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路和全国主要户口数据的考证和估测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4 20:32:41

南宋路和全国主要户口数据的考证和估测

——为悼念漆侠教授而作

吴松弟

复旦大学

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漆侠教授是我非常尊重的为宋史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的老一辈史学大家之一，漆先生关于宋代和辽夏金经济史的煌煌巨著，是我研究断代经济史的必不可少的参考著作。在1998年于银川召开的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我首次见到漆先生，向漆先生汇报了我最近几年从事的辽宋金元人口史的研究状况，曾蒙漆先生的不吝指教和热情鼓励。2000年拙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出版以后，又蒙漆先生来信多加鼓励，备受鼓舞。去年10月，我在河北大学召开的宋代经济史研讨会上，再次聆听了漆先生的精彩报告，会议期间又与漆先生几次交谈，获益匪浅。漆先生对宋代经济史的精辟看法，准备进行的宏伟的宋史研究计划，敏捷的思维，充溢全身的活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以为，漆侠先生至少还能够率领我们前进十年，然而，两个月后，却传来漆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真令人唏嘘不已，悲痛万分。漆先生的不幸逝世，无疑是宋史学界乃至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学界将永远铭记他对宋史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谨以此文，略表我对漆侠教授的敬意和追思之情。

对于历史人口的研究而言，官方的户口数据是最基本的资料来源，没有户口数据，一切研究便无从下手。然而，历史上的这些人口数据可以说是一本糊涂帐，不仅某些不承担赋税的人群可以不纳入政府户口统计的范围，而且不少的数据因当时和后世的原因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不加考证便使用人口数据，势必要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要研究历史人口，除了需要首先搞清当时的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弄明白官方户口统计的范围及专有名词的含义之外，还要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和相关数据，对有关户口数据进行考证。可以说，对官方户口数据的全面考证，是人口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考证南宋户口数据的重要性和考证方法

南宋长达一个半世纪，比北宋只少了十余年时间，然而，学术界以往对两宋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宋，有关南宋的成果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南宋的官方户口数据存在着极大的缺陷，颇不便于利用。

首先，在时间的分配上极不均衡。南宋虽然有三十余年度的全国总户口，还有十余年度的路一级的户口，但这些数据大多集中在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49年)至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约相当于南宋前期的后一阶段和中期。文献中偶尔还能见到高宗建炎或绍兴前期若干路的户口，但它们不仅数量少而且错误多，颇难利用。由于缺少建炎初年(1127年)至绍兴二十八年(1127～1158年)以及宁宗嘉定十六年以后各朝的户口数，使人无从研究南宋最初三十余年和最后的近五十年的人口状况。

其次，在空间的分配上亦极不均衡。至今所见具有标准时间的南宋的地方户口数据，只有路一级的户口，并没有覆盖全国各府州军的户口，因而难以进行以较小单位为对象的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而且，有限的分府州军县的户口，主要集中在东南各路，特别是两浙、福建、江南东等路。由于府州军户口数据的缺少，要分析四川、淮南、两广、两湖等地的路以下的人口分布状况，势必非常困难。

再次，户口数据的质量不高，可信度较差。相当多的数据系后一年度抄前一年度，甚至抄前面的数年。还有的虽然看不出是后一年度抄前一年度，但其数据体现出来的户口增长率明显不同于前后几年，提示人们此类数据可能也有误。

如上所述，有关南宋的户口数据，如果不经考证便予以引用，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且还要闹出笑话。因此，考证户口数据并对个别缺少的户口予以估测，是研究南宋人口时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笔者在进行南宋人口研究时①，便不得不以相当大的精力考证有关户口数据，努力从宋元文献中寻找南宋后期的户口数据，并对南宋初期的户口予以估测。考证的方法，主要有下列几种：

序列关系分析，即分析同一区域不同年代的户口数据所体现出来的增减变化。一般说来，在没有发生足以导致当地人口剧减的严重战乱、瘟疫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区域的人口都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以大致相等的速度继续增长。即使在一定时期内体现出人口增长或下降的趋势，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突然导致。如果几个年度中，某一年度的数据突然减少或增加太多，导致其增长率和前后年度不相协调，而该年没有发生足以导致人口大增或突降的自然、人为的原因，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该年的数据可能有错。根据序列关系，有时还能推测某些没有缺乏记载的年度的户口。

邻近区域的比较。一般说来，在正常情况下，相邻并且具有同样经济水平同样地理环境的区域，人口发展的速度应大致相差不大，确立了这一前提，便有助于我们分析区域人口数据。如果某一州县的某一个数据，无法找到同一地域单位可资比较的前后年代的数据，不妨通过与邻近的经济和地理条件大致相同的区域的比较，来发现这一数据的正误。同理，如果缺少某一年代的数据，只要选择以前某一年代可靠的户口数据作为基数，参考邻近区域在同样时间中的户口增长状况，就可以获得不致离事实太远的估测数。

不同来源的数据比较。除了《宋史·地理志》所载的区域户口数，《文献通考》、正史的其他部分、文集、地方志甚至笔记小说偶而也提到某些区域的户口数。这些数据都可用来比较，以便排除错误的数据，选择正确的数据用于研究。
为便于学术界的使用，现将笔者对南宋路和全国两个系统户口数据的考证，罗列如下，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请见拙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路级户口数据

地方户口统计是全国户口统计的基础。就南宋的情况而言，凡有全国户口总数和路一级户El的年度，全国总数大都与各路的合计数非常接近，可以认为是通过合计各路户口数得到①。因此，要考证全国户口总数，必须首先考证路一级的户口总数。

(一)《宋会要辑稿》中的数据

南宋以路为单位的比较完整的户口数据，主要记载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至七七，年代分别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隆兴元年(1163年)、二年；乾道元年(1165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这些数据的错误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后一年度抄袭上一年度。据表1，福建路、夔州路和广东路的乾道三年户口皆与乾道二年的数字相同，广西路乾道九年的户口同于乾道八年，潼川府路隆兴二年的户数同于隆兴元年。这种照抄，并不仅仅都是后面的一年照抄前面的一年，有的是连续几年都在照抄前面某年的数字。例如，福建路乾道四年的户口即与乾道二年、三年完全相同，即连续两年都照抄乾道二年的数字。此外，湖北路乾道九年的户口与乾道四年完全相同，淮南西路乾道四年的户口与乾道元年完全相同，可见不仅有抄上一年度者，还有跳过去抄前几年者。

第二，某些路一些年度的户数变动过大，不合情理。例如，淮南西路乾道三年的户数为52415，而其前后年度分别达到10万户左右；广东路在隆兴元年和二年的户数均在18万左右，而在此前后年度却高达50余万。此外，利州路在隆兴元年户数269571，而其前后年度都在37万户以上，颇疑此“2”为“3”之误。

由于《宋会要辑稿》的路级户口数据有着上述种种缺陷，我们必须谨慎选取某些年度的数据，才能进行人口研究。
南宋长达一个半世纪，不仅各时期的人口发展状况未必相同，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口发展状况也相差极大。为此，需要选择若干不同时期的户口数据，建立几个标准时点的户口数据系统。南宋第一份全国主客户户口数据是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的天下主客户户口②，然而该年只有全国总户口数，没有各路的户口数，直到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才开始有分路的户口数。因此，能够为我们利用，既可以研究全国户口数，又可以研究分路户口数的第一个数据，是《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所载的孝宗绍兴三十二年的全国和分路的主客户户口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数据，建立研究南宋人口的第一个标准时点的数据系统，用以反映南宋初期的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表4—3，表8—2。某些时期未能完全一致的原因，除乾道七年的分路合计数因缺利州路故少于全国总数外，其余估计都是传抄致误。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中华书局排印本。

绍兴三十二年，南宋在南方建国已达36年，早已巩固了在南方的统治。各地已多次编制保甲簿、丁账和税账①，即使南迁的北方移民，也已陆续在各地登记入籍②。这一切，都为户口统计的准确性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绍兴二十九年已有全国户口总数，说明至迟在绍兴三十二年之前4年南宋已进行了全国性的户口统计。绍兴三十一年四月，金海陵王发动南侵。但是，这场战争仅仅进行半年，而且局限在长江以北，并未对南宋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影响，更不影响这些地区的户口统计。因此，绍兴三十二年的户口数据可以做到大致可靠。此外，我在绍兴三十二年的户口数据系统中，没有发现后一年度抄袭前一年度，或户口数据变动过大的情况。我还注意到，《宋史·地理志》亦详载成都府路以外的各路的绍兴三十二年户数，除淮南西路无数字外，其余路的数字均和《宋会要辑稿》所载相同，可证《宋会要辑稿》所载该年各路户口数据的错误较少。不过，该年长江以北的淮南东、淮南西、京西南三路以及荆湖北路位于长江以北的府州军刚刚脱离战争，不可能统计户口，《宋会要辑稿》所载的户数估计都是战前的绍兴三十年的数据③。

(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数据

除了《宋会要辑稿》，其他文献中偶尔还能见到南宋时期的路一级的户口数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的南宋初期的户口数据尤多。不过，它们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浙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三年、绍兴五年的户数均是212万余，成都府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四年的户数均是113万余。就口数而言，除成都府路绍兴四年的口数有所不同外，两路上述年代的口数也是一模一样④。因此，估计这两个单位上述几年的户口均出自同一个年度的数据。南宋初期政局不稳，地方政府尚无余力统计户口，于是便照抄北宋末某年的数字。

该书所载的广东路的税客户前后年度变动极大，绍兴三年户61万余、口107万余，但绍兴四年户却达103万余、丁口亦达213万余，然而，绍兴五年的户又下降到61万余。⑤同书卷96除了记载绍兴五年广东路税客户61万外，还记载了广西路税客户42万，两路的合计数恰与绍兴四年广东路的户数相等。因此，绍兴四年广东路户数突然达到103万，显然是误将该年广西路的户数加到广东路头上。
该书还有另外几个高宗初期的户口数据。尽管还没有发现证明其有误的文献资料，考虑到当时时局不稳，尚未恢复有效的户口统计制度，这些数据可能主要照抄北宋末某年的数据。因此，即使无误，最好还是不将其作为南宋初的数据而予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拙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二章。

②参见拙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第十一章第四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解释淮南西路在绍兴三十二年，除舒、蕲、黄三州外其他府州都没有户口数据的原因：“庐、濠、光、和州、无为军、寿春府缘经绍兴三十一年侵犯，烧毁案牍，免供账，止得三州之数。”可见此三州绍兴三十二年的户口均是抄战前的绍兴三十年，长江以北四路估计都如此。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卷六一、卷七一、卷八三。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一、卷八三和卷九六。

(三)《文献通考》中的数据

在南宋的人口发展史上，覆盖南宋中期全境的分路户口，只有《文献通考》卷一一所载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户数，除此之外没有更完整的户口数据了。这一数据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宁宗、理宗之际是南宋人口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文献通考》所载的嘉定十六年户数便于我们分析南宋前期和后期的人口变化。作者马端临是宋元之际人，能够看到南宋后期的各种户口数，《文献通考》记载的分路户数的可信程度应该比较高。我依此建立起南宋人口的第二个标准时点的数据系统，用以反映南宋中期的户口状况。

但是，两浙路的户口数告诉我们，《文献通考》的记载并非毫无问题。据《文献通考》卷一一，嘉定十六年两浙路户数为2220321，较绍兴三十二年的2243548户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而且，这一数据也低于历年户数少于两浙的江南西路，人们据此不免认为江西路的户口已超过两浙而一跃成为人口最多的路。然而，地方志有关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前后的户口数据，却给人以期间两浙路户口有一定增长的印象。据方志户口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临安府乾道五年至淳祐十二年(1169～1252年)为4．5‰①，温州淳熙年间至嘉熙年问(1174～1240年)为2．9‰②，镇江府乾道年问至嘉定年间(1165～1224年)为11．5‰③，严州淳熙十三年至景定三年(1186～1262年)为3．9‰④，江阴军绍熙五年至绍定三年(1194～1230年)为19．2‰⑤。这些增长率，不仅无一为负增长，有的还相当高，可以证明《文献通考》所载户数不符合期间人口增加的事实。根据刘克庄的记载，嘉定十二年两浙路有户2898782，口5839787。⑥考虑到各府州军的人口增长状况，刘克庄所载的这一户口显然是可信的，而《文献通考》所载有误。
除两浙路外，广东、夔州两路的嘉定十六年户数均较绍兴三十二年有所减少，却没有文献证明当时曾发生足以导致人口减少的自然灾害和战争。⑦此外，京西南路该年户数只有绍兴三十二年的15％，而同处江淮地区的淮东、淮西和湖北路期间的户口却有一定的增长(见表1)。上述矛盾现象提示我们，这些路的嘉定十六年的户数也可能有错或未能反映当时的著籍户口状况，均需要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估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乾道临安志》和《淳祐临安志》，分别有户261692、381335。

②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七一和吴泳《鹤林集》卷一六《知温州到任谢表》，分别有户170035、200000。因无确切年度，估算增长率时暂各取中间年度，以下诸州均按此。
③据《至顺镇江志》卷三，分别有户63940、108400。
④据《严州图经》卷一，分别有户88867、119267。
⑤据嘉靖《江阴县志》卷四，分别有户32339、64035。
⑥刘克庄：《后村集》卷八三《玉牒初草·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四部丛刊本。
⑦参见拙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十二章第三节，第546～548页。

(四)元灭宋时攻占江淮诸路所获的数据
《元史·世祖纪》记载了元军占领两浙、江西、淮东诸路时所得到的户口数，共计得户7288331。这些数据，究竟来自南宋末年的抄籍数，还是调查所得?梁方仲先生认为：这些数据“乃受降时的数目”，而当时元将阿术上奏的反映南宋大部分地区的户口数“则经过了进一步的调查”①。这一推测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一般说来，元军在刚刚占领江淮各路的情况下，很难有余力调查这些地区的人口状况，有关数据只能得自南宋末年的抄籍数。但是，如果是抄籍数，在没有发生足以导致人口数量严重下降或急剧增长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前后年度户口的数量就应保持一定的序列关系，而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这一组数字，除湖北路、两浙路外皆和其前的嘉定十六年、其后的至元二十七年的户口发展序列显得极不协调。特别是湖南、江东、江西三路，如以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户数为100％，则至元十三年户数分别为45％、80％、46％，至元二十七年户数分别为100％、166％和84％，三个年度的户数起落因过于强烈而体现不出任何的序列关系。我们有理由估计，这一组数据显然不是抄籍数，而是元军占领各地时受降所得的户口数。
当敌对国家的军队进入时，一般都会有很多的人民躲入山林避难，战争虽然结束但还来不及出来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方面，瑞安县(治今浙江瑞安市)和安吉州(治今浙江安吉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至元十三年，哈八儿秃任瑞安县达鲁花赤，“始至，招集逃移民十万余户”②。文中“十万余户”数字过大，或者瑞安县为瑞安府(南宋后期以温州改名)之误，但即使对一府而言，逃移民“十万余户”这一数字也是很大的。元军平宋后史枢到安吉州任安抚使，“时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险阻自保，枢以威信招怀之，复业以民者以千万计”③。
还需要指出，元军在占领南宋各地时，往往强迫百姓沦为他们的家奴。时人指出：“是时，江南新附，诸将市功，且利俘获，往往滥及无辜，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④仅被阿里海牙俘获并没为家奴的人户便达3800⑤。这些被强迫为奴隶的人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一般都不会被列入户口调查的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7注⑦，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元史》卷一二三《哈八儿秃传》，第303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第3885页。
④《元史》卷一七○《雷膺传》，第3991页。
⑤《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第3821页。

基于上述理由，元灭宋攻占江淮诸路所获的数据难以利用。如果需要寻找一组数据用以反映南宋末各路的户口状况的话，只能将《元史·地理志》所载的分路府州的户数以南宋路为单位予以合计。这一合计数虽然反映元灭南宋的初期的状况，但因离南宋末年只有十四五年，尚可据此估测南宋末的人口状况。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4 20:33:03

三、全国户口总数

(一)《宋会要辑稿》中的数据

如上所说，南宋全国户口总数是通过合计各路户口数所得到的。由于《宋会要辑稿》所载隆兴元年、二年、乾道三年、四年、九年等5个年度的分路数不实，合计各路户数得出的全国户数自然也不可靠。

如果将前后年度的户口、增长率进行对比，并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等问题，《宋会要辑稿》记载的下述诸年的全国户口总数，可能也有误：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该年金兵南侵，疑户数不准。

绍兴三十二年。与前后几年相差过大，且六月高宗退位，该年户数应以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数为准。

孝宗乾道元年。所载诸路总数11705662较各路合计数多出200000，且高于二年数，当误，应取各路合计数。
乾道二年。所载诸路总数12335450较前后年度相差过多，当误，应取各路合计数。
乾道五年。下一年度的增长率过高，疑本年户数有误。

淳熙元年、二年。此两个年度的增长率过高，疑户数有误。

淳熙四年、十五年。前一年度增长率过高，后一年度较前后年相差过大，均可能有误。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二)北宋后期南方户口总数的估测

自靖康之乱至绍兴后期，南宋人口经历了减少——恢复的过程，但因缺少建炎初年至绍兴二十八年的户数，后人已无从得知期间户口的变化。甚至作为南宋人口发展基础的北宋末的南方户口数据，至今也无从获得。《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总户数和分府州军户数，可供研究北宋后期的全国和区域人口状况。但是，广东、广西、夔州三路及福建路都不是崇宁元年而是元丰元年(1078年)的户数，故此四路的崇宁户数只能得自估计①，我们可以将此四路的估计数和其他路的户数相加，从而得出后来属于南宋统治范围的南方各路在崇宁时的总户数12196307，但此数毕竟不是完全据《宋史·地理志》数据统计所得。
如果采取另一种方法，即将该年全国总户数20264307，减去北方府州的合计数5917638，余数14346669能否视为后来属于南宋统治的南方各路的户数呢?回答是不可以，因为此余数比表4—2所得出的同一区域崇宁户数的合计数l2196307高出2150362户。至今已无从得知导致《宋史·地理志》总序的全国总数比该志的分府州军户数的合计数多215万余户的原因，因而不能认为全国总户数减去北方户数即等于南宋境内的户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拙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表4—2。

为便于研究南宋初期的人口发展，笔者拟将以上所说的12196307户视为该年后来属于南宋统治区域的总户数。笔者认为，虽然其中的福建、夔州、广东、广西的崇宁户数乃出自估计，但这是以元丰元年(1078年)的户数为基础，利用邻近路的人口增长率进行估测，因此，尽管与实际户数有一定的距离，仍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四路仅占南宋十五路的四分之一，除福建是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外其他三路人口数量都比较少，即使估计数与实际人口有一定的距离，对南方户口总数也不致有多少影响。

(三)南宋灭亡前夕的户口总数

研究南宋人口最大的困难之一，无疑是找不到后期的全国户口总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嘉定年间以后，基本无人口统计数传世，属人口状态不明时期。”①事实上，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凡是涉及到全国人口，均只提到嘉定十六年以前，极少有人谈到此后的半个世纪。人们注意到，《元史》卷九《世祖纪》记载：元灭宋之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有户9370472，口19721015。当时元军尚未攻占福建、广东、广西三路，据此以及《世祖纪》记载户口时提到的地域范围，此937万余户显然不包括上述三路，因而并非南宋末全境户数。此外，元人陆友《研北杂志·元代户口》和明人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三《世务》所载的元平宋时的户口，均是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而非元平宋之年(至元十三年)的户口②。

幸运的是，我在元人胡祗遹的《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效忠堂记》中，发现一条记载灭宋之年所得的州县和户口数的资料：
压宋都，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县六百九十八、兵卒百万、户千一百七十四万六千，资粮货宝不可胜计。

按此条所载户数与《世祖纪》所载数不同。然而，胡祗遹自元平宋后即在荆湖北道任宣慰副使，后又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载应有所本。其户数较阿术上奏数多出2375528户，而这237万余户接近南宋后期福建、广东、广西三路的合计数③，故可视作南宋全境的户数。据文中内容和行文口气，并考虑到与阿术上奏中数据的差异，所载户数应是元军攻占南宋各路以后所看到的南宋末年(德祐二年，即1276年)的数据。
这一户数是否准确，还可以通过与元代户口比较获得认识。《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版籍》载：“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余户。”又，《元史·世祖纪》在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户部所上天下户数时，特地提到“江淮、四川”有户11430878户。由于《世祖纪》将“江淮、四川”与北方的“内郡”相比较，且没有提到南方其他的地域，“江淮、四川”当指南宋旧境。《经世大典·版籍》与《世祖纪》所载的户口年代相同，然而前者的户数比后者多40万余户，不知何故。如果我们将《紫山大全集》所载的11746000户和这两个数据分别比较，仍能看出差异是相当小的，比《经世大典》所载少0．8％(约9．5万户)，比《世祖纪》所载多2．76％(31．5万户)。考虑到南方人元以来的社会动荡、各地人口恢复的进度甚至户口调查制度可能存在的差距，上述差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经世大典·版籍》和《元史·世祖纪》的数据也证明了《紫山大全集》所载南宋末户数的可靠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②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7附记。
③嘉定十六年福建、广东、广西三路有户2573340。

(四)《度宗纪》所载景定五年全国户数不可靠

《宋史》卷四六《度宗纪》载：“是岁，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台湾学者梁庚尧指出上述户数“恐非实情”，理由是：元朝灭南宋时，得江淮、浙东西、湖南北户数为937万有奇，而四川、福建、两广的户口尚未计算在内；至元二十七年，也就是灭宋后十四年，籍原来南宋境内户口，得1184万户有奇。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虽然经过宋蒙战争，南方人口仍能维持嘉定十六年水准，并未大量减少①。

梁庚尧的分析显然是正确的。除了与上述宋元之际的两个户数进行对比，我们还可以将景定户数和其前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其后的德祐二年(1276年)的户数进行比较。南宋全国户数，嘉定十六年为12670801，德祐二年为11746000(据上引胡祗遹文)，景定五年(1264年)介于其间，其户数却只是前者的45％、后者的48．5％。如果认为景定户数可信，则嘉定十六年至景定五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须为-19．3‰，而景定五年至德祐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须达到62‰。事实上，南宋各年度并无高达62％。的增长率，而负增长率较高的年度不过是一二年，不可能长达四十余年②。历史人口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表现之一是在基本相似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同一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通过上述增长率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度宗纪》的这一记载极不可靠。

德祐二年全国户数的发现，使我们找到了南宋末年的户口数据，得以完成构建南宋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全国户口数据系列。

(五)南宋全国户口数据系列及其增长率
兹据以上的考证，列出南宋地区总户数及各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12196307；
南宋初期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有户11622626；
南宋中期的嘉定十六年(1123年)，有户13349322；
南宋后期的德祐二年(1276年)，有户11746000；
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
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3‰；
嘉定十六年至德祐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梁庚尧：《宋代南北的经济地位一评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台湾《新史学》第4卷第1期，1993年。
②参见拙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表8—2。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4 20:39:07

（二）　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我们先看山东。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明代大部分时间禁海，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19]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总计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在近代史的著作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记述：将开埠之前的烟台称作一个“渔村”。因而对烟台的兴起有必要略加详述。
　　烟台，属登州府福山县，是清中叶前后发展起来的港口城镇。民国《福山县志稿》中有
这样一段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20]

　　“其始不过一渔寮耳”，这或许就是将烟台称为“渔村”的依据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记载即可看出，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其后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渐有帆船来泊，开设商号“三二十家”，“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到道光末年，在烟台开设的商号已达千余家，经常往来于此地的商帮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等等。此时的烟台显然已不再是一个渔村，而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２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松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　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
　　　　  州  县    　税额（两）    占总额％

——————————————————————————
　　　　福山县
12123.596
28.67％
　　　　  即墨县
8736.552
20.66％
　　　胶  州
6071.469
14.36％
　　　　  掖  县
3602.23
8.52％
　　　海丰县
2025.3735
4.79％
　　　　  利津县
2018.04
4.77％
　　  黄  县
2011.405
4.76％
　　　荣成县
2004.219
4.74％
　　　　  蓬莱县

1503.108
　3.56％
　　　　  文登县
904.23
2.14％
　　　　  诸城县
502.69
　
1.19％
　　    海阳县
402.44
0.95％
　　　宁海州
304.31
0.72％
　　　　  日照县
71.028
0.17％
　 ——————————————————————————
　　　总  计
42280.7705
100.0％
———————————————————————————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
　　    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上表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而以福山为最；福山一县所征税额即达12000余两，占14州县总额的28.67％。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福山位于山东半岛北岸渤海湾入海口，与辽东半岛南北相对成拱扼之势，水路相隔仅数百里。福山县沿海港湾八角口、芝罘口（即烟台）明代就是与辽东贸易的重要码头；清代烟台逐渐兴起，不但关东、江浙、闽广商船与半岛北岸的贸易多在此停泊，而且凡天津、关东与南方诸省往来贸易的商船均需经此出入。乾隆以降，随着天津港贸易的发展以及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南北商品流通量大增，扼距渤海湾入口处的福山各口地位自然随之日渐上升，而以烟台为最。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21] 　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22] 　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四者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磁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23]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道光年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产自江浙；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磁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24]　此段记载大体勾勒出樟树、吴城两镇在江西市场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玉山县地处浙赣二省分界的怀玉山脉，是江西信江水系与浙江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运往浙江的商货溯信江而至到此靠岸，卸至货栈，由此雇夫挑运过山；从浙江而来的商货则在此雇船，入信江顺流而下。茶叶、丝绸是经由玉山县转运的主要商品。丝绸由江浙溯钱塘江至常山，过屏风关抵玉山即可入信江水运，再转大庾岭商路至广州。武夷茶的运输正好相反，系由玉山过屏风关至常山，入钱塘江直下杭州，转运河或海路达上海。在玉山过境的其他商品还有，“广东、湖北等省暨江西省内地货物，运往浙中者如干果、锡蜡、水油、纸张、药材等为大宗，杂货次之，以担计者每年不下三四十万”。[25]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社旗，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4 20:39:24

三）　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嘉靖－万历年间，虽然各省区发展程度不一，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很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明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25000个；清末当会超过三万。[26]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的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其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即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其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其贩运路线乃是从城市 → 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其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农村集市网在其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是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市场，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起点和源泉。
　　2.　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 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27]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4 20:39:49

（四）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面对一个新的世纪，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28]
　　政府直接干预的减弱，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赋役制度的变革，即从实物征收向货币征收的转变。力役折银和匠班制的废除，使农民基本上摆脱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赋税折银则使农业生产与田赋脱钩，有利于小农的自主经营。明中叶开始的赋役制度的变革
为各家各户各地区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解除了枷锁，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与流通相关的政策变化，如：漕运制度中的允许漕船带货 → 雇商船海运 → 最终废除漕运；从明代的禁海 → 清初的开海；从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 → 鸦片战争后的开口通商（这虽然是外力干预的结果，但与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是一致的）；市场管理方面，从明初的禁牙 → 明代中叶设立官牙→ 清代前期整顿牙行、税收制度，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为市场网络与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打开了绿灯，提供了可能。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１）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从禁止 → 放任 → 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29]
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２）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

　表3
1840－60年代依据不平等条约开辟的主要通商口岸 *
————————————————————————————————
　　  口岸名　　所在省份　　开放年月　　所依据的不平等条约
————————————————————————————————
　　广　州　　广　东　　
1843年7月  　　中英南京条约
　　厦　门　　福　建　　
1843年11月　　中英南京条约
　　上　海　　江　苏　　 1843年11月　　中英南京条约
　　宁　波　　浙　江　　 1844年1月  　　中英南京条约
　　福　州　　福　建　　 1844年7月  　　中英南京条约
　　潮　州　　广　东　　
1860年1月  　　中美天津条约
　　天　津　　直　隶　　 1861年1月　　中英北京续增条约
　牛  庄　　奉　天　　
1861年4月　　　中英天津条约
  　　镇　江　　江　苏　　 1861年5月  　  中英天津条约
  　　汉　口　　湖　北　　
1862年1月　　　中英天津条约
  　　九　江　　江　西　　
1862年1月  　　中英天津条约
  　　烟　台　　山　东　　 1862年1月　　　中英天津条约
————————————————————————————————
  　　资料来源：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二卷第53页，表2-6改制。
　　　* 此外，该表所列1840－60年代开设的通商口岸还有新疆的伊犁、
　　　　塔尔巴哈台、喀什葛尔，蒙古的库伦以及台湾的淡水、打狗和
      台南，共计19个。

　　表3所列是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设的主要通商口岸，这十几个口岸在开埠之前商业均已具有相当规模，它们或者是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或者是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但在近代史的论著中对它们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往往评价过低，从而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前举之烟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近代史著作中一般都把天津开埠以后的发展表述为从一个漕运城市转变为海港城市，实际上天津的这一转变过程早在清初海禁开放之后即已开始了。对上海的定位也存在类似问题，有相当一部分近代史的论著将上海开埠之前描述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并不否认上海在开埠以后的飞速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实际上在乾隆－道光年间已经奠定；另一方面，由于“独口通商”政策的影响，也扼制了它本来可能的更大的发展，而这一发展过程是在开埠以后实现的。
经济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动力。1840年是一个政治性的界标，至少经济史的研究不应拘泥于这一界标。

   该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 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全书共30余万字。
[1] 施坚雅（G.W.Skinner）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3paper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3 （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Marketing
SystemsandRegional Economic: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等。
[2] 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
[3]
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８个等级（前引书页158），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不过笔者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商业城镇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这是与施氏划分的又一区别。
[4]
参见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6]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
[7]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对临清的考察。
[8] 据该关档案。
[9]
雍正《北新关志》卷3，禁令。
[10] 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11] 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2]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
[13] 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记；卷5，船政略。
[14] 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15] 许檀：《清代乾隆－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6]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４；范锴：《汉口丛谈》卷３。
[17] 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18] 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略论》、《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均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　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
[19]
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0]
民国《福山县志稿》卷5，商埠志。
[21] 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第22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22] 《英国外交文书》，转见《烟台港史》第22页。
[23]
详见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4]
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
[25]
道光年间江西巡抚吴文熔的奏报，转见新编《玉山县志》页326，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6] 关于集市的各项数据，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7] 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特色，请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8]
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29]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中国古代史] 南宋路和全国主要户口数据的考证和估测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