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

——关于“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若干思考

2018年03月29日 18: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震[url=]字号[/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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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申报结果出来之后，中国哲学界特别是宋明理学领域相关学者给予广泛关注，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主要有两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写以及如何重写《宋明理学史》。本文想就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重写”谈些初浅的想法，供学界批评指正。

　　挖掘新材料与增强方法*论自觉

　　20世纪80代，在侯外庐先生的带领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室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先后推出了《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册共130万言的巨著，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然而，学术著述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宋明理学史》亦概莫能外。由于受到某些时代条件的制约，该著在资料准备以及观念运用等方面带有浓厚的时代痕迹，如对理学基本文献的掌握还存在较大欠缺，文献解读以及理论研判等方面也受制于某些观念预设（如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负面评价居多）等。

　　此后30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宋明理学史》进行反思和总结，摆脱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在对30多年来的研究进行总体反省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主题，增强问题意识，重新推动对宋明理学更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从而充分展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理论学术水平。为此，我们需要着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掌握基本文献，二是深入拓展理论研究。

　　近年来文献整理的实质性推进以及大量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为我们的“新编”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文献资料好比食粮，有了食粮才能下锅做饭。这是使“新编”得以成其为“新编”的首要条件。然而，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新材料还不够，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新材料，如何使用这些新材料。为了实现“新编”的目标，我们应当深入拓展理论研究，创新研究视角和方法取径，增强方法*论自觉。需要强调的是，方法需以文本为基础，从文本中总结出方法，这才是真本领所在。另外，方法作为“工具”，是为实现某种目标而服务的，因此，它应当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如果将方法看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自家珍宝，往往意味着学术气局的狭小，不值得推崇。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应当积极汲取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它是来自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

　　再者，哲学问题从来不是抽离于人类历史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它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必然表现为具体的普遍性。举例来说，由于近年来东亚儒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我们发现在中国儒学史上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哲学命题，传到日本和韩国之后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化。一些看似绝对的思想命题，在日本与韩国儒学史上的解释就显得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近世日本儒学史上，不少儒者竟然试图全面颠覆宋明理学的天理观，还有些儒者对思孟一脉的仁政思想以及良知本心观念不以为然。这些历史现象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性问题只要落实到具体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就必然会产生具体性的转化。这也告诉我们，在从事宋明理学研究之际，我们的方法*论也应当充分注意哲学性、普遍性以及具体性等方面的彼此关联，若用某种固态化的立场预设以概其余，而忽视历史文化的具体语境，就不免产生偏失。

重新审视“理学”问题

　　宋明理学研究既需要一种哲学的观照以及哲学史的研究进路，同时也需要开拓视野，充分关注儒学、经学乃至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径和方法多元的设定，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宋明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问题。严格说来，宋明理学只是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领域，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相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然而，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宋明理学的称呼只是一种方便法门，因为在严格意义上，“理学”一词难以涵盖整个宋明时代的儒学思想发展，更难以穷尽宋明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只是由于习以成俗，我们不妨采用“理学”一名，但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确实需要有一种自觉。

　　在我们看来，宋明理学其实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是对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隋唐佛教等思想的一种创造性继承和转化。一方面，宋明理学对于“性与天道”“天人关系”“心性构架”“理气问题”“本体工夫”等哲学问题的探讨，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对理学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另一方面，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发展形态，若将其置于宋明理学史整体背景下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理论形态是多彩多姿的：既有强烈的以重建道统为旨趣的道学一脉，又有超越汉唐传统的新经学思想；既有理学模式的观念学说，又有事功学的思想追求；既有以性即理为主导的理学建构，又有以心即理为主导的心学思想；既有以道问学为趋向的格物致知理论，又有以尊德性为主要导向的身心之学的取向；既有以“四书五经”新经典的确立为标志的儒学精英化转向，又有以书院讲学、民间讲学为标志的儒学世俗化转向。诸如此类，我们很难用“理学”一词来加以统摄。出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我们的研究取向不得不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发展的全局来重新思考和安排。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力图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断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对象为原则的研究进路，基于以问题研究为主、以人物个案研究为辅的考虑，把重点放在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研究上，以此两点为主轴，上下打通，力图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作出整体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面展示。

　　“理学”研究助推中国哲学发展

　　在宋明理学研究过程中，还必然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估宋明理学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一方面，“宋明理学”是一个老名词，从黄宗羲两部学案算起，以宋明时代为界线，以理学问题为核心，以学术史思想史的梳理为手法，黄宗羲、全祖望就已经初步建构起“宋明理学史”的框架。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中国哲学”却是一个新名词，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一个新领域。关于这个名词的合法性问题，自其诞生之初起就一直存在而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前些年还发生过有关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但是，若把“哲学性”理解为对宇宙人生等所有根本问题之追问和思考，那么，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显然也有哲学性问题的存在，它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思想智慧，在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当中，绵延不绝，延续至今。无论从文献经典的丰富性和思想性，还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广度和深度等角度看，中国都有着自己的哲学传统，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表现方式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而已。

　　那么，从宋明理学的角度看，它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呢？要而言之，我以为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宋明新儒学，不仅是对先秦以来传统儒学的创造性继承和转化，而且对于近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近现代儒学思想在中西古今这一时代课题的逼迫下，得以迂回发展或开拓新路，多少都与如何理解宋明理学的思想理论、如何继承和发扬宋明理学的思想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儒学发展史上如果没有宋明儒学的发展阶段，那么近现代之后的所谓新儒学将难以重现，因为当代新儒家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继承，这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就当今中国哲学发展而言，既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也要尊重传统，反省和抛弃“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傲慢态度。而传统文化如何回应时代关切，如何实现自身的创新性转化，正是我们重写《宋明理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必将起到积极正面的助推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评价一种学术思想是否发展，也要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考察。
一个中心就是 百家学说都是在为治国理正提供参考，这是主流意识。两个基本点 一要有合理性，就是要符合民意；二要有可行性，就是要使绝大多数民众能够遵守。

五四运动，是对传统文化误解后的再误解。

得力 发表于 2018-4-4 14:24
五四运动，是对传统文化误解后的再误解。

谢谢光临，史学我正在学习，先生能细说说嘛？

【转贴】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岁生日，从官方到民间都有纪念，这是多年来少有的政治和学术现象。
所谓的五四精神，只是当时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学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刺激，在救亡图存需求的精神感召下，片面地接受了当时西方、日本等国流行的科学、民主思想，（现代科学精神，并非只是科学、民主两项，还应该包括宗教、人权、自由、平等、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等） 同时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与必要的敬畏精神，更没有认真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后来的先进党派，甚至是执政党，都认同这一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使之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西方及俄国的很多著名学者，如俄国的屠格涅夫、法国的雨果等，他们也经历了十分巨大的民族灾难，但他们始终对传统文化保持应有的敬畏，从来没有彻底否定。反观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态度者还不少。九十年之后，我们终于走上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正确对待并继承传统文化的道路。我国政府提出的“小康”社会的概念、建设“和谐社会”的概念，其实都来自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在世界建设100所“孔子学院”的实践，以及在国内各地相继出现的“国学院”，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继承的表现。
近一个世纪以来，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大自然，我们都缺乏必要的敬畏精神。我们自己糟蹋破坏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失去了，才知道宝贵。尽管为时稍晚，很多东西已经无法恢复，但修正错误道路，改正错误，总是值得称道的。

【转贴】兰台说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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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既承认西学东渐之大势，又从西学东渐中痛感传统文化之不可或缺，从而致力于融汇中西、实现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如一场飓风冲进了文化领域，荡涤着原有的一切。这场运动的声威之著、影响之大，不但在历史学课本上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一课，对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如狂飙突进）

彻底地反传统提倡全盘西化

清末民初的中国人面临的，是积弱不振的国势和列强侵略瓜分的危险，在此前提下。传统文化首先被归罪于不能提供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振兴的力量。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说过：“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不是国粹。”

那么，传统文化既无能“保存我们”，那么我们对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必须“取由来的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的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只有这样,才能“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直视传统文化如敝履,必欲弃之而后快。

然则在传统文化付之一炬之后,国人应当怎么办呢?曰:“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不过能否退一步,作中西文化调和之想呢?不能。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这实际上是宣布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与西方输入的新文化是“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的,因此,他进而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的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反对骑墙的坚决态度跃然纸上。

上面这些激烈的言词和极端的态度,虽未直接宣称全盘反传统,实际上已是全盘反传统的倾向;虽未明白主张全盘西化,实际上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这是一个思想革命的狂飘时代,是一个打破一切偶象崇拜的时代,也是一个权威流失的时代,当着国人背负数千年传统重担而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着国人积七十年文化改造失败的教训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痛感传统文化的必须彻底更新吗。他们将攻击的矛头明白以指向以“吃人礼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认为传统文化与近代世界的矛盾非调和之药所能医治,而必须如火凤凰之涅梁,才能得到新文化的诞生。

明知传统文化优点却刻意彻底否定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们并非不知道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糟粕。比如陈独秀，他对儒学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而是既有批评又有认同。

在儒学的内容上,陈独秀批判封建糟柏,认同精粹思想。他认为,孔子学说中有特色的主要是礼教和不言神怪两部分,而以现代的民主和科学的尺度衡量,礼教是反民主的,而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他批判儒学,主要就是批判以三纲为根本教义的礼教。他认同儒学,首先就是肯定孔子多言人事罕言鬼神的非宗教迷信思想。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就曾提到,中国敬天明鬼的宗教思想“不始于孔氏”,孔教多言人事,罕语鬼神,即使言天言鬼,也“不过假借鬼神,以隆人治”,指出这是孔子的“特识”?。

在儒学的社会功能上,批判为封建君主专制辨护的政治化的孔教,认同其作为一家学说的文化上的价值。陈独秀把孔教作为维护专制制度的灵魂、护符加以批判。但他区分了作为学者、思想家的孔子与历代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孔教。他不反对孔子个人,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甚至还把孔子和墨子并列树为青年学习的楷模。他也不否认孔学作为一家学说,在学术上有值得研究之处,如认为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提法,都值得探讨。

陈独秀集中批判三纲五常而不是否定孔学的全部内容;从非思想因素看,是批判独尊儒学“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而不否定儒学在一定社会范围、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价值。也就是说,他对儒学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但虽然明白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但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却表现出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

新潮社成员毛子水认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历史,从学术思想来说不仅比不上近代欧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从历史来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胡适更进而言之,中国是百事不如人,艺术、法律、制度等等都落后于外国。有人提出了一些激烈的主张。陈独秀痛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钱玄同认为,要挽救中国民族必须祛除三纲五常的奴隶道德和神灵鬼怪的迷信思想,为此就得废孔学,灭道教,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以至废除汉字。包括鲁迅在内的其它思想家也都有激烈的言论。

陈独秀“满腔怒火地将孔教作为一个整体给予一系列猛烈的抨击。因为这种抨击是以整体性思想为出发点的,所以立即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的整体”,“我们必须把陈独秀对孔教的整体攻击,看作代表他的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

为何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认识和行为上有如此落差呢？

这要从他们面对的环境和思想进行探究。近现代中国始终面临救亡与现代化的双重选择: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抗击殖民侵略;既要维护民族尊严又要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家普遍面临近乎二律背反的痛苦抉择,无论国粹派、本位派、折衷派、西化派,都经受理论和实践的困惑,“矫枉过正”是近现代尤其是戊戍维新以来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征。

矫枉过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为世代相沿的信古风气、对孔圣人的迷信,深深积淀在人们思想与行为方式中的偏见和积习……,总之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于是,他们要付出浑身解数。在有史以来传统文化从未被怀疑和批判的情势下,只有这样坚决的全面否定的态度才能使国人惊醒,才能起到启蒙作用,也才有摧枯拉朽的力量。

由于愤激,他们有时只想甩掉包袱,忘却了还应该打开包只看看,留下不该丢掉的东西。就在他们反传统的时候自己却被打上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印记，这就“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的文化偏向。

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与传统文化的污名化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批孔的主要内容，按陈独秀的说法是:“儒学的核心是礼教,它是封建伦理政治的根本。”礼教的要害是三纲五常,汉儒把三纲神秘化,把它说成是天的安排,宋儒又把它发展为理学,因此三纲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

其实，在清末世纪之交的启蒙思想家们，早已集中批判过三纲。三纲中最要害的是“夫为妻纲”。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清末的启蒙思想家,把妇女问题作为向旧礼教发动进攻的突破口。集中批判“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他们大呼“礼教吃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批判礼教入手,发动一场伦理道德革命,然后把战果扩大到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

但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自身面临巨大缺陷：他们对于奉为典范、模板的西方文化并不了解。丝毫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在缔造和维护社会共同体上的作用，从而导致直接走向了偏颇。

已经有学者指出：“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即一般意义上的“摆脱封建礼教”）。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是惊世骇俗的主角。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

    而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激进，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文化遭到极端污名化，从此之后，传统文化就与“落后、愚昧、封闭”等一系列贬义词画上了等号，名声臭不可闻。这也符合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初衷。
但问题在于，社会的演化是不可能出现断层式的“突变”、“飞跃”的，一个社会和它的文化如果改变，也需要长期和渐进式的渐变，而改变也需要从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元素变起。依靠强力和狂飙式的文化运动强行对社会实施硬性“推进”，其结果也只能是引发灾难。而在千折百回之后，社会还会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回到原本应该会有的发展轨迹上去。

封建社会吃人的不是礼教，而是自私的社会思想，腐朽败坏的政治制度，愚昧的不是儒家思想，道家正统思想，佛家正统思想，而是对儒家的误解，把道家偏门误认为道家正中，把佛家的真理误解为无所事事，自我封闭。岂不知，儒家正统内教人存仁，外教人尊法，重礼，但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尤其发展到注重外在的物质的需求的时候，就会被外在的物质文化所熏染，失去自身的活力，而绝不是仁义道德使人愚昧，道教也注重道德修养，当然也有些偏门，如符咒、占卜等，这不是正统道家所为。佛家更不用说，后世出家人大多不注重修为，没有智慧，导致佛法被世人看低也是无奈。

得力 发表于 2018-4-7 09:46
封建社会吃人的不是礼教，而是自私的社会思想，腐朽败坏的政治制度，愚昧的不是儒家思想，道家正统思想，佛 ...

先收藏，谢谢先生的转文，说的很是：

1：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确实是一盏明灯，尤其是对一些巨子们。

2：从治国理政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三要素来看儒家，道路是封建家天下，理论是伦理学基础，制度三纲五常。相对道家法家侧重理论方法来说，儒家更侧重制度，所以在与时俱进中需要改变的会更多、更艰难。

3：从现在反思五四、马哲的引进，需要从根本的层次来理解：是对传统文化侧重精神文化规律和马哲侧重物质经济规律的区别认识不足，是主要原因。
我们新时代的特色哲学就是二者的统一，共同提升，真正的两手抓两手都硬的科学体系。

马哲已走入了死胡同，要走出死胡同，必须跳出人的局限性，不以人为中心，而如佛家教人普度烦恼，人人尊德，自然不贵物，共产主义不期然而然，不期而至。

得力 发表于 2018-4-12 12:26
马哲已走入了死胡同，要走出死胡同，必须跳出人的局限性，不以人为中心，而如佛家教人普度烦恼，人人尊德， ...

马哲属于社会科学，科学是什么呢？就是可验。自然科学以实验检验，社会科学以实践检验。科学代表着可靠和踏实，现实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马哲。
佛家属于宗教，宗教是什么？可验的正确的归为科学，不可验、超验但也可能是正确的归为宗教。
宗教和马哲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佛家的理想世界和共产主义的现实理想世界的理念是相通的。
世事风云变幻，德为长生本；
三界六道轮回，善是上天梯。

社会科学就应该研究人性，引导人性向善，才是科学的，马哲一位地讲物质，围绕着物质来辩证，怎知人性也可以不以物质为转移，人性可以在物的诱惑面前不被俘获，而获得精神的自由。一味地只讲物质，认为精神是物质的奴隶，怎么可能是可以的呢？

人类的生存，进化都是不能脱离物质的；就如儒教的礼仪不可脱离权力一样真实。

五四打倒“孔家店”，是要打倒当时的权力机构，一点没错。
错的是现代的儒粉学会了卖与皇家的一套步法与拳套，只知往上拱，不知上面是何世界。。。。

求“精神脱离物质”，其实就是空话一句。
没饭吃精神不起来，没造船厂南海也守不住。
吃饱了肚子就想起“脱离物质”，批判五四的人压根就不知道五四的世界。。。。

宋明理学早就重写了，叫心学，叫船山理学，叫新儒家，叫金箍圈。。。。。
总的来说就是集权以成大国，与国小民寡是背道而驰的。
天天求着“天下第一”，第一做不成也得第二，第三。。。。
没看瑞士，芬兰，丹麦，澳，加，那些国小民寡的有什么不对。

打倒孔家店，那是对孔子的误解为前提的，腐败的体制，并不是孔子的错，是当权者的错。
精神脱离物质，说法不对，应该说是精神脱离物质的束缚，精神的本在是不离物质的。但精神可以通过离执，而脱离物质的固执，达到智慧的本性。

得力 发表于 2018-4-18 09:11
打倒孔家店，那是对孔子的误解为前提的，腐败的体制，并不是孔子的错，是当权者的错。
精神脱离物质，说法 ...

一个学术思想有他的历史印迹，是对当时时代问题所给出的解答，时代特征没变化，解答思路就会有市场。
同样，时代变了，大环境变化了，解决思路也应该与时俱进。
所以，全盘否定、全面复古都肯定是不可取的。
要找出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的束缚的纯问题和方法，也就是进行哲学化提炼，才是最可取的出路。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不要对立化。吃不饱肯定没精神，佛祖三年苦修证明了这条路不究竟。
成佛需要智慧、功德都圆满，智慧主要就是精神超越，功德就是物质布施累积。

仁兄真认为佛祖有三年苦修？
佛祖那是示现给外道看的。佛祖受人布施不是因为自己饿，而是为了让有缘人种下善根，佛祖没有了烦恼，哪里会饿呢？饿与烦恼是一个意思！！！

得力 发表于 2018-4-18 09:59
仁兄真认为佛祖有三年苦修？
佛祖那是示现给外道看的。佛祖受人布施不是因为自己饿，而是为了让有缘人种下 ...

佛经记载说释迦佛祖在燃灯古佛时期就发下大愿，释迦摩尼以王子身世出家修行，一开始也是学习了当时已有的各种教法，如非想非非想等，苦行也是一种探讨，我记得是三年苦行。
有一个佛祖苦行时的塑像，皮包骨，看了很震撼。
诸法试过。都不得究竟，最后在菩提树下连坐7天7夜而睹明星悟道。
这是经典的记载，但是究竟悟道什么，并没有说。
您说，他悟出了什么呢？

五四运动的历史事件发生，与该时代的社会文化形态密切相关，世间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历史事件。从政制角度，建立了共和政制，开天辟地吧！岂知，军阀地方割据，军阀重开战，“城头变幻大王旗”，专制文化并没有因推翻帝制而消迹，继续祸国殃民。满清专制环境浸淫的民族劣根性，也没有因推翻帝制而消退，反而成为新文化通行的心性障碍。推翻帝制后，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气象？依然死气沉沉。根本原因是什么？学术文化！五四运动倡扬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批判专制旧文化，大方向正确。文化因果路的承前启后，五四运动批判的专制文化，承前的文化链路，是满清的文化逆转，明亡以后无中华；承前再追溯，逆道唐宋变革，倒行成落后文化夷族统治的汉夷王朝两度陵替，断裂中华文明的专制暴烈。五四运动为何不批判专制元凶的满清逆转？延续完全法家化的宋明理学？反而指向二千数百年的孔学，挖专制根变成挖民本根的批判错位！文化荒唐可见该时代的学术形态！满清逆转启后的文化造孽！五四运动后出现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直至今天依然激烈无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问个为什么？究其因果所以然之理！可以这样说，挺儒与反儒的文化问题，成然现代文化研究乱相的因果链路。问题得不到厘正，文化研究乱相将持续下去。

佛祖悟道：诸行无常，有求皆苦，远离诸求，就是解脱。
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无自性，生灭是假，是幻，是因分别，若离分别与不分别，一切平等一味，无来去，无生灭，灭一起能执，所执，离一切能想和所想，乘方便船度化众生，不见能度，不见所度，能度、所度也是幻化相，成就此法，说为佛道。

得力 发表于 2018-4-18 11:02
佛祖悟道：诸行无常，有求皆苦，远离诸求，就是解脱。
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无自性，生灭是假，是幻，是因 ...

说的不是根本，自性+业力=灵魂才是根本。
分开了自性和业力的关系，是实质。

张无屮 发表于 2018-4-18 11:08
说的不是根本，自性+业力=灵魂才是根本。
分开了自性和业力的关系，是实质。

不对。自性如果和业力是两个东西，怎么可能相互影响呢？你说的自性其实是自性执，业力就是因此执而有所行、所思、所求，因此而有所谓的常变的灵魂，所以才会因此受轮回，如果有真实自在的自性，自性不应有上有下的区别，不应受业力牵制而轮回。但真实情况是，这个自性受业力所牵，所以这个自性不是真实的常住自性，只是自性执（我执）。诸法自性本来是空，生没有生的自性，灭没有灭的自性，所以说诸法无生也无灭，离于我执远离生死，离于法执（法自性执）证得智慧法身。

得力 发表于 2018-4-18 09:11
打倒孔家店，那是对孔子的误解为前提的，腐败的体制，并不是孔子的错，是当权者的错。
精神脱离物质，说法 ...

年年都有误解的人，代代都有更新的货。
您又怎么能证明自己就不是在误解了呢？您又如何理解自己的货就是老货了呢？

为什么孔子年年代代都被误解？为什么代代学者都不理解孔子？
是误解者看着别人都在误解。是孔子的思想不能被有思想的人理解。

这样的反问法有意义吗？与其盲目地质疑，不如认真地反思。

得力 发表于 2018-4-18 12:49
这样的反问法有意义吗？与其盲目地质疑，不如认真地反思。

是啊，年年都有认真反思者，代代都出重新解读者。。。。。。。

现在所谓的承传，只是承传了对“圣人”的迷信，并不包括对前人所以失败的探讨。。。。。

得力 发表于 2018-4-18 11:28
不对。自性如果和业力是两个东西，怎么可能相互影响呢？你说的自性其实是自性执，业力就是因此执而有所行 ...

不对。自性如果和业力是两个东西，怎么可能相互影响呢？你说的自性其实是自性执，业力就是因此执而有所行、所思、所求，因此而有所谓的常变的灵魂，所以才会因此受轮回，如果有真实自在的自性，自性不应有上有下的区别，不应受业力牵制而轮回。但真实情况是，这个自性受业力所牵，所以这个自性不是真实的常住自性，只是自性执（我执）。诸法自性本来是空，生没有生的自性，灭没有灭的自性，所以说诸法无生也无灭，离于我执远离生死，离于法执（法自性执）证得智慧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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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探讨：
  1：自性是业力的根源，自性一念无明而产生业力，如同道是德的根源一样。业力产生三界六道，由业力可以反思出自性。
2：自性可以不产生自性执，保持寂灭；如同道可以不产生德一样，德是道的作品， 所以是两个东西。自性执=自性+执（业力）=灵魂。
3：+不是一个加另一个，是包含，现象包含本质，但是本质不变而现象会变化。

张无屮 发表于 2018-4-23 10:22
不对。自性如果和业力是两个东西，怎么可能相互影响呢？你说的自性其实是自性执，业力就是因此执而有所行 ...

谢谢探讨：
  1：自性是业力的根源，自性一念无明而产生业力，如同道是德的根源一样。业力产生三界六道，由业力可以反思出自性。
2：自性可以不产生自性执，保持寂灭；如同道可以不产生德一样，德是道的作品， 所以是两个东西。自性执=自性+执（业力）=灵魂。
3：+不是一个加另一个，是包含，现象包含本质，但是本质不变而现象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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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欢迎理性探讨！！
1.如果自性是常，怎么会有一念无明产生，如果是这样，佛还是会有无明产生，这显然不符合道理。
2.自性如果是佛性，当然不会产生所谓的自性执，所谓的执作，只是意识受习气左右，喜好攀缘，所以执法尘为自性有，所以才会受生死轮回。
3.灵魂不会是常的，但佛性是无住的，所以也就是无生的，因为无生的东西毕竟无灭，无生无灭是一切法包括众生的本性，众生因为迷于自性（我执、法执），所以不能见性，妄见有无，妄见生灭，妄起苦乐，以妄见求出离，也是虚妄。

得力 发表于 2018-4-27 13:24
谢谢探讨：
  1：自性是业力的根源，自性一念无明而产生业力，如同道是德的根源一样。业力 ...

几天没来，抱歉：
看来问题出在对【本体】的理解上，【本体】之所以是第一哲学，是因为是形而上的，只能靠悟性来感悟。
【道与德】，【自性与业力】和【本体与现象】一样，本体虽然是现象的根源，但是本体和现象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没有因果关系。即是说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没有这些联系，那是怎么产生的的呢？
佛说了，无明妄动，也许就是静极生动，没有原因。

得力 发表于 2018-4-16 12:14
社会科学就应该研究人性，引导人性向善，才是科学的，马哲一位地讲物质，围绕着物质来辩证，怎知人性也可以 ...

得力先生所言引导人性向善，请研究《易传》的继善成性理论，天人之继善，方有成之者人的继善成性。什么是天人继善？“以人事天者，理一而已，理气一也，性命一也”。理一是哲学神理的易与天地准；理气与性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践理性。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物物道的中庸体用。“维天之体即以用，凡天之用皆其体，富有而不吝于施，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穷于所受”。以人事天的天人之继善。成之者性，天人继善所成然的通贯天道酬勤的性命生生不息，正如高铁时代到来，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后机器人及智能时代到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从事新的职业，社会分工结构改变的客观事实。科学技术应用与物质经济发展，改变国民职业结构和文化结构，“容光不穷于所受”的“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船山道体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社会），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以人事天的继善成性。

性善，本性功德，非独人具也，故以人事天说法错谬也。人心向善，则称为奏以人，以善待人，即为奏以天，不事于物，不住于物，则心奏于物，如此，以善普备于万法，即是一也，亦非一也，善非一也，普被万物而无思无虑者也。

宋明理学在儒家系统的定位，参考系应是孔儒的学术结构，立场和方法。对孔儒来说是一脉相承还是另辟蹊径？或是改旗易帜？是首先要下的定论。
孔儒的学术结构，我的理解是【天地君亲师】的自然结构转化为社会管理的学术结构。立场就是为天子管理万民提供参考，参考的依据是血缘伦理为主。具体的管理方法既是仁礼（乐）结合。
我觉得宋明理学的关注点不在具体管理方法上，而在【天地君亲师】的结构上，在进一步说是在【天】的研究上。天道、天命、天性、天理、人性、人心是关注点，这些问题是精英儒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