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粮食亩产反映的度量衡问题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2:51:39

汉唐粮食亩产反映的度量衡问题

张仁杰

《经济史》200905

[摘
要]汉代、唐代乃至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亩产均记为当时的一石，这是个有趣的现象。粮食亩产量、度量衡制、亩制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三者的变化要一定的规范，在变化中是相互关照的。“石”本为重量单位，但在亩产量上也为容量单位，度量衡在设定时就已照顾到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历代存在着以黍粒检校度量衡的制度，这种制度又必然与黍粒的变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汉唐；粮食亩产；度量衡；亩制
[作者简介]张仁杰(1985—)，男，福建人，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原文出处]《古今农业》(京)2009．2．47—51

中国历代粮食的亩产量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多学者通过文献的记载对各个时期中国的粮食亩产量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多以推算当时的实际产量为目的，是研究中国经济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各个时期的粮食亩产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又多以推出的数值为评判依据。但是，若不用实际值，而是从各个时期的度量衡制出发，采用当时的计量单位，那么，不同时期的亩产量之间的关系又会是什么样的，又与度量衡制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一

每个时期的粮食亩产量，因为耕作技术、度量衡制、亩制等的不同，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不同时期的亩产量基本上均有学者的专门研究。然而，学者们推算粮食亩产的资料来源多为零星的文献记载，彼此之间的结论存在分歧在所难免，不同学者对同一个时期的亩产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还要注意所采用的观点的可靠性问题。杨际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可以比较确切地估计的亩产大体始于汉代”[1]。

关于汉代的平均亩产，论者颇多。过去吴慧先生依据有关汉代亩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推算，认为“三小石可以作为粟、稻、麦等的平均产量”[2]。杨际平先生根据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集簿》记载的东海郡垦田数“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口口十九百百卅三万九千……”及田租收入“一岁诸谷人五十万六干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口升……”，得出东海郡粮田平均每亩的田租额为3升左右，进而推算出西汉末年东部边郡东海郡的亩产约为八九斗，而后，他又结合居延汉简有关粮食产量的记载，认为“就全国而言，大体上也就是平均亩产1石上下”[3]。相比吴慧仅依据古文献来说，杨际平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更高，可以信据。

至于唐代粮食的亩产量，学者们的分歧较少。吴慧认为唐代稻谷、粟的亩产量都在一石左右[4]。胡戟根据记载唐代粮食产量的史料，也认为“当时平均亩产量通常不少于一石”[5]。余也非则认为，唐代“南方水田每亩平均产量为稻米一石五斗”，北方陆田“每亩平均产量一石”[6]。余也非将南北方的亩产量分别进行探讨是很有道理的。南方多水田，北方多陆田，南北方的主要种植作物也不一样，每年收获的次数也不同。同时，北方地区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工具不断传人南方，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不断提高。因此，总的来说，唐代北方地区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应该是一石。

汉唐相隔数百年，其间度量衡制度经过很大变动，农业的耕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是二者(北方地区的亩产量)的数值竟然都是一石。当然，这里的石指的分别是汉大石和唐石。余也非在探讨中国历代粮食的平均亩产量时，利用文献详细考证了从先秦至清早期的亩产量，从他得出的数据看，北方地区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外，先秦、唐代至明清时期的亩产均为当时的一石[7]。结合杨际平的研究，可以说，自汉至唐乃至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亩产均固定为一石，反映了人们对于粮食亩产的较为固定的观念，这一现象值得研究。

二

那么，从汉至唐，乃至以后各个时期，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又有怎样的变化?吴慧认为，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提高和改进，“唐代的亩产比汉代增长了四分之一还多”[8]。而从他的各代亩产数字的总结来看，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不断提高的[9]。杨际平也认为从汉代至唐代粮食的产量是提高的，“亩产约提高50％—60％”[10]。张泽咸、郭松义则认为，自汉迄唐，“北方麦粟亩产量没有多大提高”，但劳动生产率有提高[11]。从总的来说，随着耕作技术、农具、作物品种等的提高和改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的趋势是必然的。而根据黄盛璋的研究结果，中国从先秦至清代，各个时期的度量衡单位值和里亩大小总的趋势都是不断变大的[12]。也就是说，石制不断增大，亩制在不断增大，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不断提高，而自汉至唐乃至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北方粮食亩产却固定为一石，这就要求石制和亩制的变化要有一定的规范，在变化中是相互关照的，同时又兼顾粮食亩产量的问题。

从一些文献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隋书·律历志》里有：“梁、陈依古。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13]

从南朝的齐开始，便对当时的度量衡进行整顿。依据余也非的研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的平均亩产为当时的三石[14]。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为三石的情况下，统一后的隋朝便改古三升为一升，亦即三石为一石。也就是说，若依隋代的度量衡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的亩产量也是一石。隋代的这一次度量衡制的变革，虽在大业后又改为古制，但唐代则采用了开皇时期的制度，此后成为定制。可以说，隋代的做法统一了当时混乱的度量衡制，规范了石制和亩制，又兼顾了粮食的亩产量问题。

三

既然度量衡制与亩产之间存在着联系，那么，从度量衡制方面来看，“亩产一石”中的“石”本为重量单位，一石120斤。然而，亩产量上的“石”应该不仅仅作为重量单位，也是容量单位，与斛同。居延汉简中有关“石”与容量的记载可举以下两例：

“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15]

“贾谷十三石八斗五升，直得钱五万五千四，凡为钱八万，用偿所负钱。”[16]

“石”作为单位其后所带尾数为斗、升，这里的“石”应该是容量单位。此外，汉代铜器铭文也有“石”作为容量单位的例子：
上林铜鼎一：“上林铜鼎，容一石，并重六十斤。鸿嘉二年六月。工李音造。五十合。第十一。”[l7]

蟠螭纹钫：“重一钧廿斤，容一石八斗。容一石八斗，重一钧廿斤。”[18]

因此可以说。一石黍或粟的体积是一定的。而它又与一定的重量相对应，度量衡在设定时就已照顾到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也可以从《汉书·律历志》的有关记载看出：“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柜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柜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19]

但据上文的记载，一斛共有黍1200×2× 10×10×10=2400000个，而一石则有黍1200×2×16×120=4608000个，二者并不相等，这与上文的推断不符。然而这也并不能否定度量衡之间的关系，“石”兼具容量单位的功能是确实存在的。

四

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度量衡存在着检校的制度。赵晓军认为，西周春秋时，国家已设有专职官吏来管理度量衡事宜，对度量衡器进行统一管理和审定；战国早中期，各诸侯国铸造标准器来对使用的度量衡器进行检校；至迟在战国晚期已形成了成熟的度量衡检校制度[20]。《计量史》一书也讲到了各代对累黍的遵循与毁誉的问题，说明各代确实存在着用黍检校度量衡[21]。

《隋书·律历志》记载：“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22]人为“取黍大小，未必得中”，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了用黍检校度量衡存在的问题。《唐会要》有：“至(大历)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太府少卿韦光辅奏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较两市时用斗，每斗小较八合三勺七撮；今所用秤，每斤小较一两八铢一分六黍。”[23]这两段文献既说明了当时是用什么检校的度量衡，是怎么样进行检校的，同时，也表明度量衡的单位值不断变大可能与黍粒的变大有关。用黍对度量衡器进行检校，短时间内看不出明显的差异，但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时间一长，差异定然会表现出来。因为如果度量衡皆以黍为基准，而黍在经过长时间的种植、优选后，其长度、大小、重量等肯定都会缓慢的变大。以这种缓慢的变大的基准不断调整度量衡制，度量衡的单位值肯定会不断的变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度量衡在设定时三者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同时又与亩制以及粮食亩产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那么，在历代度量衡制度、亩制的变革以及农作物产量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等各种情况下，是何种原因使汉、唐及以后各代北方粮食的平均亩产均保持为一石呢?

一个方面可能是政府的行为。除了上文已经讲到的南朝齐、隋等对度量衡的调整，唐代也对里亩制度进行了改变。虽然唐代1大尺=29．5厘米，大于汉代23．1厘米的长度，但唐代1亩：5大尺× 240步，而不是汉代的1亩：6尺× 240步，换算一下，得唐代1亩为522．15m，，汉代1亩为461．03904m2，唐亩并没有比汉亩大多少，可以说这种变化并不是五目的的。政府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作物虽然在增产，但亩产量的变化率较小，可以进行度量衡的微调，杨际平认为，“汉唐间经七八百年的发展，亩产约提高50％—60％，发展速度不能说快，但也不慢”[24]；二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延续传统。
另一方面，由于对各代亩产量的探讨依据的主要是各代的文献，这些文献的记载不一定准确。对各代的亩产量，文献记载中多数采用的是约数，因而亩产量才可能准确为一石，但实际上肯定不是如此。同时，也不排除各代文献记载的因袭现象，将前代的数据拿来使用。而在文人笔记、官员上书等资料中，出现的又多为虚数或者为表达自己观点的需要，而非指真正的亩产。这就有待于类似汉简、东海郡《集簿》等考古资料的出土，以获得更准确的粮食亩产数据。

历代粮食的亩产量研究因资料的局限性，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本文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从前人的研究结果看，历代北方地区粮食的平均亩产为固定值一石。度量衡制、亩制以及粮食亩产之间存在着联系，而度量衡三者内部也确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度量衡值的不断变大是否与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乃至黍的不断变大有关，这些均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2期。

[2]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23页。

[3]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2期。

[4]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4、155页。
[5]胡戟：《唐代粮食亩产量》，《西北大学学报》，1980，3期。

[6]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0，3期。

[7]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0，3期。

[8]保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5页。

[9]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

[10]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2期。

[11]张泽咸、郭松义：《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亩产》，《中国史研究》，1980，3期。

[12]黄盛璋：《历代度量衡里亩制度的演变和数值换算》、《历代度量衡里亩制度的演变和数值换算》续1、《历代度量衡里亩制度的演变和数值换算》续2，《历史教学》，1983，1、2、3期。

[13](唐)魏征：《隋书》，卷16《志第11律历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410、411页。

[14]凃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0，3期。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释粹》72．E.j．C：1，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8页。

[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简释粹》74．E．P．F22：17，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7]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2期。

[18]安徽省文物工作队、芜湖市文化局：《芜湖市贺家园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3期。

[19](汉)班固：《汉书》，卷21上《律历志第一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966—969页。

[20]赵晓军：《从考古材料看战国时期度量衡的检校制度》，《四川文物》，2006，6期。

[21]丘光明：《计量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0—97页。

[22](唐)魏征：《隋书》，卷16《志第11律历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407页。

[23](宋)王溥：《唐会要》，卷66太府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65页。

[24]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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