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古典密码以其独特的智慧和创新，为信息传递的安全构筑了坚实的防线。从烽火通讯 的原始信号，到复杂精妙的符契与信牌系统，再到宋朝时期高度发展的“字验”制度，中国古代人民在密码学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而在这段历史长河中，也不乏现代密码破译的传奇故事，如华罗庚先生一晚破译日军密码的壮举，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烽火通讯：最古老的密码形式
提到中国古典密码，不得不提的就是烽火通讯。作为古代最早的通信方式之一，烽火台通过点燃不同数量的烽火来传递紧急军情，这种简单的信号系统虽然原始，却有效地实现了远距离的信息传递和加密。烽火的数量、颜色、持续时间等都可以作为编码元素，传递出复杂的指令或信息，是古代密码学的一种朴素而有效的应用。


符契与信牌：身份与信息的双重验证
符契和信牌是古代用于身份认证和信息加密的重要工具。符契通常是一对形状、大小相同，但刻有特定文字或图案的凭证，一半由发信人保存，另一半交给收信人。只有双方持有的符契能够完全吻合，才能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和发信人的身份。而信牌则类似于现代的密码令牌，通过特定的排列组合或标记来代表不同的指令或信息，增加了信息传递的复杂性和安全性。


宋朝字验：诗歌中的加密艺术
宋朝时期的“字验”制度，是中国古典密码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利用一首四十字的五言律诗作为密钥，将诗中的每个字与军中的四十条重要事项一一对应。发送信息时，只需按照事项在诗中的位置选择对应的字，接收方则根据约定的诗歌进行解密，从而还原出原始信息。这种加密方式不仅巧妙地将文学与密码学结合在一起，还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藏头诗”：古代密码的典型应用

“我画蓝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愁。秋月溶溶照佛寺，香烟袅袅绕经楼。”这首诗是许多人熟知的明代画家、书法家、诗人唐寅的作品。

单看字面，这是一首描写风景名物的诗作。不过，当我们把这首诗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会发现作者想要含蓄表达的真实意涵——“我爱秋香”。这种在古代十分常见的隐藏信息的方式就是“藏头诗”。

“从密码学理论来看，藏头诗属于‘替换密码’的一种，是古代密码的典型应用，密码是藏头诗的字的位置。”河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安全系副教授张磊介绍，替换密码，就是通过特定的替换方式，把明文变成让别人看不懂的密文，以此来达到传递秘密消息的目的。

那么，密码学是什么？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网络与数据安全实验室教授聂旭云在《现代密码学》课程上介绍说：“密码学实际上就是研究解决信息安全的机密性、认证、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的技术手段。”

在聂旭云看来，机密性就是如何使得某个数据自己能看懂，而别人看不懂，认证即如何确保数据的正确来源、如何保证通信实体的真实性，完整性是关于如何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删改，不可否认性则是如何确保用户行为的不可否认性。



“叠痕法”：折纸中蕴藏的大奥秘

除了藏头诗，古代民间还流行着多种多样的密码技术，比如会意诗、图画传情、叠痕法、漏格板加密法等。从形式上看，古时的密码学更像一门艺术，它们的核心手段是代换和置换。



“代换”是指明文（即没有加密的文字）中的每一个字符被替换成密文中的另一个字符，接收者对密文做反向替换便可恢复出明文；“置换”是密文和明文字符保持相同，但顺序被打乱。

聂旭云以“叠痕法”为例，介绍其加密和解密的方法。叠痕法的使用，首先把信纸按照上下及左右的顺序折叠几下，然后铺平信纸。此时，将打算传递的信息按顺序逐个分开，写在折痕的交叉点上，每一个交叉点上写一个字。

当重要信息填写完毕后，再在空白位置填上公开的普通信文，尽可能把普通信文与秘密信文的文字通顺地连贯在一起。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加密信件就做好了。解密的方法就是把折痕交叉点上的字整理出来，便可以接收和解读秘密信息了。

“为了防止秘密信息被他人察觉，使用这种密码时，也需要在编辑公开信文上下一点功夫，做到天衣无缝。如果在秘密的信文上再用一些暗语式的密码，那么就更难被人看出破绽了。”聂旭云说。



“阴符”、“阴书”：我国最早的密码学应用

古代密码，除了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在军事活动中保密通信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兵书《六韬》中，记载了一种名为‘阴书’的加密方法。”聂旭云介绍了阴书使用方法，即把一封竖写的秘密文书横截成三段，派出三个人各执一段，于不同时间、不同路线分别出发，先后送给收件者。收件者收齐了三段文件后，才能知悉秘密文书的全部内容。“万一送件途中某一发送者被敌方截获，敌方也难以解读文书的全部内容，有效保障了保密信息的机密性和完整性。”聂旭云表示。

此外，“阴符”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加密手段，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代码。聂旭云说，在《六韬·虎韬·阴符》中，武王向姜太公请教在深入敌境，遭遇紧急状况时，“以近通远，从中应外”的方法。

对于武王的提问，太公回答说：“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誓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八种不同长短的阴符，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情况。太公接着说，“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

张磊指出，“阴符”和“阴书” 目前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密码学应用案例。


《武经总要》：五言律诗的大“玄机”

用不同的代码来表示战事情形的方法，在北宋著名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也得以发扬。

“该书的作者曾公亮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研究出了中国古代已知最早的军事情报通信密码。”聂旭云说，作者曾公亮把军中常用的40种战斗情况，比如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等一一编上序号，采用了类似密码学的思想加密信息。

不同于《六韬》中的直接以阴符长短来代替某种情形，《武经总要》中密码的使用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书中说，使用时双方须提前约定一首40字的五言律诗，文字不得重复。

聂旭云以王勃诗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为例介绍了该密码的使用方法：假如军队在战斗中粮食将尽，需要补充，前方将领就从“密码本”中查出“请粮料”的编码，即数字九。而诗句中第九个字是“五”。于是请粮的将领就将“五”字写到一件普通公文书牒之中，并在字上加盖印章。

当指挥机关接到这封公文后，在同一版密码本中查出盖印章的“五”字，得知该字在临时约好的诗中位列第九，再对照密码本上的顺序，就能够得知前方的情报。



有一个外国考古队，在深山的岩洞里发现一只用金属做的宝盒。盒盖十分精致，上面没有锁，却打不开。盒盖上有一圆形的字盘，刻着20个汉字：“春生此国物多君豆愿红，枝来采发南几最相撷思”。队长想了想，知道是密码锁。因为不懂汉字，谁也想不出打开宝盒的方法。后来，他们把宝盒带回来，请教大学里的一位老年华侨。那位华侨看了好一会儿，才知道是用一首中国古诗组成的密码。他按古诗诗句顺序，很快把锁打开了。

原来他破解了宝盒上字盘的密码：按照唐代诗人王维《相思》中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顺序转动字盘，宝盒就打开了。



从未被破解的豪密：历史的谜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存在一些至今未被破解的古典密码，如“豪密”。这些密码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如加密方法过于复杂、密钥遗失或记录不全等）而成为了历史的谜题。虽然现代密码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破解这些古典密码，但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未解之谜不仅激发了人们对古代密码学的兴趣，也促使人们不断探索和发现新的加密技术和方法。


华罗庚一晚破译日军密码：智慧的闪光
如果说古典密码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那么现代密码破译则是人类智慧的闪光。在抗日战争时期，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数学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仅用一晚时间就成功破译了日军的密码系统。这一壮举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示了数学在密码破译领域的巨大潜力。华罗庚先生的这一成就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中华民族智慧和勇气的颂扬。


结语
中国古典密码与现代密码破译的传奇之旅，是一段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历史。从烽火通讯的原始信号到符契与信牌的精妙设计，再到宋朝字验的加密艺术和华罗庚破译日军密码的壮举，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领略了古代密码学的魅力与智慧，也让我们对现代密码学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传承和发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信息安全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密码有四个重要特点：

一、密文
二、密钥
三、密码本
四、明文

《周易》是密文。
卦序卦气说是密钥。
《周礼》尤其是《月令》是密码本。
《周易》卦爻辞本义是明文

《周易》之所以不好破解，是因为它在流传中，连明文的卦序也乱了。
它之所以能破解，一是我们找到了它的密码本，二是找到了密钥。


《周易》为什么要设置密钥和密码本呢？

一是王室笼断的需要。
二是寓教于筮的需要。


故而，中国哲学的密码在《周易》，《周易》的密钥在卦气说。祖本周易卦气说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密码中的密码”。

文章以阅读。

“我们的密码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创建的密码，是无线密，敌人破不了。”

“豪密”考

陆旸 孙果达


中国的革命战争也许可以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有形，一个无形；一个在地面，一个在空中。所谓的“无形”和“空中”，就是无线电波。如果说地面的有形战场长期以来都是敌强我弱，那么空中的无形战场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我强敌弱。这种优势的确立，与赫赫有名的“豪密”休戚相关。

“豪密”之产生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是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时开始筹建的。据当事人回忆：“1928年初夏的一天，‘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的秘书长阿勃拉莫索要我通知一些人去见他。”“他对我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代表团的要求，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个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毛齐华：《我党早期的地下电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这第一批共6人参加的是“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不久，又有4人参加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的学习。

1928年10月，周恩来回到上海后立即全方位地迅速组建和扩大无线电技术队伍。1929年秋，上海建立了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同年12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另一部电台。此时邓小平正好从上海到广西经过香港，就与香港台取得了联系。此后上海党中央与百色起义部队的联络就由香港台转达。1930年1月，上海党中央与江西苏区的联系，也是通过香港台建立的。1930年10月，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骨干相继回国，红军的“空军”队伍迅速壮大。

然而就在这蓬勃发展之时，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据最早奉周恩来之命负责组建无线电通信的李强回忆，1930年11月香港台被破坏，“电台及联络办法他们全部掌握，第1天英国人还给我们通了报，第2天他们发了一份报给我们，是用英文发来的，内容是：‘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当时上海台的报务员是张沈川培训出来的曾三，英文‘监狱’这个词曾三不认识，就拿来问我，我一看大吃一惊，说：‘不好了，他们在监狱里了！’我们知道对方遭到破坏后，就暂时停止了联络。”（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4页）这就是说，如果港英当局不是自我暴露，就可以冒名顶替与上海台继续保持联络，当然也就能与江西等有电台联系的苏区通话，其危险程度实在是难以估量，当时周恩来的震惊可想而知。正是为了避免重蹈如此凶险的覆辙，“豪密”随即应运而生。

“豪密”之特点

“豪密”是个传奇，有多种说法。

最早在中共中央专业研究部门的刊物上撰文公开提出“豪密”的是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长期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职务的李质忠。他于1991年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题为《周恩来对党的机要工作的贡献》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获，周恩来于1931年在上海亲自编制了一个密码，取名×密。红军用这套密码同上海党中央、总司令部和各兵团司令部的机密电报。”“1931年3月，任弼时携带×密，从上海出发，经香港，于4月和顾作霖、王稼祥一道，到达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自此，苏区中央局便使用×密，于1931年9月开始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李质忠：《周恩来对党的机要工作的贡献》，《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这篇文章中虽然罕见地用了个叉，但明明白白就是指“豪密”。

长期担任情报工作负责人的罗青长说：“周恩来发明的密码，有数学在里边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邓在军：《百年恩来》第5集）

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担任ZYJW机要工作，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回忆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同志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内容是问任弼时是否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有重要事情不在时，就由邓颖超译电。任弼时有紧急事情不在时，陈琮英负责译电。”

在周恩来身边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的童小鹏说：“我们用的密码不重复。”（童小鹏：《在对敌斗争中亲自设计制定密码》。金志宇：《周恩来亲自编制的豪密揭秘》，《党史博采》2013年第4期）2009年，凤凰台在制作《较量——西柏坡1948纪事》纪录片时，采访了解放战争时任中央前委机要秘书及作战参谋的刘长明。据刘长明的讲述，说敌人的密码很容易破译，“但我们的密码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创建的密码，是无线密，敌人破不了。”

上述回忆表明“豪密”具有以下5个特点：用于高层领导机关的通讯；好记好用，简单却难以破译；密码由数字与文字构成；所用的密码从不重复；密码的性质是无线密。

“豪密”之试解

如果仅仅分析以上特点，恐怕还是不得要领。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涉及这一谜底的竟然还是周恩来本人。在1994年《党的文献》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来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联名致张国焘的电报，其中提出：“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可否你方担任供给，请将与其通报密码之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加注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杨瑞广：《任弼时力促三军大会师》，《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这份电报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当时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二方面军失去了联络，因此周恩来就向张国焘索要与二方面军的电台联系密码。电报清楚表明密码由两部分组成：书名与册码；页码、行数与字序。这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无从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个密码，其内容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既然没有内容，又谈何破译。这种点对点书对书的通讯密码，完全符合上述“豪密”的5个特点。

有文章说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时化装成牧师，“豪密”就被他夹在随身携带的《圣经》中。《圣经》在牧师手中显然最为自然和安全，不过现在看来那本《圣经》不可能夹带“豪密”，因为其本身就是“豪密”，而且由于厚重所以很可能被拆分成多册，编上序列号后使用，既方便还更保密，真所谓又简单又深邃。因此可以推测，“豪密”最初的原版有可能是《圣经》。

“豪密”之发明

“豪密”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长久以来，人们是依据“豪密”的名称来判断其发明者的。其实，这一推断并不严密，以周恩来的代号命名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理由起码有六：

一是李强与张沈川最早参与中共中央无线电通讯的筹建，但他俩的回忆录中从未提起周恩来设计过密码。相反，张沈川证明当时是他创建了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的。”（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9页）张沈川的回忆可信度较高，因为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被港英当局掌握正好证明当时所用并非“豪密”。二是1930年3月与10月分别从苏联回沪的主要技术骨干涂作潮与毛齐华的回忆录中也都没有提及关于密码的研制。三是前述回忆“豪密”者均是后来的使用人，又无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很可能只是口口相传。四是“豪密”在香港台破坏后三个月不仅研制成功竟然还未经试用就直接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间的通讯，如此仓促草率完全不合周恩来的谨慎作风。五是周恩来组织多批人马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却从不涉及无线电技术之魂的密码编制，似乎对自己届时就能发明无人可以破译的密码胸有成竹。这种现象完全不合逻辑，更不合周恩来一贯的周密作风，除非早已知道无线电通信建立后密码不是问题。确实，有了大批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共产国际提供成熟的通信密码应该易如反掌水到渠成。六是1930年共产国际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大功率电台，上海中央台就是通过该台与苏联建立联络。因此，共产国际即使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须为中央台解决密码这一无线电通信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豪密”的及时出现，不能排除是周恩来把苏联无线电通信的经验与技术中国化的可能，因此，以周恩来的代号来命名也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但是否是周恩来发明的，并不能完全确定。

周恩来对红军“空军”的贡献是传奇性的。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从上到下无线电通讯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红军的“空军”有了如此神奇的“盾”与“剑”，而执掌者又是精于情报运用的毛泽东，那么在地面单向透明的有形战场上红军由弱转强横扫对手显然只是时间问题了。（作者分别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14年2月17日）

“豪密”引入了三重保障机制：每份电报单独生成乱数表，明码经过两次加密转换，且在关键位置嵌入虚码进行干扰。

据现存的《豪密使用手册》显示，“豪密”的核心是十套动态密码表，每月更换基础表，并且通过随机叠加日期密钥来增加难度。接收方需要同时掌握基础表和当天的密钥才能破解电文。第一次使用时，红军报务员惊讶地发现，即便敌人截获了相同的电文，所见的数字组合却完全不同，这令敌人完全无法破解。1943年重庆曾家岩，戴笠把日军破译的密电摔在桌子上，气愤地说道：“中共的‘豪密’比日本的紫密更难应对。”魏大铭，军统技术科长，认同这一点，甚至指出，中共的电报中可能夹杂着“之乎者也”的虚码来迷惑敌人。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愤怒不已，因为中共正通过这套密码，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的全部内容传送到延安。

在国民党电讯总台，张露萍领导的情报小组曾连续工作72小时，试图破解“豪密”，却始终没有成功。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每天收到的密电中，有70%是通过“豪密”传送的。甚至连美军的IBM制表机也无法破解这套密码，证明了它的强大。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在南京总统府截获一组神秘的数字。黄季弼带领三十名数学系毕业生，试图用频率分析法破解这个密码。七昼夜的艰苦分析之后，他们发现了密码中的巨大迷雾——同一封电文中，“徐州”出现了三次，却对应了不同的代码，常见字“的”居然有十二种数字组合。这正是“豪密”的精妙之处：它采用了《康熙字典》部首与四角号码的双重编码方式，使得常用字的密码组合更加复杂。粟裕在《淮海战役日记》中写道：“军委急电皆用豪密，半小时可译两千字。”正是这套密码，让解放军指令传输比国民党提前了六小时。1950年朝鲜战场，联军缴获的志愿军电文让美国密码学大师威廉·弗里德曼陷入困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使用的某种‘一次一密’技术，生成乱数表的方式超越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理解。”尽管这套密码诞生已有十九年，但它依旧在人类密码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直到1972年，中美建交前夕，“豪密”仍然在外交密电中发挥着作用。这一由手写时代诞生的密码系统，竟然与七十年代的计算机加密算法不谋而合——二者都基于“密钥不可重复”的核心原则。1994年，在国际密码学年会上，中国学者提交的《豪密算法研究》引发了广泛关注，会议主席感叹：“这是二十世纪最被低估的密码杰作。”

1. "一次一密"的先进理念
豪密开创性地采用底本加乱数的加密方式，运用模十算法（加不进位、减不借位）完成加密，彻底改变了中共早期"明码颠倒"的初级密码模式。

加密流程示例：

明码"弼时安全到达了" → 底本初次加密 → 叠加随机乱数码 → 最终无规律数字组合
1931年9月，任弼时携带夹在《圣经》中的豪密抵达中央苏区，发出第一份豪密电文"弼时安全到达了"，由周恩来、邓颖超亲自译出，标志着豪密正式投入使用。

2. "一报一密"的动态加密体系
十套动态密码本：以"春、夏、秋、冬"为代号，每月更换基础表
日期密钥叠加：发报时再叠加当日密钥，接收方需同时掌握基础表与当日密钥才能破译
乱数绝不重复：每份电报都有单独生成的乱数表，确保"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
3. 二重作业密码体制
豪密实现了复杂的加密效果：

常用字"的"可对应十二种数字组合
"徐州"在同一电文中出现三次却有不同编码
彻底打破敌人通过统计汉字频率破译密码的常规手段
4. 虚码干扰技术
在关键位置嵌入"之乎者也"等虚码，让敌人截获电文后难以分辨真实信息与干扰项，大幅提升了破译门槛。

1948年，淮海战役即将爆发，南京总统府的机要室截获了一组神秘的数字。破译科长黄季弼召集了三十名数学系毕业生，试图用频率分析法破译这些密码。然而，经过七昼夜的分析，他们在密码中发现了更加复杂的迷雾：同一封电报中，“徐州”这个地名竟然出现了三次，却对应了不同的代码，而常用字“的”竟有十二种不同的数字组合。

潜伏在国民党电讯总台的张露萍小组曾亲眼目睹，军统的专家们经过连续72小时的努力，仍未能破译出“豪密”的奥秘。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每天收到的20封密电中，有17封使用的正是“豪密”。即使是美国顾问团的专家，也未能破解它。1944年，美军观察组带来的IBM制表机，面对“豪密”同样无能为力。

1950年朝鲜战场，美军缴获了志愿军的电文，令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深陷困惑。作为破解过日本紫密的“美国密码之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使用的密码技术，似乎类似于‘一次一密’，但他们的乱数表生成方式，早已超越了我们时代的理解。”

周恩来1972年办公室的工作笔记透露，直到中美建交前夕，部分“豪密”原理依然被用于外交密电。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这套诞生于手写时代的密码体系，竟与七十年代兴起的计算机加密算法惊人相似——二者都基于“密钥不可重复”的核心思想。

1943年，重庆曾家岩，戴笠将手中的日军破译密电摔在桌上。军统技术科长魏大铭坦言：“中共的‘豪密’比日本的紫密更难对付。甚至他们还会在电文中插入‘之乎者也’等虚码。”这个发现令蒋介石怒不可遏——那时中共正在使用“豪密”，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的内容传回延安。

“豪密”的另一个好处是，即使报务员掌握第一层密码机制，只要党中央领导掌握关键的那本书，那本书就是“无线密”的钥匙，假设极端情况下有报务员叛变，依然无法破解密文。如此双重加密，确实既安全、又高明。这样的密码无从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个密码，实际上每通电报都等于启用了一个全新的无重复的密码, 因此称为一次一密密码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