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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杨朱: 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 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的“不拔一毛”的观点,实际上是“自己利益不受损失,也不取天下的利益来满足私欲”,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些道理,其实是对“利”的误解,如果没有“利益”的话,也就失去了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了,也就不会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了,是违反人性的空想而已。 何况,社会生产力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有再生产的不断投入,也就是利润的投入。而利润其实就是买方多奉献、卖方多获取的部分,也就是人人都多奉献一些多索取一些,而多出的部分最终由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来补足,这个过程就是发展的过程。杨朱切断的就是利润链条,也就切断了发展的环节,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 还有学者认为杨朱是在讲“口子不能随便开”的问题,其实是片面看问题的结果。从经济规律来看利润会由竞争而达成一个合理的度,欲望问题禽子和孟孙阳的讨论,已经说明不会无限发展的了。 |
柔弱胜刚强,在《道德经》中有两个角度的理解:一是柔弱是有生机的体现,二是柔弱贵在坚持。 一:柔弱是有生机的体现 《道德经》: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释文: 那怎样通过万物的生命过程变化来观察道的不同作用阶段呢?虽然自然万物千差万别,作用各异,但也是有其基本规律可以看出道的不同作用性质的。例如,人在活着时身体是柔软的,而在死后躯体就变得僵硬了;自然万物生机盎然时也是柔弱脆嫩的,而当其失去生机时就会变得枯竭干槁了。所以由此可看出,坚强是生机丧失的表现,而柔弱则是生机不息的途径。所以,呈现出坚强的态势是危险的劣势,而柔弱则是代表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那是不是坚强意味着道德离开而不起作用了呢?不是的。坚强、枯槁后再分解复原到“有”的基础性的原质状态,正是道的归源作用,也就是“有返于无”的作用的体现;而柔弱的有生机的状态,则是“道生之,德畜之”的发展作用的体现。由此,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军队过于强悍就会走向毁灭而不能长久保持应有的战斗力;木材如果太过坚强缺乏柔韧就容易折断,一种事物到了鼎盛时期,强大的背后也就是衰弱的开始。所以这些状态都是和道的生发规律不相符的,也就会提早走向灭亡。 理解: 不道,是认识“道”五德之一。德者,道之功。不道,就是研究怎样获得这个“功”和怎样使用这个“功”,才可以长生久视的问题。 一方面,关于“事物”的功能(或作用、技能)的获得问题。这方面是研究在众多的功能里面怎样选择以达到和谐发展的问题,或者讲是综合素质、生存能力的问题。这方面就是《道德经》里的“执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要说明的规律。 另一方面,是如何使用获得的“功能”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合理的使用寿命,而过渡使用会减少寿命。就是《道德经》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要说明的规律。 不道,不是脱出了“道的规律”,而是改变了“道的规律”的正常节奏。柔弱之所以能战胜刚强的原因,就在于能保持焕发的生命力,能不断注入新生力量,能稳定于在上升的发展趋势当中,在于对生存根基的掌控和培育。 二:柔弱贵在坚持 《事 善 能》: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②,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释文: 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而水滴石穿,攻克坚强者也没有能超过水的物质,这是因为水能始终如一,从不改变的原因。弱战胜坚强和柔能胜刚的道理,天下没有不知道的,但也没有能以其理行事的。 踮起脚跟就不能久立,跨大步反而不利于行进。天下的难事也必然要从容易的开始作起,天下的大事必定是由一系列小事成就的。事物在安定时则易于把握局面;在没有征兆时易于谋划;在刚露出苗头时易于左右;事物在影响小的时候易于消散。因此,要善于在没有发生之前做好安排,在未出现动乱之前就采取措施预防。合抱粗的树木,是从毫未小苗成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筐筐的土累积起来的;千里的行程,是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因此,想做难事要从容易的下手做起,想做大事就要先从小事做起。所以,圣人始终不以大事为己任,从不好高骛远,因而最终才能取得巨大成就。而一般民众做事,常常快成功时却失败了,如果能慎终如始,坚持不懈,就不会有干不成的事,只有自然大道,才能既善于开始又善于取得成功。 因此,柔弱不在于表面的状态来减少阻力,而在于深层问题的掌控和坚持。 请参考。 |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在组织形式上,高层不搞个人崇拜,不依赖个人的英明决策,基层不为贤人的马首是瞻,而强调发挥管理阶层集体的智慧和职能;在管理方法上,用“德、法”作为治理的标准。这样有利于民风逐渐淳朴厚重起来。 |
1:关于老子“寡情”冷冰冰 《老子》心 善 渊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矣。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矣。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利,是谓配天,古之极。 可见,老子不寡情!只是寡欲。 2:庄子追求的“真实、自由、宽容” 《庄子外篇·胠箧》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俪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者,皆外立其德而[火龠](音yu4)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看《 庄子》,要知道一个大背景,就是《庄子》宣扬的观点,不是社会的主流和脊梁的观点,也不是支流或边缘的隐士观点。说起这点来,老子倒是真正的隐士,不仅“大隐隐于朝”做过“柱下吏”,而且“出关”后“不知所终”。庄子?其实庄子只是一枚断了线的风筝,在失去约束的同时,也就失去了飞翔的动力。《庄子》就象一个以公园为家的流浪汉对世人的看法而已,其追求的“真实、自由、宽容”的实质不过如此而已。 3:孔子是超级伟人吗? 我们东方哲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与“周行不殆”,是《易经》所阐释的一种方法和两种规律。 一种方法,就是全局和重点兼顾的“三才”分析法。“三才”的每一才都有“有利—”和“不利- -”的情况,组合起来就是八个母卦。可以涵盖一切事物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而事物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规律:一是生老病死的“生命规律”,一是兴衰更替的“事业规律”,也就是“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两种卦序 。 天时、地利不如人和,研究三者的关系,这就是古老文明体系的内部联系。一切学识的横断面的分析方法,不出“三才”的框架;而纵向整体的规律,又逃不出“两个规律”的根本轨迹,所以为“诸经之首”。《阴符经》和《道德经》则是将“总结的规律”用于实践的佳作。《阴符经》 比《道德经》要更客观,《道德经》是慈悲用道的极至。 孔子恰恰用儒家尊卑观念曲解了我们文化的源头《易经》,编排六十四卦的顺序,失去了《易经》哲学方法论的实质。 见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4 |
为什么说儒道之争的本质是“人治”还是“法治”? 前面已经探讨了《道德经》的“以正治国”的“正”就是“德、法”的结合,这个“正”主要是针对治理政策的制定方针来讲的。如果从推行“以正治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则要有组织原则上的保障,也就是政权的运作模式上的保证,人事制度上的保证。 老子《道德经》讲“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在组织形式上,高层不搞个人崇拜,不依赖个人的英明决策,基层不唯贤人的马首是瞻,而强调发挥管理阶层集体的智慧和职能。因此,老子讲“ 治大国,若烹小鲜。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人之迷也,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圣人以身作则自觉维护规章制度的尊严,才会方而不割,坚持自己的操守,但不会与政令相抵触;廉而不刿,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但不会采取有损德行的方法;客观公正的同时又能顾及适用的范围;让人尊敬但又不会超越政令的尊严。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仁,爱人,“仁”的程度取决于个人的修养素质;“义”,公义,体现为公众舆论的约束力量。两者作为个人修养的内涵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治理民众的标准就会出现可行性方面的问题,比如墨家的侠义精神,私刑制度,操作过渡都是对法治的一种危害。因此,老子只讲“德”的感化作用和“法”的教化功能。“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孝心如果能分成三六九等,尽孝的时候算计着自己的行为属于什么层次,会不会落入不孝的范围的话,那还是真孝心吗?所以,取消了“仁义”的教化,如同取消孝心的分类一样,有利于民心的淳朴厚重。也就是“德”要向高标准提倡,“法”要维护低标准的威信。 老子《道德经》讲“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儒家的重点在“仁义礼”,君权神化,不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么? |
百姓之间以及百姓与管理者之间靠斗心眼不能长久和谐相处,只有靠能放在桌面上的公认的标准来互相约束,才是长久的做法。 |
“仁”,无论做的怎样好,也比不上“道德”的层次。毛病就在于“仁”的主动性上,这个“主动性”无形中,会有低估别人智商的嫌疑,也就会有逆反心理的产生。 |
有道理。道学绝不是单纯消极,而是无为而无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