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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从《沈氏农书》看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区的土壤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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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5 19:14: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沈氏农书》看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区的土壤耕作
王加华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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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明末《沈氏农书》为基础,对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区的土壤耕作环节与耕作方式进行了细致探讨。就耕作环节而言,”田”与”地”有所不同。“田”的基本耕作环节为耕耙耖,且为水耕与旱耕相结合,而“地”只有耕耙环节,并只能旱耕。另外,对“田”来说,由于作物茬口的不同,而在土壤耕作环节上也有所不同:冬闲田、冬作田、绿肥田、春花田等分别有不同的土壤耕作要求。就耕作方式而言,历史上江南并非一直是一个缺乏牛耕的地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牛耕才日益减少而人耕日渐增多,故而在《沈氏农书》中见不到有关牛耕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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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沈氏农书》;传统时期;江南;土壤耕作

0 B: H& p' ?  C# H4 h5 v3 ^' c3 r[中图分类号]K2486 Q- @; u% ]1 d) q/ I% a' o9 ]
[文献标识码]A- h6 H. c3 a1 W
[文章编号]1000-422x(2008)02-00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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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1.149 x* {& b  `, |# p& b"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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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农书》是一部反映我国太湖流域嘉湖地区农业发展状况的综合性农书,其最大价值在于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正如日本著名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所说:“《沈氏农书》和《补农书》是了解明末清初浙江吴兴、桐乡即太湖南岸农桑之乡实际情况的最好文献。①”正因为此,对《沈氏农书》的研究一直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这其中以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根据实地调查与农书记载相结合,对《沈氏农书》进行了细致研究②。其他一些学者,如足立启二、颜玉怀、马欣荣、周广西等也分别有所探讨③。纵观已有之研究,更多的是对《沈氏农书》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论述,而对于技术层面、尤其是土壤耕作方面却极少论及。鉴于此,本文将以《沈氏农书》的记载为基础,并结合其他一些文献资料,对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区的土壤耕作问题进行探讨④。郭文韬先生对中国南方水田的土壤耕作制度问题曾有精彩论述。他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水田的耕作系统大体分为三个环节,即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开垅作沟及套复种的免耕播种。具体来说,又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稻麦两熟田的水耕与旱耕结合,即耕耙耖耘与开垅作沟的结合,另一种是套种田的耕与不耕结合⑤。他的研究基本是总体性的,而对于作物种植过程中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问题却论述不多。本文在郭先生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  `& T. [7 i! v.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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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与“地”的土壤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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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末清初嘉湖地区具体的土壤耕作问题⑥,沈氏在《沈氏农书·逐月事宜》中做了如下记载(按阴历月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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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垦田倒地倒芋艿田# ~% _4 E  |- m& S. N
二月:倒地倒田倒秧田0 O5 ~1 `- }+ g% f7 [
三月:垦花草田倒田2 Y- _. B) x8 O0 i5 F0 Q$ s: g  t( l
四月:倒花草田倒地做秧田折麦棱$ ~$ B, m% {+ j& `6 }' _
六月:垦倒种菜地) _/ A' r' j7 m/ Z. N. G8 s
八月:倒地: M' ^* ~( W* d3 m: l! U% n
九月:垦地垦麦棱
  M. ?. N/ I8 q1 C5 \& M十月:垦麦棱垦地) ~1 s' Z3 o, O  ^9 F$ D: e' B
十一月:垦菜棱垦地
& D4 }) F! j8 [9 X0 W8 G: L, o十二月:垦坂田7 Y8 X4 z. b; @2 z, \4 g(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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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来看,以上各月的土壤耕作环节,可主要概况为两大类,即田与地的土壤耕作。在这其中,六月“垦倒种菜地”的“菜”在此应该是指蔬菜,与正月及十二月中所出现的“菜(指油菜)”并不相同。对于普通农家而言,通常蔬菜只是小规模种植。另外,芋艿在江南地区主要是一种调剂口味的食品,通常只在田间地头做小范围种植。因此,下文在论述具体土壤耕作环节时并不包括蔬菜及芋艿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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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田的诸土壤耕作环节。田,即指能种水稻的水田,有时也专指水稻田。其又可以分两种,即秧田与本田。秧田整地,多选择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冬闲田或绿肥田为之,需细细耕耙,这其中的第一道工序便是“垦”。所谓“垦”,也就是种植前的第一次翻土。如果选择冬闲田做秧田,垦这道工序便通常是在冬天进行。但在《逐月事宜》中,我们并未看到”垦秧田”的记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秧田通常是选择本田的某一部分来充当,因此本田的“垦”也就包括了秧田的“垦”在内。垦的工序后,然后来年春天播种前再进行一次翻耕,即“倒”。所谓倒,就是按与第一次垦的相反方向进行,比如初垦是从南向北,畦棱已起,后再翻耕就从北往南进行,把已翻起的畦棱倒平。这种耕法,在元代的《王祯农书》中已有记载:“耕地之法,……,再耕曰转。”陈恒力认为,这里的“转”与“倒”相同,都是再耕的意思⑧。倒的过程中要同时进行碎土的工作,再灌水入田,用摊耙反复翻耙,把土农碎,并将田土摊匀。然后就是进行做秧田的工作,先掏秧沟(据笔者所见,此项工作通常用脚踏进行),沟深约为半尺,两沟间即为撒播稻谷的畦面(俗称秧扇),有时为保证秧沟笔直,先用草绳对面拉直,再沿绳掏出秧沟。秧沟做好后平整田面,并去除稻根等杂物,再用推秧板推平田面,然后便可播种了⑨。为防止过多的稗草混于秧苗间,有时会采取如下措施:“将面泥丕刂去,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而后以所浸谷下之。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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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整地,因前作茬口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双林镇志》所载:“冬日刈稻后即将田垦转,以深为贵,至来春三月重加翻剧,谓之钞田,欲其土块细碎得水易融合也。有冬不及垦,直至插秧时爬转者,日筅蒂田,以稻本尚留也。又有垦板田,有虽垦而未加钞者,曰镬蓋田,以土片大如镬盖也。又有并不垦转,蓄水在田,近夏至径插青,谓之烂水田,此皆惰农所为,良农不出此。至若得种春花之田,菜麦既收,翻平沟棱而细削之,谓之折麦棱。⑾”从沈氏的记载来看,应包括三种形式。首先是冬闲田,即水稻收获后不再种植任何作物的田块,俗称白板田,也就是上面沈氏所提到的“坂田”。另外,正月、二月、三月中所提到的垦田、倒田之“田”也应该是冬闲田。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嘉湖平原区一直以一年一熟为主。而这种情况直到民国时期仍未改变,只是绿肥的播种面积大量增加。“两县(嘉兴、桐乡)之农作,几可代表浙西。因种晚稻,多为一熟制。……兹就冬季言之,嘉桐两县,有不冬耕而撒播草子者,或以椿在板田打洞,种以蚕豆者,俗谓‘牵懒陇头’;或亦翻土种春花者,俗名‘勤谨陇头’;又有于收获后撒播紫云草者,为数颇多。⑿’其次就是绿肥田,也就是沈氏所提到的“花草田”。再就是冬作田,即种植春花作物的田块,从沈氏记述来看,有麦类、油菜及蚕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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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整地,先看冬闲田。首要的环节即为冬耕,即沈氏在正月里提到的“垦田”。对于冬耕的基本要求是力求早,正如农谚所言:“正月犁田是块金,二月犁田是块银,三月犁田是块铁,四月犁田是个鳖”⒀。冬垦时并不碎土,而是保留大土块,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冻融与曝晒,土壤疏松,又可除草沤肥与消灭害虫,因而对于春种有极大的好处。正如宋应星所言:“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宿藁化烂,敌粪力一倍。⒁”虽然冬耕有很大的好处,但实际上有许多农家并不进行此项工作。如就在张履祥的家乡桐乡,传统习惯就多不从事冬耕。“农民狃于习惯,每年种稻一次后,多不从事冬耕,坐令大好空间,逐年荒废,殊堪惋惜。⒂’垦过之后,再在春间进行两到三次的倒,即沈氏在二、三月中提到的“倒田”。对于垦与倒的技术要求,沈氏曾有详细说明:“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须要老晴天气。二、三层起深,每工止垦半亩,倒六、七分。春间倒两次,尤要老晴使节。头番倒不必太细,只要棱层通晒,彻底翻身;若有草则覆在底下,合土仑倒好。若雍灰与牛粪,则撒于初倒之后,下次倒入土中更好。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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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草田,通常于立夏以后翻垦,即沈氏所说的“垦花草田”。垦地的时间通常在立夏至小满时节,把花草直接翻入土中,或先把花草砍成二至三段再翻垦。陈恒力认为,沈氏之所以在阴历三月就开始垦翻花草,是为四月种植早稻做准备,所以较之通常垦花草田的时间要早⒄。第一次通常干垦,不耙,几天以后再灌水入田,以利于花草的充分腐烂。垦过之后,再于插秧前翻耕一次,即沈氏所提到的“倒花草田”,然后细细摊耙,就可以准备插秧了。对于绿肥田的土壤耕作,松江县广大农民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早车(耕)田,慢种秧”,就是说翻耕红花草和移栽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隔,以利红花草充分腐熟⒅。其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为:小满前一周左右时,把绿肥翻入土内七八寸深,小满时节再用水车向田内车水,当田内积水到达一定程度时再用铁搭进行翻耕,耕过之后再用耙进行碎土作业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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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作田,其耕作即为“折麦棱”,按沈氏记载,其时间为阴历四月。此月麦类、油菜及蚕豆都已收获,需要赶紧平整沟畦为插秧做准备。冬作田通常需要耕翻两次,第一次先干耕,时间允许的话进行一两天的晒田作业,然后灌水耙田,待插秧前再进行一次耕翻作业,随后耖平即可插秧。在此我们可参照松江地区的情况,看一看冬作田的具体操作程序:耕田开始前先整理田畴,然后犁翻土地,有用牛力,亦有用人力者,耕后耙,是为第一次;耙后灌水人田,四五日后再犁、再耙,是为第二次;也有少数农家为力求精细而进行第三次者⒇。

+ F3 k) D" J$ q! h田除能种植水稻外,在冬季还可以种植麦类、油菜等春花作物或撒播花草等绿肥作物。与水稻种植不同的是,春花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自有其特色,那就是开垄作沟,也就是沈氏所说的“垦麦棱”、“垦菜棱”。这项工作于水稻收获以后进行,通常于收获前先排水干田,收获后便抓紧垦翻。从民国时期的调查来看,由于时间紧迫,通常只进行垦翻而不进行摊耙作业[21],随即便开垄作沟。麦畦通常宽1.5米左右,中间稍高、两边稍低以利泄水。畦与畦之间则开排水沟,有横沟与腰沟之分,深约20厘米左右。正如《王祯农书》所言:“起土仑为瞵,两瞵之间,自成一畛。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瞵,泄利其水,谓之腰沟。”对于麦田整理的技术要求,《农政全书》有言:“玄扈先生曰:耕种麦地,俱须晴天,若雨中耕种,令土坚土各,麦不易长,明年秋种亦不易长。南方种大小麦最忌水湿,每人一日只令锄六分,要极细,作垅如龟背。”沈氏则认为:“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种。”张履祥亦说:“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埨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22]”而油菜与菜豆畦,与麦畦有所不同。据笔者在湖州实地调查所见,宽约50—60厘米,高约30厘米,畦面很窄,只有十几厘米左右,极类似于北方的红薯沟。由于油菜是先育秧再移栽,因而也就没有很严格的时间限制,所以沈氏直到阴历十一月份才进行“垦菜棱”的工作。对此,正如农谚所云:“冬至油菜三月棉。[23]”至于花草等绿肥作物,则通常采取直接撒播的方式,并无专门的土壤耕作,是为免耕播种。“于稻将成熟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籽(红花草)撒于稻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延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24]”: Y. `. e8 R4 ~- w
看完田,再来看地的土壤耕作。地,即指种植桑、豆等作物的旱地,有时也专指桑地。从内容来看,《沈氏农书》中所提到的地应该主要是指桑地,另外就是少量的梅豆、晚豆地。按照沈氏的记述,一年之中,桑园的翻土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秋后、冬季前进行,只翻而不耙,保留大土块。“垦地须在冬至以前,取其冬月严寒——风日冻晒。必照垦田法,二三层起深”。所以在《逐月事宜》的九、十、十一月我们都能看到“垦地”的字样。但这并不是说这三个月中每个月都要垦一次,而是说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就可以,毕竟只有第一次耕翻才称为“垦”。第二次是在春季(正月、二月),按与第一次相反的方向进行,即倒。“若倒地,则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即扒平一陈恒力注),使不滞水,背后脚迹,尽数揉平”。对于垦地与倒地,要在晴朗天气时进行,“非天色极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即便逢雨,不如不倒为愈”[25]。包世臣也认为:“凡桑田皆宜春秋两耕,隔间三尺。[26]”除春季的倒外,沈氏在八月还有一次倒地作业。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沈氏耕作更为精细的缘故。八月,二蚕(夏蚕、早秋蚕)饲养结束,再倒一遍地,并“下地雍”,这样有利于桑树元气的恢复,为来年春蚕生产打下良好基础。这种一年三次的耕翻法,解放以后曾作为一条重要经验而在蚕区推广[27]。不过,倒地作业并非在每个地方都会进行,如沈氏就曾注意到:“西乡只倒不丕刂,本处只丕U不倒。”丕 U,也就是锄草的意思,但“须丕刂深二、三寸”。由于比较深,所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倒的作用。相同于桑,豆的种植也要“垦地宜早,冬至前后垦者泥松而虫冻死”[28],然后再于春天进行倒的作业即可。; L- [" G: u  l7 X5 C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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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搭与耕犁:关于人耕与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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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补农书》(含《沈氏农书》在内),在其中我们几乎见不到关于牛耕的记载。对此,张履祥说:“吾乡不宜牛耕。[29]”宋应星《天工开物》亦说:“吴郡立田者,以锄代耜,不畜牛力。”陈恒力认为,浙西(即嘉湖地区)一带的耕牛是在太平天国以后先由客民引入,后本地农民也逐渐仿效使用,此后牛耕才日渐普及[30]。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这样一条资料:“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亦省功,乡民亦有用牛力耕田者。[31]”那么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历史上浙西或说整个江南地区真的是没有耕牛的饲养与役用吗?检诸江南地区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情况其实并非如此。南宋时记载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情况的《陈旉农书》,在卷中《牛说》中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有关耕牛饲养役用及医治的情况,说明当时耕牛饲养、役用的情况非常普遍。另据《永乐大典》本《湖州府志·物产》记载,明初湖州地区仍有大量耕牛存在,有黄健牛、乌牯牛、白牛、水牛等,“今乡土水牛有乌、白二种,止用耕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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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江南地区而言,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个土壤耕作系统:一个是畜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犁、耙、耖,由畜力牵引进行;一个是人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铁搭,由人力使用进行。畜力耕作系统的最主要工具就是犁。与自然环境与具体的作物种植制度相适应,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犁型,即小犁与大犁,也就是水地犁与旱地犁。水地犁主要用于水稻播种及插秧前的水田耕作,而旱地犁主要是用于耕稻板田,也就是割稻后的土地耕作,另外棉花等旱作也是使用这种犁。水地犁犁头为尖形,犁耳为鱼背状,这样在耕作时土就自然会向左右两侧分散。旱地犁的构造略同于水地犁,惟是犁底较短,犁辕较长,犁身稍偏于后,原因在于旱地犁较水地犁耕作时费力,所以犁身较短,这样耕作时就能减少负土量。同时,旱地犁重量较轻,犁辕较长,则这样耕作时拖拉才会更加有力[32]。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水地犁在江南地区的应用中占优势地位。犁外,就是耙与耖。耙的作用在于把大土块弄碎以利于作物种植的进行。耖则是水田耕作过程中的特有农具,其作用在于进一步把土块弄碎,起熟化水田土壤的作用。对此,《王祯农书》云:“耖,疏通田泥器也,耕耙后而用此,泥壤始熟矣。”但其更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把泥浆荡起混匀,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以利于插秧的进行。正如邝瑶所云:“耙过还要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匀时好插秧,摊弗匀时插也难。[33]”对于秧田整治而言,又有一种称为耱的农具。耱又名耢,用于摩平整细田面,通常是一块平板,摩刮起的泥土运至凹处逐渐填放、刮平。在江南水田地区这项作业通常被称“落平”[34]。对此,《王桢农书》亦有言:“平板,平摩种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版,长广相称,上置两耳,系绳连轭架车,或人拖之。摩田须平,方可受种。即得放水浸渍匀停,秧出必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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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搭是人力土壤耕作的主要农具,其也有多种形制,以适应于不同环境与不同工作环节下的工作。如在浙江平湖县,每年秋收之后,为种植春花作物,此时须将田土翻转一次,俗称翻寒田,工具就向用大铁搭,亦称铁耙(俗称寒田铁搭),此种为铁搭中之最大者,四股之端各有铁角,翻土最为有力。春花收获后,在种水稻前,田地亦须翻转一次,俗称翻白田,相比之下,翻寒田是深耕,故用大铁搭,而翻白田较浅,只用中等铁搭(俗称尖刺),其股端为尖形。种水稻所用工具则为小号铁搭(俗称摊耙),功用在于将田土摊匀。又凿沟所用之铁搭,名带翘,大小略小于寒田铁搭,股较细,为防止折断,在尽头横套铁条一枝[35]。嘉善县,铁搭则有满封、套封、平齿、尖齿之分类,满封、套封用于水田翻耕,而尖齿、平齿大多用于旱地耕作[36]。铁搭整地后,通常再用相同的工具弄碎泥块,也有用人力拖拉耙进行的,在耙上放大石条,由人拉动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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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铁搭对耕犁的替代的呢?李伯重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即铁搭更能适应江南地区粘重的土壤耕作环境[37]。对此,曾雄生进行了反驳,认为主要是农业结构的变化导致耕牛饲养的减少,并最终使铁搭代替了耕牛[38]。曹幸穗认为,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种简单化趋势,即人力代畜力,从“犁耕文化”倒退到了“锄耕文化”[39],而其实质就是人力耕作系统对畜力耕作系统的代替,反映出近代以来土壤耕作的变动趋势。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是很早就已出现。如曾雄生就认为,南宋以后,由于人口的迁移、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熟制的推行,江南地区能够用于饲养耕牛的土地日益减少,于是耕牛的饲养量也就日渐降低。到了明代,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以致于人们不得不以铁搭代替耕牛耕地,所以《沈氏农书》与《补农书》也就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40]。只是到了近代这种趋势更趋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土地零细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且极为分散,因而单靠人力加简单的铁搭就足以胜任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耕牛的使用也就变得没有必要。如在浙西之崇德:“耕地面积狭小,又无荒山草地,平时耕种,人力足以胜任,故牛之饲养尤少,几云绝迹。[41]”与浙西相邻的吴江开弦弓,也是“农田较小,每户的土地又是如此分散,以致于不能使用畜力,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鎝’的工具”[42]。对于这种情形,德国人瓦格纳也说:“南方的稻田常是极小,以致兽力无所施,这上面固然全靠锄头(即铁搭——笔者注),即在较大的田地上,锄头的使用也是完全普遍的。[43]”与之相反,在那些相对耕地面积较多而人力较少的地方耕牛的饲养就会增多。如在吴江县,其东北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多,故全县的耕牛基本上就都分布于此[44],自然畜力耕作系统也就更为盛行。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是直线进行下去的,在某一短暂时期内也曾有所反复。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地区的耕牛饲养之所以有增长的迹象,除移民习惯的因素外,背后的关键原因可能还在于人口大量死亡所导致的战后人地关系的相对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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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搭与耕犁各有其优点,铁搭小巧灵便、成本低,而耕犁的优势在于效率高,“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45]。水田耕作的基本环节为耕耙耖,比较而言,畜力耕作系统由于效率高,因而在这三个环节上就做得比较精细,通常要进行数次。而人力耕作系统,由于所用工具基本只有铁搭一种,因而在具体的耕作环节上就相对简单一些。如在吴江开弦弓村,人们先用铁鎝翻地,“翻地以后,土地粗,地面不平。第二步就是耙细和平地,使用同一工具”。平整土地后再灌水入田,随后加以平整,然后就可以插秧了[46]。也就是说,具体的耕作环节只有一耕两耙,并不进行冬耕。平湖县的人力翻垦工作,也只是在春花作物收获之后、将种水稻之前,用铁搭将田翻转一次,然后用摊耙将田土摊匀,即行插秧[47]。吴兴第一区,本田整地也是只靠人工进行,虽亦为冬闲田,但冬季多不耕地,通常只是于预备插秧时用铁鎝翻土一次,再耧平即可[48]。当然,两种耕作系统也可以联合进行。如据明正德《松江府志》卷七《俗业》所载:“牛犁之后,复以刀耕,制如锄而四齿,俗呼为铁搭,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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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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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据《沈氏农书》的相关记载,对传统时期江南蚕桑地区的土壤耕作环节及耕作方式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从中可以发现,田和地的耕作环节并不相同:田的基本耕作环节为耕耙耖,且需要水耕与旱耕相结合,而地只有耕耙程序,并只能旱耕。但即使对同一种土地来说,由于作物茬口的不同,土壤耕作环节也会有所不同,如冬闲田、冬作田、绿肥田就分别有不同的耕作技术要求。另,就耕作方式而言,其实江南历史上并非一直是一个缺乏牛耕的地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牛耕日益减少而人耕日渐增多。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说是一种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耕作环节的不同,是不同微观环境适应性的体现,而耕作方式的变迁,则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大背景的渐变有关。

4 \3 A( E6 I9 ?2 X' H9 X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沈氏农书》虽然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其与普遍的实际操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性。就农书记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最高要求与最完美操作,而这种要求在民间的普及性到底如何则值得怀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性,一方面与农书的记述要求有关,它必须要记载最完美的操作方式,以起到一种教导作用。另一方面,与农书的记述者有关。《沈氏农书》作者沈氏,虽然也实际参与农业经营,但由于其有较为丰富的人力(雇工)与物力(农具、肥料)等,必然在生产经营上会更为精细,如冬耕、增加倒地次数等。如果他仅以自己的实际操作为基础而加以记载,则不可避免就会与社会上的实际情形产生差异性。, s0 X1 }# D4 s

$ |) @- U! n% E& G注释与参考文献:' F( w* }/ R( c% W0 U0 i
①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书考》,彭世奖、林广信译,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
* y/ y; x. W/ P) |' _②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农业出版社,1961年。
$ t- W/ g! d0 ~* y③足立启二:《明末清初的一种农业经营一<沈氏农书>的再评价》,《史林》第61卷第1号,1978年;颜玉怀、邹德秀:《<补农书>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马欣荣:《<补农书>所见经营地区的经营策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周广西:《<沈氏农书>所载水稻施肥技术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K: W! h1 l( C# o+ ^& [& c  t/ ~
由于《沈氏农书》的记述范围为太湖流域嘉湖平原,因而本文在论述范围上将主要围绕嘉湖地区展开,并适当兼及其他地区。就经济区划来说,嘉湖地区在历史属传统的蚕桑区。关于太湖流域传统经济区划的问题,可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4 k* G9 h5 Z! G⑤郭文韬:《略论中国古代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Q- _( G# z6 ^
⑥完整的土壤耕作制度有一系列的技术环节所构成,其中主要有翻耕、耙地、耖田、起垅、开沟、筑畦、中耕、耘耥等,只是本文所论及的土壤耕作则不包括中耕、耘耥等环节。1 K) Q; p' B7 Q* I- z( _! ~5 B5 o
⑦陈恒力:《补农书校释》之《逐月事宜》,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1-24页。
& z5 o- R2 g5 q$ F0 j+ S⑧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3 Q6 l; ]+ [0 s⑨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
* f- d+ P- y& O  ^+ t⑩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 T- I  R' d" a; _- p2 J9 o; x1 F8 G
民国《双林镇志》卷13《农事》。8 p+ ]8 u- s  P8 t. R: ^
徐国栋:《嘉桐纪行》,《昆虫与植病》第2卷第5期,1934年2月11日,第122页。9 C9 b; V: n/ ]: X% W1 s
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197、198页。
4 O& B0 w9 }9 K) s( Z3 r, Y+ Z⒁(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 [0 e: b9 O; F+ A
⒂《拟请督导各乡农民,从事冬耕期增副产而除螟患案》,1946年7月28日。桐乡市档案馆,档案号:M8-12-65。+ _8 f& E+ A; a9 [3 A
⒃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 z) B$ G2 C, L' f  a- U⒄同上,第15页。
! ]! L3 P$ V$ J6 f: P8 l7 T⒅《上海市松江县城东人民公社单季晚稻丰产经验调查研究报告》(初稿),1959年12月25日,上海松江区档案馆,档案号:6-11-20。
2 T& }( ~7 J, m( O" c, ]8 a⒆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第82页。
  M* M$ v3 P8 r⒇《松江米市调查》,1936年7月1日,第41页。
7 g+ }/ e6 ^# J' W( p[21]东大农科:《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苏常道属及金陵道属),1924年。就所有的容花作物来说,这一点似乎很普遍。8 F4 @3 [8 ?$ |' x# c9 G, T/ M
[22]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39、106页。0 h' d3 m, ], v2 C2 m0 t! q
[23]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册),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599页。* \# n! _9 A! N( Q6 E
[24](清)姜皋:《浦泖农咨》,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 \: K7 F* y8 r) `/ R[25]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42—43页。9 f" w! q! W' }% ~4 S; Z
[26](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任土》。[27]《浙江省蚕种场桑园栽培管理操作规程(初稿)》,1964年,嘉兴市档案馆,档案号:55-1-130。
' T& Y8 q+ E2 N- a[28]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44、111页。2 K7 n; Y5 ^# F& W) ~6 Y3 u5 X; ~
[29]同上,第101页。2 x& R, f+ X! b0 p/ x
[30]同上,第11页。7 T" O% a6 B$ _9 Y5 |
[31]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
8 y; v! P& M- w9 @- y[32]《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07号,1927年4月9日,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92页。% ?( ~# [& B; |8 m  W% x# e
[33](明)邝瑶:《便民图纂》卷1《耖田》。
! g# l5 N0 V4 z2 X, B: s' o$ i, L[34]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第18卷《农机具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k. |* V/ H6 k" t
[35]《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94页;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9月,第156—158页。, i, \: c" K) x( `( P, L' L0 F
[36]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24页。% t7 n# l. H4 O. \" ^. R# @/ e3 K
[37]李伯重:《曲辕犁与铁搭》,《光明日报》2002年5月28日。1 k+ M. a9 w9 H, F
[38]曾雄生:《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的缩影》,《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C' f( E! l  _7 M[39]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03-106页。9 ~: ?4 I1 X4 |* e, K* u
[40]曾雄生:《跛足农业的形成一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j) w5 ]! c/ g/ F  t6 K  g# I
[41]赵文彪:《崇德、德清兽疫防治之经过及畜产调查》,《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9期,1935年3月,第14页。  A6 E$ r8 D& H* R, i3 ^+ s$ _% l
[42]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 @# H. h7 C/ l$ x0 ^[43](德)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第232页。, T" _. c0 X& v( x6 G& f5 M
[44]吴江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吴江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z& _! X  }% Q/ O) e0 \
[45]嘉庆《松江府志》卷5《疆域·风俗》。
8 o, U/ i- I, z! \) ?% S1 T6 j: c: j[46]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5-126页。! w7 |1 ?% S. A' w8 y% w
[47]张宗弼:《浙江平湖农业调查报告》,《统计月报》第1卷第3期,1929年5月。
: [. `" S; E4 E# E5 O[48]何庆云、熊同龢:《吴兴的稻麦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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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9 08:45: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千年的农耕时代,人、肥料、耕土之间关系还应加天时气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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