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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按目前通行说法有今、古本之分，且自清代以来多认为今本是一部伪书。但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今本竹书纪年》与一般所谓的伪书有根本不同，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近人辑录的所谓《古本竹书纪年》中，多数文字见于今本。以方诗铭、王修龄所著《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为例，《夏纪》34条，27条见于今本；《殷纪》41条，36条见于今本；《周纪》44条，36条见于今本，而不见于今本者，有的在今本中有类似文字，有的可能并非出自《竹书纪年》。因此，今本不能被视为伪书而一概否定，即使它仅是一个元明时期的辑佚本，也应加以分析利用。
近年来随着对清华简《系年》研究的深入，使得研读《竹书纪年》有了新的工具。本文拟结合各传世文献及各家的研究成果，对今本《竹书纪年》的情况进行一些梳理，将所思所得记录于此。

一、《汲冢书》并非特指《纪年》
前人从各种古书征引的文字中辑录所谓古本《竹书纪年》时，题写作《汲冢书》或《竹书》的也有认为是出自《纪年》，但这值得商榷。
《隋书 经籍志》记载，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其中丁部有《汲冢书》，这说明在整理之初，作为整理者的荀勖是把《汲冢书》作为一个整体的，而没有将其中的各部分拆分后归入各部之下。
晋代刘逵注左思《吴都赋》引用的书籍题为《汲郡地中古文册书》，《太平御览》卷七九引《抱朴子》（东晋葛洪著）称为《汲郡塚中竹书》，这两个都是《汲冢书》的早期引用例。两个名称中皆有汲郡、地中（塚中）、册书（竹书）三个要素，而《汲郡地中古文册书》多古文一个要素。荀勖整理本的全名可能就是《汲郡地中古文册书》，它包含全部的汲冢出土文献，其中也包括《纪年》篇。
汲郡为出土地，可省称为汲；地中意指冢，亦可如《抱朴子》所引，写作“塚中”；古文为其使用的文字；册书为其本来材质（竹简本），也可称为竹书。将这四个要素结合起来，或者取其中一部分作为书名的简称（如《汲冢书》《汲冢古文》《竹书》），应当均指《汲郡地中古文册书》，而不一定特指其中的《纪年》篇。

二、《汲冢书》的早期版本
雷学淇《晋人校订竹书考》认为荀勖、和峤开始整理《竹书》（《汲冢书》），经卫恒、束皙考正后始为完备，这是一个整体过程。
朱希祖《汲冢书考》中根据《史记 魏世家 集解》所引“荀勖曰”及《晋书 束皙传》的记载，认为《竹书纪年》存在荀勖和峤本（以下称荀和本）和束皙本两种版本，且认为《穆天子传》也存在荀勖和峤本（称《穆天子传》）和束皙本（称《周王游行》）两种版本，更在《汲冢书校理人物考》中认为“将汲冢书总篇目著于《束皙传》，盖亦归其功于皙也”，显然认为整套《汲冢书》皆有荀和、束皙两版。
以上是学界对《汲冢书》版本两大主流观点。
程平山《竹书纪年考》（下引程平山观点如不做说明，均出自《竹书纪年考》）对《晋书 束皙传》的记载进行了辨析，认为束皙的考正不仅时间短暂（元康九年到次年永康元年四月），而且影响小，还受到当时人的质疑（据《晋书 王接传》记载当时被东莱太守王庭坚质疑），其考正《汲冢书》的成果是《汲冢书抄》。
过去学者认为《汲冢书》在晋代已存在荀和、束皙两个版本的证据有三：
1、据《束皙传》及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以下称《后序》），《纪年》起自夏代，而《史记 魏世家 集解》所引“荀勖曰”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这可证《纪年》在晋代已存在两种开始年代不同的版本，且目前所见南宋（一般认为《纪年》亡佚的年代）以前文献所引《纪年》中存在五帝时期内容；
2、按《束皙传》及《春秋左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所引王隐《晋书》的记载，《穆天子传》原本为五卷，且曾题为《周王游行》，今传本第六卷为原属杂书一类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且晋代郭璞所注《穆天子传》已经是六卷本，这可证《穆天子传》晋代已存在两种版本；
3、《隋书 经籍志》载有《竹书同异》一卷，有学者（如朱希祖）即认为是记录荀和、束皙两版同异的著作。
对于以上三条证据可做如下分析：
1、杜预做《后序》于太康三年，且死于太康五年，朱希祖、程平山均认为此时束皙尚未接触《汲冢书》，杜预所见应为荀勖、和峤整理本，如果《束皙传》记载的是束皙的观点，则荀和、束皙两版皆认为《纪年》起自夏代，并无不同。而《史记 魏世家 集解》所引“荀勖曰”和峤的观点，其内容据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分析属于荀勖所做《纪年》的叙录。这可能是记述整理过程中不同的观点，而非描述《纪年》整理后的实际情况，五帝的相关记载可能被编入了《琐语》。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起自夏代为荀和本，起自黄帝为束皙本。
2、王隐《晋书》称“《周王游行》五卷……今谓之《穆天子传》”，显示《周王游行》的名称出现的比《穆天子传》早。今传本《穆天子传》前的荀勖序文中已称“古文《穆天子传》”，朱希祖《汲冢书校理年月考》据《穆天子传序》后列校书人员职衔推断此序文做于太康三年，则《周王游行》的名称应出现在此之前。而太康时束皙尚未接触《汲冢书》，所以这种差别不是荀和本和束皙本的差别。郭璞《注山海经序》也称《穆天子传》，今传《穆天子传》六卷且每卷均有郭璞注文，这也显示六卷本可能是主要流传版本，而《束皙传》列“《穆天子传》五篇”，又单列《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应该是早期整理时的状态，这也说明《束皙传》的这一段文字应如程平山所说，不是记述束皙的事迹，而是描述荀勖等人整理的情况。
3、《竹书同异》的性质，由于原书不传，所以无法论述其性质。认为其是文献比勘的著作只是出于推测，也可以有其他推测，比如记述整理者之间观点的差异，此书不能成为证明《汲冢书》存在荀和及束皙两个版本的证据。
据《汲冢书考》和《竹书纪年考》分析，荀勖初次整理时，集众人之力尚且用了一年多，以束皙一人，用不到一年不大可能有考正全本《汲冢书》的成果，因此从考正时间的长短和书名为“抄”看，《汲冢书抄》不会是对《汲冢书》全部内容的考正。也由上面的分析看，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存在荀和和束皙两个版本的《汲冢书》或《纪年》。
那会不会还有其他版本的《汲冢书》呢？程平山提出在西晋应当有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皙、杜预续咸等四次整理或考正、注释工作，分别形成了荀和本、《汲冢书抄》《汲冢古文释》等成果（卫恒考正未成而遭难）。但这一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汲冢古文释》仅有十卷，远少于《隋书 经籍志》中《汲冢书》的卷数，其内容应该不是对整部《汲冢书》的注释。如果仅注释其中一部分，就不能说是另一个版本的《汲冢书》，而《汲冢书抄》上面已做分析。因此从目前证据看，全本《汲冢书》应当只存在荀、和一个版本。
也由此，可以认为目前所见不同文献引用《汲冢书》时存在的差异，应该不是版本不同造成的，而是文献流传中造成的。
《汲冢书》出土后，因为“收书不谨”，次序错乱，荀勖等人负责整理时，首要工作就是分清篇章、厘定竹简顺序（既《太平御览》卷七四九所引王隐《晋书》中称荀勖对《汲冢书》“撰次”），然后将蝌蚪文撰写成隶字（既“注写”，也既《春秋左传正义 后序》孔颖达疏所引王隐《晋书 武帝纪》称“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但“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见《后序》），所以整理者的整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不断调整的过程。比如前述王隐《晋书》说《周王游行》“今谓之《穆天子传》”就是一种调整。
《晋书 束皙传》记载《汲冢书》75篇，杜预《后序》及孔颖达疏所引王隐《晋书》称75卷，这三处相似，而《隋书 经籍志》记载为15部87卷。有学者（如程平山）认为《经籍志》的记载属于传抄讹误，但这两种记载也可能分别描述了不同阶段的《汲冢书》，即整理中不同时间的不同形态，这也是一种调整。
虽然西晋时《汲冢书》只有一个版本，但是见过这部书的人却是不少。比如《后序》称（《汲冢书》）“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见之”，则书虽藏于“祕府”，但杜预还是见到了。《晋书 卫恒传》称“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则此书卫恒也见过。西晋刘逵（《文选注》称与傅咸、陆机、杜育同时）注《三都赋》已引用了《汲冢书》内容，则此书他也见过。束皙有《汲冢书抄》，续咸有《汲冢古文释》，则此书他们也见过。各家所见的《汲冢书》可能处于不同阶段，各家在征引、转录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各种歧异，这就成为日后《汲冢书》流传的不同源头，成为各种差异的来源。

三、《汲冢书》的分部
《汲冢书》的篇数，《晋书 束皙传》记载为75篇，《后序》及孔颖达疏所引王隐《晋书》称75卷，三处仅“篇”“卷”用字有差异，说法应一致，但三处均未分部，朱希祖、程平山等学者据《束皙传》所列，认为75篇当分属16部（不计折坏简书）。而《隋书 经籍志》明载《汲冢书》分为15部87卷，这差异可能并不是因为《隋书 经籍志》记载错误。
《后序》称“《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束皙传》称“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杜预所称“最为分了”的《周易》实际对应的是《束皙传》中《易经》2篇（《后序》称《周易》上下篇）、《阴阳》（《易繇阴阳卦》）2篇、《说》（《卦下易经》）1篇等5篇。其所见为“藏在祕府”的版本，可能就是中经所藏，说明最终这三部分在《中经新簿》里可能就是合在一起的，属于一部。这还能说明《束皙传》记载的是一个早于太康三年《后序》成文时的状态，即体现了《汲冢书》整理中的调整，又说明这种调整与太康后才接触《汲冢书》的束皙（《汲冢书考》与《竹书纪年考》均认为在元康年间）无关。因此荀勖、和峤整理的《汲冢书》当分为《纪年》《周易》《公孙段》《国语》《名》《师春》《琐语》《梁丘藏》《缴书》《生封》《大历》《穆天子传》《图诗》、杂书、折坏简书等15部，而不是16部。据荀勖《穆天子传序》“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来看，藏入中经的不仅有经过新写的隶书本，也有本来的“简书”，所以折坏的7篇简书有可能在中经中单独归为一部。
而87篇比75篇多出的12篇，一种可能是荀勖等人又从“折简碎杂，不可名题”的竹简中整理出12篇，但因为残缺不全，价值不大，后世流传仍以75篇为主。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束皙传》中的一段文字反应的就是荀勖等人整理的情况，其中“简书折坏，不识名题”的是7篇，这应该是一个最终结论，不大可能再从中整理出12篇。
另一种可能是87篇中包括荀勖为各部《汲冢书》所做的叙录，每篇叙录自为一篇。《隋书 经籍志》中有很多将“目”作为一卷的记载，比如《史记》记为“一百三十卷 目录一卷”，但《史记》的最后一篇并非简单现代意义上的目录而是叙录，所以当时所称目录或目当指带有解题性质的叙录，而且有目的书籍不一定是篇卷很多的，比如《曾子》二卷尚且有目一卷，所以《束皙传》所列《汲冢书》各部分虽多有仅一二篇的，但也可能存在叙录。现存的《穆天子传》荀勖所做的序应当就是该部的叙录，而方诗铭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也认为《纪年》存在叙录。所以荀勖将各部序录一起编入《汲冢书》，列入《中经新簿》，使得篇数增多是有可能的。
荀勖的叙录实际也是他整理《汲冢书》后向晋武帝的上表，所以除了折坏的7篇因为“不识名题”而未能整理，因而没有叙录外，各部都应有相应的叙录。荀勖将《汲冢书》全部列入《中经新簿》丁部，则他是将这些篇章视为一个整体的，因此或者还存在一个全部《汲冢书》的整体叙录。如前述，《汲冢书》共15部，除折坏简书外，当有14篇叙录，如果整部《汲冢书》也有叙录，就当是15篇，而87篇只比75篇多出12篇，二者不相应。合理的解释是，某几部《汲冢书》是合用叙录的，至于是哪些篇，则仅能加以推测。
宋代黄伯思《校定师春书序》记载，其校定时《师春》有五篇（其原文为“黄某所校讐中师春五篇以相挍除复重定着三篇”），而《束皙传》所记《师春》仅一篇。从内容上看，黄伯思所见的《师春》“此乃记诸国世次及十二公岁星所在并律吕諡法等，末乃书易象变卦”、“有《纪年》三代并晋魏事”，这与《后序》所称“纯集左氏传卜筮事”差别很大，据此黄伯思“疑今师春盖后人杂钞《纪年》篇耳”，但又指出“此唐虞以降皆录之”、“此皆有诸国”、“此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三处与前人记述《纪年》特征不同之处。由此，可以有另一种推测，即黄伯思所见《师春》实际包括《汲冢书》中《师春》《梁丘藏》《生封》《大历》4种5篇。《束皙传》称“《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可能记叙了“晋魏事”；“《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即称帝、王则其内容可能包括五帝、三代及各国的世次、记事；称“《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其内容可能包括“十二公岁星所在并律吕諡法等，末乃书易象变卦”。其实陈梦家《汲冢竹书考》已有类似观点，但他认为易象变卦出自《阴阳说》（应为《阴阳》和《说》两篇），本文则认为这也是《大历》的一部分。另外，从宋代《师春》有“杜征南洞晓阴阳”的话来看，这部《师春》不仅有《汲冢书》原文，也有叙录文字，“杜征南洞晓阴阳”可能出自叙录，但叙录未被计为一篇。或者这五篇中没有《梁丘藏》，而有一篇合序，因为黄伯思的记述中没有“丘藏金玉事”。但本文还是倾向于《梁丘藏》包含在这一组合里，因为这四部都属于《汲冢书》中卷数比较少的，可能组合在一起，共用一篇叙录。到黄伯思校定时书卷残缺，已不能辨识原本各篇，只能以首篇《师春》为名了。如此，14种《汲冢书》就当仅有11篇叙录，再加一篇整体的叙录，正合12篇之数。
但杂书一部会不会有多篇叙录，是需要讨论的。《束皙传》载，杂书一部共有19篇，超过其他任何一部的篇数，其内容可分为《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部分，如前述，这是一个比较早的分部状态，之后《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编入了《穆天子传》，也许还有其他调整，比如《论楚事》，据《晋书 卫恒传》为1篇，它可能与三篇“言楚、晋事”的《国语》编在一起，而共用一篇叙录。若如此，则《周食田法》及《周书》（共17篇）可能分别有叙录，则14种《汲冢书》当有12篇叙录，而没有一篇整体的叙录。
以上是对由75篇发展到87篇的两种推测，至于真相若何则有待更多资料来揭示。

四、《竹书同异》的性质
陈梦家总结《竹书同异》内容，做了三种推测：一是记录晋代考释竹书时的不同见解；二是记述了《竹书》与他书之异同；三是《竹书》各版本间的异同。陈梦家认为第二种见解“校胜”，而程平山认为三者皆有。观《隋书 经籍志》所列名中有“异同”或“同异”字样的各书名，以及程平山所举贾逵考定诗、书同异的例子，这类书所载不局限于文字差异，而更多的是记录各家观点差异。
依据《竹书纪年考》，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汲冢书》至少有四个版本，即荀勖本、束皙的《汲冢书抄》、续咸的《汲冢古文释》以及徐广的《汲冢纪年》。其中《汲冢书抄》和《汲冢古文释》不见于《隋书 经籍志》，《汲冢书抄》为《北堂书钞》所引，则当时可能尚存，只是未被《经籍志》收录，而《汲冢古文释》未见引用例，可能不传。程平山认为臣瓒所引《汲冢古文》或《汲郡古文》来自《汲冢古文释》，这是错误的。臣瓒应是参与了《汲冢书》整理的傅瓒，其所引《汲冢古文》或《汲郡古文》是《汲郡地中古文册书》的省称，如果是《汲冢古文释》的省称只能是《汲冢古文》，而不会有《汲郡古文》说法，况且仅少一字实无必要省称。现存文献均未见徐广校定《汲冢纪年》的说法，只能说徐广见过一部《汲冢纪年》且引用过。程平山虽列出一则徐广所见本与别本的差异，但这更像是一则传抄讹误，而非观点不同，所以这一版本准确地说应是徐广所见的《汲冢纪年》。前述，《汲冢书抄》并非对《汲冢书》全部的考定之作，且束皙的观点当时已被质疑，后世流传的仍以荀勖本为主，且《竹书纪年考》所列唐代人转引的束皙观点，只能看出束皙对《汲冢书》原本记载的发挥，而看不出驳斥。目前看来，能明显反应观点不一致的，只有《史记 魏世家 集解》所引“荀勖曰”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这一处，而和峤观点并未单独成书，而是列于荀勖的叙录中。由此观之，如果《竹书同异》是条列各家《汲冢书》的同异，则目前看一是《经籍志》只收录了一本《纪年》，其余可能已经散佚，没有可供比勘的书；二是所见被引用的各家文字，只能看出文字差别，而非观点差别，唯一的观点差别（和峤云）不是别本所列，而是原本所载。
由此可见，陈梦家的观点不无道理，《竹书同异》是记载《汲冢书》与其他书籍同异的。而这些同异之处主要集中于《纪年》一部，所以《经籍志》将这部著作附在《纪年》之后。其实在《晋书 束皙传》中有段记载“（《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所谓相应即“同”，所谓“大异”也是异，这里正点明了“同异”二字，且顺序与《竹书同异》相应而非“异同”，显示这段文字可能就是选自《竹书同异》。而《竹书同异》正是一部比较《汲冢书》与其他经史文献差异的著作，甚至可能是荀勖等人整理《汲冢书》同时所作，也因此《纪年》才会有十三篇（官修《晋书 束皙传》）与十二篇（王隐《晋书 束皙传》）两种早期说法。
当然，《竹书同异》还有可能是比较《汲冢书》各部分间同异的，比如《太平御览》卷三和卷四中三次引到了《汲冢书》中关于十日并出的记载：
1.《汲冢书》曰：本有十日迭次而出，运照无穷，尧时为妖，十日并出，故为射所死
2.《汲冢周书》曰：本有十日，迭次而出，运照无穷，尧时为妖，十日并出。
3.《汲冢书》曰：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又言本有十日，迭次而运照无穷。
一般认为第三条出自《纪年》，如第二条记载不误，则《汲冢书》记载了两次十日并出，一在尧时，一在胤甲时，因为《纪年》不载五帝时事，则尧时事当出于《汲冢书》的其他部分（《周书》）。按第一条记载，尧时十日并出已被射死，不可能在胤甲时再次十日并出，这是很显然的一事重出，所以《竹书同异》也可能是记载《汲冢书》各部分间的此类差异。

五、《纪年》之字数
《晋书 武帝纪》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字十余万言”，陈梦家《汲冢竹书考》由《汲冢书》10万字论，认为《纪年》应有1万6千字余字，而程平山认为《纪年》每篇5千字左右，共6万字左右。《武帝纪》的记载是研究者们无法否认的，因此程平山以简牍残损来解释这一问题，也即因为简牍残损，《武帝纪》所说字数只是晋代出土后整理的情况，不是战国时原简情况。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讨论今、古本《纪年》的真伪，是以他们与晋代整理本的一致性为标准的，而并非与历史的真实或战国原本的差异做标准，通过今本或辑本（古本）的字数与晋代整理本的差异，可以明晰《纪年》散失的情况，而讨论所谓战国原本的字数本身就是一个无法验证也无多少学术价值的命题，因为在没有简本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还原战国原本并做出进一步研究。
从另一个角度说，从各家所辑的古本看，晋、魏部分的内容显然多于夏、商、西周，因此不能简单地按所涉及年份来推论字数。《春秋经》记录了243年的历史，字数为1万8千余字（现存1万6千余字），但是《春秋》记事不仅记年也记季节和月份，但从各家辑录的古本看，《纪年》显然很少将事联系到季节和月份，因此不宜由《春秋》的字数来推求《纪年》的字数。睡虎地秦简《编年纪》有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内容，但记录90年的史事只用549字，因此不宜以内容不见于他书就推测字数多于他书。
于是，还是应当回到陈梦家的思路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穆天子传》6卷8514字，每卷平均1419字，再考虑此书在南宋之前已有亡佚，则每卷字数或更多些。今本中以卷六《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字数为最多（1471字），则出土简册每卷约在1500字左右。则《纪年》以12篇计，当有18000字左右，整部《汲冢书》以75篇计，当有11万余字。当然，《汲冢书》各篇因为体例和内容的不同所以字数应当存在差异，比如《周易》上下篇与《易经》上下篇内容相类，则字数也当相近，那么这两篇都可能有2500字左右，比《穆天子传》各篇为多。但如果75篇均为2500字左右，则整体接近19万字，恐怕《武帝纪》的用词就不当是“十余万言”了，而应当是“几二十万言”或其他类似说法。因此认为《纪年》每篇在1500-2500字之间是一种相对稳妥的说法，整部《纪年》在18000-30000字之间。
今本《纪年》除去低两格之文字及小字注文，有9474字（含卷上、卷下四字），黄帝至舜616字，禹至桀1212字，汤至纣1668字，武王至幽王2596字，平王至隐王3378字。即便所存均为原本的文字，且原简只有18000字，内容散失也在一半左右。因此今本不可能是原本，但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辑佚本或残本，这一方面是因为今本的很多内容也见于各文献所引的《纪年》（也即古本），另一方面是因为今本中的一些不见于古本的内容也为出土文物所印证，显示今本并非向壁虚构。

六、出现于《纪年》中的三代地名实际均为战国时地名说
《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多个地名，历来学者对这些地名的具体方位多有论述，并且存在争议。《竹书纪年》出自战国时代的魏墓，因此其内容应该出自魏国人之手，或经魏国人整理，因此我认为该书中所有记载的历史地名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地名或者魏人熟知的地名。
比如今本在帝启十五年记载了“征西河”，该事也被《北堂书钞》征引。西河地望，据沈长云先生说，一在陕西，即吴起为西河守之地，也可称为河西；一在春秋时卫国西境，在河南内黄东南。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先秦卷》，这两地在魏武侯时均属于魏国，前者在魏惠成王后期割让给秦，但是后者则一直属于魏国。再比如，据《续汉书 郡国志》记载“《汲冢书》：禹都阳城”，《太平御览》引《世本》“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礼记 淄衣 正义》称“《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禹都阳城”，两书可能有相同的源流，按沈长云先生看法，大梁是秦代以前的古称，因此“大梁之南”是先秦人对阳城地望的看法，“大梁之南”应该也属于魏地。今本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据《史记 魏世家》（魏武侯）“十六年，伐楚，取鲁阳”的记载，则鲁阳属魏地。
其实不仅是外证，内证也可以发现《纪年》中的上古地名为魏地。今本记（帝启二年）“王帅师伐有扈”，而后文又有（贞定王六年）“河绝于扈”的记载（亦见于《水经注 河水注》的引用），虽未明言扈为魏地，但一般认为黄河所绝的扈在河南原武，战国时属魏。今本中还有（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的记载，注文认为观在顿丘卫县，是将观视为地名，而后文在（烈王七年）记载“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观降”（亦见于《水经注 河水注》的引用），不仅说明观为地名，且明确为魏地。在今本中出现最多的三代地名当属殷，盘庚以后每位商王即位皆书“居殷”，后面（显王）“九年，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此事亦见于《水经注 沁水注》和《太平寰宇记》征引，虽然据《水经注》认为此殷地在怀地不远，与今安阳殷墟相距很远，但是这仅是郦道元一家之说，怀县之殷也有司马卬所筑的说法。据《魏世家》“秦拔我怀”的记载，怀属魏，且《纪年》记魏事为主，则与怀并列的殷也属魏地。
当然，三代地名中也有不属于魏地的，但也是魏人所熟识的同时期地名。比如帝相即位后所居的商，据前人考证当为帝丘之讹。而帝丘据《左传》和清华简《系年》篇至少在春秋时期仍是习用的地名，两书的编纂皆在战国时，则战国时帝丘之名仍可能在使用，至于称为濮阳可能是卫迁野王之后的改称。再比如商前期商王所居的亳，根据《史记 灌婴列传》“从攻秦军亳南”的记载，这一地名到秦代仍有，只不过不属于魏地，而是宋地。
盘庚所迁之地在《纪年》中称北蒙，是因为宋国有蒙，此地在其北，故称北蒙。

今本不能被视为伪书而一概否定，即使它仅是一个元明时期的辑佚本，也应加以分析利用。

有道理，今本中有些条文，在古本中不存在，但有一定的可靠性，可以作为断代线索来利用。特别是商末四王的年代，几乎全对。

其实，对《古本纪年》，大家多无疑义，主要当考证《今本纪年》是如何形成的，形成时间，著作者是谁，流传状况，哪些古本中所没有的条文的可靠性等，这个才有新义，才有进一步促进年代学研究的价值。
”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辑佚本或残本“，更大的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辑佚整理本。”加上了干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