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5-3-27 22:07 编辑
批庄子的前提要先说清楚,就是要明白老子庄子不是一回事, 老子“无为”要消灭的是管理的痕迹;而庄子“无为”要消灭的却是管理的内容,这个本质的不同,造成了老庄之间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天壤之别。老子是老练睿智的担当者,而庄子是不得已的流浪汉,这一点我们将在文章中予以说明。
读庄子的关键,不在于寓言故事,而在于重言和 卮言,这是把握哲学思想脉络的梗概。把读书读薄,就是如此。老子可以说整体观,庄子不能。
一:庄子之所以逍遥游的原因,在于他自认为超越了生死、是非、名利这三大障碍,从而可以达到与造物者游的境界。庄子没有生死、是非的障碍,可以简单看世界,有人说这是透彻。生死的烦恼是最根本的困扰,庄子摆脱了;善恶是非这个最纠缠不清的问题,庄子也摆脱了;物质生活上名利不累于身心,没有了这些障碍,因此可以达到逍遥游的境界。
这是一些学者推崇庄子整体观的原因,而庄子的生死关只看到了生死两端的事实以及不同形相禅的形式转换,而没有看到生死之间过程中的意义何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庄子认为意义不定讨论不清楚,或者说探讨意义问题没有必要,就是事实上的不可知论。当然,哲学家对“意义”的本质问题,还有许多的看法,但这些探讨侧重的是“意义”的性质的问题,而不是对“意义”问题视而不见。这对持整体观的学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漏洞。
庄子认为自己可以超越三大障碍的根本原因,就是《齐物论》,源于《齐物论》的“两环”的理解,就是是非不定和事物本身也在变化。 因此生死只是“不同形相禅”而已,而过程中又是非不定,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可知论,也就没有了善恶之类的构成人生内涵的东西,庄子的是非不定否定了根本的意义问题的探讨, 庄子不仅无视善恶意义的存在,而且混淆是非,将圣盗通论。庄子混淆善恶的原因,是对善恶标准的混淆,是被权力、财富这些表面现象蒙住了双眼,而没有看到善恶的全部和本质。
名利财富问题,实际背后隐藏的是庄子对发展问题的看法,是对劳动创造的看法,是对物质和精神二者关系的看法,是对劳动组织方法的看法,将对物质财富分配中的问题和劳动组织分工中的问题,归罪于该不该生产创造的问题。如《外篇·骈拇》《外篇·胠箧》《外篇·在宥》几篇是应不应管理的问题;而《内篇·应帝王》中“浑沌”的问题,如《外篇·天地》中“为圃者”的观点,是精神与物质关系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发展的问题。所以说庄子是反对发展的,典型言论就是《外篇·胠箧》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所以庄子无为就是不干事,或者是不得已才干事,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而已,而生存应该是如至德之世的简单生存才对。
而这些观点的根源是庄子对“无为”的错误理解,老子“无为”要消灭的是管理的痕迹;而庄子“无为”要消灭的却是管理的内容,这个本质的不同,造成了老庄之间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天壤之别。
二:庄子的善恶问题, 是与东西方哲学的观点相违背的,无视“善恶”不是超脱而是无知。
东方哲学中的百家学说,始终是将善恶作为一个根本力量,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研究的。当然百家学说的善恶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儒家的孔子没有谈善恶哪个是根源的问题,只是说如何向善的问题;到了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才有了不同的流派。而告子讲“性犹水也“又提出了客观的善恶性质的认识,如此渐渐成了共识。这种探讨不管结果如何 ,作为善恶是一种根本力量的观点应该是承认的。道家也如孔子一样,不具体探讨善恶的先后问题,而是在具体行动中探讨施行善恶的方法,如侧重“道”的运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是《易经》,将“道”的规律用于实践的是《阴符经》《道德经》,《易经》是将问题分析清楚的根本方法,《阴符经》《道德经》是分析清楚之后怎样解决的根本方法。《阴符经》较客观地反映道的一体两面作用,善恶生杀在用者一念,《道德经》是慈悲用道的极致。 随着社会的发展,善恶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化,因此对善恶的分辨越加的详尽,而随着分辨的细化各种法规,也会越来越完备。百家学说只不过是为发展的方向与脚步的快慢提供一种参考而已。
有些西方学者关于善恶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的错误认识,如同影子可以离开物体而单独存在一样,是荒谬可笑的。
在哲学领域,庄子对善恶的错误认识,原因倒不是这些错误中的一项。庄子不是如西方哲学家一样,经过严谨的论证才得出结论的,庄子和老子道学的最大区别,就是老子道学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而庄子的“道”是“已而不知其然”的,其实质并不是搞清楚了问题,而是放弃了搞清楚的努力。 庄子搞学术的方向也有问题,老子道学本身研究的重点,并不是万物之间的差异现象问题,而是研究差异所具有的不同功能,怎样为我所用的问题;也不是研究不同言论之间的差异问题,而是研究言论和道的客观规律的契合度的问题。因此,庄子的《齐物论》片面理解了道学的研究领域,看似解决了一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其实是和“坚白”问题一样性质的“蚊虻之论”,只不过是自以为聪明的庸人自扰而已。
见《内篇·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
“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见《内篇·齐物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 明。
庄子的“两环”是他学术的根本,而这个根本在哲学中是彻彻底底的诡辩。
诡辩论的哲学根源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哲学学说。MKS主义哲学认为,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绝对存在于(寓于)相对之中。因此,相对与绝对是辨证统一的。如果离开绝对讲相对,夸大相对性,就会陷入相对主义。诡辩论者往往认为,认识对象的存在是相对的,没有质的稳定性,因此也是没有质的区别的。诡辩论者还片面地夸大主观认识能力地相对性,从而否认了认识地真实性和可能性“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是他们地认识论。
基于相对主义的诡辩论者,通常以偶然性来反驳必然性,以较小可能性来反驳较大可能性,以不确定的未经论证的相反的可能性来反驳确定的观点。[size=+0]这种诡辩论者甚至设计出了可以反驳世界上任何观点的公式,那就是: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说“你认为你正确,不一定你就正确,而且你可能错误;你认为我错误,不一定我就错误,而且我可能正确”。
[size=+0]相对主义诡辩论者不知道观点的正确和错误都是需要具体论证的。光说“不一定正确”或“不一定错误”并不是对具体观点的错误和正确的论证,因而不构成反驳。 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中国战国时期的庄子、古希腊的克拉底鲁、19世纪奥地利的马赫等。
《庄子·杂篇·天下》记载了当时的各种诡辩伎俩: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有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足展]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庄子自以为聪明,认清了各种诡辩的伎俩,实际上他识破的只是关于名实、大小、同异之类的修辞和逻辑之类的诡辩问题,而真正的大问题不仅没有注意到,还陷入了更深的诡辩之中。
玩弄诡辩术的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能言善辩,道理很多。他们在写文章或讲话的时候往往滔滔不绝,振振有词。他们每论证一个问题,也总是可以拿出许多“根据”和“理由”来。但是,这些根据和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他们只不过是主观主义地玩弄一些概念,搞些虚假或片面论据,做些歪曲地论证,目的是为自己荒谬的理论和行为做辩护。 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可以说是第一个对诡辩论做系统批判的哲学家。他曾经指出”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得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黑格尔的着段话,揭露了诡辩论有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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