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全唐诗》刊刻谜团揭开
5 b- O$ `* |3 _来源：扬州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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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宝，它的名篇流传于世，不知吸引了多少读者；刘希夷（约651-约680）、孟浩然(689-740)、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李白(701-762)、杜甫(712-770)、高适(704-765)、岑参（约715-770）、韩愈(768-824)、白居易(772-846)、李贺（约791-约817）、李商隐（约813-约858）等重要诗人的集子又不知启迪了多少后代诗人。但人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正像看到海湾风光还想遨游大海一样，人们渴望能够读到一部包括了全部唐诗的诗歌总集。清代编辑的、闻名中外的《全唐诗》就是这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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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唐诗》的巨大规模，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在《全唐诗·序》中作过介绍。他说全书收录唐代“二千二百余人”的“诗四万八千 九百余首”。说得更准确点，这部书实际上包括了唐五代三百五十余年间的 诗、词、谣谚。在唐、宋、元、明、清五个大统一朝代中，这是今天能够见 得到的唯一一部断代诗歌总集。它为我们阅读、研究唐代诗歌、唐代文化艺 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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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唐诗》除目录外，共有九百卷。第一卷至第九卷是帝王后妃、皇室 诸王及公主宫嫔的作品。第十卷至二十九卷是乐府诗（不包括新乐府诗）。 第三十卷至七百八十七卷为历朝诗人（从宰相到无名氏）的作品，基本上以 时代先后的顺序排列，即“以登第（指参加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被录取） 之年为主。其未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入仕（指初次做官）之年为主。 处士则以其卒年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其 他或同赋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不用初、盛、中、晚的笼统编 法（《全唐诗·凡例》）。最后的一百一十三卷，有的按作品的特殊形式、 特殊内容、特定的性质分类，有的按作者特定的身份分类，如联句、逸句、 名媛、僧、道、仙、神、鬼、怪、梦、谐谑、谶证、谣谚、酒令、补遗、词， 等等。
　　全书小传对多数诗人作了简介，如刘希夷传说：“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落魄不拘常格，后为人所害。希夷善为从军、闺情诗， 词旨悲苦，未为人重。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 为时所称赏。集十卷，今编诗一卷。”又如张旭小传说：“张旭，苏州吴人。 嗜酒，善草书，每醉后号呼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 为神，世呼为‘张颠’。初仕为常熟尉。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 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乃尽其神。时以李白歌诗、张旭草书及裴 旻舞剑为三绝。诗六首。”言虽简略，也可帮助读者了解诗人。
, i# r  |; U, J$ U/ o0 }* F　　总之，通过《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诗坛上空群星灿烂的景象， 可以感受到有出息的诗人的创造精神，可以了解诗歌的各种形式、各种题材、 各种主题、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可以看到整个唐诗所反映的广阔社会生活 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至于它们的局限和创作上的经验教训，读者在浏览和精 读中，借助比较和分析，也不难发现。
: C8 _9 @0 u0 C1 V8 @　　《全唐诗》的成书，来之不易，它是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和努力才得 以实现的。宋人《万首唐人绝句》、《分类唐歌诗》等已开始了唐诗的汇总 工作。《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诗纪事》和众多的唐诗别集的整理 刊行，在客观上也为编纂总集准备了条件。到明代，唐诗的整理研究出现了 高潮，总集的编辑步入了新的阶段，胡震亨(1569-1645)《唐音统签》一千三百三十三卷，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清初，季振宜(1630-1673)用力编纂的《全唐诗》（又称《唐 诗》）共七百一十七卷，成就也很大。康熙时清政府任命彭定求(1645-1719)等十人修纂的九百卷《全唐诗》就是以胡、季二书作底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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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_) l, ^) Y7 l: W: U5 j( Y0 I　　《全唐诗》的编纂虽有所本又力求其全，但也不是有文必录的，编者对《唐音统签》、《唐诗》的材料做过一番增删订误的工作。如唐人诗集以外 的逸诗，“或见于他书，或传之石刻”，编者便“旁加搜求，次第补入”（《全唐诗·凡例》）。至于诗歌字句的异同，互见的诗篇， 编者根据各种版本作了校注，可供读者参考。
　　《全唐诗》的编纂历时不足两年，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编者们的水平， 这部书还存在漏收、误收、诗篇重复、作家重出、排列不当、小传小注错误 的问题。特别是从总集的角度来要求，它的“不全”的缺点是很突出的。
$ t9 P7 _6 ]# h　　《全唐诗》康熙时已有精刻本，以后又出了石印本（上海同文书局印行）。现在通行的是建国后中华书局排印的《全唐诗》。
8 x! s% o. c. B+ z8 X* _  F　　清朝时轰动朝野的《康熙御制全唐诗》，清初藏书家季振宜的《唐诗》以及各家藏书为底本，由康熙十五年（1676年）状元彭定求等人编撰增订而成，于康熙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共900卷，目录12卷，共收唐、五代诗近5万首，作者2000多人，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唐诗总集。大臣曹寅(1658-1712)校刊《全唐诗》时精益求精，创造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上以“软字精校精刻”见长的“康版”风格，把中国雕版印刷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成为康乾时期独特的文化标志。

　　康熙皇帝与曹寅感情深厚。康熙帝出生于景仁宫。曹寅的父亲曹玺身为皇宫侍卫，自己的妻子孙氏又担当未来的皇帝玄烨的保母，可见其受宠的程度，不过当时的曹家也并不知道玄烨能当上皇帝，因此曹雪芹的祖母孙氏对玄烨的爱就更加的纯粹，让从小缺失的母爱，在孙氏这得到了弥补。贾宝玉读书尚有秦钟作为伴读，何况堂堂皇子，伴读的人选也一般就地选择保母的儿子，因此就选择了曹玺的儿子曹寅作为康熙的伴读，至此曹家两代受宠的局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曹玺本在内廷担任职务，但是由于康熙的信任将其安排在江宁担任织造官。此举可见曹玺在康熙一朝受到的宠爱更甚顺治一朝，不管是康熙对于曹玺之妻的感情还是对于自己的伴读曹寅的感情都更甚至顺治一朝对于曹家的感情，毕竟是自己的半个母亲个半个兄弟，可见感情之深厚！　因此在曹玺死后康熙直接让自己的好朋友曹寅接着干自己父亲的官，自己的好兄弟当自己的亲近大臣，康熙委托之事则更加无顾虑，因此曹玺不仅只在江南担任织造官这个肥差，与此同时曹玺还是康熙的亲近耳目，不仅监视着江南一带官员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给康熙，史书记载曹寅还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才，在江南一带对读书人极尽笼络，对于知识分子的笼络宣扬本朝这极有可能就是康熙的授意，让曹寅如此，这样对朝廷的统治十分有利！


　　扬州市档案局整理抢救出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不少奏折，描绘了当年扬州刷印业高度发达的盛景。扬州市档案局副局长、文史专家魏怡勤经过对“御档”精心研究，向记者解读了《全唐诗》在扬州校刻的全过程。
　　扬州诗局为何设于天宁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奉旨校刻《全唐诗》。“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
9 m: k) O+ k" ]5 J" i2 f　　据史料称，曹寅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十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这样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

! k3 |" F) L# T% g　　《全唐诗》究竟何时开刻？
2 p1 L/ P. z3 x% `7 X# `4 I; E' M　　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
　　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598或599-649）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

　　《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
　　《全唐诗》何时刊印完毕？
) V% I# I7 Q/ K/ ^% K; I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
　　《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
　　刊印速度和质量如何？
　　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
　　从奏折中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900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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