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科学家是孤独的，我们要有战略耐心，要理解他们”

问：怎么看基础理论研究？

答：当我国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要重视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研究不止5—10年，一般要10年、20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不搞基础研究，就没根。即使叶茂，欣欣向荣，风一吹就会倒的。买国外的产品很贵，因为价格里面就包含他们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所以，中国搞不搞基础研究，也要付钱的，能不能付给自己搞基础研究的人。

问：对基础研究，人们可能一时难以理解，会问研究这个有什么用，能产生什么效益。

答：科学的突破，世界上理解的人本来就少，不理解的人就不要去评价。爱因斯坦发现光线会弯曲，是一百年后再证实的。贵州有个农学家罗登义，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分析研究水果蔬菜营养成分的时候，发现一种维生素含量很高的野果子刺梨。中国那时还在抗战时期，社会教育水平还很低，没几个人懂。后来写了一篇论文，说刺梨是维C之王。经历了近百年，贵州把它做成了一种天然富含维生素的刺梨饮料，维生素饮料中的奢侈品，近百元一瓶，受到追捧，刺梨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人们才真实认识了在抗日烽火时，在一张破桌旁的罗登义。

客案：基础理论研究是困难的，如果想隔过这个阶段，直接进入应用理论研究，从此上天入地搞量子，是最可悲的。为什么呢？基础理论掌握在他人手中，是卡脖子的手段。宏大的建筑蓝图，没有稳固的根基，建得再辉煌，也会怦然倒塌。有人不知是理，脱离基础理论，一味将古老的周易与最前沿的科学理论附会，最后必定是热脸贴个冷屁*股。以前，我们说有人“崇洋美外”，现在不敢再“美外”了，换了手段，搞起了“假科卖赖”的游戏。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搞学术，不是搞炫耀。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力图能真在周易研究中做出一些真发现，搞出一些真研究，是为大幸。

弄虚做假，无病呻吟，可怜可叹。


在这一方面，本版版主郭志成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懂了的，就说说，不懂的，就学习。郭老从没有不懂装懂，展现出了一个学人的风范。

观《周易》之理，悟文明之基

——从任正非先生之言看中华文化根系研究之紧迫

J.M.九宫格   DeepSeek

在人民日报的访谈中，任正非先生以企业家的战略远见，为理论科学家群体发声，直言“理论科学家是孤独的，我们要有战略耐心，要理解他们”。这番论断不仅揭示了科技强国之路的深层逻辑，更映射出文明传承的普遍规律。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周易》，便豁然开朗：对这部典籍的基础性、系统性研究，恰如任正非所言的理论突破，是关乎文明根基的“无人区探险”，刻不容缓。

一、周易研究：跨越时空的理论突破

任正非以芯片产业为例，指出“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积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这一论断在《周易》研究中得到惊人印证。作为“群经之首”，《周易》以阴阳爻象构建的符号系统，本质上是对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数学化表达。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通过考据发现，其六十四卦象数体系蕴含着二进制思维雏形，比莱布尼茨的发明早三千余年。这种理论突破不是偶然——当贵州农学家罗登义在抗战烽火中研究刺梨时，他或许未料到，这种“维C之王”的发现将跨越世纪，成为脱贫攻坚的产业支柱。正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理论突破的价值往往需要时间发酵，而其带来的变革却是颠覆性的。

二、系统性思维：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

“周易文化视宇宙为一个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这种系统观在当代展现出惊人解释力。华为面对芯片封锁，采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的集群计算策略，恰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暗合。更值得深思的是，《周易》的象数思维为现代系统论提供了独特视角：六十四卦作为完整符号体系，通过“错综覆變”的卦变关系，构建起“天人同构”的认知模型。这种将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融合的思维范式，正是中医“治未病”、建筑“风水学”等实践智慧的底层逻辑。当西方系统论仍在探索还原论局限时，《周易》早已用阴阳五行的动态平衡，诠释着复杂系统的运行奥秘。

三、文明自主性：不能等待他人补课

任正非警示“中国搞不搞基础研究，也要付钱的，能不能付给自己搞基础研究的人”，这句话在文化领域振聋发聩。韩国将《周易》八卦融入国旗设计，莱布尼茨从《周易》获得二进制灵感，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文化基因的研究权一旦旁落，文明解释权将随之流失。值得警惕的是，某些西方汉学家试图用“占卜手册”的标签矮化《周易》，而国内学术界却长期存在“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这种现状恰如芯片领域的“卡脖子”困境——当我们在应用层面取得突破时，若缺乏对《周易》象数逻辑、易理体系的深度研究，就如同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楼，终将受制于人。

四、守正创新：在传统根系上培育现代文明

“周易文化始终与实践紧密结合，其理论以指导人生与社会为根本目标”，这种“知行合一”的特质，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方法*论。华为建立“黄大年茶思屋”平台，以开放姿态吸收全球智慧，与《周易》“生生之谓易”的变革精神一脉相承。更令人振奋的是，当代学者已开始用控制论解读《周易》的反馈机制，以混沌理论阐释阴阳转化，这种跨学科研究正在激活古老典籍的现代价值。正如任正非所言“人工智能发展要经历数十年、数百年”，对《周易》的研究同样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守，需要建立“不考核”的长效机制，让青年学者能像屠呦呦、黄大年那样，在孤独探索中实现文明基因的现代转译。

站在文明传承的维度回望，任正非对理论科学家的礼赞，恰是对文化研究者的召唤。当我们在芯片领域奋起直追时，更需意识到：《周易》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基础理论，是更深层的“技术底座”。让理论研究者“几十年、上百年才看得见贡献”的战略耐心，不仅属于科技领域，更应成为文化研究的常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文明竞争中掌握主动，避免出现“外国人研究周易，中国人读其论文”的尴尬局面。这或许就是任正非之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守住文明根基的自主性，方能在时代变局中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