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20 21:24:03

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

陈祖武

《中国史研究》201002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苏州、徽州、扬州等江南中心城市学术消息的梳理，旨在探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凭以说明此一潮流乃历史的大势所趋，有其不可逆转的內在逻辑。
关键词：江南城市古学复兴

清朝的乾隆初叶，也就是18世纪的30至60年代，在中国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古学复兴的潮流。这个学术潮流由江南中心城市发端，沿大运河由南而北，直人京城，在取得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之后，演为清廷的文化政策。于是朝野共鸣，四方流播，最终形成盛极一时的经史考证之学，因此拔宋帜而立汉帜，遂有汉学、朴学之谓。晚近治学术史之前辈诸大家，乃径称之为乾嘉学派。探讨乾隆初叶，古学复兴潮流在江南中心城市的形成过程，对于推进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入，或许不无益处。以下，拟就此将所见文献试做一番梳理，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兴复古学之前驱

明清时期，江苏苏州以富庶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和久远而深厚的文化积累，成为包孕吴越的人文渊薮。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即肇端于此。
当明末季，中国社会步人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人清之初，经历明清更迭的天翻地覆，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趋于没落，客观地提出了吾国学术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准的制约，决定了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产生比宋明理学思维水准更高的学术形态。因此，一时学林中人反思宋明学术，歧路彷徨，无所适从，既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学术发展的前景。于是摆落宋明，回归两汉，从而导致兴复古学风气在江苏苏州的发轫。20世纪30年代，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过可信可据的追根溯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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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章《顾亭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139页。

根据钱先生所揭示之历史真相，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理学中人“性与天道”的论究异趣，在晚明的学术界，已经出现“通经学古”①的古学倡导。此风由嘉靖、隆庆间苏州学者归有光开其端，至天启、崇祯间常熟钱谦益崛起，兴复古学，呼声不绝。钱谦益有云：“自唐宋以来……．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②一如归有光之倡导古学，钱谦益进而明确提出“以汉人为宗主”的治学主张，他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③
从归有光到钱谦益，晚明苏州地区学者的经学倡导和兴复“古学”的努力，表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已经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母体内孕育。人清，儒林中人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进，通过重振经学而去兴复古学，遂有苏州大儒顾炎武及其训诂治经方法论的登上历史舞台。
宋明数百年，是理学的时代，理气心性的论究，在为学方法论上，赋予学术界以义理思辨的好尚。数百年间，理学中人轻视训诂声音之学，古音学若断若续，不绝如缕。积习既成，以叶韵而强古就今，乃至率臆改经而不顾。有鉴于此，顾炎武认为，治经学而不讲音韵文字，则无以入门。于是在致友人李因笃的论学书札中，力矫积弊，重倡古学，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④的训诂治经方法论。同新的为学方法论的提出相一致，顾炎武倡导融理学于经学之中，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用他的话来讲，就叫做“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⑤。顾炎武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做学不知本。因此，他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渊源两汉，澄清源流。顾炎武就此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⑥
顾炎武复兴古学的努力，登高一呼，回声四起，率先在苏州激起共鸣。吴江经师朱鹤龄与顾炎武唱为同调，认为：“经学之荒也，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⑦流寓扬州的四川新繁学者费密，亦力倡“专守古经”，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从实志道。”⑧关中大儒李颐更遥相呼应，重申：“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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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归有光：《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山舍示学者》。
②[清]钱谦益：《初学集》卷七九《答唐汝谔论文书》。
③[清]钱谦益：《初学集》卷七九《与卓去病论经学书》。
④[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⑤[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⑥[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籀书书》。
⑦[清]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七《毛诗稽古篇序》。
⑧[清]费密：《弘道书》卷上《古经旨论》。

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①尤可注意者，一时南北学人之主张，通过儒臣讲论已进入庙堂。据《康熙起居注》记，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初八日，“讲官牛钮、陈廷敬进讲《尚书》……二臣奏，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上曰然”②。由此可以窥知，学人重倡经学之努力，已得清廷认可。
人清以后，由于诸多方面因素构成之历史合力所作用，苏州诸儒兴复古学的努力，尤其是顾炎武提出的训诂治经方法论，潜移默化，不胫而走。至乾隆一朝，迄于嘉庆、道光间，由识字审音人手，通过古字、古言的考据训诂，进而把握典章制度大要，准确诠释儒家经典，遂成数十年间主流学派共同恪守的学术矩矱。

二、江永与徽州诸儒

探讨雍正、乾隆间的古学复兴，徽州是一个当予重点关注的地域。梳理是时一方大儒江永及受学诸弟子之学行，或可略得管中窥豹之效。
江永，字慎修，号慎斋，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享年八十有二。婺源为朱熹故里，理学名邦。江氏一门，经史传家，永父期，寄籍江宁，为县学生，自永幼年，即以《十三经注疏》课督。永禀承庭训，读《大学》，知为学人手乃在格物，博涉多通，务求心得。康熙四十六年(1707)起，在乡开馆授徒，时年二十七。之后，潜心《礼经》，发愿结撰专书，以成朱子晚年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未竟之志。历时十余年，康熙六十年(1721)书成。全书九十一卷，初名《存羊编》，继改《增订仪礼经传》，凡三易其稿，终定名《礼经纲目》。该书承朱子遗意，区分类聚，别定规模，作嘉礼、宾礼、凶礼、吉礼、军礼、通礼、曲礼、乐八门，计一百零六篇。全书以辑录“古注与释文”为主，旨在“但欲存古，以资考核”。由于卷帙过繁，刊行不易，故而书稿尘封十余载，“几为虫蚀鼠穿”。
乾隆元年(1736)六月，清廷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安徽地方当局奉命，将《礼书纲目》抄送书馆。是年冬，同郡理学名儒汪绂有书致永，询问《礼书纲目》梗概。未待江永复书，绂书再至，误信传闻，疑永为学博杂，徒“以博洽自见”③。三年(1738)春，永复以长书一通，绍介《礼书纲目》大要，彰明立身及为学旨趣。书中，探讨古礼、古乐，以明“存古”、、‘道古”、“志古”、“好古”之意，虽高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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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李颐：《二曲集》卷一四《周至答问》。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79页。
③[清]汪绂：《双池文集》卷三《再与江慎修书》。

古，亦主张“不必泥古”①。九月，绂接永书，误会释然，于答书中以“从事于经学”共勉。至于如何从事经学，汪绂不赞成“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反对“汗漫之书抄”，提倡汉代经师的专门之学，主张：“学者苟具中上之资，使能淹贯六经，旁及子史，尚矣。如其不能，则莫若专攻一经。”②翌年春，永再有长书复绂，告以“早年探讨西学，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写本归之梅氏令孙”。又称：“《近思录》，吾人最切要之书，案头不可离者。俗本离析破碎，宋时叶采之注亦未备。尝为之详注，采取朱子之言，以注朱子之书。朱子说不备，乃取叶说补之，叶说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书。”③
乾隆五年(1740)，应在乡翰林院检讨程恂之请，永执教休宁程氏家馆。以花甲之年，完成历学书七卷，计有《金水二星发微》、《七政衍》、《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等七种。同年八月，随程恂入都，三礼馆总裁方苞及儒臣吴绂、梅瑴成、杭世骏等，皆前来问学论难。六年(1741)八月返乡，迄于乾隆十二年(1747)，除短暂讲学郡城紫阳书院及赴江西阅卷外，皆在程氏家馆。其间，休宁戴震负笈问学，成为及门高第弟子。
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诏举经学特科，永以年届古稀而辞荐，并致书戴震，表示“驰逐名场非素心”④。十五年(1750)七月，永七十大寿，震以及门高徒而撰寿序，序中称：“吾师江慎修先生，生朱子之乡，上溯汉、唐、宋以来之绝学，以六经明晦为己任。震少知向慕，既数年，始获一见，又数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所读诸经，往来问难，承口讲指画，然后确然见经学之本末。既而先生就馆本邑，未能从学，深怅怅焉。”又说：“震少览近儒之书，所心折者数人。刘原甫、王伯厚之于考核，胡肶明、顾景范、阎百诗之于水经地志，顾宁人之于古音，梅定九之于步算，各专精一家。先生之学力思力，实兼之，皆能一一指其得失，苴其阙漏，著述若此，古今良难。”⑤
乾隆十八年(1753)，应歙县西溪汪氏之请，永主持汪氏家馆教席。戴震、方矩、金榜、程瑶田、汪梧凤等远近弟子云集，执经问对，同调共鸣。翌年，戴震避仇人京，行囊携永著《推步法解》、《翼梅》等新作。时值儒臣秦蕙田奉命撰《五礼通考》，遂全录《推步法解》，并将永相关论说辑人《观象授时》一类。
江永晚年，虽已年届耄耋，依然课徒授业，著述不辍。迄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病逝，不过短短十年间，相继再成《乡党图考》、《律吕阐微》、《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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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余龙光：《双池先生年谱》卷二，乾隆三年、四十七岁条。
②[清]汪绂：《双池文集》卷三《与江慎修论学书》。
③[清]余龙光：《双池先生年谱》卷二，乾隆四年、四十八岁条。
④[清]戴震：《戴震文集》卷一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⑤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转引自漆永祥《新发现戴震佚文一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地理考实》、《古韵标准》、《河洛精蕴》、《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诸书。永为学一生，贯通汉宋，实事求是，毕生究心名物制度、经史舆地、天文历算、律吕音韵，尤以三礼之学最称专精。所著除前述诸书外，尚有《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宫增注》、《礼记训义择言》、《群经补义》、《考订朱子世家》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著录永书达十五种、百余卷之多。永学得弟子戴震、金榜、程瑶田等发扬光大，不惟开一代乡邦学术风气，而且声应气求，沟通四方，汇为古学复兴之学术潮流。

三、苏州紫阳书院

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之中，苏州紫阳书院名士云集，独领风骚，洵称系四方观瞻之学术重镇。回顾苏州紫阳书院之创立，考察其学术好尚之演变，或可从中看到古学复兴潮流的形成，乃历史之大势所趋，有其不可逆转之内在逻辑。
在中国书院史上，清初顺治、康熙二朝，迄于雍正初的八、九十年间，是书院教育由衰而复盛的一个转变时期。人清之初，在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之后，出于巩固新政权统治的需要，为了防止知识界异己力量的聚集，清廷一度限制甚至禁绝各地书院的活动。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平稳，于是恢复和兴办书院提上地方文化建设的日程。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宋代书院初起，为一时学者自由讲学之所在，乃是与官办学校并存的私学。元代以后，书院虽仍多属民办私学，但已经愈益受到官府节制。这种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在明代大为发展。嘉隆以还，南北蜂起的书院，即多属官办性质。清初书院，亦复如此。苏州紫阳书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于康熙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一个世代相沿的好传统。宋明以降，从孔、孟到周、程、张、朱的“道统”说风行，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入清以后，在确立崇儒重道文化格局的过程中，清廷面临究竟是尊崇朱子学还是阳明学的严峻选择。圣祖亲政，尤其是三藩乱平、国家统一之后，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清廷以“御纂”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五十一年(1712)正月，圣祖诏告朝野：“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①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由此，清廷以对朱子及其学说的尊崇，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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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丁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6页。

为响应清廷的上述重大文化决策，倡导朱子学说，端正士习，振兴学术，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东建紫阳书院。翌年三月，书院落成，张伯行撰文昭示书院宗旨，据称：“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而参焉者矣。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爰建紫阳书院。”①这就是说，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之初，秉承宋明遗风，是一个以朱子学为宗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的所在。
然而不过短短十年过去，雍正元年(1723)，江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紫阳书院，其后书院的教学内容，已然发生变化。据《鄂文端公年谱》记：“每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与贤卿名士互相唱和，时集数十百人。而四方从游，公余少暇，辄与论经史，谈经济，多前贤所未发。学者无不倾心动魄，恨闻道之晚。公乃分为古今文集，俱题曰《南邦黎献》。”②足见先前紫阳书院讲求的身心性命之学，迄于雍正初，已经渐为诗文唱和、论经史、谈经济所取代。关于苏州紫阳书院风尚的这样一个转变，20世纪30年代，柳诒征先生撰《江苏书院志初稿》有过如下精当总结：“鄂尔泰与苏之绅耆，及一时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诗，汇刻为《南邦黎献集》。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渡。” ③
沿着这样一条变迁路径往前走，经历雍乾间政治风云的起伏，至乾隆初叶，苏州紫阳书院遂摆脱心性之学的讲求，成为“以古学相策励”的学术重镇。
乾隆十四年(1749)，青年才俊钱大昕由嘉定来苏州，人紫阳书院求学，时任院长为王峻。据事隔四十六年后钱大昕所追忆：“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④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亦记：“巡抚觉罗樗轩公雅尔哈善闻予名，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课试常居第一。青浦王兰泉、长洲褚鹤侣、左莪，及礼堂、习庵皆在同舍，以古学相策励。”⑤谱主曾孙庆曾于该条注云：“先是王少司寇肄业紫阳书院，与王光禄同舍，始知公幼慧，有神童之目。及院长询以今日人才，则以公对。院长转告巡抚，巡抚喜甚，招公至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公下笔千言，于是惊异，院中诸名宿，莫不敛手敬之。”⑥注中名宿云云，依谱主自记，为惠栋、沈彤等。
排比钱大昕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的上述史料，似可形成如下三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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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紫阳书院碑记》。
②[清]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雍正三年、四十六岁条。
③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4期，第56页。④[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汉书正误序》。
⑤[清]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四年、二十二岁条。
⑥[清]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校注》，乾隆十四年、二十二岁条。

第一，至迟在乾隆十四年，苏州紫阳书院课督生徒，已然由经史起步，旨在“可与道古”，且“以古学相策励”。
第二，此时主持书院讲席及课督生徒诸名宿，既有王峻、李果、赵虹等诗词古文名家，更有一时兴复古学之倡导者惠栋、沈彤。
第三，乾嘉时期，以经史古学名噪朝野的钱大昕、王鸣盛、王昶、褚寅亮等，其为学根柢皆奠立于苏州紫阳书院。

四、卢见曾及其扬州幕府

扬州为运河枢纽，大江东去，运河纵流，明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两淮盐运使官署所在地。人清之初，虽历兵燹，疮痍满目，但自康熙中叶以后，百废俱兴，经济复苏，又复成为人文荟萃，商旅辐辏之区。两淮盐商及扬州士绅，素有襄助学术、振兴文教之传统，康熙间著名经师阎若璩的遗著《尚书古文疏证》，即于乾隆初在扬州刊行。乾隆十九年(1754)，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承一方之良好风气，借助盐商马曰琯、曰璐兄弟的财力，集四方学术精英于幕府，倡导经史，兴复古学，从而使扬州成为古学复兴潮流中的又一重镇。
当时，会聚于卢见曾幕府的四方学人，主要有陈章、江昱、惠栋、沈大成、王昶、戴震等，其中，尤以惠、沈二人影响最大。据《扬州画舫录》记：“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公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惠栋，字定字，号松崖，苏州元和人。砚溪先生之孙，半农先生之子，以孝闻于乡。博通今古，与陈祖范、顾栋高同举经学。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见闻记》(当作《封氏闻见记》——引者)、《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抄》诸书。”①又称：“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松江华亭人……通经史百家之书，与惠栋友善。”②
凭藉惠栋、沈大成诸幕友的努力，卢见曾在二任两淮盐运使的十年间，先后做了几桩可谓转移风气的大事。
最先做的一桩事，是补刊朱彝尊遗著《经义考》，主张“勿信今而疑古”，倡导“穷经稽古”之学。《经义考》为康熙间经学大儒朱彝尊遗著，全书凡三百卷，彝尊生前，所刻仅及其半，即告赍志而殁。乾隆十九年，卢见曾再任扬州，与盐商马曰琯、曰璐兄弟相约，慨然出资补刊，历时一年，克成完书。补刊伊始，十九年夏，卢氏有序云：“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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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虹桥录上》。
②[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桥东录》。

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①补刊蒇事，二十年(1755)六月，朱氏后人稻孙撰文感激卢见曾及扬州盐商马氏兄弟，据称：“书之显晦，与夫行世之迟速，固有天焉。继自今穷经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与懈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浅矣。”②二十一年(1756)二月，清高宗祭告阙里，卢见曾又将《经义考》装潢二部，恭呈御览。从此，该书得以深入宫禁，流播朝野，于乾隆初叶以后经学之大盛，影响甚大。
第二桩事是辑刻《雅雨堂藏书》，率先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揭出“汉学”之大旗。《雅雨堂藏书》辑刻汉唐典籍凡十三种，主要有《李氏易传》、《郑氏周易》、《尚书大传》、《郑司农集》、《周易乾凿度》等。全书始刻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758)竣工，虽以卢氏署名，实则选书、校勘、撰序等，处处可见苏州大儒惠栋的辛劳。于所刻《李氏易传》，卷首卢氏序梳理《易》学源流，推尊汉学，以存古义，据称：“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③于《郑氏周易》，同样称：“此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④于《周易乾凿度》，还是说：“《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⑤于《尚书大传》，依然谓：“三家章句虽亡，而今文之学，存此犹见一斑，为刊而行之。别撰《补遗》一卷，并附《康成集》于卷末，俾后之求汉学者，知所考焉。”⑥以上凡引诸书序言，在在接武乾隆九年惠栋著《易汉学》，以及惠氏历年对郑玄《易》注的董理和郑氏经学的表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乃有他日汉学之风行四方。
第三桩事是刊行惠栋未竟遗著《周易述》，以存乾隆初叶古学复兴之一重要学脉。惠栋为苏州大儒，四世传经，专意汉学。乾隆九年(1744)，所著《易汉学》成，以表彰汉《易》而唱兴复古学之先声。又著《九经古义》，弘扬顾炎武训诂治经之倡导，明确昭告学林：“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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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卢见曾：《经义考序》，载《经义考》补刻本卷首。
②[清]朱彝尊：《经义考》卷首《朱稻孙后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1998年，第6页。
③[清]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刻李氏易传序》。
④[清]卢见曾：《稚雨堂文集》卷一《刻郑氏周易序》。
⑤[清]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刻周易乾凿度序》。
⑥[清]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刻尚书大传序》。

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①自乾隆十四年(1749)起，开始撰《周易述》，后因病故世而未成完书。惠栋生前，早在人扬州卢氏幕府之初，其治经主张即已为幕主所接受，因之始有卢见曾补刊《经义考》、辑刻《雅雨堂藏书》诸学术举措。二十三年(1758)五月，惠栋病逝。八月，卢见曾即以《周易述》付梓，于卷首撰文记云：“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溪先生周惕，砚溪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③

五、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

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中，江南诸多中心城市并非彼此孤立，互不关涉，实则一代又一代学人在其间的往还，已然使之相互沟通，联为一体。正是众多学人的执著和敬业，共同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以下拟略述后先接武的三位大师之相关学行，以窥杰出学人在其间所付出劳作之艰辛。
我们所讨论的三位大师，一是惠栋，二是戴震，三是钱大昕。三人之中，惠栋最为年长，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戴震其次，为雍正元年(1723)生人，而钱大昕最少，生于雍正六年(1728)。就年辈论惠栋是长者，戴、钱皆属晚辈。乾隆九年(1744)，惠栋著《易汉学》名世，成为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是时，戴、钱俱尚在孜孜寻觅治学门径。十四年，钱大昕求学紫阳书院，因之尊惠栋为“吴中老宿”，且慕名登门拜谒。事隔四十三年之后，年近古稀的钱大昕依然深情回忆：“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③二十一、二年间，大昕同窗王昶与惠栋同客扬州卢氏幕府，《易汉学》手稿即由王昶抄校。此一抄本及惠著《周易述》大要，亦经王氏而传人京城。所以彼时钱大昕自京中致书王昶，一是告“惠氏《易汉学》，鹤侣(褚寅亮——引者)大兄现在手钞，此时尚未付还。来春当邮致吴门，决不遗失也。”④一是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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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惠栋：《松崖文抄》卷一《九经古义述首》。
②[清]卢见曾：《周易述序》，见[清]惠栋：《周易述》卷首。
③[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古文尚书考序》。
④陈鸿森辑：《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卷下《与王德甫书一》。

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①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冬，戴震旅京南还，途经扬州。有幸在卢氏幕府同惠栋订交，当时情景，戴震记之甚明：“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沈彤——引者)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人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②三十年冬，戴震过苏州，晤惠栋遗属及诸高足，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缅怀亡友。文中高度评价惠学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诶。”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同时，又将这一主张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对惠栋学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他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人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③
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撰序，重申前说，系统昭示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他的结论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④篇末，戴震重申：“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⑤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20 21:24:19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戴震以举人奉召人京修书。至此，汉学得清廷优容，大张其军，风行朝野，古学复兴蔚成风气，如日中天。正如当时著名史家章学诚所记：“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⑥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戴震在北京去世。此时钱大昕已激流勇退，归險林泉，以博赡通贯而主盟学坛。五十四年(1789)，大昕入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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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文和主编，[清]钱大昕著：《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第10册，《潜研堂文集补编》不分卷《与王德甫书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②[清]戴震：《东原文集》卷——《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③[清]戴震：《东原文集》卷——《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④[清]戴震：《东原文集》卷一○《古经解钩沉序》。

⑤[清]戴震：《东原文集》卷一○《古经解钩沉序》。

⑥[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周书昌别传》。

阴荏苒，日月如梭，回首当年求学紫阳，不觉已整整四十年过去。在迄于嘉庆九年(1804)逝世的十六年间，钱大昕弘扬紫阳书院传统，以“精研古学，实事求是”而作育一方俊彦。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记：“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如李茂才锐之算术，夏广文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征君燕昌之金石，陈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学，几千年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衷于讲席。”①

后海先河，饮水思源，晚年的钱大昕，以一杰出史家而梳理当代学术史事，分别为惠栋、江永、戴震诸家立传，尤为留意表彰传主兴复古学之功。江永一传，大昕称传主“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于步算、钟律、声韵尤明”。且记云：“休宁戴震，少不誉于乡曲，先生独重之，引为忘年交，震之学，得诸先生为多。”②戴震一传则大段征引震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古经解钩沉序》诸文之主张，将传主为学宗旨归纳为“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③。在《惠先生栋传》中，钱大昕总结数千年经学史，尤其是宋元以降学术积弊，指出：“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已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大昕准确地把握住惠栋《易》学与汉学复兴的关系，他写道：“惠先生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④

通过梳理惠栋、戴震、钱大昕三家的相关学行，我们似可依稀看到，乾隆初叶以后，“古学”二字宛若一根无形的红线，把几代学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是否可以视为古学复兴潮流形成至发皇的一个缩影，我想或许是可以这样去认识的。

[作者陈祖武，l94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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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乾隆五十八年、六十六岁条。

②[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江先生永传》。

③[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戴先生震传》。

④[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中国古代史] 江南中心城市与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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