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

浪花 · 发表于 2010-10-7 20:35:51

“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

白云翔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济南250100)

文史哲2004年第l期(总第280期)

收稿日期：2003-09-16
作者简介：白云翔(1955—)，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不少历史学冢认为，用以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真的“恶金”是指铁，并以此论证春秋时期的冶铁和铁器发展水平。然而，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兵器不仅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春秋铁器中大量是贵族用品或发现于贵族墓葬，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和区分。鉴于当时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可以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关键词：春秋时期；美金，恶金；青铜；铁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1—00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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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国语·齐语》载：“桓公问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鞺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诅、夷、斤、斫，试诸壤土。甲兵大足”。相似的文字，还见：厂《管子·小匡》：管子答曰“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诅、夷、锯、斯，试诸木土”。《管子》的记述，约源出于《国语》。文中所记，乃春秋中叶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与管仲的问答之语。

关于文中“美金”、“恶金”之所指，1952年郭沫若先生在有关中国奴隶制时代的论述中曾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美金’是指青铜。剑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铜铸造的。所谓‘恶金’便当是铁。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2]（P33）来，郭沫若先生又多次重申这一解释，“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之前，品质赶不上青铜，故有美恶之分”。[2](P203)并以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作为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和封建制分界的一个铁证。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持与此类似的观点。如李剑农先生也认为：《国语·齐语》的“所谓美金，即为青铜器，恶金当为易于酸化之铁。《国语》所言若可信，则在春秋时期，农器已有用铁为之者”。[3]（P26）杨宽先生也赞同此说。[4]史学大家的上述解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之者甚众。对于这样的解释，虽然也有考古学家提出过质疑，认为：《国语》所言之“美金是指优质铜，恶金是指劣质铜”，[5]但终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那么，先秦古籍中的“美金”和“恶金”究竟应当做何种解释呢?尤其是“恶金”究竟是指青铜还是铁呢?虽然有三国韦昭“恶，粗也”的注释，但仅仅从文献到文献进行考证，现在看来已经难以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有鉴于此，这里拟从考古学上对“美金”和“恶金”进行新的解释，作为一种尝试，以就正于学术界。

二、“美金”是青铜、“恶金”也是青铜的考古学阐释

将“美金”释为青铜、“恶金”释为铁的立论依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先秦时期，剑、戟等上等兵器都是用青铜铸造而不用铁制造；其二，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农耕具；其三，未锻炼成钢的铁，品质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故有美、恶之分。如果历史事实确如此，将“美金”和“恶金”分别解释为青铜和铁未尝不可。然而，大量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历史图景，却与上述认识相去甚远，甚至是相反，促使我们不能不对前人的解释进行反思。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就中原地区来说，①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器的冶铸已趋向成熟，从而进入到青铜器时代。[6]至于我国古代的人工冶铁，就中原地区来说大致始于公元前8世纪初的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公元前5世纪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7]因此，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铜铁并用时期”。齐桓公和管仲主要活动于春秋中叶，《国语·齐语》所记管仲相齐之事正发生于这一时期。因此，本文对有关考古发现的梳理和考察即以春秋时期为主，前后兼及商代、西周和战国时期。

首先，考察先秦时期的兵器。在我国古代，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兵器就开始了它的青铜器化进程。在整个青铜器时代，无论是戈、矛、剑、戟、斧、钺还是箭镞等，各种兵器主要都是用青铜制造的。即使进入到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各种兵器仍然主要是青铜制品。这已经为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人工冶铁的出现和铁器时代的到来，兵器随之开始了它的铁器化进程。我国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最：为古老的人工冶铁制品，主要是兵器。如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3件人工铁器，年代为西周晚期，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其中包括玉柄铁叶剑、铜内铁援戈和铜骰铁叶矛各1件，均为兵器。[8](P126、530)就整个春秋时期的铁器来说，铁兵器也有相当数量。据初步统计，迄今发现的可辨器形的春秋铁器计51件，其中铁兵器为18件，约占总数的35％左右，包括铁剑、铜柄或金柄或玉柄铁叶剑、铜内铁援戈、铁铤铜镞等。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铁剑，整器用碳钢锻造加工而成，[9]是目前所知最为古老的全铁制兵器，说明春秋晚期全铁制兵器已经出现。进入战国时期，兵器的铁器化进程大大加快，到战国晚期铁兵器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全铁制剑、戟、矛、殳等大量应用，并且出现了铁制防护装备——胄。如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的44号墓，就一次性出土铁胄、剑、矛、戟、短剑等铁兵器51件。[10]正是西周晚期以来铁兵器的逐步发展，为我国古代兵器在汉代基本实现铁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这就表明，商代、西周的金属兵器的确主要是青铜制造的，但西周晚期随着人工冶铁的发生，铁制兵器也随之登上了历史舞台；春秋战国时期，兵器不仅用铁来制造，并且随着铁器工业的发展，铁制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与日俱增，开始了逐步取代青铜兵器的进程。

其次，考察先秦时期的青铜农耕具。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商周时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青铜冶铸业获得了高度发展，但青铜农耕具的发展相对迟缓。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虽然始于公元前2l世纪前后，但早于公元前16世纪的青铜农耕具迄今在中原地区尚未被发现。商代和西周时期，与青铜礼器、兵器及车马器的普遍应用相比，青铜农耕具无论种类还是数量虽然都十分有限，并且在当时的农耕活动中没有大量应用，[12]但青铜农耕具的确是存在的，主要是用作砍伐的斧和锛，用于土作和田间管理的铲、锸、锄、镬、镐和犁铧等，以及收割工具镰刀和铚刀等。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青铜农耕具的种类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这一时期青铜农耕具的考古发现地点大大增加，出土数量明显增多，类型也趋于多样化了。[13]譬如，江苏六合县程桥2号春秋晚期墓出土青铜锸、铲、凿、齿刃镰刀各1件；[14]安徽舒城县九里墩春秋晚期墓出土铜斧、锛、铲、齿刃镰刀等青铜工具计15件；[15]安徽涡阳圣方楼一个东周时期的铜器窖藏出土铜锸、镬、镰刀和侄刀等农耕具80余件以及其他青铜器。仅就青铜镰刀来说，春秋时期既有锋刃镰，又有齿刃镰，仅齿刃镰刀(据1985年的统计)就至少在20多个地点发现55件以上，并且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式。[16]到了战国时期，青铜农耕具才同其他非金属农耕具一起，随着铁制农耕具的逐步普及而趋于消失。很显然，青铜虽然贵美，但在商周时期同样用于农耕具的铸造——尽管其种类、数量及应用程度远远不及青铜礼器、兵器及车马器等，尤其是春秋时期青铜农耕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是农耕活动中金属农耕具的主体。
最后，考察先秦时期人们对青铜和铁是否存在“美”与“恶”的认识问题。一般说来，未锻炼成钢的铁，其性能的确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这是事实。但如上所述，铁器出现之后的春秋时期，青铜和铁同样都用于兵器和工具的制造，由此看不出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存在着美与恶的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得出青铜是美金、铁是恶金的结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西周晚期虢国墓出土的玉柄铁叶剑和铜胶铁叶矛，经金相鉴定，铁叶部分均为块炼渗碳钢制品，也就是说至迟在西周晚期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炼钢技术。[17]所以，以为春秋时期尚未掌握将铁锻炼成钢的技术而将铁指称为“恶金”的推论，显然不符合当时冶铁技术发展的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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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中原地区，是相对于周边地区而言、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并包括长江中下游等周围地区在内的广义的中原地区，亦即东周列国的统治区域。

考古发现的铁器的出土状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人们对铁的认识和铁器的使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三门峡虢国墓地西周晚期的2001号墓为一座七鼎墓，并附葬一座埋葬13辆车和64匹马的车马坑，墓主人为虢季，是虢国的一代国君。该墓出土玉柄铁叶剑1件，发现于椁室西南隅，与铜箭矢等铜兵器放置在一起；铜内铁援戈1件，与其他铜戈一起混放在椁室西北隅。三门峡虢国墓地2009号墓出土铜内铁援戈、铜胶铁叶矛、铜銎铁锛和铜柄铁削刀各1件，墓主人为虢国一代国君的虢仲。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的1号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有铜柄铁叶剑工件，以及铜鼎、甎、戈等铜礼器和兵器等，墓主人为秦国贵族。[18]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的2号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兵器、工具、装饰品及马具等随葬品计200余件，其中包括金柄铁剑3件、金环首铁刀13件、金方首铁刀2件、金环首料背铁刃刀2件等铁器20件，以及大量黄金制品和玉器，墓主人为秦国贵族。[19]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晚期的10号墓为一椁两棺墓，随葬有铜鼎4件、编钟两套17件、石磬13件等170余件随葬品，附葬一座车马坑，墓葬的南侧棺室内出土玉柄铁匕首1件，墓主人为楚国贵族。[20]山东长清县仙人台春秋早期的6号墓，葬具为木制棺椁，随葬有铜鼎15件、簋8件、编钟两套20件、石磬10件等大量礼乐器，椁室内出土1件铁援铜戈，墓主人为邻国的一代国君。[21]其他出土有铁器的春秋墓葬，也大都是贵族墓。上述各墓中的铁制品，都是作为随葬品与其他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等一起被随葬的，并且墓主人都是贵族，甚至是一国之君。相反，春秋时期的大量小型墓葬中，却很少见到用铁制品随葬。或可认为，在春秋时期的人们看来，铁不仅不是粗劣的“恶金”，反而可能是一种贵重金属，为大小贵族所喜爱。在战国时期，铁制品仍为贵族所喜用。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早期的工号墓，墓葬主室木棺内入骨近旁出土铁带钩5件，形制各异，大小有别，或镶嵌有金板和玉片，或用金粒和金银丝错出夔龙、卷云、蝉纹等精美的图案，墓主人为相当于士大夫的贵族。[22]湖北江陵望山战国中期的1号楚墓，墓主人身份为下大夫，墓葬的椁室中出土铁质带钩2件，均用金片和金银丝镶嵌出精美的花纹。[23]类似的错金银铁带钩，在河南汲县山彪镇、郑州二里岗、辉县褚邱村、山东曲阜鲁故城等地的战国墓中也有发现，并且这些墓葬大都属于大小贵族墓。墓葬中发现的这些铁带钩，与一般的随葬品有所不同，它们是作为墓主人的服饰穿戴在死者身上被埋葬的，一般说来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物品。很明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铁并不是一种劣质金属，否则，人们是不会在铁制品上镶嵌美玉或用金银错饰出精美花纹的，统治者更是不会日常使用的。

综合起来看，在春秋时期，戈、矛、剑、戟等兵器不仅大量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尤其是当时的金属农耕具主要是青铜制品；[24]（P12）随着西周晚期炼钢技术的发明，人们不仅没有把铁视为劣质金属，反而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将其视作贵重金属，至少是与青铜等而观之的。因此，把“美金”和“恶金”分别解释为青铜和铁，尤其是把“恶金”解释为铁，显然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那么，“美金”和“恶金”究竟所指何物呢?或许所指皆青铜也。一方面，春秋时期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人们对于铁的认识还不够完善，铁器的生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还有限。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青铜冶铸技术和生产发展到了高峰阶段，人们对青铜的认识已经相当成熟。《周礼·考工记》“金有六齐”的记载和现代冶金史学对青铜器合金成分的研究表明，当时的青铜工匠对青铜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通过控制铜、锡和铅的配比铸造出具有不同性能特点和用途的各种青铜器，[25]（P72—74）青铜器在材质上是有优劣之分的。有鉴于此，或可认为《国语·齐语》中的“美金”和“恶金”指的都是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三、余论

如果上述关于“美金”和“恶金”分别是指优质青铜和劣质粗铜的考古学阐释可以成立，那么就提出了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先秦古籍考释的方法问题。

我国的先秦古籍数量大，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从总体上说，先秦古籍大多言有所据，是可信的。但是，有不少先秦古籍或因为所记之事年代久远，或因为成书时间较晚，致使材料真伪杂糅，论述有同有异，或者语言过于简略而语焉不明，虽经汉代以来历代史家对先秦古籍不断进行整理、注疏和校勘，但仍有不少内容不甚明了或不知应作何种解释，成为学术界对某些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物质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近代考古学产生之前，对先秦古籍的研究只能采用从文献到文献的办法去注疏、辨伪和考据。在考古学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并不断发展的今天，采用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先秦古籍，一些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或难以解决的难题，可能就会易于解决了。
自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来，研究先秦历史的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注重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了，并且实践证明这种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充分运用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6]（P19）同样，在先秦古籍的考释上，尽量吸收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与传统的方法有机结合，应当说是实现先秦古籍研究不断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有必要大力倡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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