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2:40:18

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

——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

荣剑

《历史学》201005

[摘要]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对以往那些无可置疑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前提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核心价值的辩证把握和具体运用，即从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事实及其规律的认定、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阐释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传统，把现实、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形成整体的长时段的大跨度的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的客观分析中建立起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的基本尺度。用欧洲中世纪社会演变的资本主义前途来评判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危机的性质，是导致中国史学丧失自我历史意识的根源所在。中国在向现代性社会的演进中必定将历史传统带入新的时代。
[关键词]前提批判；比较史学；历史差异；普世史观；历史逻辑；历史评价
[作者简介]荣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广州510275)。[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10．1．17—34

引论

20世纪初，民国的几位史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不同场合都曾经感叹他们遇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那时才刚刚拉开序幕，最近的这3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历史情节，百年来人们期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正在到来。
中国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就是对这个“大变局”的性质及其演变趋势的积极思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和一个新的史学时代的到来，体现出史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它应有的问题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中国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是对上述论战所提问题的延续和深化，其实质都是围绕着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发展和现代转型而展开的。然而，在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问题上之
所以长期不能形成共识，从根本上说，是由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造成的。那么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传统，把现实、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形成整体的长时段的大跨度的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历史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认识必须基于一种比较的史学研究方法，而比较史学观的核心是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和特殊的发展路径；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问题，必须彻底清除史学叙事中的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必然涉及对中国前现代的制度构成及其发展的历史评价问题。然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中培养起来的历史价值观，弥漫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妨碍着人们对历史作出客观的判断和评价。
中国史学的前提性思考与批判，不是要推倒史学既往的所有历史结论，也不是要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史学体系，而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我们能够判断一些以前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前提有问题时，并不是我们的智慧所致，因为历史本身的发展已经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在历史豁然开朗的时刻，那些曾经被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真相已经逐渐地显现出来。在这些历史真相面前，任何只要不抱着偏见和陈旧教条的学术研究者均能将自己的研究向历史真相不断靠拢。

一、从现实出发回溯历史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在他的《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指出：“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他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是个极大的错误，机械地由古及今研究历史，就可能为寻求现象的起因而浪费时间。他主张如麦特兰所说的“倒溯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⑴
研究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性质及发展，必须从现实出发，从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从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出发。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已经经历了两波浪潮。第一波是由欧洲发端，扩散到北美大陆，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以西方的核心价值为依据的发展模式。第二波浪潮源起日本，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东亚模式”。进入21世纪，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现代化的第三波浪潮，在这个浪潮中，中国显然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这在中国自晚清新政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现代化的“西方经验”和“东亚经验”都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崛起的真正原因。
与现代化的“西方经验”和“东亚经验”相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比较优势”何在?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谈到过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诸如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巨大的消费市场、超高的储蓄率、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儒家的实用价值观、国家的动员和操控能力，等等。在我看来，中国所有这些“比较优势”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国家的力量。这种国家的力量既体现在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等方面，也体现在它在经济上的巨大的动员能力、开发能力和整合能力上，它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和调控能力显然是其他经济体都难以达到和效仿的。实际上，在社会自我配置资源和自我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力量从来没有真正地从社会领域彻底退出过，相反，在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中，国家的动员能力、投资发展能力、综合调控能力都得到了加强，在地方和社会权力边界大大扩展的情况下，国家的中央集权管理的性质没有被改变，被改变的只是中央集权管理的模式或方式。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还拥有如此之多的国家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没有迟滞反而是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对任何一个实行西方市场模式的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事。
从“中国经验”中能否概括出一个“北京共识”并期待将其向全世界推广，显然还是个有待验证的问题，但它至少表明了诸如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在这位作者按黑格尔的方式所描绘出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后胜利”的图景中，所有国家的社会进步机制除了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性”之外，“已无其他途径”。⑵中国的发展奇迹是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历史预言的有力驳斥。只要抛弃了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正视中国在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重新崛起的现实，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特有的制度安排及其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很显然，“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的制度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制度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之间的张力并没有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被消解，相反，不同制度之间的比较和冲突倒促使我们比在以往互相隔绝的时空中和意识形态的铁幕下更能清晰地看到制度差异的重要性。这是民族国家自我认识的前提，也是历史学的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最终能够意识到，中国的制度性特点及其比较优势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或变革，它反映了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特殊发展逻辑，这种特殊逻辑是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自我确证和显现的，同时也表明把这个特殊逻辑从以往被遮蔽被迷误的境地中解救出来是历史学何等重要的使命。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所写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被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看作是了解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参考著作，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瑞认为麦迪森依靠这本著作而对该组织的影响“无法估量”。⑶就是在这本书中，麦迪森通过对中国自公元960年至2030年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的经济发展的综合表述而为读者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因为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15世纪。在这段时间里，“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⑷直到19世纪初，中国和欧洲相比已处在历史衰退时期时，中国的GDP总量也比欧洲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⑸中国经济的真正衰退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在后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在世界 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降到了它的1／4。⑹这种似乎不可逆转的衰退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即被终止，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又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按麦迪森的估计，到2015年，中国又将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麦迪森这份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在估计方法的选择、假设的建立、原始数据的质量和数据处理方式上，存在着如该书译者已指明的那些问题，但是，麦迪森比许多历史学家更具历史感的地方就在于，他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长期被人们熟视无睹的那些重要事实，更重要的是，他重新贯穿起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读了他的这份报告，历史学家必须思索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时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性?进而言之，中国当前的现实对于我们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究竟又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我认为，至少如下三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考虑的。
第一，中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从18世纪以来的经济衰退和西方在同时期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凭借着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中国和西方在制度上的历史差别意味着什么?
第二，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和不能自主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是否就是对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的确证?如果是，那将如何解释中国在近代以前持续存在着的经济的增长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尤其将如何解释中国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现状和前景。
第三，中国在30年内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否已经实现了和西方相同的制度条件，如果不是，那将如何解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否就是集中地体现在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上?这种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和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关联性?现代中国社会是否还是在历史规定的道路上运行?
回答上述问题，必将涉及对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根本问题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特别是将涉及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按照传统的也是权威的观点，中国在它进入近代的社会变迁以前，是和西方社会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和西方社会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封建主义阶段，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中国是在西方社会率先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社会状态，由是而产生了诸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中国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再茁壮成长”这样的疑问。这些疑问的提出者和思考者，显然没有更进一步地看到或不愿意承认中国是在和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中运行的基本历史事实；为解答这些疑问而出现的如汗牛充栋般的理论著述，如果在判断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这个前提上出现偏差的话，那还能指望产生什么样的科学结论?毫无疑问，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现实对历史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重新研究和认识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如今。中国可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⑺对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衰退和复兴的惊人变化，历史学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比较史学视野中的中西历史差异

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差异，并由这种制度差异决定着它们不同的社会发展和向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这是中国历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中国史学体系是否能够科学建立的前提。按现行史学体系的普遍理解，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都是依据五种社会形态依次进化，都曾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虽然史学界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但这些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结论：中国在近代面临着向资本主义转变时仍然处在封建社会阶段，也即是处在和西方相同的历史阶段。把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完全置于封建主义的框架内来予以认识，导致了在历史理论上的一系列误区，因为“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根本不足以概括中国自秦以后的社会性质和发展。⑻
社会性质是对一个社会处在何种状态和发展水平的总体概括，它是根据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社会关系的构成方式及其国家权力的配置方式而加以概括的，它是一个社会何以如此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依据。社会性质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也决定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式。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制度差异及其不同的社会演化路径，就是由它们不同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美国的中国史学家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人们怎么区别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不同因素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他引用马克。艾尔文的著作《中国以往的模式》中的一个答复：“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它的一种文明”。魏斐德对艾尔文把中国的统一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认为后者忽视了“统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或规范的概念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用强调中国文明化过程中的统一来解释建立在中国传统秩序中心的帝国，也似乎过于简单了。但他承认，对统一的强调起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当把中国的长时间的统一和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所陷于的长期分裂相比较时，的确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重大差异。“统一是中华帝制历史的重要模式”。⑼
魏斐德洞见了一个观察中国历史的重要线索，但中国何以长期统一，西方何以长期分裂，在魏氏的著作中我们没有看到更精辟的分析。在一个广大的疆域内将多民族多实体统一在一个国家内，显然要远远难于将其分而治之，只有超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统一和分裂，一定是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不同结果。
马克·布洛赫在他的《封建社会》一书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把“封建制度”视为中世纪整个欧洲的一个制度，更不用说把它看作是人类社会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都必须普遍经历的社会形态。在他看来，“对于支配着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最终只有通过对整个人类环境的认识才能得到理解”。⑽为此，他对欧洲封建主义活跃于其中的历史环境的基本特点作了系统的描述，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长期陷于内部纷争和外部入侵后的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状态。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能将欧洲统一起来，分裂最终形成了分治的历史趋势，不是由一个统治者而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来共同行使对欧洲的政治整合和治理就成为当时的唯一选择。用封建的方式而不是用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整合分裂的欧洲，成为中世纪历史的主流。布洛赫对此总结道：“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关系纽带正是在血族关系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此外，尽管凌驾于众多小权力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观念仍持续存在，但封建主义是与国家的极度衰弱、特别是与国家保护能力的衰弱同时发生的99。⑾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一保护关系(附庸制)、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以及在所有这些关系中依然存留的家族和国家，共同构成了布洛赫所概括的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⑿
布洛赫把封建主义的制度现象严格地限定在西欧和中欧地区，他充分地意识到，人们会对这个概念作出极不相同、几近对立的解释，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其他的时代和世界的其他地区，是否存在其他社会形态，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与我们西欧的封建主义具有充分的相似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将‘封建的’这一词语同样地应用于这些社会呢?”⒀对于这个问题，布洛赫在他著作的最后部分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日本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和欧洲相似的封建制度，并由此断言，封建主义决不是“在世界上只发生一次的事件”。
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为何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会选择相同的或相似的政治制度?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曾引用了弗里曼在1873年的一个观点：“我们不应当怀疑，当不同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某些发明的时候，这些文明生活里的许多重大的发明就会在遥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地方，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发明出来。……政治制度也是这样。同样的制度常常在相距很远的地方同时出现，这只是因为在相距很远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了需要这种制度的同样条件”。⒁这种历史条件就是布洛赫反复强调的“历史环境”，特定的社会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那么，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些国家或民族会选择封建制度而不是中央集权制度?在一个地域广大的空间内，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不想一人君临天下?哪一个政治统治者有这样的道德水平，愿意心甘情愿地让其他人来分享政治统治权?唐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封建论》)。其实，在欧洲封建化的过程中，代表中央集权的各种力量从一开始就没有放任过封建化的蔓延，从查里。马特实行采邑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建立，直至公元800年神圣罗马帝国查里曼大帝的加冕，欧洲一直存在着一股试图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建中央集权帝国的强大势力，但这股势力不管强大到何种程度，它都无法阻挡封建化进程。在“势”不能集权专制时，那只有分权“封建”了。这种情况也同样在中国的西周时代出现了。
周人克殷，封建立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面对幅员辽阔的领土、被征服的“殷顽民”和散布四处的各个部族邦国，西周制度的奠基者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建立起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基于现实中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和权衡各种利害关系，周公选择了“封建亲戚，兼治天下”的政治治理模式。这个政治治理模式，是根据宗族血缘关系来建立国家的整个权力系统，把“亲亲”(宗统)和“尊尊”(君统)结合起来，用宗法制打造封建制的基础；在国家权力的构成上，它实行的是横向的权力配制，天子和诸侯共享社会治权，形成天子相对集权和诸侯绝对分权的统一，本质上是二元或多元的权力体系；在社会的主要资源——土地的分配上，它是根据权力的等级配置在各级统治者中逐级分封和占有土地，土地是权力的属性，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土地不能买卖流转；在社会的主要关系上，权力的等级配置和土地的逐级分封制造成了社会成员的等级秩序和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人的身份是预设的固化的，形成了身份性社会。
西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政权分治化、土地分封化、政治分裂化、社会等级化、人身依附化和宗族宗法化这些历史现象，表明用“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来界定西周的社会性质是完全恰当的。虽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要晚于西周一千余年，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分别也表现出许多不同的制度差异，但是，这些制度差异和在更多社会领域内客观存在的不同特点并不足以掩盖或否定它们在制度性质上的相同，它们可以被归为同一类社会形态，它们共同的制度性后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封建化的后果一定是分裂，而分裂的后果又趋向于统一和集权，这是我们在西周和欧洲中世纪封建化晚期所看到的共同结果，所不同的是，西周封建制度崩溃后在持续了约五百年的分裂和混乱之后，迎来了它以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历史；而欧洲则在中世纪封建化晚期王权复兴后的一二百年里，便面临着向新的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机遇，最终在法国大革命的炮声中，既埋葬了封建贵族制度，也埋葬了君主王权的统治，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由此看来，封建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母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制度所导致的社会分裂状态的最终结果并不完全一样。中国在封建主义终结之后开始的是和欧洲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国后来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必须用新的概念来重新界定。
中国传统史学对秦之前和之后的制度性质其实早有公论，“封建”和“郡县”之别就是对以秦为界线的两种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精辟概括。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自此开始，两千年中国历史皆“秦政”的历史。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历经秦汉奠基、隋唐过渡、宋元明清的完成和成熟，从未被根本肢解，期间的一条历史主线就是反封建、反藩镇、反割据、反分裂，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完善其治理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政治上看，历届中央王朝都在制度的设置上对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分离势力予以限制，我谓之政治上“限权”，从汉至清，无不如此。从经济上看，汉武以来，历届王朝无不对土地兼并予以限制，我谓之经济上“限田”。从东汉光武帝实行“度田”措施起，到唐实行“均田制”，其实质是通过“限田”政策来达到“限权”的目的。“限田”和“限权”的实质就是限制封建。
封建的基础是土地。从宋以来，中央集权统治的“限田”和“限权”政策发生了和前朝不同的变化。中央垂直化的郡县制度演化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封建分离势力在制度上已毫无空间，藩镇割据也几近衰竭，在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中，中央王朝对土地分配和流转的直接干预转化为一种间接的介入，“抑兼并”到“不抑兼并”，立“田制”到不立“田制”，表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冲突在制度意义上已经终结，土地的集中和分离势力的互动关系已不复存在，土地买卖和流转以及形成的相对集中的态势也不再具有政治分离的意义，中央政权自然可以相对放任土地的市场化配置，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在他的著作中曾反复分析的那种状态：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⒂中国在长期的制度演化中形成的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且也实施和保护了社会私有产权的稳定，因为这样做符合国家“租金”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从宋以来，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
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央集权专制是和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历史和逻辑的产物，前者赖以生存的制度是后者制度性崩溃的必然结果，而后者的存在和蔓延必定是对前者的消解，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封建主义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其结果必定是国家的分裂；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不同制度特征及其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二者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它们是无解的历史悖论，它们的分别存在和更替关系实际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相继的时代：封建时代和帝制时代。⒃
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规定了中国从秦以来直至晚清的社会性质，也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路径依赖，这是封建制度不能再继续有效整合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后唯一的制度选择，也是各种政治主体在经过长时期的政治反复和政治比较后所确定的符合中国历史需要的制度安排。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在整合和配置社会各种资源时，显然拥有比封建主义更多的比较优势，这是它之所以取代封建主义而长期支配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不仅彻底解决了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解决的民族和社会分裂问题，为中国奠定了以汉民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多实体多文化的统一基础，而且，它也创造了世界农业文明时代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在制度建设、城市发展、平民教化和公共伦理等方面，中国也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中国近代以来陷于经济衰退和制度崩溃后，人们会轻易否定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背后所潜藏的所有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在近两个世纪里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并在西方的压力下趋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历史事实，是否就是表明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就是按西方的社会模式和制度来重新建构中国社会?难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与中国以前的制度及其历史完全决裂的结果?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是否真的存在着一条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共同路径?导致人们对普世化想象的一系列历史迷思的真正原因究竟何在?

三、中国史学叙事中的西方普世主义话语

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国传统的史学叙事便被笼罩在西方强大的普世主义语境中，这是中国已有数千年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西方的船坚炮利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潜藏其背后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制度之间的冲突最后归结为话语之间的冲突。
从欧洲中世纪以来，思想先知们对人类大同世界的神学想象不仅构成了基督教的永恒主题，而且也在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中被演化为人民脱离现实苦海的终极想象。基督教末世论式的救赎、各种乌托邦的预言、空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最后都指向一种普世主义的历史终结。这是只有在西方的语境中才会产生的结果，其实质是沃勒斯坦所概括的“犹太一基督教遗产”。启蒙时代的来临，唤起了人的理性觉醒，在中世纪的一切价值都必须被重新估价时，只有普世主义的观念没有遭到根本质疑，“祛魅化”在解构神学的同时并未同时消解人对普世化的想象；相反，通过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一个更加完整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被建立起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显然在其中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启蒙时期形成的有关历史进化论的种种不同观点，虽然对历史要达到的目标有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描述，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共同构造起一个西方的进步史观，那是一个完全以西方为中心，不断向外部扩张，最后按西方的模式来统一世界历史的共同想象。它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就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概括的那样：“欧洲人不是作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而是集体性的作为人类的一种类型而比其他所有人都要优越”。⒄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差不多同样认为：“除了由于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的世界性胜利而产生的假象外，所谓‘历史统一’的错误概念——包括那样一种推论，认为文明的河流只有我们西方的这一条，其余所有的文明不是它的支流，便是消失在沙漠里的死河”。⒅汤因比认为这种历史观来源于三个历史错觉：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历史进步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错觉。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用“启蒙史观”来概括这种普世主义话语，他把这种历史观称之为一种线性的进化的目的论。他在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精辟地看到：“其哲学体系显然适用于觊觎世界的殖民霸权”。他还引用了伊曼纽尔。莱文拿斯的观点：“这是西方哲学中有关总体性的观念的一个特征，它靠摄取和扬弃‘他者’来生产知识。这种总体化的基本形式是历史，它把‘他者’于普遍性的历史的时间和抽象理性的名义之下。”⒆杜赞奇据此认定，西方的启蒙史观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观念有深远影响，他试图揭示中国对启蒙历史观的接受以及启蒙历史怎样与创造一个向现代演进的民族主体的工程密不可分，一个大体相当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在20世纪初是如何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生根的历史事实。他尖锐地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并没有密切参与创造一个特定的中国民族主体，他这样写道：“不管学者相信中国正在往现代化方向迈进不是永远停留在前现代，他或她的着眼点都是与启蒙历史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的进化论。中国史研究的中心叙述结构仍与欧洲模式或启蒙模式联系在一起，而揭示这个历史模式的压抑作用更广泛、批评性更强的历史则仍多阙如”。⒇
应当承认，杜赞奇的看法切中了中国自近代以来迈向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领域里的征象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按何种方式向何种社会形态演进?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制度优势和军事优势面前，中国似乎别无选择。晚清的新政改革不管是如何被动，其实质就是按西方的模式重新建构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时期内，不管是西方的列强还是中国的知识阶层都乐意见到的结果。社会变迁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形成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形成梁启超和严复等人所说的新的“公理”和“律令”，从而把“西学”不再仅仅视为一种工具理性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价值理性，一种观照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变迁的思想框架。这科思想文化的变化比制度物质器面上的变化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老大帝国，在自身丧失了自我革新和自我变革的力量时，外部的冲击是它内部引起变化的唯一条件。问题在于，应当如何持续地认识和评价这种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及其在史学领域的反应。
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大论战，就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史学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问题的深度关切，也体现着按何种史学观念来界定中国社会性质进而界定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意识，论战的各方都期待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把握和阐释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其实是东方国家在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在俄国革命的酝酿阶段，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的争论，就是围绕着如何认定俄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对普世史观的迷思不仅形成了一种关于历史注定按一种相同方式发展并趋向一个相同的历史结局的历史观，而且也演化为关于社会变革的具体纲领和策略，约束着对当时促进社会变革的主要形式——革命一的共同思维和想象。在第三国际基本掌控着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情况下，那些所谓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又被演绎成一种革命的普遍模式，即俄国模式。中国共产主义的早期先行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按照莫斯科对马克思主义的固定叙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正是由于对第三国际所宣扬的普遍真理和普遍道路的迷信，导致了中国革命初期的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也同时促使中国共人的反省和思索。毛的成功及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被总结出多方面，但核心就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道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叙事和俄国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话语具有明显差别。3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更加剧烈的社会变化，遵循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不仅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先例，而且在西方市场化模式中也无现成经验可鉴的只属于中国的独特道路，其意义决不限于一种发展策略。显然，有关“中国特色”的叙事应该被置于历史观的高度来予以把握。确切地说，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同时也是对普世史观的超越。
马克思从未把西方现有的社会模式和这个模式赖以形成的社会发展道路作为人类的普遍道路，他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和更替的理论从来都没有被他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具体模式。马克思既不是一个历史机械进化的目的论者，也不能被简单看作是“复性历史”的开拓者；他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包涵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普遍和特殊的统一；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精辟论述既是来自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他对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描述和展望，是对人类前景的终极价值关怀。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所谓的“启蒙史观”是有本质上区别的，后者所基于的西方社会的进化模式和道路在马克思的价值系统里从来都不具有普世性意义。
在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但是这些模式由于被赋予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效力和预先的、无意识的解释而被固定在简单的形式之上”。【21】这种致力于纯粹模式和为模式而模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倾向，被布罗代尔判定是社会科学的一条危险之路。
同普世史观划清界限，唯物史观无须重新阐释和重新定义，也不需要来自任何其他文化史观或后现代主义的救赎，它只需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按其创始人所一贯要求的那样去做。这是马克思自我意识到的本质要求：“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2】在现时代，历史观领域的任何创新和发明，都没有超出马克思已经说过的那些原理。考验历史学的地方仅仅在于，如何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在人类的时间洪流中，清晰准确地观察到历史的主流和构成这个主流的每一个支流。

四、历史的真实尺度与历史逻辑

历中的直宴件或客观件如何描沭和规宗．畏历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希罗多德以来，西方史学一直遵循着“如实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到了兰克史学阶段更被推向极致。在实证主义的叙事逻辑中，兰克的“如实直书”是旨在将史学家的所有个人偏好都从史学领域内驱除出去，历史被要求具有科学般的明晰、客观、公正和价值中立的品质，历史不是评判而只是记载。这个史学传统似乎无容置疑，在人类数千年来存在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史学文本，都从不同方面确证了“事实”或“真实”对于历史研究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呢”?【23】
布洛赫在质疑兰克史学时也提出过相同的问题：“首先，什么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其次，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24】这样的质问是根本性的。如果历史学家还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物理实验室里通过超然于人的各种机器来忠实记录研究对象的所有细节时，历史学家就无法彻底摆脱这样的质问。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它注定无法提供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绝对事实或真实，历史的事实或真实犹如康德所设置的那个永远无法达到而可以不断切近的“物自体”。在历史只能唯一地由人来书写的前提下，历史领域中的“事实”总是由研究它们的历史学家来筛选、加工甚至被歪曲，他们个人的思想、观点、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塑造着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和对历史事实的认定与评价，历史的真实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叙事之中。霍布斯鲍姆概括得很好：“历史编纂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如影随形。……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在永恒的外表下，作为客观的观察者和分析者置身于他的研究对象之外。我们都陷入到了我们时代和位置的设定之中”。【25】
史学的语境由社会的现实的语境所制约的情况，决定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破产，并由此导致关于历史的各种不同说法，形成了诸如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斯。韦伯实际阐述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所倡导的“一切历史都不是历史”的历史观。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的对峙，使得对历史真实的认识更加扑朔迷离，在它们试图和实证主义史学划清界限的同时，却都普遍地汇人到了历史“文本化”的潮流之中。
正是由于众多不同的历史观都指向了历史的精神尺度，都指向了历史的文本化，因此在后现代的史学视野里，历史学的不同冲突都不过是不同文本的冲突而已。如美国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仍然没有普遍公认的分析形式，没有可供交流发现的语言，也没有用来确立其发现之真理的概括化和证实技术”【26】在他看来，历史根本不可能达到一种“包容一切的客观性”，历史总是藉由一种文本的形式出现，是一种“理解和挪用”，而这种理解和挪用又是通过以往诠释的沉淀层，受到以往和当前的方法论实践所发展出的解读习惯和分类方式的影响；历史中的“真实”要远远多于历史学家文本中的“真实”，历史无法摆脱历史学家的杜撰和想象。
后现代史学在纵容精神分析学、文学想象、控制论、游戏理论对历史叙事的入侵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历史相对主义。虽然它明确否认这一点；但是，它的确开拓出如詹金斯所说的历史研究的新的问题意识，或者如艾文斯客观评价的那样，它“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27】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真实和客观性的彻底解构，不过是对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文本化和叙事化现象的概括和利用而已，是对各种用不同的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认可和演绎。长期以来，当我们按照一种固定的历史叙事模式把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完全纳入欧洲的历史框架内来予以解释时，难道不就是对“文本历史”的佐证吗?一个仅仅是依据某种逻辑而描绘出来的具体历史图景又有什么真实性和客观性呢?
马克思唯物史观区别于其他一切历史观的地方，就在于它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并将这种客观性置于历史研究的首要位置；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一系列物质的现实的运动过程。和所有历史观一样，马克思的历史观也是历史解释的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它对历史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切近于历史的事实和真实，一方面是基于它所阐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真实的本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如何运用这一历史观来分析实际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综合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以及他所勾画或暗示出的、人类历史由原始地方自治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研究，一个是他对与过去的特殊方面、特殊时期和特殊问题相关的事物的具体研究”。【28】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核心价值比较准确的概括。在马克思之前，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看法和见解都被笼罩在各种理性的、精神的、观念的或神学的历史观的巨大阴影之下，历史总是各种精神或意识的想象史，而构成历史活动实际基础的人的物质生产及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和冲突则完全被忽略了。这的确导致了历史的文本化，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不仅在各种观念史的叙事中被彻底消解了，而且在普遍性的预设和逻辑中也彻底遮蔽了各种历史的特殊性。
在唯物史观的叙事逻辑中，历史观作为分析历史和解释历史最重要的思想方法，是以高度抽象的思维形式逻辑地再现历史，当历史常常是跳跃地和曲折地前进时，历史观只能是在“典范的发展点”上来描述历史。因此，历史观所把握到的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的逻辑，或者说是历史的逻辑方式。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总结，他认为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9】
从历史中发现逻辑，借以揭示历史进程中的本质及其规律，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他关于历史的逻辑叙述变成实际的历史进程。在“历史”和“逻辑”的关系上，他从来都是反对以逻辑来规范历史的任何企图。他在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时就是基于这个坚定不移的立场。后者宣称，他要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已被我们发现了”。【30】针对蒲鲁东的这个“发现”，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典型的黑格尔逻辑学的幻影，即“把逻辑范畴看作一切事物的实体”，以为“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作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马克思对这种用逻辑来强行规范历史的做法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31】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逻辑作为对历史中实际存在的各种本质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运动的主要趋势的抽象和概括，是来源于对一个成熟的和发达的社会形态的分析，也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把对于人类社会最一般关系的理解置于资本主义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批判中，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最发达的社会形态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马克思认为，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同样能够用来说明其他社会形态的历史现象，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3】
在确认了社会历史研究的这一重要方法论的同时，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运用这一方法论来分析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时所应有的“限度”，他在撰写《资本论》的草稿时就指出过，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把握，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把握，不能代替对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一切历史差别”的研究，“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34】他在研究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时发现，和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对政治的制约关系不同的是，在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中，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常常是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不仅没有充分地表现出对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决定和制约作用，相反，往往受某种超常发展的政治势力或意识形态的支配，非经济的关系对社会发展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影响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育、进化和演变。因此，纯粹用经济学是无法全面地揭示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性质、结构及社会关系，经济学研究中内在包含着的一般方法论，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运用。如果看不到这些更大的历史差别而盲目地机械地对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那必然会导致许多片面的认识。
综上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关系和一般规律的认识，是对人类实际历史进程高度抽象的产物，是历史的“逻辑”，而不是历史本身；它是作为最一般的方法论用来指导对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不能代替反而是以对具体的历史进行具体分析为前提的，离开了对特殊历史的研究，一切关于历史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说法都不过是在重复蒲鲁东和米海洛夫斯基式的错误。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试图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学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在于是否承认历史的客观性、普遍性和规律性，而是在于，应当在何种限度内来理解历史的这些本质性规定。如果把马克思在逻辑上把握到的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理论不是看作一种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而是直接表述为人类的实际历史进程，或演绎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和模式。它所导致的后果是：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将消失殆尽，一个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才能建构起来的历史真实图景，会被一个先验的认识图式所取代；同时，由于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模式”是依赖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概括出来的，当西方的历史经验被演化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经验时，对“普遍道路”和“普遍规律”的迷信就合乎逻辑地导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回归。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在期待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学理表达时，却最终演化成了对它的一个辩护和确认。

五、历史的价值尺度与历史评价

错误的历史观必定扭曲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评价，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价值观。诸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或“中央集权专制主义阻滞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相关论断，不仅在历史的事实判断上存在着如前所述的那些根本性问题，而且隐含着一种价值倾向：资本主义的史前制度及其形成的历史模式比之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更具历史合理性，前者作为后者的未来景象预设了它们不同的价值前提和文明及其他者的历史关系。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史观在关于历史终结的叙事中最后期待建立起一种面向整个人类的“普世价值”。
历史价值观何以可能?特别是，历史共同的价值尺度何以可能?
在历史观领域，和科学精神相一致的是“价值中立”的原则，因为任何价值偏好的立场都将影响对历史事实判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是，对于相同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不同的历史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尺度会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评价。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是人们把握历史的两种不同方式。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概括了支配人的社会行为的两种不同理性，即“目的合乎理性”和“价值合乎理性”。韦伯对人的社会行为赖以形成的两种理性的区分和界定实际上是来源于康德关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即科学和伦理的二元论。韦伯并没有提出更有启示意义的思想，他至多只是指出了人是按照不同的理性取向来认识和评价外在世界的这一重要特征。对于要求建构一个更全面的更完整的有关人把握外在世界的精神方式，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揭示出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据以作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真正关系及其在人文历史领域中的相应表达。
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分野，的确构成了人主体地对待其外部世界的不同方式和态度，也构成了不同的人文科学的基础及其对历史领域的介入。历史观作为历史领域内的事实判断，是历史的科学观或逻辑学。历史价值观作为历史领域内的价值判断，是历史的伦理学。和历史观不同的是，历史价值观是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规范而不是客观描述，它是依据特定的价值尺度对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价值批判，是历史主体对制度比较和社会比较的价值选择。历史可以有统一的“事实”标准，来自于不同国家、民族、阶级、党派或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面前，可以有相同的事实判断，但要作出相同的价值判断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就为历史统一的价值标准设置了疑问。在马克思看来，实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是不可能通过意识的任何形式包括道德批判而被消灭，相反，它作为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存在，构成了一切历史认识的基础，也构成了历史评价的基础。基于这样的立场，他在分析和评估实际的历史事件或过程对于特定的历史主体具有何种影响时，从来都是把对历史的价值判断置于对历史的事实判断中。他在评价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统治的后果时就认为，不管英国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英国在造成这个革命时“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5】霍布斯鲍姆曾经进一步概括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立场：“对历史的分析必须有一个逻辑分析的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人类事务中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涉及我们主观的或现时的愿望、不涉及我们的价值判断”。【36】简言之，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界限，也规定着历史评价的限度，人们只能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来评判历史。
在历史的客观分析中建立起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的基本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把中国的历史放置在欧洲历史的框架中来予以认识，或者是用欧洲中世纪社会演变的资本主义前途来评判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危机的性质，不仅完全掩盖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本质，也远远没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变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国和欧洲在历史上的分岔点并不源自于近代而是在远古就已经被决定的历史事实，以及在近代以前这两大文明共同体按各自发展轨道自行发展的社会状况，表明在它们之间要建立起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尺度是困难的。历史上不同的制度构成和制度安排，是特定的民族和国家依据它们所处时代赋予的历史条件而作出的共同选择，是超乎所有个人和集体偏好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时，我们无法这样假设，中国的西周时代如果能够构造出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和法律制度，或者是按照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的构成和运行，那它以后的社会变迁就会走上一条和欧洲相同的发展道路；我们更无法这样判断，由于欧洲率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它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就注定使其成为确证东方社会长期落后停滞的标准。事实上，中国在近代以前，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是欧洲在中世纪普遍缺乏教化的历史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主要制度安排，选择用中央集权专制的方式来整合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实行大一统的垂直化的帝国管理模式，中国并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在奥斯曼时代以及东正教斯拉夫系统中曾经有过不同的帝国模式。但是，只有中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断的制度磨合，实现了中央集权制度约束条件下社会经济的有效增长并成功地避免过陷入“马尔萨斯陷阱”。【37】这难道不是中国社会制度曾经有过的比较优势?难道仅仅因为后来西方在近代的重新崛起就可以对这种制度优势视而不见?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2:40:56

美国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在分析经济史上的不同结构和变革时曾经认为：“罗马帝国的分裂，也许是经济史上存在的最令人注目的界标。对西方世界来说，它预示了一个几乎达一千年之久的小规模政治经济单位阶段的开始。大规模政治经济单位所具备的优势，在以后的年代不是不具备，便是严重削弱了”。【38】诺斯指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即欧洲是在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发展的，它面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是依据了和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初始条件。同样属于制度学派的阿夫纳．格雷夫把这种初始条件概括为“以利益为基础的、自治的、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39】这些社会组织是在血缘关系和国家权力同时衰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最后演化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正是在不同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中国和欧洲在它们的各自历史进程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状态和发展水平，在近代向现代性社会转变时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机遇和结果。这是无法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的两种不同的历史情景。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中国曾经有过欧洲在中世纪难以达到的制度文明而断然认定中国拥有比后者更高的文明形态，同样，我们也不能以相同的理由认定欧洲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前途而享有比中国更高的价值优势。对它们的制度评价只能依据于它们各自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它们赖以可能的评价尺度是历史地内生于它们所在制度从酝酿、形成、发展直至衰退的完整过程。我们只能根据该制度在它所处的时代里，是否推动了该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文化繁荣和其他足以体现一个时代文明水平的那些客观物质实践，来判断这个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些和这个制度没有实际关联的来自于其他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下的社会评价标准，以及那些只是来自于超时代或超历史的关于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各种想象，至多只能提供一些更宽广的认识视野，使之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对人类社会的不同文明状态作出历史的比较。
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时代，它彻底打破了各民族国家以往互相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原先被置于遥远的历史时空中的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人文环境乃至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地陷于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这种变化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由于民族的流动和迁徙所形成的文明版图的变动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西方资本主义是以先进文明传播者的身份，以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用暴力和各种商业的方式，力图将整个世界纳入其殖民体系中，按西方的社会模式来改造或同化那些文明的“他者”。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陷于的历史上最深刻的制度危机和制度挑战，正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结果。当它被强行地纳入西方的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的结构中时，它也就同时被纳入到一个制度比较和文明比较的谱系中：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先进、边缘和中心，共同构成了新的历史二元论，即一个没有历史的东方和一个充满历史首创精神的西方的对峙，制度优劣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评判成为把握历史的一个新的维度。在这样的一种价值关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性自然被培养起来。面对西方巨大的技术和军事优势，历史的视野最后必定是投向造成这些优势的制度原因，一个关于西方的制度神话和有关这个神话的各种民族版本必然会影响到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和评价。中国历史的自我否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中国的历史意识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丧失的，对资本主义又恨又爱的历史情结从此就开始缠绕上几乎所有的历史问题，诸如中国史学界长期陷于纷争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又有哪一个问题最后都不是指向了一个相同的历史判断：中国必须和资本主义发生关系。即使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结局，历史的叙述也仍然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进化的叙事模式来进行的，似乎中国离开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中国后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依据就无从谈起。
无可否认，中国在近代以来陷入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分裂状态，中央集权体制的专制本性及其内在的制度弊端日趋暴露出来，它H趋无法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尤其是无法适应世界上已经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改变中央集权专制的制度模式，按现代性的制度构成及其道德尺度，寻求和确立一个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历史特点的新的制度安排，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主流。晚清帝国的崩溃和共和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20世纪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变革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现代化——而展开的，按西方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个目标，似乎就是一个“应然”的选择。但是，中国在现代性社会变迁中面临着多种历史选择时，最后并没有像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走上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解决现代性问题。这种方式的独特性就在于，在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的情况下，传统体制中的国家因素依然被保留下来，构成了新的制度配置的一个初始条件，其作用没有被削弱反而在新的制度安排中被有效放大，成为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也依然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尺度来运行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把基于欧洲经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共同置于对中国的历史观察，是导致中国史学丧失自我历史意识的根源所在。
全球化的确前所未有地开创出各种不同文明互相冲突和互相交融的历史格局，普遍的超民族认同正在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取代民族国家内的特殊的民族认同，人类对生存环境和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日趋形成必要的价值共识。但是，普遍主义的历史构成并没有消灭反而日益彰显出每一个特定民族所创造的历史的特殊价值。在全球范围演进的趋同性制度安排，远不会演化成以单边主义为主导的并凌驾于民族国家制度之上的单一和均质的状态，它更应体现为一种复杂的国际结构，以竞争和互补的方式相互作用。正是制度的多样性使得世界经济在抵御各种意外冲击和面临新的挑战时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它将共同提高人类在日趋变化的环境里作出创新性适应的能力。一如格雷夫所概括的：“由于制度的发展是非决定性的，所以不存在唯一的制度史。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种制度史。研究这些制度史将完善我们对不同发展路径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价不同的制度形式、决定制度的力量以及利用制度的方式。”【40】
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正是人类文明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结束语

公元1500年被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个世纪开始，一个新的欧洲从其封建主义的母胎中挣扎而出，开创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新纪元，而中国则背负着巨大的历史遗产进入了一个持续缓慢的衰退时期，最终在20世纪的前夜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帝国时代的总崩溃。在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革命，确立了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并深刻地影响着非欧洲国家的社会变迁。资本主义的历史首创精神——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就在于它在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时代，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拿破仑取得1806年耶拿战役的伟大胜利后就即可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确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政治版图和势力范围，以致“西方”成为“欧洲”的代名词也成为文明的一种象征。在通过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帝国直至在新的世纪赫然出现的单边主义霸权，西方中心主义似乎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这使得许多西方人有理由相信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下述言论：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41】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和政治信念，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期待建立起如科耶夫和福山等人所想象的“普遍均质的国家”，在西方的社会模式中构造起一个普世化的文明，最后完成从黑格尔时代以来一直梦寐以求并在每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被反复重温的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但是，正如那些具有更清醒的历史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的西方学者们所看到的那样，把人类复杂无比的历史统一在西方的模式中或其他任何模式中无疑都是梦想，要把这样的梦想强行付诸现实那不啻是人类文明的灾难。亨廷顿就曾告诫西方的读者：“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42】很显然，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由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社会革命和各种经济的方式所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并不必然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的，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凭借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们也必将选择不同的社会变迁的方式，达到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如同西方国家在它们完成资本主义演变时承接着从古希腊罗马直至中世纪的所有历史遗产一样，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它们向现代性社会的演进中也必定将它们与生俱来的历史传统带人新的时代。它们都无法和自己的历史决裂，它们只能在历史规定的前提下续写未来的历史。在人类普遍面临着由制度、文明、宗教和意识形态诸种差异所引发的剧烈冲突时，要避免人类共同毁灭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充分地尊重、允许和保持所有民族国家在它们各自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独特性。正是这些历史的独特性构成了人类文明大河的源泉，也构成了历史学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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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通论] 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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