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府与节日消费

国学 · 发表于 2010-9-11 09: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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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府与节日消费*
魏华仙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市
610066）
内容提要：宋代是传统节日文化的成熟、丰满时期，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受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市场交易活跃的影响，节日期间士庶更多地采取取自市场的消费方式，使得节日消费市场更加繁盛，节日经济功能更加突出。政府在节日习俗、节日消费风气等方面起了有益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而对节日市场则既有顺应、利用的一面，也有控制、决策的一面，扮演了消费者、经营者、决策者、组织者等多重角色，促进了节日消费市场的繁荣，丰富了士庶节日生活内容。
关键词：宋代
政府
节日消费
举措
影响
宋代节日具有数量多、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人们物质和文化消费增多、市场化因素明显增强等特点。这除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根本原因之外，与宋代政府对节日的重视密不可分。政府在创设新节日、维护和“加工”传统节日习俗、规定节假、组织开展各种节日活动、营造节日气氛等等方面，都起到了她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民风民俗所应有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皇帝及其臣僚还或者以统治者身份，或者以普通俗民身份积极地参与各项节日活动，“与民同乐”，这些使得宋代几乎每个传统节日，无论是在都城还是在地方城镇，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节日期间人们消费水平有所提高，消费的物品种类及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现有的有关宋代节日文化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专门对政府与节日的关系尤其是节日消费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我们拟作一尝试，主要探讨宋代政府对士庶节日消费有过怎样的举措，这些措施对社会消费风气、消费市场以及士庶节日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以期为今天的官方处理与传统节日的关系提供点滴借鉴。

一、宋代政府对节日消费的举措

（一）对士庶节日消费的政策性鼓励
节日消费是士庶个人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而选择的节日生活标准和采取的消费行为。其中，个人的经济收入虽然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但节日又与平常有别，即它有特定的全民性的习俗活动及深刻的文化意义，所以节日消费又并非完全私人而具有公开的集体的特点。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民间节日习俗既有顺应、维护和利用的一面，也有引导、修补甚或改变的一面。宋代政府对传统节日的态度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对士庶的节日消费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允许士庶游玩，不禁各种买卖。北宋都城汴京在元旦、寒食、冬至三大节时，开封府发出允许士庶“关扑三日”的通告。关扑又称跌成，攧钱，拾博或跌博，是一种以铜钱为赌具的博戏活动。由于它集赌博、交易、游戏娱乐于一身，在宋代市井社会中十分流行，成为城市商业活动及岁时节日游艺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也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赌博特点，平常时日官府禁止开展此项活动。北宋时的关扑活动主要是在节日官府开禁的时间里进行，如上述三大节日时，汴京马行街、潘楼、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踴路、州北封丘门外，州南一带，关扑的彩棚联成一片，里面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服、花朵、领抹、靴鞋、玩好等物，扑卖者的高声吟叫与彩棚间舞馆歌场传出的鼓乐笙歌，交相呼应。入夜，“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①]此外，还有元宵节，如“宣德门，元夜点照，门下亦置露台，南至宝箓宫，两边关扑买卖”。[②]而最为热闹、物品最为丰富的关扑活动还是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开放金明池时。到宋神宗元丰初年，“每开一池日，许士庶扑博其中，自后游人益盛”。[③]扑博成为了吸引游人前来的法宝，也是北宋政府在当时经济文化背景下，为营造都城大节的节日气氛所采取的一项举措，它不但丰富了市民的节日娱乐活动，也促进了节日市场的繁荣。
金明池在宋朝统一南方以后的和平时期里，由原来的国家水军训练基地逐渐转变为公众游乐场所，宋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制定招来士庶游玩的优惠政策，“三月一日，三省同奉圣旨，开金明池，许士庶游行，御史台不得弹奏”。[④]并由御史台在宜秋门贴出黄榜告知市民。这就保证了官员在合法时间惬意游玩金明池而不至遭到“游宴无度”、“耽於游乐”之类的弹劾。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多种活动，主要有：水军的水阵表演和龙舟争标比赛；游客的关扑活动、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各种商业买卖活动等。这些活动已把金明池变成了最热闹的游乐场和最繁盛的商品交易市场，深深地吸引了京城士庶，以致俗谚有“‘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风发。’盖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⑤]。“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⑥]即使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也应该说是政府组织的较为成功的节庆旅游活动。
南宋时关扑发生了很多变化：它不但已成为多数节日的节物买卖方式，而且也是市井街市随时可见的交易方式。
如果说北宋时期的节日消费市场主要由官方允许关扑和开放金明池而促成的话，那么，南宋政府则是以西湖游玩、龙舟比赛和钱塘江观潮等活动来激发节日消费市场的。临安地方政府一直很重视对西湖的治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州府自收灯后，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倅雇唤工作，修饰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逰玩”。[⑦]这表明官府已有意识地关注节日旅游环境和市场。二月初八日西湖开始接纳游人，直至寒食清明节，官府举行龙舟赛，引得“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即使贫穷无钱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⑧]官府还明确表示“凡游玩买卖，皆无所禁”，于是一时间，各种日用商品、食品、娱乐品、伎艺人的表演等等，纷纷呈现。到中秋节时的观潮更是上自皇帝郡僚，下至平民百姓的游乐活动高潮，其内容既有传统的海门观潮、祭祀潮神、祈求护佑，也有官府组织的水军海上竞技表演，更有潜水功夫十分了得的吴儿的弄潮踏浪；一方面是承欢龙颜，一方面是取悦百姓。每当这些时候，买卖活动总是少不了，而且异常繁盛，“店舍经营，辐辏湖上，开张赶趁”。 [⑨]“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闲也”。[⑩]“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11]一点也不亚于近年来我国在黄金周时出现的涌入名胜景点的旅游潮。
其次，给予后宫及部分官员节料钱。节料钱是指在重要节日时朝廷给予后宫及部分官员的额外钱物。据文献记载，唐代已有节料钱[12]。宋代的节料钱出现很早，在宋太祖征战上党李筠叛乱时，有赐给太后的诏书云：“朕亲提六师问罪上党。未有回日，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千五百与皇后，七百与妗子充节料。”[13]南宋时岳轲看到这条材料后又作了记载。[14]从中可以了解到：一、宋代最初得到节料钱的人只有皇太后、皇后等后宫地位很高的女性；节日是七夕节，说明与七夕是妇女乞巧节有关；二、节料钱的用处，皇太后的用作“剧钱”或“则剧钱”，据汪圣铎先生言，“则剧即杂剧”。皇后和妗子的只说用作节料，但不管怎么说，它是朝廷对后宫个人节日娱乐消费的支付。三、南宋时，民间士庶亦相效仿，在一年的三个大节时由家长发给家人钱，“纵之呼博”，可能是关扑之类的游戏，而且已“习尚已久”，说明南宋民间也很重视对节日个人消费的鼓励。四，后宫的节料钱后来成为其俸禄的一部分。[15]
南宋朝廷还在寒食、冬至、元旦（或端午节）三大节时赐予经筵官、讲读官等官员节料钱，[16]且数量比北宋增多。
再次，临安节日期间的官放赁屋钱。北宋灭亡后，“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有人估计临安的移民在其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17]尤其是成为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大小官吏、应试举子、文人雅士、江商海贾等各类流动人口，或频繁出入或长期留住此地，致使人口陡然增加，产生了对住房的大量需求。然而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临安不可能在短期内新建大批房屋来满足新增人口的住房要求，于是房屋租赁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房屋租赁业由此也成为临安城的重要行业之一。[18]可正是由于房屋少，租房人多，供不应求，所以临安房屋租金相对于一般市民的收入来说偏高。有官吏感叹：“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有着固定收入的官吏尚且如此，那些每月收入只三贯或不及三贯的小商人就更感难以应付了，承租人交不起房租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政府为防止矛盾的激化，便采取了在一些特殊时日免去若干房钱以及下令减低房租等措施，以解决房租过高问题，岁时节日期间的放免赁屋钱就是其措施之一种。当时规定放免赁屋钱的节日主要有元旦、元宵节、冬至节；放免的时间是每节三日。[19]
这里特别应注意，不能把政府岁时节日的放免赁屋钱与救济性的蠲免房钱等同起来。宋代政府救济性蠲免房钱主要发生在冬季雨雪时节，这种救济性的蠲免与岁时节日时的放免尽管在对象上都是租赁房屋的人群，但在其它很多方面都不同。救济性的蠲免在时间上长于、在数量上也高于岁时节日的放免，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恩霈军民》记载，蠲免时间从三天至半月不等，数量一贯只收七百。在蠲放目的上，救济性蠲免解决的是贫困百姓的居住、保暖及减少街头流浪等等问题；岁时节日的放免房钱则是官府为营造一种宽松祥和的节日气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节日中来，刺激节日消费的政策性鼓励措施。由此我们说南宋政府比北宋政府更多地具有实效意识和节日经济意识。
以上可知，娱乐游玩已成为宋代节日里相当重要的活动内容，而且越是到后期，这种趋向越是明显。这既有节日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原因，同时，官方的推动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代政府抓住了节日的本质特征――“乐”，在集中人气、激发人们的节日热情上面花力气，利用国家公共资源，组织开展一些大型娱乐活动，并给予政策性鼓励，对后宫及部分官员的个人节日消费也赐予额外的钱物。而“乐”中本身又包含着商业买卖的市场因素，加上政府对节日期间各种商业买卖活动的许可，这样，一方面激发了士庶参加节日活动的积极性，有利于节日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娱乐和市场买卖相结合成为节日消费特征，也使传统节日的经济功能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二）宋代皇宫的购买性节日消费方式
节日期间，宫中后苑自然会制作各种精美的应节食品、物品，供皇室及其亲贵戚里享用，但他们或者为追求“异味”，或者为显示地位，亦或又难以抵挡市场的诱惑，都或多或少地从市场取得节日消费物品。
如宣和年间元宵节时，徽宗率百官、宫嫔出城观灯赏戏，皇帝的看位前，就摆满了陈列着琳琅满目商品的售货摊，“都下（宣德门）卖鹌鹑骨飿儿、圆子、饣追拍、白肠、水晶鲙、科头细粉、旋炒栗子、银杏、盐豉汤、鸡段、金橘、橄榄、龙眼、荔枝，诸般市合，团团密摆。准备御前索唤……惟周待诏瓠羹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箇，其精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20]这是为内廷宣买所设，既有元宵节的节食圆子、饣追拍，也有来自南方的水果金橘、橄榄、龙眼和荔枝。价格昂贵，就连满足皇宫需要后剩下的瓠羹，也还需120文足一份，其它精美果品也比市场上所卖相差10文。
临安元宵节时，“至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内人及小黄门百余，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乐傀儡，缭绕于灯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先是，京尹预择华洁及善歌叫者谨伺于外，至是歌呼竞入。既经进御，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21]可见皇帝一行取自市场不在少数。孝宗皇帝元宵节时更是堆垛现钱购买市食。宋高宗开春时节外出游幸西湖，也索买湖中小舟上所卖的食物，宋五嫂鱼羹就是因得到过皇帝的品尝而声名大振，“人所共趋，遂成富媪”。这种事情还较多，朱静佳的六言诗云：“柳下白头钓叟，知不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买鱼收得金钱。”[22]可见，皇帝也曾从钓鱼翁处买过鱼。
皇宫里一些节物也有购自市场的，如端午节的鼓扇，“富贵之家多乘车萃买，以相馈遗”。[23]七夕的摩睺罗，虽然有后苑采办，但皇宫中仍有买卖摩睺罗的，“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磨合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襴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24]制作精美。
皇宫出游西湖时的划水荡舟，观潮的看位等也都通过租赁而来。
节日期间，皇宫成员的文艺欣赏也有来自市场的，如临安元宵节的舞队以民间自行组织为主，皇宫及官府欣赏，多是通过“点视”的方式招来舞队，被点到的舞队为其表演后，由官府支给钱酒油烛。因此，在皇宫附近总是云集很多伎艺之人，企盼能够沾上皇恩，“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25]皇帝出行时，各种走街串巷的文化货郎――路歧人也闻声而至，尾随其后。
总之，皇宫节日消费往往具有品种多、数量大、价格贵的特点，给出售这些物品的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皇宫的购买具有“名人示范效应”，有利于名牌产品的产生，对节日商品市场乃至整个城市市场的繁荣都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以上通过宋代政府对节日消费的政策性鼓励及皇宫购买性节日消费的考察，我们看到宋代政府对节日消费的重视和身体力行，既聚集了人气，丰富了节日习俗活动，活跃了节日气氛，又促成了节日消费市场的繁荣，同时，更加深了宋政府对节日市场的了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全民商业意识的提高，加之宋代以军费、官费为主的财政压力一直很突出，宋政府不会对这一能带给它财源的存在视若无睹，它不会只满足于做裁判员、消费者，它还要做运动员、经营者，因为它手里掌握着节日市场中消费量最大、风险性最小、最容易获利的经营项目，这就是：

二、宋代政府对节日酒消费市场的干预

酒在节日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今祭祀、宴飨、馈遗，非酒不行”，[26]既是饮品，又是礼品、祭品，特别是那些有着特殊含义的酒，如年节时的屠苏酒、椒柏酒，春、秋二社的社酒，端午节时的菖蒲酒或艾酒以及重阳节的菊花酒等，已经远远超出了酒的本来意义，凝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家家不可或缺。宋代酒由官府榷卖，榷酒收入在财政中仅次于两税、榷盐而居第三位。如此高额的酒课却并非官府通过正常的市场买卖渠道实现，而是采取种种办法，最大限度地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的。[27]节日是酒的消费高峰期，消费量巨大，是实现酒课的大好时机，官府及其所属的酒楼酒店主要通过控制酒的生产和销售来控制节日酒消费市场。
对广大乡镇居民节日酒的消费，主要采取按人户分摊一定数量的酒，令其出钱到官府购买，如荆门军酒库及公使库在宋代三大主要节日元旦、寒食、冬至时，都印关子即便籴钞引或便钱券给居民，关子上面印有一百文到一贯等不同数字。居民持此关子到官库交纳关子上规定的钱数，买取相应数量的酒。[28]这是不顾百姓的意愿，价格由官府确定的强制性消费。
对城市节日酒的消费则通过煮卖新酒并极力促销的方式。汴京正店一年主要在两个节日时煮卖新酒：四月八日浴佛节和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其中，中秋节时采取装修酒楼、悬挂彩色花样画竿和醉仙锦旗等方式促销新酒，且效果不错，至中秋节中午时，汴京城各酒店新煮的酒就被销售一空了。
南宋临安府所管辖的诸库，每年也是两次开煮新酒，只是具体时间各书记载不一，有清明前和中秋前的（《梦粱录》）、有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的（《武林旧事》）、有寒食节前开沽煮酒，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的（《都城纪胜》）。其迎煮仪式及促销方式远比北宋隆重。此外，临安酒库还利用元宵节张灯时进行促销，“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29]这一方面说明酒课在南宋财政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南宋官府的节日市场意识比北宋增强.
宋代政府对节日酒市场的干预，其主观目的是促进酒的销售，实现酒课，增加财政收入，这当中自然包括有对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沉重剥削。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官府将促销酒与节日娱乐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由打扮亮丽的妓女、社队鼓乐、杂技艺人以及三五个抬样酒、“布牌”人等等组成的宣传促销队伍，走在大街上，本身就颇具观赏性，它吸引了成千上万市民的眼球，既活跃了节日市场，也丰富了市民的节日娱乐活动。

三、宋代政府对节日消费的影响

（一）统治者对节日消费风气的提倡和引导
消费风气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消费习惯，它的形成与沿袭既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原因，也有消费心理的影响；既有民族性、阶层性、地区性的区别，也有个体性的差异。但统治者的提倡和引导则是使其趋于“大同”及产生变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北宋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社会上各阶层竞相追逐商业利润，富有者纷纷向都城聚集，结果大大提高了都城的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刺激了富人享受欲望的不断膨胀，随之兴办起来的各种行业和娱乐场所，又吸引了大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谋生，这又造成消费人口的高度集中，进而使得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互相影响而发生改变，都城消费风气由初期的俭朴向中后期的奢华转变，始作俑者就是那些具有消费能力的上层贵族、官僚、富家大户。司马光说：“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30]他们豪奢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都城中“风尚奢靡”的世风。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上所述是多方面的，但仅就统治者在节日活动的影响来看，前面述及宋代凡是士民广泛参与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的节日几乎都有皇帝、妃嫔、宗室、臣僚的参与，如元旦、元宵节、开金明池、游赏西湖、中秋观潮等等。此时往往是“富者炫耀，贫者效尤”，如汴京元旦时，“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元夕，“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誇华丽”。临安，元旦时，“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31]春游西湖时，“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32] 中秋节时，“虽陋巷贫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宋代成都的游乐之风闻名全国，很多文人学者都有过描述。庄绰更具体地记述说：“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33]仔细分析有关材料，不难发现，这里的节日游玩活动大多最初由郡守及其僚属等官员开创，后被人们沿袭下来而成为习俗，这种风气发觞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代。如蜀地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散在四郊。“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冈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这虽然也是郡守对节日活动的一种干预，但他是以节日活动的统治者和保护者身份出现的。在张詠知成都府时，始撤去戍兵，改为“聚之为乐”的方式，“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江。于是郡人士女，骈集八九里间，纵观如堵”。[34]由此，太守及其僚属不仅是节日活动的组织者，也是参与者。张詠顺应蜀俗，“以从民乐”的作法，既安抚了民心，也使传统的娱乐活动走上了规范的轨道。据统计，宋代益州每年旧例，“知州以下五次游江并山寺，排当从民遨乐”。[35]太守游江，朝廷还公费报销宴饮的开支。此后宋廷派往成都作太守的人，无不在任内竞相标榜倡导支持游乐。赵抃时，游江彩舫较之张咏时，“至增数倍”。可见，宋代成都的游乐风俗之盛，除了经济发展、城市繁盛的原因之外，官方的提倡、地方官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国学 · 发表于 2010-9-11 09:38:55

（二）官方对节日消费市场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一是顺应时有市场。从前所述可见，宋代无论是皇室还是官府，节日期间的物品及歌舞娱乐消费，都有取自市场的部分，而且比例在不断扩大。这是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节日市场发达情况下，以消费者身份，顺应市场的体现。二是控制节日酒消费市场。这是官府利用其对酒的专卖特权，以经营者身份出现在节日市场上，煮卖新酒，并极力促销，一方面刺激节日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又控制节日酒消费市场以获取厚利。三是通过组织开展一些节日游玩活动来活跃节日消费市场。这是政府以组织者、决策者身份对节日市场进行引导和推动。如北宋时官府允许的节日关扑活动，既丰富了市民节日娱乐活动，也开辟了节日消费市场。

南宋官府则明确表示：“凡游玩买卖，皆无所禁”。由此，节日期间的西湖内外，江潮翻滚的岸旁上下，到处是一派繁忙的买卖情景。岸上游人如织、店舍顾客盈满。一些临时性的店舍纷纷趁节开张，甚至在“路边搭棚卖酒食也，无坐处，又于赏茶处借坐饮酒”，[36]皆因此时“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可见，饮食市场之红火。商品市场也不示弱，果蔬、美酒、戏具、闹竿、花篮、画扇等“湖中土宜”以及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钿、髹漆、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船只与看位的租赁自然是此时的赚钱行业，“二月八及寒食清明，须先指挥船户，雇定船只。若此日分舫船，非二三百券不可雇赁。至日，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船中动用器物，不必带往，但指挥船主一一周备。盖早出登舟，不劳为力，惟支犒钱耳”。[37]船价虽贵，但船上服务倒很周到。中秋节观潮时，“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教习节制水军，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闲也”。还有身怀特技，等待召唤的艺人队伍，……

这一繁荣的节日消费市场的出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政策的产物，如金明池里，“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不以几日解下，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38]不管你才租赁几天，到了闭池那天，都只好典卖出去。这种短暂性特点免不了会给商家或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但这也是节日本身所具有的消费集中、讲究物品的时效性等特点决定的。官方的组织、参与等干预措施对于节日消费市场的有序、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余论

以上我们主要考察了宋代政府在士庶节日期间的游玩、放免房屋租金、给后宫及部分官员节料钱等方面的政策性措施；对节日酒消费市场的干预以及对节日消费风气和节日消费市场的影响等等。从中可看出，宋代政府对节日活动、节日消费风气起着主导、推动的作用，既体现统治者“爱臣民”、关心百姓节日生活、制造繁盛景象、标榜与民同乐的用意，也有控制市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对节日消费市场既有顺应、利用的一面，也有控制、发展的一面。她在节日市场里分别扮演了消费者、经营者、组织者和决策者等不同角色，尽管角色扮演得有好有坏，但它丰富了宋代节日生活内容、推动了节日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节日消费市场的繁荣，使节日经济功能较前代更加明显，这一切既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城市商业乃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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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科研项目（项目号：037085）“宋代节日消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6《正月》，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东京梦华录注》卷6《十六日》。

[③] （宋）金盈之：《醉翁谈录》卷3《三月》，宛委别藏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称四库本）。

[⑤]《醉翁谈录》卷3《三月》。

[⑥]《东京梦华录注》卷7《驾回仪卫》。

[⑦]（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二月》，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

[⑧]《梦粱录》卷1《八日祠山圣诞》。

[⑨]《西湖老人繁胜录》。

[⑩]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3《观潮》，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

[11]《武林旧事》卷3《西湖游幸》。

[12] （唐）李肇《翰林志》，四库本。

[13]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中华书局1987年版。

[14] （宋）岳轲：《愧剡录》卷15，笔记小说大观本。

[15] 吴以宁，顾吉辰：《中国后妃制度研究》（唐宋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16]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76，四库本；（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中兴讲读官节料》。

[17] 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第9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7页。

[18] 林立平：《唐宋之际城市租赁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田中初：《南宋临安房屋租赁述略》，《史林》1994年第3期。

[19]《梦粱录》卷1《正月》、《元宵》，卷6《十一月冬至》。

[20]《东京梦华录注》卷6《十六日》。

[21]《武林旧事》卷2《元夕》。

[22]《武林旧事》卷3《西湖游幸》。

[23]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端午》，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梦粱录》卷4《七夕》。

[25]《武林旧事》卷2《元夕》。

[26]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青波杂志校注》卷6《榷酤》，中华书局1997年版。

[27] 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358页。

[28] （宋）洪适：《盘洲文集》卷49《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29]《梦粱录》卷1《元宵》。

[30]（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23《论财利疏》，四部丛刊初编本。

[31]《梦粱录》卷1《正月》。

[32]《梦粱录》卷1《八日祠山圣诞》。

[33]（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

[34]《岁时广记》卷1《春》“游蜀江”条。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

[36]《西湖老人繁胜录》。

[37]《梦粱录》卷12《湖船》。

[38]《东京梦华录注》卷7《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中国古代史] 宋代政府与节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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