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20:19:14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10

[提要]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关键位置上，通过百年来沙漠一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考察，从学术史上获得该论题蕴含有过渡带、敏感带、生态交错带内涵，这是众多学科研究意义所在。明代为防御元蒙势力，沿长城地带实行军屯，清代限于人口压力和财政因素，从长城内到长城外，将“变刍牧而桑麻”的活动扩展到大半个高原。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尤其是以长城作为判断毛乌素沙地南移及其与明清垦殖活动关系的一种考察方式，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认为自然因素更显重要。尽管人类利用土地的形式和规模在逐渐升级，但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仍只是作为荒漠一草原彼此进退的一种参与力量。
[关键词]鄂尔多斯高原
毛乌素沙地
沙漠一黄土边界带
农牧交错
垦殖活动
土地沙化
明清时期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4—0028—12

[收稿日期]2007—03—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以来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相互关系及其演替形式研究”(05JJDZH235)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侯甬坚(1958—)，男，陕西省扶风县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理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中国地理学史。

围绕着当代鄂尔多斯高原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如牧民增收、牲畜超载、草场退化和土地沙漠化等，学术界给予了密切而足够的关注。然而，对当地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却一直存在着一个严重不足，即缺乏对地质时期以来该地区自然面貌及其演变过程的掌握，探讨伊始就要切入环境问题，并急于得出结论。研究中间所涉及的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农业垦殖)，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基础之上开展起来的，农业垦殖活动同自然环境中的具体要素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若不加细化，研究中产生了毛乌素沙地出现或形成于多个历史朝代的看法和结论，就有违于鄂尔多斯高原历史演变的基本状况。
本文尤其强调，必须关注和掌握地质地理学界所做的大量野外调查工作及其分析意见，有了这样的基础，再立足于基本历史事实的考察，方有利于做出合理的判断。下面的工作即为通过百年来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考察，来加深对人类活动自然背景的透视和理解，解析环境演变过程中人文因素可能具有的作用。

一
100年来沙漠—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最早到中国进行地质、矿藏、黄土、海岸性质和构造线分布的考察，时间在1868—1872年之间，接受的是上海西商会的资助。其关于中国的地图集和论著分别出版于1885、1887年，年代早而无中译本，故不能引用其论述①。他提出亚洲中部大“草原”凹地被厚度很大的黄土沉积物(305公尺或以上)所填充的理论，流传很广。

1884—1886年，俄国中亚探险家波塔宁(1835—1920)在旅行中来到鄂尔多斯高原，他虽然不是地质学家，也记录了观察到的鄂尔多斯沙丘移动的方向和风沙来源等问题②。

1913年，俄国科学家B．A．奥勃鲁契夫发表的《特种类型的沙堆——群集沙》一文中③，追溯了此前地质学家们对“另外一种在某些植物保护下跟沙丘和新月沙丘的形状迥然不同的流沙堆”之各种命名，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概括出这种在亚洲内陆许多地方保存持久的“群集沙”的特点。

那么，奥勃鲁契夫所研究的群集沙主要分布在什么地区呢?在瑞典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罗布泊探秘》一书中，曾引用过奥勃鲁契夫的文章，里面记述的正是奥勃鲁契夫1893年2月13日在中国的鄂尔多斯高原[具体地点是小桥—宁条梁(靖边县西部)]观察到的情况。这年12月12日，他写道：“路在洼地渐渐延伸，朝向一列沙山。据我所知，这些沙山自西向东延伸约200俄里，即从黄河岸边一直插向鄂尔多斯腹地。沙链的南缘已经推进至长城脚下，这样，它的宽度将达100多俄里。大部分沙堆成山状，一些半覆盖着植被，另外那些覆满了植被”④。推向长城脚下的“沙山”正是不断朝南延伸的毛乌素沙地。

1928年，B．A．奥勃鲁契夫在苏联塔什干城发表《华北黄土》的报告：“首先应当说明，黄土发育地区的整个北部边缘上的黄土含砂量较多，这一点其他勘查者也曾经指出。这种含砂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亚细亚南部靠近流砂的地区，被风吹到南方的尘土当然会含有大量细砂，这些细砂因为比较重，所以大批沉积在最靠近的草原带，使由这些物质形成的风积土更为丰富，距中亚细亚的境界越远，黄土中所含细砂愈少，而细尘土便愈多。”⑤他认为，黄土的所有性质及其沉积条件证明这种沉积物是风成的，是从亚洲中部的砂质和石质沙漠中藉空气带来的“外来”的尘土，其观点后被Б．A．费道罗维奇、 A．C．凯西等许多学者所接受。
在1928年的中译文献里，有《大块之特象》(原作者凯拉)这样的文章。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块”是指土，徐州人曾称尘土为“蓬块”，“大块”即大域之土壤，文章对黄壤(黄土)有这样的分析，“溯其生成之自其始也，必荒陬广漠，大空沈降之物，归于是域”⑥，这一黄土风成思想的来源尚不清楚。时人直译Loess为卢斯，译言为黄土⑦。前往黄土地带考察的中国人有杨钟健先生。1929年4月，杨钟健与德日进神父(P．Teilhard de Chardin)到山陕北部考察，历时3个月，撰写了《西北的剖面》一书⑧。他是从山西河曲渡黄河到陕西府谷县的麻地沟，途经羊家湾、哈拉寨等地，记录中说“由麻地沟起身，北过扫河湾，渐见黄沙满地，举目寂凉，令人有塞外之感”，之后继续向西行进。以后陆续发表了合作的黄土期地层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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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文方面1939年有佐藤晴生的译文发表，即《关于北支那黄土(北支那黄土景观与对中亚的关系)》，刊载在《蒙古》1939年，第1—3期。当时有人把李希霍芬译成利海托赫芬。据英国地理学史学者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1页)介绍，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的著作是《中国：个人旅行的成果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研究》(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andte Studien)，于1877—1912年出版于柏林，共5卷，及地图集。

②[瑞典]斯文·赫定著，王安洪、崔延虎译：《罗布泊探秘》，瑞典东方学译丛，(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原版1905年)，第489—498页。斯文·赫定原引自奥勃鲁契夫Tsentralnaja Asija，Severnij Kitaji Nan—schan1892—1894一书。

③[俄]B．A．奥勃鲁契夫著，东铸、刘东升等译：《特种类型的沙堆——群集沙》，《砂与黄土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3—66页。

④[瑞典]斯文·赫定著，王安洪、崔延虎译：《罗布泊探秘》，瑞典东方学译丛，(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原版1905年)，第489—498页。

⑤[俄]B．A．奥勃鲁契夫著，乐铸、刘东生等译：《华北黄土》，《砂与黄土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05—251页。作者开篇讲到：“1928年我在塔什干城举行的全苏第三次地质代表大会中，曾经根据我在1892～1894年考察期间亲自观察和各种文献作了关于华北黄土的报告，”指的就是这一篇。

⑥凯拉原著，(蒲城)李协译：《大块之特象》，张相文编订，中国地学会地学丛书，卷2论丛，1928年铅印本，第39—40页。

⑦夏建寅：《黄河流域古今地质之变迁及其将来之危状》，张相文编订，中国地学会地学丛书，卷2论丛，1928年铅印本，第78—81页。
⑧杨钟健：《西北的剖面》，1932年。收入兰州古籍书店编辑《西北历史文献丛书》，第132册。

1949年之前，时在中国一些大学地理系任教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地理学者或出版著作，论及中国北方黄土和沙漠的分布与成因，或前往实地考察，所获多有，正在不断积累。1937—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高盆地(也是陕甘宁边区所辖范围)集聚了一批专业人才，《陕甘宁边区地图》(现存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盆地植物志》①即这一个时期的作品。后者采用的榆林风候(1938年3月)、降水量(1936年及1936—1940年全年降水量平均数)、延安附近霜期(1940—1944年)、降水量(1940，1941年)资料，无疑是这一地区有史以来产生的第一批器测数据。

1954年，严钦尚发表《陕北榆林定边间流动沙丘及其改造》②，文章中得出陕北沙丘的成因主要出于人为的结论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文章多有引用)，为当时向沙漠进军的治沙活动和有关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1957年苏联土库曼加盟共和国院士М．Л．彼得洛夫教授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考察队固沙分队，经过1957—1958年间两度考察，他总结了1954年中国学者的工作，即“有关沙丘起源问题，他们认为鄂尔多斯白垩纪沙岩是陕北冲积物的风化产物，是该地区新月形沙丘形成的最初物质。大量的风成沙主要是就地形成的，小部分从鄂尔多斯搬运过来。沙丘向着东南前进”。“近代风成沙——鄂尔多斯新月形沙丘的分布程度和厚度是同人类对固定的古代风积沙地的植被和湖泊冲积沙的影响紧密地联系着的。在人们过度放牧、樵采或农业利用越多的地区，流沙便越大。鄂尔多斯所有考察者都赞同这一论点”④。

1958年，刘东生等发表《山西、陕西黄土分布图》一文，文章的基础作业是作者1955—1958年在山西、陕西黄土高原调查中编制的1：1百万黄土分布图，文章提出两省黄土分布可分为3区，下面是第2区：

第二区……鄂尔多斯——黄土高原过渡区(ZⅡ)
在本区中，南部萨拉乌苏系相当发育，但未见黄土沉积，黄土状的沉积物和砂质新黄土分布在本区的东部，全部或部分的为沙丘所覆盖。本区第四纪沉积物下的基岩起伏较小。砂质新黄土和第四纪沉积物的总厚度多不超过100m。④

北面第1区是鄂尔多斯高原，南面的第3区是黄土高原，作者是在考虑黄土的地层和黄土分布颗粒变化中间，产生了两个高原之间“过渡区”的概念。“砂质新黄土”后来被简称为“砂黄土”。

到1962年，刘东生、张宗祜发表《中国的黄土》一文，文章阐述道：“黄土在中国北方，自东北各省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到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皆有分布，但以在黄河中游地区最广泛，形成黄土高原。在地形上它位于昆仑山、祁连山(南山)、秦岭、鲁东山区和辽东半岛山地一线以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带(大约北纬34°～35°)。黄土在此线以南分布较少，性质也有所改变。在北方大片黄土是沿东西方向呈长条状分布的。在其分布地带以北，有较大面积的沙漠，沙漠以北有碎石为主的戈壁，在平面位置上，黄土、沙漠、戈壁成带状排列。”⑤黄土分布线以北沙漠、戈壁成东西方向长条状排列的观察结果，是从中得出了黄土、沙漠带状排列、带状分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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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天宇、徐纬英：《陕甘宁盆地植物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7年。

②严钦尚：《陕北榆林定边间流动沙丘及其改造》，《科学通报》1954年第11期，第28—34页。

③М．Л．彼得洛夫：《中国北部的沙地(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东部)》，见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编：《沙漠地区的综合考察研究报告》第2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40页；《鄂尔多斯(自然地理)》，见同书，第41—78页。

④刘东生、王挺梅、王克鲁、文启忠：《山西、陕西黄土分布图》，《科学记录》1958年新第2卷第5期，第145—151页；收入安芷生主编：《刘东生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10页。
⑤刘东生、张宗祜：《中国的黄土》，《地质学报》1962年第42卷第1期，第1—14页；收入安芷生主编：《刘东生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6—55页。

1983年，董光荣等发表《鄂尔多斯高原的古风成沙》一文，其中论述：“由本区地层层位上发现古风成沙与黄土互层、它们的矿物成分基本相似、粒度组成由粗变细以及沙质古土壤和粉沙质古土壤同层等事实表明，在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区的沙漠一黄土过渡区，风成沙与黄土无论在纵向或横向上都是犬牙交错的逐步过渡的相变关系，而在其西北部和东南部存在明显的风成分异的细沙与粉尘堆积区，同时北部流沙的出现或固定基本同步。”①此处对沙漠一黄土过渡区的研究意义，在于为深入揭示黄土发育与沙漠发展之间的成因、时代和物源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佐证。

黄土堆积区如何反映气候环境?过去认为黄土在该区第四纪沉积物的成分中占着主要地位，说明了古代类似的气候状况。到70—80年代，黄土是作为干燥或半干燥气候指示物而存在的事实，被第四纪地质学家深刻认识到，采用各种地质、生物证据所提供的古气候信息，依据磁性地层的时间关系，初步重建了黄土高原自中新世以来自然环境变迁的序列，拟定了相应的气候曲线②。在进一步探讨气候变迁的主导性因素时，地质学家发现了东亚古季风。

50年代，在刚刚拥有一些观测资料，特别是高空观测资料的中国气象学界，季风研究就被重视起来，中国季风问题的由来、季风特征、季风区域、季风进退与西风环流、季风进退与雨季、季风进退及其日期确定，均在被研究之列③。1956年3月，连《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地理》一书的编著者也注意到这一地区处在季风边缘的事实，即“内蒙古自治区位于蒙古大高原的东南部，由于面积广大，又正当夏季风势力的尾闾，在气候、水文、士壤、植物的分布上都是由潮湿到干燥的明显的过渡地区”④。此后，关于中国季风问题的研究持续了下来。

沙漠一黄土边界带处于湿润区向干旱区的过渡地带，每年夏季风锋面波动所及，便会带来明显的降水，由于季风的进退变化，边界带的年降雨量就在200—400mm之间滑动，所以被视为对季风变化易敏感的地区。1982年刘东生开始在北京、合肥开设“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研究生课程，已将黄土研究提高到与环境相结合的高度；90年代安芷生以黄土与古季风为核心，将东亚季风变迁置于全球变化的框架理解之中，研究古气候和古环境变迁的规律和动力学机制，相应地将冬季风和夏季风组合为特征的东亚季风形成演变分为若干个强弱不等和不断变化的时期⑤。在古季风理论指导下，边界带概念的内涵得到不断扩充和丰富，或谓过渡带，或谓敏感带，或谓生态交错带，强调不同时间尺度环境演变同季风气候的联系性。沙漠分区中的东部沙区，受到东亚夏季风显著影响，成片分布的风成沙质沉积区又称季风区沙漠沙地，简称“季风型沙漠”或“季风沙漠”。1994年夏，“最近2万年沙漠边界移动与古季风变迁国际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目前，这一工作的最新发展是从地层中寻找能证明和解释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的证据，并以此来重建亚洲季风的演化历史。
按目前研究划定，全新世早期、中期、晚期的起迄时间大致为11—7．5KaBP，7．5—3KaBP，3KaBP至今，3个时期和现代时间内沙漠一黄土边界带的南界或南北界位置已大致确定⑥。据季风极锋频率分布所划出的季风区域，经过银川一准格尔旗南一线的是盛夏时期夏季风7月锋面出现次多频率带⑦，穿过鄂尔多斯高原的4条界线位置均不相同，其原因可能在于依据1955—1958年4年气象资料确定的锋面位置具有初步性，边界带位置除受盛夏时期夏季风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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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光荣等：《鄂尔多斯高原的古风成沙》，《地理学报》1983年第38卷第4期，第342—347页。

②刘东生等：《黄土与环境》，(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6页。

③高由禧等著：《东亚季风的若干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高由禧、章名立：《东亚季风问题及其某些特征》，《地理学报》1957年第23卷第1期，第55—56页。

④孙敬之主编：《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⑤安芷生、王苏民、吴锡浩等：《中国黄土高原的风积证据：晚新生代北半球大冰期开始及青藏高原的隆升驱动》，《中国科学》D辑1998年第28卷第6期，第481—490页。

⑥靳鹤龄、董光荣、苏志珠、孙良英：《全新世沙漠一黄土边界带空间格局的重建》，《科学通报》2001年第46卷第7期，第538—543页。
⑦高由禧等著：《东亚季风的若干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

锋面所达地点的影响外，还受其它气象因素或地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地带上未必能够重合。
在前述地质学家的继承性考察和研究工作中，中国的或其它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记录尚未得到发掘和使用，毫无疑问，这需要历史地理学者的参与和努力①。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20:20:26

二
明清时期土地利用方式与规模

由于明清两朝同北方草原民族的关系不同，其中所体现的国势也不一样，就鄂尔多斯高原而言，其实际控制情况很不粗同，因此需要分开来论述。
这里先叙述明朝的土地利用方式与规模。明朝建立以后，退居北方草原地区的元蒙势力仍然是新兴王朝的顾虑所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处明朝北部边防的西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明朝政府采取了修建长城和驻守重兵的防御策略。
《明史》卷42《地理三》记载“成化六年三月以榆林川置”榆林卫，时当1470年。次年，延绥镇移治榆林，此后通称榆林镇。其下陆续营建的堡寨，达到39处②。军屯地分布在黄河西岸以西，宁夏盐池以东，集中在“大边”长城以南，延安府北部地区，尽管朝廷极力提倡垦荒种植，长城外也有适宜耕种的地块，但并没有人敢出去耕种。由于蒙古族步骑频繁南下，过去仅仅在秋高马肥时节的“防秋”军事准备，扩增为全年都需要进行的防御活动，面对这种压力，榆林卫境内的驻军也从成化六年最初的5000人，增加到万历九年(1581年)的53254人之众。按一般的“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比例计算，榆林卫从事军屯的人员最多时在35000人之上。若按照屯田规定，谷物上缴的数字是很大的，因为足额配给不够，加之中途荒芜、废弃、典卖或者遭到侵占，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

榆林本身的地理位置处于毛乌素沙地之南，明清时期北方气候寒冷，大风扬沙，肆虐不已，史载榆林“东西延袤一千五百里，其间筑有边墙，堪护耕作者仅十有三四，虏骑抄略出没无时，边人不敢远耕，镇城一望黄沙，弥漫无际，寸草不生，猝遇大风，即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终朝，尽为沙碛，疆界茫然……”④，在这种自然背景下，农业活动必然大受其挫。与此同时，榆林镇整个边防体系也在承受着自然风沙的侵袭。边墙及其附属设施一旦建成，必然高出地面，结果“风壅沙积，日甚一日，高者至于埋没，墩台单者亦如大堤长坂，一望黄沙，漫衍无机，筹边者屡议扒除，以工费浩大，竞尔中止，以致虏骑出入，如履平地”④。因此之故，在明朝军屯实行过程之中，对于可能发生过的环境变化而言，人们理应看到人类活动背后自然因素所起的作用。
2003年，韩昭庆发表《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一文⑤，就一个时代的研究案例，进行了颇为集中的研究。该文以长城作为毛乌素沙地的一个空间标尺，讨论沙地变迁的踪迹，注意到若干明代堡寨是建立在沙梁上的，如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记载的清平堡及靖边营的边堡。论文认为：一般高度为6米的长城，起着军事防御的作用，却无法成为流沙前进的障碍，只有大河和高山才能阻止流沙的活动，最后判断明代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基本上没有突破长城。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明代毛乌素沙地南界基本沿长城一线；河套地区持续不断的明朝政府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和战争，极大地限制了沿边垦殖活动的范围，有限的垦殖不是明代长城沿线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流沙范围的扩大更可能是自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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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表性论著有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25—33页]，侯仁之、邓辉主编《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等。

②李大伟：《明代榆林镇沿边屯田与环境变化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表1“榆林镇沿边各堡简介一览表(自西向东方向)”共列出39堡(第22—27页)，并据此和有关资料绘出图1“榆林镇沿边营堡分布示意图”(第28页)、图3“明代榆林镇沿边军屯分布范围示意图”(第57页)、图4“明代榆林镇沿边民屯分布界限示意图”(第59页)。

③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359。

④涂宗俊：《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明经世文编》卷448。
⑤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下来再述清朝的土地利用方式与规模。在前述1954年严钦尚发表的论文中，尤其是后来1960—1961年竺可桢发表的论著中，着重讲述到清代榆林的情况。鉴于竺可桢先生的论述具有代表性，这里有必要加以引述。他说：“陕西榆林在三百年前明末清初的时候是没有多少风沙的。因为榆林地区雨量尚属丰沛，它天然是一个草原地区。它的北边就是万里长城，长城以北三十多公里也是草原，那本是蒙古民族放牛羊的地方，也就是游牧地区。到清朝乾隆时代(即十八世纪末)，山西和陕西北部农民受清皇朝和当地地主的两重压迫，不胜困苦，大量移民到榆林以北关外开垦。因为地旷人稀，农民种庄稼不打井开渠用水灌溉，不施肥料，几年以后生产减少就把田地抛荒，另辟新地。原有树木也统作燃料烧掉，如此滥砍滥伐，原来草地，统是赤裸裸地露出泥土来，经风吹日晒，沙尘到处飞扬。到解放以前，榆林地地区关外三十公里多变沙荒。风沙侵入长城以内，掩盖榆林城垣，逼使榆林三次迁移。在陕西和伊克昭盟的毛乌苏，八百多万亩沙荒大都是这样造成的。”①“榆林三迁”的问题，侯仁之先生早已撰文论证②，对于清代移民的生产习惯，以及垦辟大量土地引起土地沙化的问题，可以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加以进一步辨识。
清朝对边地的放垦，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开垦开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勘界一次，雍正八年(1730年)继续放垦，乾隆八年(1743年)展界一次，咸丰、光绪年间继续垦殖。据雍正《陕西通志》卷37《屯运一》保存的记录，榆林府属原额屯地43261．457顷，除荒外实熟地为3491．693顷，抛荒地比例极高，接近实熟地的11倍。此外掌管的土地见表1。
土地大量开垦，粮食不断增收，当地便增建仓庾，这显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时期。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65年间，榆林府的户口数字稳步上升，户数增加了21360户，口数增加了近20万(见表2)。

清末边疆大员贻谷为积聚财力，基于“民多私垦，不如官为经营”的现状，在绥远放垦，最南面到伊克昭盟的乌审旗。不仅内地的人口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且还为清廷的财政，贡献了一笔可观的土地放垦费用。乌审旗报垦的巴盖补拉克以北的上等地9.15顷，下等地526.625顷，合计押荒银5541.14两，全部作为“报效”献于准备过寿辰的慈禧太后(1904年)。乌审旗报垦的上、下等地数量是不成比例的，这符合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土地状况，另外报垦的无定河以南的一段地，上中下不等，近3000顷，每年的岁租还委托陕西榆林方面帮助征收。据研究，清末伊克昭盟7旗共放垦土地25067顷③。1900年的“反洋教”斗争波及伊克昭盟，次年宁条梁(靖边县西)“赔教”谈判后，伊盟各旗用牲畜和土地抵赔款，鄂托克旗以城川、小桥畔一带11处东西长约80里，南北约宽20里，共约2600顷土地，乌审旗以南接靖边、横山，西至小桥畔，东至榆林，北至鄂托克旗的东北至西南斜长约300里，南北约宽80里中约一半的土地抵了赔款④。
1909年4月3日，榆林道道尹王健上呈陕西省长刘镇华的报告中说：“迨清季开放伊克昭之地，领垦愈众，越界尤多，几于五旗肥腴之田，全数为沿边六县殖民地矣。领垦之户数十万。”榆林的情况是“境内沙漠居多，可耕之地尚不及三十分之一，山峰绝无，平原亦少”；鄂尔多斯五旗的情况是“沙漠居多，与打拉特、杭锦两旗地肥瘠悬殊，又遑比乌兰察布盟乎”。1921年8月，陕北沿边六县士绅樊士杰等15人编辑《陕绥划界纪要》一书⑤，其中记述“凡沙地耕一二年必须停耕，三四年然后复耕”，原因在于地广人稀，无粪培地，地力差后必须休耕一二年后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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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变沙漠为绿洲》，《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99—407页。同样论述又见另篇《向沙漠进军》，同前，第408—411页。

②侯仁之：《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138页。

③刘龙雨：《清代到民国时期鄂尔多斯的垦殖与环境变迁》，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④梁冰：《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1—92页。
⑤陕北沿边六县士绅樊士杰等编辑：《陕绥划界纪要》，民国10年(1921)8月中浣府谷高诵先叙，民国21年(1933)6月初版，8册，静修斋印刷，现藏榆林市星元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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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宣统元年)放垦后，定边县距边墙20里的新地坑村12户人家，有滩地2万亩，距边墙40里的车轮沟村18户人家，有滩地4．6万亩，距边墙60里的五虎洞村20户人家，有滩地4.354万亩，滩地如此之多，且距边墙不远(无沙者25里以内)，使人难以从信。1910年调查统计较为可靠，指出当地开地甚广，远者已距离边墙200里。

经过清代陕北移民的垦殖，给予鄂尔多斯高原以什么影响?毛乌素沙地是否有所扩大?无独有偶，在邓辉最新发表的论文中①，也是选择明长城为地理参照物，用来研究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南缘流沙的分布界线。做法是先利用历史文献，逐段复原明大边、二边沿线的流沙空间分布，然后将明清时期流沙分布南界与现代流沙分布南界做对比。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的分布南界，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大规模的南移现象，毛乌素沙地南部地区流沙分布的基本格局在过去的500年间并没有变化，仅仅是在个别地段出现了局部的、小规模的流沙扩展现象。
作者从自然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角度，指出毛乌素沙地南缘地区流沙一黄土、森林草原一草原的分布格局，属于地带性的自然特点，主要是由地带性的自然要素，如降水、植被、土壤等因素决定的。毛乌素沙地内部，流动沙地、固定沙地、梁地、滩地、草甸等景观类型镶嵌分布的格局，则属于非地带性的自然特点。因此，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的南界，主要是由地带性自然因素——如降水量、植被、土壤等因素——决定的；其次，流沙分布的南界，又受到非地带性的自然因素，如山地和河流走向的制约。明代以来，甚至包括整个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都是在这个自然地理背景之下展开的。与自然的影响因素相比，人类活动对流沙分布界线的影响，是次要的。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20:20:59

三
荒漠—草原间的进退

我国已有的环境变迁研究著作，把历史时期的沙漠变迁事实，编排于“草原及荒漠草原地带”和“荒漠地带”两类生境之下，可谓颇得其法。

1983年，通过对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广泛进行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调查，发现了大量第四纪古风成沙。一般认为，地层中的风成沙质沉积是表征沙漠存在的最为直接可靠的地质标志。区内第四纪古风成沙是按埋藏古风成沙(自上而下分为五个含风成沙地层组合)、残留古风成沙(地面上单个或成群的蚀余沙丘和沙壤土墩)两种状态保存，在地面上这两种古风成沙往往同时存在。从早更新统地层古风成沙的发现这一事实表明，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在早更新世后期就已出现②。

1993年，我国“北方上更新统城川组”地层剖面建立，所据以命名为米浪沟湾的剖面(从地表现代流动沙丘到地下83米)，即是以风成沙丘为代表的毛乌素沙漠堆积与河湖相和古土壤互层所构成的沉积体，按沉积相作为基本分层单位，划出了27个沙漠堆积时期和27个间沙漠堆积时期，指出这表明150Ka来的毛乌素沙漠多经河湖相覆盖沙丘沉积物和沙丘上直接生革成壤的固定过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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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辉：《人类活动的影响导致了毛乌素沙地向南扩大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6卷第5期，第11—12页。

②董光荣等：《鄂尔多斯高原第四纪古风成沙的发现及其意义》，《科学通报》1983年第28卷第16期，第998—1001页；董光荣、李保生、高尚玉等：《鄂尔多斯高原的第四纪古风成沙》，《地理学报》1983年第38卷第4期，第341—347页；董光荣：《毛乌素沙漠的形成演变与成因问题》，《中国科学》B辑1988年第18卷第6期，第634—642页；董光荣、李保生、高尚玉：《由萨拉乌苏地层看晚更新世以来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中国沙漠》1983年第3卷第2期，第9—14页。
③李保生、靳鹤龄、吕海燕等：《150Ka以来毛乌素沙漠的堆积与变迁过程》，《中国科学》D辑1998年第28卷第1期，第85—90页；李保生、吴正、David Dian ZHANG等：《中国季风沙区晚更新世以来环境及其变化》，《地质学报》2001年第75卷第1期，第127—137页。

从地形上考察，鄂尔多斯高原是由一些低矮的平梁与宽阔的谷地交错组成，地势起伏微缓。南面是发生了沟蚀与风蚀现象的黄土地貌。在地理学家195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写道：“在陕北和伊克昭盟，不论在白垩纪砂页岩、、第三纪红土、第三纪末期或第四纪初期的红色土，以及红色土系以后的河流古代、现代冲击层、黄土和各种土壤层次中，都含有相当多的沙量，沙源是并不匮乏的。”实地调查的沙地分界线是：定边—什井子—堆子梁—刘桂湾—毛团库伦—张家畔(靖边县)—杨桥畔—贾家湾—墩兜沟—赵石畔—横山城关—波罗—响水堡—鱼河堡；沿线顺白于山北侧，横山西、北侧的芦河、无定河分布，明显受到榆林地区山川地势的阻碍①。这与宋人所说“横山亘袤”，“横山一带两不耕地无不膏腴，过此即砂碛不毛”之地的看法一致。
横山一带以北的砂碛不毛之地，即是历史记录中的沙地分界线。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十日知太原府吕惠卿言：“麟、府、丰三州两不耕地，可以时出兵开垦。伏详横山一带两不耕地无不膏腴，过此即砂碛不毛。今乘羌虏未实，出兵防拓，广耕疾种，因其蹂践从而掩击，渐移堡铺向外把截，则不须深入而拓地日广，”此即宋夏之战中宋方总结的修筑寨堡，浅攻近逼之策。所谓两不耕地，是指宋夏之间的缓冲之区，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中讲夏人在“横山之地沿边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②。宋人出于军需上的考虑，在战争之中仍不忘开垦可耕之地，随着战线向北推进，宋军的堡寨镇军沿线布设，横山之地逐渐归于宋方。
北宋钱塘(今杭州市)人沈括《梦溪笔谈》记“余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鸿鸿然如人行幕上”，若遇失陷，“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因此，过横山“即砂碛不毛”之地，在当时应属人所皆知。《宋史》卷486《夏国下》记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宋将王中正“以河东军渡无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遂继(种)谔赴夏州”，印证了沈括的记载。

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十二月壬申，巡抚延绥都御史文贵向上报告，“修过榆林城等处新式墩台凡百四十七座。先是各边墩台，多前代之旧，土脉深厚且坚实，砖石不如”③。前代在边界带修筑长城的有战国时的秦国及隋朝，所筑“土垣”经历千百年竟然“土脉深厚且坚实，砖石不如”，除了黄土性质本身的原因外．可能同当时的施工方式(夯筑)有关。
明代关于这一过渡带风沙现象的记录较多，如魏焕《榆林经略》言长城外“多大沙凹凸，或产蒿，深没马腹”，限制了大队敌骑的活动。流沙不仅在长城外，在长城沿线的出现也很频繁。
兴武营：宁夏兴武营北为沙漠，兴武营边土沙相半，不堪保障。嘉靖十六年(1537年)总制刘天和沿边墙内外，挖出壕堑各一道，袤长53里，深1.5丈，阔1.8丈，人斯有恃④。之所以不堪保障，是因为飞沙壅到墙下，使边墙失去了防御作用，挖出壕堑后实际上成为内外3道屏障。

安定堡：宁夏安定堡沙湃是最为吃紧之处(用“湃”形容沙子流速甚大)，因长城内外飞沙壅与墙齐，每岁防秋之时，专门拨出军士扒移，艰苦万状，往来使命行旅屡遭虏贼窃掠，也无可退藏。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巡抚黄嘉善檄守备辛志德效云中台氏，跨墙以砖石券甃台者四，可容200人⑤。

常乐—波罗一线：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夏，榆林镇用“班军二千名及各州县饥民，东自常乐堡起，西至保宁、响水、波罗各堡止，用车五百余辆，尽力扒除内外积沙，边墙复出如旧”。由于“积沙高与墙等，虽时铲削，旋壅如故，盖人力不抵风力也”⑥。“沙高与墙等”是一个标准，到这种程度就必须军民合作，一起扒除内外积沙，其它如清平堡、定边营皆是如此。榆林是风沙顺河谷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榆溪河地势低缓，一马平川，风沙向南可以深入到榆溪河人无定河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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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钦尚：《陕北榆林定边间流动沙丘及其改造》，《科学通报》1954年第11期，第28—34页。

②《宋文鉴》卷55，(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③京都大学文学部编纂：《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蒙古篇五》卷8，满蒙史料刊行会发行，1958年，第197页。
④杨寿编纂：《朔方新志》卷2《外威边防》。
⑤杨寿编纂：《朔方新志》卷2《关隘》。
⑥道光《榆林府志》卷21《兵制·边防》。

北来风沙刮入长城，刮到宁夏、陕西境内，榆林城初建时就是“镇城四望，白苇黄沙”，说明陕北的沙源主要来自北面。过去讨论陕北明沙的来源问题，一种看法是就地起沙为主，而且是活跃于最近200—300年。地质学者对距今2000年来毛乌素地区的沙漠演化展开了研究，认为此段时间内，“人类活动极大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环境演变，表现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破坏了表层的全新世土壤，从而使其下的末次盛冰期的古沙丘活化。虽然更老的古风成砂在流水切割下也有暴露，但这只是现今流沙的一个很次要的沙源”①。联系前述明清时期对长城以北土地的开垦过程，鄂尔多斯高原拥有更大面积的沙丘和沙荒地，北来风沙应当是流沙来源的主源。

据清末人士的观察和估计，鄂尔多斯高原土地分5类，下列4类占有70—80％：

明沙：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十里。这是随风移动的流沙。

扒拉：沙滩陟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如阜如坑，绝不能垦。

碱滩：低平之地，土粗味苦，非碱非滩，百草不生。

柳勃：似柳条而丛生，细入人指，长仅三五尺，夏发冬枯，蒙人仅藉以围墙，并作柴烧，但连根盘错，其地亦不能垦。

属于第5类的软草肥美土地占20—30％，套内打(达)拉特、杭锦旗号为膏腴，拥有较大面积的水草之地，其它5旗半皆沙漠，土人谓之沙梁里②。

不少人认为有沙的地方寸草不生，其实是一种误识。沙地里生长着一年或多年生植物是很常见的，这些植物被称为沙生植物。即使是大沙漠里，丘间地也有植物生长，如明朝人说长城外“多大沙凹凸，或产蒿，深没马腹”。只是古代记录简略，往往仅能从盛产的畜群中想象草原的茂盛。下面的一些零星记载可以为证。

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四年(933年)七月，后唐大军围攻夏州，夏州城内举烽火示警，城外党项等部数千骑赶来支援，“又党项万余骑倘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牧。山路险狭，关中民输斗粟束稿费钱数缗，民间困竭不能供”。夏州未能攻打下来，城外四周都有草地，供放刍使用。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闰十一月辛未，“初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奏令延绥各边堡采刈秋青草，而各堡执称沙漠无草。……然陈镒所言草实茂盛有余，亦令用心采刈”③。这一时间为当年12月21日，已接近年底，陈镒坚持说有茂盛的秋青草，是很重要的资料线索，即便这一时间野外无草，在深秋以前是一定有的。对此，还有其它野外工作的资料证据。
早在1913年，俄国科学家B．A．奥勃鲁契夫发表的《特种类型的沙堆——群集沙》一文中④，就追溯了此前地质学家们对“另外一种在某些植物保护下跟沙丘和新月沙丘的形状迥然不同的流沙堆”之各种命名，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概括出在亚洲内陆许多地方(以及其它大陆的沙漠和半沙漠中)，“这种持久的群集沙是在下列两种条件下形成的(不涉及适当的气候)：(1)须有相当的植物，(2)流动的砂的数量不大”。至于这种群集沙的物质构成，奥勃鲁契夫论述的也相当清楚，他说在这里“砂子的纯度和分类程度总是小于沙丘或新月沙丘的。在植物的保护下，不仅可以保持和积聚粗砂，而且也保留住细砂、尘土、盐粒、植物碎片，所有这一切都能同时沉积”，在具体称呼群集沙时，他是根据沙堆上植物的种类不同来分别命名的，譬如柽柳(即红柳)、白刺、芨芨草、莞属、盐木属等群集沙。“群集沙”一词强调的是植物群集，粉砂依靠植物的依托和保护，加上风力减弱、砂土和植物碎叶沉积而形成沙堆。植物与砂土间的连带关系，是理解高原地貌演化史的一个重要关键，在1928年的中译文献里，曾有这样的分析，黄壤地质“息松不易著实，继又飞扬而之它处，得遇灌丛纤革，乃以静止。雨露浸润，植物遍布其上，为继来壤积之羁縻，累积愈崇，飞播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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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继敏、丁仲礼、袁宝印：《20008．P．来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问题》，《干旱区研究》1995年第18卷第1期，第36—42页。

②张鹏一编：《河套图志》卷4《屯垦》。

③京都大学文学部编纂：《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蒙古篇五》卷86，第661页。
④[俄]B．A．奥勃鲁契夫院士著，乐铸、刘东生等译：《特种类型的沙堆——群集沙》，《砂与黄土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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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成大域”①，从陕北砂子的粒径为0.5～0.05mm，粉砂粒径为0.05～0.002mm来观察，也存在类似这样的堆积。

作为并非“沙草并存”现象的一个反例，是1973年夏天经过试掘的内蒙古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大口遗址(黄河北岸，东北距马栅公社约7公里，对岸为山西河曲县)，此处的文化堆积被分为6层(原文有图3表示)，堆积物属于另外一种情况②：

第一层
耕土层，经过犁耕，土松，色黄，厚12—20cm。

第二层
黑色土，内含炭质较多，土质较为疏松。厚12—35cm。该层内陶片多，很破碎。M1—M3都在此层下部露口。

第三层
灰褐土，土质较硬。内含陶片较多。厚30—60cm。 F1的白灰居住面在此层的上部；W1、W2、W6在此层露口。

第四层
灰褐土，土质硬。厚30—50cm。F1的房基在此层内；W3、W4、W5、 W7在此层露口。
第五层
灰土层，厚30—95cm。
第六层
黑褐色土，厚20—90cm。
考古学者辨别的地层及其文化堆积情况，虽不似地质学者那样注意古环境问题，但地层内无沙却是容易辨认的，南临黄河的大口遗址尽管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南缘，据资料，它距有沙漠的地方不过20余里，却并不是毛乌素沙漠的分布之地，而是比较持久的耕作地，这通过地层堆积物质就可以判明。
自B．A．奥勃鲁契夫使用的“群集沙”一词，纯为自然内容，类似的风沙地貌已为灌丛沙堆一词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灌丛沙堆形成中的人为因素。野外考察发现沙漠中许多古城址周围、古垦区都分布有大小不等的吹飏形成的灌丛草堆，这些沙堆都不太高，一般1—3米许，其迎风坡生长柽柳、白刺等灌丛。灌丛草堆大多是古垦区荒废弃耕后所形成的，它实际上是古绿洲的标志，可以形象地称其为“大地的伤疤”③。在边界带，当地表的保护层被破坏后，受风的吹扬作用出现灌丛沙堆，但由于该层之下的古风成砂远不及北部的埋藏厚，沙源有限，故以出现片状的不连续流沙为特点④。边界带地区的降水保证了一定的地表径流，地面砂土和植物残碎根叶在弱风力下堆积成灌丛沙堆，如果在人类活动后废弃的地方出现这类灌丛草堆，里面应当有被风裹胁的人类生活废弃物。目前对此还缺乏调查，不能指出这种沙堆分布的具体地域，与自然形成的灌丛沙堆有何成因上的差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塔尔沙漠(Thar Desert)中部和东部雨量达300—400 mm，多为固定半固定沙丘，其中抛物线沙丘的形成可能与历史时期以来人为干扰有关，调查中可以对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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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凯拉原著，(蒲城)李协译：张相文编订《大块之特象》，中国地学会地学丛书，卷2论丛，1928年铅印本，第39—40页。
②古发习、马耀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4期，第308—319页。
③李并成：《追忆恩师王北辰教授》，《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228页。
④孙继敏、丁仲礼、袁宝印：《20008．P．来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问题》，《干旱区研究》1995年第18卷第1期，第36—42页。

C．B．卡列斯尼克认为：“毗邻的景观在其共同边界上最频繁地相互影响。因此有时由于一个景观的某些要素深入另一景观，景观之间的界线往往不够明显，好象冲洗过一样；有时在景观之间形成具有混合特征的过渡地带。”①

无论是就时序变迁，还是从资料进行反演考察，毛乌素沙地的形成过程已比较清楚了。第四纪以来，泥炭沉积、沙地、黄土三者在相同或不同的地形部位混合演替，演替之中是以某种沉积或堆积为主要形式之时，都不能排除其它物质形态的存在，过渡带上的草地从南向北视地形、水源条件呈条状或插花状分布，沙地则视风力、地形条件呈条状或斑块状分布，而城市聚落景观则尽显过渡带上的地理色彩。
总之，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关键位置上，国内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非常关心这一地区环境变化过程的研究。本文在传统的历史文献分析研究中加入了第四纪地质学野外调查及实验分析结果，认为这一特定地区环境演化具有快速多变的特点，人类作为自然—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相当积极地参与了环境变化过程，只要具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湿润气候条件下允许的发展机会，人类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以上研究还表明，历时500多年的人类活动(农业垦殖为主)，部分造成高原“就地起沙”的沙化现象，却是在地质时期松散的沙物质基础上形成的，环境变迁研究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能忽视对自然背景本身的细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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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联]C．B．卡列斯尼克：《普通自然地理简明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原版1957年)，第124页。

[中国古代史] 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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