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赋税制度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

浪花 · 发表于 2010-10-7 20:34:24

先秦时期赋税制度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

程念祺

本文将扼要叙述中国古代的农业制度，怎样从上古三代的村社共同体经济，转变为后来的小农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过程。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财政需求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我们过去在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时，总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看作是根本的、直接的原因。其实，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而国家的作用往往比生产力本身更能造成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

一、社共同体经济与公田土地私制的关系

中国早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村社共同体土地公有制。即便是在夏代，这种村社土地公有制，仍保持得相当完好。
《孟子·滕文公》在谈及夏代的土地税收制度时说：“夏后氏五十而贡。”这就是说，在夏代，人民是以五十亩为一个单位，向他们的统治者纳“贡（税）”的；而且，此所谓“贡”，是出于五十亩之内，而不是出于五十亩之外。
在夏代，还存在着一种“公田”。《夏小正》中，有“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的说法。那么，此所谓“公田”，与孟子所说的“五十”亩，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都属于村社共同体的公有地。那时，在村社共同体内部，早已实行了家庭份地制度。五十亩是村社分配给其成员的份地；性质仍属公有。而《夏小正》所说的“公田”，则是在实行家庭份地制度后，村社保留下来进行共同体公积劳动的公有土地。1
大约到了商代，土地私有制开始形成。《孟子·滕文公》在谈及商代的土地税收制度时说：“殷人七十而助。”并解释道：“惟助为有公田。”很显然，“助”是出于七十亩之外的“公田”之上的。商代的公田与夏代的公田，性质不一样。商代的公田，是天子、诸候及其臣属们的私有土地。这些统治者，把村社共同体的部分土地据为己有，因名之“公田”；而由村社共同体成员无偿地为他们耕种，称之为“助”。
以公田为形式的统治者土地私有制，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其“助”的耕作方式，采取了大面积的集体共耕制。《诗经·甫田》曰：“卓彼甫田，岁取十千。”《诗经·噫嘻》：“骏发而私（耜），终三十里。”《诗经·载芟》：“千耦其耘，阻隰徂畛。”这些颂词雅句，展示的都是成千上百的村社共同体农夫们，在一望无边的大片公田上协同劳动的景象。
这样一种集体劳动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是最实际的一种可以用来支撑公田土地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对于任何一个“公田”的所有者而言，只有采取这样的劳役剥削形式，他对于公田的私有，才具有经济价值。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剥削形式，使一切工作都由村社共同体承担，土地私有者才无须负担直接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费用，而只须差遣少数爪牙，如《诗经·国风》和《小雅》里所提到的“田畯”之类，对村社农民的公田劳动进行监督检查。
相反，如果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肯定是不经济的。那样的话，统治者除了需要垫付必要的生产成本之外，在不具备充足奴源的情况下，他们还必须垫付维持奴隶及其家庭长期生存的费用。而这些费用，足可以抵消他们可能得到的利益。
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实行农业奴隶制，统治者还必须拥有非常便于开发利用的水土资源。在仅仅依靠木石工具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下，要想通过奴隶劳动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从炎黄的部落联盟到唐尧、虞舜，乃至后来经由禹、启所建立起来的夏朝，在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个不断扩展中的防御共同体；而这一防御共同体，向来是以联合为主，尽管其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暴力；惟其目的在于发展联合，而不是掠夺奴隶和土地，这就决定了在通常情况下，中原地区的村社共同体组织，连同它们所占据的水土资源，一般不会因为被征服而改变；在“柔远能迩”、1“各守尔典”、2以及“宅尔宅，畋尔田”3之类的的政治原则之下，隶属于各部落的星罗棋布的村社共同体，业已占尽了最好的和较好的水土资源。
中国历史上还有所谓大禹治水的传说。禹是治水的代表人物，附加在他身上的治水的神话，殊不可信；但是，《尚书·益稷》谓禹“濬畎浍”，《论语·泰伯》谓禹“尽力乎沟洫”，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们用沟洫排涝，以保证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实际情况。而这一事业的承担者，正是那无数的村社共同体。是它们组织各自的成员，为开沟排水提供了大量的公积劳动。可以肯定地说，治水是必须由村社共同体来组织管理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由此，也完全可以推论出村社共同体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必须说明的是，为维持村社共同体组织的存在，其本身还有许多其他的公积劳动需要。这些需要，在《礼记·礼运篇》中，被论述为“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
总而言之，以公田为形式的统治者土地私有制，实际上是以村社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时，只要村社共同体继续存在，公田土地私有制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因为，村社共同体自身的存在，需要较高的费用。无论是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还是村社共同体制度本身的存在，都必须以大量的公积劳动为前提。这种必要性，从根本上把当时的统治者土地私有制，即公田土地私有制，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从夏至商而周，无论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或所谓“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讲的都是什一税。4强调税率上的这种恒定性，恰恰反映出村社共同体所必需的制度费用及其劳动生产率，对剥削程度所构成的限制；而公田土地私有制，则只能被允许在这个限制之内。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在村社内部小家庭普遍存在，并且实行家庭份地制度的情况下，笔者之所以仍然认为当时实行的仍是村社共同体经济，而不是小农经济，就是因为在村社内部，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在本质上，仍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定期的土地分配、沟洫、公田劳动、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各种公益事业，实际
上都是由村社共同体权力支配的。这就足以表明，村社本身依旧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存在的小家庭，似不足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单位。
1参见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章，第3节。

1《尚书·尧典》

2《尚书·汤诰》

3《尚书·多方》

4《孟子·滕文公》

[中国古代史] 先秦时期赋税制度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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