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研究的价值与满铁遗存史料编纂问题

浪花 · 发表于 2010-10-9 17:57:53

满铁研究的价值与满铁遗存史料编纂问题

——大型系列档案史料集《满铁档案资料》总序

解学诗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33)

《社会科学战线》201007

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交相侵略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作为侵华的主力军，通过在华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其侵略战争提供全方位服务。满铁的相关资料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作为大型系列档案史料集的《满铁档案资料》的编纂，有其自身的编纂规律和原则，而满铁的相关研究则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和粉饰其侵略战争的宣传。
关键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档案资料》；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
中图分类号：K26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7-0105-13

《满铁档案资料》大型系列档案史料集的编译工作，经过多年努力，承蒙多方支持，终于全部完成，现即付梓面世了。①值此之际，我们作为全书编译者，回顾既往的长期工作实践，在此谨就满铁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满铁遗存档案资料编纂问题，说些心得体会，与读者和朋友们共同商讨。

一、满铁是近代中国的“国中国”

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中国近代史，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世界分割虽已完毕，但对中国这样半独立国的争夺却空前尖锐起来；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虽尚且存在，但也开始试图变法维新，并且不久终于经过革命而被共和制取代，尽管革命是妥协性的。东方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种列强撕裂中国的打斗加剧和中国社会政治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挤入列强行列，倾力侵华，把它特有的穷凶与极恶加诸中国，使中华民族遭受惨烈牺牲，造成极端伤害民族感情的严重创伤，扭曲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加速了殖民地化，成为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头号帝国主义，当然也导致了其自身的最后彻底失败。
众所周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落后，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继续保留，对外侵略扩张性格外强烈。明治维新以来，明显地推行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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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解学诗．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满铁史、中日关系史。
①编纂满铁史料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经济史重点课题之一。1958年任务下达后，由吉林大学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合作进行，编书组设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由解学诗任组长。1964年后，吉林大学创设研究所，编书工作改为两方分工合作。吉林大学方面由苏崇民负责，社会科学院方面由解学诗主持。“文革”期间工作停止。工作恢复后面临人力和出版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停止出版)。幸而2007年7月，笔者经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获准出版资助，终于使本书得以面世。此次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次推出的本书共15卷，是最近二三年由一些同志协助，在原有书稿基础上，重新清理、补充、加工、编排而成，其中：解学诗主编9卷，苏祟民主编6卷。

的大陆政策。
1874年日本即曾派兵侵犯我国领土台湾，五年后吞并琉球。日本侵华决定性步骤，是借朝鲜爆发农民起义之机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即1894年5月日本派兵入朝后，不但占领朝鲜王宫，拘禁朝鲜国王，而且不宣而战，袭击中国海军，击沉运兵船“高升”号，包抄驻牙山的中国陆军，致使中日战争于同年7月25日全面爆发。日本不仅在战争过程中肆意烧杀劫掠，特别是在旅顺开了日军大规模集体屠杀中国人民之先，战后还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变朝鲜为殖民地，并从中国割取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取赔款白银2亿两。从此，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中国经济落后和政治软弱，加紧对华侵略扩张，攫取一批批政治经济利权，用以强化其天皇制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中日战争前列强瓜分中国的格局，是以头号列强英国和在地缘上邻近中国的俄国唱主角。中日战争和战后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引狼人室政策对形势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日俄关系，至少在“满蒙”，规定着国际关系演化的趋向。
19世纪50年代俄国乘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割归已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又纠集德、法两国逼迫日本倒出业已装进囊中的辽东半岛，出演了世界史上罕有的“三国干涉还辽”一幕。日本虽无奈失去了进一步吞噬“满蒙”和侵占全中国的桥头堡，却又从中国获得了3千万两白银补偿。而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后，又调转头来向清政府谋取报答，即利用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和李鸿章的亲俄路线，在1896年5月李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胁迫其签署《中俄密约》，随后签订《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1898年俄国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东省铁路续订合同》，割取大连港及其水面，并修筑哈尔滨至旅顺的所谓中东铁路支线。就这样，不出三年，俄国便把日本吐出的辽东半岛变为自己的囊中物，并实现了纵横贯穿我国东北、总长2700余公里呈“丁”字形的大铁路。
俄国于1900年与列强共同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后，力图趁势将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我国东北扩展到蒙古以及新疆地区，故拒不撤兵。此举既刺激了老对手英国，也引起野心勃勃的日本更大嫉恨。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两国决定联手制俄，反对俄国独霸“满洲”。日本继而又因赢得美国资助，便欲孤注一掷，与俄一决雌雄。1904年2月8日，日俄虎狼之争在我国东北鸣锣开演。日本不宣而战。俄国舰队遭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日本海军奇袭。克鲁包特金的百万俄军，自l905年1月旅顺要塞失守后，节节北退，3月10日在奉天大会战中更一败涂地。绕了半个多地球东航远征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经同年5月的日本海大海战，全军覆没。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强盗战争，以俄方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置国家领土、主权和人民于不顾，宣布“中立”，使中国人民无缘无故地蒙受一场巨大战争灾难；不仅如此，战后媾和双方私相授受的还都是中国权益。
1905年9月25日的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除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外，同意将中国辽东半岛租借权及东省铁路(即中东铁路)南满洲支线即长春以南部分割让给日本。日本当时曾表示，日俄战后“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①，可是，1905年12月，日本胁迫清政府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②却规定，清政府不但“概行允诺”《朴茨茅斯条约》中的有关规定，而且还被迫交出许多新权益，诸如：新开商埠16处；允将日军所造安奉铁路由日本继续经营；允“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木；“满韩交界陆路通商”按“最优国之例办理”等等。此外，日本还擅自将中日会议录称作“秘密议定书”，并在此后向中国攫取利权时和与中日交涉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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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演季外交史料》第181卷，北京：北京和济印刷局，1932年，第27页。
②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l982年，第338—342页。

常强行援引。①当然，通过日俄战争，日本最大所获还是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对于前者，1906年10月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对于后者，同年11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台，简称满铁。
列强经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认识到，单凭武力无法征服老大而却不屈的中国，且因群狼毕至，哪一个强盗都难以单独达至侵华灭华目的。于是，所谓“门户开发”和“机会均等”口号便应运而生，且愈喊愈凶。②“和平”地、经济地撕裂中国的岁月开始了。日本一方面继续推行其既定的从侵略“满蒙”开始实现对华独霸政策；一方面同样投入列强“开放”“均等”的瓜分中国狂潮，在争夺中国通商口岸、租界、铁路以至煤铁矿山等诸多方面，同列强角逐。而应势与关东都督府同时出现的满铁，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它体现出了特殊的使用价值，与其他列强相比，日本打造满铁，不能不说是为侵华灭华而祭出的险恶一招。中国著名史学家胡绳曾指出，满铁“名义上是个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直接管理下的一个经济机构”③。历史表明，满铁是日本官民一体和文武双全的综合侵华实体，是强贼钻进中国肚皮建立起来的庞大而独特的侵略机构——“国中国”。
美国是日俄媾和撮合者，也是妄图坐收战争渔利者。1905年正当日俄在美国进行媾和谈判时，美国铁道大王哈里曼急忙溜到日本，与日本首脑们谈判收购南满铁路获得初步成功。而使美国计划受挫者，又正是在美同俄进行战后谈判，随后又前往北京同中国交涉的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郞外相。在历史上，他是“满韩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生命线”的第一个提出者。至于所谓“满洲经营”，他早在由美归国途中就作了盘算：“在旅顺口设立关东总督府，负责经营南满铁路及其他事业。”不过，后来却是满铁面世了，而满铁的始作俑者，则非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莫属。他俩是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搭档：儿玉是台湾总督，后藤任台湾民政长官。儿玉在日俄战争时任日军总参谋长，当他率军打过鸭绿江时，脑海里便浮现出了模仿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满洲”的念头；而后藤于1905年夏日俄战争甫停，就以向儿玉进行政情报告之名进行了满洲视察，并将此前受命于儿玉所作成的《满洲经营策梗概》提交出来。《梗概》开宗明义声称：“战后满洲经营的唯一要诀在于，表面上经营铁路，背地里百般设施。”④及至后藤很快当上满铁首任总裁时，他的所谓“要诀”顿时升华为他的著名殖民主义理论——“文装的武备”论，并受到当时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等人的青睐。后藤解释称，简单说来，“文装的武备”就是用“文事设施”以备他人侵略，一旦有事兼可有助于“武断的行动”。这里所说的“他人侵略”，主要指俄国武力报复，但“文装的武备”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所以，后藤又直截了当地说，所谓“文装的武备”就是“以王道之旗行霸道之实”。至于“文装的武备”的中心，后藤说“当然在于广义的经济发展”，此外还有教育、卫生、学术等等。⑤由此可见，满铁是日本独霸“满蒙”、征服中国和在经济政治上伙同列强瓜分中国的文攻武略之日本侵华重要工具。以“文装的武备”论为灵魂的满铁，就法人资格而言，是准据特定立法设立和行动的特殊会社；从发挥的作用来说，则是代表日本国家意志和代行政府职能的所谓“国策会社”。其特征：
(1)资本构成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直至第四次增资至24亿元，日本政府始终持股50％；多达资本两倍的社债虽由财团承受，但日本政府保证本息。
(2)满铁首脑均由日本政府任命，尤其总裁、副总裁是须经天皇裁可的Et本重大人事。先后17任总裁，都是大臣级政客或财界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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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日方所称之“秘密议定书”，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25-233页)中，进行了充分揭露，指出其本身无非是一种外交会议录，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②美国是正式以文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即1899年9月美国向各列强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照会。1900年7月，列强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后，美国又向各国发出第二次关于“门户开放”照会。同年10月，英德达成对中国政策协约。从此，“利益均等……保全中国”，就成为美国倡导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而所谓“保全中国”，是以帝国主义列强利益为前提的“保全”。
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7—768页。④鹤见枯辅：《后藤新平》第2卷，东京：劲草书房，1990年，第678—679页。
⑤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东京：劲草书房，1990年，第814—816页。

(3)满铁的运营始终处于日本政府指挥监督之下，特别是外务省、大藏省等对满铁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监督权和发言权。“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对满铁成了事实上的监督者。
(4)综合经营营利事业与非营利事业。营利事业，首要的是铁路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水运、公路等；其次是矿工业，如抚顺等煤矿、鞍山昭和制钢所等；此外还有渗透到农工商各业多达六七十家的所谓“关系会社”。满铁正是因为拥有实力雄厚、利润高额的营利事业，更有可能从事非营利事业，如调查情报活动和所谓铁路附属地经营等。满铁的调查情报网遍布我国东北、华北、华中，日本及欧美各地，满铁调查活动峰期专职调查人员即达2500人，还不包括其他谍报特工人员。满铁在铁路沿线制造的所谓附属地，非法占地500平方公里以上，在那里，他们排斥中国主权，非法行使行政权，驻军设警，扶植各种侵略势力，进行文化侵略。
满铁理事冈松参太郎博士在论及满铁的事业经营时曾称，满铁的“目的不是以彼为主以此为从，乃是相辅相成。它的目的可以说存在于言外，彼与此都不过是达致这一大目的的手段”①。不言而喻，冈松所说的“大目的”，就是侵略扩张国策的实现，包括必要时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而满铁的经营，不管是营利事业抑或是非营利事业，都直接是实现“大目的”的手段。就此而言，满铁不同于一般的日本驻外企业团体，甚至也有别于其他特殊“国策会社”。满铁的经营活动是侵略战争国策行为的具体化；平时，满铁的经营活动带有备战目的，战时更从组织上化为战争机器，全力致力于侵略战争。
如前所述，日本通过13俄战争不单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侵略衣钵，夺得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同时在北京的中日谈判中对清政府施压，还攫取了一系列新权益。随后，1909年经所谓东省“五案交涉”(加上所谓间岛问题交涉，共为六案)所攫得的权益也多数是属于满铁，诸如满铁修建大石桥至营口支线，抚顺及烟台煤矿由满铁开采等。而此次迫使清政府软化的基本手段，也还是武力威胁下的最后通牒。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无暇东顾，规模空前的军火生意使日本迎来了“黄金海啸”，急剧膨胀起来的日本，借机掀起以满铁为先锋的侵华、灭华新高潮。1915年，日本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无理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的侵占期限延至99年。与此前后．日本假卖国贼袁世凯之手，夺取了“满蒙五路”和“满蒙四路”的成批铁路权益。同时，日本乘俄国革命之机，攫取中东铁路和将俄国势力全部驱除北满的活动也全面展开。先是日本与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签署将第二松花江至宽城子间的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的备忘录，继而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十月革命期间，又在国际监理的名义下，进行了以武力为背景的同美国的中东铁路激烈争夺。大战期间，满铁自身也开始推行扩张社业的所谓积极方针，新丘煤矿的窃取和鞍山制铁的设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满铁即派藤田理事率数百人随军侵入山东半岛，取代德国，占领胶济铁路和淄博煤矿、金岭镇铁矿等。正是因为日本拒不交还山东利权，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激起中国人民极大义愤，导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议题包括日本归还山东半岛的1921年华盛顿会议之后所形成的国际关系新格局，虽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受到遏制的华盛顿体制，但是，日本并未因此而收敛其侵略扩张行径，在“满蒙”日本明确决定以“东北王”张作霖作为工具攫取利权，进而实现其对东北的独霸。③为此，1925年因郭松龄反奉，张作霖虽面临灭顶之灾，关东军(还有朝鲜日军参加)竟公然以保护满铁铁路附属地为名进行武力干涉。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更开始推行对华侵略的所谓积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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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冈松参太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性质·关东都督府官吏的性质》，明治40年3月24日稿，油印本，第7页。
②日俄战后，日本极欲改筑安奉铁路。1909年8月613，日本公使向清外务部发出最后通牒：“决定不俟贵国之协力，自行改筑安奉之线路”，并派出13本守备队和日本警察进行掩护。结果，清政府不仅在安奉铁路问题上妥协，而且当时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所谓“五案”和“间岛”问题交涉，也急转直下，大部分满足了13方的要求。它是日俄战争后清末政府对日本最大一次妥协屈服。
③《关于对张作霖态度之件》(1921年5月17日阁议决定)内称：“援助握有满蒙实权的他……确保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13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东京：原书房，1972年，第524—525页。

为此，日本政友会头目、三井财团代表山本条太郎被任命为满铁总裁，①他在刷新和扩张社业的同时，展开了以张作霖为对象的夺取铁路权益等活动。1928年蒋介石新军阀的“北伐”节节北进。日本唯恐当时身在北京的张作霖退回东北时，将北伐军引进东北，乃在同年6月张作霖回奉途中—皇姑屯，炸死了他，他当时身边正带有山本条太郎逼签的“满蒙新五路”合同。只因中国方面的慎重处理，张作霖之死才没有导致日方所预期的那种情势，即可以借之采取武力行动的政治混乱，相反经过张学良的坚决果断地实行“易帜”，却造成了日本最不希望看到的东北与南京政府的统一。从1929年起，关东军武装占领东北的准备明显加快；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终于从东北开始，将中国推人侵略战争的战火之中。
如今业已得知，作为关东军重要备战之举的历次参谋旅行都有满铁参加。②鼓噪对华行使武力的急先锋正是以大川周明为理事长的满铁东亚调查局和以满铁社员为骨干的满洲青年联盟。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供称：“发动满洲事变是关东军与满铁的共同行动。”③参加事变行动的4万名“社员”中，有2．2万名因“功”受奖。事变之初，关东军刚刚逾万，如果没有由广大附属地构成的战争基地和10余万日本侨民的起而武装，如果没有满铁各地公所、事务所的拼凑伪匪军、制造暴乱和策动汉奸投降派等的侵略据点作用等，不可想象。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也是关东军与满铁的联手“创作”，就连“建国宣言”之类都出自满铁社员之手。而且，为推行币原外交而特被任命为满铁总裁的日本政界元老内田康哉，事变后没有几天就倒向军方，并为统一国是而奔走呼号，人阁充任外务大臣后，又为“承认”伪国而发表强硬声明：不惜实行“焦土外交”④。
日本在将局部侵华战争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满铁的功用亦不可低估。日本华北“驻屯军”制造“华北独立”阴谋达到高潮的1935年，两次对华武力威胁——在山海关集结日军，都是关东军与满铁共同所为。⑤同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批准兴中公司的设立，华北日本“驻屯军”要求满铁派出大规模的“军嘱托班”。前者是满铁在华北的分号，后者则配合“华北独立”阴谋进行紧急经济调查、选择利权掠夺目标和进行备战调查。“七七”事变时期的满铁和“九一八”事变期间如出一辙，除迅速将关东军和来自日本的侵华日军输送到华北和“蒙疆”战场外，两万余名满铁社员伙同日军占领了5千余公里的华北铁路；满铁全额出资的兴中公司则以“军管理”之名侵占了华北全部主要厂矿企业。满铁虽然没有像在东北那样实现对华北经济垄断，和实行伪满那种经济统制模式，但是，华北的铁路交通和山东、大同等重要矿山都掌握在满铁势力手中。同时，华北沦陷区的战时经济政策，特别是诸如“物动计划”的制定等竟成了满铁机关的经常业务。1939年扩大起来的“大调查部”，更加成为推进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最大情报调查中心。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为核心的对华诱降的所谓“和平工作”，则持续到日本的最后战败。但是，在侵略战争中诞生的满铁，并未避免与日本的战败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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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本条太郎(1867—1936)还曾五次连任众议员，1935年任贵族院议员。
②1953年8月河本大作(曾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满铁理事)笔供中称，几乎历次参谋旅行都有满铁人员参加。中央档案馆，119—2，1103，2，第26号。
③松冈洋右：《兴亚大业》，1941年。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WT7LMT21，第65—67页。
④内田康哉(1865—1936)，1901年任驻北京公使，1911年任西园寺内阁外相，1918年后历任原敬、高桥、加藤各内阁外相，之后两次任临时首相，“九一八”事变前夕，为推行币原外交，任满铁总裁，但很快倒向军方，并在1932年人阁任外相后推行为“承认”伪满不惜一战的“焦土外交”政策。
⑤1935年6月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中国提出国民党军政力量全部退出河北省的最后通牒，当日关东军即命令满铁动员人力物力向山海关集结兵力，结果，将7个列车的168辆火车的关东军送到山海关，所谓“何梅协定”签定后始退。同年11月12日，日本针对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和制造“华北自治”，满铁再次奉令将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运至山海关一带，11月25日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始退。

二、满铁研究的史学价值

满铁基于其一贯的侵略性质。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几乎所有的重要侵华行动，作为中日历史的特殊时空，其行为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其中涵有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与事实。满铁研究确实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可为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几乎一切线索和许多重要内幕。战后不久，日本的进步学者和学术团体，例如安藤彦太郎及其领导的满铁史研究会，就是以满铁研究为课题，刻意系统深入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演变，取得积极成果。安藤彦太郎主编的《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①堪称真正科学地研究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的开路之作。该书在阐述其初衷时写道：“我们选取这个课题，是想考察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特质，探索中国方面的反应，把握近代日中关系历史的整体结构。”进入20世纪80年代，野野村一雄著《回想满铁调查部》②和石堂清伦等著《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③等先后面世，这些都是坚持正确立场的原满铁调查员揭示满铁调查情报活动实质与实态的著述。例如，石堂清伦在书的序言中指出：“在十五年战争中，满铁调查部始终在战场的第一线，为日军的施策和调查而献身。为此，调查人员中有的已做了相应的反省。”还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不进行反思“就谈不上对满铁和满铁调查部的评价”。自不待言，日本的诸如此类有价值的著述，对推动正确的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研究，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不过，综观战后日本史学研究，特别是真正科学的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研究现状，纵然不能说是有悖预期，但也与预期相距甚远。状况的出现，资料限制不可否认，但重要的还是形势与环境原因。战后很快被纳人世界冷战体制的日本，政治与社会结构改革中辍，尤其因执政党右倾化明显，对战争历史态度暧昧，致使战争势力残留，右翼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错误史观泛滥，甚至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与“文化”现象。满铁和伪满洲国等“满蒙”历史问题，居然成为右翼势力大做文章、反攻倒算的手中“王牌”。本来这些中日历史的重大问题尚未清算，却反而又被他们带上掩盖侵略、粉饰战争的“光环”。1945年，日本归侨组织——满蒙同胞援护会成立，1953年3月该会理事会决定编写以“满铁史”为前篇，“满洲国兴亡史”为本篇，“满蒙撤还史”为后篇的“满洲国兴亡”三部曲，及至1971年全部出齐。
满铁作为日本最大侵华殖民国策会社，全方位地充当使“满蒙”殖民地化的急先锋，且在1931年武装占领全东北时，与关东军“形影相随”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故将“满铁史”作为三部曲之前篇，不无缘由。不过，1965年出书时却改名为《满洲开发四十年史》，④实际仍系关于满铁历史的巨著，它以满铁经营为主线，展示了东北各经济部门。主编为原满铁理事大藏公望。
三部曲的本篇《满洲国史》⑤于1970至1971年最后出场，在总论和分论中分别描述了伪满洲国政府、协和会、地方、治安、经济、产业、交通、蒙古等各领域、各部门。主编是原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和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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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书1965年10月由日本御茶之水书房出版。安藤彦太郎现任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学会会长、日中学院院长。
②该书1986年4月由日本劲草书房出版。野野村一雄为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曾在满铁调查部资料课工作，在满铁调查部事件中被捕。
③该书由日本原书房1986年10月出版。石堂清伦曾在满铁调查部资料课工作，满铁调查部事件中被捕。战后从事日共的理论工作，后退党。该书作者还有野间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
④该书于l965年1月由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出版，共3卷(上下卷)，2200余页。主编大藏公望，曾任满铁运输部次长、理事，后任日本东亚研究所副总裁。
⑤该书由总论(880页)和各论(1291页)构成，于l970年和1971年先后由满蒙同胞援护会出版。主编片仓衷，曾任关东军参谋，日本战败前任202师团长，是日本战后宣扬侵略战争史观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古海忠之原为伪满总务厅次长(有的日本书刊称其为“实质的副总理”)，作为战犯曾在中国服刑，归国后一改其认罪态度。

以《满蒙终战史》①为名的三部曲后篇，最先于1962年亮相，它以120万日侨撤离“满洲”的状况为叙述主题。主编是与军部过从甚密的原满铁副总裁平岛敏夫。
三部曲出演的20世纪70年代初，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与日本右翼猖狂活动的高峰期。两种历史现象不期而遇，恐非偶然。三部曲的视角与内涵不尽相同，但基调和主题却毫无二致，即都是标榜客观记录史实，实际为当年的侵略与战争大唱赞歌，都是利用“满洲”问题为新的扩张重弹老调。三部曲堪称关东军、满铁、伪满洲国关系右翼势力的言论总汇。而与三部曲同时抛出的由甲级战犯岸信介主编的集录数百篇回忆录的《啊!满洲》，②不啻为三部曲的画龙点睛之作。岸信介在书中公然把伪满洲国称作“真正非凡的近代国家”，还说为它“倾注了纯真的热情”。
20世纪70年代中日好不容易才恢复邦交，可是右翼却持续其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之行径。上述主编三部曲本篇《满洲国史》的片仓衷和古海忠之，竟然还在同一时间(1978)、同一出版社(经济往来社)，用几乎完全一致书名推出两本书——《回想的满洲国》(片仓)和《难忘的满洲国》。这两本很快即被人们斥之为“很坏”的书，显然是继三部曲后右翼再次鼓噪的二重唱。片衷的书中充斥着当年的“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老调；而古海则公然鼓吹“满洲国不仅包含着世界史、特别是亚洲史的转折性重要因素，而且展示了所谓后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③。应该指出，古海在这里完全推翻了他当年在中国作为战犯受审时的全部招供，④和代表战犯们撰写的表示服法认罪和侵华罪行的长篇(近2000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手稿)的观点。⑤所以，那一时期中外媒体出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字样，并非空穴来风。
从三部曲到二重唱，很显然，宣扬的核心观点是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合理”性，而满铁恰恰成为这种宣传更为理想的筹码。故一时间原满铁的首脑和骨干们倾出亮相，不无缘由。(如大藏公望任“满史会”会长，原满铁总裁国泽新兵卫、山崎元干，副总裁八田嘉明，理事村上义一、田中清次郎等以顾问、理事、监事等名义参与其间)。固然短命的伪满洲国也是侵略者屡屡自诩的对象，但相对而言，日本侵略者自视为最成功和最富经验的殖民扩张模式是满铁，尤其是在经济层面，更宜于宣扬彰显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开发”论。所以，“满蒙”兴亡三部曲前篇《满铁史》之改为《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不是单纯的书名改换。战后60多年的历史实践表明，“开发”论是误导最广、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右翼错误史观之一。
大藏公望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的序言中称：

本书不想对日本开发满洲的功与罪予以评论。这是一份离开政治观点，如何栉风沐雨献身于旷野开发的事实记录，是由于日本人的创见和勤奋而遗留下来的经验写照。对它的研究与反省，须等待即将到来的重新评价的机会，它对于从新的和平观点出发的落后地区工作，是有利用价值的。

我们姑且不谈大藏在这段话中所暴露出来的无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偏见与傲慢，和所谓“重新评价的机会”、“新的和平观点”等的潜台词与寓意。但是，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大藏是把日本普通群众的无辜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掠夺罪行混为一谈，妄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通过“开发”论的宣扬，掩盖侵略掠夺本质，又利用“开发”论的鼓吹进行新的扩张。
众所周知，作为贵族男爵的大藏公望是资深的日本统治上层，深谙顶层施策奥秘，特别在满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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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书1962年由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主编平岛敏夫曾任满铁副总裁和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在满铁期曾主持对苏谍报谋略活动。
②该书于l965年由日本满洲回顾集刊行会出版，岸信介以刊行会长名义为书作序，书中收入400余篇回忆录。
③古海忠之：《难忘的满洲国》，经济往来社，1978年，前言。
④古海忠之受审时的笔供已在中央档案馆整理，参见《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5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327—811页。
⑤该稿系古海忠之、三宅秀也、菊地修一、城野宏等4名战犯在服刑中执笔撰写，1964年4月完成，共约2000页。书的前言中称：“本书可以说是1062名战犯的集体著作。当然也参考了各种图书资料，但构成主流的一个个事实，都是每个人亲自所犯，亲眼所见，非常真实，绝非出自想象。”

间他是亲自胁迫中国攫取诸多利权的当事理事，可他在这里竟然佯装清高，标榜“离开政治观点”，只致力于所谓“开发”落后地区的历史记录。问题在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所进行的所谓“开发”，是无法“离开政治观点”的行为。不错，描写满铁和日本在“满洲”进行“开发”情景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是这样做了。然而，事实的客观存在和主观妄图阉割事实是两回事。例如，在阐述鞍山钢铁资源的所谓“开发”时，故意回避下列事实，不等于它们不是俨然存在的事实：满铁地质调查所长木产的非法探矿；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勾结汉奸于冲汉用金表贿买北京农商部的“格外通融”获取鞍山八矿区；设立与满铁“异名同体”的完全假合办的振兴铁矿公司；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筹划于朝鲜新义州设立炼钢厂时叫喊称“只要完全地利用满洲的资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白白地雇用中国人，使他们找到职业”①；战时杀鸡取卵式的资源掠夺；对中国工人的战时法西斯高压与迫害等等。
大藏的所谓“离开政治观点”归根到底就是阉割反映侵略掠夺本质的事实。但这是一厢情愿。包括大藏本人言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大量地记录在满铁等日方机构遗存的文献资料中。这里不妨摘录一段1926年7月大藏理事与外务省木村亚洲局长的谈话，当时他们正在为落实满铁拟定的20年、8800公里、35条线的所谓“满蒙开发铁路网”计划而进行磋商，当谈及新丘煤矿铁路线时，大藏发表意见称：

考虑到将来宜将抚顺煤运出作为日本内地用煤，而让满洲使用新丘煤，则该线是运输新丘煤所必需的运煤铁路，并应与满铁干线新台子站连接。然而，因该线与京奉线一部分并行，由满铁申请修建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试图待将来满铁取得新丘煤矿的全部权益时(目前满铁在新丘矿区中，在中日合办大新公司名义下，拥有勘采权)，让杨宇霆带上总办的头衔，由镰田担任督办，并使杨宇霆提出修筑有益于该矿山的新丘到新台子线。②

这段话是否主要吐露了如下四层意欲：
(1)将优质的抚顺煤全部作为“日本内地用煤”，让东北当地使用新丘(即阜新)煤和其他劣质煤。(1926年抚顺煤产量为648万吨，输出日本145万吨)③
(2)进一步获取新丘全部矿权。(1914年，日本大仓组借口非法勘查新丘煤矿的日人技师被中国人击毙，要挟中国获得6个矿区，设立各经营3个矿区的两个假合办的大新、大兴公司。满铁接手后，利用当地土豪刘海轩等人，从1920年到1925年，对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大小官员行贿18次，支付贿款15．9万元，窃得矿区25处，但这也只是新丘煤田的一部分)④
(3)运销新丘煤不用中国资本铁路，计划修筑与南满铁路连接的新丘线，但因该线有一部分与京奉线平行，满铁无法申请修筑，因为满铁曾多次以“与南满铁路平行”为由阻挠中国铁路建设(如新法铁路，锦瑷铁路等)。⑤
(4)收买中国人作工具。为实现上述路矿利权，拟给奉系军阀实权人物杨宇霆带上新丘煤矿总办头衔，好让他提出新丘线修筑申请，但实权由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以督办身份掌控。

[中国近现代史论] 满铁研究的价值与满铁遗存史料编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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