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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简史

发布者: 冒牌 | 发布时间: 2009-7-24 21:49| 查看数: 11715| 评论数: 5|帖子模式

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简史5 g" I) y9 D& U4 _! q8 J
张继红3 }/ n1 U. {) j9 t3 {# x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教育硕士)/ k- x2 Q2 \7 F8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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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流传至今的《弹歌》也许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了。有了诗歌,也就有了诗歌教育——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运用诗歌来教授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
9 Q0 z4 |/ K2 U  从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教育史的进程来看,诗歌教育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出现,伴随着诗歌的繁荣而兴盛;而诗歌教育的兴旺又进一步促进了诗人队伍的壮大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因此,诗歌的历史有多长,诗歌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弹歌》的流传也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诗歌教育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说清楚,只能凭借想象去猜测。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作用大致可以说得清——因为有许多时候即使是用文字记载的所谓“历史”也往往极不可靠。
+ p9 L* e5 g0 f4 k3 ]$ m& S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就与音乐关系密切,并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古代的“乐教”也往往包括诗歌教育。历代宫廷乐舞往往融诗歌、舞蹈、音乐于一体,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诗、词、曲就其本来面目而言都是歌词,其出现、形成、发展和成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诗经》里的所有诗篇、汉代的乐府诗、唐宋时期的词、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诗歌教育往往还伴随着音乐艺术教育。, {3 p$ n' g4 i- X0 D' I6 Y& H9 Z
  在中国古代社会,诗歌教育被统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视为巩固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所谓“诗教”,其主要含义是要通过诗歌教育来达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诗歌教育,从最初的启蒙教育到最后的选拔人才,诗歌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关系到文人一生功名的成败。因此,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历史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史,诗歌教育受到从帝王到百姓的普遍重视,学会读诗作诗成为学子受教育的主要内容。
  i, T  L: \% N& x7 C( D" h% k  由于诗歌教育史与诗歌发展史密切相关,因此,考察古代诗歌教育史,既要考察古代教育史——主要是古代语文教育史,也要考察古代文学发展史——主要是古代诗歌发展史。
  o- J9 t3 |& R5 J; w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其实主要是诗歌发展史。在古代文学史上,在西周之前,诗歌几乎一统天下;自春秋战国之后,以诗歌为主流,诗歌与散文相互影响,共同繁荣。虽然中唐以后形成“以文为诗”的特色,到两宋发展到极点,但溯根求源,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作用更大。且不说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形式,看一看中国的古代典籍,《尚书》、《易经》、《老子》、《庄子》里的有些句子就有明显的诗歌色彩。尤其是《老子》,相当多的篇章就是诗歌。汉代的赋,本身就是从《楚辞》发展而来;而六朝的骈文也具有浓重的诗歌色彩。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往往诗文并重,诗歌与散文交相辉映;而以文学名世的作家也大多有诗歌作品传世。而诗歌对散文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现代所谓的“散文诗”,不就是散文化的诗歌吗?当代的作家在写作散文时也常常讲究音韵和谐、平仄相对,常常使用整齐的句子来表达思想感情。至于古今散文中引用的诗句,那简直数不胜数,层出不穷。古典诗歌对小说的影响也很大,古代相当多的小说家本身就是诗人,而古典小说中出现的诗歌就更多了。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传统章回小说往往从诗歌开始,又以诗歌结尾。至于戏剧与诗歌的关系则更密切,人物的韵白和唱词本身往往就是诗歌。从古代作家的成长历程来看,归根结底,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往往是通过诗歌教育来传递的。
) }  s, p; Y; s, w2 d  }& F1 y  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实际上主要是诗歌教育发展史。从远古到清末,诗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深矣!自夏、商、周以来,学习读诗、写诗、用诗一直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宫廷颇重视“乐教”(诗歌是主要内容),因而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能够即兴赋诗的帝王,其中几位成就突出,对古典诗歌的发展贡献很大。而自孔子之后,《诗经》一直是儒学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两汉以后,以《诗经》为主的诗歌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方面,学习《诗经》是“诗教”的基本途径,凡是读书人有谁不知道“关关雎鸠”?谁没读过“杨柳依依”?魏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代之后,中国的传统文人自出世就一直浸泡在诗歌的海洋里,甚至可以说是在诗歌的海洋里泡大、泡老一直泡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诗酒风流成为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隋唐之后,科举考试制度与诗歌教育的关系非常密切。翻一翻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而自两宋之后,吟诗填词就成为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日常事务;甚至一些统领千军万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也以诗词闻名于世。在一些书香门第,也涌现出了许多才学卓绝、成就非凡的女诗人,其芳名足令后人仰慕。流风所及,就连古代的青楼女子也以能诗善词而自诩风流,其中也的确孕育了几位诗名远播的女诗人。! L7 D, ?: A! H; r5 F! s
  根据有限的资料判断,在漫长的远古时代,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夏、商、周三代,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是培养奴隶主贵族子弟的地方,奴隶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诗歌教育也主要是为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服务。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了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西汉之后,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封建时代的诗歌教育始终强调“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中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因为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是驯顺的奴才,而不是诗歌创作上的天才,因此,封建社会的诗歌教育也往往是培养奴才的教育。在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这种奴化的诗歌教育愈来愈严重,直至明清两代发展到顶峰,其流毒至今仍然存在。/ i$ W! p" a' N" I- [
  民歌是文人诗歌的源头,在文学史上,民歌曾经对诗、词、曲的形成和文人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民歌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他们总结生产知识、归纳生活经验、表达喜怒哀乐的一种手段,其数量非常庞大,若非有意保存,就会很快消亡。在正统诗歌教育之外,民间歌谣的流传显示了另一种诗歌教育形态,它在内容、形式和目的上都与正统诗歌教育有显著不同,尤其在内容和目的上有时甚至与正统观念相对立。它虽然是主流之外的一条若隐若现的小溪,也值得引起重视和研究。4 ]  x1 l1 R% d$ n- h
  诗歌教育在中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至今仍余音未歇。问一问今天的中国人,有几人不知道李白杜甫?有几人不知道唐诗宋词?问一问今天的小学生,有谁没背过“鹅鹅鹅”?问一问今天的成年人,谁不知道“四喜诗”?……可惜的是,今天的诗歌教育已经是强弩之末。所谓“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传言恰恰说明了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现状,而“梨花体”诗歌的泛滥表明当代文人诗歌正在趋向消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偶尔也能读到“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这样的诗句;而当代流行的民谣也要比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像诗歌。即使是一些童谣,也比所谓“诗人”的所谓“诗歌”更有价值。前几年,一些小学生传唱的童谣曾引起极大的争议,比如,有这样一首童谣:“太阳天空照,骷髅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这至少证明诗歌的种子仍在生长。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背后是人文精神逐渐荒漠化,诗歌的苟延残喘正需要诗歌教育来拯救!可是,谁来拯救诗歌教育呢?
0 Z5 |$ n4 A4 W* z8 l) Z  本书在简述古代诗歌教育史时,将其下限一直延续到清末,涵盖了所谓“近代史”部分。这是因为所谓的“近代史”的主体就是清朝末期,而清末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

最新评论

冒牌 发表于 2009-7-24 21:50:31
第一章 诗歌教育的青铜时代——三皇五帝夏商周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诗歌教育
  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在云南,考古学家发现了生活于约 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和遗物。“元谋人”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又发现了生活于约80万年前的“蓝田人”的化石。在北京周口店,又发现了生活于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年前的举世闻名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和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化石或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野蛮蒙昧的阶段。
" y# v+ Y9 I' M  a  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已经能够挖掘水井,饲养牲畜,建造干栏式房屋,制造刻有动植物图形的陶器,制作简单的用作耳饰的玉器和原始的乐器——骨哨。距今约6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能制造绘有各种各样美丽图案、栩栩如生、色彩鲜明的彩陶,已经会纺线、织布、制衣;陶器上还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的居民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更加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特别明显,能够制作更加精致的黑陶和白陶,制造十分精美的玉器工艺品。在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这应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应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这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不能连贯组句,所以至今仍难于识别确认。
* D6 s( y4 c- }# w& J  地下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之间),原始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致就是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原始族群之间,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不断发生兼并战争。我国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等,主要发生于北方。根据现存的上古神话传说来看,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远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虽然长江流域也出现了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四川三星堆文化),但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2 f5 }8 c" D8 X4 a, J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最早产生的歌谣大约就是“杭育杭育”之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这类“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大约就是诗歌最原始的源头;这种歌谣的口耳相传应当就是最早的诗歌教育,并有着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统一劳动节奏、传授生产经验、表达劳动心情等。
  }! R( p) q$ R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远古时代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吕氏春秋·古乐》中记录的“葛天氏之乐”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原始乐舞还与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部落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尧时则有《咸池》,舜时则有《韶》,这些歌舞中应当有一些原始的歌谣。8 H2 e7 N8 s5 e6 p4 l" w2 N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7 k& w' L* z4 m3 O" o7 u& @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5 H  K7 d! R# j1 L( f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Y2 f1 i! f# N4 P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 q" S, m  o, Y  ~. m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 ?. s  ^" [! |8 Z% U, x! d) C* R5 A2 R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O6 n: A; ?1 G# w0 E- ]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h" m- l; p. F. b; s3 A- z" c
  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候人歌》,据《吕氏春秋》所记,系涂山氏之女娇因思念丈夫大禹所作。这首歌的歌词仅只一句:“候人兮猗”,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3 d% r% d$ D+ O2 A7 j. @: A( q  远古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远古歌谣的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起到教育的功能。而歌谣是与原始歌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歌舞往往就是他们日常劳动生活情景的重演或是庆祝、祭典活动本身。原始歌舞具有诗、乐、舞合一的综合性——舞即有乐,伴以吟唱应和,就有了诗。因此,远古时的诗歌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诗歌教育也就与劳动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仅仅是他们劳动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是生存的一种必需,这样的教育同时也是劳动技能教育。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诗歌既是歌词,又可以看作是劳动教育的教材。现今广泛流传的关于交通守则的歌谣“一看二慢三通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远古歌谣是诗歌教育最初的萌芽和起源。: \. w# @3 [$ ]1 u9 b
  由于文字正处于草创阶段,仅仅被用来对生产劳动进行最简单的记事,大量的口头语言和少数的文字符号是脱节的,因此,三皇五帝时期的诗歌教育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进行。根据《尚书》、《吕氏春秋》等古籍的记载来看,远古歌谣的内容广泛、形式简单而多样,数量应当十分庞大,只是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述而已。而歌谣作为口头文学,本身又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在生活中随时会产生,又随时会消失。就拿春秋时期的《诗经》来说,所保存的诗篇也只是上古时期诗歌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史记》中记载孔子“删诗”一说,表明最初的诗篇至少应当在3000首以上。即使是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文字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使用人群已经相当广泛,运用技巧已经相当熟练,但要想把所有的民间歌谣记述下来也不可能!而即使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也仅仅是合乎当时政治思想意志和正统道德观念的很少的一部分而已。2 K, q0 R. _9 `. D9 Q8 D
  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舜帝已经设立两级学校:上庠(大学)和下庠(小学),“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的设立,说明教育场所已经开始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不过它还不完全是专门的学校,还兼有养老功能。当时的教育内容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把习舞、习乐、习语和学习射箭等劳动技能活动融为一体。. [) t+ f  M7 c8 l9 h0 S" ^  l/ U
  《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帝和乐官夔的一段对话:
' H/ Y5 F' z. Z1 L+ ~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译文:舜帝说:“夔!我任命你为乐官掌管音乐,用音乐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恭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用语言文字抒发思想情感,歌用旋律配合歌词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音调的高低要合乎吟唱的节奏,音律要能够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次序,让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和谐。”夔说:“好吧!我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能使各种兽类都能随着音乐舞蹈起来。”)
. f) A" C+ {- n( o% h+ s; T4 D  按舜帝的观点,诗歌和音乐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谐的诗歌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高雅的君子;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精神和谐,行为优雅,人格完美,最终目标是感天动地,天人合一,维护团结统一。如果《尚书》里的记载可信,那么,从这段话来看,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已经认识到诗歌音乐的教育功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诗歌音乐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培养。舜帝对夔说的这段关于诗歌音乐教育的作用的谈话,后来被儒家当作“诗教”的经典言论,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文艺观,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之一。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其实也是中国诗歌教育“开山的纲领”——重视思想道德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诗歌鉴赏的重要标准,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也成为我国诗歌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 N) ?; F$ P- t  n3 G- U
  《尚书·虞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
6 h9 P7 I! t( l; e7 y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0 E8 ]! Y3 s( ]2 T, e  从这里能够看出,舜帝与他的大臣夔和皋陶等都是善于作歌的,通过诗歌来歌功颂德,表达政治主张,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 w% {+ E% U5 J8 f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史记·乐书第二》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即《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从这段记载来看,舜帝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诗歌教化百姓,与民同乐。“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这应是正史中关于诗歌和音乐教育的最早记述,而那时的诗教与乐教融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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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原始公社制度开始瓦解,原始部落统治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阶级的分化、奴隶的出现等,导致国家组织逐渐产生,国家机器趋向成熟。约公元前2070年,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和奴隶制国家——夏,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发现了夏朝早期的都城遗址,在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了夏王朝的大型宫殿遗址。夏朝经历了400多年,至夏桀而亡。
% P0 u; a( y- E# P2 k  夏朝衰败之际,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商国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战胜夏桀后,建立了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商。由于水患和政治动乱,商朝曾多次迁都。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后,商王朝从此有了固定的国都,统治地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商都遗址和包括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在郑州也发掘出了商朝的城市遗址,证明当时城市的规模已相当大。商朝历经500多年,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为周王朝所取代。
, t9 X  g+ ]' ?( g9 O* o  夏、商作为中国最早的两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流域。奴隶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奴隶主役使大量奴隶从事集体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手工业、畜牧业逐渐发达,并与农业开始分离,同时商业也发达起来,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更细了,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如巫、吏、卜、贞等成为脱离生产的文化官吏,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促进文化及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出现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青铜器制作影响所及,商代已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从安阳殷墟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来看,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王朝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 i+ N# Z( q* F# [$ Z
  夏商两代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在内容上,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就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直接为奴隶主服务,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歌舞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奴隶主阶级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职业音乐歌舞人员的出现,促使音乐歌舞迅速发展起来。( L+ @+ I  Q3 N+ I5 y2 \4 F8 a
  巫和觋虽然不是职业的诗人,但他们传唱着当时流行的歌谣,为奴隶主祭祀祖先服务。他们歌颂着奴隶主祖先的丰功伟绩,对奴隶主贵族的子孙进行着家族历史的传递,间接地起到诗歌教育的作用。正是他们的代代传唱,把上古时期的音乐歌舞保存了下来。
% E" Y+ Y& q  P9 V( e7 J  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使用成熟文字的确切证据,但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数量较多的文字符号。从半坡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商朝甲骨文的出现来推断,夏朝应当有比刻画符号更先进、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商都遗址发现了大批用于占卜、刻有文字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已发现商朝后期的单字就有3500字左右,并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构词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奴隶社会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是研究和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 s6 b7 u$ C6 x4 c
  文字的发明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相传夏已有了历书——《夏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代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积累了较多的医学知识。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诗赋重视音韵和谐和骈偶对称的现象,就是从汉字摹形拟声的特点中产生的。: b. g1 d' @* u+ A
  夏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诗歌教育的。《尚书·虞书·大禹谟》有这样的记载:2 S; R, l2 L4 X  ]- Z& I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1 L0 [5 q% L8 q& Y2 N2 ?  \5 F, N  这段记载说明夏的开创者禹在舜帝时代就认识到“歌”的重要作用,通过“歌”来宣扬德政,教化百姓。“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正好说明了诗歌教育的目的。" y( x5 W' h: m$ t+ i2 h
  《尚书·夏书》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如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的内容充满劝诫的意味。
2 j4 i/ x- i' o, e" `3 a/ i, S  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和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庠、序就是早期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禹)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序”就是供国老庶老教育学生的场所。虽然“庠”、“序”还不完全是专门的教育场所,仍然兼有养老作用,但它的出现表明,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专门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当时的教育内容仍然保持着综合性的特征,把学习舞蹈、音乐、礼仪、语言文字和学习射箭、驾车等技能融为一体。这时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只能是奴隶主阶级的子孙。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的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朝而进一步完善。截止目前,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带兵作战的女统帅,这说明商朝时上层贵族家庭的女子能够接受相当广泛的教育。+ w9 f7 e( q" ?& H  m
  夏桀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自比为太阳,无休止地征发百姓,建造许多华丽宫殿,不分昼夜与妃子宫女饮酒作乐。他的暴政遭到平民和奴隶的反抗,百姓传唱着歌谣:“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借此表达他们心中的痛苦和愤怒。4 c  {9 ]) f7 z! J
  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国君,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建造鹿台,日夜与后妃嬉戏游乐。他修筑宫殿园林,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尽情享乐,使用炮烙酷刑镇压百姓。他也是一位喜好靡靡之音的君主。《史记·乐书第二》记载:“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纣之道何隘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北鄙之音”大约就是商朝国都朝歌格调低下、内容淫荡的流行歌曲,看来这位商纣王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些艺术细胞,能够吟唱流行歌曲,这也正是亡国之君的“本色”——似乎中国的历代亡国之君莫不如此。司马迁从“教化”的角度将商纣王亡国的原因归结到喜好“北鄙之音”上,虽然有点偏颇,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又一次证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只不过商纣王时期上层的诗歌教育起到的却是与“教化”完全相反的作用。
+ V8 w$ e1 [5 G. b: \7 t  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它仅仅是占卜的记录,并没有将夏商时期流传的歌谣记录下来。只有极少的几首流传下来,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首三言歌谣篇幅简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统治者励精图治、除旧布新的气概。更多的歌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谣本身有易于消失的特点;二是缺少书写材料,虽然文字已经成熟,却仍然无法用文字对诗歌进行保存,唯一的保存办法只能是口口相传;三是类似“焚书坑儒”之类的人为破坏阻断了歌谣的记录和保存。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结合礼乐歌舞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2 [: k7 c* t! _! K1 s7 L" @- P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动于泾水和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成为商朝的一个属国。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周文王时,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成为商朝境内最强大的附属国。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开始伐纣灭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 g) t- k+ j7 ]/ c& M4 m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周王朝实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亲属、功臣,“桐叶封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天子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世封建专制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自周王朝立国后,各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周初有一千余国,春秋时期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期更只剩十余国。
2 {- F) ?9 Q- D5 |, D6 W# e  西周时期,周王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总结前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出现了所谓“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这些乐舞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
" K  X: X2 C* g9 \% X  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共305篇。《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雅》和《国风》中的《豳风》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颂》和《雅》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豳风》是周王朝发源地的民歌。
: K+ p# X7 [( F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些于春夏之际向神灵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灵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当时的人们在丰收的日子里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礼节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周成王时进行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在祭祀活动中,周朝王族的子孙耳听着对祖先的颂歌,回想着祖先的功业,接受着礼仪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祭祀诗。
! Z8 c; U0 o, n. `3 _& X; B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应在西周初期。
5 ^% W, A: E- T7 J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而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非常茂盛。他在邰(今陕西武功)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因而后稷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历史观念和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2 z: E- |% {( A, t; ~% B
  《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邰迁徙到豳(今陕西彬县),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其中写到:“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一派欢歌笑语的情景。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 I, r9 S7 z. m9 S: q! H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先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建造宗庙宫室,建立国家,委任官吏,消灭夷人的过程,最后是文王受命。描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拟声词语,气氛浓郁,气势盛大:“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整首诗结构严谨,叙事条理分明,描写生动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8 `# [4 s0 n  N( Q. A
  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以前的周民族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也应当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
0 i# K4 n& d, W: E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能够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n; w1 h; b7 H0 F9 T+ }
  这些诗篇作为周民族的史诗,既用作宗庙祭祀,又是上层贵族对子孙进行家族历史教育的教材。学习这些诗,可以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 |- S) i* x" [" J, [! p% I0 H2 @8 ^2 p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西戎侵扰,诸侯兼并,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应当是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在这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批评。如《瞻卬》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官,有人降职;有人为国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站在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种混乱的景象。
9 M. L0 P8 e! ]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既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局的极端忧虑,对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惧。如《十月之交》,《毛诗序》认为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里描绘了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而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悠闲生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但同时他又极其恐惧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再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突现了仕途的危险和艰难!这是因为诗人们要尽量避免同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内部力量的威迫。一方面,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的正确立场和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现象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和无奈,却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把自己置于同统治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7 \# Z0 v8 I. v. }* V% B  这些诗篇由于作者均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因而“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因此能够被上层统治者接受并予以保存、流传。这些诗篇并不是作于一时一地,而风格却大致相同,除了“删诗”说的原因外,恐怕是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提倡并用来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结果。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整理“诗三百”并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恐怕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对周王朝诗歌教育传统的继承。
7 }! u" {9 u6 q2 F) h* C2 ?  《大雅》、《小雅》这类诗歌,开创了中国政治批评诗的传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述《诗经》说:“……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只有站在社会公认的正确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的方法,以及避免张扬个人态度的写作特色,对后代的政治批评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I" T( u0 A7 Y% F. H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认为产生于西周初年。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似乎是记农历的歌谣,真实而细致地描绘了奴隶制社会的劳动情景。诗的作者似乎是一个奴隶中的管理者——其本人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8 {) v1 a7 E1 X
  从诗中可以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奴隶主的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还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在来年夏日里享用;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切好物品,全归主人所有。他们吃的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年轻美丽的女子也归“公子”享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5 N, ^% k6 A0 x" K  豳是周王朝的发源地之一,是其祖先公刘定居的地方,历经十世,一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才从豳迁徙到岐下。从诗歌内容来看,虽然有“女心伤悲”的成分,但表现更多的却是奴隶们自甘情愿地为奴隶主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样驯顺的奴隶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而这样的上下关系也正是所谓“美政”的体现。这首豳地的民歌,被周天子用来观赏风俗、体察民情,本身就体现了这首诗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用这样的诗歌教育培养出来的正是安享富贵尊荣的奴隶主贵族的子孙。《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首诗是典型的民歌,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从唐代李绅、白居易、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的诗篇中,依稀能够看到这首诗的影子。  _" f: V1 F- @6 h
  《豳风》中的《破斧》、《东山》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 N4 I' s8 b8 i( v6 O
  《小雅》的《采薇》也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当兵出征时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时正是冬天,雪花随风飘洒,似乎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乡途中,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这四句诗历来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别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i( e) K5 f& ]8 V( E$ p, i3 G' T
  这些关于战争和劳役的诗篇,是周王朝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态度也为奴隶主阶级所欣赏,因此成为他们日常吟诵的对象和教育子孙的教材。# v5 f$ B/ s' i
  《豳风》中的《鸱鸮》是《诗经》中仅有的有明确作者的一首诗,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 w6 \# p7 A2 j1 N8 p' T8 I! b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周朝的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并建立一套组织完备的学制系统。《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
# \' @3 y1 O5 l, J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西周而进一步完善。《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当时已有识字读本《史籀篇》——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韵文形式的识字课本;“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的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 m6 i5 q  {+ _  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按学生年龄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是中小奴隶主子弟受教育的场所,以书、数为学习内容。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为名,在金文中已见记载。《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班固《白虎通·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经通义》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天子之国学辟雍,大于乡学,用于教育一国中的贵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宫同时也是举行饮酒、献俘等典礼之所在。其制为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称为泮宫、泮水。《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说文·水部》注释:“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周时期规定,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长子、大夫嫡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其余众子则十五岁入小学。
" B4 G7 [: ?+ P- m+ a$ \6 o+ d  据《周礼》记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当时的诗歌教育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因此,西周乐教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T  N3 u- w* b' n/ a+ q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籀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据说,其编排体例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采用诗歌形式编写识字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为秦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提供了典范,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
( p+ {8 t( n+ p7 Y5 G  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在西周时期,无论是京师四学和泮宫,还是庠序学校,都是培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奴隶子弟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私学。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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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压迫,至周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盛极而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益增长的历史时期。东周习惯上又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 Z# [& f$ P. W4 }3 G3 u9 N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的帮助下于东都洛邑即天子位,是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王命失去权威,相继出现“春秋五霸”,周王开始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私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各国诸侯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现象。在政治上,王权进一步衰落,诸侯相继争霸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彻底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崛起,出现了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6 p' x, \, `# R8 X) S  由于“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特权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学者开始四处流散,因而形成了诸候养士的风气。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地位不断提高。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相养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吕氏春秋·赞能》)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养士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加广阔。2 b- f# l' s# {
  周王朝的典籍也开始大量流失,各种典籍鱼目混杂,给人们阅读研究造成了困难。孔子作为有责任心的教育家,自觉地承担了修订典籍的任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不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修订整理过的典籍有:《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诗》是一部文学教材,《书》是一部政事教材,《乐》是音乐教材,《春秋》是历史教材。经过孔子修订的六部典籍,自然也就融入了孔子的思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学者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这些典籍自然也就成了封建社会的经典教材,《诗经》就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教材。
0 ]- X" f3 Q9 D# |5 R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诗篇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由此可见,春秋末期的诗歌教育在楚国上层社会是相当普及的。  A5 P2 b( \" ]  `2 p1 p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的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述说明当时《诗经》与音乐和舞蹈的关系十分密切。《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而言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一带外,均产生于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雅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就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 _9 _$ L# N; K( c# O% _$ @3 d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派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其中一些民歌可能是由各国乐师搜集整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各诸侯国将采集的民歌献给天子,于是这些民间歌谣都汇集到朝廷里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用韵规律大体一致。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s$ Y; k9 _/ I/ k- a+ j+ q
  《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国风”。《国风》中有数量较多的用于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符合情理。在《诗经》的时代,社会的一般认识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这种观点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不可能否定这一当时社会公认的原则。即使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官采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在当时已经是普遍的现象。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
! P# D+ r* o( y6 ~  《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些家伙的沉重欺压,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平民。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t5 `7 Q/ M7 p* Y3 N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在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周南·关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但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如《郑风·将仲子》写道:“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在后面的二章中,还写到“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陈风·月出》、《秦风·蒹葭》、《周南·汉广》等诗篇就道出了情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如《唐风·葛生》写一位死了丈夫的女子的遭遇。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2 f7 w# ^  G* y; u) i+ x
  《诗经》还有较多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如《卫风·伯兮》,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H6 L* z$ `8 }$ v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一般学者均认为《诗经》中《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夫人,她应是中国历史上有可靠证据的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如《卫风·伯兮》,《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将仲子》,应当都是妇女所作,可惜没留下姓名。“国风”、“小雅”中还有一些民间歌谣,也当还有女诗人的作品。女诗人群体的出现,至少表明春秋时期的一部分女性有较高的诗歌修养,而这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当然,她们未必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她们的诗篇以民歌的形式出现,说明她们从民间歌谣中汲取了更多的营养。
# [8 i2 j* j& D  《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要求给予人民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因而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很大价值。《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影响巨大,《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孔孟时代之后被汉儒、宋儒曲解而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例如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如认为《关雎》是“咏后妃之德也”。因此,一部《诗经》自两汉开始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并以此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 ]$ g5 [% d/ E  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论语》中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 J( b4 e0 W1 S$ x( D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E$ x6 R) W8 R! F4 m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言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 N- h6 T6 T3 `% o3 m5 W$ q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人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用得不得体,惹恼了晋国君臣,结果联合与会各国一起攻打齐国。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防问鲁国,因吃饭时失礼,鲁国的叔穆子当即就赋了一篇《相鼠》,讥讽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上层人士学习《诗经》,熟练地运用《诗经》中的诗篇应对是多么重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是夸张。8 k) O& `  C, o3 j8 j' U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m4 w& l+ ?5 l5 |  ~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K. P: k- w! G& l2 N$ ~1 I; _$ ~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Q, ?" B6 h7 ]  G# _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论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否则不可能被孔子用来教育弟子。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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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战国时期的诗歌教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只剩十余国,进入“战国七雄”时代,最后以秦的统一而告终。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奴隶主贵族的私田,他们将土地出租而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制度,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活动,废除井田,奖励耕战,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I" h' A& O# Q( X- G2 s( A
  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安定,也破坏了文化传承,但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则相对平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南北方文化的汇合促使诗歌在楚国获得重大发展。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的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u* R7 A$ [/ Y
  这一时期,诗歌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继承儒家的“诗教”传统并发扬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张。《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但是,《列子·汤问》中记载,当时有两位歌唱家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民间歌女韩娥高歌之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声振林木,响遏飞云”。由此看来,当时民间歌谣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诗歌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应当十分发达。) o5 X5 z( ]  o% L3 a0 w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3 a) K* |, r# U6 [; Z
  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 c4 Y. V5 _1 e3 f  孟子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不要望文生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而是要多动脑筋,运用自己的思考来探求作者的本意。战国时代,有些人习惯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诗说诗,往往出现错误。孟子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歌教育的本质,对后世文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E8 B: i! @5 l: s3 a! [; `5 h/ B
  《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5 V, i  v$ K/ O3 `; p- @( A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作为儒家的传人和传经大师,他认为“诗言其志也”,要想学好《礼》,就必需先学好《诗》、《书》、《乐》、《春秋》,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进一步理清六经之间的关系,明确学习六经的目的,对后代的经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诗歌教育上,他继承发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应当以学为基础,学思结合。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荀子·劝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调要进行思考,“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
2 o5 b. N2 k5 R+ K  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采用民间歌谣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如“愚暗愚暗堕贤良“、“如瞽无相何怅怅。”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成相篇》不仅是研究古代民谣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诗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6 ?3 w. c0 E3 P3 b8 z9 }: {# ~
  《学记》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期,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教育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记》将上古时期的教育机构归结为四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记》对教学管理作了七项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之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意谓自开学时就让学生诵习《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使学生一入学就懂得当官从政的道理。这就首先明确了诗歌教育的目的。从这项规定可看出,当时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而且规定了具体篇目。这显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对诗歌教学的重视。《学记》进一步明确了诗歌教育的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孔颖达疏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学会联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辞,才能安心学好《诗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记》初步总结了战国后期诗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c% N+ T$ J% `' ^
  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u  D* s, e5 R( u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富饶,国力最强盛,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最后楚虽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0 H9 P4 `  R0 F1 F6 p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载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这说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到了楚国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终于孕育出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对《楚辞》的渗透和影响。( y6 x' q. g% N( h2 K1 X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 Q( J6 d! j2 u% h
  尽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楚辞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音乐舞蹈十分发达。从《楚辞》等书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楚地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到当地儿童所唱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越国舟人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与中原歌谣显著不同,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响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4 u" Z. ~+ n/ a) T  《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显著不同。《楚辞》中诗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里的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语言节奏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生活人和事的范围。楚国没有形成北方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丰饶的物产、多变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养楚国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存在的人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容易导致楚国诗人产生奇幻的想象。
0 x8 _' q  L* C, Y, {: ^% u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怀王、顷襄王发生矛盾,在加上奸臣诬陷,导致屈原多次被放逐。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次年,秦军又进一步入侵。屈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2 Q# X# _+ \* a2 P, \% k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1 ^5 d$ F7 _7 I3 R2 [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首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离骚》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表现了诗人一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表达了他为国为民坚强不屈、至死不渝的精神。《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作品中,诗人运用拟人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使各种奇花异草都成为诗人崇高品格的象征,为中国文学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 L' A. L% N/ Q: C* N6 ?6 l- {, H( `1 I. N6 h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在《九章》中,《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高洁坚贞的品质,来表现自己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局限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 E" l* U4 E3 D% Q5 n8 }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流放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其中的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诗人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描写了高山密林幽静深邃的景象,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 C: @0 W* h( `1 X  《九歌》是楚国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反映出在南方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湘君》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4 b) y+ ^. \( ?  b" n' ], X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表现了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2 k  v( D8 X! N9 E4 {9 \  e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诗人借用楚地“招魂”的风俗,凭借奇异的想象,运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前后形成对比,形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尾,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对后世鲍照、韩愈、李贺等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2 n9 n  V8 d: `; F2 c  屈原的诗篇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喜欢大量铺陈华美艳丽的辞藻。他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风格华美的文学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G* N- X! `/ @; g5 s  在战国时代,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但他巨大的创作成就又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崇高人格和鲜明个性的诗人,屈原在忠君爱国的前提下,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保留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诗篇以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了强烈激荡的情感。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他的艺术观点的对与错姑且不论,但他却准确归纳了屈原诗歌的风格。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描绘了奇丽的幻想,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影响。屈原的人格和诗篇都成为后世正直文人仿效的榜样。
7 R0 r1 ]! v8 z1 x' u; a0 B: l  屈原被楚怀王免去左徒一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在这一期间,他培养了许多人才。《离骚》中说:“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是对他大力培养人才的形象概括。《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根据这里的记述推测,大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屈原的学生。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就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虽无非常确切的证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8 g8 _4 n) t, m  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了三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这一段话很简略,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的生活时代在屈原之后,都在文学方面向屈原学习,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三人中,宋玉的文学成就最高。5 _0 v: w5 t7 Z9 V9 ]- q: {
  宋玉的生平情况,一些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文选》收集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却无篇名。《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能够确定为宋玉作品的惟有《九辩》一篇。《九辩》之名来源甚古。在《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应当是“不歌而诵”的诗篇。6 N5 \- ^- K7 F* p- ^4 @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有十余处;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并不能说《九辩》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从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虽然也揭露批判了楚国腐朽政治,但缺少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虽然也抒发了个人失意的不满和痛苦,但缺乏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因此,《九辩》的哀愁,只是文人不得志的一种个人的、压抑的哀愁,只是“惆怅兮而私自怜”。这种文士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见秋景而生哀愁的抒情模式,对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穷则独善其身”、以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文学史上就出现了更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G1 I5 _! k, V9 q  }* A+ x
  宋玉极善于选择描写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来抒写幽怨哀伤的感情,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出文人压抑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从这里可以看出,《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言节奏灵活而自由。语气词“兮”的位置不断变化,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依然保持着音乐之美。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这种语言特点,对后世词曲的语言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李清照善于运用叠字,大概就是受到宋玉的影响。" N/ @" t0 T6 d6 l, R5 c
  《九辩》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受到后人尊崇而并称“屈宋”。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由此可见宋玉对古典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了《九辩》的成就:“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x* h) \% F% D3 \$ m& D) B
  总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秦汉统一以后,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典范而“风骚”并称。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区别,在诗歌艺术上,楚辞较之《诗经》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它对后世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极少。与《诗经》总体上温和蕴藉的风格相比较,屈原的诗篇却是用他的理想、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他的创作前所未有地显示了诗人个性和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全新的诗歌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楚辞》同《诗经》一起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绵延无尽的影响。
冒牌 发表于 2009-7-24 21:52:52
第二章 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
  经过长期战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这个仅仅依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后就土崩瓦解。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到汉武帝刘彻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两汉四百余年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和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陷入长期分裂和战乱状态,但汉文化却一直是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核心。  L* e* m7 x, y, v( f
  秦王朝统一文字的措施为其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但“焚书坑儒”又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学校教育的废弃又几乎中断了文化的传承,诗歌教育几乎荡然无存。西汉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得到恢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孔子的“诗教”理论也随之被发扬光大,诗歌教育成为政治教化的途径,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此后,尊孔崇儒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儒学也绵延不绝,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荣时期。因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和七言诗逐渐形成并走向格律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诗篇,而且涌现出许多才思敏捷的女诗人,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因此,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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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秦代的诗歌教育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军队战斗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从公元前230年起,秦国用九年时间相继消灭东方六国。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秦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皇帝——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维护专制统治,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采取了巩固统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
  ^2 g2 R# y6 H3 V8 _+ H  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当时“宝”字的写法有194种,“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在百种以上。各类字体或柔婉流动,或疏密夸张,或体势纵长,或结构狂怪,对思想文化交流带来了许多不便。* A# [0 _0 }3 c- K& l( i; e+ z' \4 z7 \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废除了原来六国使用的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规范文字。后来,又进一步推广笔画更简单的隶书。小篆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秦朝统一文字,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繁荣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众多,但使用的文字是一致的,这与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密切相关的。
6 n% ]" C" F  n7 V1 w: x$ @  为了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作为推行小篆的范本,供人学习临摹。这三本教材与西周的识字读本《史籀篇》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编排体例上一脉相承,其主要区别仅在于字形和写法不同。据《汉书·艺文志》:“《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近年来出土的汉简上有关于《仓颉篇》文字的记载:“已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从中可以看出,它采用韵文形式,每句四字,都是字词罗列,与语意无关;字词之间、句与句之间不具备语言上的逻辑关系,大多不表达完整的语意。这些特点都与《史籀篇》基本一致。这三种教材均已失传,只有一些语句保留在西汉初年闾里书师的《仓颉篇》中。这些教材运用四言韵文形式,是两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的先驱。# N' i  `3 }9 N( v" |( r
  秦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焚书是秦国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秦朝一统天下、统一文字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便利的基础,但秦王朝历时甚短而且“焚书坑儒”,因此,中国古典文化进入秦朝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官府外,民间只准保留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籍,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上交官府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一概处以死刑。秦始皇不仅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还一举坑杀敢于批评他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焚书坑儒”是秦朝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秦朝在教育上实行“以吏为师”和“禁私学”的政策。秦王朝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浩劫和一次倒退。虽说秦始皇实行焚书令,但民间藏书者、讽诵诗经者仍然有许多。焚书令虽然为儒家经籍的流传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断经学的流传。实际上“五经”都各有传人,而且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为西汉经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O. v5 g/ q& J: e2 _; {$ R+ \
  正是由于专制统治的严酷,秦代的文学教育几乎停顿,因而秦朝在文学上乏善可陈,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作为代表。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久已失传。但秦朝的碑刻文学却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
, {6 c- T( |3 L( E  L" O6 T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峄山(今山东峄县境内),刻立《峄山刻石》;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至琅邪山(今山东胶南),立《琅邪台刻石》;又至之罘山(今山东烟台西北),立《之罘刻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境内),刻立《碣石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刻立《会稽刻石》。' c+ w& Z6 o% `& ~1 N
  现存秦代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秦始皇将其立于名山之巅,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表达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等所书文字,都是标准的小篆字体,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F& E+ Y6 p  L! r% [) c
  如《峄山刻石》:“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 |& E* e4 L: b2 Z
  这是秦始皇东巡的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
9 l: {0 X; y( m6 m* ?2 K) W1 V* m% y  《泰山刻石》三句一韵,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夡,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0 {9 u& k2 u+ A+ p* Z& h
  《琅邪台刻石》两句一韵,曰:“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夡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1 z) X6 S2 x* \: A: w/ {  《之罘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0 f$ ]  K# i! ]1 y# {/ R
  《东观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髃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8 M2 y4 t' d% G0 z1 o# U) e$ x  《碣石刻石》三句为韵,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髃臣诵烈,请刻此石,垂着仪矩。”8 r, a: F& B( R* \# q  V
  《会稽刻石》三句为韵,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髃臣诵功,本原事夡,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毝猛,率觽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闲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髃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9 K: C' ]# h8 y9 c* t: I( G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以浑朴为体,气魄雄伟,文字典雅,庄重凝炼,然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肃穆,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间。《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内容系赞颂秦德、指斥六国、明定法规、端正风俗,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刻石文的体制上承《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秦代碑刻文学堪称一代碑铭典范,直接影响了汉魏碑铭的发展。
' F# K$ \, k$ ~  从形式上看,这些碑刻文字都采用了四言诗的形式,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句式整齐一致,文字典雅凝炼,内容则都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劝告百姓遵守法令,安享太平,充满了统治者居高临下、教化百姓的意味。这应当看作是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 c' _( z% a7 ]% }0 |2 g1 b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鸊弦之。”由此看来,秦始皇也并非不知道诗歌的教育传播作用,只是对学校诗歌教育重视不够而已。! @2 N0 Q! B1 _6 q+ h
第二节 西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Y9 w( {- g; G# \) m6 e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节俭,奖励农桑,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疆土,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统治疆域,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西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 [! C6 r3 E; R. a0 i: Y$ V8 `9 f  西汉王朝初期,多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比较简约宽松的政策,大规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诸王门下集聚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指责中央,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十分不利。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十分活跃,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曾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因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并专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读经和仕宦密切结合,从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现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经”的地位,使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历代统治者运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汉代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孔孟之道只是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皇权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统治理论。) V. d6 Y0 D& a
  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2 B& k& a0 c7 E+ N' z! P/ [9 L. Z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9 F- H3 H, {& {5 R, z' |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I7 d4 J3 h3 y& f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K) |+ D/ W. Y- N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对个人的能力越保持骄傲和自信,就越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这种感叹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3 y/ T% }! F. F7 q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却也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年曾“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深刻的悲哀。% p! f: |; h6 R
  汉武帝刘彻写出了著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作为一个强大帝国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帝王,汉武帝深知自己也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因此,在诗中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二认为此诗为“《离骚》遗响”。《秋风辞》是汉武帝的代表作,也是咏秋的名篇。# ~, r1 U( l/ h8 D: \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产生。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在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却越来越重要。
( W2 ]! I5 i# h# W: Y  就五言诗来说,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楚辞》中的一些诗句若去掉语气词“兮”字就更普遍。但西汉初年才出现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汉初陆贾所撰《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诗,始流传至今。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 `6 X; z* e7 S/ S3 A  虞姬还有两首四言诗。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处,以为幄茵。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往矣,吾当安归。”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贫贱之肆志。”由此来看,虞姬还是一位有相当诗歌修养的了不起的女诗人。' K: b7 W9 j* I% p' @2 b  ~
  汉高祖姬戚夫人写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6 F1 n6 H4 l( \! M1 x! f  h  J+ {
  汉武帝时期的乐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7 f( p6 X) Y% Y7 t- I# m* ~, p  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善于辞赋,有良好家庭文化修养,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题《团扇》)是一首咏物言情之作,《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均收入,均题班婕妤作,写得非常出色:“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以秋扇见捐比喻女子遭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其形象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钟嵘评曰:“《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 K4 K) B( M% B2 W/ w9 U. L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的上层统治者都有深厚的诗歌修养,曾经受到诗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或者是民间的诗歌教育。* d1 h$ L& J. M& k+ F/ ~
  如果从乐府民歌来看,一般认为汉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这种现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民间的诗歌教育也是很发达的。3 G1 |6 ~# X  B) i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主流的诗歌形式,直到东汉以后才逐步兴盛起来。从此,五言诗逐渐代替了四言诗,在以后的两千年里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
2 T# v0 i5 i. u% Y: E& q4 Y! {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战国时期已经很常见。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则完全是七言。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见汉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则是完整的七言诗。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展,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 ?# G( w+ e6 A$ t# u  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备了七言诗的形式。其一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w" M( q. j% f
  《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诗歌,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成为田园诗歌的最早源头。# M0 o0 ?0 u& U, K6 a4 d
  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再加上秦汉之际战火不断,儒家典籍保存下来的太少,经籍的整理和传授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汉代经书的讲解和传授最重师法、家法和依据。经籍中的语言多是先秦的书面语言,和汉代口语差别很大,再加上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书非常困难,所以,记诵是一种很好的补救办法,治经的人必须通过记忆和背诵来学习,因此,当时的教育注重记忆和背诵。在学术传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条件下,要防止杜撰经文和主观臆断的解说,有效的保障就是严格辨明师传体系并恪守师说,这种重师法、重依据、重记诵的汉代学风,对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一定影响。) [$ `' `$ @  q- Z% e
  秦代曾经焚毁民间保存的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传。《汉书·儒林传》记载:“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 u; o  \( I( t& |  由于《诗经》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记诵的典籍,所以到汉代又得到广泛流传。《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G4 U1 J: E9 F) Q" a9 Z
  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鲁之申培,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鲁、齐、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有众多弟子,尤以鲁诗为盛。
2 C) x& i8 U" u1 r+ I  《汉书·儒林传》载:“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儒林传》还记述了鲁许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传授鲁诗的事迹,其弟子“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可见鲁诗在西汉传播之广。
/ u! g# @. O9 \, t; R0 h5 l  《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可见齐诗、韩诗传播也较广,而毛诗则逊色许多。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L& b& N2 c6 g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记载了西汉初贾谊学诗诵诗的情况:“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汉书·贾谊传》引用了这段记载。这段话表明贾谊在十八岁以前曾经学习《诗经》,并“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吴公的举荐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1 Z: ]7 K) e" L- r# k- F' E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私学兴盛,官学衰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专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学说,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在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西汉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时为了笼络广大儒生,树立自己的声望,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袭了二千多年而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时期,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太学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S) S5 q" p4 V& V3 A* x0 l
  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新书·傅职》)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说明了官学的基本教材。《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汉代的儒生对《诗经》是极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学家扬雄在辞赋的创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这说明汉代学校教育对于《诗经》的学习十分重视,而且效果显著。
3 r- \/ P# ]$ J; J" C8 ~$ h" r7 G  西汉时的学校教育重视进行各种文体训练,训练的文体有诗赋类、书表奏类、颂箴铭类、论说类。受当时社会风气及利益的驱动影响,汉赋倍受人们的青睐。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出身文学世家,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女辞赋家,她的《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更为真切地诉说了宫廷内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生动,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  ]  q9 F. S& A- e
  汉儒教学大都采用“自学——提问——讲解——讨论——练习”的方式口口相授。为了配合学生自学,有的学者就记录、整理和汇集著名经师的讲授内容,形成了“传”、“章句”等阅读参考书。有了“传”和“章句”,学生不用求师,通过自学也可以学到最好的学问。
+ B( V% R5 H- S: b1 m7 k' j+ \  当时的教育特别注重朗读。《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新樵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呕(讴)道中。买臣愈以疾歌。”朱买臣的呕与歌就是朗读。这种朗读情动于衷,声情并茂,能够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融入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 b" ]6 {4 }- p% A& |2 T* x# }
  作为诗歌教育的特殊形式,西汉时期出现了更多采用韵文形式编写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
2 Y& z" ^( M  }, p- A5 X9 F6 d  西汉初期,闾里书师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后人称为“秦三仓”)进行删改合编,去其重复字,以60字为一章,凡55章,统称为《仓颉篇》,用以教学童识字。如:“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辑成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群,出元别异。”形式上四言成句,二句一韵。这本书在唐代以后逐渐亡佚。
) l! D9 h5 D( ?$ U6 }6 Z: q  西汉学者编写的韵文识字教材有史游的《急就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篡篇》、李长的《元尚篇》等。这些识字教材中,《急就篇》在语文教育史上影响最大。这些识字教材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现存最早的识字和常识课本。+ O0 f" j1 U4 ~5 ^  M% N) |
  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以识字为主,同时介绍各类知识,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教材。今存《急就篇》用三言、四言、七言,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急就篇》共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两章每章64字,合计2144个字。史游写了31章,每章都是63个字,每句以七字、三字为多,也有一些四字句。南宋王应麟认为第7章、第33章、第34章是东汉人续写的。《急就篇》把相近的字分类编写在一起,讲究押韵,便于记忆;内容上注重实用,知识丰富,包括100多个姓,400多种器皿,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器官,70多种疾病药物名称,还有官职名称、法律知识、地理知识等,而且注重思想教育和读写结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二是“服器百物”,1100多字;三是“文学法理”,440多字。第一部分用三言,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二、三部分用七言,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饼饵麦饭甘豆羹。”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歌颂汉德,这段文字最为浅近可读,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边境无事,中国安宁。”总之,这本书在开头几句之后,接着是姓名,然后是各种事物,再就是百官的名称和吏治有关的事情,最后写汉代昌盛的局面。如第一章:
" N. `" X* \* ~9 Z( m) \: I  “急就奇瓠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布局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8 I5 z& Z' [2 J
  从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急就篇》句式整齐押韵,整齐中又有变化。三字、四字句隔句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这样的句式整齐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符合儿童的心理。章太炎《论篇章》中说:“详儿童记诵,本以谐于唇吻为宜,故古人教字,多用此种体制。”
) C/ o! k, I2 @* t  《急就篇》到了东汉尤为盛行,一直到唐代还是主要的识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作为一种儿童读物,其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实属罕见。《急就篇》在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对对后世童蒙教材和国外的小学教材都有很大影响,后世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都受其影响。此书自成书后就被广泛流传,并被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这本书曾经流传到日本,并产生过很大影响,如日本的《官话急就篇》就借用了此书的名称,采用了与此书相似的体例。/ ^# F8 X6 R* }' V; \
  西汉时期民谣颇盛行。这些民谣是当时社会现实最尖锐、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往往具有强烈的讽刺性。汉武帝宠爱卫子夫,卫氏一族权倾天下,当时有《天下为卫子夫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汉成帝时外戚横行,民间有《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西汉后期奢靡之风日盛,长安童谣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这些歌谣对于广大人民认识社会的本质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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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西汉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政治更加混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赤眉军、绿林军推翻了新朝。公元25年,西汉皇室刘秀依靠地方豪强势力,利用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王朝。光武帝刘秀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农民负担,社会逐渐安定,经济走向繁荣。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在“光武中兴”之后数十年里,东汉保持了兴旺的势头。首都洛阳人口多大百万,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总结前人经验发明了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传播。元初元年(117年),蔡伦负责监典校订经书,将所抄副本颁行各地,形成了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东汉中期以后,由于皇帝年幼,国家政权逐渐被宦官操纵。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调“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因而士人集团、外戚集团与皇权专制、宦官专权斗争非常激烈,“党锢之祸”不断,导致东汉中期以后上层权力结构很不稳定。桓灵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打击日益残酷,士人的反抗也日益激烈。在黄巾军大起义的冲击下,东汉王朝土崩瓦解,四分五裂。5 ?) A) Y: _9 I; m0 |- O
  汉代的儒学自西汉初年就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西汉200多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占统治地位,朝廷所立的14家经学博士均为今文学家。西汉末期,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古文经列入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博士反对,从而引起双方的激烈斗争,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两派学说,这场斗争才暂告结束。今文经学是官方学说,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古文经学是民间学说,虽注重阐释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成分少,但地位一直不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其愚昧繁琐,导致今文经学的进一步衰落。东汉灭亡后,儒学整体上衰微,其中今文经学趋于灭绝,古文经学则仍保持着虽非统治性的却仍然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就《诗经》来说,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人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9 m! v: C% `4 V1 A6 }3 ^
  汉代是我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过渡时期。当时虽还没有形成后世关于“文学”的观念,但却已把诗赋作为一个门类,并把《诗经》作为楷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在汉代文学中一向并不显得重要的诗歌创作,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乐府民歌的长期影响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初步兴盛的局面。四言是《诗经》的主体,也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诗歌的主体。但从东汉时期起,四言诗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被五言诗所取代。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体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f# G6 b$ K  E, i: j
  东汉王朝继续设立乐府,采集民间诗歌。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东汉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高。在东汉乐府诗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五言诗的出现,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说明乐府诗的创作开始受到文人的重视。6 u" S0 m8 R! [7 u
  东汉前期,楚歌已逐渐退出诗歌舞台,但还有个别作品值得重视,如梁鸿的《五噫歌》。此后,以班固的《咏史》诗为代表,标志着五言诗正式登上了文人诗坛,开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颂德之风已消歇。在抒情方面,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广泛地歌咏了夫妇或恋人相思离别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乡之情,尤其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伤和短暂人生的欲望,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特别是感慨人生的主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诗歌的中心主题。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文人的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歌还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因而为魏晋时期以五言诗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 e/ j4 r) p" P. V( z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这两首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影响。《孔雀东南飞》全诗长达353句、1765字,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后人把《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1 E/ W6 A" I- @. c7 P1 \
  《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就诗歌的语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状况、表达的思想情调来看,其作者当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学素养的文人。在东汉中后期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国家为目标的文士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们面临着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从西汉初年以来诗歌中反复咏唱的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进一步成为当时诗歌的中心主题。以感伤悲哀为基调,《古诗十九首》抒写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等内容。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十九首》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5 y& @# M" T6 a8 B7 l# v  梁鸿(约25—约104)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初的隐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这首诗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当时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敢于写这样的诗,显示了诗人的勇气。这首诗以它独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内容而流传后世。
" Q' n$ h9 ]- N; d9 E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时期著名是史学家、文学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诗歌教育。他的《两都赋》风格典雅和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咏史》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质朴,叙述简洁。诗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了冷静理智的成分,体现出文人诗歌的特点,对后来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后世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五言诗,但由于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项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项羽的宠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因此,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独创的五言诗。《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
8 A, u0 T  S. [8 O( R, I) H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等,尤以《二京赋》著称。其《归田赋》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四愁诗》全诗共四节,受《诗经》中民歌重章叠唱手法的影响,每一节略作变化,语言也比较质朴,具有浓厚的民歌风格。虽然它的个别句子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但它在七言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节:“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诗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寻找自己的所爱,却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怀忧愁,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深沉思慕,与《诗经·蒹葭》相似,风格婉转动人。这是第一次用来写情爱题材的七言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七言句式语调委婉悠长的特点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对以后文人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选》选入此诗。张衡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声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诗,而且语言技巧更为成熟。全诗内容如下:“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这首诗以新婚女子口吻大胆述说新婚生活的快乐,可以说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欢女爱的五言诗。其中“思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历来受到人们喜爱。这首诗是古代情爱题材作品中的名篇,历来受到诗人、学者的重视。张衡的诗作所存虽不多,但描写男女情爱的特色却很突出。除以上例子外,《思玄赋》、《舞赋》和《定情斌》所附的四言诗或楚歌,都有语言清新典丽、抒情委婉动人的特点。张衡在各种诗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爱的内容,引起了东汉以后文人诗风的重大改变,促进了五、七言诗的成熟,对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0 z: C) G/ l' ^# T  蔡邕(139—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仕为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他是东汉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是东汉后期成就最突出的辞赋作家。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一代文风。他的《翠鸟诗》,以翠鸟为象征,表达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激之情,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名作。他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残存的则有十余篇。题材相当广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长。他的《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蔡邕当时二十七岁,被迫应召入京,未至而归。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对后来的建安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深切反映当时社会残酷状况的诗歌,这应当与蔡邕的教育影响有很大关系。他的《青衣赋》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在赋中极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在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题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赋末一节采用四言诗的形式描写对恋人的思念,意境优美,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他的仅存残文的《协和婚赋》、《检逸赋》写男女之情大胆直露。前者中如“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后者中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君”之句,其大胆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辞赋中未有的,可与张衡的《同声歌》相媲美,对六朝宫体文学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作为东汉后期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蔡邕的诗赋创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 }: G  K; y; ]- |5 O  东汉桓帝时出现了秦嘉夫妇相互赠答的诗篇,其中透露出当时妇女接受诗歌教育的情况。夫妇以诗相赠,并能流传下来,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秦嘉写了三首五言体《赠妇诗》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徐淑的《答秦嘉诗》曰:“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那是无法想象的。
; b! S" n0 r- b. O2 O. X  蔡琰(约177-?)字文姬,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养。《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载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卫氏,夫死归宁,在战乱中被乱军掳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赎回。今传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b5 L; z' T4 `  X& p) P& `
  从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刘细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诗在汉代似乎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些例子表明,在两汉时期,至少在中上层社会,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们才能写出文采灿烂、语言优美的诗赋作品。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 |6 [* o+ p/ }  东汉儒学和文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初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作为西汉的延续,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教育制度,但是学校规模更加庞大,受教育者更加广泛。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兴建太学。汉明帝刘庄曾亲自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汉质帝时,洛阳太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许多儒家学者的私学门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弟子上万人。这进一步表明汉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阶层的壮大。
% L6 F# M+ K. c; V0 @; ~  以“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依然是官学和私学必学内容。因古代印刷业不发达,读书必须靠人工抄写,抄来抄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经书文字的现象。因此,汉灵帝熹平四年,著名学者蔡邕、杨赐、马日磾等建议,将儒家经文刻制成石经,供学官们正定校勘,作为向太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凡六十四石,计200910字。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坏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屡遭破坏,至唐贞观初,几乎毁坏殆尽。《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刻制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2年刻制的《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O5 }6 o7 [* N; F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成就最大的经学家,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他一生不曾为官,将毕生精力完全付诸经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中。郑玄拜师求学时间之长在古代学者中是很罕见的。据《后汉书·郑玄传》,他少即好学,进入太学学习《韩诗》等儒家经书。后从师马融,专攻古文经学。三年学成之后,郑玄又游学近二十载,始归乡里聚徒讲学,弟子多至千人。他继承其师马融的学说,广采众言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在其经注中力求采纳各家之长。郑玄注释经书时摒弃了逐字逐句解说的章句形式,注释简明扼要,便于学习掌握。因此,郑玄的经学一时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很快得到社会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学和深严门户之见的儒生纷纷改宗郑学。7 b9 g+ R$ B& k' K/ z
  郑玄学习《诗经》,起初是学《韩诗》,后来又师从马融学习《毛诗》,他认为《毛诗》比《韩诗》好,就以《毛诗》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弃了《韩诗》之说。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的《毛诗笺》、《毛诗谱》是后世学习《诗经》的重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