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5-5-5 12:51 编辑 徐昭峰 | 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 https://history.sohu.com/a/777902141_121119349 武丁时期的方方（夷）也是商王朝在东土的一个劲敌，当是文献所谓东夷的一支——方夷。甲骨文中有大量的与“方”作战的卜辞。 关于方方的地望，首先肯定其是商王朝的东土方国。杨树达先生认为方方即文献中的方夷，大彭即卜辞之方。古大彭在今江苏徐州彭城一带。丁山认为方在汉山阳郡方舆县境眵。学者多信从丁山之说。则方夷地望在今山东鱼台县一带。 另外还有对盂方（于夷）、叔方（夷）等的征伐等。 《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今卜辞校之，畎夷殆即卜辞之犬方，于夷即卜辞之盂方，方夷即卜辞之方也。李《注》引《竹书纪年》曰:“少康即位，方夷来宾。”据此知方族之立国，远在夏时，少康中兴，方尝效顺。李《注》又引《竹书纪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方夷为九夷之一，知后芬时方族尚与夏交通。然则殷时方族之盛，盖乘五六百年积累之势而成，宜其威稜旁出，陵逼殷人……。 |
|
癸亥卜,王:方其敦大邑。(《合集》6783) 大邑在泰山一带。 |
|
《合集》137反出现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信息非常丰富。辞例如下。 贞:乎往正。 贞:方允其来于沚。一不玄黾 不其来。一二告 方其来于沚。二 方不其来。二 其来。三 不其来。[三] 贞:翌癸丑易日。(《合集》6728)四日庚申亦有来艰自北,子告曰:昔甲辰,方于,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显,人十又六人。六月在[敦]。 [癸未]卜,□,[贞旬]亡□。王占曰:有,有梦,其有来艰。七日己丑,允有来艰[自北, 微]戈化乎[告]:方于我示……四日壬辰,亦有来[艰]自西,臿乎告……(《合集》137反+16890反+7990反) |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5-5-6 11:29 编辑 戊申卜:告方于河。(《屯南》2678)庚辰,贞:方来,即史于犬。一 注襄人,方不出于之。 注涂人,方不出于之。 王其呼防于,方出于之,有。(《合集》28012) 襄人即山东黄河一带的人，其地望在高唐一带。 |
|
登人呼伐。贞：曷方弗敦沚。（合6180） 癸未卜，宾贞：马方其征，在沚。贞：不其在沚。（合6） 方其来于沚。贞：方允其来于沚。（合6728） |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5-5-6 11:30 编辑 1、集阳公蔡录□受。（简130） 2、乙亥，集迅命（令）邓嘉。（简164） 集，即稷，属齐地，在今山东省淄博市旧临淄西。《左传》昭公十年：“五月庚辰，战于稷。”《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齐宣王时之稷下， |
|
戍甬鼎铭中的地理问题及其意义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CPOCPU80541A65D.html [size=0.8]“敦阴美”卜辞中的驻跸地“洒”，其字原本当专指西地附近的河流，但实际使用中也可用以指称具体的邑落“西”。上面提到的“西方”“西人”与“西邑”，当与“洒”地相关。依照现有卜辞资料推测，洒地大致位于今山东泰山南麓一带。综合《合集》36896+《甲骨文合集补编》11283、《合集》36810+36612（即《后》上11·8+《菁华》9·12，董作宾缀合）、《甲骨缀合续集》538（即《合集》36809+36788）、《合集》36951+36789、《合集》36941、《英国所藏甲骨集》补59、《合集》31816与《合补》11276等资料，可以将商末“敦阴美”相关卜辞条目依其时间顺序作如下排列： [size=0.8]癸卯卜，在河东兆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丑卜，在洛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亥卜，在（郦）、谷、禺（遇）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酉卜，在（铸）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未卜，在（铸）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巳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巳卜，在犅贞：王其敦阴美，亡害在禍。 [size=0.8]乙未卜，在犅贞：王其寻敦阴美方，亡害在禍。 [size=0.8][壬（？）]寅卜，在犅贞：敦阴美，受有祐。（截）。 [size=0.8]癸卯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丑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亥卜，在犅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酉卜，在洒（西）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未卜，在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巳卜，在麦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卯卜，在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丑卜，在䰞（？）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亥卜，在贞：王旬亡禍。 [size=0.8]癸酉卜，在贞：王旬亡禍。 [size=0.8]又据黄组王步卜辞《合集》36812“在犅次贞：[王步]于洒（西），亡灾”残辞推测，作为行进目的地的西，距离占卜地犅事实上不远，准诸王步卜辞一般的规律，亦即出发地与目的地多在一两天的行程之内，故以坐落在今肥城、泰安南部为近似。戍甬鼎铭所言之“西方”，极有可能便是指盘踞于汶水流域“西”地之上的东土旧族。当然，就铭文具体语境言，“西方”实际指称的是西邦之人或西邦之首领。这一点需要特别指出。 [size=0.8][size=0.8]说“西方”为东土故族，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便是作为宜子与“西方”的会合地点“省”，窃以为亦在东土。据相关卜辞记载推测，“省”地大致坐落在泰山周边。例如无名组卜辞《合集》29185有曰： [size=0.8]叀宫（衝）省，弗每（悔），亡灾。侃王，大吉。 [size=0.8] |
|
按字疑即（《合集》6834）字之异写，殆《诗·大雅·皇矣》“与尔临衝，以伐崇墉”之衝，是当时的一种攻城器具，在此则用作动词。宫乃卜辞习见的重要田猎点，经常与敦、盂、丧、囚、榆等泰山周边的地名集群成组，形成比较固定的对贞卜选关系，说明各地相去不甚远。又山东淄博临淄区永流乡刘家庄西南曾出土2件同铭战国齐铜量，铭文均作“齐宫乡（？）里”，器物出土地点与卜辞宫地相对位置大致吻合，所以卜辞宫地可能在淄水上游地带。商王占卜由宫族攻伐省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悬测，省地距离宫应是极近，说其地在东土，殆亦无悖于实际。 又据组卜辞《甲骨缀合集》198（即《合集》20170+《小屯南地甲骨》412）记载，省邻近东土蜀地，其辞云： 贞：雀亡禍。在蜀。二月。 辛雀亡禍。在蜀。二月。 戊辰卜，己巳步省。 按春秋鲁国有蜀邑，如《春秋经》成公二年有“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之文。 |
|
商王朝曾在省地设立戍官，如无名组卜辞《合集》28058有云： 戍（省）往于来（麦），取廼、（边）、（箙）卫，又（有）（截）。 |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5-5-5 14:09 编辑 当然，就卜辞宜地的具体地望言，更可注意的是《合集》9537，其辞有曰： 戌卜，宾贞：我受年。 宾贞：呼黍于敦、宜，受。（宾组，图二） 商代山东的唐邑，可能在山东的高唐一带。 |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5-12-26 08:38 编辑 载方似乎在周宣王世的攸比盨中还出现过。 |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2-7 19:05 编辑 地理基础与研究路径：观察商代文明的新窗口 《光明日报》( 2025年01月18日 10版) 陈絜 南开大学英才教授,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先秦史、商周地理、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出版专著《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周金文》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卜辞地理研究与商史重建”。 今天讲座的题目,我大体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商代文明探寻须建立在确凿可信的地理场域基础之上,“历史演进舞台”的准确复原,是当下甲骨史料化与建构商史新体系的核心要务;二是历史研究须以涵盖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在内的地理学为视角和抓手,史、地不可分家。鉴于目前商代文明研究的现状,尤须借鉴地理学的视野与范式,努力拓展方向领域。 商代文明探寻需有坚实的地理场域基础 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商代文明探寻,肇始于1899年甲骨的发现与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20世纪90年代风靡中国古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一部书《商文明》,其作者是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在该书“绪论”部分,张先生提出研治商史的五个门径: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与卜骨、考古学与史学理论模式,并强调作为一名合格的商史研究者,需要在上述侧重点不同的学科领域,均有系统的基础性学术训练,做到用适宜的理论及方法统御各种材料。其说影响甚大,对当时的商史框架建构与相应课程设计、学术训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必须清楚,史学研究终究离不开时间、空间与人类活动这三大基本要素,今人对古代文明的系统性阐述,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文字记录本身。经验告诉我们,探寻商代文明的第一步就是殷墟甲骨与晚商金文的史料化。只有梳理清楚每一条材料所涉事件的时间、地点与人物等诸要素,我们才有可能深刻揭示商代文明的特质所在,进而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扎实有效的素材。实际上,甲骨、金文中的地理要素,常常为研究者忽视甚至轻视。当下我们应该将研究精力集中在基础相对薄弱的地理要素上,教学课程设置则须补齐地理学的短板。 以殷墟聚落居民的组织形态为例,学界一度流行的观点是:殷墟聚落居民多为安阳当地土著,甚至是子姓王族的支庶。这些先民以族氏(类似于周代的宗族组织)为单位,“聚族而居,聚族而葬”。(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1期)其后有相左意见认为,殷墟聚落居民来源多途,王都属异姓杂居之地,(拙文《试论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问题》,《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或呈现“大杂居,小族居”模式。(王震中《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孰是孰非,仅依靠族氏铭文的系联与相关族姓族源考辨,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大家只能各说各话。近年安阳地区的考古发掘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殷墟中下层居民居址、墓葬的布局特点,即在极小区域范围内“居葬合一”。借此,考古学界形成一种新颖的学术话语体系,用于诠释上古社会基层组织形态,提出殷墟“居葬合一”布局是以小型家庭为组织单位的鲜明主张,进一步否定“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血缘聚居模式。(郜向平《晚商“族墓地”再检视》,《古代文明》第12卷;严志斌《关于殷墟的“族邑”问题与“工坊区模式”》,《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讨论至此,殷墟聚落基层组织的定性问题,似乎有了清晰的答案。不过,殷都地缘性组织管理模式的成因是什么,至此依然无法作答。当研究者将全新的卜辞地理系统引入其中,综合甲骨、金文与墓葬等信息,考辨相应各族的族源地及分衍过程与同时期王朝军政形势,方得以有效揭示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王旭东《殷墟“戎”族铜器与安阳“族墓地”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也就是说,殷墟中下层居民多属外来移民,他们的母族,主要分布在远离“王畿”的“边域”,母族与王都分支并存发展。譬如举与“卷”在山东济南、史与交(绞)在山东滕州、戎在山东兰陵、羌在山东莱芜、龟在山东泰安、朿在山东泰安与泗水间、厚在山东东平、亚在东平周边,“丙”族一般以为是山西灵石土著(“丙”在山西的说法,可以深入讨论),等等,但各自都有部分族人生活在商王都殷墟。因各族迁入王都的口众有限,基本以个体家庭为主流,所以促成了殷墟聚落内以小规模“居葬合一”为表征的、包括手工业者“工坊区模式”在内的地缘化管理模式,催生出目前所知最早的基层行政管理体系,且颇具“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逸周书·作雒》)的味道,这无疑是商周“血族组织地缘化”的又一极佳例证。“居葬合一”的现象,是通过考古发掘揭示的,但何以“居葬合一”、隐含怎样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则是借由卜辞地理研究而给出的答案,并且拓展出一系列学术新话题。 再举一个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商王朝武职“侯”“戍”设置、相互关系与成因背景问题的例子。卜辞与商金文中记录的殷商时期的“侯”有近30位,但绝大多数只出现在武丁时期的师组、宾组与历组卜辞中,留存至帝乙帝辛时期者,只有攸侯、献侯、㠱侯、盖侯等少数几位。与周代裂土受封的诸侯性质不同,商“侯”多属斥候,其主要职事是在前哨侦察敌情,多处在政治意义上的“边地”。商代还有20余位“戍”官,出组卜辞已零星出现,主要见录于早期无名组与何组卜辞,大致年代可定在康丁前后。“戍”主要是指戍守要地与“边域”,所守之地,当然属王朝有效控制的领土,即所谓“疆域”。以上是甲骨等一手材料所呈现的客观历史现象:尽管“侯”“戍”二者有诸多相通处,但在殷商早中期之交的数十年间,从置“侯”到设“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大家一定会追问:置“侯”设“戍”的背景是什么?何以呈此消彼长的替代之势?这一历时性的细微变化能否体现殷商早中期之际“边域”政治格局与国家治理的转变?显而易见,倘若没有“侯”“戍”分布的地理疏证作基础,上述问题便无以作答。经逐一考辨方位、地望可知,无论“侯”“戍”,均部署于殷东区域,尤其集中于海岱一带。这就清晰地展现出晚商早段东土经营的发展状况:经由武丁经年累月的征战,工方(或即夏代有穷氏之后裔)、土方、弁方、夷方、揖方、奚方、羌方、召方、畟方(旧所谓“鬼方”)等东方古国古族,纷纷顺服有商,以相对松散的形式,被陆续纳入商王朝政治体系,故而王朝改弦易张,逐步撤“侯”设“戍”,用相对固定的军事手段以监临日趋安定的东土。至于传世文献所讲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既济》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周易·未济》爻辞),就是对卜辞大量记载的武丁率部勘定东土的系列军事活动的一个高度概括。按照汉儒的解释,“鬼方”即“远方”,并非某一具体古国的专名。结合新近卜辞地理研究成果,鬼方所指应包括沂沭流域在内的东土,因其远离王都,故获此称。“三年”则为大数,表示用时很长,不可以实指视之。《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的“荆”地,恐怕也应破读作晚商“井方”(《甲骨文合集》33044)、“在井”(《小屯南地甲骨》2907)之“井”,其地亦在东土,对照晚商尹光鼎(《殷周金文集成》2709)、西周㠱侯簋(《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NA1462)与春秋齐鲁系铜器荆公孙敦(《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NB0446)诸铭,即可知晓。这无疑又是地理研究对传世文献内涵疏证与史实揭橥的一个有力促进。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对地理要素的有效揭示与利用,在商史研究拓展中具有不可或缺性。它不仅可以让今人准确把握3000多年前各种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地域场景,更能促使研究者以地理为视角和方法,深入发掘历史表象背后的成因,丰富历史叙事的动态性细节,并不断提出新问题,拓展史学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所以,商史研究并不像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无题目可做。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有太多机会的学术领域,需要大家进一步勉力耕耘。 晚商卜辞地理系统重建的基本路径 与甲骨缀合、文字释读、分期断代等卜辞史料化基础工作相比较,目前我们对商代地理的研究既不够充分,也缺少重视。最近十余年间迎来了转机,卜辞金文地名地理的研究,庶几成为先秦史领域中的“显学”,异常火热,这是国家倡导与各级学术出版机构大力帮扶的结果,我们赶上了学术繁荣的“风口”。在专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商代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已拥有一套逻辑自洽的体系性研究手段。窃以为,作为殷商史演进“舞台”的卜辞地名地理体系,业已规模初具,大致就在西起太行、东至鲁东、北抵燕山、南达淮河的空间范围内,而海岱地区则是晚商主要经营方向。这与《汉书·贾捐之传》糅合武丁、成王而框定的“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比较,存在些许出入,尤其是西、南、北三面,实乃周初姬周武力拓殖的结果。 关于商史“舞台”搭建的方法与程式,我在其他文字中已多有涉及(参见拙文《卜辞地理研究与商史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8期),其基本准则就是,结合重大历史事件,以已知推未知,方位优先,遵循线、面、点的顺序渐次展开。这里再作些简单的补充说明,以便更多业外人士了解其中的关键节点。 单纯以传世典籍及金文、卜辞为基础,我们可以确定的唯一历史大事件是商纣征人方,也就是商末王朝对海岱地区的政治经略活动。晚商戍铃方彝(《殷周金文集成》9894)记载:“己酉戍铃奠宜于召……在九月,唯王十祀协日五,唯来东。”铭文大意是说,在某商王第十个祭祀周(一个祭祀周约等于一年)的九月己酉日,也就是王室祭祖礼“协日祭”后的第五天,恰恰也是商王前来东土的大日子,戍铃在召地举行奠宜之礼。其中的年月日与相应的周祭仪式,跟卜辞商纣“十祀征人方日谱”完全密合(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4页),足见纣王征人方的大方向是在殷墟以东。此外,十五祀征人方卜辞中,商王曾经由东土“齐”地(《甲骨文合集》36493),即鲁北临淄一带,适能与前面的推断互相印证。又典籍“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等载记,悉与商末东土经营有关,其中“黎之蒐”中的“黎”,恰恰亦为十祀征人方经由地,只是写法不同(《甲骨文合集》36630+36938),同地异写(可视作假借),于商周习见,无足为怪。其他如“《书》曰: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佚文)以及“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等句中的东土“有攸”“奄”二邦,前者为十祀征人方过程中多次经由与驻跸之地(《甲骨文合集补编》11232),后者于卜辞写作“去”形(即“盍”“盖”初文),属十祀征人方经由地“麦”的关联地名(《甲骨文合集》13568、《甲骨文合集》37475+《英国所藏甲骨集》2562+《甲骨文合集补编》11141+《甲骨文合集》36957)。所以,商纣多次巡省的人方(目前可确定者至少有两次),必然位于安阳以东的“边陲之地”。这是目前商史学界广泛接受的共识。 既然人方在殷东已是确凿无疑,卜辞中的“人方沚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B0945)、“人方邑、旧”(《小屯南地甲骨》2064),商金文中的“人方雍伯”与关联族氏“史”(《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NB0362)、“人方䍙、祊”与关联地“冓”(《殷周金文集成》4138)、“人方䍙”与关联地“堇”及“举”族(《殷周金文集成》5417)等古族古地,自然应该在东土寻找各自的地望线索。当然,更重要的是卜辞十祀征人方的经由地与交通线,能够在海岱区域范围内得到合理复原。当下的我们足够幸运,已能非常详尽地编排出商纣十祀九月癸卯旬甲午日至十一祀五月癸亥旬的“起居注”,也就是由董作宾发轫、又经后续学者不断补充完善的“十祀征人方日谱”。有了这份“起居注”,商纣当时每天到了哪里,干了什么,几乎都清清楚楚。这次东征,次第经由的地点共计62个(含个别古国名),成为架构商代卜辞地理体系的核心基础。通过与《春秋》经传齐鲁地名体系的系统比对,相同地名几占六成,这就是说,征人方交通线已经能够基本复原,并画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示意图。有鉴于此,如征阴美方等各种交通线、殷商王室田猎区、诸“侯”与戍卫的地理分布、古国古族的地望考订等,都可以通过比对、系联十祀征人方地名组群,而得以一一落实,最终形成完整的卜辞地名地理系统,从而为商代文明的研究工作提供确凿可信的地理场域。只是日后的工作要更细致一些,须在分组类(如师、宾、历、出、何、黄等)、分主题(如交通、战争、田猎、方国、古族等)的基础上,逐一作纵横交叉的集群式区块比较,让结论更坚实可信。 依照我们的粗浅认知,当下可以基本确定的核心观点有两个:其一,晚商200余年间的王室田猎区大致固定,整体与征人方路线契合,也即坐落于山东泰沂一带;其二,至少从武丁伊始,商王朝已将战略重心放在海岱地区,且一直延续到商末帝乙帝辛时期,换言之,卜辞所记重要历史事件、日常经营活动等,基本发生在以海岱为中心的东土。 以地理学的眼光裁断纷争、拓展领域 鉴于地理基础建设的薄弱,过去的商史研究工作难免陷入“务虚”的倾向,很难触及历史事件与社会百态的动态性细节变化。对同一种历史现象,往往会形成五花八门的解释。譬如对于《吕氏春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历史内涵,最早由罗振玉、王国维等发端讨论,王门弟子徐中舒继而撰作专论,提出河南是商代产象地,重要依据之一是错将从象、予声的“豫”字分析为从象、邑会意。(《殷人服象与象之南迁》,《史语所集刊》2本2分,1930年)此后又有学者继续发挥,陆续提出野象的活动区域在沁阳、濮阳或不限于河南一地等新见,甚至衍生出商王朝曾动用大象军征伐东夷的新潮见解。现今看来,此类观点是大可商榷的,最核心的一环,就是缺乏对卜辞大象猎获地如疐、叀(原篆从口)、丧、榆诸地的地望考证,当然也没有与十祀征人方路线作认真比勘。后经比照可知,前三地都是商纣东征的经由地,而榆地又与前三地关系紧密,故可断定,晚商野象的活动区一定是在泰山周边。至于《吕氏春秋》所言,本与驯象成军了不相干,实指王朝在东土的田猎活动过去很频繁,不仅破坏了当地生态,而且扰乱了东方土著的生活。而《孟子》所讲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也能印证晚商海岱一带曾有野象等动物活动。(参见拙文《商周东土开发与象之南迁不复》,《历史研究》2016年5期)至于早期古生物考古学者所主张的野象为域外“舶来品”之说,(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册,1936年6月)至多或能证明殷墟象坑所埋大象之来源,但否定不了卜辞所记载的商王在东土田猎获象、山东土著进贡大象的客观史实。况且数十年前的古生物考古,其严谨性与准确性不断受到各种挑战,最典型的莫过于龟的种属与龟甲来源的判断,旧日与“大象舶来说”相应的卜甲来自马来半岛海龟等说辞,完全属于悬测。(叶祥奎《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龟甲研究》,《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六册“附录一”) 对不太熟悉卜辞地理的普通读者来讲,如何在各种异说中作出正确选择,似不妨从研究者所用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自洽性上作判断。倘若视野稍作拓展,也可以借助广义地理学(涵盖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或称“整体地理学”)加以检验。例如目前大家争论较多的是卜辞田猎区地望问题,有学者从老虎山居习性与地形地貌出发,指出沁阳与泰山二说可能更为合理,老虎不能生活在华北平原区。(舒清运《商代虎骨刻辞之谜》,《文博中国》2023年11月17日)尽管作者没有在沁阳、泰山间作进一步甄选(见于卜辞的十余个猛虎出没地如鸡、龟、澅、凡、木、而、御等,其地望完全可以一一考定,且不离“苛政猛于虎”的“泰山之侧”),但这样的眼光与思路,值得大力推荐。其实还应该将见于田猎卜辞的所有野生动物均纳入考察对象,从各物种的习性出发,判断其可能的生存范围,最后取其“公约数”,从诸物种的交互共生圈内定其确凿地域。譬如田猎区内数量庞大的麋(即“四不像”),古称“泽兽”,湿地沼泽是其离不开的生存场域。文献“余赐汝孟诸之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及“逢泽有介麇焉”(《左传·哀公十四年》)之辞,足以为证。鲁国“多麋”而成灾(《春秋·庄公十七年》),也是因其境内水流密布、地近大野泽等自然生态而造成。而上古时期的沼泽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震泽、云梦泽、彭蠡泽)、古济水流域(大野泽、雷夏泽、阿泽、菏泽、荥泽)与作为淮河支流的泗水流域(孟诸泽、逢泽),还有就是河北邯郸、邢台一带的鸡泽与大陆泽(又名“巨鹿”)。除了长江流域,其余悉为有商有效控制区域。类似的野生动物还有兕、廌(羚牛)、熊等,只要一一梳理清楚其生存区域范围,便可最终确定以上动物群体的交互共生圈。由此,晚商卜辞田猎区的具体所在也就不言自明了。诸如此类的验证工作,大家不妨亲自动手解决,以加深甄别的印象。 此外,从五种纪事刻辞(主要记录龟甲、牛骨的贡纳情况)记载内容看,殷商时期王廷及高等贵族所使用的卜甲,多来自“边域”土著的进贡。就龟甲形态判断,基本属于花龟与乌龟,其中又以水栖(池塘、沼泽)花龟为大宗。这背后实际指向的是作为贡纳方的古国古族的地域分布状况,以及商王朝的政治生态。所以,花龟的习性与生态要求、特定生存区域的指向性、王朝占卜中龟甲使用数量的递减甚或锐减现象等问题,也就有了异乎寻常的讨论价值。由此,我们再来细细体会“研究历史学,应该包括了一切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尤其关系密切的是地理学”(董作宾语)等先哲言论,也就能悟出更多的深意了。以上所述,可能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更多属自然地理、动物生态学及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研究范畴。 探究商代文明,离不开地域场景的基础复原工作。尽管问题艰难繁杂,但我们不能绕道避险,勇于试错才是科研工作的本质内核。用地理的眼光探究历史,就是把人的活动置于相应的时空框架中,将各种历史现象具象化、动态化,抽绎表象背后的本质,以回答“何以如此”,而不仅仅是静态化、表层化的简单“有无”判断。 |
|
王旭东 | 卜辞“河东兆”与殷人东拓 摘要：甲骨文“兆”可训为“界域”，故“河东兆”即“河东域”，推测是指安阳以东的古黄河东岸区域，约当今以濮阳为中心的豫东北、鲁西、冀南附近。商王常前往“河东兆”及周边的“鲧”“微”等地田猎巡游，还会派遣臣属监视渡口关津，以巩固对河、济之间地域的统治，强化“小东”“大东”之间的联系。商人东进以“河东兆”为起点，或在今聊城、平阴一带渡过济水，进入泰山周边“大东”地域；或由濮阳转进东南方向，取道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及至周代，“小东”的政治中心由安阳转移到“淇县—濮阳”一带，“河东兆”偏北的渡口虽然还在使用，但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诗经·小雅·大东》篇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郑玄解释为赋役“小亦于东，大亦于东”，难免增字解经之嫌。清儒惠周惕、马瑞辰始辨明辞意，“大东”指“极东”“远东”，“小东”指“近东”，合言谓“东国之远近也”[1]。到20世纪初，傅斯年写作《大东小东说》，对诗句作了历史地理的复原：“大东”指今山东省泰山周边区域，也即广义上的商周“东土”；“小东”则指今豫东鲁西的濮阳附近、秦汉所谓“东郡”者。[2]尽管傅氏关于齐鲁燕徙封的观点今天看来不大可靠，但他勾勒的周人先小东、后大东之进攻步骤，贴合自西徂东的地理形势与殷周之际的政局演变。今濮阳、范县、梁山一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扼守由中原通往山东的通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如前人所论，周人东拓分齐、鲁两路，呈钳形攻势，“小东”正当其支点。[3] 然而，东进拓殖并非始于周人，商人同样为此花费了大力气，古书上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甲骨文记载有“十祀征人方”，皆其著例。过去学者论述商王朝的东方经略，更多将目光投向古济水以东区域，对“小东”地区的重要性似乎认识不足，关注较少。周王朝由小东而至大东的战略布局，现已基本清晰，至于殷代的“小东”，学者却鲜有措意。其实殷墟卜辞中关于“河东兆”的若干记载，足以展现商人对“小东”地区的重视，及在此区域的经营手段；考察殷代“小东”政治地理，亦有助于理解晚商东土政局与国家统治的特点。兹不揣梼昧，略陈陋见于下，敬祈专家同好赐正。 一、卜辞“河东兆”地理刍议 甲骨文中有一象二人隔水相背而立的字形，作“”“”“”诸形，旧有释“兆”或“”的争论[4]，伴随着金文“姚”字及战国文字中的“兆”被释读出来，甲骨文“”的演变路径也愈发清楚，释“兆”的意见逐渐得到多数学者认同，詹鄞鑫、沈培俱有精彩论证。[5]卜辞中“兆”常出现于“河东兆”一词，简举数例（释文用宽式）： （1）丙戌卜贞：王狩河东兆，擒。（《合集》[6]15455+14556+《甲编》[7]2045[8]，宾） （2）癸巳卜古贞：令师般涉于河东［兆］，于□廾王臣，四月。（《合集》5566+3826[9]，宾） （3）戊申贞：王令郭以族（尹）涉河东兆。（《村中南》[10]239，历） （4）弜于河东兆奠，即又……（《合集》34255，历） （5）癸卯卜，在河[11]东兆贞：王旬亡咎。（《合集》36896，黄） （6）癸巳卜，在河东兆贞：王旬亡咎。（《合集》36774，黄） （7）癸巳卜，在河东兆贞：今夕次不震。 其震。 甲午卜，在河东兆贞：今夕次不震。（《合集》36432+《辑佚》[12]700[13]，黄） 上揭卜辞大致按时代排序，前四辞约当武丁晚期到祖庚早期：（1）辞占卜商王去“河东兆”狩猎，是否有所擒获；（2）（3）辞言“涉于河东兆”“涉河东兆”，“涉”是渡河之意，东土人物“师般”“郭”等途经“河东兆”往来于安阳与东土之间；（4）辞“奠”意为“安置”，即不要将某人安置于“河东兆”；（5）—（7）辞皆为乙辛时代商王在“河东兆”卜旬或卜夕的记录。可见，“河东兆”应是一处地名或地理区域。 李学勤很早就指出，卜辞中的“兆”义为河滨。[14]詹鄞鑫认为，这里的“兆”，后世写作“垗”，《说文》云：“垗，畔也，为四（畤）［畔］界祭其中。”[15]故“河东兆”犹言“河东畔”，“畔”本训为“田界”，亦可表示“界域”“边界”的意思。[16]古书中“兆”还可训“域”，大概也是借“垗”之含义而引申，如《尚书·尧典》云“肇十有二州”，《大传》作“兆”，郑玄注云“兆，域也”[17]，《商颂·玄鸟》云“肇域彼四海”，郑《笺》谓“‘肇’当作‘兆’”[18]，兆、域同义复合，谓以“十有二州”“四海”为界域。故“河东兆”就是“河东域”，指“河”东面的地域。此外，卜辞中还有“河南兆”（《英藏》[19]814+《合集》9519，宾）、“河西兆”（《屯南》[20]4489，历）、滳南兆（《合集》33178，历）等，“兆”的含义皆近同，只是以“河东兆”的出现最为频繁。 先秦文献中单称的“河”，一般认为专指黄河。商人与黄河关系尤为密切，《商颂·玄鸟》云“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西周晚期史官还记录着“河竭而商亡”[21]的传说[22]。根据谭其骧的复原，春秋时期古黄河“东过洛汭”后，流经今浚县古宿胥口，折而东北流至今濮阳西南长寿津，再折而北上至今馆陶东北，东经高唐县南，北上入海。[23]晚商西周的河道史无明文，料相差不远。殷王室定都在安阳，古黄河正好沿浚县、濮阳、馆陶等地，包围了其南、东两面，战国时吴起云殷纣之国“前带河，后被山”[24]，诚非虚言。“河东兆”既以东、西为分别，河道必呈南北流向，而从濮阳到馆陶这一段北流河道，当安阳正东六七十公里，是距离殷都最近的南北向河道。综合周边地理形势考虑，卜辞屡屡提及的“河东兆”，应是针对今濮阳到馆陶的黄河故道而言，其地望大致可圈定在今河南省东北角、山东省西界、河北省东南角之间的范围内。 “河东兆”从语义上泛指河东的广阔地域，但揣摩上揭卜辞资料，商人往来经行的地点或相对固定。如第（2）（3）辞言商王使人“涉于河东兆”“涉河东兆”，“涉”本训为“徒行濿水”，宽泛地讲凡渡河皆可曰“涉”，“河东兆”既是渡河所至之处，则与黄河的津渡关系密切。先秦两汉时期，安阳附近最著名的黄河渡口，是今淇县南的“棘津”与今滑县东的“白马津”，然对岸都在大河之南而非河东。自濮阳北流的河段亦有津渡，殆位于卫国戚邑、今濮阳以北，如吴公子季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25]），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左传·哀公二年》）杜预注：“戚在河外，晋军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26]可见渡河点在戚之西北，约当汉魏时之“长寿津”再偏北处。[27]齐晋鞌之战（《左传·成公二年》），晋师经过卫国，最先到莘（今山东莘县西南），大概也是由这个偏北的渡口过河。因此笔者推测，商人往来于“河东兆”时，最常途经或驻跸的地点也位于戚邑西北的津渡附近；而“河东兆”靠近黄河渡口亦是其频繁见于卜辞记载的原因。东土人物“师般”等屡次经“河东兆”往返于王室与居地之间，适为理解“河东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的注脚。另考虑到殷墟的地理方位，今濮阳北的黄河津渡在安阳正东，商王可径直东出渡河，适可引起更多关注。 也许是因为“河”的标识性太强，人人皆知，卜辞中“河东兆”有时也省称为“东兆”，如下数辞： （8）贞：我勿涉于东兆。（《合集》8345，宾） （9）王其涉东兆，田三麓。（《屯南》2116，历） （10）……令毕涉东兆狩，擒。（《合集》33391+33162，历） “东兆”也是渡河所至之处，又是一处田猎地点，与“河东兆”的特征高度重合，后文还会讲到，第（1）辞与第（10）辞同版皆出现了“鲧”地，足证“河东兆”与“东兆”方位也是一样的，“东兆”殆为“河东兆”的简省。大河流经安阳以东，“东兆”更在大河东岸，方位上又与著名的“东”地接近： （11）庚戌卜王贞：弜其获征戎，在东，一月。（《合集》6906，师） 这里的“东”理解为具体地点，比理解为宽泛的“方位”更合适，当与《逸周书·作雒》“建管叔于东”的“东”为一地，在今濮阳附近。[28]后来秦拔取魏东地，徙卫于野王，并濮阳而置东郡，可能袭用“东”这一地名。“河东兆”“东兆”与“东”名虽有异，但指代大致相同的地域范围，即濮阳附近的古黄河东岸地区，也就是周人所说的“小东”。 二、“河东兆”与殷代“小东”之经营 以卜辞“河东兆”为线索，可系联出一批地名、人物、国族。凭借这些资料，又可了解“小东”地区在殷代的大概面貌，及商王室经营“小东”地区的基本策略。 上引第（1）辞出自一版拼合的龟腹右前甲，同版右侧另一条卜辞云： 庚寅卜争贞：□肜，叀甲寅，十二月，在鲧。（《合集》15455，宾） 据第（1）辞，商王丙戌日在“河东兆”田猎，四日后庚寅，就在鲧地安排祭祀事宜。无独有偶，第（10）辞记录毕涉“东兆”狩猎，同版卜辞亦提到“鲧”地： ……贞……王其步自鲧于多，若。（《合集》33391+33162，历） “鲧”是甲骨文中一处常见地名，其地望旧无定论，根据这两版缀合成果看，“鲧”与“河东兆”当相去不远。[29]从卜辞记载看，商王曾在鲧地祭祀（如上引《合集》15455），卜旬（《合集》36923），收纳卜甲（如《合集》14149反“牧入十在鲧”），但最频繁的还是田游狩猎： 戊子卜［争］贞：勿涉，狩。九月，在鲧。（《合集》10993，宾） 戊子卜贞：王其田，亡灾……于吉……在鲧次。（《合集》33574，无名） □子卜贞：［王其田，亡］灾……在鲧次。（《屯南》2230，无名） 最末一条虽残缺，从辞例推测仍以田猎的可能性为大。商王在“河东兆”“鲧”诸地田猎，固然有大河岸边生态良好的缘故，但恐怕更多还是出于统辖地方的考虑：商人的田猎实质已演化为武装巡游，“河东兆”既是东出黄河的渡口，也是安阳的东方门户，一朝有失，王都立刻暴露在兵锋之下，故商王时常涉“河东兆”游猎巡省，真实意图在于强化对大河津渡、交通要道的控制。 除了亲身巡游，商王还会安排臣属监视“河东兆”的动静，如下辞： ［丁］未卜争贞：□告曰：马方其涉于河东兆，□其□。（《合集》8409+《辑佚》18，宾；《合集》8609+《安明》[30]618为同文卜辞[31]） 大意是“”前来报告，“马方”渡河到了东岸，商王占卜后续行动如何展开。“马方”是武丁晚期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国，屡次作乱而遭征讨： 乙酉卜王贞：余朕老工，延我堇（艱）。贞：允唯余受马方佑抑？弗其受方佑执？二月。（《合集》20613，师） 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授我佑，一月。（《合集》6664正，宾） 癸未卜宾贞：马方其征，在沚。（《合集》6，宾） 首辞贞问能否“受马方佑”，大概是指对马方作战能否获取胜利。第二条“帝授我佑”同之。第三条则是侦测马方侵扰的动向，其中出现的地名“沚”，应是“十祀征人方”日谱中的东土“沚”地（《东大》940，黄），地望约在汶水下游。[32]从其活动范围看，马方理应居住在河、济之间，故向西可进抵黄河，向东可攻击沚地。据《史记正义》载，唐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余里（约当今河南范县东南）有古地名“马陵”[33]，而在其北面五十多千米外，今河北大名县东南亦有“马陵”，乃《春秋·成公七年》记载的诸侯会盟地点[34]。“小东”地域内的这几处“马陵”，来历皆颇悠久，不排除与殷代马方的活动有关。[35]这样看马方之所以“涉河东兆”，或许是在侵犯殷都之后，抢夺渡口撤回东土，“”侦查到这一情况随即上报，商王则考虑要不要追击敌军。 这个负责监视的“”也应予以特别注意。其人其地另见下辞： 贞：叀比微廾示。（《合集》4593，宾） 戊子卜宾贞：令犬延族裒田于[36]。（《合集》9479，宾） 第一辞中的“廾示”尚无确诂，但“”与“微”相互配合是十分清楚的。契文“微”“髟”二字形近易讹，林沄指出“髟”有歧出之手形，准此可判断该辞刻写的是“微”无误。[37]“微”是武丁晚期的一位商王臣属，按照甲骨文人名、族名、地名“三位一体”的原则，他的居地应就是黄组卜辞中出现的“微”地（《合集》36775、36776等），依声韵推求，殆为春秋鲁之郿邑。《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公羊》《谷梁》经文皆作“微”[38]，魏晋时东平寿张西北三十里有微乡[39]，当今梁山县北。第二辞记述，商王命“犬延”率族人去“”地垦田。“犬延”虽为“犬”官，但常常领命垦田，正如张政烺所说，上古农田猎场不分，烧种与狩猎关系密切。[40]除“”地外，“犬延”还常在“京”地裒田（参《合集》4630、33216等），据陈絜考证，卜辞“京”地大概与《左传·襄公十八年》之齐地“京兹”有关，地望在今山东平阴东南。[41]依常理推测，“”与“微（郿）”“京（京兹）”相距不远，大致方位可圈定在古济水两岸，靠近今山东省东阿、东平一线。 三、“河东兆”与殷代东进路线 商王室之所以着力经营“河东兆”为中心的“小东”地区，除了拱卫王都外，最主要还是为挺进“大东”做准备。在黄组卜旬卜辞中，若干“在河东兆”的占卜遗存不仅能彼此缀合，甚至可相互系联，编排成谱，为探究自“河东兆”东进的路线，提供了较大便利。具体而言，以下两组行程比较有代表性： （一）“征（陰）美方”旬谱 《合集》36816、《英藏》补59等卜辞记载了“敦美方”之事。“”可分析为从屵、酓、云三部分，“屵”与“阜”义属连类，酓、云均是声符，为印刷方便，下文径写作“陰”。以“敦陰美方”为核心的排谱尝试，最早始于董作宾[42]，随着缀合成果日益丰富，孙亚冰、陈絜等学者陆续增订[43]，使旬谱更加完善（表1）。 表1 黄组“敦陰美方”旬谱试拟 在《缀续》538、《合集》36612中还有癸亥后的卜旬记录，反映了自汶水下游去往莱芜谷地的行程，暂不予讨论，本文主要关注前半段行程，即商王进入东土的路线：河东兆—洛—谷——犅。先看首尾，“河东兆”如前所论，在安阳东面的河道以东，“犅”是卜辞常见地名，董作宾最早推测这组相关地点位于殷都以东，郑杰祥、裘锡圭等学者检出《史记·秦本纪》中的齐国“刚”邑当之（今山东宁阳东北的堽城镇一带），陈絜结合《屯南》2100及周初刚劫铜器等信息，详细论证了“犅”为汶水下游的“刚”地。[48]首尾既明，中间的地点继可推求：“洛”自然与河南或陕西之“洛”无关，应在靠近“小东”之处，战国时齐之济西有地名“雒”或“格”，约当今聊城、阳谷之间[49]，方位与卜辞之“洛”相符；“谷”如何解释，学界还有较大争议，此暂从略；“”毗邻于“犅”[50]，陈絜考释为“铸”，以《秦本纪》“取刚、寿”之“寿”当之[51]，说应可从。综考之，商王的东进路线大概是由“河东兆”出发，抵达济西之“洛”，由平阴附近渡过济水，转而南下汶水沿岸，溯流而上到达“”“犅”，以此为基地征伐“陰美方”。 （二）“在霍”旬谱 相比于第一组“敦陰美方”资料，第二组卜辞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组材料的缀合编联大概始于李学勤，岛邦男等学者亦有探讨，在最新的缀合排谱成果中，“河东兆”加入了行程。[52]笔者谨在前辈基础上，排列旬谱如表2所示。 表2 黄组“在霍”旬谱试拟 《合集》36780记癸巳日在“河”，而《合补》12732为在“河东兆”，两旬后癸丑在“霍”则全同，准此，这批卜辞中的“河”大概是“河东兆”之省称。[58]这样复原的路线即：河东兆——霍—望。“”字不识，仅一见，暂不讨论，终点“望”，结合黄组卜步辞可论证其地在莱芜、新泰之间。[59]中间的“霍”，旧多以山西霍州当之，落在这条线路上显不调谐，实则东土亦有“霍”地，见于《逸周书·世俘》： 庚子，陈本命伐磿，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磿至，告禽霍侯，俘艾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十两，告以馘俘。[60] 上述国族的地望古今异说纷纭，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只简述结论：“磿”即《战国策·秦策四》“濮、磿”之“磿”，清人程恩泽考证在濮州东南，即今鄄城附近[61]；“蜀”为《左传·成公二年》鲁之“蜀”地，在今泰安东南。庚子日命陈本伐磿，命新荒伐蜀，至乙巳日，先后达到。[62]后面的“告擒”也应分属二人：陈本告擒霍侯，新荒告擒艾侯及小臣，“艾”即《春秋·隐公六年》齐鲁盟会之“艾”，在今新泰东北，与“蜀”方位正合，故“霍”也当与“磿”相近，位于古大野泽周边，今鄄城及梁山一带。盖陈本、新荒本来同路行军，陈本至磿而征霍侯，先平定“小东”；新荒前出至新泰，深入“大东”用兵，他们走的正是卜辞中由霍至望的路线，因为同路，军情也一并返回，“告擒”的情形亦被记录在一起。 以上两组卜辞展示了殷代由“河东兆”东进的两条路线：从今日濮阳北部地区，或直行向东，于平阴附近渡过古济水，再南下至汶水北岸，缘泰山南麓东行；或渡黄河后折向东南，取道今鄄城、郓城一线，经由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的平坦地带，再溯流而上，继续东进。这与后世自中原到齐鲁的交通道路基本一致。[63]需要补充的是，在济水东岸，商王也可选择北上济南附近，缘泰山北麓挺进淄水流域，是为齐鲁交通的“北道”，“征人方”卜辞、田猎卜辞中屡有相应记载。[64]无论具体选择哪条路线，“河东兆”都处在行程的起点，是商人东进的重要基地。 复原的路线还体现出殷、周两代间的一点差异，饶有趣味，值得思考：卜辞显示南、北路线的分岔口，大体要落在范县一带，比周人东征的“支点”梁山，位置更偏西北。由商到周，“支点”位置的南移，应与“小东”政治中心的南移有关。殷墟考古发掘已证明，直到帝辛末年，商王室都邑仍在安阳小屯，自安阳东出，选择“河东兆”范围内偏北的渡口更为便捷；经历了牧野之战、三监叛乱及“二次克商”一系列变故后，安阳的都邑大概已残破不堪[65]，成王封康叔于“淇卫”，建立卫国，是为“小东”新的政治中心，“淇卫”（今淇县附近）邻近“河南兆”，由棘津等渡口南渡黄河，再直行东进，成为最优选的路线，南、北路线的分岔“支点”自然随之南移。此后数百年间，“淇县—濮阳”一线始终是“小东”的中心，故“棘津”“白马津”等渡口愈发为人熟悉，“河东兆”反而渐渐声名不显。可见，交通道路的选择不全在自然地貌，更关键在“人”的活动，上述路线关津的南移，便是人事政治与自然地理交互影响的典型例证。 注释 [1] 〔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3页。 [2]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 [3] ［日］贝冢茂树撰，黄金山译：《关于殷末周初的东方经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8页；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37页。 [4] 参于省吾：《释兆》，《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页；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5] 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3页；沈培：《从西周金文“姚”字的写法看楚文字“兆”字的来源》，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6]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文中简称“《合集》”。 [7]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文中简称“《甲编》”。 [8] 陈逸文：《〈甲编〉缀合26例》第6例，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4-03-06］，www.xianqin.org.cn。 [9] 张惟捷、陈逸文：《甲骨新缀第二十五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2-04-14］，www.xianqin.org.cn。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1] 黄组卜辞中的“河”字写法特殊，参见裘锡圭：《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四《释“河”》，《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页。 [12] 段振美、焦智勤、党相魁、党宁：《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文中简称“《辑佚》”。 [13] 蔡哲茂：《〈殷墟甲骨辑佚〉新缀三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08-11-19］，www.xianqin.org.cn。 [14]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15] “畤”校改为“畔”，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3页。 [16] 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辑，第127页。 [17]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页。 [1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3页。 [19] 李学勤、齐文心、艾兰主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中简称“《英藏》”。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3年版。文中简称“《屯南》”。 [21]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页。 [22] 这里要交代一点，甲骨卜辞中别有称“河”之地点或河流，如《合集》24420的驻跸地“河”、《英藏》2525的“云奠河邑”及《花东》36与“”邻近的“河”等，方位均不在古黄河附近，疑是东土另一处读如“河”声的地点，或许与春秋晚期庚壶铭文（《集成》9733）所记“舟（周）入莒从河”之“河”有关。 [23]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2页。上文引述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河道，谭氏认为其时代可能最早，而《尚书·禹贡》《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的由浚县北折流至内黄一带的河道，可能是决口改道或分支。 [24]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二二《魏策一》，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3页。 [2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08页。 [26]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6页。 [27] 根据《水经·河水注》的记载，“河之故渎”（即《汉书·地理志》河）自长寿津北出，“东北经戚城西”（〔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5页）。可见汉魏长寿津在戚邑西南，《左传》所载戚邑西北的黄河渡口当在长寿津北面。 [28]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页。 [29] 依声韵推求，疑卜辞之“鲧”或与近河的“顿丘”有关。按：“鲧”“顿”古音并在文部，裘锡圭推测“鲧”为“綸”之初文（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同样从“侖”得声的“棆”，《说文》谓读若《易》卦“屯”。《汉书·武帝纪》载：“（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北］流入渤海。”（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全集》第1卷，第444页）此“顿丘”系黄河决口之处，在今清丰县西，同《卫风·氓》淇水边上的“顿丘”不是一地（〔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五，广文书局1979年版，第7页），而与靠近“河东兆”的“鲧”方位契合。 [30]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1972年版。文中简称“《安明》”。 [31] 蒋玉斌：《〈甲骨文合集〉缀合拾遗（第六十七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0-09-11］，www.xianqin.org；吴丽婉：《甲骨拼合第29则、替换原第25则》，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五集》第1178则，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3页。 [32] 陈絜：《“伯或征卲”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 [33] 《史记·魏世家》正义引虞喜《志林》云：“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1846页）张守节以为此处即孙膑庞涓“马陵之战”故址，现代学者或有不同意见，此不赘述。 [34]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03页。 [35] 郑杰祥已将卜辞“马方”与东周时马陵联系在一起，参见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 [36]《合集》拓本该字下部略显模糊，参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所藏甲骨文字》附摹本（S.0281），应可隶定为“”而非“虎”。 [37] 林沄：《说飘风》，《林沄文集·文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页。 [38]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1页；〔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41页；〔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88页。 [39]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206页。 [40] 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9页。 [41] 陈絜：《卜辞京、鸿地望与先秦齐鲁交通》，《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 [42] 董作宾：《殷历谱》下编《旬谱七》，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版。 [43] 孙亚冰：《卜辞中所见“美方”考》，《甲骨文与殷商史》新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陈絜：《甲骨金文中的""字及其相关问题之检讨》，《青铜器与金文》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页。 [44] 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文中简称“《合补》”。 [45] 张宇卫：《甲骨缀合第五七—六十则》第59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2-03-26］，www.xianqin.org。 [46] 林宏明：《契合集》第318例，万卷楼2013年版，第321页。 [47] 蔡哲茂：《甲骨缀合续集》，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引用简称“《缀续》”。 [48]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185页；裘锡圭：《犅伯卣的形制和铭文》，《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28页；陈絜：《“梁山七器”与周代巡狩之制》，《汉学研究》第34卷第1期，2016年，第11页。 [49] 按：《说苑·奉使》载 “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明“雒路”在济西，是东渡济水的口岸，又作“格”，《战国策·秦策四》：“燕人闻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际绝。”又《左传》哀公十七年记齐伐卫，执公孙般师以归，舍诸潞，陈槃推测“潞”为齐卫界上邑（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4页），疑卜辞之“洛”、《左传》之“潞”、《说苑》之“雒”、《秦策》之“格”皆为一地，至战国时仍是进入齐地的咽喉要道。 [50] 按旬谱，癸未日商王在，孙亚冰又将癸未日在犅的卜夕辞排入日程之中（《合集》36818等），如可信，说明从到犅一日之内即可抵达。 [51] 陈絜：《甲骨金文中的""字及其相关问题之检讨》，《青铜器与金文》第3辑，第136页。 [52]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日］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5页；殷德昭：《黄组卜辞新缀一则及相关材料梳理》，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1-23］，www.xianqin.org。 [53] 张宇卫：《胛骨缀合十五则》第六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5-12］，www.xianqin.org。 [54] 上海博物馆编，濮茅左编著，谢海元裱搨：《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文中简称“《上博》”。 [55] 林宏明：《契合集》第305例，第313页。 [56] 门艺：《黄组新缀第110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1-07-09］，www.xianqin.org。 [57] 张宇卫：《甲骨缀合第一百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7-16］，www.xianqin.org。作者在《辑佚》附67上端加缀了《合集》36757，仅有部分碴口能够密合，此暂不用。 [58] 甲骨文中另有称为“河”的地点，未必均是“河东兆”的省称。 [59] 陈絜、王旭东：《殷墟甲骨中的望乘与望地——兼论卜辞“虎方”之有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60] 《世俘》文字的校改参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1963年第2辑。又“俘艾侯”本作“俘艾、佚侯”，章太炎校云：“‘佚’与‘侯’，形近误誊。”其说可从，参氏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正》，《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32期，第6页。 [61]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第394页。 [62] “至”的理解参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 [63] 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 [64] 陈絜：《〈方鼎〉铭与周公东征路线初探》，《古文字与古代史》第4辑，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版，第261页。 [65] 如《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谓“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考古发掘也显露出安阳殷墟最晚段遗存有被焚烧、破坏的痕迹，参见何毓灵：《殷墟刘家庄北地青铜窖藏坑性质探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