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蛋人与西樵山文化关系初探

浪花 · 发表于 2010-10-1 23:08:18

袁进

(佛山南海区博物馆，广东
佛山
528211)

《古今农业》2007年第4期

[摘要]珠江三角洲蛋人是岭南最古老、最原始且沿续时间最长的土著族群之一。“西樵山文化”是先秦珠江三角洲蛋人创造的一种原始文化，他们从距今6000年前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来，一直过着渔猎、捕捞生活，固守着他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文章认为，西樵山文化细石器主要是用于狩猎和纹身的工具，双肩斧、锛等石器是蛋人先民用于砍伐林木，建造船只、竹木筏及窝棚等的工具，较小型双肩斧、锛等石器是蛋人先民的生活用具，贝丘、沙丘遗址是蛋人先民临时性、季节性的陆上宿营地。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蛋人；西樵山文化；渔猎经济；细石器和双肩石器用途；贝丘；沙丘遗址；临时性或季节性的陆上宿营地。

“西樵山文化”最早见于1960年贾兰坡先生的《未来希望》一文。1965年郑德坤先生在他的《中国史前学的新发现》一书中出现“西樵山文化”。1976年出版的《中国史稿》上曾提到“以西樵山为代表的文化”。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也曾叙述到西樵山文化；[1]此后，中外书刊也多次使用“西樵山文化”一词。自“西樵山文化”提出以来，一些学者专家就有关“西樵山文化”的性质、年代、文化内涵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取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文章和专著有杨式挺先生的《试论西樵山文化》[2]及曾骐先生的《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等。但也无庸讳言，目前有关“西樵山文化”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存争议，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可以说离彻底揭开“西樵山文化”的历史面纱还为时过早。笔者不拽浅陋，试就“西樵山文化”与珠江三角洲蛋人关系问题作些浅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蛋人是岭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之一

蛋人被中原汉人称为“南蛮”之一，先秦时期散布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是先秦时期蛋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蛋人历史悠久，沿续时间长。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云：“禀君之先，故出巫蜑”。“蜑”即“蛋人”。“禀君”乃巴人祖先，大约生活在夏商之际，甲骨文中已有“巴方”。岭南蛋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属古“百越”一支，亦称“蜑”、“蜒”、“旦”、“蛋”、“龙人”、“鲛人”、“龙户”等。蛋人由于“不谙文字”、“不自记岁月”，[3]早期的历史没有用文字记述下来。今天我们所见有关蛋人的记述多出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文人之笔，故有的同志认为蛋人历史早不过秦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笔者认为，珠江三角洲蛋人活动的历史，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先秦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南经》云：“雕题、北朐，皆在郁水南。”古郁水“即今广西右江、郁江、浔江以及广东西江。”(见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486页)今广东西江中游南岸有“郁南县”，因古郁水而得名。西江由西北往东南流人珠江三角洲入南海，“郁水南”的“雕题国”，笔者认为应在西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雕题国”，晋郭璞传云：“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鲛人”即“蛋人”。晋张华《博物志》“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南朝梁任昉《述异记》：“鲛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清稗类钞·种族类·蜑人》云：(蛋人)“盖即古之所谓鲛人者”。《淮南子·说林训》：“使旦吹竽，使氐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旦”即“蛋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蜑，南方夷也。”《隋书》列传四十七《南蛮》：“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狼、曰俚、曰僚、曰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郑尚书赴南海诗》中称蛋人为“龙户”。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蜒蛮》：“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蜒也。”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蜑，海上水居蛮也。”元陶宗仪《辍耕录》：“广东采珠之人，悬绠于腰，沉人海中得珠，有司名乌蛋户。”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蛋户生于江海，住于舟船，随潮来往，捕鱼为生。”明邝露《赤雅》：“蛋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屈大均《广东新语》：“真粤人，则今之徭、僮、平鬃、狼、黎、岐、蛋诸族是也。”屈大均认为蛋人是岭南土著“真粤人”。民国人徐松石认为“蛋人”是“南中国最初土著的一种”，“最原始和最众多的岭南部族在东江以西，当为僮、蛋人和黎。”[4]
笔者赞同徐先生观点，“蛋人”应是岭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之一，即屈大均所说的“真粤人”。正是这些“真粤人”为反抗暴秦，“逃入丛土，与鱼鳖同处”[5]“莫肯为秦虏”，坚持抗秦斗争，并最终大破秦军，“杀(南海)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6]秦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大批南迁，蛋人逐渐失去了他们的陆上营地，长年漂泊海上，部分蛋人被汉人同化，上岸开垦沙田种地，成为农民。仍有部分蛋民不愿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坚守“以舟楫为家，捕鱼为生”的古老传统，历史上被南下中原汉人视为低贱的“蛋民”。珠江三角洲蛋人是岭南最古老、最原始且沿续时间最长的土著族群之一。

二、西樵山文化分布区与珠江三角洲蛋人分布区相重合

“西樵山文化包括了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群古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系指北自广州石门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贤浯以下，西自潭江以下，东自东莞石龙以下的地区。包括南海、番禺、中山、斗门、三水、新会、东莞、高鹤、宝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五个市，面积1万平方公里)。”[7]此外，香港沿海岛屿也发现有西樵山文化遗存。详见《西樵山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8]
岭南蛋人传统的分布区域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和潮汕一带。明黄佐《广东通志》云：(蛋人)“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以至惠、潮尤多”。增城位于珠江三角洲北端，东莞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香山(今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可见蛋人几乎分布于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至于潮汕一带的蛋人，受地域影响，他们与闽南传统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与西樵山文化关系不大，不属于本文探讨范围。事实上，仅笔者所知，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三水、新会、东莞、广州、增城、佛山、江门、高明、高要、深圳、珠海、香港等地历史上均有蛋人分布。西樵山文化分布区与蛋人分布区惊人一致并非偶合，笔者认为，它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岭南“最原始”土著居民蛋人的主要生活区域之一，历史上珠江三角洲浅海湾及其附近水域，曾经是蛋人渔猎、捕捞的场所和栖息地。蛋人先民在此辛勤劳作，并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西樵山文化”。

三、西樵山文化的滞后性

笔者认为，“西樵山文化”是先秦珠江三角洲蛋人创造的一种原始文化，蛋人是先秦岭南百越中一支特珠的族群，他们从距今6000年前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来，一直过着渔猎、捕捞生活，固守着他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西樵山文化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珠江三角洲蛋人先民也一直过着原始的渔猎、捕捞生活，他们“不事耕作”，[9]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此时的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农业文明，甚至进入了青铜文明。因此，笔者认为，蛋人先民创造的西樵山文化与中原同期农业文明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而导致西樵山文化滞后性的主要原因，是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浅海湾及其附近内河水域具有丰富的贝类和鱼类水产资源。当浅海湾及其内河水域有取之不尽的天然食物时，生活在这里的蛋人先民是不会考虑去发展农业生产的，至今西樵山文化遗址尚无原始农业产生的直接证据，以及大量贝丘、沙丘遗址出现就是明证。此外，人口稀少，也是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文明迟迟不能出现的另一重要原因。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广东境内共有4.5万户，25.6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人左右。可见秦以前广东一直是地旷人稀之地，因此才有了秦以后中原汉人的大批南迁。张光直先生认为“优越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华南富裕的采集狩猎族群，延缓了其农业经济发生和发展进程。”[10]。笔者赞同张先生看法，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特有的地旷人稀、水产资源丰富的优越生态环境，是导致“西樵山文化”长期滞后于中原地区同期文明的最主要原因。珠江三角洲蛋人先民则就是“华南富裕的采集狩猎族群。”

四、细石器、双肩石器是珠江三角洲蛋人的生产、生活工具

(一)关于细石器和双肩石器关系的不同意见

有关细石器与双肩石器关系问题，目前考古界尚有不同看法，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同时期说，二是“同时异相”说。主张不同时期说的同志在将西樵山细石器遗存与华北下川、沙苑、松山等处细石器遗存相比较后，认为西樵山细石器“应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分布的以渔猎为主的原始部落的生产工具特征的反应。双肩石器类别的工具多属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斧、锛、铲一类工具。在西樵山发现的两类石器，从石料、工具类别、性质和地点分布上看，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产品，前者可能早于后者。”[11]认为“西樵山包涵着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早期的指细石器遗存”，[12]主张“同期异相”说的同志则认为不同时期说“忽视了西樵山作为采石场、加工场遗址的性质以及石器地点的层位和分布规律，因而和实际情况有出入。”[13]认为不同时期说的错误在于将“细石器和磨制石器看成两种孤立的工艺范畴，把两者可能代表的经济类型绝对对立起来等等。”事实上在国外和我国许多地区，细石器往往和磨制石器出现在同一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时代的地层里。例如四川雅安沙溪遗址(14C测定年代为距今3100年±70年)的地层在出土大量有肩石器和陶器同时，也出土了丰富的标准的细石器。[14]多年来的西樵山考古发掘也证实，“西樵山周围一些遗址，如佛山河宕、南海灶岗、柏村等，两类制品也是共生的”[15]“连南蛇岗和太监岗这类主要产细石器的地点，在细石器层位中也发现了双肩石斧。这些事实清楚表明西樵山的双肩石斧制品与细石器制品是同期产物。”[16]本文认同“同时异相”说。

(二)西樵山细石器与双肩石器的主要用途

细石器在我国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某些地区还延续至青铜时代。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主要用途是将细石器嵌入箭杆、标枪的裂缝中做成箭镞、投枪等工具进行渔猎。或嵌入骨木角质梗槽中制成刀、锯、匕首之类的工具，用于切割兽皮、动物筋肉，刮削鱼鳞等。细石器主要适应渔猎经济的需要。细石器在不同生态环境地区，沿续时间不同。在我国的沙漠草原地区延续时间非常长，而在农业发达的黄河流域则消亡得早，可见细石器的消亡与农业的出现密切相关。沙漠草原地区由于畜牧业沿续时间长，故细石器使用时间也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由于农业出现较早，故细石器消亡较早。生态环境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工具。因此，导致西樵山细石器与双肩石器“同时异相”的根本原因是西樵山文化分布区内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先秦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贝类、鱼类资源极为丰富，且人口稀少，生活在这里的蛋人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足够食物，完全没有通过发展农业寻求更多食物的动机。因此，蛋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过着捕捞、渔猎生活，迟迟没有进入农业文明。既然捕捞、渔猎的生产方式被蛋人长期延续下来，那么与渔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工具细石器，被珠江三角洲蛋人先民长期延续使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西樵山文化细石器的用途，笔者认为它们主要是用于狩猎的工具。蛋人先民将细石器制成箭族、投抢等复合工具进行狩猎。贝丘、沙丘遗址常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骸，表明狩猎是当时先民捕捞经济的一项重要补充。此外，细石器做成的投枪、小刀等也可用于水中捕鱼。蛋人“常持刀槊入水与巨鱼斗。”[17]屈大均《广东新语》亦有“海酋(鲸鱼)长者至百里，背负鱼子，蛋人辄以长绳系镖飞刺之，候海酋子毙，拽出沙滩，取其脂货至百钱”之记述。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人”年轻男子至今常潜至深海用石器刺鱼。[18]《山海经·海外南经》云：“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一日在焦侥东，捕鱼海中。”笔者认为，此处记述的是蛋人先民用鱼叉或鱼标在珠江三角洲浅海湾内捕鱼的情景。蛋人先民是捕鱼高手、能左右手各操一枝鱼叉或鱼标在水中刺鱼，鱼叉或鱼标是人手臂的沿伸，故《山海经》称蛋人为“长臂国。”

西樵山细石器的另一用途是用作纹身工具。越人“剪发纹身”。《史记·赵世家》：“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欧越之民也”。《逸周书·王会解》：“越欧，剪发文身”。《淮南子·原道训》：(越人)“文身以象鳞虫”。高诱注：“文身，刻画其体内”，“似虫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汉书·地理志》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东汉应劭注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发文身，以象龙子，防蛟龙伤害。”《太平广记》卷四《蛮夷》：“越人习水，必绣其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有绣面僚子，盖雕题之遗俗也。”《说苑·奉使》：“越处海垂之际，蛟龙与争，是以剪发文身，以象龙子，将避水神”。汉杨孚《异物志》：“雕题国，画其面皮，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蛋人本属古越人一支，亦普遍纹身以避蛟龙之害。故人称“蛟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云：“(蛋人)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蛋人常年在水中捕捞、渔猎，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浅海湾内多鳄鱼(马来鳄)，对蛋人先民危害最大的就是吃人的鳄鱼。《山海经·南山经》云：“(泿水)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晋郭璞注：“蛟似蛇四足龙属”。清郝懿行案：引《水经》云：“浪水又东至南海、番禺东南入于海”。“虎蛟”即“蛟龙”，亦即鳄鱼。考古发现亦证明，在西樵山文化分布区内有“马来鳄鱼”[19]

蛋人先民要纹身必须有纹身工具。古人纹身主要采取“刺”、“刻”两种方法，故纹身又称“刺青”。或“雕题”。纹身工具主要有针锥和小刀。针用于“刺”，刀用于“刻”。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蛋人先民尚没有进入青铜文明，故纹身工具只能依赖骨针、竹针、石刀等，骨针可用兽骨、鱼骨制作，竹针可用石刀削成。《淮南子·泰族训》高诱注：“越人以签刺皮为龙纹”，即指用竹针纹身。雕刻纹身主要用细石片制成的石刀。至今“新西兰的毛利人就使用嵌有细小石器的工具进行纹身”。[20]有学者做过试验，结果证明用西樵山出土细石片制成的小刀其锋利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外科手术刀。可见蛋人先民用以“绣面纹身”，也是西樵山细石器的用途之一。

关于西樵山文化双肩石器用途，有些学者认为：“双肩石器类型的工具多属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斧、锛、铲一类工具”[21]、“双肩石器显然是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22]“有肩石斧、锛……应与锄耕农业有关”，。[23]并进而推断西樵山文化已有农业，从而将西樵山细石器与双肩石器分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代表了渔猎和农业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笔者认为这种推论依据薄弱。斧、锛等石器是一种多用途工具，既可作农具，也可作工具，还可作兵器等，在农业文明出现前，斧锛等石器只是工具和武器，并无农具属性。农业文明出现后，石斧、石锛才兼具农具属性。要判定西樵山文化双肩石器是否农具，必须首先确定西樵山文化是否已有农业。而判定农业文明是否存在的一项最重要标志，就是是否发现了农作物遗存。此外，定居生活也是一项重要标志，而目前所知的西樵山文化内涵中，恰恰缺少这两项标志性内容。西樵山文化“至今似未发现农作物”[24]遗存，大量贝丘、沙丘遗址存在，表明当时先民们仍过着流动生活，尚无定居迹象，贝丘、沙丘遗址出土物亦证明当时先民过着捕捞、渔猎生活，对此学术界多无异议。此外，贝丘、沙丘遗址出土的双肩石器多属中小型石器，并不适合农业生产，进一步证明了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蛋人先民是“不事农耕”的渔猎族群。

有的同志将珠海、香港等地沙丘遗址出土的石磨球、石磨棒，石磨盘等粮食加工工具视为农业经济出现的重要证据。笔者认为，仅依据已有粮食加工工具而推断农业已经产生与前述仅依据斧、锛等多功能石器推断农业已经产生一样是不可靠的。例如：土尔其的贝尔迪比文化已发现了石镰和磨盘；巴勒斯坦的克巴拉文化(据C14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0年前左右)也已有石磨盘，但上述二遗址出土的石镰、石磨盘均与农业无关，“这类工具当时只是采集的野生植物的加工工具。”上述两考古学文化中，“也未发现有农作物的任何遗存”。“我国华北下川文化中也有石磨盘的残部发现。”华北下川遗址属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址，这里出土的磨盘显然与农业无关[2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7引《周礼》云：
“南八蛮，雕题、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见于传，不通于华夏，在海岛，人民鸟语。”此云“雕题”、“交趾”国住在海岛的“不粒食者”，当指蛋人先民。蛋人先民正是一些“不事农耕”、“不粒食”，以捕捞渔猎为生的先秦岭南土著族群。总之，对于多用途石器若不结合其它方面材料，仅凭单一的器物类型学比较来判定农业是否发生，依据往往十分薄弱，是不可靠的，有时会作出与事实相反的推论。
关于较小型双肩斧、锛等石器，有的同志认为“手指头大小的石锛可能用来削鱼去鳞或敲开细小贝壳类。……中小型的石斧、锛以及石条状器，是采取野果的最好工具。”[26]笔者赞同此说，本文不作赘言。而其中一些较大型的，笔者认为是蛋人先民的造船工具。斧、锛等石器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前，主要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有时也用于采集和战斗，先秦古籍中无“锛”字，唐代《集韵》称锛为“平木器”。《现代汉语辞典》称锛为“削平木料的工具。”可见“锛”主要是一种加工木材工具。严文明先生认为：“(沙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以及遗址中所出生产工具多斧、锛等木作器具，并有网坠、箭头等，而没有明确农具，都说明当时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渔猎采集。”[27]严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沙丘遗址出土的斧、锛等石器只是“木作器具”，并不具有农具属性。是蛋人先民用于砍伐林木，建造船只、竹木筏及窝棚等的工具。蛋人先民是以水上生活为主的原始族群，船和竹木筏是他们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工具，为了制作竹木筏和船，他们来到西樵山开采石料，制作双肩石器毛坯，然后带回居住地加工琢磨，从而在西樵山留下了一个大型采石和石器制造场遗址，西樵山原始石器制造场的主人，应是当时生活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蛋人先民。

五、贝丘、沙丘遗址是蛋人先民的陆上宿营地

蛋人虽然“以舟辑为家”长年漂泊水上“浮海为生”，但并不是说蛋人可以完全脱离陆地而生存。事实上在秦以后中原汉人大批南迁岭南之前，蛋人在珠江三角洲的河边、海岛上均有自己的陆上宿营地。笔者认为，今天考古发现的大量贝丘、沙丘遗址，就是当年蛋人先民留下的陆上宿营地。秦以后，随着中原移民大批来到今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原南迁移民在珠江三角洲浅海湾内大规模围海造田，致使蛋人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陆上宿营地，而且失去了大面积的捕捞贝类食物的浅海沼泽地，使大批不愿改变自己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蛋人，逐渐离开珠江三角洲内河地区，而驾舟转入深海捕鱼为生，有的甚至远迁至海南岛。可以说蛋人先民在珠江三角洲被后来移民赶出家园的遭遇与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大同小异。在《(新会县)潮连乡志》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南宋之前，潮连仅一荒岛，渔民蛋户之所聚，蛮烟瘴雨之所归。迨咸淳以后，南雄民族，辗转徙居。……试观各姓未来之前，其土著亦当不少，乃迄今六百年间，而土著不知何往。所留存之各姓，其发荣而滋长者大都珠玑巷之苗裔也。”[28]潮连乡在广东新会县(今属江门市)，是西江下游一个岛屿，宋咸淳年间中原移民到来前，这里的土著居民是“渔民蛋户。”宋以后，这些蛋人“不知所往”了，取代他们的是“中原衣冠”。土著蛋人被后来移民赶出家园的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十分普遍。

蛋人通常住在船上，但有时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孩子和病人，需要在河岸、海边搭建棚屋供他们居住，这种棚屋珠江三角洲一带称作“编蓬濒水而居”的“水栏”，[29]蛋人造船和竹木筏，修理渔具，烧制陶器，采集狩猎等必须在陆上营地完成。采集狩猎是蛋人先民捕捞渔猎经济的重要补充，因此还必须有一部分蛋人(通常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在陆上营地完成。沙丘遗址已出土有石磨、石磨棒、石磨球等，这些均是蛋人在陆上营地加工采集到的野生植物用的工具。贝丘、沙丘遗址常出土大量动物骨骸，表明蛋人还必须在陆地狩猎，以补充食物。此外，为了避风，蛋人也必须离船上岸居住。多数学者认为贝丘、沙丘遗址具有季节性或临时性聚落特征，[30]笔者赞同此说。
笔者认为，贝丘、沙丘遗址是蛋人先民的陆上宿营地，由于蛋人先民流动性强，故其陆上宿营地具有临时性、季节性聚落特征。蛋人先民以捕捞、渔猎为生，当他们所居地附近贝类、鱼类资源不足以满足生活需求时，他们就会迁往另一个水产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并建立起新的陆上营地。蛋人先民在贝丘、沙丘遗址居住时间的长短，依据附近水产资源多少而定，在水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居住时间长些，反之则短。蛋人是逐水产资源而居的，他们的“游渔”特性，决定了他们无永久性居住地，这也是导致贝丘、沙丘遗址具有季节性，临时陛特征的主要原因。蛋人分为“善举网垂纶”的“鱼蜒”和“善没海取蚝”的“蚝蜒”等，[31]笔者认为“鱼蜒”系指沿海蛋人，他们生活在沿海地区，主要以在深海捕鱼为生，沙丘遗址即为他们留下的陆上宿营地；“蚝蜒”即“雕题国”中“常食赢(田螺)蟀(蚌)”的“南极之人”。[32]他们生活在珠江三角洲内河水域及沿岸，主要以在浅水捕捞贝类软体动物为生，贝丘遗址即为他们留下的陆上宿营地。

参考文献：

[1][2][7][8][12][19][23][24]详见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载《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4]徐松石：《百越雄风岭南铜鼓》第5页。
[5][9][17](清)范端昂：《粤中见闻·人部·蛋人》卷20。

[6]《淮南子·人间训》卷18。

[10]张光直：《中国东南沿岸富裕的采集狩猎文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11]曾骐：《西樵山——珠江流域原始文化的探索》，载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人类学论文集》。

[13]黄慰文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考古》1979年第4期。

[14][15]黄慰文：《关于西樵山石器制作场的几个问题》、《文物》1993年第9期。

[16]张镇洪：《1986—1987年西樵山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9期。

[18](美)梅尔文·恩伯、卡罗R·恩伯著《获取食物》，彭景元译，载《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20]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21]曾骐：《西樵山石器和西樵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22]李松生：《关于西樵山遗址的两个问题》，《史前研究》1990年至1991年辑刊。

[25]黄其煦：《农业起源的研究与环境考古学》。

[26]《珠海宝镜湾遗址第一次发掘》，《广东省文物考古所建所十周年文集》。

[27]严文明：《珠海考古散记》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

[28]肖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一文所引卢湘父《新会县潮连乡志》。

[3][29](明)黄佐：《广东通志·外志夷情下·俚户杂蛮》：“蛋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谓之‘水栏’。……不谙文字，不自记岁月。”

[30]肖一亭：《先秦时期的南海岛民·海湾沙丘遗址研究》第二节“沙丘遗址属季节性居址观点的提出”。

[3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蜒蛮》。
[32]《楚辞·招魂》王逸注：“雕画题额，言南极之人。雕画其额，常食赢蚌也。”

[中国古代史] 先秦时期珠江三角洲蛋人与西樵山文化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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