滚蛋法，以及产科的坐产分娩法，伤科的悬梯移凳法等，苗医伤科有很高的成就。云南《马关县志》有“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的记载。
　　苗族应用药物的历史悠久，历代本草多有记载。由于苗族地区盛产药物，是历代地方官上贡朝庭的贡品。
# _9 Q4 V. _7 T8 z! Q　　苗医药品种类繁多，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等一千余味。所用药物疗效很高，并和中药有许多不同。地方志称苗药药色诡异，非方书所载，统称草药。有些药虽为方书所载，运用也不相同，具有自己的特点。苗药命名，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功效，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形貌，有的反映药物的特殊气味，命名形象而具体，注意实际，易懂易记。苗医很重视药物的功效，为此编出许多口诀。贵州紫去县苗医总结出：爬不得坡，离不开矮陀陀；上不得坎，离不开倒触伞，打得一身垮，离不开四块瓦；要得一身松，离不开木通；周身发麻，离不开乱头发。从中既知命名的形象，又可知药物的功效，这类口诀各地均有，生动易记。
　　在用药上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病”、“对症(病)下药”，一般是一、二种药一方，少数七八味药一方。苗医单方很多，专病专方，以单验方治病为主。
　　六、彝医药
. G1 O& f! a0 o+ G2 f　　迄今，较多的彝医方面的专书都是在明清时期著成或誊抄的，尽管书中反映的某些医学思想或内容是比较早期的，有些可能是晋唐时期医学成就，但它们著成的时间却比较晚。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民间收藏的彝医古籍进行收集、整理和翻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有云南《双柏彝医书》、《努苦赤》、《医病好药书》、《元阳彝医书》《洼垤彝医书》、《老五斗彝医书》、新平的《聂苏诺期》等等。从这些书都已经能看出这个时期的彝医药已经有一定的理论，在生理、病理、诊断、临床、药物学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7 j- A9 G6 z" a　　在诊断疾病方面，这一时期已有明确的具体方法：如从病人白睛(巩膜)上可以检查出是否有肺病或肝病，其病情的深浅及病程、预后；看病人舌根下的血脉，可知病情及病程：
　　望病人头发的色泽，发根上的水珠有无，可判断患者血液中的贫血程度；
　　望耳后血丝的颜色及其分枝情况，以判断小儿的病情，水肿程度等；
, Y% X6 R9 A6 o0 ]　　望患者十指指尖放出的水瘐，可判断水肿病的预后等等。
# [- S: p4 w# a$ b5 T　　彝医的治疗法则及方法有汗、清、消、补、温、吐、下、解毒、扯毒、祛风、止痛、放血排毒、舒经活血、杀虫化虫、通经、止带、箍疮托脓、生肌等等。
　　在具体治疗方法上，还有按摩(按、摩、揉、摇、推、拉、旋、搓)、割法(在手掌大鱼际、小鱼际、虎口等处用刀切开，挤出皮下脂肪等)、取法(拔火罐、蜂蜡纸柱、灯草、药物等属于此类)、烧炙，擦、刮、针刺等等，这些治疗方法，也都保存着本民族的特色。
! u' p- B$ K1 k+ H! Z$ e2 F　　从《双柏彝医书》和《聂苏诺期》中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病症已涉及内、妇、儿、外、五官诸科，每一种病之下，载有治疗的方法、药剂，有时是一病一方，或一病数方，方剂有单方，也有复方。这两部书均著于喜庆年间，前一部书有药方243首；后书有134首，还载有许多非药物疗法。
8 z3 O8 O$ l' j. p　　关于药物，这一时期彝药的成就也已较高。它与汉族中医的药物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见它是独立发展的药学体系。如《聂苏诺期》中载有药物273种，其中植物药214种；动物药52种；矿物药7种；而《双柏彝医书》中的药物有275种，主要也是动物与植物药。

第九节 台湾医学
一、台湾巫医时代及原住民医药

二、台湾中医药学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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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_% u& P* ~% I" T" q' Q三、台湾与内陆的医药交流

四、荷兰据台时期的医学

6 n5 _% @: O0 O# J5 ^( N) m五、台湾早期的教会医学（1865～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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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L3 A7 ]# {, o% G六、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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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自古即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殷商时称之为岱舆、员峤，先秦称瀛洲，汉代名曰东醍，三国时期，台湾被称之为夷洲。至隋，改夷洲为流求。周煌《琉球国志略》引中山世鉴称为流虬，源于隋使依万涛间见台湾地形如无角虬龙浮水中，始曰流虬。流求一名一直被沿用至宋元时期，其间历代史书虽在流求的书写上时有不同，但字音始终未变。如：琉求、留求、琉球等。到明代中叶始改称为北港、东番，明末改为现名——台湾。
　　徐怀祖《台湾随笔》：“惟明季莆田周婴著《远游编》载《东番记》一篇，称台湾为台员。盖用闽音也”。台湾一名沿用至今。公元230年，吴主“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台湾与大陆三国时代的吴国已有往来。自此之后，海峡两岸之文化交流便日益增多，卫生保健习俗之交流与相互影响也得到发展。
　　南宋时澎湖隶属福建晋江县，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1624年为荷兰侵占，1661年郑成功收复。1683年，清代在台置府，属福建，1885年改建为台湾省。1895年被日本侵占，1945年抗日胜利后归还中国，虽然早期之文献记录医药卫生状况甚少，但从医药卫生民俗之关系史上调查分析，确是源远流长的。譬如：产妇自食胎盘以求保健的习俗，在台湾高山族与大陆福建、江浙一带，同样盛行，但已不如这种习俗已流传了几千年，考《隋书·流求传》所述“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清楚说明海峡两岸相同之保健习俗，其源在台湾，而且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隋书》所记：“候草荣枯以为年岁”，“木有枫、栝、樟……果、药，同于江表”。虽是记其岁时物产，但也充分说明其医药之相关性。以下再举数例卫生保健习俗之相关性，也是很有趣的，虽不能确定其直接的影响关系，但也有助于相关性的理解，譬如：
　　高山族在处理与亲属传染病的关系时，“不与之共火、共水，或家族避远之。对天花、赤痢二病，更是必隔离病于远处，或常弃村、举社化迁（杜建《台湾中医药纵览》中国中医药科枝出版社1993）。《旧唐书·李德裕》：“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疠者，举室弃之而去”，又如：高山族喜用菖蒲根擦拭，或服用，以开窍、豁痰、理气、活血、散风、祛湿等。《神农本草经》与唐宋本草学家、医学家，对菖蒲作用及使用法之记述，也与之基本相似，或更广泛。再如高山族在产妇饮食与护理方法方面很重视：产后必先进姜汤，然后进糜粥，数日后给以鸡蛋、鸡肉，忌食冷水、食猪肉。这种保健习俗恐怕也与大陆之习俗息息相关。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杨氏产乳方》(按：可能系指《新唐书》之《杨氏归厚产乳集验方》)；“产后血滞，冲心不下，生姜五两，水八升，煮三升，为三服”。再看看李时珍对鸡肉入药之描述：“主治女人崩漏赤白沃，通神，辟不祥”。他还引用李鹏飞、马益卿的论述，指出“乌鸡宜产妇”，“今俗产家，每产后即食鸡，啖卵”。如此等等，十分耐人寻味。“土著族向无医药……与汉人接触，始知药效（张炳補《台湾省通志》卷八上，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2引自《台湾中医药纵宽》），或可视之为大陆影响台湾者多。

, |$ \& ~. x5 O5 x7 t% z　　一、台湾巫医时代及原住民医药
　　(一)巫医时代：
　　台湾巫医时代主要系指清代早期以前，虽然现代并未绝迹，但早已并非医疗之主要方面。巫医在台湾约有两类，其一是以原住民高山族之巫医，巫师之原始活动延续下来者为代表。其二是自18世纪以前陆续由大陆移居台湾之民众带去的巫医或神医习俗等派生的各神医疗活动。对于前者，即台湾固有的巫医习俗，清代乾隆进士，硫球(即台湾)副使——周煌，曾撰《琉球因志略》，引《徐葆光录》内容，叙述了当时台湾的僧、道、巫情况，指出台湾“无道士、尼姑，惟有僧，亦有男巫、女巫”。可见台湾由于汉族移住已有僧，而男巫、女巫恐多系原住民之所信奉，台湾原住民对疾病之认识，在明、清时期及其前，一般以鬼神作崇为主流，从事巫术者颇受族众之尊敬与信赖，在社会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除疫、医疗，甚或咒诅以使人病、伤亡者，均赖巫师、女巫为之。
　　黄叔璥(1662～1721)于康熙时曾奉旨巡视台湾，编撰《台湾使槎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庄秀才子洪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归家俱病，医疗罔效，后始悟前曾乞火于大杰岭番妇，必为设向，适郡中有汉人娶番妇者，因求解于妇，随以口吮鸾夙脐中，各出草一茎，寻愈。番妇自言，初学咒时，坐卧良久，如一树在前，卧而诵向，树立死，方为有灵。诸罗志作法诅咒名向”。“擅其技者，多老番妇”。诅咒占卜之巫术等，曾为当局禁止者，故黄氏书称“近年附郭诸社，畏法不敢为，稍远则各社皆有”。虽然九族之巫术多有不同，但其形形色色之根本意义并无不同。哈鸿潜教授等已进行了比较系统之论述（哈鸿潜《高田原住民之医药考察》《中华医史杂志》1994，P5～8），铃木质《台湾蕃人风俗志》也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山胞生病或遇到灾祸的时候，都认为是神的旨意，所以一旦生病或遇到灾祸，必定请巫师厌胜……在山胞之间，医术与厌胜是无法区分的”。（铃木质原著，林川夫审定《台湾蕃人风俗志(探寻原住民的历史)》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1，P264）。
4 ]8 |# v- T/ F9 |; Z; l# f+ p　　大陆巫医、神医习俗传入台湾者，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地区民众移居台湾省者所带入。有以医药神传入者，有以医药知识传入演变者，有与医药、巫医相兼而传者。其传入之时间已难以确考，现仅就其影响较大而持久者约有以下数则：
　　保生大帝：是台湾最受崇拜的医药神，传说所供以台南县学甲镇慈济宫的保生大帝像为最早，原系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由福建将宋代的雕像带到台湾以供祭祀的遗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台湾发生传染病流行，群医束手无策，许多来自泉州、漳州的移民，纷纷回到故乡，将保生大帝的灵身带到台湾供人祭拜，病皆治愈。从此，保生大帝就日益为台湾人民所信奉，建庙祭祀以求保佑之风更为普遍。
/ l1 J8 D6 `& }* @　　保生大帝，字华基，号云冲，世尊吴真人。宋太宗兴国四年(979)，三月十五日生于福建泉州同安县白礁乡。少超悟好学，长以医济人，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深受民众百姓之敬重。仁宗时，皇后病，群医不效，经吴施治而愈，授御史。景祜三年(1036)逝于乡。据传著有《吴本草》。吴逝世后，屡著灵迹，乡人于白礁乡建庙纪念。《金门县志》：“明永乐太后患乳疾，甚剧，医治不痊，洪熙太子榜求名医，公化为道士，诣阙视疾……(灸治)遂愈，太子喜，以金谢公，不受，乘白鹤而去，太子知为神医，爰加封为万寿无极，保生大帝庙曰保生，概取诸此”。由此，迅速扩及厦门、漳州乃至台南而遍及全台。在保生大帝庙多设有药签，药签还分为大人科、儿科、眼科、外科、妇科等，以大人科之药签最多。
　　例如，如南县大人科有处方120个，其中如：永康保生宫保生大帝。第55首处方药物组成为：常山、麦冬、槟榔各一钱，柿蒂三钱，水八分煎五分。除药签外，保生大帝庙还印有《保生大帝济世真经》，以及众多的卫生保健、疾病医疗类书藉等等。例如：《保生大帝济世真经》开经偈“心是灵泉源远流，日似河池液生津，遑遑名医行天尊，古帝神农尝百草，医治众生得康宁，诸邪杂症疗疮癣，五脏六府相关连……历代先贤精医理，扁鹊华佗人所知，保生显灵中华土，闽境降生报亲恩，攻读诗书志为本，苦研岐黄又求精，替天宣化行大道，名医救世不逞能，宫中医好皇族病，世人苦痛多呻吟，贫人增药不收金，富贵人家求公平，数十年风霜星月，凭经验医好万人，名声远播在华夏，仁慈众知呼名医”。这种求签医治疾病的实质，无疑是唯心主义的，那些处方也经非保生大帝之显灵，其来源何在？日本吉元昭治先生曾向台南学甲镇慈济宫负责人询问，回答是“相传本庙药签是很久以前，本地的名医会集本宫，对各种疾病的处方进行研究，然后用药签的形式记录下来，编成号，摆在保生大帝的神像前，由求签者向保安大帝求签，祈求这一医药神的明示。据统计，在台湾各地现有大小保生大帝庙162座（吉元昭治《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中文本)成都出版社1992），最有名的要属台北市大龙峒的保安宫（黄得时《保生在帝传奇》，见《民俗台湾》第一辑武陵出版有限公司P133～138引自《民俗台湾杂志》(1943～1945)，也可见吴在台湾影响之深而广泛了。
/ ~( d% q/ h; @- k: t! A　　神农大帝：是中国传统医学不分地区、种族的创始者，千秋供奉的医药神。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医药的故事，人所共知，相信此类习俗在闽粤人等移居台湾时，也带至台湾并为其生活中所崇敬，至于建寺庙年年拜祭者似较晚。据说，在台湾现存最早者为宜兰的神农宫，始建于清代咸丰元年(1850)，此后相继建成的以神农大帝作为主神的寺庙，据统计有百余座之多，亦可见台湾人民对之信仰、崇敬之恳切。据文献载述，台北保安宫后殿供奉的神农像，每逢四月二十八日，台省粮食、台药公会、台北市商公会人员，都要聚集于此，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病患者，也有拜祭神农以求安康。
, T9 g9 i+ l( M( W" ?' m　　浴于河以已疾：台湾民众在医药尚处于落后时期，多认为疾病系鬼神作祟，故多宰牛、猪以祈祷，或请响婆(即女巫)禳之，也有投河沐浴以治病者。这一习俗虽富有迷信色彩，但其传说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一说为林谦光在清朝平定郑克垓后撰辑《台湾纪略》所记：“疾病不足医，辄浴于河，言大夫置药水中，济度诸番，言冬月亦入水澡浴以为快”；一说：“或云明太监三保，航海到台，见番俗顽冥，弃药于水，浴可以已疾”。这两种传说，均说明其时其地曾有知医者企图为原住民医疗的故事，只是因为原住民怀疑其能否有效而拒绝的情况，或许有其一定的事实依据。大夫已不知何人，而三保则是指三保太监郑和而言。郑和(1371～1435)，明代宦官，航海家，回族，本姓马，小字三保，由于其祖与父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对外洋有所了解。明初入宫为宦，从燕王起兵，赐姓郑。永乐三年(1405年)率舰队通使西洋，共计28年间，七次出国，远航曾达非洲东岸与红海海口，促进了中国与亚洲30多个国家的文化交流。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舰队均由宝船62艘组成，率副使、水手、官兵27800余人，其中包括保健医生百余人。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人门对医药的追思与幻想，或对未能得到医药知识有悔心情的一种补偿性纪念，以求神灵的保护。沐浴虽不能治愈疾病，但作为卫生保健无疑是良好的习惯。重要的是这种信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治疗，其作用或不可否认。
+ s* ^# Q% Y3 K5 L3 x$ V　　乩童、扶鸾之神谕：台湾有关医疗保健方面的教谕，大多来自孙思邈(真人)、华佗、庄周、保生大帝、文衡圣帝(关羽)等古代名医或所崇敬的神祗。唐宋以来，闽粤沿海一带零散移居台湾者不计其数，仅就有据可考者，如明末天启(1621～1627)时，大陆流民大批移入，郑芝龙就曾有组织的将福建饥民数万人移居台湾，至公元1660年，大陆移居台湾者已达十万人。郑成功于公元1661年率令数万官兵在台南登陆，向荷兰殖民者重申：台湾一向属于中国，“自应把它归还原主”，次年2月1日荷兰投降。郑成功视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以及数万官兵与各类工艺、技术工匠、医师等，当属治理台湾意料中之事，大陆不满清朝统治者大批移居台湾。其后，清王朝为了消灭郑氏在台的统治，又于公元1683年，命施琅率战船三百、水师两万，从郑氏统治下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并于次年在台设一府三县，于台驻兵八千，澎湖驻兵二千。大陆民众往台经商、教育、文化交流等更趋频繁，中医学在台湾传播更加广泛。据统计，到公元1893年移穆居台湾大陆民众已达254万人。同时，民俗文化、巫术、乩童扶鸾等也迅速在澎湖、台湾等蔓延，信民也日益增多，寺庙也多有兴建，如在台南古庙内配置之道具即有大人药签筒、小孩药签筒等。由于几次数以万计的有计划移民，这些移民因原籍之不同，其文化、信仰等自然也有较大的差异。正如黄叔璥于1662～1721年间以御使巡视台湾时所作习俗调查指出：“台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渊薮，五方所杂处，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两粤之人，行乎江浙两粤，未尽同风而异俗”。由此可见，他们所带到台湾的民俗文化、医药神等等，也有所不同。因而，在其各自的扩展、影响下就形成了种种形似或有区别的民俗、风俗与医药神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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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住民医药
　　早于汉人居住在台湾的南岛民族一般分“平埔族”与“高山族”，后者又由九个民族组成，他们均有自己的生活习性与文化信仰。悠久的原居民医疗活动，也颇具特色。台湾原住民凭长年积累的经验使用青草药治病也很常见，他们用生活周围可以得到的青草药治病疗伤，外敷或饮用。文献记载原住民药用植物有300种，包括治疗头痛、眼病、牙痛、胸痛、腹痛、中毒、痢疾、驱虫、感冒、喉咙痛、气喘、疟疾、肿疮、皮肤病、毒虫咬伤、梅毒、外伤、足痛、毒蛇咬伤、关节灸、生育及传染病预防等。除了藉巫医或青草治疗一般疾病外，台湾原住民对传染病也有一定的认知，并持恐惧心理。对传染病人采取隔离的办法，不与之共水、共火或全家族远避之。遇有天花病人，更必予以隔离或举家徒迁，甚至弃村举社他迁以防止传染。

5 {2 k% u# h4 C" ]) s4 v　　二、台湾中医药学之发展
　　随着闽粤等沿海省市之人民出于谋生、商贸、文化教育之需要，在明清时期更大批移居台湾。他们需要医药保证其健康，特别是郑氏父子出于经济、政治、军事之需要，多次组织数以万计的民众迁居台湾。清王朝为了统一中国，以军事手段大兵压境，逼统治台湾的郑成功孙郑克垓降服。在消灭了郑氏统治集团后，为了稳定政局之需要，并驻大军保卫台湾，期间由大陆移居台湾者，与日俱增。前后数百年间，先后移居台湾的福建、广东、浙江等地人氏至少已逾10万。其中大部分长期居处台省，婚娶台省，与台原住民通婚嫁娶，最初之不睦已逐渐为和睦大家庭所取代。在这千余年间，特别明末清代中叶前，数以百计的中医、中药人员赴台，中医药学也在台湾各民族医疗保健中逐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陆中医药学者迁台与年俱增。台产中药，或经台湾从东南亚转手的中药，不断以贡、贸方式运往内地；大陆名贵药材也不时运往台湾以供中医医疗用药之需要。
　　清代，政府与民间设有不少“恤政”机构，其中包括诊治与救济病患者的养济院，据地方志记载，此期各地均有建立养济院。如康熙二十三年(1584)台南、凤山、诸罗各地均建立养济院。乾隆元年(1736)彰化建养济院，收养麻疯残疾之人。此外，还有在嘉庆年间凤山县、光绪五年(1879)台北、光绪六年(1880)新竹县也均建立养济院。除了养济院以外，自乾隆后，台湾尚有普济堂、养留局、棲留所等之建置，目的也在于收养社会上无人照顾的孤老残疾者。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谈水厅治东门内(今新竹市)设有回生洞(后改为回春院)，收留无亲属可依之四方行旅病人。除供养外，并加以医治，死后则为之收埋，中医药学在台湾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仅据日本占据台湾后，公元1897年统计，台湾中医药人员共有1070人。其中博通医书、讲究方脉，有良好的声誉者29人，以儒学而兼施医者91人，自称祖传世医97人，其他则为稍有文字素养的一般时医，占绝大多数。四年后，日本当局于1901年举办了中医考试，申请者更多达2126人，经考试及格者有1097人；还有未经考试而有许可证者650人，以及考试虽不及格而给予同情许可者156人。当时台湾共有行医执照的中医1903人，足可证明台湾中医发展之一斑。
　　大陆中医赴台与台湾中医：由于历史的原因，譬如最初赴台之中医，多出于谋生，或寻求出路，其技术水平并不高明。虽能在台立脚，而学术未必能使社会注目，故文献未见有记述者。因此，对早期赴台行医者，已很难知其名氏。仅就有关文献记述，赴台中医之最早者可能是沈佺期与沈光文二人。他们于明末在台的医疗中虽不甚广泛，但影响不小。
/ H$ m0 z6 \, d　　沈佺期(1608～1682)，字云佑，号鹤斋，福建南安人。崇帧十六年(1643)进士，授以吏部郎中，精医药。明亡南下，经厦门抵台湾，“监军曾公从龙，劝其挽成功而卒不见，及成功卒”，以医术济台人，对疾病者不分富贵贫穷，治愈者颇众，为民众所敬重。
' h) M3 h4 |, j% d- @　　沈光文(1611～1685?)，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少时以明经贡太学，南明福王元年(1645)曾授太常博士。次年闽师渍，闻桂王立粤中，乃走肇庆，累升太仆少卿。南明桂王永历三年(1649)，由潮州航海至金门入泉州，遇飓风飘至台湾。居台三十余年间，初为郑成功以客礼见，不署其官。郑成功死后，子郑经继位，光文以赋寓讽，几遭不测，乃变服为僧而入山，寄寓于高山族人之目加溜湾社。以教读为生，同时用自己的医术为当地民众诊治疾病。光文在与当地群众之相处中，关系十分融洽。”与诸罗(今嘉义)令李麒光辈结社联诗，著述甚多”，季麒光撰有《台湾杂记》一书，由于沈光文为避郑经之迫害，入山教读，并为民众医治疾病，深得群众的敬重。
　　如果台湾之中医在明代，其知名者尚少，那么到清代已大量增加，医疗水平也不断提高，而且出现了医方著作，考其原因，除移居台湾之民众大量增加(其中包括中医)外，与明、清重视在台湾兴办教育，提高台湾民众的文化知识，鼓励高山族上层子弟赴中央攻读各种文化知识息息相关。所谓：“天子思磨钝振聩，乃设岁科二试以鼓励之”，“渐有彬彬文学之风矣”，文化知识的提高，就为学习中医创造了较好的基础与客观条件。同时，由于海峡交通的改善，两岸医药交流也日趋发展，也是台湾中医大量增加，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据日本占据台湾时1897年统计之1070名中医药人员分析，认为讲究方脉有良好声誉，或有儒学基础之医师，或俱祖传世医资格者，共计217人，占20%以上。又据台湾地方志等所收载之清代至民国初名医也多达80余人。
; m2 f) g: ~: J$ P  Z　　胡焯猷，字瑞铨。少时以家累，弃儒业医，康熙(1662～1722)间，渡台至台湾淡水，以医为业，求者颇众。乾隆时于淡水创建“西云崖”，后改名“明志书院”，广施义学，开台北之文风。
　　吴沙(1731～1798)，福建漳浦人，善医擅长痘疹。中岁来台，寄居淡水，性侠，与高山族交往密切。嘉庆二年(1797)，高山族三十六社天花流行，死亡甚众，按其习俗，阖社迁徒。吴沙为其传授方药，病者疑而不敢服用，有的病者服用后，痘病多愈，经他治疗而痊愈者百数十人。由此，高山族人视之为神，纳土谢之。
9 H$ M' w1 i$ ~, n1 I　　徐麟书（1781～1849），原籍广东蕉岭。他出身于六世医药世家，从祖上起代代均以经营中药材商为业，同时以精通医道为人治病为专长。麒书继承祖上，对医药知识、技术之钻研勤奋，造诣很深，独具匠心，对妙剂良方积累发明尤多，颇受世人好评。清道光年间曾被证为太医院御医。徐氏因亲眼所见清廷腐败，不愿立身其中，决意远离京都而赴台。于台湾新屋后源柯悬壶行医，以其高效而医名渐盛。一时以“和扁再世”之誉而闻名遐迩。他除了忙于诊秀外，还将所用妙剂良方编撰成书，名《秘传医书》。该书是为后代子孙继承其医业而撰，故多经验心得以及临证时诸种诊疗等要点，或可视之为传世之作，故其子孙世代均继承其学，名于时。
　　范元成(1844～1922)字瑞嘉，自幼随父由泉州渡台，居基隆，潜心于医术之学习，尤擅外科，名闻遐迩。光绪十年(1884)，法国军舰侵犯台湾，台胞被炮伤者甚众，元成一一为之悉心救治，被治愈者不计其数，一时医名鹊起。基隆海防分府局知林源荣，聘元成为官医；有海军舰长颈部患奇疾，群医束手，命在倾刻，经元成诊治而愈，船长誉“华佗再世”，欲以重金酬谢，元成拒收。且曰：“乘危取财，甚于盗贼，吾平日引以为戒，予救君岂为是哉”。为此，舰长特聘元成为军医，随舰游历各埠，及壮年而归，隐居故乡，求医者益众，名噪一时。惜以“谋生多术，奚必歧黄，非有德者，不可为医，吾所以不轻授人者，恐乘危取财也”之理论，不原授生带徒，使其医术未能传至后世。
　　防治霍乱、鼠疫等传染病与黄玉阶的贡献：黄玉阶(184～1910)台湾台中人。先习汉学，年二十跟随中医师李清机学习医学，后即为人诊治疾病，边学习边诊治疾病，医术进步很快，约于光绪八年(1882)由台中迁居台北悬壶，医术精良，求诊者日众，加之每多免费施舍，为民众所敬重。公元1884年台北地区霍乱流行，死亡甚众，黄氏精选良方，独创合剂，诊治施药，治愈者达七、八百人。公元1895年台北再次霍乱流行，黄氏除施济合药诊治外，并印发《霍乱吊脚痧》医书千册分送全台。据称经他治愈者千余人。其后，台湾鼠疫流行，蔓延数年，其间斑疹也流行很盛，黄氏更加繁忙于诊治，均取得显著成绩。特别鼠疫蔓延之势甚猛，民众缺乏防治知识，他请求当局准予成立“黑死病治疗所”，自任该所主任，号召社会捐款，他自己以身示范捐款500元，对防治工作进行全盘计划，并编撰《黑死病疙瘩瘟治法新编》，印刷数千册以遍赠全台各地，为阻遏疫症之传染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医术高明，疗效显著，热心防治等社会公益事业，在民众中与社会高层均有很高的知名度，为人们所崇敬和尊重，许多医疗机构聘请他作顾问、会长、主任等。例如，台北县黑死病治疗所医务嘱托、仁济医院嘱托、检疫委员、传染病预防委员、医生会会长、艋舺保安医院传染病隔离所医务主任等等。他在如此繁忙的治疗与社会兼职中，任劳任怨，勤恳奋进，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很重视学生培养，跟从学习者甚众，其中尤以叶炼金、尤子樵、王成渠、周仪垲等最为出色。
, X' {6 X1 v  N" A% h4 K　　中医界参与防治台北十九世纪鼠疫的医师，还有黄守乾，台北人，本名鹿港，人称鹿港乾，是当时台北又一名知名中医师，人们誉为台北中医界之翘楚，门庭若市，疗效卓著，处方用药只是聊聊数味，且附有药论，并兼用针灸。日本侵占之初，台湾地区鼠疫流行，死亡枕藉，他被聘为艋舺(今台北)传染病院(今仁济院)中医部主任医师,被他治愈的鼠疫病人甚众。鼠疫平息后，他仍回寓所行医，求诊者更多。于民国初卒，年近60岁。关于医学著作，此期尚少。《台湾杂记》载有：清·黄逢昶《医方》一书，据称“台湾横山跨海，烟瘴迷漫，忽雨忽睛，湿热又相乘为患，内地人不合水土，致病亡，爱拟医方。壬午三月禀请岑宫保刊行，医人多资调治，板藏台北府考棚内，后为滇军取去”，未见。
# I' v5 n/ n- M　　台湾中医药学之发展与普及：明清时期台湾中医学虽有显著进步与发展，而且普及较快，但因医家忙于诊务而很少著作留传，对其实际状况也难以得到确切的依据。黄叔璥(17世纪)，清大兴人，康熙进士，曾奉命以御使巡视台湾，撰《台湾使槎录》八卷，详述了他在任职时对台湾史、地、政治、经贸、民俗等等的调查情况。该书有鲁煜序曰：“煜闻先生之言曰：余之订是编也，凡禽鱼草木之细，必验其形焉，别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询之耆老，诘之医师，毫厘之疑，靡所不耀，而后即安……先生必务详审精密。”由此可见黄氏在其著作中关于药物、医疗病症的记述当是十分认真的，有着很高的可信性。现将其所述摘引如下，从而可以了解当时台湾医药学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黄叔璥述说：“志载药材，有内地所不经见者：如斑节草、柏菰、蒜茶菰、穿山龙草、土木瓜、风藤、水烛；亦有志所不载者：如金锁匙治疳；铃草、茶匙草、虎咬黄、龙鳞草、四时春、马蹄香(一名一枝香)、金剑草、龙舌黄、羊耳草、治黄姜、蔚子黄、金子龙、船花、正埔姜、鱼签草、苦麻草、鸡骨黄等去风解热；乌甜叶(一名对面乌)止血；柏子草、半天飞凉血；鸡卵藤、宜梧草、万年薯、撮鼻草治疯，鸭嘴黄(一名定经草)调经；千里光治目……等。
　　所记述之中草药共计133种，所治病证种类共计27种。分析27个病种，属内科杂病者8种，属外科(包括骨伤、肿瘤)者15种，属妇科者1种，属儿科者2种，其他为眼科、喉科各1种。可知台湾当时依靠中医药治疗的疾病群状况，医师们医疗病种之特点与水平。所记述之药物绝大多数有台湾特色或仅只产于台省者，而病种名目则与内地十分相似，或完全一致（清，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卷三，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如果将黄氏所记述之药物，与赵学敏《本草钢目拾遗》所收录者作一比较研究，虽然还缺乏完全对应之依据，但也有脉络可寻，因为，赵氏自称编撰中主要“参以旧存江闽秘书”。如斑节草，赵氏记述为斑节相思，注明来自《诸罗(今台湾台南市之佳里镇)志》药用也相仿。又如：猪母菜，《台湾青草药》指出即马齿苋，其药用也与黄氏所述相同。考黄氏所述虎咬黄、茶匙黄，《台湾青草药》认为两者均是连钱草之别名，实为一物。当是黄氏调查时所误作两药，药用相当。
0 S0 N5 J4 H) ^5 A+ d+ z" Q9 K　　台湾在清代已有药物栽培。周煌《琉球国志略》卷15引蔡文溥《同乐苑八景》之一的“种药堤”，诗曰，“闻道仙家延寿草，移栽堤上自成丛，莫教刘阮（刘阮：相传东汉时人，阮肇二人,同入天台山采药遇仙人者）长来采，留与君王佐药笼”。《台湾青草药》载：“延龄草，乃因传说陷人延年益寿”故名。“古时以地下茎煎汁，用以治疗胃肠疾病”。
- M4 t) {) K5 S" }( [　　此外，黄氏在他的著作中还零星提到一些医药知识，例如：“夙山县有姜，名三保姜，相传明初三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水沙连荼，在深山中……性极寒，疗热症最效，每年通事于各番议明，入山培制”，等等。可见黄氏对医疗经验调查之重视与态度之认真，他或许是一位精通医药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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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湾与内陆的医药交流
　　隋代派员多次至台“求访异俗”，如其“药同于江表”，并详记台民“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灸(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风俗习惯。此俗收入《隋书》、《杜祐通典》等，并由唐·陈藏器正式收入《本草拾遗》，此后多为历代本草学者所肯定，从而得到广泛流传与发展。
　　唐宋时期，有关医药交流疏于文献记载，但官府的、民间的以及酋豪尝串众至福建沿海互市或杀掠者时时有之。继元之后，往来者日众。公元1372年，明太祖命杨裁以即位建元诏告台之中山王，中山王派遣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明太祖喜赐大统历等。从此，中山王多次遣弟向明朝贡物，除马匹外，多有硫黄、各种药材等，逐渐扩大到南山王与北山王，均与明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各贡方物、药材等，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其间除官府之药物交流外，1390年还曾发生翻译屋之结等人私带乳香十斤、胡椒二百斤被查获之事，部门官要求“当入官”，明太组则“诏还之”，而且“赐屋之结等六十人钞各十锭”。可见明朝当局对与台交往之重视。
　　永乐间(1403～1424)，大陆去台之百工技艺日新增多。其中自然包括医师、药工人员在内。黄叔璥《台海使槎搓录》记述此期“百工技艺，有挟一拉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趣之，永乐间，先后招来”。可见大陆技术人员曾相继往台以谋生计与出路。民间商贸也日渐频繁，而且远航山东、关东者。例如：“海船多漳、泉商贾，……至山东贩卖(台湾之)粗细碗碟、杉、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至关东贩卖乌茶、黄茶……回日则载药材……”等等。由此可见，两岸之药材已互通有无了。
　　郑和出使西域，随从费信，曾撰《星槎胜览》(1436)，他们所记述之台湾“酿甘蔗为酒。煮海为盐，能习读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这是由于明代台湾之陪臣子弟与凡民之俊秀者，已习读中国书以备他日长史、通事之用。同时也说明台湾知识界、官方与大陆几无差异，公元1591年，台湾礼官以日本方侵噬邻境，台湾不可无王(尚永王卒)，乞令世子速请袭封，于1595年尚宁请袭得皇上仁覆封王。郑和船队在台期间，还将姜移栽夙山(今高维)，故有“夙山县有姜，名三保姜，相传明初三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之说，林谦光《台湾纪略》记述台湾当时居民“疾病不足医，辄浴于河，言大士置药水中，济度诸番，云冬月亦入水澡浴以为快”。有传大士为郑和者。
　　陈侃，嘉靖进士，奉旨使台，由于台海风浪，随从溺死者数而未果。嘉靖十一年（1532），封尚清为中山王，特遣正使科左给中陈侃，陈侃居台多时，回来后于1534年撰《使琉球录》，载乘之船长15丈，阔2.6丈，深1.3丈，分为23舱。其驾舟民140余人。护送军百余人，翻译、礼仪、医生及各色匠役百余人，可见阵势之壮观，医生人等之多，必对台有较大影响。接待也以“洪武礼制……数代相承，不敢违制”。
3 z! i/ _) \+ Z　　清代与台地之文化交流，更加广泛。特别在18世纪前后之百余年间，礼尚往来、贡物遣使者年年不断，台湾已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顺治年间，张学礼曾使台湾，在其《使琉球纪》中说：“补差天文生李光宏、太医吴燕时，聘请从客陈翼等”、“船上下三层，阔2.2丈、长18丈……兵丁250余名，长随50余名”，比之明代之乘船更加安全，人员中已不是一般医生，而是太医，可见人员索质已有明显提高。在药材等交流方面更强调实际需要，康熙五年(1666)，对并非台湾之土产者免其进贡。康熙二十五年(1686)，台地向中央贡物中有：丁香30担，冰片32斤，甜肉豆蔻四瓮。镶金小箱内，装有丁香油、蔷薇油、桂花油备一罐，知其香料药物之档次也进一步提高了。台地之医疗技术，如“台地村舍后每广植(蕉)之”指出“性寒，妇人产后，每以蕉果少许，置儿口中，谓能清热”，“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疗齿痛冻疮极放”，也相继为大陆学者所沿用。如《本草纲目拾遗)引《台湾使槎录》资料等，以“椰油”入药。又该书列香蕉为药。称《本草纲目》“于香蕉独未明晰，今依《粤志》补之”。虽然赵氏叙述香蕉条源于《粤志》，但所述内容与台地相似，亦可说明其源渊关系是密切的。

4 S0 u- D0 z' A" f  y3 Y; Q# z8 ?* e　　四、荷兰据台时期的医学
+ Y$ j3 h. O9 m9 F; z* t0 i　　荷兰人于1624年侵入台湾，为了驯服当地土著居民，协助其开发、掠夺岛上资源，借传教从事其抚化政策，并以医疗作为传教的先导。荷兰人入台之后，修筑热兰遮城为己用，城内设有总督官邸、士兵营房、教堂、监狱、库房和医院。这个医院主要从事驻台荷兰人的保健医疗。翌年，荷兰人又在赤嵌(今台南市一带)建立市衔、名普罗民遮，将中国人迁往该地，建民居住，并建立仓库与医院。西班牙人窍据台湾仅16年(1626～1642)，在此期间，天主教神父在传教的同时，以医学作为接近原居民的工具，为当地人治疗疟疾与天花。这种以商业掠夺为根本目的的医疗事业，随着荷兰人及西班牙人撤出台湾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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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台湾早期的教会医学（1865～1895）
　　台湾如中国本土一样，现代医学的开端系来自西方基督教士的医疗。诚如上述，17世纪荷兰人曾带进了西方医学，但当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人。西方医学也随之消失，至1865年英国医师马雅各来台从事医疗传教，才将西方医学再次植入台湾。19世纪最后的30年是台湾近代医学史的关键时期。马雅各、马偕、兰大卫是三位最重要的早期教会医师，他们的医疗活动不限于这时期内，与他门相关的三所医院，至今仍在为台湾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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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_7 O5 }# H0 f( j　　(一)马雅各和新楼医院
8 C- G0 [8 b  \7 J& I+ A　　马雅各医师(Dr.James Laidlow Maxwell，?～1921)是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外国宣道会派驻台湾的第一位宣教士和医师。其毕业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获文学士又医学博士学位。1865年5月与另一牧师偕同中国助手吴水文、黄嘉志等人抵达台南，在台南府城西门外设布道所。于6月16日开始传教及医疗工作。后因故移至打狗旗，设立礼堂及医馆，继续行医，并扩充了病房，可容纳10名左右住院病人，是为台湾设立医院的滥觞。1868年底，马雅各医师返回台南，租借二老街口许宅设立医馆，就是后来的旧楼医院，此时，马雅各医师已谙台语，并热心医疗工作，深受患者信任，名声远扬，上门求治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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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马偕博士与马偕纪念医院
4 P! ]$ G$ d9 r0 g: {8 s　　马偕博士(Rcv.GcorgeLeslie Mackay，1844～1901)是加拿大人，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1873年作为加拿大长老教会第一位海外宣教师来到台湾，1872年挑选淡水作为传教的根据地，先租用了一间民房，医疗工作即在家里进行。当时疟疾在台湾肆虐，罹此病者死亡众多。最为人所恐惧。马偕当时主要是免费为患者提供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被当地人称为“马偕白药水”。各地民众慕名前来求诊者日众。因房子狭小，不能变付，遂另设医馆。马偕虽原来并非学医，但深知医疗对于传教的重要性。他除了自修医学以外，邀请淡水五洋行的驻诊医师来医馆协助诊疗，并传授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丰富的医药知识和临床经验：
7 C* q6 R0 @9 i: h　　马偕博士在医学上的贡献除了施疗治病，为患者解除病痛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林格医师(Dr.B.S.Ringer)发现人的肺吸虫后，推定了肺吸虫的传染途径。林格是淡水五大洋行的驻诊医师，也是对马偕博士医疗工作帮助最大的医师，曾在马偕的医馆中服务了7年。林格医师于1879年在淡水解剖一因主动脉瘤破裂而死的葡萄牙人尸体时，在其肺脏组织中检出一圆形“豌豆状”的寄生虫。该葡人原为厦门曼松医师(Dr.manson)的病人，遂将该虫送去求证，曼松认为是吸虫。翌年，曼松在来自台湾之福建人患者咳出的红色痰中检出虫卵，因此一并将成虫与虫卵送往伦敦之Cobbold请求鉴定，Cobbold认为该虫为未知之新虫，在1880年命名为Distomaringeri即今之Paragonimuswestrmani。林格医师发现首例寄生于人体的肺吸虫后，马偕博士便开始寻求“肺吸虫”侵入人体的原因。发现台湾民众嗜食淡水螃蟹而感染的事实。近代寄生虫学研究证实马偕博士当初的推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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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 H" }　　(三)兰大卫医师和彰化基督教、医院
　　兰大卫医师(Dr.David Lansborough，1870～1957)是英国人，1890年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因立志从容医疗传教，又送入爱丁堡大学学医，1895年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同年受英国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道会派遣赴台湾从事医疗传教。抵台之初，兰大卫在台南旧楼医院协助安彼得院长看病，并施行大、小手术。1896年10月前住彰化，会同梅甘雾牧师(Rev.Campbell N.Moody)等设医馆。11月29日即以教会作为诊所开始医疗及传道。当时，医院没有固定名称，彰化地区的人称之谓“兰医馆“，外县市的人则称它为彰化医馆。医馆的设备极为简陋，遇到需要开刀的病人，也仅能以竹床当做手术台，施外科手术。因为没有护理人员，兰医师还要彻夜照顾病人，天又要看门诊或骑自行车出诊，工作非常辛劳。于兰大卫医师手术高明，病人愈来愈多，兰医师一人实难付，遂聘请自大社前来协助，还收了五位学生帮助医疗护理工作。此后，每天晚上医疗工作结束后，还要教导学生学习解剖生理等医学知识。因为受当时社会观念的限制，不可能解剖尸体，只能用猴子代替，这是台湾现代医学教育的开端，他的学生中不乏日后成为一代名医者，如高在得、颜振声、林进生、王光胆等人。
　　1912年，已在彰化渡过了17个寒暑的兰大卫医师与英籍女宣教师连玛玉(Miss Majrie Learner)结成连理。婚后，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不辞劳苦地服务于众多中国患者。兰夫人曾有为中国患儿捐献皮肤的感人事迹。1936年兰大卫医师年届65岁，退休离开了他服务40年的彰化基督教医院返回英国。

六、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医学
) X- l& |4 z9 c1 d+ @/ p　　(一)日本占领时期之中医药学
" C5 y' O; G. [. n1 t# h% C　　日本汉方医学源于中医药学，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已有干余年历史，在日本曾有过巨大的发展，为日本人民的保健医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公元1868年，天皇睦仁实行明治维新，在医药卫生方面，祟尚追求西方医学，轻视排斥汉方(即中医)医学，取缔已有百年历史的江户医学馆，停办汉医学校、医学馆与医学所，用西医课程考试汉方医师之执业资格。汉方医界虽尽力进行救亡抗争，但终因政府支持灭汉兴洋而成效甚微。虽然汉方医界前仆后继，持续不断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也未能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
　　日本于1895年占领我台湾之时，正是日本汉方医学在政令和法律的强制下，已经失去了继续公开抗争的余力。从而步入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台湾中医界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虽然也多次请求，但终难逃免被公然取缔的命运。台湾之中医药学步入了医师逐年减少，而药店、药业人员逐年增加的畸形发展。本世纪二十年代台湾，可以执业的合格医师数虽有上升，这与昭和年间日本汉医团体之再度崛起，其活动也波及台湾，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然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中华民族对自己传统医学信赖的社会基础。现将日本统治台湾的三次有关中医药统计情况列下：
, m4 J. F+ R8 r- Y% ]0 _/ \# u( k　　1897年日本占领台省之统计：当时有中医1070人，据当局分析，富有声望者29人，通儒施医者91人，自称祖传者97人，其他均为一般时医，占80%左右。
3 E& B# K  w4 a: [2 v4 }　　1901年，日本占领者对台湾中医进行考试(按：日本明治维新对其本土之汉方医生举行考试，主要考西医，其目的是将中医改造成为西医，为消灭取缔中医的一种手段)，然而申请报考者竟多达2l26人，经过考试及格者仍有1097人之多，可见我台省中医界求生存竞争之烈。加上未经考试而有许可证者650人，以及考试不及格但给予同情许可证者156人，因此，台湾本世纪初，有合格中医师1903人。此后，日本为了在台湾推行其消灭中医的政策，不再举办中医考试，从此，中医绝了后来者，三十多年间，中医师只能年年减少，乃至完全消灭。
　　1931年，日本昭和六年末，当局对我台省各地之医药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统计，有医药人员共3l61人，其中本岛人之医生325人，经营中药者2519人，经营洋药者112人；内地人之经营中药者17人，经营洋药者179人；外国人之经营中药者9人，医生共计325人，仅占药物经营者2836人的11.5%，而且这些医生均集中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而澎湖、花莲港与台东竟无医生，这完全是日本占领者在台推行其消灭中医政策的典型恶果。到1945年台湾回归时，台省持有许可证的中医仅存10人，台湾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已可见一斑了。《台湾皇汉医界》第51期编后记称：“查去年台湾总督府所谓之全岛汉药业者，有2545人之多，而洋药业者才有291人也。由是观之，足悉我台民之信用汉药者较之洋药者尚众，然与药最有关联之医生，据同年所调仅残325人而已。灵效之汉药，鉴近虽有中兴之势，而汉医竟归于衰落之途，良可慨也”。
! O3 L, y" Y; t9 k　　台湾中医药界之救亡斗争：如果说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出于政治之考虑，在消灭中医方面尚不如在其本土那么明目张胆，台湾中医所感受的压力还不迫切。然而30年过去了，老年中医相继离世，而不能有任何后继者补充，中医界终于感受到形势之严重，在昭和初日本汉医学界又一次组织学会，与当局进行救亡斗争的影响下，也开始组织学会，创办杂志，动员社会力量，与当局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与合法地位。
　　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约与日本“东洋医道会”“皇汉医道会”创立同年，台湾陈茂通氏等，联络东京之医道会，在台创设支部，陈任支部长，由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发行《台湾皇汉医界》月刊，现仅摘其若干论文之要略，可知台湾中医救亡斗争之状况与结果，林彭辉以《论汉医药将来当有发展可观》为题指出：汉医被日本国法禁止，“然岛民久信汉医，惯用汉药。……”并对当局请愿运动，靡不竭力奋斗，“废餐忘寝，以期保存国粹”。“所最憾者，政府无设汉医学校”，”切望当局诸公，早鉴现代之趋势，俯察下情，急筹设法，俾国粹昌明，共登寿域”。然而终未能对日本当局消灭中医之既定政策产生任何影响，我台省中医因在日本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下，已基本上破取缔消灭了。
- y3 x2 [! ~! {. y: j& l# i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已日渐减少，西医之培养由于受到当局的支持，毕业者渐多，加之日本学者到台，关注中药研究者渐多，对于中医或有倡导中西汇通之研究者，则续有发展。然亦议论多而甚少实际研究者。例如，陈寄生以《汉西医药均须研究说》为题，叹“吾台精于汉医者固多，然能取西法参而用之者，寥苦辰星”，他佩服陈好敕“先生不但汉医精微，对西法之潜心研究，实有出人意外者”，他希望“人人能如好敕先生，则吾台皇汉医道之发达，定能昌大其将来世”，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一些中医由于当局限制消灭中医的政策所迫，由钻研中医学问转而学习西医，以谋出路。史实说明，由于当局并无支持之意，这种希望只能成为学者们不能实现的幻想。
/ S9 `* h; m! K　　日据时期台湾著名中医师：台湾在日本侵占之初，中医队伍还很壮大，且不乏医术高明之士。据有关文献收载综合其知名者约60人，比明清之知名者高出倍余。现仅举其代表人物简介如下：
　　吴得福(?～1895)，台北大安庄人，吴氏崇尚道教，兼通医药，治病多效，名闻乡里。公元1895年日本派军侵占台湾时，他便参加了抗日运动，不幸于同年8月31日为日军所俘，竟公然被判处死刑。吴得福不堪狱中虐待而自杀。
　　丁宝鋆(1874～1911)，字锡奎，号士庄，赋性聪敏，为人厚道忠诚，勤于攻读，博采群书，年21岁因反抗日军占领台湾，随兄到泉州避难，适逢晋江科期，乃报名应试，及第庠生。不久，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回到台湾，此时台湾鼠疫流行，死者甚众，他触景伤情，发奋攻读医书，得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朝夕诵读以求明医之理，其后又钻研《黄帝内经》与《难经》等经典医籍，对医理与临床诊治经验的积累日丰，治疗效果也不断提高，人谓“手出药方，多见奇效”。他医德高尚，不收谢礼，惜年仅37岁而终。
* }( {3 l; G7 |' E' g& }: }, Z5 _　　黄瑶琨(1874～1925?)，号青华，著名中医黄玉阶之介弟，少时学习岐黄之术，年长后医术更精，1897年毕业于国语学校第三附属速成科。后入“本省人医师养成所”肆业，适逢该校改为医学校，成为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是为台省人最早的西医师，任台北医院医务助手，工作三年后辞职，自己开设“日新医馆”。后又任台中厅员林公医，于1914年返回台北，再次在大稻埕悬壶问世，并对地方公益事业多所贡献。
" Y, b# R4 T. M2 i4 m3 _9 o　　杨棕(1881～1932)，彰化街(今彰化市)人，字炳棕，其高祖于清代中期迁居台湾鹿港棋盘厝，1888年移居彰化街西门。祖父杨地富，父亲杨安坐，均以医为业。杨棕为安坐之长子，继承父、祖之遗志，在彰化悬壶济世，很受群众敬重，1900年杨棕创办“杨棕医院”，求医者日众。杨氏医德高尚，若有贫寒者就医，不但不收药费，有时还自备出诊轿车往治，甚至遇有不治之病患，死后无力埋葬者，他还赠予棺木等费用。1930年为了满足需要还扩建贫民病房10余间，收治贫民患者住院治疗，改“杨棕医院”为“璜溪医院”，扩大了诊治范围，由此名闻遐迩，北至新竹，南到嘉义，叩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尤子樵，台北人，初学儒，后跟台湾著名中医学家黄玉阶攻读岐黄之术，特别对慢性疑难病症颇多治验，与当时名医鹿港乾、叶炼金齐名。尤以妇科、伤寒之病症，每因中西医诊治罔效者，经他施治多转危为安，被誉为台北首屈一指的中医。
　　许一壶，原籍海南，移居嘉邑之竹林庄。名如栋，早年父母双亡，稍长即外出游浪，为人司会计事，其间多与方技家交往，虚心请教学习。凡葛洪《肘后方》之书，华佗五禽戏之术，都勤学博采，极意搜寻，务得其要领而后罢。多年的积累，使自己医疗技术日益丰富，求其诊治者接踵而至，时人以董奉杏林誊之，医名大振。由于台地山岚瘴气严重，谋财之奸商庸医不少，劣药充市，许氏对此十分愤慨。他常说：“人命非可草荐视者，……吾其为韩伯休乎”。对自己所用之药“非地道者不采置”，更加勤奋情考《神农本草经》、《雷公》遗法，尊古炮制，作到药精而价廉，颇为人们所崇敬，晚年入山林隐居不出，享年七十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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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o+ ~8 \# |　　(二)日本据台时期的现代医学(1895～1945)
　　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迫使清朝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幸沦亡，被日本侵略者占据。从1895年开始，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日本统治者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对台湾医学显示了一定的关注，形成此时期医学发展的某些特定环境与状况。
　　1、医疗卫生行政
, X. M8 u, p" q% O: ?6 B" x　　日本占据台湾后，设总督府于台北。在卫生行政方面，分设中央及地方卫生行政机关。初置卫生事务所于台总督府官房，主管台湾卫生事务，由民政局内务部警察课掌管保健卫生，由军部办理医事卫生。因官制改订，几经变革后，设卫生课隶属总督府警务局，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掌管岛内一般卫生行政。其主管业务包括：传染病及地方病、卫生保健、海港检疫、上水(饮用水)及下水(水沟)和市区及港湾之卫生计划、医制及药制、官公立医院、取缔鸦片及其代用品，有关济生会及其他施药事项。地方行政机关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维五州及台东、花莲港、澎湖三厅，各州警务部置卫生课、各厅警务课置卫生系，以分掌各地方之卫生行政事务。
　　2、医学教育
　　日本据台后，总督府于1895年6月20日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创立了台湾病院(后改称台北病院，再改称台北医院)。两年后，即1897年4月，台北医皖院长山口秀高在院内设立医学讲习所，集台湾子弟约30名施以近代医学教育，入学者多为日语传习所毕业生、医生(中医师)，及药店弟子，初期由台北医院派医师四名，药局人员两名担任教学，教授一般课程(物理、化学、数学、地理、历史、动植物学等)及医学，此为日本据台后医学教育之开始。此试办之医学讲习所颇具成效，乃于1899年制定总督内医学校官制，4月正式成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02年5月11日第一届本科学生3名毕业。第二届仅有毕业生1名。第三届10名。第四届9名。第五届增加到23名。其后，年有所增，医学教育逐渐步上轨道。早期的医学校没有属于自己的医院，而基于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歧视，以日本病人为主体的台北医院不开放给台湾学生做临床学习，只能由日本教师率领台湾学生远路到台北仁济院或行旅病人收容所做临床实习。
1 b- M+ P8 {4 }, {& o　　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所设之最高学府为台北帝国大学。该校开设之初，只设文政、理农两学部，至l936年始设立医学部，以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校舍改充医学部之用。1936年1月7日，制定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规程，3月23日任命三田定则为该学部第一代部长。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多由日本本土各大学教授、副教授中选拔，一部分由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或台北医院主任级医师转任。杜聪明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中唯一的台湾人教授，1937年三田定则升任台北帝国大学总长，由东京帝国大学名誊教授永井潜接任医学部长。台北医院移管，成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小田俊郎任初代院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日台湾终于光复。台北帝国大学由国民政府派员接收，改为“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部改为“医学院”，由原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杜聪明任院长。附属病院改为“附设医院”，由大陆来台的陈礼节任院长。
0 W- `, u3 x- M　　3、有关疾病
# O6 j% J* J' V" R' e　　日本占据台湾后迄大正年代初期，台湾地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疟疾，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高达1万人。其后，逐渐减少。1907年前后，死于肺炎的比率逐渐升高，至1917年肺炎已占台湾本岛死亡原因的首位。其次是下痢肠炎和肺结核。
　　(1)急性传染病
$ J. Y) i& m8 z- V" g: n3 j　　台湾的急性传染病有鼠疫、肠伤寒、赤痢、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恙虫病等。
* x/ M* H" B) U& W7 p$ v1 @/ x# c　　①鼠疫：日本占据台湾初期，急性传染病中以鼠疫最为猖厥，1896年台湾有鼠疫大流行，系由厦门进入安平之帆船带来此病。安平发生病人40～50名，台南也有救十名，稍后又经淡水侵入台北。最先发现此病者为日军驻台南部队二等军医村上弥若。他将从病人腺肿液培养出的检体送往东京军医学校教官冈田国太郎请求判定，结果证实此乃Yersin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这是首次给日本人检出之Yersin杆菌。当时尚不明确鼠疫流行与鼠的关系，但鼠疫流行前后老鼠大量死亡这一事实已引起了台湾和香港的有关人士的注意。同年11月，鼠疫流行仍无止息迹象，也缺乏有效的预防办法，遂邀请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绪方正规、山极胜三郎来台做细菌病理和临床研究。在台北小南门外设立了鼠疫研究室，堀内次雄辅佐工作。他们证实了鼠和人类之鼠疫为同一病原体Yersinia Pestis，而附着于老鼠的吸血昆虫跳蚤为传播媒介。于是，遂加强灭鼠以防止鼠疫蔓延。然而，贸易船只的往来，使台湾的鼠疫一直继续不断，流行达22年之久，患者总数达301901人，死者达24104人。
7 w$ g+ ~9 a9 B　　②疟疾：自古以来，台湾被视为瘴疫之区，人临其境，多罹病而死。这种情形即使到了19世纪末仍未有改善。其中威胁岛民健康最为严重者就是疟疾，当时尚不知疟疾系由蚊虫传播，而相信是由地面升起的瘴气所引起，故西人来台者常将睡床架高以防瘴气。直至1898年，日本占据台湾的三年后，才由Ronald Ross和Manson证实疟疾由疟蚊(Anopheles)蚊传播。此后一时期内，对Anopheles蚊的研究很多。木下嘉士朗1901年最先报告台湾有疟蚊存在。羽鸟重郎在台北搜集调查蚊虫并羽化出新种，命名为台湾疟蚊。1902年发现四日热疟疾原虫。其后，经研究确定的蚊种类达14种之多。
　　1913年开始防疟工作，制定了防疟规则。在特定地点依据实验资料检出疟原虫保有者，对Anopheles蚊孽生之沼泽、水池、排水沟等撤药灭蚊。并对全岛采血验出之原虫保有者，予以奎宁内服治疗，1919年在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设置了疟疾治疗实验所。诚如前述，疟疾曾经是台湾省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后因防疫奏效，死亡人数显著降低，但仍未能根绝。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前，疟疾仍高居台湾地方病之首。
　　③霍乱：1895年日军侵入台湾时，正值霍乱流行，当时澎湖诸岛亦有流行。此后，于1902年、1919年及1920年均有大流行，尤以1920年之流行为烈，流行于台北、台南及澎湖诸岛，病人3836名，死2693名。翌年疫情再燃，流行于台中以南之西部地区，其后迄1941年有6次局部流行。
　　④天然痘(天花)：与霍乱同样主要由境外传入，1906年一月颁布台湾种痘法后，每年定期施行一次种痘。有发生天然痘的地区，则实施临时种痘。后仿效日本本土，达十岁时第二次种痘，预防的效果较为显著。超过500人的流行只有1920年1次而已。所使用的疫苗最初由日本输入，大正时代由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卫生部制造，自给自足，热带医学研究所成立后，使用台湾水牛制造痘苗以供岛内需要。
　　⑤肠伤寒及副伤寒：1905年堀内次雄首次在台湾本岛检出B型副伤寒杆菌，1907年黑川嘉雄检出了A型副伤寒杆茵，台湾的肠伤寒流行迄1905年，每年发生数均在200名以下，但由1912年以后急剧增加，超过1000名。好发于都市、日本人之罹病率高是其特征。总督府卫生课技师下条久马一与曾田长宗分伤寒杆菌为12型，追究菌型以探讨此病感染途径，有助于防疫。
6 ?; O' y) b- ~" k$ I　　⑥痢疾：台湾有阿米巴痢疾，称台湾痢疾，常会引起肝肿疡。1905年海军军区田代丰吉郎在澎湖岛马公首次检出痢疾杆茵。总之，痢疾在台湾未见大流行。自1904年至1941年之间，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合计每年有100～600名病人，年间死亡人数最多不到200名，杜聪明及邱添贤研究中药发现木瓜叶中富有对阿米巴有强烈毒杀作用的有效成分。
　　⑦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堀内次雄、蒲池佐太最先报告本病。1918年1月，在台北及各地发生流行，其后20多年间，发生若干散发病人。1923年间，有较大的流行。
　　⑧恙虫病：根据1911～3943年间的报告，台湾的恙虫病人共计3921人，分布于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澎湖等13个县市、兰屿及澎佳屿，1908年在花莲港厅辖山地发生类似肠伤寒之热性病人，俗称木瓜热。其后在各地发现此病。1914年太鲁阁山地日军讨伐队员多数发病，卫生班之羽鸟重郎进行本病之流行病学及临床观察，于1915年在台湾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之为“发疹性腺肿热”，酷似日本新泻地方之恙虫病。1920年新泻医科大学之川村麟也和山口正道来台确认新泻系恙虫病毒与台湾系恙虫病毒之间成立交叉免疫。台湾恙虫病之死亡率为10.7%，远较日本本土之31.5%～36.8%为低。
　　(2)地方病、寄生虫病与毒蛇咬伤
0 h- R8 G4 O2 V! P# ]" }　　①甲状腺肿：此为台湾广泛分布的地方病之一，其病因与饮水中钙含量过高和碘含量过低有关，甲状腺肿在台北州浊水溪上游、新竹州大溪一带、台中州埔里地方、高雄州、台东及花莲港山地均有分布，山地人发生率最高，台湾本岛人次之。
, m: Y2 c" E% G& B, ^+ i+ P　　②寄生虫：在台湾最早发现报导的寄生虫病为肺吸虫。英国医师林格于1879年在淡水发现首例人体肺吸虫患者，1915年中川幸庵在台湾新竹发现竹东郡山地部落溪流中的赤蟹及毛蟹为传染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1917年横川定证实了淡水螺为肺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
& W2 o# P8 z+ I: i+ @; g　　其他一般肠寄生虫病之感染率很高，蛔虫、钩虫、鞭虫及蛲虫最为普遍。
( @1 B( T' L1 J　　③毒蛇咬伤：台湾岛跨热带及亚热带，四时气温高，雨量丰富，草木郁葱，适合蛇类栖息生长。迄1941年台湾已发现蛇类51种，其中有15种为毒蛇。岛民被毒蛇咬伤，屡见不鲜，因而致死者亦为数不少。根据总督府的调查，1897年至1903年间，全岛遭毒蛇咬伤人数为1853人，1901年至1938年间，毒蛇咬伤人数为12645人，死亡者为839人。
5 L4 c, \* T, l　　在台湾最早开始从事毒蛇之研究者为羽鸟重郎(1904)和山口谨尔(1921)，后来台北帝国大学药理学教研室以杜聪明教授为主所展开的蛇毒之药理学及毒物学的研究为蛇毒之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他和门生的实验归结出蛇毒可分为出血性蛇毒与神经性蛇毒。
1 J1 ?: U, j9 q% x　　4、医学人物
/ q/ ^& R& \7 ~　　这一期间，台湾医界最杰出的人物是杜聪明博士，杜聪明(1893～1986)，号思牧，生于台北谈水三芝乡北新庄子，祖籍福建泉州，17岁考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14年以首席毕业，1916年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药物学教室，接受森岛库太教授的指导。于1922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为台湾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1925年12月以台湾总督府在外研究员身份派赴美、加、英、德、法、意六国进修。1937年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担任药理学讲座。
/ |) Z: ]% \+ N　　杜聪明教授一生以“乐学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专心致力于台湾的医学研究，在台湾产毒蛇及蛇毒之药理学、鸦片烟及吗啡类慢性中毒及中药药理学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获得国际声誉。1939年第13回日本药理学会在台湾举行，由杜聪明任会长。在杜先生领导的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药理学教室里培养出很多杰出的药理学家。1945年日本投降，结束了对台湾的统治，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改称台湾大学医学院，杜聪明出任首任院长，并一手创立了高雄医学院，为台湾培养了无数医学人才，誉为台湾医学之父。

第十节 军事医学

　　清代有陆军、水师两个军种。陆军有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八旗兵由于骑兵多，以骑射为特点，因之盔甲、弓箭及所佩刀为各营经常使用的战守武器。除大炮自明末以来吸取西法制造外，其它刀枪矛箭，都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旧传。清代前、中期在武器上实无多大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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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0 z2 m% A- A" _　　一、部队军医的派遣
　　在鸦片战争前，清沿袭明代的制度，军医也由太医院派遣。如果军队需要医生时，由礼部选派两名医生乘驿前往，并派遣兵部官一人伴送，也有奉特旨前住部队的。
" d* |' y, c4 R　　总之，清代在新军成立以前，军队中似无固定的军医名额。遇有将士患病，多系临时奏请派遣，据《东华录》的记载，从乾隆以至光绪朝，一般高级将领负伤或疾病时，如军情紧急或病势较轻，则派御医或医官前往，令其在营调治，或至附近城市与省城就医，藉资坐镇；如病情严重，则给假返里，或回京调治。
　　至于战士则仅在夏季或疫病流行时，由太医院配发时症药物及急救药品。如痧药、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及如意拔毒散等，其余受伤患病兵丁，战时在营调养，战后则遣回治疗。这样，在军队中既无固定军医，又无经常卫生设施，只是临时应付，根本不能解决军队的医疗防疫问题，一旦疾疫流行，便束手无策。如湘军与太平军之战，鲍超一军病者6670人，死者数千，溃不成军，就是很好的证明。
8 s; g0 h) r; c8 @/ _7 r　　二、对渎职医官及官员的处分
# @1 F8 P' P$ f　　因为军医随军作战比较辛苦，一般医生多不愿充任而雇人代替。《大清会典·太医院》规定：随征医官，如果私自以庸医充代的，必须治罪。还规定凡军士在镇守地方患病，镇守官不备文请求医治的，笞四十；因而致死的，杖八十，若该省部门，不差拨良医，或不治对症医治者，同样冶罪。
　　三、对严寒酷暑所致疾病的预防
　　在严寒酷暑中行军，常易发生冻伤或中暑，所以在各家兵书中，对如何预防严寒酷暑所致疾病的发生多有记载。如《揭子战书·暑战》中即提出：“暑气能生疾疫，毋使久暴日中，为日暴则常饵辟暑药而疾战敌。为日暴当竣日盛，盔甲烙手，乃出。盖寒瘃则阳气衰，暑盛则阳气痿，力靡可克也，”又如“乘雪而袭，因雪而捣，皆乱不疑，必万有胜理，乃出也。……军宜聚处，饵热性之物，及热钦食而后行，不当数出，令受风寒；不然，寒甚倒人之血脉，在北地人有指堕体僵，颠殒不支者，可不畏哉！”
　　四、对火器伤的治疗
  v- F2 j! i% D: g1 k　　明季从西洋输入佛郎机大炮，尔后，又有鸟枪、手铳等。其余伤力视冷兵器倍增，成为当时军医所遭遇的新课题。他们对大炮所伤，束手无策，仅对于弹创伤稍有处置办法。但其治疗原则仍与过去治箭头入肉不出相同。明末清初的赵吉士(1628～1706年)所撰《寄园寄所寄·驱睡寄》引《客中闲集》说：“刘荐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干苋菜与沙糖涂之，能出箭头与铅炮子”。至乾隆时，曾恒德《洗冤录表》用南瓜瓤敷贴创口，使肉里枪子自出方，以及后来《军中医方备要》等书，仍旧将治疗箭镞不出的医方，移作治疗子弹不出的创伤之用。
  T2 a3 X9 B9 F7 z6 t7 S  J　　至于用物理方法以灌取夹在肉内的枪弹，则在清初《调燮类篇》的“方抄类”中，已载有“沿取铅子陷肉不出方”，如“铅子入内者，用水银从伤处灌入，则铅随水银而出”，《军中医方备要》及《行军方便方》等书也用此法。此法系利用高比重的液体性水银浮出铅弹，其构思是合理的，但如不能及时挤出弹道内的水银，可能引起毒害。
/ i7 B( [/ h6 {& Y! x5 `　　其后，曾恒德《洗冤录表》载：“枪子伤人着肉里者，以大吸铁石吸子，其子自出”，《军中医方备要》诸书，也有此说，但对铜子就没有办法，不得不采用外科手术。此法首见于《军中医方备要》，在“中枪炮伤”条中说：“苦铜子难出，必用利刀割而取之，取尽方无患，再用童便洗伤处，洗净敷药，外用太乙膏护之”，该书还载有服用麻醉药以开取子弹的办法，所用有川乌、草乌、闹洋花等，至于用内服药以治子弹在内不出之方，不过是将金创常用药，以治疗枪炮伤而已。
　　总之，我国古代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战场上多以拳脚及刀枪而箭戟取胜，在治疗上以金创折疡为主。因此，古代军事医学很少专门著作，而附载于伤科之中，宋以后，随着火器的发展，枪炮用于战争，其杀伤力实百十倍于刀箭时代，但在1840年以前，枪炮的应用不多，因此，在古代军事医学上，其疗法仍与冷兵器伤的内容相似。虽然在手术、麻醉、用药及治疗技术上，比前代有所进步，但仍远远落后于当时军事医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