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学人的学思不倦，最高境界是“圣希天”。按照古人思维，一是思不出位，无圣人名位，不会有圣行之实。二有圣人名位，该“制名以指实”，尽心尽性于圣人的名实相副。圣人名实，“圣希天”境界。孔子言：博施济众，如人效天地德的天施地受，化生万物，润泽民生。义理实函，如孟子所云的道德理性，“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满足生活富裕需要的“充实之谓美”，即船山所说：“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这是“小人喻于利”层次辛勤劳动的生活富裕指望；也是民所共由的理之道，满足共同生活富裕需要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即船山所说：“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这是“君子喻于义”的社会管理层次，该要尽心尽性的社会职责，引领“小人喻于利”层次对生活富裕指望的生之质，转向尽天下义利的文之质，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庸质文，孔儒人性论的盖棺定论，也是理势必然的心性文化文明，《易传》继善成性的富有盛德。这就是孔儒之所以要抨击杨墨的心性质野，“专于己而不通于人，则困于小而忤于物”。也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与船山实学，批判汉儒和宋明理学，以及儒道佛文化的理论浮明，善性文史。无人欲天理废，“小人喻于利”层次对生活富裕指望，尽天下义利共同富裕需求，都埋没在抑情制欲，静态无为的天道观之中。“合乎天而不因乎物，则执其常而不达于变”。孔儒抨击杨墨的流俗质野，张载与船山批判汉儒和宋明理学，儒道佛善性文史的无人欲天理废，便可知晓孟子的圣境实函：实现共同富裕的天下义利，“大而化之之谓圣”。继善成性文明理念确立的人性论和心性论，“神无方而易无体”的礼易常变，致圣与神的概念并联，成为“君子喻于义”的形上導管理层次，不可分割的完善整体，“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境实函是“大而化之”，预测到事物走势，未来社会走势的藏往知来，神導效应成就圣境的“大而化之”。形上圣神導的事物运程，人事心性本体的道建阴阳，仁礼本体的论理易学：“神无方而易无体”，神意三蕴：一是阴阳不测之谓神，圣人有为的文与礼，睿明洞察民生利益精微，睿智化解鬼神心性危微；二是精义入神于神理明诚的极深通志，性性存神有性之灵；精义入神于神参明钦的研几成务，物物过化有天之则，精义入神的性灵天则；三是实现穷神知化的实践实证，继善成性的富有盛德。进入到仁礼本体的神意三蕴，通志成务的“大中而上下应之”，也是船山体用中庸的整体理性效应：“刚柔文质，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
一、孔儒的圣境实函，一是思不出位，无圣位，无圣行；二是“制名以指实”的圣神導，圣希天的最高境界。进入君主专制时代，不管是暴君，淫君，庸君等一切无道昏君，残害民生成客观事实，私蔽大患的失道君王，缺失“制名以指实”而滥称“圣君”。凭着君尊临天下，便得“圣君”名？实质在践踏圣境！行圣旨？法术势施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扭曲民心人情，残害天下众生。君主专制的帝王历史，都是滥称“圣君”的历史；其私蔽大患的所谓圣旨，君本，非民本的残害民生。理势的自然与必然，从衰落到衰亡。为什么汉唐独尊儒术是君主专制生长期？一是延续三代有道伐无道的人民正义，促成君主王朝的治乱循环；二是孔子的礼有损益，促成王朝陵替而焕发生机；三是焕发生机的王朝陵替，体现着心物运行的必然规律：物物经济的向前发展→物欲需求的文明同步→理有物欲屈伸成为推动物物经济新发展的动力源。为什么宋后走向君主专制衰落期？再不是独尊儒术的阴儒阴法，而是忠君报国的阳法阴儒，其恶果：一是有道伐无道被视为乱臣贼子的篡弑之罪，王朝正常陵替质变为汉夷王朝陵替；二是孔子的礼有损益完全失效，王朝陵替的重蹈覆辙，万马齐喑全无生机；儒道佛静止无为的天道观，制造着抑情制欲心性的文化大环境，也就成为宋明理学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定夺人事当然的圣神观。朱熹所谓“无一尘之累”的“圣人体现三者之德”是：一是“圆神，谓变化无方”，圣人应对：“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二是“方知，谓事有定理”，圣人应对：“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三是“易以贡，谓变易以告人”。圣人应对：“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得其理”的“合乎天”，“不假其物”，船山评说其道体论是“合乎天而不因乎物”，其静态无为的天道观是：“天地无心而自化，圣人有心而无为”。“圣人体现的三者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浑然天理的天之道，竟成宋明理学“极乎道体之大”的尊德性学问道，非孔儒性与天道的道问学学问道，“极高明而道中庸”。“圣希天”于博施济众，“天曰神”的藏往知来精义入神，孔儒最高境界的圣神導，被二千年“圣君”专制史弄到残缺不全的面目全非，包括意识形态的汉儒与宋明理学对孔儒的全面谬解。在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其中有尖锐批判君主世袭专制的治不及三代，造成“圣君”专制史无法克服的三大弊政：一是效法富贵帝王家引发必然的官场贪腐天下；二是法家法术势的“圣君”独裁君临天下，造成势尊必蔽的乱世局面；三是文化专制主义引发文有法，礼无法的乱世人心。焉知，理性实学与心性启蒙的话音未落，一场更黑暗的君临天下的“圣君”专制制度出现了，汉夷王朝再度陵替的满清法家复辟，君师一体，治学一统的圣君独裁，将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中国推入苦难深渊。回看自己走过的路，难道还不能醒悟：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中华文化的数典忘祖！

二、君主世袭专制的治不及三代，将盛唐贞观德政的独尊儒学史埋没了，真理的金子终会闪光发亮。还得讲讲复归孔儒的“制名以指实”，圣君光辉的实证史。
唐太宗的圣君名，圣旨到，与世间君王一样尘埃落定，约定俗从。但是，唐太宗与世间君王不一样，聪明不会被聪明误，圣君实焉会被圣君名所误？马上打下天下的唐太宗，认定荀子的君舟民水说为施政指南，成为“制名以指实”的圣君。“水能载舟覆舟”，“士庶之穷通生死，治乱循环之数亦大”。打天下则要平天下，创业与守业孰难？先不说守业比创业难，且创业已过，该是守业坐天下了。若圣君要享天下，必然近奸佞，远贤良，戳忠臣。所谓狡兔尽，猎狗烹。可患难不可共富贵，打天下的忠臣辅弼无好下场！朱元璋的杀戮是证例，有始无终的忠臣模式。牢记“水能载舟覆舟”历史教训的唐太宗，平天下，则要励精图治治天下。受魏征一句话惊醒：愿陛下以臣为良臣，不以为忠臣。即使魏征不顾，甚至破损太宗颜面，太宗依然树魏征为“人镜”，百官典范。连长孙皇后也为魏征忠良表称颂。远奸佞，纳忠言，太宗营造圣君名实的自我大环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终然如是，并不等于君王随意予取予夺。与民同乐，圣君也要守其本份，太宗纳某大臣女为妃，天经地义吧！谁敢说三道四？魏征说此女已有婚配，有的大臣说没有，有还是没有？帝王纳妃，还不明白？太宗心中了然，退纳妃，归原配，圣君守本份的“高风亮节”。孔儒的“其身正，其令从”，君王以身作则为表率，带出“君子喻于义”的“管理团队”。圣君非全人，朝政议事有得失。太宗欢迎群臣写奏折，议论朝政得失。歌功颂德的奏折太多太烦扰，看到常何奏折不一样，纳闷之余问究竟，方知门客马周代执笔。房玄龄直言群臣都知晓，只是伴君怯惧不敢言。不敢言者不能用，不是报国济苍生。太宗不拘一格用马周，野无遗贤用英才。贞观之治的政绩彪炳，与唐太宗善用人才有关，独尊儒学，“选贤任能，俊杰在位”。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在二千年的圣君专制史中，弹指一挥间而已；正因为君主世袭专制史，唐太宗独尊儒学，“制名以指实”的圣君功勋，几乎被后世忘却，远远比不上法家复辟，所谓康乾盛世的“荣耀”，看看民间宣传的文艺电视剧，谁不知还珠格格？谁不知乾隆、纪晓岚、元坤，家喻户晓了。谁又知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点点滴滴？须知，没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见不到孔儒理论理性的政治实践；没有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盛唐辉煌，也许就没有“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张载正蒙和船山实学，就不会掀动出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就不会出现古今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理论，就不会出现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伟大复兴。正因为有唐太宗独尊儒学的贞观之治，方有“为往圣继绝学”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三、应对二千年的文化专制史，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必要有效启动思想解放潮，冲破文化专制枷锁！文革后的七十年代，出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潮，改革开放后文化热的八十年代，重演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接上荀子的思辨论理学，论证形下器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礼义规范为实践实证的基础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重演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其文化意义远远超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潮，所波及到形上導效应，“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的古今义理会通，历史与现实的相结合。明清之际的思想解放运动，尖锐批判君主世袭专制的三大弊病，其中就包括对两种圣神观的重新厘清。孔儒最高境界的圣神观，“圣希天”的“大而化之之谓圣”，“天曰神”的“圣而不可知之之神”，“制名以指实”的圣神观，总不能与后世的暴君、淫君、庸君等无道昏君，残害民生的有其名，践踏其实的“圣君”，“圣旨”混淆吧！，总不能与宋明理学的“圣人体现的三者之德”的圣神观，“天地无心而自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的静止无为天道观混为一谈吧！两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记得了第一次的实践实证，所以有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也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的经济至上，却掐断、遗落了第二次实学与启蒙的思想解放潮，“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的古今义理精深。须知，传统社会出现文胜质则史的道德至上，船山的理性实学予以批判：“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现代社会出现质胜文则野的经济至上，船山的实学理性予以批判；“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从一个极端的道德至上，走到另一极端经济至上的钟摆惯性，船山的道德理性予以批判：人道率循天道的“致知在格物”。两个极端的钟摆惯性，严重伤害了传统优秀文化，伤害着中国现代化的元亨进程。回首往事的不堪回首，感概万千。

四、秦汉后，再不是孔儒“制名以指实”的圣神观，而是被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文化理论所批判的君主世袭专制，以“圣君”名践踏“圣君”实的圣神观。适应君主世袭专制的意识形态，儒道佛互补的善性文史，儒道合流的静态无为天道观，当然，也包括秦汉后的约定俗从，以周易为正经，消失了《易传》的论理易学，退化为解释周易的自然易学。秦汉后的约定俗从，包括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的约定俗从，静态无为的易学观。惟独没有孔儒经典的论理学，《易传》论理易学的约定俗从，没有“为往圣继绝学”，张载的正蒙易学和船山的实学易学的约定俗从，也就失去古今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的约定俗从，失去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约定俗从。“无有不极”的太极，“无有一极”的无极，“容光而不穷于所受”的无极而太极。礼惟贞常易极变的礼易常变，文明进化的易学观。进入到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若连两种不同的圣神观，两种不同的易学观，都不能厘清，不能分辨，还算现代学人？上贴我曾写出：“为什么易学者们醉心于周易，对船山易学不生兴趣？不解！反常”！看来，理性实学的心性启蒙对象是谁？不会是普罗大众！该是文化学人，解除文化专制主义的无形枷锁，从所谓约定俗从的心性束缚中解放出来，关心理论应用的社会效应和心性效应。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实证基础理论，关注普罗大众社会实践活动的礼义规范秩序，刚柔地道接地气；秉承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实践实证理论精深，哲学思辨于“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的古今义理会通。树船山、萧萐父为学人典范，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方是学人最值珍重的学人品格。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实证基础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实践实证理论精深，都蕴含实践实证，追寻实证结果。行之效方得知之效，知之效未得行之效也。所以，追寻实证结果，其说服力远远胜于正确的说话，实践真理远远胜于道德说教。
为了表述传统优秀文化在现实社会的理论应用，表述人文化成天下的仁智光辉，更好与论坛学友交流，涉及到一些顾忌的现实问题，为国为民，也顾忌不了这么多，直抒己见，供学友参详。
数年前，提出房屋是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讲话正确！无比正确！数年后的今天，看到房地产经济境况的内外交困，若有所思。若当年重视实证结果的“英明”做法，便是传统儒学的道问学学问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的做法是：“极其大然后中可求”的体用中庸。视房地产产业为支柱经济是绝对错误，支柱经济的转移，方是正道的做法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伤害最大是农村经济；房地产的投机经济，伤害最大的是制造业。投入人力，国家财力及科技力量，扶持农村经济与制造业为支柱经济，“极其大”，作“中可求”的循序渐进，数年后的今天，当农村经济与制造业雄起成规模，足以替换房地产的支柱地位时，让房地产业自生自灭，回归实业经济的本来面目，也不会出现房地产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不好吗？房地产的自生自灭，其中有少数人因成家置业，向银行贷款购房一间，经济萧条还不上款，施以人道救助只是少数人。至于大多数，投机取巧有所得，得而复失，也算是天道公平，不至于现在看到的社会阵痛。对于现时房地产困境引发社会经济的困境，温铁军老师认为，中国将出现新的上山下乡潮，不是农民工流向城市，而是城市人口流向农村，我认同温老师的见解。抒解中国经济困境的良方，容纳在广阔天地的新农业经济，乡镇的新制造业经济，以及科研机构、教育卫生及商业文化等新配套产业和设施，广阔天地的星罗棋布，小城市的乡镇新经济。这又是传统儒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学问道。不过，涉及到深层变革的方方面面，蜀道难行！“极其大然后中可求，中可得然后大可有”，“仁智同用智为先”！
天道公平，有儒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学问道，“天地者，生之本”。仁心统同，各正性命，“循理而应乎事物”的道建阴阳，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综合平衡的体用中庸，“物物为能过化”的天则中正，“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体用中庸的整体综合平衡，不允许人为妄动，伤害或摧残某一方面经济，不然，加倍“报复”，发生极不平衡的事物矛盾，伤害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延误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伤害和摧残了农村经济。大量青壮年的农民工进城，老人儿童留守，造成农村经济萧落，土地荒芜，损害了现代化进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证例。社会经济综合平衡的体用中庸，就要善于应对和调整，防止顾此失彼的不平衡现象出现。天道公平的义理实函是什么：“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防避违反自然规律而造成不平衡的事物矛盾，出现实践活动的事物过程曲折反复，出现“极重以必改”的穷途思变，出现不必要的哲学圆圈三阶段。形上道体论是：“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学问道。

人道公平，有儒学“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尊德性学问道。“先祖者，类之本”。社会的人事分工，牵连生民的职业立命；社会的利益分配，牵连生民的齐家立命。关乎安居乐业的职业立命和齐家立命，如何能做到公平公正的礼义明分。“君师者，治之本”，荀子的思辨论理学。治之本有矛盾一物两体的正反走向，形上導有“礼之隆”，王制理想的“节用裕民善臧其余”，文理益质载道的“文理繁，情用省”。形上導有“礼之杀”，王制失道的“上溢而下漏”，文理失明的“文理省，情用繁”，所以荀子强调虚壹而静谓大清明，解蔽“闇乎大理”的“蔽于一曲”。《易传》的思辨易学，论理人事心性本体的事物矛盾，质文心性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便有人事刚柔险阻与吉凶的事物运程。所以，《易传》强调“不行而速，不行而至”的神效应，“极深通志，研几成务”，“大中而上下应之”的乾坤合道。“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与船山实学，神化一物两体为两体理一，“物物为能过化”有天则中正，逻辑连接仁礼本体，“大中即寓其间”的体用中庸，连接孔儒道问学学问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性性为能存神”，有性灵至当的“理有屈伸以顺乎天”，如何顺应人情物理数者，释放始奏人的心性活力，顺乎物则的终奏物？“情交以尽性而至于命”，道生余情的功贞情。“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乘乎气”的理性实学，发展物质经济伸物欲，批判道德至上的善性文史，理论浮明：“不逐万物之变”的实学理性，善及人伦道德而屈物欲，批判经济利益至上的流俗质野。批判善性文史与流俗质野的心性两极向，“理有屈伸以顺乎天”，人道率循天道的“致知在格物”，这就是传统的优秀文化，奠立传统心性的文化根：实践心性的个性活力，中庸理则的心性质文；体用中庸的人事心性：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人文化成天下的思辨哲学。伤害化成天下的人文文化，就是破坏公平公正的人道原则。损害人道，必遭天谴！失迹传统心性文化根的中庸质文和刚柔文质，只见善性文史与流俗质野心性两极向的钟摆惯性，导致心性活力抑压，生产力停滞的事物矛盾；失迹人道率循天道的有为自然，只见妄为自然与无为自然往来摆动，导致发展失衡的事物矛盾。传统社会的人道公平原则，也是古今文化接轨，人道公平原则的历史接合点：天人诚信道文明同道于天人诚道。迎合现代社会的人道公平原则：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与遵循人道理性一致性原则的文明同道，人类社会有不可易变而不断义理深化的人道公平原则。传承创新传统人文化成天下的思辨论理学与思辨哲学，依然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尊德性学问道。
一孔之见，表述我进入学术圈后的平生之愿：探寻理论应用的真学问。此贴表述，是否属于传统优秀文化理论应用的真学问？古今义理会通，是否属于现代社会理论应用的真学问？会通古今通义于经世治用的真学问？不懈而执固的不识时务者，给论坛带来多少麻烦我不知，除抱歉外，依然我往我素。我相信，终有“雄鸡一唱天下白”，期待，不懈！决不会皓首穷经于纯理论研究，历史与现实对不上，理论与实践对不上的不知所云。如此研究学问，“不如回家种红薯”！千古一人王船山，谁愿仿效？谁又能长期不懈仿效，没有坚强意志、毅力和信念，谁也做不到！中华历史第一人。面对夷族统治者的铁骑入侵及天命降临，面临明亡以后无中华的文化颓势，挺身而出而躲进深山，研著孔儒经典，还不是为了探寻、传播孔儒经典理论应用的真学问，用现代的话说：振兴中华的人文文化。将船山学理与宋明理学作比较，实明与浮明的泾渭分明：是否探寻理论应用的真学问，会通古今通义的经世治用。

当船山学理的理论昭明，秦汉后形成约定俗从的结论，将会被颠覆。因为：适应君主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儒道合流，静态无为的天道观和易学观；儒道佛互补，理论浮明的善性文史，完全颠覆了孔儒经典的真精神。有立必要破，重新奠立被颠覆了的孔儒经典真精神，破的是颠覆孔儒经典真精神的一切约定俗从。有破有立，“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意蕴，也是马哲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传统儒学史的深刻体现。
理解孔儒经典真精神，首先要破孔孟仁学体系→程朱内圣之道，孔孟程朱一脉相承的儒学铁板一块论。由来已久的约定俗从，历经现代以来几番风雨，五四运动后出现挺儒与反儒世纪论战的文化风波；中西文化两度论战的风波，即全盘西化与坚执国粹，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文化碰撞的余震持续及发酵积弊的日益深重；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演理性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文化热浪潮。孔孟程朱一脉相承的儒学铁板一块论，历尽数度风波还是顽固持续。结论：不破儒学铁板一块论，“为往圣继绝学”的中华文化复兴，那就无法走上正常的轨道。
一、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全过程，乃存在思维演变的全过程。争鸣出来的主流学派，孔子儒学成长的全过程，被认可为主流学派的全过程。只要认真通读孔儒经典四书，及《荀子》、《易传》，了解孔儒发展系统的理论理性原真理路，便可以理解孔儒之所以成为主流学派被认可的全过程。将孔孟之道定义为仁学体系，错误至极。实践心性的性与天道，心性内外，仁内礼外，各自归位，仁心主持与仁义动机，仁内；人伦相处，人际交往，人事心性，内含约定俗成的言行规范，礼外。仁内礼外的心性矛盾，互相对流的相资相成，各有则重。孔子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克己复礼为仁，仁心主持的克己复礼；荀子思辨论理学，思辨礼之隆与礼之杀，矛盾相成与相反两走向的一物两体，奠立礼义行为规范为实践实证基础理论，质正仁心，质实仁义，有礼义规范的实践实证。各有则重的仁礼内外心性对流。即使孔子的忠恕之道，也有仁内礼外。仁心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义忠恕，所涉及到名位立命的乾易知与坤简能，“己欲立而而立人”；所涉及能动实践利效应的乾刚健与坤柔顺，己欲达而达人。《易传》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仁义人道的三道三才，船山精练：“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仁心大用”的仁义人道，孔子的仁心主持，“仁则活之理赅而存焉”，就是仁心的活之理，乃性性存神的性之灵，物物过化的天之则。“因乎礼之体”，“维天之体即以用，凡天之用皆其体”的体用相函：阴阳天道的客体基础，刚柔地道的主体能动，“大中即寓其间”的刚柔文质。所以，“仁则活之体赅而存焉，仁则活之用赅而存焉”。荀子礼义规范实践实证的仁心大用。“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不是蕴容孔子仁心主持的仁礼心性，荀子礼义规范实践实证的礼仁心性，成为孔儒经典新精神，完善的道德理性。即实学理性的仁心忠恕，理性实学的礼义忠恕。且实践心性都是追求实证效果，社会效应的富有大业，心性效应的日新盛德，所以形下器道的理想境界是天下礼乐，而不是天下仁乐，表述快乐人生与礼义规范之间相资相成的矛盾辩证。形上導言圣人有为的文与礼，而不会说文与仁；言礼法合治，而不会说仁法合治，都是注目于外在礼义行为的规范秩序。其实，仁礼是心性的内外矛盾体，外在礼义，焉会舍弃仁心，则重实践实证而已。内在仁心的道德教条，“事事物物皆有定理”，那就舍弃实践实证的社会效应和心性效应，礼义规范只能成为仁义主持的附件而已，失去仁心大用。宋明理学内圣之道的中庸体用，不是中为心体庸守常，“合乎天而不因乎物”。定孔孟仁心主持的“克己复礼为仁”是仁学体系，礼义规范不是成为了仁学体系的附件？
二、孔儒体系处在先秦诸子百家争呜时代成长为主流学派，宋明理学是适应君主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君主专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宋明理学的存在思维，与君主专制政治不冲突，服务于君主专制政治。君主专制政治需要什么？防避人民造反的君权稳固，所以要顾及民生底线，又不让生民有物欲需求，民性质朴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汉儒的“屈君以伸天”，是“正其谊不谋其利”；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颠覆了孟子的理性实学，“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君权稳固，务必生民顺应君主专制的君相造命，安天立命守其本份不思进取，汉儒的“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理学尊卑定理定命定性的天命之谓理。颠覆了孔儒的天地人参，精于物物的性与天道。道建阴阳，循物理两大事则的尊卑定位，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的各正性命学，都被宋明理学颠覆了。盛唐过后，展现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唐宋变革。显然，汉唐有道伐无道的王朝陵替，已不适应顺乎物则的天下走势。从盛唐贞观之治的独尊儒学开出“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张载正蒙与船山实学，寄望提高社会的治理水平和能力，顺应物则变化的天下走势。将孔儒的仁礼德政的极深通志，研几成务，提高到神導德政，“形气存乎神理”的“数数之，类应之”。宋后则改变了汉唐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退化为忠君报国的阳法阴儒，视有道伐无道的人民正义，定性为乱臣贼子的篡弑之罪。宋明理学也帮闲附和：“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将有道伐无道的人民正义，定性为乱臣贼子的篡弑之罪，颠覆了王朝陵替新生的礼有损益论。宋明理学颠覆了孔儒继善成性的人性论和心性学，天道酬勤的各正性命学，礼有损益论的王朝陵替经世致用，成为适应君主专制时代的儒道合流，静态无为的天道观和易学观。正因如此，宋明理学颠覆了孔儒道问学学问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异变为“极乎道体之大”的尊德性学问道，“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宋明理学颠覆了孔儒尊德性学问道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异变为“尽乎道体之细”的道问学学问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神知之用，随感而应”，“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的“人事当然”。孔儒两大学问道都被宋明理学颠覆了，还普遍认同孔孟程朱一脉相承的儒学铁板一块？约定俗从的定论？孔孟是仁学体系的内圣之道？还是“克己复礼为仁”，仁心主持和仁义动机的仁礼体系？是不问礼义规范实践实证的单向流，道德教条的仁学体系？还是“克己复礼为仁”，礼义的实践定证质正仁心，质实仁义，心性内外的双向对流，矛盾辩证的仁礼体系，“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

三、如果在诸子百家争鸣时代，宋明理学不会走得太远，更不用说是主流学派了，然而，却成为适应君主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成为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占据学术文化的主统位置。异变孔孟“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本体为仁学本体，逻辑相通于程朱的内圣之道，奠定为孔孟程朱一脉相承儒学铁板一块的约定俗从，宋明理学能占据学术文化的主统位置，必须对孔儒发展系统实行理论两切割。一是摒弃荀子一物两体的思辨论理学，摒弃荀子确立礼义规范为实践实证基础理论，方使其静态无为的天道观及相关理论得以通行；二是将《易传》天地人参的论理易学，退化为天地人同的自然易学，成为周易的解释学，方使其静态无为的易学观及相关理论得以通行。君主专制的文化大环境，成全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两切割。尽管宋明理学也遇到风波不断，却可以化险为夷。盛唐贞观之治的独尊儒学，被君主世袭专制制度化解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被理学与心学的逻辑曲解，谬误为与宋明理学的学理同道；船山学理，也被法家复辟的满清专制埋没，失迹天下；五四运动后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中西文化碰撞的两次文化论战，被强势的西方文化全面套解转移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由传统社会（文革时代）的道德至上，走到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中心的经济利益至上。重演的是君主专制时代治乱循环的儒道佛互补，治世宋明理学道德人生的善性文史通行，乱世则是道佛无为人生与幻化人生的善性文史，抗衡着杨墨的流俗质野通行。心性质文两极向的共同点：心性文史（道德至上）钟摆惯性的流俗质野（经济利益至上）。宋明理学风波不断的化险为夷，其因果事实却无法掩盖。自唐宋变革负面走向，出现的宋明专制衰落路和满清专制衰亡路，中华民族一直处在折腾和磨难中。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屡屡受阻，坎坷难行。
四、对存在思维的理论理性全程进行哲学反思，深感两个哲学圆圈的历史存在，传统儒学的哲学圆圈与现代儒学的哲学圆圈。两个哲学圆圈之间的文化衔接，不是文化热时代启蒙学者萧萐父先生，提出高扬船山学理的历史接合点？船山学理被满清文化专制主义埋没，理论失迹天下，方使宋明理学的内圣之道，为现代新儒学传续，成形上教条的道德至上。物极必反，也助成西方文化中心的经济利益至上。道德至上与经济利益至上的两极向，严重摧残而阻滞中华文化的复兴事业，中国现代化进程。历史接合点理论已被耽搁四十余年，四十余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时空概念，还要耽搁多少时光？实质性成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事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担扰事！般山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天下仁恕理道定所于仁礼忠恕，船山尊德性学问道的“致广大而尽精微”；船山的形上道体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存在理势天理道定所的存在音容天，中奏以天的社会限定。如何释放始奏人的心性活力，顺乎物则的终奏物，调理而应对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如何成然人、天、物道体经济综合平衡的“均一之化”，因“已然以观自然”的象生数，“期必然以符自然”的数生象，象数天理的事物循序渐进，体证道体经济综合平衡的“均一之化”，“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调理而应对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调理而应对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事物矛盾，形上道体论理道定所于精于物物的性与天道，理道定所于循物理两大事则的仁礼本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船山道问学学问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船山两大学问道的理论理性，难道不是现代儒学体系的基础理论，难道不是古今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当船山学理的理论昭明，不是在颠覆孔孟程朱一脉相承儒学铁板一块的约定俗从？秦汉后形成约定俗从的结论，适应君主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儒道合流，静态无为的天道观和易学观；儒道佛互补，理论浮明的善性文史将会被颠覆，还源孔儒经典的真精神！还源“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意蕴，孔儒经典通经正经接着讲的更高复归阶段，顺理成章而成为古今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现代儒学体系的基础理论，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理道轨辙。

前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朱伯昆于1992年12月说自己对《易经》最多只能弄懂5%，并且说，就是开头四个字：“元亨利贞”。朱伯昆先生说的是大实话！跨越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时空通读周易，况且，已被西方文化在话语、范畴，义理全面套解了中国文化的现代人，能读懂5%已属不错了。朱先生说读懂元亨利贞的四个字，四个字意涵可谓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深深印迹在《易传·乾卦》的《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从乾元统天的万物资始，也是性与天道，循物理两大事则的天人诚信道，质文心性的实践活动吧！“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人事心性本体的事物运行，乾道变化的道建阴阳：各正性命酬勤于天道的元亨运程。人效天地德化育万物的“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元亨运程的理想收获，“保合太和，乃利贞”。利贞是保合太和的元亨运程两收获，天人继善富有大业的利天下，成之者性日新盛德的贞天下，天道元亨利贞与人道仁义礼智合一的天人诚信道。《易传·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义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大明终始的天道元亨利贞，“首出庶物”，“精于物者而物物”，性与天道的天人诚道；“万国咸宁”，“精于道者兼物物”，的国泰民安的天人诚信道。“大哉乾元”的天道元亨利贞。读懂元亨利贞四个字，不简单！易学史义理的不断深化，关键读懂元亨利贞四个字；分辨自然易学与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关键也是读懂元亨利贞四个字。
一、阴阳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物质质料不断扩展，已有物理力学与化学元素，也有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元素，今非昔比的物质经济。物济经济发展与物欲需求增长的文明同步，物欲需求增长，也成为物济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需要义理不断深化的道德理性，道德理性，理性实学与实学理性。
理性实学的元亨利贞，有天人诚道。诚者天道的农历四时，春生元、夏长亨、秋收利、冬藏贞，诚者天道的元亨利贞；诚之者人之道的循物理两大事则：阴阳天道的乾易知与坤简能，刚柔地道的乾刚健与坤柔顺，道建阴阳的人事心性本体，诚之者人之道的元亨利贞。合一，天人诚道的元亨利贞，事物、人事、心性三大要素的仁礼本体论，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学问道。
实学理性的元亨利贞，天道元亨利贞与人道仁义礼智的天人合道。《易传·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贞固足以干事”。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尊德性学问道。
请注意天人诚道的乾易知与坤简能，乾刚健与坤柔顺，天人合道的仁义礼智，引发纷繁错综的质文心性，“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因果事实就是人事刚柔的险阻与吉凶，导致事物现象的纷繁错综。卜筮问人事吉凶，周易展述六十四卦384爻，不是反映人事心性与事物现象的纷繁错综，透过现象思辨其矛盾本质的知其然，不是《易传》的论理易学？人事心性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研究天人诚道的元亨利贞，注重研究实践实证基础理论的礼义言行规范：仁义人道融入的乾易知与坤简能，乾刚健与坤柔顺。
请注意研究天人合道的仁义礼智，如何做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贞固足以干事”？卜筮问人事吉凶，周易展述六十四卦384爻的纷繁错综，有知其然的《易传》论理易学，有知其所以然之理，船山的思辨哲学。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文化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存在决定意识，生民立心立命的环境造人，需要研究实践实证的精深理论，“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的古今义理会通，睿明于“道心惟微”的民生利益精微，睿智化解“人心惟危”的鬼神心性危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人道率循天道的“致知在格物”，天人合道的元亨利贞。
若不能做到古今义理会通的经世治用，完善的道德理性，人事心性的纷繁错综，同样带来事物现象的纷繁错综。那么，太极理道的阴阳两仪形式不变，阴阳二仪的内涵易变，是否引发六十二重卦及384爻卦再作细分或补充，以适应不断纷繁错综的人事心性，体证纷繁错综的事物现象，研究周易的精通者们，谁可完成至今仍未有人可以承担的周易卦爻研究？我想，提出“吾继周”的孔子及后儒，都没有可能承担，也没有必要承担。纷繁错综的人事心性及事物现象，必有抽象的思维性质。从纷繁错综的人事心性找出太极理道的贞一之理；透过纷繁错综的事物现象，万物归源找到理性抽象，人类的共通本性，心性内外的事物矛盾本质。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是知其然，《易传》心性质文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有礼义言行规范的实践实证的基础理论。周易六十四卦及384爻卦，还用卜筮问人事吉凶，该进入论理仁礼本体论的三道三才，论理人事心性实践活动的事物运程，该进入象数天理预测学的思辨论理易学时代了。思辨哲学的论理易学是：船山论理环境造人的理道定所定位定性。对于纷繁错综的人事心性及事物现象的周易卦爻，思辨论理学知其然，思辨哲学知其所以然之理，周易自然易学的顺其自然，该进入到《易传》的论理易学。

二、《系辞上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与天道元亨利贞的义理逻辑密切关联，“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是太极即道，道生阴阳两仪，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三生万物的天地人同，道法自然的有无相生。儒道合流，宋明理学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天地无心而自化，圣人有心而无为”。道佛合流，佛门的实相空境，天道运程的生驻异灭。失去周易的原始人文，脱对立《易传》天道元亨利贞的论理易学，“合乎天而不因乎物”的自然易学。二是太极即道，道之理与理之道，理道的矛盾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当然也是矛盾体的道建阴阳，阴阳物也，乾坤气也，刚柔气质的三位一体，便有人事心性循物理两大事则的阴阳两仪，阴阳天道客体基础的乾易知与坤简能，刚柔地道主体能动的乾刚健与坤柔顺，主客体矛盾运动引发的乾坤气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保合太和”，《易传》论理易学的天道元亨利贞的继善成性；论理人事心性实践活动的事物过程，有成性继善，贞元亨利的事物运程。船山说：“理化，天也”，元亨利贞天道运程的“始终以循环异时”；“事物，人也”，贞元亨利事物运程，“体用以德业异迹”；道建阴阳，客体基础条件下的主体能动，心统性情的性情相需，“以性发情，情以充性”。《易传》论理神導效应，极深通志研几成务的乾道变化，坤柔顺效法乾道变化的柔得尊位动也刚，“大中而上下应之”。如同船山所说：“刚柔文质，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人事心性（刚柔文质）活力的主体能动：“性情以动静异几”。《易传》的论理易学，论理天人合道的天道元亨利贞，也论理人事心性主客本体的事物贞元亨利。《易传》仁礼本体的三道三才，船山的“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本体论的逻辑完善：“性情以动静异几，始终以循环异时，体用以德业异迹”，思辨哲学的论理易学。理论的始初阶段，《易传》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生成人事刚柔险阻与吉凶的事物运程。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出现二种不同思维的逻辑理解，自然易学的道生阴阳，论理易学则从理道矛盾体的太极意涵，从人事心性结构奠立道建阴阳的本体阴阳，即仁义人道融入阴阳天道与刚柔地道，展现“体用以德业异迹”的乾坤气化。也如张载所提出的“知太虚即气”，“一物两体，气也”，“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就是天地人参论理易学，“知太虚即气”的概念，“天之名”有理道；气化乾坤，则有道之名的阴阳刚柔；“性之名”，质文心性连接性情与性命；“心之名”则有性灵天则。都是由心性矛盾相关组合的范畴网络，对立于“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自然易学。论理学前的史前周易，蕴含原始人文性质的自然易学，随着物质经济发展和物欲需求增长的文明同步。周易的自然易学，应对文明的进化潮流，生变出两种体系。一是循守，意味着退化，消失了周易的人文实学，成为完全彻底，“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自然易学，儒道合流与道佛合流，静止无为的易学观。二是创新，顺理成章而顺应文明潮流，《易传》的天地人参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义理继续深化，船山思辨哲学的论理易学。

不要将学问研究，等同语文教学。学问研究，通过对范畴意涵的理解，探知义理逻辑。话语辞义，是理解范畴意涵的基础。过多偏重于话语辞义注释，将话语辞义当作范畴意涵，逻辑义理还有“用武之地”？舍本逐末了。为什么现在理论见解如此纷乱繁杂，主流学派的范畴意涵和义理逻辑失原真，缺失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了，哥说哥有理，嫂说嫂在理！
对立的学术体系，不在于话语辞义，在于范畴意涵和义理逻辑的理解各异！同一学派，后人对前人的传承，由于时代环境变化，时代逻辑也发生变化，变化不是话语辞义，而是范畴意涵和义理逻辑的变化，不是异化，就是深化，不会原样搬来。
现代人，跨越三千多年的历史时空，况且已被西方文化全面套解了中国文化的话语、范畴，义理，朱伯昆先生说的是大实话！说自己对《易经》最多只能弄懂5%，客观事实！能清楚周易的时代环境，心性人的时代逻辑？现代人连血缘至亲三代外都不清楚，何况三千年前？要想知道更多，了解易学理论理性历史逻辑循序演变原真理路的承前启后，如船山所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也如孔子的三代损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损益的王朝一代代追下去，追到汉唐专制生长期，礼有损益失效，汉夷王朝陵替，无法追下去，转换另一个方式：会通古今通义的经世治用。社会历史如是，心性的文化历史何妨不是承前启后？船山言：“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进入论理学时代，“质文者，忠之用也；情才者，性之撰也”。无论社会历史流程，还是心性的文化流程，承前启后的循序演变。只有理清易学史承前启后的循序演变过程，现代人才会更多认识周易的自然易学。未经过这道理论功夫的“千锤百炼”。能说懂周易？恕我直言，止步周易的话语注释，可以用在语文教学，非是研究周易的易学学问！现代人承前的易学逻辑，是从“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易学开出的船山易学。“为往圣继绝学”，继的是《易传》的论理易学，绝不是“吾继周”，周易的自然易学。船山易学距今方四百年的弹指一挥间。况且我将船山学理看成是古今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现代儒学体系的基础理论。所以，现代学人不懂得船山易学，不敢恭维，真的不懂传统易学！有心者认真研读船山《周易外传》及其他易学书，看我说得是否有道理。面对现代社会的人心经济状态，仅船山一句话：人道率循天道的致知在格物，让现代人感慨万千。
朱伯昆先生并且说，懂得就是开头四个字：“元亨利贞”。这是易学基本的范畴意涵和逻辑义理。如果连“元亨利贞”基本的意涵义理不知，不懂得周易的自然易学，更不懂《易传》的论理易学，根本就不懂得易学！没有事物的元亨运程，正如没有春生夏长，何有秋收冬藏的利与贞？“利物足以和义”的天人继善，成之者性的“贞固足以干事”，以待新的一年元亨运程的继善成性，“容光而不穷于所受”的继善成性和成性继善。这不是船山所说元亨利贞的义理逻辑：“始以建中，终乎大始”，“始终以循环异时”。难道会是佛门的生驻异灭？原地转圈圈？道家有无相生的道法自然？宋明理学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消失了元亨利贞！“合乎天而不因乎物”，静态无为的易学观。不信，看朱熹如何注释元亨利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形上教条的利在正固保其终，何需“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何需继善成性的元亨利贞？

以往我注重研究理论理性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原真理路，近二个月来，我的研究重点转向研究传统文化原点。首先探究心性学的文化原点，接续探究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即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从两个文化原点展开的历史逻辑进程，见证了对人事现象及事物现象的认知，从直观稚朴到辩证复杂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心性文化从素朴肤浅到错综驳杂的历史进程；见证了理论理性从摆脱穷善恶的一人之正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大义所引发的社会私蔽大患，从而进入到哲学思辨：“是非善恶，义判于几”，会通古今通义于经世治用的历史逻辑进程。所以，研究理论理性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原真理路，必要弄清楚两个文化原点：心性学的文化原点，和论理学的理论理性文化原点。
研究两个文化原点，最令我感概是唐甄《潜书·辨儒》的一段话：“古之人正心诚意，则为圣人；后之人正心诚意，则为拘儒”。圣人与拘儒如何甄别？“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读古人书，须设身处地想一想”，了解古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大环境，和社会心性的文化大环境。设身处地，恰恰是较为准确接近古人逻辑原真的理性思维。即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古今义理会通，有实践实证的精深理论：“义利之际，其为别亦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礼义言行规范为实践实证的基础理论。明晰古人的逻辑原真，更要研究古人文理的社会效应，甄别出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探究出主流学派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原真理路。再有，由于人类社会有着不可易变而深化不断的义理逻辑，古人的理论逻辑在现实社会存有逻辑影子；现实社会的人文逻辑，也可以从传统社会的人文理论中找到逻辑论证。会通古今通义的义理精深，出自传统学问的博大精深，与现代思辨的神智睿明相资相成，这就是船山的睿明见解：“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重视研究人道（致知之功的诚意正心）率循天道（格物之功的格物致知）的实践实证，“‘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不能象宋明理学心即理与性即理的理论浮明，“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
我之所以推崇船山学理，船山是思辨哲学大师，也是研究心性学的文化大师。请看船山在《诗广传》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质，质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质文者忠之用也，情才者性之撰也”。认真研究船山这段话，便可窥探出两个文化原点。心性学的文化原点，在古三易；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蕴藏在孔儒人文化成天下论理学的理论体系中。

一、“夏尚忠，忠以用性”，寥寥数字，便将夏连山易时代的群居生活图景勾勒出来。人类祖先依傍深山生存，几乎与动物群居无甚差别，紧扣人类的两大本性：合群与分享。合群组织的生产活动，终然处在卜筮问天意代人事的愚纯时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卜筮者，不存有人事名实。卜筮者借问天意，实质已是人群中的权力者和权威者，待后便是顺理成章的制名以指实，成为组织人群生产活动的首领人物，通天地人的王者。分享，终然组织活动所得物质有限，饿着肚皮也要分享，维持群体生存，恐怕这又是群居生活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群所要承负的责任。人类本性的合群与分享，“忠以用性”，心性学的文化原点之一。
转折到孔儒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时代，合群与分享的人类本性，质变为理论理性的仁礼心性。合群组织的生产活动，脱胎出孔子的性与天道，仁心统同的各正性命，有人事级能结构的易简定位：乾易知与坤简能；同步于易简定位，主观能动结构的刚柔定性：乾刚健与坤柔顺。心性学文化原点的“忠以用性”，质变为性与天道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循物理两大事则的忠以用性：易简定位的乾易知与坤简能，刚柔定性的乾刚健与坤柔顺。分享的人类本性，质变为礼义明分的性命分殊，其中包括利益分配的齐家立命。
（1）性与天道的理论理性，逻辑连接着仁礼本体，仁义人道融入阴阳天道与刚柔地道的三道三才，即船山的论理逻辑：“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循物理事则的易简定位，则是人事级能结构的阴阳天道，“易简立本”的客体基础，“阴阳与道为体”的“用以备体”；循物理事则的刚柔定性，则是心性能动结构的刚柔地道，“易简之善配至德”的主体能动实践，“道建阴阳以居”的“体以致用”。仁礼本体论的三大要素：事物、人事与心性。主客体逻辑关系的“用以备体”与“体与致用”，人事条件下的实践心性：刚柔质文。人事刚柔，与易简定位同步的刚柔定性：乾刚健与坤柔顺。心性质文的“质”，人性自然物欲需求的生之质，如荀子礼三本之首：精于物物的“天地者，生之本”，也如船山所说：“生人之用曰利”，《易传》所言天人继善的富有大业，物质经济发展与物欲需求增长文明同步的生生之质。心性质文的“文”，心性实践所要顾及人伦庶物的道德理性，如荀子礼三本之二：“先祖者，类之本”，礼义调理的物欲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也如船山所说：“立人之道曰义”；《易传》所言成之者的日新盛德。“容光而不穷于所受”的“日新而不用其故”。道德理性的文化文明，心性质文的“文”。心性矛盾体的质文心性，对立统一的一物两体；矛盾体的相资以相成，对立统一规律的两体理一。孔子论理个性活力的君子文质彬彬，中庸理则的心性质文，矛盾相资相成的两体理一；矛盾体的相反分离，违反中庸理则的质文心性两极向，过于文不及质的心性文史，过于质不及文的心性质野。其中的心性文史，治乱世循环的儒道佛互补；其中的心性质野，乱世人心的流俗质野，杨朱私己与墨学的利益抱团。彭林教授所说的半人时代，即流俗质野的社会心性。性与天道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循物理两大事则的“忠以用性”，逻辑连接仁礼本体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质文者，忠之用也”，所说的“质文者”，绝对不是质文心性两极向的心性文史与流俗质野，而是孔子张扬个性活力的中庸质文。中庸质文的文化原点展开，续后便出现体用中庸的整体理性，船山所说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健顺”，人事刚柔成就“大中而上下应之”的乾健坤顺；“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人道率循天道；刚柔文质，人事刚柔条件限定的心性质文，天命就是人事，职业立命的心性质文。周易的卜筮问人事吉凶，不问主体心性人是人事吉凶的承受者，也就不会认知主体心性人言行因果事实的自然易学；《易传》言心性质文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便是人事刚柔险阻和吉凶的事物运程，一物两体为实践心性的论理易学；船山所说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两体理一为实践理性的矛盾辩证。从孔子张扬个性活力的中庸质文，到船山体用中庸的整体理性，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乃传统的心性文化根。“日新而不用其故”的“质文者，忠之用也”，也是“新故相资新其故”的传统心性文化根：中庸理则的心性质文，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

（2）进入到汉武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时代，“屈民以伸君”，传统心性文化根的“质文者，忠之用也”，与世浮沉。一方面是“屈君以伸天”，为巩固君主专制政权，限制物欲需求，防避流俗质野而伤害政权稳定的“因噎废食”，关注民生底线。儒道合流的道以弘人，淡薄名利，在后儒体系中开始入世。如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传统心性文化根的“质文者，忠之用也”，天下沉沦；另一方面，延续三代有道伐无道的人民正义，沿续孔子政制理论的礼有损益，促进王朝正常陵替新生的经世致用，走到盛唐辉煌。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独尊儒学，改变并颠覆了汉武的独尊儒术；君舟民水，水能载舟覆舟，君相造命的民为本，再不是“屈民以伸君”的君为本；发展经济的改善民生，再不是限制物欲需求的民生底线，“屈君以伸天”。传统心性文化根的“质文者，忠之用也”，沿流伸展。般山说：“我性自天，不能自亏”，不能自亏的天性，“质文者，忠之用也”。进入到宋后忠君报国时代，传统心性文化根的“质文者，忠之用也”，再度沉沦！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民生底线，尊卑定理定命定性的人事当然，以及治乱世循环，儒道佛互补的心性文史，乱世人心的杨墨质野，触目惊心所见是文史质野的心性沿流，传统心性文化根完全失落了。进入汉夷王朝再度陵替的满清法家专制，君师一体，治学一统的文化专制主义，以理杀人，礼教食人，传统心性文化根完全沉沦失迹。唐宋变革负向，从宋后的忠君报国，走到满清赤裸裸法家专制的倒行逆施，中华文化的历史倒退！
（3）共和国历史，文革时代是心性文史，改革开放后走向另一极向。官场贪腐的小人禽兽，引发流俗质野；西方经济中心的利益至上，糟蹋了天下义利的传统道德理性；“民免而无耻”的社会心性，为了攫取私己名利的不义利益，想方设法逃避法律制裁，不惜抛弃天地良心的礼义廉耻，流俗质野的半人时代。引用西方心理学，失落传统心性学，焉知传统理论理性文化原点的“质文者，忠之用也”？焉知有“新故相资新其故”，“日新而不用其故”的传统心性文化根的文化文明？传统优秀文化沦陷了。复兴传统优秀文化，首先要复兴人的现代化，传统心性文化根的本质属性：中庸理则的心性质文，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如何做到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必要研究文化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环境造人，船山的理道定所定位定性，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义理精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二、“殷尚质，质以用才”。如果说夏连山易时代的人群差异是体力，那么，殷归藏易农耕时代人群主要差异区分是“质以用才”。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四时农耕，是否存有心性活动的感性观察，实践认知，经验积累，收获量丰歉大小的主体能量就不一样。“质以用才”也就存有知能、智愚的差别。这就是心性学的文化原点之二。
进入到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时代，如果说，“夏尚忠，忠以用性”的心性文化原点，转入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则重于性与天道循物理事则的易简定位，连接仁礼本体的阴阳天道，易简立本客体基础的“用以备体”；那么，“殷尚质，质以用才”的心性文化原点，转入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则重于性与天道循物理事则的刚柔定性，连接仁礼本体的刚柔地道地曰示，刚健柔顺为礼义言行规范的实践实证。显示“质以用才”的知能与智愚差别。
（1）主体能动实践素质的“质以用才”，客观存在道以弘人与人能弘道的智愚差别。天命降，性日生，性有才，自然而然。道以弘人，止步于性有才的随其自然，如老子所云：“见素抱朴，绝巧弃利，绝学无忧”，道法自然三无为的道以弘人；后来宋明理学以天理浑然定夺的人事当然，道德教条的道以弘人。至于吊儿郎当的混日子，都是性有才的道以弘人。孔子实践心性的性与天道，性有才，有才便有学，学以成才，也是情才充性的性有才，“人当率循是路以合乎天也”。学思并进的学以成才，“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人能弘道的智者所为。易简定位的“名”，如何符合刚柔定性的“实”？制名以指“实”。乾刚健与坤柔顺的“实”，礼义言行规范的功夫实证。“质以用才”的心性活力，职业立命需要的名，齐家立命需要的利。职业立命与齐家立命，追求生活富裕，就有正常人生的名利选择，生民立心立命的名利观。孔儒道德理性的名利观，理想的现实，现实的理想，礼义忠恕的名利观。“己欲立而立人”的易简定位，是按照人的材质作易知与简能的乾坤定位，定位的衡量标准：循物理事则的易简定位；“己欲达而达人”的刚柔定性，其礼义规范的主观能动，关乎人生目标定向的活力源流，既有“质文者，忠之用也”，精于物物的名实业绩，也回报齐家立命的利。定性能动的衡量标准：循物理事则的刚柔定性。循物理两大事则的易简定位与刚柔定性，显然机会平等的人事机制；礼义忠恕的名利观，礼义言行规范的自觉心性。两者益彰，造就了合理公平的社会环境。先秦时代是无为自然时代，物质生产力的极端落后。在小人喻于利阶层，因有心性活力的人生名利，农工商之间的职业位置可以流动，不是固化不变。“学而优则仕”，富贵人家子弟有读书出仕的上进心，庶民贫贱人家子弟也有读书出仕的上进心。“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备尝艰辛的玉汝于成，流传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励志故事。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小人喻于利”阶层，有职业立命的社会流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有不同的职业身份，教化无类。“君子喻于义”阶层，没有门第作门槛限定的人员流动，显然生机活力，上进奋发的社会基础。春秋时期出现人类历史第一次的礼崩乐坏，也出现人类历史第一次的诸子百家争鸣，得益这个生机活力、上进奋发的社会基础。诸子百家争鸣，尊崇真理，争鸣出孔儒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主流学派的理论理性。三代王制分封的地方诸侯，经过春秋争霸，战国兼并，要走向大一统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产生与之适应的法家专制理论。秦王法家治国的暴政妄为，二世而亡；道家无为之治止步于文景两朝，便进入汉唐独尊儒术的儒道合流时代。道家道法自然三无为的道以弘人，在汉儒体系及宋明理学体系生根发芽长成。孔儒道德理性质变为道德教条的汉儒初度异化，宋明理学的极度异化。其理论异化的突破口：扼杀个性活力的淡薄名利！扭曲了生民职业立命和齐家立命正常的人生名利观，扭曲了孔儒礼义忠恕的君子名利观。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淡薄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淡薄名。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淡薄利；尊卑定理的定位定性，淡薄名。淡薄名利，完全颠覆了孔儒人能弘道的理论理性，颠覆了孔儒论理学的人文性质。理论浮明的道德教条，其天道观是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切割而舍弃了物质经济发展与物欲需求增长的文明同步，产生人性异化的抑情制欲；天理浑然定夺的人事当然，产生“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尊卑定理，以理杀人。抑情制欲与尊卑定理，淡薄名利的道以弘人。

（2）殷归藏易的农田耕种，因感性观察、实践认知和经验积累，人群中存有“质以用才”的差异，心性学的文化原点之二。由此问世，老者经验的尊长为大，族长管理家族经济的生产关系，宗法的礼制名实，“质以用才”的人群差异扩大，出现大户人家与小康人家，地主与佃户的身份差别。进入到孔儒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是：“质以用才”的差异，出自循物理事则的刚柔定性，礼义言行规范的乾刚健与坤柔顺。连接的仁礼本体，乃刚柔地道地曰示的实践实证的“易简之善配至德”，“德者，得也”，得到是精于物物的生活富有，出自主体的能动实践，“大中即寓其间”的刚柔文质。性与天道观的循物理两大事则，如何能做到名实相符？易简定位之“名”，与刚柔定性之“实”，如何做到制名以指实的文明同步？波及到心灵生机的活力要素，职业立命与齐家立命的生机活力名利观；君子喻于义层次礼义忠恕的上进奋发名利观。生机活力和上进奋发的名利观，乃道以弘人与人能弘道之间分途，“质以用才”的根本性差别。从道家道法自然三无为，到儒道合流的宋明理学，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和人事当然，理论浮明的淡薄名利观，都是止步于命日降，性日生，性有才而随其自然的道以弘人。人能弘道的孔儒体系，“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船山实学，性有才，乃人能弘道的“质以用才”，学思并进的学以成才，人当率循是路的天人合一。船山提出，“我才自命，不能自薄”，不能自薄才命的实践理性，情才充性的“质以用才”，学思并进的学以成才。所以，“学愈博而思愈远，思之团则学必勤”。从殷归藏易“质以用才”的文化原点，到理论理性“质以用才、的文化原点，关涉道以弘人与人能弘道引出名实礼义与活力生机的极大差异。在现代商品经济时代，应该是个性活力释放的勃勃生机时代，为什么依然有道以弘人的心性现象，为什么道以弘人与人能弘道之间的智愚差别，不会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进入智能化的技术密集型时代而缩小？这就涉及到造就文化心性人的文化环境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如同研究忠以用性，“质文者，忠之用也”一样，还有更深层的精深理论：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下文专篇论说。

三、“周尚文，文以用情”。周易时代重人文，设史官，记史事。礼制人文，“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与“吾继周”的孔子人文，“学而优则仕”，都有鼓励社会人群立志上进，适应该时代环境而有积极意义，与后世出现的弊症是两码事。“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人类观念的直觉思维阶段，往往经过积极意义的肯定，出现弊症时的扬弃性否定后，进入辩证思维阶段的逻辑修正和义理精深，收获真理性的义理成果。一个理想的社会标准之一，社会人群的立志上进，关键还是理道定所的环境造人。“周尚文”的人文往来，有文字辞义和言语逻辑，情感交流。当卜筮问出人事吉凶，问个究竟，申述见解与表示态度，施以安撫慰问之类，“文以用情”。从夏商周文化原点的承前启后，续后便有论理学时代的文化原点。夏连山易“忠以用性”的文化原点，转入论理学时代，理论理性文化原点的“忠以用性”，则重于性与天道循物理事则的易简定位，逻辑连接仁礼本体阴阳天道的客体基础，“质文者，忠之用也”的“用以备体”，也是船山张扬的个性活力：“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殷归藏易“质以用才”的文化原点，转入论理学时代，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则重于性与天道循物理事则的刚柔定性，连接仁礼本体刚柔地道地曰示，礼义言行规范的“体以致用”，刚柔文质主体能动的实践活动。人群中“质以用才”的智愚差别，关乎名利观的生机活力问题，引发出人能弘道与道以弘人的理论对立，也是船山张扬的个性活力：“我才自命，不能自逸”。周易文化原点的“文以用情”，终然，周易的“卜筮问人事吉凶”，是自然易学的最后一站，启后逻辑就是《易传》的论理易学，主体心性人言行因果质证的人事吉凶。执迷研究周易卦爻现象的学友是否想到，三代是质朴心性人时代，后世非质朴心性人时代，主体人心性的错综驳杂，事物现象更加错综复杂。周易阴阳八卦可以不变，64卦与384爻不应该存在增补变化？为什么依然守着周易卦爻不变？进入论理学时代，该透过人事吉凶的卦爻现象，探究主体人的心性内外，以及人事心性的矛盾本质。换言之，周易自然易学的卜筮问人事吉凶，启后逻辑就是《易传》的论理易学，论理主体心性人言行因果事实的人事吉凶。两者之间的时空相隔，从周文王时代的周易，到秦汉之际的《易传》入世，有近千年历史，其间经历了诸子百家争鸣时代的历练，也经过秦王焚书坑儒的却难，成书后借孔子名推出入世，成为孔儒经典的论理易学。不要说系辞上下传及其它，即使附论在卦爻中的彖辞与象辞，都重在于义理阐述，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然而，在进入君主专制时代，便出现漠视，甚至否定客观事实的易学潮，这就是儒道合流的道以弘人，传续周易的自然易学，以自然易学重新装饰《易传》，抹掉其论理学的义理逻辑原真，这与程朱曲解张载正蒙理论完全一致，无怪乎船山盛赞张载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批判宋明理学“报之以浮而浮明生”的理论浮明。“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蠱不足以乱之矣”。“希横渠之正学”，船山精确表述。“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易学和船山易学，何况不是深化《易传》的义理逻辑，“希《易传》论理易学之正学”。其实，只要在周易卦爻的论说中了解和分辨出道以弘人和人能弘道的易学思想，问题便迎刃而解。
（1）就以周易大有卦的辞说原文为例：“大有：元，亨”。表述事物现象的自然易学。《易传·彖辞》：“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表述了刚柔主体实践活动的心性内外，必要论理事物深层的矛盾本质，《易传》论理易学性质跃然纸上。朱熹的《周易本义》大有卦先解释周易辞说，再套解《易传·彖辞》，“以卦体释卦名义。柔，谓六五；上下，谓五阳”。“以卦德卦体释卦辞，应天，指六五”。再看张载如何注解：“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刚健故应乎天，文明故时行”。“一阴一阳之谓道”，有“刚健故应乎天，文明故时行”，方有“柔得盛位”，“大中而上下应之”的大有。再看船山的《周易内传·大有》“居阳之中曰‘大中’，位尊故上下皆应”。“以文明之德，应天之刚健，时可行则行，而行皆亨矣，阳皆为之用也”。居阳大中与柔得尊位的“上下皆应”，“阳之用也”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时可行则行，而行皆亨矣”，乃“应天之刚健”的“文明之德”。如果说，《易传》的论理易学提升了周易的自然易学，张载与船山明晰和深化《易传》的义理逻辑，同样也在提升周易的自然易学。《易传》以主体人的言行因果，质实人事刚柔的险阻与吉凶，不是周易卜筮问人事吉凶的知其然？心性质文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思辨论理学的矛盾基础理论，对立统一的一物两体。船山言居阳大中的“应天之刚健”，柔得尊位的呼应，“时可行则行，而行皆亨矣”的“阳之用也”，显然对立统一规律的两体理一，有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哲学意蕴，不是周易卜筮问人事吉凶的知其所以然？
《易传》的大有象辞：“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看朱熹注解：“火在天上，所照者广，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则釁蘖萌于其间矣。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欲扬善，所以顺天”。朱熹借用老子的有无逻辑陈述其天道观。“大有之象”生于无，天理浑然的变易以告人。“无以治之”，天理浑然定夺的人事当然，“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天命之谓理，非孔儒性与天道的天命之谓性。“天命有善而无恶”，视天命之谓理等同“顺天休命”的“遏欲扬善”，人事当然的道德教条。张载注解明确；“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顺天休命’。遏恶扬善，勉也”。船山注解也明确：“‘遏’之‘扬’之者，《乾》道之健也。因天之所予而扬之，因天之所夺而遏之，《离》明之昭晰也。天者，理而已矣。顺理而善恶自辨矣”。张载所说的天道，乃理之道；船山所说天理，乃道之理。善恶取决理道定所的环境造人。天命之性其原的气质之性其都，“气以理生化乎质”的理在气中，同样显然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环境造人。“《乾》道之健也”而顺应的天之理，“顺理而善恶自辨”，有礼义言行规范的实践实证：“顺天休命”。

（2）夏“忠以用性”，殷“质以用才”，到周易“文以用情”的心性文化原点，进入到论理学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共同都有深层的精深理论，船山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文化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环境造人。历史存在的理论问题，到今天依然严峻。贪腐官员的初心是什么？糟蹋医者父母心的医生初心是什么？资本大鳄与金融大鳄的初心又是什么？参与金融诈骗的高等院校学子初心又是什么？不会是损害百姓利益的良心泯灭吧！然而，社会现实的环境造人，严峻事实的触目惊心。“民免而无耻”，为了攫取私己名利的不义利益，逃避法律制裁，完全不顾天地良心的礼义廉耻。我倒很佩服论坛某些学人，可以将现实问题置身事外，尚有纯理论研究的闲情逸致，佩服！
（3）周易的心性文化原点是：“周尚文，文以用情”，进入论理学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是：“情才者，性之撰也”。心统性情的性情相需，性内情外，在常态条件下，以性发情；在礼易条件下，情以充性。一是以己之情理顺天下情而合情理，“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符合儒家尊德性学问道，“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实学理性。在常态的条件下，以性贞情；在礼易的条件下，贞情充性。二是情内物外，实践理性（理气）的精于物物，情下授于欲，物质经济发展与物欲需求增长的文明同步，“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符合儒家道问学学问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理性实学的情以充性。在常态条件下，以性发情；在礼易条件下，情功充性。合情理与顺物欲，圣神境界的道生余情，情以充性的功贞情。合情理与顺物欲的情外才质，撰述着性内的本质属性，“情才者，性之撰也”。接触外界事物的情外才质，有心性内外矛盾相成与相反的正负向。“情元是善恶变合之几”，“贞淫功罪一归于情”，根源出自质文心性三类型。心性文史的道以弘人，抑情制欲与尊卑定理的淡薄名利，必然是停滞物质经济的情罪路。心性质野的物欲横流礼崩乐坏，不诚无物践踏人道的情淫路。传统心性文化根的中庸质文，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人能弘道功贞情的情以充性，“情才者，性之撰也”，也是船山张扬的个性活力：“我情自性，不能自薄”。
（4）说说“节外生枝”的话题，仁内礼外的人事心性本体论，性内情外的心性本体论。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仁心主持，外在的实践心性是礼义的言行规范。既受礼制限定，也有社会礼义规范秩序的环境造人。仁礼内外的心性对流，有孔子仁心主持的克己复礼，也有荀子以礼义质正仁心辨真假，质实仁义，礼义言行规范成为实践实证的基础理论。从仁礼内外的心性对流，该真切理解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理论意涵，与荀子以礼义质正和质实，逻辑一致，都注重研究实践实证基础理论的礼义言行规范。《易传》循物理的两大事则，“易简立本”，客体基础的易简定位，“易简之善配至德”，主体实践的刚柔定性，该是主客体的礼义言行规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器层次的礼义规范；医者父母心，为人师表，都是忠于职守的礼义规范。各行各业人员都能忠于职守，礼义规范的社会秩序。从文化文明的社会正道，儒家提出民本大同的天下礼乐，绝不是天下仁乐；提出形上導政制理论的礼法合治，绝不是仁法合治。显然，礼义言行规范的社会秩序，既是社会走向文化文明的标志，也是政治清明，理论清明的文化标记。相反，负向的人欲横流礼崩乐坏，绝不会是仁崩乐坏。《易传》的三道三才，仁义人道融入的阴阳天道与刚柔地道，乃主客的礼本体，船山精练：“仁心大用因乎礼本体”。不管“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本体，还有“仁心大用因乎的礼本体”，都是符合仁内礼外的人事心性本体逻辑的。相反，现代新儒学提出的仁学本体论，收敛内心？漠视外在的实践心性？漠视实践实证基础理论的礼义言行规范？“合乎天而不因乎物”？断隔物欲？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儒道合流的“天地无心而自化，圣人有心而无为”？陆王千百年不变的心即理？以性贞情的单向流，程朱的性即理？将宋明理学视为内圣之道，传续为现代新儒学的仁学本体论。若荀子礼义言行规范的实践实证基础理论流行，宋明理学的内圣之道，现代新儒学的仁学本体论，心性文史的理论浮明，都是站不住脚的。
性内情外的心性本体论，也是情内理外的合情理，情内物外的顺物欲，道生余情的功贞情。“情才者，性之撰也”，显然的“情以充性”的合情理，顺物欲，难道不是继善成性的天道元亨利贞？成性继善的事物贞元亨利？合情理的文化文明，成之者性的“日新而不用其故”；顺物欲的文化文明，“理有屈伸以顺乎天”，天人继善的“富有而不吝于施”。人道率循天道的继善成性和成性继善，其文明标记是，物质经济发展的质量互变，伴随而来的社会劳动力结构同样发生质量变化，这就是“容光不穷于所受”的“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天命不息为己性而有”，难道不是“情以充性”的“己性而有”？“情才者，性之撰也”，提出情为本体，也符合性内情外的心性本体论逻辑吧！为什么要反对？要批判？道以弘人的淡薄名利，存理去欲，尊卑定理的天命之谓理，仁学本体论与功贞情的情本体格格不入。当然被现代新儒学反对和批判了。

（5）现代新儒学的仁学本体论，扭曲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本体论，颠覆了《易传》的三道三才，仁义人道融入的礼本体。现代新儒学反对“情以充性”的情本体，出自儒道合流的道以弘人，淡薄名利的尊卑定理和存天理去人欲。若从根本深处辨识，孔儒两大学问道的尊德性和道问学，被宋明理学黑白颠倒，弄到不成样子。孔儒尊德性学问道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应用在人道率循天道方面。从孔子的仁礼忠恕，到船山仁恕天下理道定所于仁礼忠恕，人道准则是：“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率循的天道是：“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拆”。宋明理学却黑白颠倒应用在儒道合流的天道观，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孔儒道问学学问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应用在性与天道观和本体论的体用中庸方面，从孔子中庸质文的个性活力，走到船山体用中庸的整体理性：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从孔子的性与天道，走到船山形上導的道体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存在理势天理道定所的存在音容天，中奏以天限定的社会理想是顺应人情物理数者。顺应人情物理，始奏人的心性活力释放，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终奏物，应对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顺应礼易常变的象数天理，致力于人、天、物道体均一的自然之化，应对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宋明理学却黑白颠倒应用在人道观方面，天理浑然定夺的人事当然，“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天命之谓理，存天理去人欲。“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黑白颠倒孔儒的两大学问道，提出内圣之道的仁学本体论，反对道生余情的功贞情，“情以充性”的情本体。透过其文理的社会效应，见证为理论浮明积弊已深的伪国学。值得一提的是，船山人道率循天道的尊德性学问道是：“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学问道。船山顺应人情物理数者的道问学学问道是：应对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应对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蕴涵“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尊德性学问道。儒家两大学问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学问理道。

四、古三易三个心性文化原点，接续便有论理学三个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三个心性文化原点，和接续的三个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都共同有一个深层的理论课题：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环境造人。古三易的自然易学不会触及，只有进入到论理易学的理论理性，才逐步触及而明晰。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文化原点，逻辑雏形在孔子体系。
（1）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的天命由之，职业立命的“天命之性其原”，性命一也，易简定位与刚柔定性的制名以指实，“生民立命”。天命之性的完整逻辑，君相造命的人事言天，人事就是天命的理道定所的定命。不可使的气质知之，“气以理生化乎质”的“气质之性其都”，环境造人的理在气中，实践心性的理气一也，心统性情的生民立心。影响生民立心的个人因素两点：一是道以弘人与人能弘道之间的智愚差别，连接质文心性三类型。儒道合流道以弘人的心性文史，“愚”；走向另一极端，心性质野践踏人道的“不诚无物”，“愚”；传统心性文化根，中庸质文与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人能弘道的智者。二是关乎心性活力的名利观选择，道德理性的义利观，“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义利矛盾的相资相成，传统心性文化根的道德理性；义利矛盾有相反分离的两极向，“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心性质野的践踏人道；“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心性文史的道以弘人。智愚三类型与义利观心性活力三类型，归根结底就是质文心性的三类型，归根结底也是文化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理在气中，关乎文理益质载道的环境造人的社会心性效应。船山所说的理道定所，理是文理益质载道的体用效应，“率性而后道现，修道兼修其体用而教唯用”，文理礼治，治理有耻有格，礼义言行规范的生民立心；道是君相造命人事言天的性与天道，政制法治目的，发展社会物质经济发展的人事言天，建设礼义规范秩序的生民立命。船山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即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义理精粹；“为天地立心”，立的是礼义言行规范的天地仁心，即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义理逻辑；“为生民立命”，易简定位与刚柔定性的制名以指实。船山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理论雏形，乃荀子礼三本的“君师者，治之本”，治理“生人之用曰利”的“天地者，生之本”，与“立人之道曰义”，“先祖者，类之本”之间的义利矛盾，荀子认为“君师者，治之本”，有矛盾相成与相反的一物两体，尧之天的王制理想是：“节用裕民善臧其余”，桀之天逆天妄为是“上溢而下漏”的贫富两极分化；文理益质载道是“礼之隆”，“文理繁，情用省”，文理失益质载道是“礼之杀”，“文理省，情用繁”。
（2）对于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理论课题，船山分别从礼制常态和礼易常变两个角度论理。从礼制常态角度：“因性而授之以处之谓位，得处而即于安之谓所。有定性，无定位；有定位，无定所。定所也者，先立一道以便性而不迁也”。因人的德才素质作易简定位的人事安排，职业立命的名位；能够有个安居乐业务实于礼义规范言行的生存环境，定所。易简定位是名，刚柔定性是实。若有刚柔定性礼义规范的健顺通行，潜在的阴阳天道。人事级能易简定位，无人为痕迹见证性与天道的元亨运行。若显然易简定位的天命人事，定所的环境造人生乎自然，无人为痕迹而见证“大中即寓其间”的体用中庸。所以，“于其定所见其定位，于其定位行其定性”，“先立一道以便性而不迁也”。有“性而不迁”的理道定所，君子喻于义的“高”位，不会堕落为小人喻于利的“卑”位，“处高拒卑，制物以己，而制遇以心也”；也不会因物欲的利诱熏心，导致情淫质野，“物起相干，而绝忧患以自镇也”；也不会走向另一极端的因噎废食，淡薄名利而寡欲情罪，“抑物至利交，而杜情好于往来也”。有“性而不迁”的理道定所，官员坚守君子喻于义其身正的礼义规范，不会因争名夺利堕落为小人喻于利层次。社会的心性形态，不会违反中庸理则，出现质文心性两极向的文史与质野。
从礼易常变角度，“夫无定所以为定位，则出入皆非其疾，位以安安而能迁，曰素位。无定位以为定性，则尊卑皆非可逾，性以下济而光明，曰尽性。素者，位之博也；尽者，性之充也。迁以安者，有事以为功于位也；下济而光明，情交以尽性而至于命也”。不管什么性质的理道定所，级位级能的人事变动都有循序原则，官升三级，已属破格，若直升飞机上天坠落，惨事！命日降，性日生，性有才，性有才也限定着命日降。易简定位有上下同级的结构排序，人事调整变动的升降擢退，常事，“位以安安而能迁，曰素位”，人事安排的“位之博也”；在其位，尽职责做份内事，思不出位。“则尊卑皆非可逾，性以下济而光明，曰尽性”，情以充性“曰尽性”。孟子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管人生穷达遇到什么性质的理道定所，都要坚持人生正道。易简定位之名，务实于刚柔定性的礼义言行规范，业绩是人事调整的基础，“迁以安者，有事以为功于位也”；“有功于位”的“下济而光明”，《易传》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船山见解新颖，都是“尽性以至于命”的立心立命，情交的“情以充性”尽其性，屈伸物欲通情理，这就是“情交以尽性而至于命也”的逻辑意蕴。

（3）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有义利观实践实证的利害因果。心性质野的“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心性文史的“出利入害，人用不生”；中庸理则调衡的文质彬彬，个性活力的中庸质文，乃类之本的人道立，生之本的人用生，天下义利的道德理性。分清中庸质文，文史与质野三种义利观的根本甄别。一人之正义的穷善恶，视礼义的言行举动为善恶标准的正义举措。若依据一时大义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是闇乎大理的蔽于一曲，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的钟摆惯性，引发社会私蔽大患的质野文史。所以，“义利之际，其为别也大”，船山提出会通古今通义于经世治用的义利观，有别于穷善恶的一人之正义，闇乎大理蔽于一曲的一时大义，三种义利观实践实证的理道定所，便有不同利害因果事实的“相因也微”。“是非善恶，义判于几”，显然的“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即船山所说：“音容者，人物之元，鬼神之绍”，“人物之元”的民生利益精微，“鬼神之绍”的心性危微。
（4）荀子批判政導妄为桀之天的“上溢而下漏”。批判闇乎大理蔽于一曲的文理“礼之杀”，“文理省，情用繁”，岂知，却成君主独裁，文化专制的社会事实。“上溢而下漏”的贫富两极分化，因果事实就是“治道之裂，坏于无法”，礼崩乐坏的礼无法；文理“礼之杀”的闇乎大理，再不见诸子百家争鸣的生机活力，而是“文章之敝，坏于有法”，文化专制主义制造的“万马齐喑”。“无法者，唯其私也”，文史的私意自蔽，质野的私欲自累，“治道之裂”的因果事实；“有法者，唯其伪也”，理论浮明，完全脱离民本政制而失去人情物理数者，失去继善成性的理性实学。这就是船山痛斥君主专制理道定所的罪恶：“私与伪横行，而乱恶乎讫”。
（5）船山提出神導德政的形上道体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其中的中奏以天的社会限定，即形上導的存在理势天，理道定所于形下器道的存在音容天。社会限定的中奏以天，理道定所于始奏人的定位定性，关乎心性活力释放的生民立心立命，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终奏物。“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这就存在着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理道定所于存在音容天的文化大环境，遵循象数天理的礼易常变，事物客观规律的循序渐进，成然人、天、物道体均一的自然之化，“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真切理解存在理势天理道于存在音容天的中奏以天，便可精确理会理道定所定位定性的义理精深。张载提出形上導的“为往圣继绝学”，义理精粹的“为天地立心”，必要善于调理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这就涉及到神气的道器关系，“由气之必有神，知神之固有气也”，极深通志的“类应之”；义理精粹的“为生民立命”，必要善于调理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这就涉及到体用中庸的“实函斯活”，仁则有活之理，与活的体用之间的形理关系，“由形之必有理，知理之既有形也”，研几成务的“数数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必要善于调理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事物矛盾，深化《易传》“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极深通志，研几成务的义理逻辑，便是：“形气存乎神理，则亦可以数数之，类应之”。生民立命的“数数之”；生民立心的“类应之”，船山神導德政理道定所定位定性效应的“数数之，类应之”。
明晰古三易三个心性文化原点，论理学四个理论理性的文化原点后，进入到理论理性历史逻辑演变全过程而上下求索，有三个问题必须要清晰明朗。

一、明晰理知盛唐贞观之治独尊儒学的历史事件。汉武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延续三代以来有道伐无道的人民正义，沿用孔子政制理论的礼有损益，促成王朝正常陵替的损益新生，汉唐专制生长期的经世致用，走到盛唐辉煌。盛唐辉煌，改变了汉武独尊儒术的国策，再不是“屈民以伸君”的君为本，而是遵奉荀子的“君舟民水”说，君相造命的民为本。再不是普遍君王，打下天下后，坐享天下的君权独尊，南面而坐，而是思考“创业与守业孰难”的问题，将精力用在守业的民生安居乐业方面。再不是“屈君以伸天”，为稳定皇权统治，关注民生底线而限制物欲，而是探求盛唐辉煌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关注物质经济发展与物欲需求增长的文明同步。盛唐能取得辉煌成就，已非独尊儒术的君主专制，而是君相造命独尊儒学的政治实践。身处九五之尊的唐太宗，君尊的至高无上。人毕竟有自然人性的私欲，有人为心性的私蔽。防避私欲与私蔽之大患，对于九五之尊的君王来说，太难了。然而，对社会民生及国家安全，君尊特权都处在举足轻重位置。唐太宗经历过隋朝动乱的二朝短命，深知得罪民众没有好下场，经常性警惕于心，警诫于行，正所谓“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不会自傲和盲目地认为君王的治理和决策都是正确的圣旨，学会反思与谦虚，与孔儒投缘了。唐太宗鼓励群臣写奏折议政，当看到武将常何议政奏折，便发现草根平民的青年才俊马周，根据其学识才质的量才录用，破格提拔。“揽天下英才而用之”，乃孔儒选贤举能，俊杰在位的政制理论。魏征为人忠诚耿直，原是太子李建成旧属，太宗不因此疏远，却是青睐重用；不因其犯颜直谏，不留情面的个性，普遍君王都不会喜欢和不重用的人臣，太宗却树立为群臣楷模的“人镜”，这也符合儒家益友标准的君臣“益友”。孔子仁礼德政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其身正，其令从。普遍君王根本做不到。《贞观政要》书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唐太宗要纳某大臣女为妃，魏征直谏，此女有原配。唐太宗问其他群臣，都说没有。唐太宗便明白君王至高特权的因果事实。太宗听从魏征直谏，取消纳妃，退归原配。君王其身正，不糊涂，带出“君子喻于义”的士大夫团队。迟尉敬德居功自傲，常在醉酒后闯祸犯事。在一次严重的闯祸犯事后，唐太宗将其叫到面前，几句话便制伏得服服帖帖。“以往我常常埋怨汉高祖杀戮忠臣，今看卿所为，不能全怪汉高祖”。迟尉敬德听后毛骨悚然，自省自悟，从此收敛，规范言行，中规中矩。由于唐太宗带领出中规中矩的“君子喻于义”队伍，是其政治清明的重要保证，唐太宗治理国策，远离汉武的独尊儒术，走近独尊儒学，这又是唐太宗成为千古一帝，贞观之治的政绩彪炳，势成理者的自然而然，承前启后而影响着后续君王，取得盛唐空前的经济事业辉煌和文化事业繁荣。《贞观政要》一书，借得细读深研。
唐太宗独尊儒学的贞观之治，开其始却不能善其终，根本原因出在君主世袭的专制制度，在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中，黄宗羲及唐甄等思想家批判专制制度弊政，其中最重要一点，批判君主世袭专制的治不及三代，不是找出唐太宗贞观之治独尊儒学有始无终的制度原因？唐太宗贞观之治开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社会前景，出现唐宋变革的历史转折点，如何顺应人情物理数者，“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唐太宗独尊儒学的政治实践，催生“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从张载《正蒙》，到船山实学，在明清之际出现一场极有深度的思想解放潮：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原本可以从理论上终结从汉儒到宋明理学的专制儒学，却被满清王朝的法家专制回潮颠覆了，从此进入明亡以后无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天下沉沦的文化灾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倒退史。唐宋变革的历史转折点走不好，走向逆社会潮流负向所付出了灾难代价。然之中，不可忘记改变了汉武的独尊儒术，盛唐贞观之治独尊儒学的光辉历史。

二、明晰理知唐宋变革的历史事件。盛唐过后的经济生产力发展，物欲需求的同步增长，进入顺应人情物理数者的唐宋变革时代，“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如果说，汉唐的独尊儒术，专制生长期的经世致用，是经济决定人心的时代，那么，唐宋变革的光明正道，则是人心决定经济的人道率循天道时代，要求形上文政導适应人心经济的新时代。适应经济变革的新时代，必须要提高社会的治理水平，孔子仁礼德政的“其身正，其令从”，该要进入到神理明诚与神参明钦，文政合一的神導德政时代。汉唐有道伐无道的王朝正常陵替，已不适应顺乎物则的天下走势，将结束历史使命，进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新时代。孔子的礼有损益，也无法适应新时代而新故相资，被会通古今通义于经世治用的理论所取代。孔子尊德性学问道的仁礼忠恕，该质变为船山仁恕天下理道定所于仁礼忠恕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孔子道问学学问道的性与天道，经荀子精于物物的天道观，《易传》循物理两大事则的天道观，以及三道三才仁礼本体论的理论提升，该质变为船山形上導的道体（天道本体统合）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其中，理道定所循物理两大事则的终奏物，不是理道定所孔子的性与天道？形上導的存在理势天，理道定所于形下器道的存在音容天，即中奏以天的社会限定。理道定所始奏人的定位定性，如何释放始奏心性人活力，顺乎物则终奏物，应对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理道定所于人，天，物道体的文化大环境，避开一时大义的社会私蔽大患，遵循象数天理的事物循序渐进，“极高明而道中庸”，实践人、天、物道体均一的自然之化，应对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孔儒更高阶段的“为往圣继绝学”，表明：贞观之治独善儒学的政治实践阶段，催生出“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实践阶段。从张载正蒙，到船山实学的前赴后继，在明清之际，掀动出实学与启蒙的思想解放潮。顺应人情物理数者的社会潮流，唐宋变革的光明正道，“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
（1）然而，唐宋变革并没有顺应社会潮流，反而逆社会潮流。远离汉唐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倒退为忠君报国的阳法阴儒。视汉唐有道伐无道为乱臣贼子的篡弑之罪，汉唐的王朝正常陵替，转变为落后文化夷族统治者执政的汉夷王朝两度陵替。汉唐的专制生长期，进入到宋明专制衰落期，失去了王朝新生的生机活力，孔子的礼有损益也名存实亡。汉唐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进入到唐宋变革时代，不管是正向顺潮流，还是负向逆潮流，已结束了历史使命。适应君主专制环境的专制儒学，也随之发生变化。
适应汉武独尊儒术专制环境的阳儒阴法，出现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儒道合流道以弘人的始点，也是孔儒道德理性质变为道德教条的始点，汉儒对孔子儒学的初度异化。
适应宋后忠君报国专制环境的阳法阴儒，出现宋明理学道德教条的论理学，天理浑然定夺的人事当然，儒道合流道以弘人的论理明朗化，进一步是专制社会治乱世循环的儒道佛互补。
（2）成为君主专制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与贞观之治独尊儒学的政治实践所催生，“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成为唐宋变革时代儒家内部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若诸子百家争鸣时代重现，是认可“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张载正蒙与船山实学，还是认可宋明理学？孔孟与程朱一脉相承的儒学铁板一块，孔孟程朱化和程朱孔孟化。总不至于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性与天道，与朱子儒道合流的天道观，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视为一脉相承吧！总不能将孟子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与“合乎天而不因乎物”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存天理去人欲视为一脉相承吧！孔孟的民本儒学，与宋明理学的专制儒学，两种不同性质的儒学，怎能成为一脉相承的的儒学铁板一块？若不是宋明理学将荀学摒弃出儒学圣门，荀子礼义言行规范为实践实证基础理论流行，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道德教条，不问文理社会效应的纯理论研究能站得住脚？若周易的自然易学，启后的易学理论是《易传》的论理易学得到盖棺定论，宋明理学道以弘人的淡薄名利，能站得住脚？特别指出的是：阳明心即理过后，为什么出现百姓日用皆道的实学思潮？实学思潮正学，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负向则是：不管谁当皇帝，都要穿衣吃饭的自扫门前雪！谁予关心研究？又是谁之过？难道不是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极重必改？难道不是治乱世循环的儒道佛互补，对社会心性的造孽？

（3）忠君报国阳法阴儒的政治下滑，乃汉夷王朝再度陵替的满清法家专制回潮，君师一体，治学一统的君主独裁。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史，始是秦王法家治国的专制妄为，承前的文化大环境是三代传统的有道伐无道，人民的正义战争，推翻秦王暴政的二世而亡。终是满清法家专制回潮的文化专制，承前的文化大环境就是百姓日用皆道负面的自扫门前雪，疏起辫子当顺民，为满清专制王朝“贡献”出所谓的康乾盛世。承前文化大环境不同，就有殊异的因果结局。毕竟还是自扫门前雪的心性下滑，依然还是自扫门前雪的心性堕落，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先生等思想家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完全失去了民族凝聚心，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一团散沙！不可理喻！为什么帝国列强入侵，散沙状的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为“睡熟的雄狮”？为什么日寇侵华战争中出现为虎作伥，厐大的伪军队伍？在诸子百家争呜的孔儒论理学时代会出现吗？在盛唐贞观之治的独尊儒学时代会出现吗？在传统心性文化根与世通行的社会清明时代会出现吗？恰恰出现在儒道佛互补的治乱循环不断，也是文史质野的心性两极向，对社会心性极度摧残的时代！造成自扫门前雪的心性堕落，环境造人！谁之过？
（4）此时我极佩服黑格尔对传统文化评论的一针见血：中国文化没有思辨哲学，不是吗？从适应汉武独尊儒术的汉儒体系，到适应忠君报国阳法阴儒的宋明理学，以及满清法家治国时代，再度扶持为专制御用工具的宋明理学，以及传续宋明理学内圣之道的现代新儒学，都是与思辨哲学对立，道德教条的当然之理！谁扼杀了思辨哲学？君主专制政治的文有法！适应君主专制环境的意识形态，道德教条的专制儒学。孔儒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进入到完成阶段的荀学《易传》时代，出现荀子礼义言行规范为实践实证基础理论，“君师者，治之本”，一物两体的矛盾相成与相反，尧之天的“节用裕民善臧其余”，桀之天的“上溢而下漏”；文理“礼之隆”效应的“文理繁，情用省”，文理“礼之杀”效应的“文理省，情用繁”，这不是思辨论理学的“虚壹而静谓大清明”，批判闇乎大理的蔽于一曲！是谁将荀学摒弃出儒学圣门？宋明理学纯理论研究的道德教条通行，能容忍荀子的思辨论理学？《易传》提出心性质文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便有人事险阻与吉凶的事物运程。利害生与险阻吉凶，不是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所以《易传》提出仁义人道融入阴阳天道与刚柔地道的仁礼本体，提出循物理两大事则的易简定位与刚柔定性，提出性与天道元亨利贞的文化价值观：继善成性的富有盛德；提出极深通志，研几成务的“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是提升和超越了周易的自然易学？是谁以周易的自然易学套解《易传》的论理易学，丧失了传统易学的文化文明，难道不是儒道合流的道以弘人？不是汉儒和宋明理学的淡薄名利？不是在摧残《易传》继善成性的生机活力？

（5）思辨哲学大师王船山提出的义利观：“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彰显荀子礼义言行规范为实践实证基础理论，乃穷善恶的一人之正义。义理深化而提出实践实证的精深理论：“义利之际，其为别亦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相因也微”的义利矛盾理论探究，批判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大义，引发社会私蔽大患的质野文史。船山提出会通古今通义于经世治用的“是非善恶，义判于几”，不是义理深化荀子礼义言行规范的实践实证基础理论。形上道体论有精微四义：“天尊地卑，义奠于位；存亡进退，义殊乎时；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立纲陈常，义辨于事”。显然也在传续和义理深化《易传》循物理两大事则的易简定位与刚柔定性：“天尊地卑，义奠于位”，“立纲陈常，义辨于事”。显然也在传续和义理深化《易传》《彖辞·大有》的义理逻辑，乾坤合道的“大中而上下而应之”，“存亡进退，义殊乎时”。道体论的精微四义，都在彰显荀子的思辨论理学，彰显《易传》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易传》形上神蕴的极深通志，研几成务，义理精深为船山的神導德政：“形气存乎神理，则可以数数之，类应之”。传承“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船山实学的思辨哲学，掀动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潮。若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重生，若然不是满清法家复辟的文化专制主义“文有法”，该终结的是宋明理学，适应君主专制环境的意识形态。然而，终结是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船山学理沉寂四百年，至今理论未昭明，这也是现代新儒学占据学术主统地位的弊根。让人唏嘘之余，深感黑格尔评论中国文化的一句话：中国文化没有思辨哲学！从思辨论理学（包括易学）到思辨哲学，都被君主专制的“文有法”扼杀了，都被适应君主专制环境的理论浮明“文有伪”扼杀了。主统宋明学术地位的宋明理学扼杀了思辨论理学，主统现代学术地位的现代新儒学扼杀了思辨哲学。二千年专制史的道德教条学术主统，思辨论理学与思辨哲学几乎成不毛之地，草木不生。君主专制制度造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文化环境也造就了传统的心性人。唐宋变革负面时代之所以付出灾难代价的深刻启示。
（6）唐宋变革有正负两种走向，正向是贞观之治独尊儒学的政治实践，催生“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批判了君主世袭专制弊政的神導德政。启后走的政制路，也许是近代的维新变革，决不是康梁的维新变革。向西方学习，向日本取经的康梁维新变法，不要说失败于满清专制统治者，没有理性务实于中国承前启后的自身道路，自然而显示必然，必然适全自然的自然之化，康梁变革道路的艰难险阻，随时都有倾覆可能。只有从自身道路的文化文明开出，君主立宪于民本政制，设立三权分立的内阁制，才是近代维新变革的政制路。负向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共和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一姓天下世袭专制转变为一党执政。若一党执政的政制路，也是从唐宋变革正向，批判了君主世袭专制弊政的神導德政开出，是否与近代维新变革政制路殊途同归？关心毛泽东建立共和国联合政府时代的初心，由各个民主党派共同讨论协商组成的三大机构；共和国和国务院的行政架构，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机构，政协的议政机构。民本政制立宪的三大机构，即自主独立，也互相牵制的政制整体性运行，不是唐宋变革两条道路的殊途同归？一党执政下的联合政府，三大机构的整体性运行，是否可以“揽天下英才用之”？然而，外部受到苏俄联共的马列模式影响，内部的共和国承前大环境，出自满清法家独裁的文化专制主义，也是传统儒学哲学圆圈否定阶段的宋明理学，启后传续的现代新儒学，现代儒学哲学圆圈的否定阶段。受学术理论的文化专制主义氛围的影响，一党执政路走了一段大弯路，在所难免，谁让中国文化丧失思辨哲学！谁让理论理性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原真理路混浊不清？谁让唐宋变负向走上历史文化的倒退路？历史存有理势合一的必然性，让历史去较正吧！

三、明晰理知萧萐父先生启蒙理论的历史接合点。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启蒙先躯萧萐父先生高扬船山学理，提出古今文化接轨，中西文化义理会通的历史接合点。回看自己走过的路，不要说探究心性学的三个文化原点，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即理论理性的四个文化原点，最起码，传统理论理性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原真理路要清晰明朗。若继续糊里糊涂，如何对历史文化交代，对中华民族交代？比较别人走过的路，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违反商品经济供需平衡规律，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折腾，为转移经济危机，争夺国外市场，出现践踏人道的内外罪恶路，理性失陷！两次世界大战后，当转移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失去，资本主义被迫进入治理经济危机的理性回归路。结束自由经济时代而进入国家干预经济时代，建设福利社会，抽象的哲学科学与应用性社会科学共同发展的社会时代。进入全球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再度失陷于全球性的经济垄断和霸权主义。对资本主义走过的路该有个清晰思路，该要学些什么？吸取什么教训？总该明白吧！若继续糊里糊涂，如何对中国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作交代？如何对国家与人民作交代？若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比较别人走过的路，都是糊里糊涂，还是黑格尔一针见血指出的问题症结：中国没有思辨哲学！学术文化的主统地位，从宋明理学的内圣之道，到现代新儒学的传续，整体理性思维沦为道德教条的当然之理，不研究文理的社会效应和引发的历史事件，不研究实践实证基础理论和精深理论，丧失了思辨哲学。
（1）以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与自由，反省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尝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到什么收益？有什么教训？总该做个明白人吧！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总不能见仁见智，哥说哥的理，嫂说嫂的理，对历史负责。“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被喻为思想解放运动，与同是思想解放运动，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作比对，是否让人若有所思，有更广泛思考的新天地？新境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一场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直到今天仍未停息。如此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一个世纪了，尚在延续，总该要寻根问底吧！纯理论研究的现代新儒学主统学界，再延续多一个世纪，更长的时间，都不会出结论。孔孟程朱化，程朱孔孟化，孔孟的民本儒学与程朱的专制儒学，怎会是一脉相承？出现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儒学铁板一块的文化矛盾激化和恶化，不是暴露无遗？难道孔儒民本与“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船山实学，会发生文化的矛盾激化和恶化？孔子生民立心立命概念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张载“为往圣继绝学”？形上導的义理精粹？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孔子的仁礼忠恕，更高阶段难道不是船山仁恕天下理道定所于仁礼忠恕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尊德性学问道，孔儒的初级阶段与脉理传承的更高阶段。孔儒脉理传承总不会是程朱“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的尊德性？“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天理浑然的变易以告人。孔子的性与天道，更高阶段难道不是船山形上導的道体论，中奏以天社会限定于循物理事则的终奏物，不是理道定所于性与天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学问道，孔儒的初级阶段与脉理传承的更高阶段。孔儒脉理传承总不会是程朱“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的道问学？“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天理浑然定夺的人事当然。有比较方有鉴证，为什么出现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只要孔儒脉理传承是谁？未能尘埃落定；只要宋明理学与现代新儒主统学界，视孔孟程朱为一脉相承的儒学铁板一块，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持续！
（2）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引发中西文化碰撞的两次文化论战。全盘西化与国粹说，表面是孔儒民本的国粹说，名不符实，蕴含专制儒学性质的程朱孔孟化；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表面是程朱理学内圣之道的中体西用，拉大旗作虎皮，孔儒民本成为形象装饰的孔孟程朱化。国粹说与中体西用，都是对传统文化误解误导的文化概念。况且，从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是中西文化义理融会贯通的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提倡国粹，文化的闭关自守？不合适吧！中体西用，不同质的两种文化“嫁接”，重蹈道佛双枝的逻辑错谬，道家自然，佛门人为，自然与人为的矛盾体分拆为道佛两家学说。道法自然与实相空境。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中西的两种文化义理不用再融会贯通？如混沌自然，拼凑一体？违反文化规律的概念吧！再说，全盘的西化，西体的中用，乃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的西方文化。表面是民主、自由与科学，失去整体理性的理道中庸。民主极端化，只是形象工程，与形式的表面工夫。所谓投票的民主选举，会有真民主？“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政党之间竞选操控的手段把戏而已，能真正顺应民意？自由极端化则是制造罪恶，资本主义的自由时代，丛林竞争的物竞天择，不是催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转移经济危机的争夺国外市场，制造出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的内外罪恶路？至于科学，也如传统天道观的双刃剑，道佛合流与儒道佛互补，道以弘人的生驻异灭；儒学的义理精辟，人能弘道的元亨利贞。科学的双韧剑，正向是发展和繁荣经济的科学兴国，负向则是科技应用于霸权主义的践踏人道。套解中国文化的强势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的西方文化吧，制造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转移经济危机而争夺国外市场的内外罪恶路，所谓民主、自由与科学的“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整体理性格格不入，这就是两次中西文化碰撞路的历史自然，需要吸取教训，再不要走西方文化强势套解中国文化的中西文化碰撞路，阻碍中西文化的义理融会。商品经济时代出现中西文化义理的融会合流，理势必然适全的理势自然。

（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生在资本主义自由时代，抨击其践踏人道的内外罪恶路，“唱衰”了资本主义自由时代。却因此成为世界性共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又是我对西方的学术自由有点“倾慕”，不似传统中国文化专制的“文有法”，扼杀了思辨性质的理论理性。若是倡扬诸子百家争鸣时代的学人楷模，尊崇真理的学术争鸣，争鸣出孔儒的主流学派。“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中西学术人该有共通的文化品格，尊崇真理道义的诤诤铁骨。我也很敬仰孔儒人文化成天下的论理学，论理民本的仁礼德政，建立的文化价值观，继善成性的富有盛德；敬仰贞观之治的独尊儒学，君相造命的民本政制；敬仰船山神導德政的民本政制，“形气存乎神理”，“数数之”价值目标的“富有而不吝于施”；“类应之”价值目标的“日新而不用其故”；理性务实的各正性命学基础：“天命不止为己性已有”，“容光而不穷于所受”的“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我更为二千年君主专制历史感到耻辱，为了稳固政权，实施所谓国家意志的“文有法”，焚书坑儒式的文化专制，制造出万马齐喑的惨绝人寰。却不知实施民本政制是稳固政权的最好方法，只让适应君主专制环境的意识形态存在，其中包括专制儒学的道德教条。君主专制的“文有法”，专制儒学的道德教条，所扼杀的思辨论理学和思辨哲学，恰恰就是正视社会现实的环境造人，深刻体现着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理性，是探究学术真理的益质载道，引领着社会心性潮流的传统心性文化根。扼杀了“礼之隆”的“文理繁，情用省”，只剩下的“适者生存”，道德教条的当然之理。不用研究文理的社会效应，空谈心性的理论浮明，“礼之杀”的“文理省，情用繁”。
接受了“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指导实践的马哲中国化，首要前提是：明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真吧！正视失去了船山思辨哲学的文化国土，连自己传统文化的孔儒理论原真，孔儒的脉理传承是谁，都是糊里糊涂，结果弄出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至今未予认知的因果所以然之理，依然还是糊里糊涂的学术界，能理解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真？理据于人类社会存有不可易变而不断深化的古今义理，若不能明晰传统优秀文化的义理逻辑，如何能理解马哲的理论原真？如何能理解马哲中国化？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的苏俄联共，领导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我国也是计划经济，属于这个阵营吧！苏俄联共所理解和奉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真？二战结束后发生美俄两大阵营的对歭和竞赛，结果是苏俄解体，东欧阵营倒戈？不能简单定义为修正主义了事，弄清其因果所以然之理，还是要弄清马哲原真吧！二次大战的美欧阵营，非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转移经济危机争夺国外市场，从而掩盖贫富悬殊的人道沦落。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供需失衡，实质也在掩盖经济危机积弊的严重病患，这就是发生经济危机和转移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自由时代。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向外转移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失去，潜在积患的矛盾激化，迫使资本主义走上治理经济危机的一国经济路。再不是丛林竞争的自由时代，而是国家干预经济时代；再不是资本高度垄断，破坏商品经济规律的供需失衡，而是建设福利社会，稳定消费市场而适全供需平衡规律。哲学抽象与应用社会科学的共同发展，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科学经济发展。治理经济危机的一国经济路，再不是马克思“唱衰”的资本主义自由时代，是否靠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真？处在商品经济时代，就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国家干预经济和建设福利社会，两者兼全的同步进行。哲学抽象与应用社会科学的共同发展，保证着两者兼全同步进行的健康发展。战后资本主义的理性回归，基本是这样做！苏俄并不是这样做，搞的是官僚体制的计划经济，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真？难道不是苏俄解体，东欧阵营倒戈的根本原因吗？不能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注定要受到惩罚。称谓修正主义，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唱衰”资本主义自由时代所表明的商品经济规律？
（4）资本主义对内是治理经济危机的一国经济路，对外则是强盗霸权的本性难移。自由时代转移经济危机而争夺国外市场，包括殖民统治与发动世界大战的霸权罪恶。战胜了苏俄阵营更是得意忘形，变本加厉，进入全球经济时代到达极点。所谓西方自由经济的世界体系，在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全球霸权面前，会有自由经济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自由时代向外转移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自身，自由经济；对外是践踏他国主权！践踏国际人道！同样在践踏别国的经济自由！直到现在如是！所谓西方经济主义，与当年的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同工异曲吧！当年与传统文化的整体理性冲突，遭到国粹说与中体西用说对抗。现在倒好，全球经济接轨，中国现代化“坦然”进入西方自由经济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用武力打开国外市场，掩盖经济危机的积患。我们有个世界工厂美誉，本来是建设福利社会最好的历史机遇，然而丧失了。大量的流动商品，包括剩余商品外销，即繁荣了社会经济，也是长期以来积患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消费市场疲软的供需失衡现象，引发的经济危机积患，被世界工厂的外销转移所掩盖。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转移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失去，便进入治理经济危机的一国经济路。当我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积弊已深，固定资产的钢筋水泥，不能象流动商品外销转移而出现经济泡沫化，是否预兆同样要进入中国特点治理经济危机的一国经济路？是否能真正觉悟到西方自由经济世界体系的强盗霸权伤害？伤害是全方位的。与全球经济接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伤害至烈是广阔天地的乡村经济；投机性质的房地产业，伤害最大的是制造业，经济危机厄运困扰着尘世人心；改革开放后，从官场贪腐的小人禽兽，引发人欲横流的流俗质野；西方文化中心的利益至上，加剧了流俗质野的心性泛滥；“民免而无耻”的社会心性，为了攫取不义的名利财富，千方百计逃避法律制裁，不惜抛弃天地良心的礼义廉耻，质野心性严重扭曲了经济的健顺运行。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践踏人道的罪恶路，同样在我国发生。有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乱世质野与乱世道佛，即人心乱相的心性质野，与道佛无为、幻化的心性并存，传统心性文化根的中庸质文，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荡然无存，严重损伤人效父母德的家庭文化传承，严重损伤“学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立志上进，生机活力的社会文化传承；资本主义自由时代人为造孽的大自然污染，损害人民身体健康的有害食品等现象，同样在我国泛滥成灾，严重扭曲了传统文化的人效天地德理念，造成民生方面最大的贫富悬殊。有钱土豪选择健康食物，大多数平民及贫穷者，吃有害食物的日积成疾，医院肠胃病者人满为患。影响身体健康，也影响千秋万代的子孙体质，影响中华民族的健康人种繁衍。有什么比关乎千秋万代大业，中华民族的心性健康，人种体质重要？

（5）在西方经济中心驱使下，失去民族文化自信的独立自主自强。独立自主自强的义理意涵是什么？启蒙先躯萧萐父先生提出寻找古今、中西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走向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是自然走向必然，必然适全自然的“理势言天”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没有走在前面“引路”的西方文化，中国民族也能独立自主自强走好这条路，这就是文化的自信。即使没有西方文化借鉴，也因商品经济社会共通的客观规律，也可以走通的中西文化义理融会路。有了西方文化“引路”，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按照常理是顺利与快捷。奈何，有西方文化“引路”，反而重重障碍，风波不断，为什么？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二千年积弊！黑格尔评论中国没有思辨哲学的一矢中的。萧萐父先生高扬船山学理的思辨哲学，提出寻找古今、中西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独立自主自强的义理意涵，离不开思辨哲学，与寻找的历史接合点。从荀子的思辨论理学，《易传》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深化发展的船山思辨哲学。理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问题，有赖于思辨哲学，“是非善恶，义判于几”的“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真正理解天下义利的矛盾实质，会通古今通义的经世治用。当船山的思辨哲学失去再重新拥有，该加倍珍惜，不能再被文化专制主义扼杀！让专制儒学理论浮明的道德教条糟蹋！同样，也让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思辨哲学的评论成为过去式。寻找的历史接合点，非唐宋变革负向，宋后忠君报国的阳法阴儒，走向汉夷王朝再度陵替，满清专制的法家回潮，君师一体、治学一统的文化专制。而是唐宋变革正向的顺应人情物理数者。从盛唐贞观之治独尊儒学的政治实践，催化出宋明时代“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理性，张载正蒙与船山实学，以及所掀动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思想解放潮。船山提出的神導德政，将孔儒两大学问道的义理逻辑深化到更高阶段。尊德性学问道是理道定所于仁礼忠恕的天下仁恕，人道理欲观的“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不是在纠正文革时代的心性文史，闇乎大理的蔽于一曲；人道理欲观的“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不是在批判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流俗质野，包括批判西方经济中心的利益至上！批判所谓西方自由经济世界体系的强盗霸权！人道理欲观的“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之所以成为历史接合点，传统儒学最高水平的尊德性学问道，也是现代儒学基础理论的尊德性学问道，开出适应商品时代的尊德性学问道是：须有安排的“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国家干预经济的顶层设计，哲学抽象科学与社会应用科学的共通发展，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神導效应；须有安排的“于人欲见天理”，建设福利社会，完善制度建设，以及中庸理则心性质文的文化建设，“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尊德性学问道。形上導的道体论，中奏以天的社会限定，理道定所循物理两大事则的终奏物，即理道定所的性与天道。理道定所的“性”，始奏人的生民立心立命，如何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的终奏物？“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妥善应对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这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必须注重研究理论实践的道问学学问道之一，兼全到尊德性的学问道。理道定所的“天道”，乃“富有而不吝于施，日新而不用其故”的人道率循天道，理性的务实基础，随着精于物物，科技更高水平的质量互变，带来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天命不止为己性而有”，“容光而不穷于所受”的“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理性逻辑连接着人（质文心性）、天（社会本体）、物（顺乎物则）道体均一的自然之化，“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如何遵循象数天理的礼易常变，成就体用中庸的事物循序渐进？“始以建中，终乎大始”的始终相成，妥善应对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这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必须注重研究理论实践的道问学问道之二。人道的率循，兼全尊德性的学问道。形上導的道体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之所以成为历史接合点，传统儒学最高水平的道问学学问道，也是现代儒学基础理论的道问学学问道，开出适应商品时代的道问学学问道是：形上導向中奏以天的社会限定效应，妥善应对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事物矛盾，“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学问道。船山的两大学问道，之所以成为古今文化接轨，中西义理会通的历史接合点，也是现代儒学基础理论的历史接合点。在全球性的经济架构下，如何做到独立自主自强的文化自信，必须研究船山学理的思辨哲学，探寻历史接合点的两大学问道。
（6）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启蒙先躯萧萐父先生提出的历史接合点理论，批判宋明理学，高扬船山学理。依我看法，最重要就是高扬船山的思辩哲学，两大学问道的历史接合点理论，从而使船山学理体系，成为现代儒学的基础理论。四十多年过去了，萧萐父先生启蒙的理论命运，与四百年前的船山学理命运一样，近乎消声匿迹；与一千年前被宋明理学摒弃出儒门的荀子思辨论理学一样，失去了主流学派的理论地位；与二千年前《易传》思辨性质的论理易学一样，同被扭曲的孔孟之道，失去了理论原真。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无限的悲伤和感概，为什么传统文化思辨性质的论理学、论理易学、论理哲学同遭到极不公平的理论厄运，至今依然，以至被黑格尔误以为中国没有思辨哲学。正视君主专制二千年的社会历史事实，正视现代中国的社会事实，主统学术的理论浮明，从汉儒时代的儒道合流，到宋明理学时代的儒道佛互补，传续宋明理学内圣之道的现代新儒学，都是适应君主专制环境的意识形态，何时见到倡扬民本政制的理论理性？见到都是质文心性两极向的文史质野，何时见到传统心性的文化根，中庸理则的心性质文，健顺五常的刚柔文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旦转移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失去，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结束，进入到国家干预经济，治理经济危机的理性回归路。现代中国是否因房地产业的尴尬困境，为摆脱经济危机，该要进入国家治理的理性回归？适应商品经济规律基础的供需平衡，建设福利社会的制度完善，传统心性文化根的复兴和重塑，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治理的国家大计，关乎对船山的思辨哲学，两大学问道的历史接合点理论的理解和实践。因此，理性回归是全方位的。理性的务实精神，就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独立自主自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尊德性，“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问学，两大学问道理论实践的格物之功和致知之功，“致知在格物”的人道率循天道，理顺真正中国现代化的民生经济事务和国家治理事务。从船山神導德政的民本政制开出，接上萧萐父先生的启蒙理论，高扬船山学理的思辨哲学，儒学两大学问道的历史接合点理论，建设现代儒学体系的基础理论，实现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理性回归。

四、人类社会有着不可易变而不断深化的义理逻辑，方提倡“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本体，所要建树的主体能动性是：民本政制天下礼乐的礼义规范行为，井然有序规范秩序的环境造人。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就是实践实证基础理论的礼义规范行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彰显实践实证的精深理论，会通古今义理的“是非善恶，义判于几”。历史与现实的相结合，关注文理的社会效应和引发的历史事件，这就是船山所说的“学问为主，思辨辅之”，人道率循天道的格物之功，循物理两大理则的古今义理会通。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关注的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证的礼义规范行为和规范秩序，这就是船山所说的“思辨为主，学问为辅”，象数天理的礼易常变，体用中庸的事物循序渐进。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所显然的真理尊崇，是学者文人该有的学术忠性：“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也是学术界推崇学术争鸣的理性原则。研究古人文典，绝不是纯理论研究。研究孔子儒学仁礼忠恕的性与天道，为什么会出现治世通行，乱世遗落的道德定律？船山对孔儒道体论的精辟概括：“通于人而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研究宋明理学，难道是守住道德教条的人事当然之理？不用关注其文理的社会效应和引发的历史事件？为什么阳明心即理后，会出现百姓日用皆道的实学？为什么五四运动后，出现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现代新儒学传承宋明理学的内圣之道后，为什么历史事件的演变循序在现代社会重演？文革时代的心性文史，难道不是宋明理学在现代社会的重演；改革开放后的人欲横流礼崩乐坏时代，难道不是道佛文史与杨墨质野并存的乱世时代在现实社会重演：从文革的心性文史，到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杨墨质野和道佛文史的皈依信仰，不是宋后治乱世循环的儒道佛互补在现代社会重演？所谓生活儒学的理论研究，不是阳明后出现的百姓日用皆道在现实社会重演？……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与意识的哲学基本问题，存在承前启后的因果链路；存在与思维的哲学基本问题，存在理论理性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原真理路。原真理路的理论理性，引领着社会心性承前启后的因果链路。由于理论与实践的曲折反复，会出现哲学圆圈三阶段的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和否定之否定阶段。船山提出穷善恶的一人之正义，倡扬孔儒“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忠恕，“通于人而未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孔儒的肯定阶段；船山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大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钟摆惯性，如宋明理学心性文史的治世道德通行，钟摆惯性就是无为幻化的道佛文史，与杨朱私己实惠，墨学利益抱团的流俗质野并存通行，即社会私蔽大患的文史质野，私蔽大患并存共生的乱世通行。浑然天理定夺人事当然的道德教条，“合乎天而不因乎物，执其常而不知变”。“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对孔儒人能弘道的道德理性扭曲，从汉儒的初度异化，到宋明理学极度异化的否定阶段；船山两大学问道对孔儒两大学问道义理深化的逻辑提升，船山神導德政的“形气存乎神理，则可以数数之，类应之”，对《易传》神導意蕴的“极深通志，研几成务”，也是义理深化的逻辑提升。“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船山学理对孔儒体系的更高复归，完成哲学圆圈的否定之否定阶段。正视哲学圆圈三阶段的历史客观和社会事实，为什么要提出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理尊崇？思辨哲学丧失，一切理想的价值观，形同虚设的道德教条，空喊口号的理论浮明而已。
（1）因房地产业的尴尬困境，社会言论乱哄哄。我曾作比较，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的丛林竞争，贫富两极分化，消费市场疲软，严重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供需失衡，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经济危机，争夺国外市场，产生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践踏人道的内外罪恶路。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同样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消费市场疲软，却没有出现供需失衡的经济危机，大量流动商品外销，俨如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的向外转移经济危机。世界工厂将大量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流动商品外销，实质也将经济危机转移出去了。争夺国外市场与世界工厂，转移经济危机的同工异曲。当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自由时代失去了转移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迫使其进入治理经济危机的理性回归。我国的房地产业，钢筋水泥建筑的固定资产，无法如流动商品外销而转移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自由时代失去转移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一样，同工异曲。古语云：“自作孽不可活”，是否也是“迫使”我们进入治理经济危机的理性回归？前一段时间，我在朋友群发了信息，节录下来供论坛学友思考。

（2）消化学生时代受过教育的基础认知，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榨取工人阶级血汗，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消费市场疲软，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供需失衡，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经济危机，争夺国外市场，走上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践踏人道的内外罪恶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转移经济危机的外部条件失去，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结束，被迫走上治理经济危机的一国经济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迎来世界工厂美誉的历史机遇，该要借鉴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治理经济危机的理性回归路，视为全面建设福利社会的历史机遇。有了历史机遇等同丧失，同样走上资本主义自由时代人道沦落的复辙。为了攫取资本的第一桶金，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榨取，同样出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内市场疲软。世界工厂的商品外销，包括积压商品外销，如同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转移经济危机的同工异曲，供需失衡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被掩盖了。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日落西山时，钢筋水泥的固定资产，不可能似流动商品外销而转移经济危机，是否会同工异曲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进入国家治理经济危机的理性回归？
几年前，当看到投机性质的房地产业泡沫化的后患无穷时，提出房屋是住的，不是炒的，无比正确。穷善恶的一人之正义。对房地产政策的频频调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大义，不是会通古今义理的治理根本。治理根本，该遵循儒家的道问学学问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舍弃房地产业的经济支柱位置，建设新兴的经济支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伤害最大是乡村经济；投机的房地产业，伤害最大的是制造业。扶持乡村经济与制造业为新经济支柱，“极高明”的理势必然。“道中庸”，新支柱经济发展的循序渐进，“大中即寓其间”的理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完成新支柱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理势必然适全的理势自然。也让房地产业自生自灭，靠炒楼致富的投机者，让其吐出部分的不义之财，天经地义。惟是为了成家立业，向银行贷款买屋者，当遇到断供困境时，施以人道救助，也是极少数人，施以救助的理所当然。房地产业自生自灭后进入自我复原，再不是投机性质的支柱产业，恢复其本来面目的产业地位。扶持乡村经济与制造业为新经济支柱，“极高明”的理势必然。若前几年这样做，自然而然，道路较为坦顺。现在的困境，依然要扶持与振兴，“极重而必改”的道路荆棘，艰难险阻。
人类社会有着不可易变而不断深化的义理原则，不要以为传统优秀文化是“老古董”，舍弃或糟蹋，都是数典忘祖的行为，受到来自心物两方面客观规律的严惩，要付出代价的。“学问为主，思辨辅之”的“格物之功”，“学愈博而思愈远”；“思辨为主，学问辅之”的“致知之功”，“思之困则学必勤”，学思辩证的“相资以相成”，人道率循天道的“致知在格物”，蕴涵经世治用的古今义理。
（3）将朋友群发的信息，在论坛转载，表明我的心迹。近来我比较喜欢浏览《今日头条》，除了了解四面八方，全国各个地方的信息，以及直播者的见解外，我更喜欢黄奇帆先生的学风，以房地产业的数据为依据，即指明房地产业的现状，也阐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有理有据有理论。我也喜欢温铁军先生的三农理论，一个敢于讲实话，出自忧国忧民的忠诚心，直谏型表述见解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说实话？我理解温先生的坦言两点：一是已属高位教授名衔，没有名位牵制的顾忌，放开手脚作思路陈述；二是年过七十古来稀，凭着知识分子的天地良知，在有限生命时间，讲实话，做实事，出实绩，责无旁贷！依我看来，还有二点补充：一是出自温先生的工作性质与人生阅历。比较别人走过的路，温先生去过八十多个国家作农业经济的实地考察，有比较方有鉴别吧！温先生有充分的发言权；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温先生敢说真话的不知时务，被收回权责的实务闲职。后被委托写经济史，稿成审核，依然是不合时宜不能通过而弃用，近年来方成书，书名《八次危机》。亲身经历了自己走过的农业经济路，了解现实社会，方有讲真话的勇气，方有真正的发言权吧！知己于自己走过的路，知彼于比较别人的路，敢于说真话实话的发言权，出自温先生的工作性质与人生阅历。

（4）工作性质与人生阅历是讲真话做实事的基本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心统性情的心志，“君子喻于义”的天地心，中庸质文者的忠以用性：为民请命！彭德怀的万言书，忠以用性的为民请命。我记得《上将洪学智》电视剧有一段剧情，当农场不让老百姓拾田地掉落的玉米粒，洪学智坚决反对，说出的一段话：“解放战争时候，我在这里打过仗，当时的农民有几个月缺粮挨饿。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几年，农民依然缺粮挨饿，我心酸啊”！为民请命的忠以用性！温先生为乡村经济说话，同样是为民请命的忠以用性！真正知识分子本质的忠以用性，现实社会稀缺！所以，温先生直言中国社会没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没有天时气候的环境造人，真正知识分子忠以用性的稀缺！我想起贞观之治电视剧中的一段剧情，唐太宗在群臣面前宣读马周代常何写的议政奏折，房玄龄说出这样一段话：马周所奏，大臣都清楚，没有说而已。马周草根平民心无顾忌，在朝群臣心有顾忌，谁想得罪君王？“伴君如伴虎”！学术界众多精英，难道就没有学者知道船山学理的光辉？知道萧萐父先生的启蒙理论正确？须知，每次举办船山和萧萐父的记念活动和会议，都有群情激昂的义理陈述和信誓旦旦，雷声大雨点小，过后故态复萌无生机，何故？天时气候的人生沉潜！没有学者知道宋明理学与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浮明？知道又如何？敢理论争辨？前车之鉴，成名者如萧萐父先生的启蒙理论，消声匿迹四十余年；未成名者，还想“捞”前程吗？掌握着学术生命的生杀大权，学术界的“伴君如伴虎”！举国体制也存在双刃剑，可以同心合力于尊崇真理，百家争鸣效应成就焕然一新的生机活力和凝聚心；也可以是保持理论高度一致的“文有法”，当然之理的道德教条，万马齐喑的一潭死水。复兴论坛不是也设立红线？管你什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理性，不要触及敏感问题，莫谈国事！埋头研究周易卜筮问人事吉凶的卦爻现象，请问：易学文明，源出自然易学的卜筮问人事吉凶？还是论理易学的“情感相感而利害生”，便有人事刚柔的险阻与吉凶？埋头研究诸子百家学说，推崇老子学？现代社会经济生产力的理性雏形，是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实践心性的性与天道？还是老子道法自然的“见素抱朴，绝巧弃利，绝学无忧”？停滞文明而倒退的文化理论，远离现实社会作纯理论研究？理论高度一致就不会出差错？岂知，国学研究，能不关心现实社会的民生经济，房地产业的尴尬困境，牵涉到国家命运与国民生存利益，能熟视无睹？国民的流俗质野，随着“民免而无耻”的心性急剧下滑，与己无关高高挂起？须知，国学研究，就是探究民生与心性的社会现象因果所以然的古今义理。正如上文讲到，房地产业进入经济泡沫化的尴尬困境后，中国是否要进入到治理经济危机的全方位理性回归；前几年前预感到投机性质的房地产业，会引发经济危机的社会灾难时，会通古今义理的经世治用做法，遵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实践，舍弃房地产业的经济支柱，建设新支柱产业的乡村经济和制造业。所以，不要将国学看成老古董舍弃和糟蹋的数典忘祖！不关心关乎民生经济与心性质文的现实社会现象，不研究其因果所以然的古今义理，何必投身学术研究？何必进入复兴论坛？历史与现实的相结合，蕴涵实践实证精深理论的“是非善恶，义判于几”，存有理性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思想解放潮；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蕴含礼义言行规范为实践实证基础理论，存有实践效应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潮。放弃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理性，文化复兴论坛，有其名失其实了。论坛冷清，前程甚忧！当然，这是天时气候的学术界现状。经济支柱地位的房地产业陷入尴尬困境，希望能掀动出治理经济危机的全方位理性回归。有理性回归的天时气候，希望看到：学术界的旧貌换新颜，复兴论坛的旧貌换新颜。讲真话、做实事、出实绩，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理性，这就是年过古稀老人的心曲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